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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彰化濱海、盛產蚵仔的芳苑鄉,隱身一個世界亞軍。 冷清的斗苑路上,一輛輛從製油廠中開出的四十呎、三十五噸卡車,稍顯熱鬧。每天從這裡生產出的芝麻油,超過百萬噸,被送到美國頂級食品公司Roland、日本知名超市大黑天的架上,以及中國頂級火鍋連鎖商家海底撈的廚房。 這是富味鄉的生產基地,其芝麻油全球銷量第二大(僅次於馬來西亞商嘉里公司)、台灣產量第一大、台灣外銷產量第一大。十一月二十六日,它以三十六元登上興櫃,截稿前(十二月二十五日)收盤價四十一元,與上市櫃共二十五檔食品股股價比較,比它高的只有五家。 就在它登上興櫃時,董事長陳文南人正在非洲衣索比亞首都阿的斯阿貝巴市(Addis Ababa)鄰近鄉下,找尋芝麻。 為了直徑不到○.一公分的芝麻,他飛行十六小時,甚至今年七月在布吉納法索申請成立分公司,帶給該國超過兩百萬歐元(約合新台幣七千六百六十萬元)契作訂單。這動作宣示著,這家成立二十九年的小公司,切入上游原料端,進而築起垂直整合生產、製造的競爭門檻。 「整合一粒芝麻的全球資源,讓芝麻價值發揮到最大,是賺錢的秘訣,」創造台灣第一個土豆(花生)油品牌的主惠實業公司董事長吳武雄觀察。 克服生存危機花生油小廠被迫轉做麻油 二十九年前,陳文南從父親陳百川手中接下家族小油廠,如今它的內銷營收約十一億二千萬元,直逼大廠金蘭醬油。法人預估,富味鄉今年兩岸合併營收可望達新台幣二十四億元;每股盈餘(EPS)近四元,比福壽實業高一倍。 芝麻加工,是個「小池塘」,產量是花生的十分之一、黃豆的百分之一,但富味鄉卻靠著它拿下世界亞軍,關鍵在於:從危機中看見機會。 公司生存是第一個危機。彰化北港、芳苑,是昔日花生油聚落,最盛時地方油廠多達兩百餘家,包括前身是建發製油廠的富味鄉。當時,花生才是主角,芝麻製油的可能性跟它的身影一樣小。 但一九八○年代起了變化。黃豆成本較花生低,能取得黃豆配額的製油廠橫掃市場定價權,再加上工資提升與年輕一代不喜歡吃等因素,花生油銷量逐年遞減,衝擊著小油廠的生存。「要不等著式微、要不轉型活命,」陳文南說。 不甘心父親辛勤一生的油廠遭淘汰,讀書期間就在家族企業幫忙的他發現,有些進口商經常兜售進口芝麻,只要殺價,進口商都願意出售。這讓他意識到,當時還沒人留意的進口芝麻,利潤比花生油好。 而且在當時,政府管制花生進口,但對芝麻進口則無限制,特別針對外銷還有全額退稅優惠。「進口成本壓低,而出口成本也低,兩邊相乘下產生利潤,」看見機會的陳文南決定,切入別人不願意或沒看到的芝麻油領域,同時要轉型外銷。 克服品質危機赴衣索比亞契作穩定香味 只是,要跨進別人不願走的路,無法掌握的產量與品質就是風險。在台灣,芝麻種植不到全部豆類的一%;進口芝麻,雖能透過盤商取得低價優勢,品質卻不能控制在自己手上。 富味鄉副總經理林秀蓉分析,儘管能夠用數據控制芝麻的酸價(AV,游離脂肪酸占油脂脂肪酸比率的對應值,是油品劣變、酸敗的間接指標)、水分比例,「但香味、口感和氣味無法數據化,因為土地水分和酸鹼度對芝麻品質影響很大。」 好幾次,老客戶就抱怨:「麻油都不香!」深諳品質是經營根本,讓他決定親自飛到芝麻最大生產區的非洲,與產地打交道,第一手調度全球約三百二十萬噸貨源,且拿到具有競爭優勢的價格。 這一戰,花了二十九年才攻下。「治安是問題,法語隔閡也是問題,找到願意契作且穩定的小農又是另一個挑戰。?種植地在鄉下中的鄉下,這一趟去先是曼谷轉機、搭乘小飛機到地方城鎮,接著坐卡車才到產地Humera(衣索比亞小鎮)。路,是車子走過才壓出來的,原先並不存在。」他形容。 透過貿易商就好了,何必大費周章?今年二月之前,富味鄉都是透過貿易商採購芝麻,但為縮小貨源供給不定的因素,陳文南寧願先砸資本和人力,換取在兩岸擴大產能的籌碼。 從父親手中接下油廠二十九年,除了二○○六年上海擴廠、購併,當年虧損人民幣一百萬元,其餘年度都有賺錢。二○○二年起導入ERP、KPI管理,七年後發生綜效,也讓富味鄉從過去EPS約在○.四四元低谷徘徊,躍升到兩元多。 挑戰未來成長籌資跨足生技、力拚中國 緊接著,陳文南開始築起第二道成長引擎,拉大競爭距離。為了「玩」透一粒芝麻,四年前,他聘請前台大教授李敏雄擔任新創立生技公司研發總監,至今已開發出芝麻素和芝麻胜肽等生技用品;從榨油到最後的麻粕,都變成商機。 「接軌資本市場,是完成父親臨終前的遺願,」赴非洲二十四天後回國接受本刊專訪的陳文南說。上市籌資是為了培植生技公司,擴大產品線,並擴張中國市場;是否能將「最小玩到極致」的本領複製,正挑戰這家公司的轉型能耐。 |
