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前蘇聯解體以來,美國投入數十億美元幫助俄羅斯管控核基礎設施網絡,避免核原料落入極端組織和“危險國家”之手。如今俄羅斯遭受西方最嚴厲經濟制裁,與西方關系緊張。近來一些跡象顯示,俄政府可能就此結束與美國的核安全合作。
《紐約時報》報道稱,俄羅斯已通知美國,明年計劃減少與美方在俄境內保障核原料安全的合作。相關俄羅斯國家核能企業負責人Sergey V. Kirienko向美國能源部部長等美國高官表示,在“當前環境下”,俄政府並未提出明年任何新項目的“構想”。同時,他表達了和其他國家在核安全問題方面開展合作的意願。
上述報道認為,俄方之所以主動減少合作,可能不僅源於今年烏克蘭危機以來俄羅斯與西方關系急劇降溫,也是俄羅斯希望擺脫給外界留下“需要外部援助”的印象所致。
上周俄羅斯宣布,計劃抵制美國總統奧巴馬2016年主持的國際安全峰會。但Kirienko的以上表態首次發出了俄美政府關系日趨緊張將威脅兩國某些實質合作的信號,兩國自冷戰結束後為保護俄境內核原料安全的合作可能受到幹擾。
克林頓執政時期負責監管研究保護俄羅斯境內核原料的哈佛大學教授Mathew Bunn表示:
“二十年來美俄保護俄原料安全的合作真正面臨危險。它會在今年年底終止。我們取得的一些進展可能悄然消失。”
一位美國高官稱,美國仍在計劃與俄羅斯及第三方展開核安全合作,希望說服俄政府繼續在俄境內的合作。
據《紐約時報》介紹,通常美國能源部會與俄羅斯的實驗室或其他機構簽署協議,進行提供安全升級或者培訓方面的項目。這些項目包括:確保減少現有核原料的存放地;讓使用高濃縮鈾的反應堆改用低濃縮鈾;在邊境地區安裝輻射探測的裝置,幫助防止核原料走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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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全國馬拉松賽事數量比上一年翻了一倍以上。(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圖)
“他教給別人的也是錯誤的,你說能不受傷嗎?”
有些學員的跑量,甚至接近專業運動員比賽調整期的跑量。
東京馬拉松主辦方常設醫療委員會,國內大多賽前一個月才開始準備。
真正的高手,跑步都是不戴耳機的,都在留意自己身體的聲音。
一年前的那場比賽,倪震楚能記得的已經不多。心臟驟停後,大腦的短暫缺氧,對他的記憶力造成了損傷。
心率記錄顯示,開賽才跑了兩三公里,他的心率已直逼170,正常的話,這個心率應該在三個小時後出現。而此時,他開跑才二十多分鐘。
當時,所有人都在往前跑,倪震楚也被這種氛圍感染著,並沒有慢下來的打算。
在堅持了三十多公里後,他的心率飆升至190,接近人體的極限,遠超180的紅線。
沒等他意識到危險,心臟已停止了跳動,倪震楚休克倒地。
“第一反應”的急救兔首先發現了他,“第一反應”是一家急救組織,為上海馬拉松提供急救保障服務。賽場上,參賽的急救員也被稱為急救兔。
急救兔馬上呼叫更專業的急救員,心臟除顫配合著心肺複蘇,把倪震楚搶救活了。
事後檢查發現,倪震楚的心臟沒有任何毛病,罪魁禍首還是跑得太快了,這也不是倪震楚第一次參加馬拉松比賽,他應該算得上資深選手了。
