諫言保障房

　中國正在建設著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保障性住房建設項目——中央政府於2011年初提出了五年內建設3600萬套、2011年建設1000萬套的宏大目標。

　　截至目前，官方組織的中期評估結果尚未公佈，但這項被認為將惠及上億中低收入人群的龐大民生項目，建設中已屢屢暴露出資金、土地、分配公平等問題，不僅讓地方政府深陷資金和道德困境，也令公眾充滿疑慮。

　　2012年8月7日，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在北京舉辦「中國保障性住房政策國際研討會」，長期研究住房保障的中外學者以及相關的土地、建設部門官員們悉數到場，諫言保障房走向。

　　與會者的理論共識是，中國的住房保障體系雖然初步有了大體的框架，但仍具有應急性、臨時性特徵，尚未形成長期、穩定、成熟、有效的機制，「完善保障房『頂層設計』」，被認為是今後保障房良性發展的前提。

指標錯配

　　按照計劃，「十二五」期間，中國將建設保障性住房3600萬套。這個指標遠超「十一五」期間1630萬套的總量。由於中央採取的是指標層層分配的計劃模式，實際建設中出現了諸多問題。

　　最明顯的表現是供給與需求的錯配。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在《保障房問題研究》報告中指出，由於城鄉之間、東中西部地區之間、各省市縣之間經濟發展的水平和特點不同，各地的人口面積不同，對保障性住房的需求不同，難以用統一的模式來限定和規範各地保障性住房的建設。

　　比如東西部之間存在需求差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任興洲認為，中西部的問題是缺錢，因為大部分地區是吃飯財政，同時需要保障的規模大於東 部地區，建設任務更重，但2011年建設的1000萬套保障房中央只拿出1310億元來支持，實際上攤到各地只是「撒了一些胡椒麵」。東部城市保障房建設 的最大難題則是土地供給，儘管國土資源部在落實保障房用地上要求「應保盡保」，計劃單列保障房用地指標，但事實上新增建設用地指標按照行政區劃分配的方式 並沒有改變。

　　此外，大中小城市之間也存在指標配給錯位。中央經濟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即指出，在一些特別需要保障房的地方，像長三角、珠三角的大 城市，這些地方按行政區分解指標建設保障性住房來看，供給不足，而一些人口較少或者人口淨流出的中小城市面臨建成以後沒人住的問題。

　　這種不合理的指標分配，導致地方政府壓力過大。清華大學教授鄭思齊認為，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責任分擔機制不合理，中央政府投入較少，依然以地方政府投入為主，導致地方支出壓力巨大，房地產調控造成的土地出讓金大幅下滑，各地資金缺口頗大，無法有效推進保障房供給。

　　江蘇省無錫市委副秘書長王安嶺調查發現，迫於中央政府的目標要求，有些城市採取 「短腿補缺」、填空湊數的辦法，把政府公租房、經濟實用房、拆遷安置房、定銷商品房和特困保障房等全部納入保障性住房範圍，其中定銷商品房和拆遷安置房佔 了較大比例。保障房結構比例、供給價格與城市中低收入群體的基本需求結構不相適應，失卻了城市保障性住房體系的應有之義。

　　其結果導致部分符合廉租房保障家庭「可保未保」。如鄭州市2012年4月出售的三個樓盤、6000多套安居房，最後購房的申請對象不到60戶。原因在於3000元/平方米的房價超出了這部分群體的實際承受能力，沒有起到保障基本住房需求的應有效果。

分配錯位

　　大規模建設的保障房，究竟是保障的哪些群體？

　　毋庸置疑，流入城市的農民工群體是對保障房最有需求的，但他們卻被長期排斥在保障房之外。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陳清泰指出，長期以來，保障 房政策對象侷限於城市原居民，但大多數城市常駐居民已經通過過去的福利分房和1998年以來的商品住房市場解決了住房問題，到2010年自有住房率已經達 到89%，無房戶是少數。