作為上市公司老闆,自然希望帳目上做得漂亮,給予投資者一個財政穩健的形象,有助於股價表現。即使營運上出現不利影響,也會要求會計師絞盡腦汁「執靚盤數」,以引起廣大投資者的垂註。然而,在財技世界之中,卻有一種財技偏偏反其道而行,老闆不但沒有刻意粉飾,反而特地抹黑公司的財務狀況,使人看起來就對其避之則吉,這種財技就是「種債」。
種債(Debt Poisoning),顧名思義就是大股東刻意在公司的財務狀況中施以橫手,意圖下毒加害,而毒藥就是大堆的債務,而這些債務的債權人,多數都是大股東本人,又或者其他關連人士。當一般投資者翻閱公司年報、財務資料等,只會發現公司欠債纍纍,更甚者可能出現資不抵債的情況,令投資者退避三舍。然而,因這些債務的債權人是大股東的關係,所以即使要清走這些債務,技術上也比較容易處理。當我們撇開公司的重債問題,其真正的投資價值便會浮現,可是一般投資者很難才發現到種債的情況,有時甚至需要查看年報的附註部分才能一窺端倪,難怪普通投資者對種債近乎完全陌生。
可是,大股東種債又有甚麼好處呢?首先,正因其財務資料「走樣」,與直接「趕客」無異,成交自然稀疏,無人問津,這卻有效地減少散戶在佈局初期的參與度。第二,有時公司內裡有著優質資產,股價卻處於嚴重低估狀態,這樣有機會被一些財技高手看中,成為狙擊的目標,進行敵意收購,而公司種有極多債務的話,某程度上會令財技高手減退其敵意收購的意欲。第三,當公司需要進行集資計劃時,往往需要向股東交待集資目的及其用途,種債過後,大股東自然可以「名正言順」地要求股東集資以清走公司債務,實在一舉多得。
相反,當我們發現大股東提早贖回債務,有可能是重新粉飾帳目的部署,完成減債之後,因公司最大的隱憂除去了,帳目回復原來的面貌,殼價自然可以叫得更高。一般來說,大股東可以先集資來償還債務,又或者直接從殼價中將債務總額扣除,新舊主只交收餘額,便把整隻殼完全接手,亦是另一種有可能出現的賣殼方式。因此,當發現一間公司的債務水平出現異常情況,不妨多做一些資料搜集,可能隨時發現到一隻「千里良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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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申報:於執筆時,筆者並沒持有上述股票)
(以上純屬個人意見,並不構成投資建議或勸誘。)
跟癌癥較量,除了勇氣,還需要大量的錢。
文 | 王亞奇
編輯 | 盧旭成 劉建強
由於慢性粒細胞白血病(癌癥的一種),李璇(化名)22歲之後的人生和抗癌藥綁在了一起。
更淒慘的是,只要活著,李璇就得面對終生服藥、每月一次血常規,不間斷的肝腎功能檢查以及每年一次的骨穿。前提是,一切非常順利,一旦出現耐藥、感染、並發癥,治療費用會在極短的時間翻倍。“情況複雜的,可能兩三百萬元就是頭一年的事。”李璇話里充滿了無力感。
李璇是一名北漂,大學畢業來到北京,和所有的有誌青年一樣,做著在大城市通過奮鬥改變命運的美夢。但,車子、房子、出國旅遊……李璇的中產夢在癌癥面前被打碎了。
一
“賣房太正常了”
李璇是2014年10月確診的。
此前,她已連續一個多月低燒,每天早晨起床後,床單上會留下一個濕淋淋的人印,那是整夜盜汗所致。李璇並沒有在意,一直覺得是工作太累的緣故。
由於確診時血小板已經高達2500(創業家&i黑馬註:血小板正常值為100-300),她和家人跑了北京兩家大醫院,醫生告訴她,吃靶向藥之外,需要進行一期小化療。李璇覺得很委屈,“憑什麽是我,我做錯了什麽?”