經歷了這一遭,已過不惑之年的倪震楚,突然意識到奔跑的危險。
然而,跑者們依然在前赴後繼。中國的馬拉松賽事,數量正呈現井噴式增長。
中國田徑協會官方網站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舉辦的馬拉松賽事尚只有22場,2014年51場;到了2015,全國的馬拉松賽事竟達到134場,比前一年翻了一倍以上。而根據“中國馬拉松”網站統計顯示,2016年,中國馬拉松的註冊賽事高達282場。
熱鬧背後,卻是日益放大的風險。報名人員篩選的隨意性、專業訓練方法和團隊的短缺、不到位的健康防護,乃至最關鍵的急救措施和經驗的缺位,正威脅著馬拉松跑者的安全。
今年的上海馬拉松,報名人數15萬人再次刷新紀錄,比去年多出了三萬人。
沒有人知道,今年賽場上,會不會出現第二個倪震楚。
中國馬拉松人數的壯大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料,在這些新加入的跑者中,有些人其實並不適合這項運動。
這也是讓賽事組織者最為擔心的環節——毫無經驗的新人們。
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運動醫學專科主任李衛平教授曾統計分析過近兩年來的猝死數據。他發現,中國大陸發生的8起馬拉松跑者猝死事件,全部發生在“半馬”賽程。
如果將“全馬”比作專業競技組的話,“半馬”其實就是業余組。
一個需要註意的現象就是,所謂的“半馬”常常被視為跑進“全馬”的臺階,是許多新手的首個項目。
“標準馬拉松運動是長距離、不間歇跑動大於42公里,而所謂的‘半馬’行距也在20公里以上。”李衛平分析,“30-35公里是身體代謝的一個極限點。超過這個極限點,很多跑者就可能產生代謝紊亂、氧化應激等反應,訓練基礎越不紮實、比賽配速越快,反應越劇烈。”而“半馬”對無氧要求更高,無氧代謝產生的乳酸量是“全馬”的兩倍,這對耐乳酸能力和速度耐力提出更高要求。
一個基本要求是——長距離競賽前,需經過全面檢查,且需有長距離跑步的系統訓練。
“如果平時有胸部疼痛或心絞痛、心律失常、心臟有結構性病變、高血壓、血糖異常、過於肥胖以及缺乏長期較高強度運動的人均不宜參與該運動。”
不過,馬拉松賽事並非都設有報名門檻,無論是國際上的六大大滿貫賽事,抑或是國內三大金牌馬拉松賽事,都有部分賽事並不設報名門檻。
其實,猝死前都是有征兆的。“在參賽過程中出現頭暈、嘔吐或者四肢發冷、發麻、胸痛、胸悶、心慌、心悸等,就必須停止比賽,不可勉強。”李衛平表示,這些都是危險信號。
“真正的高手,跑步都是不戴耳機的。”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骨科醫生趙京濤也是一名馬拉松跑者,他觀察過許多有經驗的跑者,發現他們跑步時,都在留意自己身體的聲音。
趙京濤組織了一個服務於馬拉松賽事的公益組織——醫生跑者,他們給受傷的選手提供醫療幫助,並且盯防有猝死危險的選手。
“有時候運動過多了,人都麻木了,神經就會變遲鈍,在大強度的運動下,機體組織的潛能被完全調動出來,身體已經顧不上去反應一些其他問題。這個情況下,可能就會造成受傷之後,卻感覺不明顯。”北京大學第三醫院運動醫學研究所副主任醫師楊渝平分析說,這也是馬拉松容易出現猝死的原因。
實際上,即使聽到了身體發來的危險信號,停下有時候比堅持更困難。