　　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看來，能夠在城市穩定而有尊嚴地居住，已經成為億萬農民工最迫切的要求，中國的住房保障政策難點和重點都在農民 工身上。根據他的測算，這些想在城鎮定居的農民工，有六成希望在地級市以上的大中城市定居，有四成希望在縣城或者小城鎮定居。但現在市場的房價、房租遠超 他們的支付能力。韓俊稱，大多數農民工能夠承受的平均商品房的房價是2214元/平方米，這跟農民在家蓋房子的價格差不多，也可以在小城鎮、縣城買房子； 農民工可以承受月租金的平均水平是一間屋子292元，但這在北京連一間地下室的床位都租不到。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巴曙松強調，不把農民工納入到整個住房保障的制度框架裡，產業轉移和城市化進程可能會受到制約。反之，則既可能對中部省市產業和經濟結構產生積極影響，也會對中部省市加速城市化平衡消費和尋找增長新的驅動力提供條件。

　　但不同城市，對將農民工納入住房保障體系，顯然有不同的考慮。國家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陳淮即擔心，在北京每多建一套保障房，會引來三戶半符 合這樣條件的人流入城市，如果不能在大中小城市結構合理調整上下大工夫，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保障性住房將越來越緊張，永遠不夠住。

　　韓俊認為，應逐步將符合條件的農民工納入城鎮住房的保障體系，鼓勵農民工回到縣城和小城鎮去定居；鼓勵把符合條件的農民工納入住房公積金制度；完善包括土地、農資、稅費等在內的農民工住房支持政策。

　　事實上，在現有的體系中，保障房也並沒有完全配給最需要的群體。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張曙光即指出，中國的保障房名目很多，從經濟適用房、公租 房、共有產權房、廉租房，這裡面亂相也很多，「比如說官員的住宅和軍官的住宅算不算保障房？所以現在有三四百平方米的保障房」。

　　為了緩解建設壓力，一些地方政府將保障性住房的任務分配給大型國企，陳清泰認為，這雖然有助於完成任務，但也引發了人們對又一輪的福利分房和體制回歸的擔憂。

重構「頂層設計」

　　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副巡視員王全斌指出：「保障房現在存在的問題是方方面面的，最突出的是『資金、土地和管理』，但從大的體制和機制上說，是『頂層設計』不夠。」

　　住建部一位官員也認為，如何使保障房可持續發展，確實需要從住房制度的「頂層設計」和法治建設尋找出路。從國內外的實踐看，住房保障不僅要在技 術層面回答到底是補磚頭還是補人頭、到底提供實物還是提供貨幣、到底解決產權還是使用權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在「頂層設計」上回答「保障誰、怎麼保、誰來 保」的問題。

　　該官員強調，住房制度應堅持市場供給與政府保障相結合，以市場供給為主的政策；滿足基本住房需求，購置與租賃相結合，同時鼓勵自住型，節能省地環保型和小戶型的政策。

　　眾多學者也建議政府要退出保障房的投資和經營。張曙光認為，中國政府一開始並沒有提供保障房，大規模人口進城以後，將城中村、小產權房發展起 來，這實際上是市場提供的保障房，但政府現在不承認它合法性，又要蓋那麼多保障房。以北京為例，北京市現在需要保障房建設資金1000億元，但政府只能拿 出50億—100億元，既然只能拿出那麼一點來，為什麼要蓋那麼多？其實這是政府在擴張權力。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裴長洪則指出，政府主導保障房建設，不等同於政府自己來建保障房。國際上許多國家的保障房都由市場來運作，政府不僅要 讓投資者收回投資，而且還要使其獲得合理的利潤；而一些公共租賃住房也由民間的租賃公司經營，實行准市場租金。這些制度安排，都是為了保護投資者經營保障 房的積極性。被保障對象支付能力和實際房租價格之間的差值，則由政府按人頭來補貼，未來可以以社保為基礎來確定得到政府補貼的人群，這應是住房保障的一種 較理想模式。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劉志林也認為，「保障性住房政策不等於保障性住房建設」，政府直接運營租賃型保障房的模式不可持續。她建議以私營或社會性租賃機構作為租賃型保障房的主要供給和管理者，探索補供方和補需方相結合的政策模式。

　　麥肯錫（上海）諮詢有限公司全球董事合夥人張海濛則提供了美國的經驗借鑑。「美國從一開始就在全國層面立法，地方也有相關的辦法進行補充，嚴格 法律監管。這是政府能夠做到可持續並且透明可控、能夠不斷改進的前提。」他呼籲中國一方面金融上要創新，政策上要創新，另一方面要有基本的法律法規的保 障，「把保障房做成長久的利國利民的事情」。■