化療更直觀的描述是輸液,不同的是,化療藥有無色的,粉紅的,玫瑰紅的,天藍的。當它們順著細細的輸液管進入身體,你就只能靜靜地等著各種副作用出現:嘔吐、脫發、骨痛……李璇見過剛從移植倉出來的癌癥病人,大劑量化療後,皮膚、指甲、舌頭都變成了黑色。
那是死神的顏色。
國家癌癥中心2017年2月發布的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癌癥新發病例368萬,占當年全球1409萬例的1/4。2016年1月,國家癌癥中心主任郝捷院士發文,2015年中國預計癌癥新發病例數為429.2萬,死亡病例281.4萬,相當於每天有1.2萬人患癌,7500人死於癌癥。
跟癌癥較量,除了勇氣,還需要大量的錢。
複旦大學青年講師、博士於娟,因患乳腺癌,教授丈夫賣掉了上海的一套房子,買了天價進口化療藥試圖挽救她的生命,但17個月後,她還是留下年幼的孩子去世了。
“因為這個(癌癥)賣房太正常了,真的經濟特別困難的,打完三天化療藥水就回家了。”李璇說。回家意味著,等死。
“我們曾經測算過,2016年一個癌癥患者的年平均花費是31萬元,2015年是25萬元。”抗癌衛士創始人姜作忱對創業家&i黑馬說。但這只是抗癌衛士平臺的數據,事實上大多數人並沒有如此高的支付能力,沒錢的患者可能一年只花幾萬元。
李璇告訴創業家&i黑馬,兩年多來,家里已為她花了近30萬元:一般每次化療需要住院1周左右,3天掛化療藥,同時醫生會開一堆保肝、護胃、護心、消炎等藥物,首次要花10萬元左右。(創業家&i黑馬註:連續化療者,後續每次數千元到1萬元不等)
日常,李璇主要靠吃國外抗癌藥巨頭諾華制藥研發的分子靶向藥物——格列衛進行治療。由於對一代格列衛原發性耐藥,她必須吃2.4萬元一盒(一個月用量)的二代格列衛。盡管針對不同收入人群,諾華與中華慈善總會推出了“買三送九”等活動,但一名符合贈藥要求的患者服用正版格列衛,每年至少仍需花費7萬元。
“格列衛有三代可以選擇,第三代再耐藥了,可能就會出點什麽事,需要用急性的方法來治療。”李璇說的急性治療方式是移植。
這同樣是筆不菲的支出。除了移植前長時間大劑量的化療費用,僅移植期間的進倉押金就需要25萬元到35萬元。“一切都很順利的情況下,移植做下來50萬元吧。”李璇面無表情地說著這些跟自己生死相關的費用。她所描述的都是治療效果非常理想的狀況。期間如果癌細胞又漲上來,一切從零開始。
據《2013年中國腫瘤登記年報》數據,中國每年肺癌、食道癌和胰腺癌的發病人數超40萬人(現在更高)。如服用特羅凱等進口抗癌藥物,每個療程(1個月)費用約2萬元,每個病人一般需要6個療程。服用埃克替尼(國內抗癌新藥),假設降價60%-70%,初步估算,中國這三種癌癥的抗癌藥市場規模即達200億-250億元/年。
和記黃埔執行副總裁、首席科技官蘇慰國曾接受創業家&i黑馬采訪。這位哈佛大學化學博士,有著輝瑞中央研究院16年、和黃7年的工作經歷。蘇博士透露:“肝癌、胃癌在國外很少,很多學者很有興趣,但很難開展研究,因為找不到病人。”空氣、水、食品安全等問題,導致中國排名前10的致命疾病,食道癌、胃癌、肝癌、肺癌均在其中。
中國廣闊的抗癌藥市場吸引著一批華人科學家回國創業。“在中國,真正有效而安全的藥,大部分都是進口的。極少數中國病人能夠用得起這樣的藥。” 蘇慰國說。
二
抗癌藥巨頭生意經
當癌癥患者為治病不得不賣房乃至欠債買藥的時候,抗癌藥巨頭的錢袋滿了。
創業家&i黑馬查詢了部分進口抗癌藥2015年的銷售額。
2015年,美羅華(羅氏)銷售規模為73.27億美元;阿瓦斯汀(羅氏)銷售規模為69.51億美元;赫賽汀(羅氏)銷售規模為67.99億美元;格列衛(諾華)銷售規模為46.58億美元;瑞複美(賽爾基因)銷售規模為58.01億美元。
高銷售額來自超高售價。
創業家&i黑馬查詢寶芝林網上藥店發現,羅氏制藥的“特羅凱”每盒7片裝售價4827元(7天用量),每片售價約為689.57元;諾華制藥的格列衛每盒60片裝售價13000元(15天用量),每片售價約為216.67元。
號稱要給國人研發和生產更便宜抗癌藥的創業板上市公司貝達藥業,主產品是治療肺癌的小分子靶向藥——埃克替尼,2015年銷量為898.1萬片,銷售額為9.13億元。簡單測算,每片埃克替尼的售價為101.64元。
“外國藥企研發一款新藥都是十幾億美金往里扔,平均研發時間8到10年,可能投入一半發現苗頭不對就終止了,幾億美金打了水漂。這些成本肯定要往腫瘤藥上攤,但一款腫瘤藥只對特定型號的病人有效,這個型號的病人有多少?攤到每個病人頭上的價格肯定就高了。”曾任職羅氏制藥,現為易加醫創始人的許逸向創業家&i黑馬解釋,“企業也是要收回成本獲得利潤的,這是很簡單的商業道理。”
抗癌藥研發的高投入和高風險的確是抗癌藥巨頭高價銷售抗癌藥的理由,除此之外,患者分攤的還有巨大的隱性成本。
從事過多年醫藥銷售工作的張華(化名)告訴創業家&i黑馬,抗癌藥的銷售渠道主要是醫院,但售價高昂的進口抗癌藥要進入醫院沒有那麽容易,需要打通科室主任、藥事委員會等關卡。公關和銷售團隊非常給力的情況下,要一兩年才能完成在中國主要銷售渠道的上市。質量參差不齊的國內仿制藥,“你得工作做到位才能給你申請,申請以後,藥事委員會討論時,肯定也會去公關一下,做做活動。各行各業不都這樣嗎?”張華說。