樂瘋跑團創始人梁健在一次馬拉松比賽中,看到一位紅衣男選手狀態有些不對,沒多久就倒地不起。梁健立即上前查看,當時他的眼睛可以睜開,有呼吸,但是說不出話來。
醫療人員趕到後,梁健就離開了,中途排隊上廁所。但過了一公里,又看到有人倒地,上前一看,居然是同一個人。“氣得我真想給他一巴掌。”梁健比賽後談起這件事十分不解,“我就跟誌願者和醫療人員說,一定要按住他,做好檢查,別管他說什麽,千萬千萬不要讓他再跑了。”
“跑步這項運動看起來門檻很低,穿雙跑鞋誰都能跑,但實際上有很多技術技巧在里面。”馬拉松名將孫英傑說,現在跑步熱興起,很多人都想分得一杯羹,結果整個跑步培訓市場魚目混珠。
“就拿壓腿動作來說,市場上的培訓機構教出五花八門的壓腿動作,有的把手放在腿上,有的要伸到腳底下,挺好看,也很稀奇,但這完全是錯誤的。”孫英傑說,自己有學員就因為這個錯誤的壓腿動作,傷到了後臀肌。
曾有跑團團長和孫英傑抱怨,整個跑團沒有不受傷的。結果她發現,這個團長自己的姿勢就是錯誤的。
“看到有些人腳在空中都在畫圈。”更讓孫英傑擔心的是,現在許多人根本沒有掌握科學的跑步姿勢,跑得越多傷害越大。
針對跑步教練的標準也很畸形,跑者們都崇拜跑得快的人、跑得多的人,完成馬拉松數量多就被稱為“跑步專家”,導致有些人一味追求“100個馬拉松”“10天10個馬拉松”。孫英傑很唏噓:“無非是叫你一哥,你自己得的是傷痛”。
“從受傷的幾率來說,馬拉松是一個受傷幾率不低的項目。”楊渝平醫生列舉了一系列跑步可能造成的傷害,例如很常見的膝關節髕骨軟骨病、摩擦綜合征,也就是常說的“跑步膝”。對腳部的傷害更多,例如拇囊炎疼、拇外翻等。
趙京濤用骨科醫生的水準去分析市面上的跑步類文章,發現很多都是錯誤的,甚至包括一些權威媒體。例如,很多人都強調要前腳掌著地,但實際上這種著地方式會給小腿帶來很大的壓力,而所謂優秀運動員的前腳掌著地,實際上是步頻加快後的假象。
2013年,倪震楚開始跑步的時候,還沒有那麽多培訓機構,在他的跑友中,不受傷的也就是一兩個人。為了避免傷病,倪震楚買了很多書,又去找訓練營,“免費的效果不好,花了很大功夫才找到第一個收費的訓練營”。
2015年上海馬拉松,有選手終點線前倒下。毫無經驗的新人們,這也是讓賽事組織者最為擔心的環節。(東方IC/圖)
比起猝死,運動損傷是一種更為普遍的危險,卻罕為人知。
孫英傑在退役後,辦了一個跑步俱樂部,為普通跑者提供跑步培訓。
孫英傑說,當運動員時,她總被催促著多訓練,如今當了教練,她做的卻是,想辦法把學員們的跑量,控制在合理範圍內。
“大家不是跑得太少了,而是跑得太多了。”孫英傑說,有些學員的跑量甚至接近專業運動員比賽調整期的跑量,“以前我在運動隊,最累的賽前調整期,平均每月才跑500公里到600公里,但一些業余跑者,他們一個月的跑量已經超過這個數字。”
“這些跑者還要上班、帶孩子,而專業運動員每天就跑步、吃飯、睡覺三件事。”孫英傑搞不懂,“他們哪來那麽多時間跑步?”
而且專業運動還有營養師保障營養,按摩師每天按摩,兩者的身體負擔完全不同。
“像我現在跑個二十公里,第二天身體都會難受。”但有些人為了在朋友圈曬跑量,為了得到點贊,就瘋狂刷跑量,在她看來,這樣的做法最終得不償失。
她經常得讓學員們把速度降下來。“我們在奧森公園訓練跑步,我帶著大家慢慢跑,但很多人瞬間跑過去,一個比一個快,而且都是些上了年紀的人,我當時就很奇怪,跑這麽快,是想幹什麽?”