　　本刊見習記者王箐豐對此文亦有貢獻

美聯儲加息周期下 “首席”諫言：避免形成人民幣單邊貶值預期

美聯儲加息周期下 “首席”諫言：避免形成人民幣單邊貶值預期

一財網 薛皎 2016-01-10 20:03:00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長、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在論壇中表示，眼下，最關鍵的是維持人民幣匯率在相對平穩的水平上波動，避免市場形成貶值預期，只有穩定的外匯市場、資本市場，才能實現穩定的金融市場這一最終目的。

盛松成、管濤諫言G20：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唯一出路

今年9月，中國將擔任二十國集團（G20）峰會的主席國，而結構性改革則是全球面臨的核心議題。量化寬松（QE）、低利率雖能將各國從危機的水深火熱中救出，但卻再也無法真正刺激經濟增長、提高生產率，而最終長期滯漲的後果是可怕的。

在8月16日舉行的“2016世紀中國論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中國經濟長期增長”上，中國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國家外管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管濤等業內專家匯集一堂，強調了中國采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緊迫性，而這也是今年G20的最大看點。

“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結構調整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坎，是一場綿綿用力、久久為功的持久戰。在這樣的形勢下，必須保持戰略定力，要樹立信心，堅定戰勝困難的決心，避免用‘大水漫灌’的擴張辦法給經濟打強心針，造成短期興奮過後經濟越來越糟。”管濤稱。

盛松成：貨幣政策不可獨行

盛松成表示，本輪經濟下行本質上是有效需求不足、供給結構失衡兩大問題的疊加，應更重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

事實上，與全球各國相似，中國貨幣政策的邊際效應正在遞減。去年以來，中國通過降準、MLF（中期借貸便利）等措施釋放的流動性不小，但企業的投資意願扔持續低迷。7月M1、M2的“剪刀差”繼續擴大到15.4%，再創歷史新高;7月人民幣貸款增加4636億元，其中住戶部分中長期貸款(按揭)增加4773億元，非金融企業及機關團體貸款減少26億元，顯示企業持幣觀望情緒強烈。

這一現狀的成因不乏特殊因素。盛松成稱，例如，去年救市因素擡高對比基數。去年7月，因股市大幅波動，註入大量維穩救市資金，證券業金融機構在商業銀行的存放資金新增9645億元，擡高了貨幣信貸對比基數。扣除這一因素影響，初步測算，今年7月份M2同比增長11%，比上月回落0.8個百分點。

此外，7月實體經濟表外融資合計減少3137億元。其中，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減少5122億元，為2002年以來月度最大降幅，這與監管趨嚴，以及企業間業務往來有所萎縮有關。

(表外融資走低，導致M2增速大幅下降。資料來源：央行調統司)

盡管特殊因素客觀存在，但“剪刀差”不斷擴大的實質性原因仍是企業投資意願低迷。

盛松成稱，隨著貨幣供應量增加，大量貨幣流向企業，但企業活期資金增加並非因為經營擴張，而是企業持幣觀望、謹慎投資。實體經濟制造業投資和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持續低迷。2016年1-7月制造業投資同比增長3.0%，較上月下降0.3個百分點，創2004年以來的歷史最低值;1-7月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僅增2.1%，比上年同期低9.2個百分點，較上月下降0.7個百分點，為2012年一季度首次發布以來的歷史最低值。

(企業持幣待投資。資料來源：央行調統司)

近期，更有眾多分析師指出，大型企業(主要是國有礦商和重型制造商)的委托貸款快速增長，這是一個令人擔憂的趨勢，可能加劇中國的壞賬問題。

“這些非金融（國有企業）不具備必要的專長，無法像銀行那樣經營，評價借款人的資信；隨著經濟進一步放緩，這些貸款很可能變成不良貸款。”惠譽(Fitch)旗下研究機構BMI Research的分析師在一份報告中表示。

當中國企業面對類似“流動性陷阱”時，盛松成認為，中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更有優勢。

他表示，相較於西方國家，中國政府無論在財政政策方面，還是貨幣政策方面，都有較大的決定權，可從中選擇更優的組合。尤其是，中國政府部門杠桿率整體低於發達國家水平。截至2014年底，全國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余額為249655億元，與當年GDP的比為39.2%。