新藥通關,一個常見的情況是開各類學術會議。藥企出費用邀請醫生、科室主任、院長免費參加學術會議;有的企業甚至會投入幾十萬元贊助醫生開學術會議。“這些錢看上去是公對公的,其實是我在捧你,我為什麽要捧你呢?你要是不支持我,我怎麽會捧你?”張華說。
這種公關手段並非見不得光。貝達藥業招股說明書里有詳盡的描述:通過銷售人員組織學術推廣會議或學術研討會,向專家、醫生等介紹埃克替尼,繼而使他們在臨床上對該產品產生使用需求,再由醫院向貝達藥業指定的藥品經銷商采購,從而實現銷售。
為了搞定醫院的關鍵人物,藥企不惜血本。
2015年貝達藥業銷售費用共計3.38億元,用於各類學術會議的推廣費用達2.07億元,占總銷售費用的61.24%。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告訴創業家&i黑馬,葛蘭素事件前(創業家&i黑馬註:2013年7月,葛蘭素史克為代表的藥企,被爆出利用賄賂手段謀求不正當的競爭環境,導致藥品行業價格不斷上漲。因涉嫌嚴重商業賄賂等經濟犯罪,葛蘭素史克中國部分高管被依法立案偵查)監管沒那麽嚴,藥企可以直接請100名醫生去瑞士開會,開會一天,其他時間遊玩,藥企不僅承擔所有醫生的往返機票、住宿、遊玩等費用,最後還給每個醫生發一個大紅包。
監管越來越嚴,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一些互聯網醫療公司的利潤很高,來自哪里呢?藥企!“藥企給它錢,是因為它要給醫生錢。藥企不能給醫生錢,誰說互聯網公司不能給醫生錢呢?”該人士告訴創業家&i黑馬。
帶金銷售也是醫藥銷售人員常用的招數。
這一銷售方式主要集中於國內生產仿制抗癌藥的企業。原因也很簡單,一些過了專利期的抗癌藥在國內有幾十家仿制企業,這些藥大多沒什麽特點,可用可不用。但藥廠已經生產出來了,開了兩條流水線,怎麽辦?答案是,要麽混關系,要麽給錢。
據上述匿名人士透露,北京大醫院腫瘤主治醫師月薪數千元,但正常情況下每月能拿到4萬到5萬,小10萬也有可能。這一數字在創業家&i黑馬向某醫院管理單位人員求證時被放大:“四五萬元/月是偏低的水平,一個腫瘤科的副主任醫生,月入至少十幾萬元。”
在抗癌藥品流通中,醫藥代表也是一個收入相當豐厚的群體。
“醫藥代表日常就是去醫院門診拜訪醫生?”
“肯定不是,現在打擊比較大,陌生拜訪沒有意義,醫生是不會搭理你的。”
“那怎麽做?”
“都是私下接觸,要麽你之前跟醫生很熟,要麽有老人帶你。”至於方式,經常與醫藥代表打交道的李遠(化名)告訴創業家&i黑馬,主要是混關系,幫助醫生處理一些私人事務,節假日送禮等。
據了解,目前藥企及其代理商的醫藥代表主要從醫藥大學和社會招募,是否學醫、學歷高低並不是所有企業考慮的必備要素,部分是從保險等其他學科應屆畢業生中招收,要點是,眼里有活,機靈。他們入行後會被反複培訓相關話術。
抗癌藥銷售人員的薪資有多高?百萬年薪不是夢!
創業家&i黑馬查詢貝達藥業招股書發現,貝達藥業副總裁沈海蛟2015年薪資為24萬元,獎金88萬元,合計112萬元。貝達藥業副總裁萬江2015年的薪資為39萬元,獎金88萬元,合計127萬元。
註意,這只是年薪。
萬江持有貝成投資2.67%的股權,貝成投資持有貝達藥業7.5%的股權。7月7日貝達藥業的市值為237.47億元,萬江持有的股權價值4755萬元。沈海蛟除了持有貝成投資2.67%的股權外,還持有貝昌公司2.87%的股權,貝昌公司持有貝達藥業5.9%的股權,沈持有的所有股權價值8776.4萬元。
沈海蛟於2010年開始在貝達藥業任職副總裁兼銷售總監,今年初,已辭去貝達藥業職務,所負責的銷售管理工作由曾在施貴寶、 賽諾菲、阿斯利康等公司擔任特藥業務總監、區域總經理等職務的貝達藥業副總裁兼市場總監萬江接手。
而據李遠透露,抗癌藥銷售人員年薪百萬並非個例。“高的和低的都有,做得好的肯定是年入百萬,做得差的和一般白領差不多。”
2015年貝達藥業的銷售人員為296人,薪酬總額為9463萬元,人均年薪達32萬元,月薪2.67萬元。一位受訪者曾告訴創業家&i黑馬,這個行業收入溢價非常厲害,一個普通的抗癌藥代,只要能獨當一面,月薪不過兩萬根本留不住。
這只是藥企銷售人員的平均收益。進口抗癌藥進中國醫院前,要經過經銷商的層層加價。創業家&i黑馬了解到的情況是,進口專利藥代理商拿貨價格是零售價的75%,而國內仿制藥省級代理商的拿貨價是零售價的20%到30%,去掉每款藥進入各地醫院的扣率(註:各地抗癌藥藥品招標價不同),仍有極大的利潤空間。
三
賺取蠅頭小利的互聯網玩家
很長一段時間里,天價抗癌藥讓藥企、醫藥代表等癌癥利益鏈上的相關方賺得不亦樂乎。但隨之而來的兩票制、醫藥分家、仿制藥一致性評價等政策出臺,原本暴利的生意遇到了挑戰:1、醫藥分家後,醫藥代表如何更高效地促進抗癌藥銷售?2、抗癌藥專利保護大面積到期,眾多玩家進場,如何保住原有競爭優勢?