在她看來,運動的習慣才是跑步真正的目的,“堅持比跑得快難得多”。
但許多跑者只要跑起來,就很難停下來,並且在傷病的溝通上,他們與專業醫生的分歧嚴重。
楊渝平身邊就有朋友因為跑馬拉松出現了髕骨軟化,他建議要停訓休息,結果對方覺得這簡直“晴天霹靂”。
“他把重要的快樂來源和個人價值的實現,建立在了長跑或者說馬拉松上。這些人賦予了馬拉松更多的意義,加入了很多人為因素和感情,超越了運動本身。”楊渝平沮喪地說。
從2012年參與籌辦第一屆廣州馬拉松,智美體育集團大路跑公司副總經理任俊燊已見證了這三年的發展。作為國內最大的馬拉松賽事組織方,智美體育至今已經舉辦了二十多場馬拉松。
這三年,正是中國馬拉松賽事發展最快的三年。“與其他國家的賽事組織方不一樣,我們不但要組織比賽,而且還要做教育”。
任俊燊坦言目前最讓人擔心的就是新選手,這部分人“安全意識不夠強,對安全問題不太重視”。
每次賽前,最重要的就是要確保各種告知和提醒能傳達到每一個選手。“廣馬比賽,我們要求領參賽包的時候,人一定要到現場,不能代領,這一直被廣受詬病,但實際上我們的目的就是確保參賽須知能到達每一個參賽者手里。”
當選手們走到賽場上,賽事的組織方就成了保護他們安全的最後一道防線。
已經成功舉辦9屆的東京馬拉松,在國際上被視為典範,原因就在於它保持了辦賽至今零死亡人數以及心臟驟停百分之百救活的紀錄。 遺憾的是,中國最早的第一例在賽場上心臟驟停救活的案例,還是發生在2013年的無錫馬拉松上,當時負責救援的是賽事醫療保障組織“第一反應”。從2013年至今,“第一反應”已從中國的馬拉松賽場上救活了10個人。
“其實心臟驟停是概率事件,但決定結果不同的是每個賽事救援團隊的反應速度。”第一反應的負責人陸樂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心臟驟停發生後有一個黃金四分鐘的原理,必須在選手倒地的四分鐘之內進行援救。”
陸樂考察過東京馬拉松賽事組織,發現東京馬拉松能夠保證百分之百救活率的核心在於,它有一個常設的應急醫療工作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從上一屆比賽結束之後就開始準備,用一整年去完善整個救援系統。
但國內很多馬拉松賽事都是從賽前一個月才開始準備搭建醫療保障團隊。
陸樂進一步分析,國內的比賽在救援保障人數上具有絕對優勢,但是救援工作並不能靠人海戰術,救援者的素質很關鍵。“有些二三線城市賽場的救護車里,甚至沒有一些必要的急救設備,像心電監護、心臟除顫設備。”被派去參與醫療保障的誌願者,有很多是衛校的學生,“甚至沒見過AED(體外自動除顫器)”。
實際上,這並不僅僅是馬拉松賽事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國社會急救力量薄弱的體現。“在東京,無論是便利店還是一些小型的公共場所,幾乎都配備了AED,而且大部分人都會使用AED”。
2012年廣州馬拉松上,曾發生過猝死事件,任俊燊說,那一年智美體育幾乎把所有能犯的錯誤都犯了一次,這些痛苦的經歷最終都成了寶貴的經驗。“如果再成立一家新的公司,他們依舊會不可避免地要把我們的錯再犯一次。”
這個行業,需要更多的經驗和時間。
隨著深港通的腳步日漸接近,各界的關註亦在升溫。今日(11月14日),聯想控股董事長柳傳誌就與著名經濟學家巴曙松在深圳探討起了這一話題。
在此間舉辦的弘毅投資2016全球年會上,巴曙松發表了《互聯互通與“共同市場”發展》的演講。柳傳誌提問:“香港股市按照市場經濟的方式運行,而內地A股有時會有一些行政方面的影響。互聯互通以後,會不會把(行政影響)的因素帶到香港股市上?”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的巴曙松表示:“目前兩地監管合作已經深度展開。”
巴曙松舉例表示,香港市場有“老千股”,一些公司可以利用香港市場的制度快速便利地融資,港股市場也確實為很多急需資金的上市公司快速融資提供了便利。如何在港股通里防範“老千股”?巴曙松表示,兩地監管部門在原有監管手段基礎上,又增加了兩項對投資者的保護措施:一是在可投資標的上設定非常嚴格的標準,並且對投資股票池的股票,每隔一段時間就進行重新評估,調整。
此外巴曙松表示,加強對內地投資者的教育,引導投資者深入了解不同市場的規則,這樣可以盡量避免盲目投資。隨著監管合作的加強和投資文化的融合,一個互聯互通的內地、香港股票市場,其繁榮前景是可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