此外，盛松成認為，降稅將比降息更有助於刺激企業投資。“我國企業稅負較重，降稅能迅速增加企業利潤，有效推動企業生產積極性。2013年，我國企業的總稅率為67.8%。”

(中國企業的總稅率較高。數據來源：央行調統司)

值得註意的是，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的財政可持續性具有絕對的優勢，這為財政刺激和結構性改革提供了寶貴的空間。“經測算，可將我國的財政赤字率提高到4%，甚至更高水平(2014年實際財政赤字占GDP的2.1%，2015年為3.5%，首次超過3%)，由此可彌補降稅帶來的財政減收，更好地支持供給側改革，且不會給我國政府帶來較高的償債風險。”盛松成表示。

這主要由兩大原因決定。首先，中國政府債務結構較合理。一是政府債務絕大部分為內債，外債占比很低（2014年我國外債僅占1%，美國43%）；二是我國短期債務占較低（2014年底我國中央政府債務中的短期債務占比為10.1%，而同期美國短期國債和機構債占比達到 31.3%）。

第二，中國經濟和政府收入增長較快。一是較高的經濟增長帶動財政收入較快增加，提高了我國政府債務的可持續性；二是我國國有企業資產雄厚，盈利能力較強；三是我國地方政府土地出讓收入較多，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具有一定的盈利能力。

管濤：長痛不如短痛

其實，縱觀全球，不難發現，不僅僅是中國的結構性改革刻不容緩，美國、歐洲、日本的貨幣政策都已經走到了極限。似乎自2008年的大危機以來，全球除了從危機的魔爪中稍事複蘇，但很難再繼續增長，生產率也持續下挫，如美國大選、英國脫歐、潛在經濟增速放緩等長期風險也在不斷醞釀。

管濤稱，上世紀90年代亞洲經融危機的應對措施以及2008年危機的應對方式截然不同，但後果也南轅北轍，值得各界深思。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由於東南亞各國當時尚無充足的外匯儲備，泰國、印尼和韓國等國家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申請了數百億美元的緊急救助貸款。

然而，IMF對危機國家(韓國、泰國、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除外)開展救助的同時，其嚴苛的附帶條件至今仍為東南亞各國指責：財政緊縮、貨幣緊縮、金融整治、對外開放。

管濤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指出，盡管眾多學者都認為IMF當時做錯了，且IMF本身也汲取了經驗教訓，但正是因為當時的“短痛”，“一兩年後危機國家經濟負增長後轉正，2001-2005年期間危機國家美元計值GDP超過危機前的水平。”

(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整體抗風險能力增強)

(泰國國際清償能力總體改善）

然而，轉視2008年的這場危機及應對，發達國家普遍實行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包括私人部門降杠桿、政府部門加杠桿；歐美日等國家央行實行非常規貨幣政策：從低利率、零利率、量化寬松(QE)走到負利率。例如，日本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QQE(量化和質化寬松)、積極財政政策順利出招，但第三支結構調整之箭遲遲未到，導致如今日本經濟似乎再現泥潭。

危機過去整整八年，如今世界經濟又怎麽樣呢？管濤稱，當前全球金融風險在上升、在轉移：從發達國家向新興市場轉移；從銀行體系向影子銀行轉移；從償付風險向流動性風險轉移。

此外，全球負收益國債已達上10萬億美元；歐洲銀行體系受長期低利率、強監管及經濟波動影響，正搖搖欲墜；受溢出-回溢效應影響，美聯儲還在糾結加不加息；IMF已連續三次調低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值。

管濤表示，亞洲危機國家付出了短暫的代價後，因為財政收支、對外平衡更加健康，匯率更加靈活、儲備更加充裕，才能更好應對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挑戰；而發達國家的危機過度依賴財政和貨幣刺激，迄今未能走出危機，反而形成了對刺激政策進一步依賴。

眼下，若要扭轉局勢，管濤建議，政府不能“閑不住”，應該尊重市場、發揮市場出清的作用；中國作為主席國主持的G20峰會，將結構調整作為重要內容，提出了9個優先領域、48條指導原則、12項細化指標。

此外，供給側是主要矛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加強、必須作為主攻方向。需求側起著為解決主要矛盾營造環境的作用，投資擴張只能適度，不能過度。”管濤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