藥品之外,一批人試圖用移動互聯網的方式提供抗癌服務。
“2016年我們平臺每個患者的年均花費是31萬,如果我們做得足夠好能降到20萬,我們賺3到4萬,患者省了11萬,這是我們想做的。”姜作忱說。
互聯網玩家們,有的從構建患者與患者關系的垂直社區切入,有的從醫患關系的問診平臺切入,但在商業變現上出奇地一致:為患者提供一個包括診前篩查、找醫院找醫生,診中找藥、海外醫療,診後康複、隨診的整體解決方案。大部分服務由第三方合作機構提供,平臺盈利來自向第三方導流的分成或收取癌癥患者的服務費。
“有些用戶對我們的評價挺精準的,有點類似腫瘤領域的大眾點評。”抗癌衛士創始人姜作忱說。據他透露,抗癌衛士的客單價在840元以上,年初至今營收1000萬元左右。
“你們做流量的方式是什麽?”
“這個不能跟你說。”
“這是秘密?”
“很多人問過我,我的回答是地推。據我們所知,一些互聯網醫療平臺獲取一個腫瘤主任醫師的費用應該是200元-400元不等。”
“你們用過百度關鍵詞嗎?”
“通過百度來的客戶量小,極貴。腫瘤類關鍵詞一個點擊幾百到上千塊錢。我們也打過電梯、車身廣告,都不精準。”
在姜作忱看來,流量是玩轉這個商業模式的命脈,有了足夠的流量,願意合作的醫院、醫生、精準醫療平臺、藥企等會不請自來,“我們是嘗試了很多種辦法才找到現在的方式,當然不能對外講,這是用錢換來的。”
從醫患服務切入的許逸並不認為地推完全不可行。拉醫生也是獲客,更精準的獲客。不過,醫生可以掛名到任何一個平臺上,醫生的病人到底去了哪個平臺,要看誰對醫生的吸引力更大。
除此之外,與保險、銀行、房地產等行業的合作是許逸看好的獲客渠道。比如,養老地產每個住戶會有一張易加醫貴賓卡,由房地產公司統一采購;每個在保險公司買重疾險的人同樣會免費獲得一張易加醫服務卡,分為高、中、低三檔,由保險公司統一采購。
“300多塊錢的卡到保險公司手里已經被壓得很便宜了,也許就是一把傘,一只杯子的價格,測算下來我們不會虧。” 許逸說,保險公司的采購已覆蓋了服務成本。這些癌癥患者會持續在易加醫平臺消費,病人家屬也可以在易加醫做腫瘤早期篩查。
許逸向創業家&i黑馬介紹,目前易加醫平臺用戶數超30萬,2016年下半年開始,易加醫探索商業化,獲得近300萬元收入。今年易加醫的營收目標是2000萬元。
不過,和第三方合作機構的分成並不是易加醫的主要營收模式,他們更傾向於幫助癌癥患者對接醫院、醫生等服務,收取服務費。但是癌癥患者單價高,複購率高,且必須一直為藥品、保健品等買單的屬性使得和第三方合作機構分成的玩家同樣獲利頗豐。“我的團隊如果只有20個人,現在我們的規模只做導購也能活得很滋潤,你別說賺多少,每個人每年拖家帶口出去旅遊三、四次,五年(後)每個人買套房子,是能做到的。”姜作忱說。
但姜所求更大,導購之外,他也在密謀自有產品,比如抗癌管家,比如入股民營醫院。按照他的設想,今年下半年公司營收還能再進2000萬元,他給2017年定的營收目標是,5000萬。
賺錢不是一個追逐的目標,而是一個自然的結果。
從京東創立至今,無論是其本身還是創始人劉強東先生都受到過不少質疑。但不能否認的是,劉強東先生確實按照自己的方法,一步步地把京東打造成他所認為的有價值的公司。這一期,捕Sir整理了劉強東先生及京東成長的經歷,或許你會發現,很多道理看似平凡,但在更長的周期里,能讓企業拉開差距的地方往往正在於此。
一
大學創業
我生長在江蘇宿遷市來龍鎮一個非常貧窮的農村家庭,那個年代我最大的夢想就是做個村長。等到了初中,我拿著攢了很多年的50塊錢,穿著大褲衩、兩根筋汗衫、一雙拖鞋,第一次到了大都市——南京,看到了那個年代最高的樓金陵大廈,高37層。繞著大樓我走了很多圈。
老實說,這個時候我才知道,世界上有比宿遷更大的城市。當我從南京坐船到九江,我就在想北京是什麽樣,上海是什麽樣,還有紐約、倫敦、東京是什麽樣。
後來,我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我的專業是社會學,來到人大的當晚,師哥與我們聊天,他告訴我們大學四年一定要學第二個專業。他說只學社會學,不太好找工作。當時還發生了一件事,大一下學期,室友看上了外語系的漂亮女生,他每天跟著女孩上自習。有一天,他回來後坐在床上,只抽煙不說話。原來當女孩發現他的專業是社會學,就決定不跟他交往了。因為社會學系太難找工作了。
我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所以決定要學第二專業。那個年代,最高深莫測的是計算機專業,但是我們學校還沒有這個專業。
於是自己買書,自學編程,但沒有電腦來練習,我只能把自己的腦子當做電腦:如果我這樣編程,最後的計算結果會是什麽?之後我的一個親戚雇傭了我,給我一臺電腦使用。但我只能深夜打開它,而且一周只能去練習一兩次,我就是這樣學習編程的。
我離開家的那一刻就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就是大學我不能再問家里要一分錢,我必須自己養活自己。在人大我最早是抄信封,後來又跟著別人倒賣圖書,掙錢最多的是編程,寫程序在那個年代是非常賺錢的,因為程序員實在太少了。等到了大四,我想該創業了,那時兜里有二十多萬現金。當時我覺得民以食為先,所以創業最好的是開餐廳,而且我自己是一個吃貨,也喜歡做菜,所以我在大四的時候接手了一家餐廳。
接手餐廳後,我馬上就開了全體員工會,自己還先特意跑到海澱的一個商場里,買了20多塊手表,給員工一人送了一塊,表示心意,然後就開始問大家有什麽困難。原來的餐廳老板讓員工都住在地下室,條件很差,我覺得不能這麽對待員工,就給他們租了有空調的樓房。
另外,當時餐廳老板規定員工只能吃客人剩下的菜,如果想炒新菜,也是炒一些放了很久的菜。我覺得這樣不對,因為假如客人有乙肝之類的病,吃剩下的菜就會傳染給員工,所以哪怕是客人一塊都沒動的菜,收上來也都倒掉,我給員工每天提供兩葷兩素還有一個湯,讓員工吃飽為止。
我大四的時候很忙,一個星期才去幾次餐廳,沒想到最後收銀員、大廚和采購人員竟合夥貪汙,於是餐廳只做了幾個月就關了。最後,開餐廳不僅虧空了我所有的積蓄,還讓我負債累累。大學畢業的時候,我身上就背了16萬元的巨債,我姨父跟著我爸駛船,兩人駛了幾十年攢的余錢,全被我借光了。
我曾思考人到底性本善還是性本惡,為什麽你對員工這麽好,而他們卻這樣對你,帶著這種疑惑我就去了一家日資企業,先後做過信息、物流、銷售等多個崗位,這讓我對企業的管理有了新認識。我逐漸明白,餐館倒閉是自己的錯,因為沒有建立管理結構,沒有進行監督,也沒有建立財務系統和流程。
二
創辦京東
我骨子里是想有自己的公司,大學在做生意上也積累了一些經驗,算是加深了內心創業的想法。當我再創業的時候,首先考慮的就是IT行業,而且必須選擇一個新興市場。因為在成熟的市場里,和大公司比是沒有任何競爭優勢的,所以我選了最新興的光盤刻錄機。到了2001年,全國百分之六十的光盤刻錄機都是我們代理的。
2003年爆發了非典,我迫不得已把所有的門店都關掉,所有的人員都在辦公室、開銷每天都不少,但店面不敢開門,也正是那個時候我們嘗試了網上銷售。當時互聯網很不普及,我們只做了幾十單生意,但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非典結束之後,我還是對網絡銷售很感興趣,就從網上找了Dixons、Newegg、Amazon和POhome四家公司的資料研究,2004年就開了自己的網店。一年以後,我們通過分析線上線下的數據,認為線上一定還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因為它的增長速度太快了。
當時我們連開了三個晚上的會,在公司轉型的時候,如果得不到整個團隊的支持那一定會失敗,所以我希望團隊能真正的理解我、支持我。
剛做電子商務的時候我們什麽都不懂,也不知道什麽是VC。2007年我們銷售量已經比較大了,一個網友在論壇里給我發消息說,老劉,你現在應該融資了。我說銀行不貸給我。當時我想著融資就是向銀行借錢。他說那你找風險投資啊,然後給我發了一大推資料。我覺得找風險投資也挺好的,他就給我介紹了今日資本的徐新。
在見徐新之前,她派了一個助手到我們公司做了大概一周的經營調查。回去匯報了以後,徐新決定跟我見面。我和她講了自己的經營理念與未來發展的思路,她說,「好啊,Richard,我決定投你,要多少錢?」當時我向銀行貸款,想要的是五百萬人民幣,但我想既然是風險投資,那多要點,要兩百萬美金。
她看了我半天說,「Richard,兩百萬美金太少了,我不投的,我最少投五百萬美金。」我當時想,怎麽還有人願意多給錢。過了三天,她給我打電話,說她幫我算了一筆賬,五百萬美金不夠,告訴我大概需要六、七百萬美金。簽協議的時候我們又談了兩個小時,最後變成了一千萬美金。
整個創業過程中我有兩次切切實實感到了恐懼,覺得自己的公司可能要倒閉。第一次是2003年非典的時候,我擔心店關了,生意全部沒有了,但也因此想到了電商。2007年我拿到一千萬美金的融資後,很快決定自建物流。
第二次是2008年,金融危機沖擊非常大,公司急需用錢,我最多一天見了7家投資基金,都問了一模一樣的問題——你什麽時候能賺錢?我說可能好幾年之內賺不了錢,他們一聽這個就不談了。我很痛苦,也有一種恐懼感,一個月的時間內頭發就白了。我恐懼的不是自己的財富會喪失掉,而是想到很多兄弟跟我拼了快十年,從18歲、20歲跟著我,在北京連房子都沒有,公司倒閉了,那他們都白幹了,不知道該怎麽面對他們。我從來沒有流過眼淚,但是想到那種場面,非常的痛苦,是不敢想的。
還好之後找到了懂我的投資人,對京東模式高度理解和認同。很多投資人剛開始搞不明白,現在大部分都知道了,京東做的物流並不是市場上所謂的快遞公司,如果這麽做沒有任何價值。
我們的物流是為供應鏈服務的。市場所有的快遞公司,設計初衷是希望物品不斷搬運,搬運次數越多,它才有利潤空間。京東物流設計之初,最大的初衷就是減少商品搬運次數,這才有巨大的社會價值,必須要把它放在一個完整的供應鏈上去思考,這是供應鏈服務很重要的部分。
一家公司能不能成功,很重要的就是看能不能為這個行業創造獨有的價值。因為我有一個龐大的物流體系,我們是品牌商的服務者,給他門創造巨大的價值,所以他願意和我們分享一些利潤,這背後的邏輯非常簡單。反過來如果連自己的物流系統都沒有,不能幫助廠商降低成本,對供應鏈沒有任何幫助,憑什麽能夠獲取利潤?
我們當時算過賬。投資最多的就是買土地建自己的庫房,一年可能要投入上百億,但是這些本身都是公司的資產,並不是燒掉了,不是像現在一些互聯網公司是真正燒掉的補貼。燒錢一定要燒出核心競爭力,如果燒錢沒有建立任何競爭壁壘,沒有核心競爭門檻的話,那我覺得錢燒沒有任何價值和意義。
任何一家公司,找到自己的定位很重要。我們的定位是什麽?就是京東電商作為一家用技術來為品牌商提供供應鏈服務的基礎設施服務商。
我們今天有將近一半以上的SKU,百分之百由人工智能的方式進行銷售預測和采購,有非常複雜的三級物流網絡管理,所以我們530萬個SKU的庫存周轉天數僅有30多天。但是我們的目標是希望把我們庫存周轉天數控制在20天以內,因為我們只有做到這一點才能夠為我們的合作夥伴和品牌商提供巨大的供應鏈價值。我們認為並不是非要把哪家公司整死、非要把傳統行業幹掉才能成為一家偉大的公司,真正偉大的公司是能夠照顧整個生態系統的。
實際上,零售行業就三件事情:用戶體驗、成本、效率。如果我做的事情能夠降低成本或者提升效率,或者帶來更好的用戶體驗,我們就堅決去做。人類上千年以來零售行業的發展都是伴隨著這三個最核心的要素不斷往前發展,每一次新興的商業模式之所以能夠顛覆或替代過去的商業模式,一定在這三者之間做得更好。
我從第一天起就立下了一個規則,我們只和著名的品牌合作。因為中國的中產階級正在迅速發展壯大,我覺得我做了正確的決定。我看中質量,我必須百分之百保證我們產品的質量。我們需要很長時間去建立一個體系,比如幹線系統、售後服務、交易體系、配送服務。當這個體系建立完成,就可以開放給第三方平臺,這就是我們的模式。
我們提供最好的用戶體驗,這就是我們的武器,當你足夠強大,就沒有人能夠吃掉你。我相信,5年之內我們將超過天貓,成為中國最大的B2C平臺。因為我們一直以來都比他們發展得快,另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我們的用戶體驗比中國其他任何一個競爭者都要好。
三
團隊管理
管人也算是京東過去一個很重要的核心競爭力。如果不能控制這家企業,我寧願把它賣掉。
我堅持認為:企業管理方式沒有好壞對錯之分。民主式、家族式、職業經理人式、現代國際式、農民式,都可以獲得成功。關鍵是你的企業是否形成了特定的文化氛圍,你的團隊是否都理解並接受了某種管理方式,理解和接受你的管理方式才是關鍵。
我們把每個員工的特質分為兩項,一項是能力,一項是價值觀。能力好解釋,就是你做事情的潛力或者你的業績等等。
重點是價值觀。我認為,價值觀實際上是一個人怎麽看待他人,怎麽看待自己,怎麽看待世界,這就是價值。大部分價值觀不存在好和壞,只存在匹配和不匹配,所以我們有自己的價值觀。老實說任何一家公司的價值觀都是老板的價值觀,特別對於一個創業企業,企業文化、價值觀一定是創始人個人的價值觀,二者永遠是匹配的,發生偏離的時候一定會亂。
對於團隊管理,我主要有以下幾點心得:
第一,二八規則在世界上存在,人才結構80%的鋼和20%的金子是相對穩定的團隊結構。鋼是公司核心的員工主體,價值觀匹配,業績較好。有的員工價值觀和你公司的價值觀匹配度非常高,能力也非常強,就稱之為金子。20%的金子,有可能是技術人員,不一定是管理人員。
各部門出事,往往是公司的金子占比過低造成的。而金子太多是不穩定結構,會影響公司發展,薪水等等都是有限的,導致很多金子出去創業,紛紛被挖走。
第二,第一時間要幹掉的就是鐵銹。有一類員工能力非常強,業績非常好,但他的價值觀和你不匹配,我稱這類人為鐵銹。鐵銹口才好,又有能力,腐蝕性強,會成為群體的領導。當他對公司進行破壞的時候會造成很大的殺傷力。全世界最大的鐵銹是誰?希特勒。
第三,避免一個人說了算。我們有一個ABC原則。按照級別C匯報B,B匯報A。兩級人事權,C的加薪、辭退、獎金、股權等等都由A和B來決定。比如說我只能管公司副總裁,招聘一個總監都不需要經過我面試,對於升職、加薪、授權包括辭退等等我都不知道。但是我們公司設立CEO,這是我知道的。
所以按照ABC來講,我是A,子公司下面的副總裁屬於公司的C。這樣就是為了避免一個人說了算,同時旁邊還跟著HR,HR沒有提名權,他不可以跳過A或者B決定給C升職,給他漲工資,但是可以審核。對C的提名都是A和B一塊,A不可以跳過B給C加薪和升職。HR是監督你的決定是否符合公司的價值觀和普遍人事的政策。通過這種制度就避免了公司單一員工決定生殺的權力。
第四,公司原則上不歡迎任何一個管理人員帶原單位的人過來。每個人最多只允許帶原單位的一個人過來,如果帶人多怎麽辦?也歡迎,去別的部門。在你的部門最多只允許帶一個人,公司鼓勵你一個人來。
很多公司是一個部門來一個頭,帶了很多原部門的人。等這個人走的時候,發現這些人都走了,這樣走的時候損失很大,是非常可怕的。
第五,避免公司幫派情緒產生,並且確保公司必須有人員備份,不會因為一個高管人員的離職使業務癱瘓。很多人說我有替補人員也害怕,很容易被替代。但是在京東,我沒有說誰是絕對安全的,我都不是。如果說這家公司業績非常糟糕的話,我是有股票言語權的,但是我沒有非要做這個公司的CEO,每個人要為公司考慮。
四
勤奮努力
回頭來看,我覺得我的創業基因是家族遺傳的,我們家就是做生意的,家人駛船做買賣,就像今天京東的物流業務。所以我能從父親、祖父、曾祖父那里聽到很多故事。
早在我上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我爸從單位辭職,和我媽借了2000塊錢買了一條小船重操祖業。那時候我爸是我們村里面第一個出去駛船的,所有村民還在家里種地,他這樣也算創業了。
他們教我如何做生意,如何取得合作夥伴的信任。我和爸聊天時他對我說,「不要炫耀你在做互聯網——你現在所做的和我已經做了一輩子的沒什麽不同」。
我覺得每個人可能都不存在人生巔峰,真正到達巔峰的時候就瘋癲了。我覺得一輩子只要在積極努力向上走就好,我並不希望在某一天的某一時刻達到巔峰,人生只要是一直努力的,你就是一個成功者。
舉個例子,和我父母差不多大的村民,一直在家種那一畝三分地,沒有出去打工,已經五六十歲了。但我看他一輩子就努力種好地,不跟人發生摩擦,也沒有去做任何坑蒙拐騙、偷、搶的事情,贏得了村民的尊重,我覺得他的一生也是成功的。
金錢確實可以改變你的人生,但是大多數時候只會變得更糟而不是更好,這取決於你如何掌控你的錢。在中國,人們剛開始變得富有,很多人變得有錢了以後,不知道如何用這個錢。這就像帶著錢睡覺、工作、吃飯,但是錢並不能帶來任何快樂。如果你有一個夢想,你朝這個方向走下去,達到目標,你將收獲很多東西,不只是錢。在我的經營理念里,賺錢不是一個追逐的目標,而是一個自然的結果。
我雖然說話比較直接,有沖擊力,但絕對不是張狂的人,自己很清楚自己有多輕多重,在這個世界上能夠處於什麽位置。我覺得人真的就像沙漠里的一粒沙。沙漠里有無數的沙子,有的一輩子沒有見過陽光和風,而我只是有幸被風吹起來了,飄到沙漠上面去,有幸看到一次陽光,享受一次風,那就希望短短的生命里能夠有些光彩。
我現在能想到最開心的是有一天退休了,七八十歲坐在躺椅上,可以和孫子孫女說,自己真正奮鬥過拼過了。我沒有超過常人的想法,就是多努力。家里面日子過得好的農民,一定是種地種得最勤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