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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司改革前傳：螺旋式回歸 重構環保部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5946

環保部成立新三司，按大氣、水、土等環境要素進行管理。（勾犇/圖）

2012年，美國環保局的預算是90億美元，中國環保部只有6億元；美國環保局總人數是17106人，中國環保部在編人員只有311人。

1973年，國務院環境保護領導小組辦公室成立，彼時已與國際接軌，按照環境要素設置了處室，包括水、氣、固廢與化學品處等。

“打包”的汙染防治管理建制一直延續，這讓官員的“專業化”變得“不專一”：光懂氣的治理還不行，得各個類型汙染物管理都輪崗一遍。

如今，土司不僅是面包，還是環保部一個部門的簡稱。

2016年3月3日上午，一張“水、氣、土三司成立暨幹部任職宣布大會”的照片和司長名單在網上傳開。下午，環保部發布消息，稱在2015年2月，中央有關部門批複同意環保部機構編制作部分調整，不再保留汙染防治司、汙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司（以下分別簡稱汙防司、總量司），設置水、大氣、土壤三個環境管理司。

這是年初環保部宣布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之後，再次對自身管理體系動大手術。

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三司設立後，因“暫不提拔”的考慮，除大氣司司長由現任總量司司長劉炳江擔任外，水司和土司暫由兩位副司長主持工作。三司中氣司的編制最多，並按照空氣汙染來源進一步細分，如管理機動車的移動源、稭稈焚燒的面源和企業排放的固定源等，噪聲也將屬於氣司。

關於更具體的設置，環保部通報稱，由於機構調整涉及面廣，內部職能、運行機制的建立和人員配備完全到位尚需要一個過程，待整個工作完成後再向媒體發布。

相較於外界的熱切關註，在環保部門內部，新三司好似水到渠成，是一種回歸，而非新聞。

水到渠成

當被問起最早何時聽到新三司風聲時，多位接近環保部的人士回答都是“記不清了”，甚至是“提了二十多年了”。

水、大氣、土壤、生物……這些環境要素構成了人類生活環境，也是人類汙染物的排放地。廢氣容易擴散，廢水可以流動，廢渣留在土里降解很慢，不同環境要素的管理差別很大，按照環境要素進行管理是國際經驗，國內也呼籲了多年。

提建議的有民間智庫。2013年初，中國清潔空氣聯盟成立，第一批報告中就有《灰霾防治需要多少“錢”和“人”》。報告提出：2012年，美國環保局的預算是90億美元，中國環保部只有6億元；人員差別則更大，美國環保局的總人數是17106人，中國環保部在編人員只有311人。

“那時候我們探討了多種方案，其中就包括學習美國，按照介質把大氣、水等問題分類管理，有些專家還提出希望中央層面針對大氣問題設立專門的協調小組，比現在的大氣司級別更高一些。”上述聯盟主任解洪興說。

環保部官員也發現了這個差距。2013年，時任汙防司司長趙華林（現任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牽頭制定“氣十條”，赴美國考察時發現，美國擁有一支龐大的專業化大氣環境管理隊伍，大氣和輻射辦公室就有1400名公務人員，加州地方也有上千人專門管理大氣環境。

而當時環保部汙防司大氣處只有3個編制，還借調了十多人。“怪不得外國人說‘中國是環境汙染非常嚴重的，管理大氣的人又最少’，我們是以一當千啊。”趙華林說。

之後，恰逢中編辦到環保部開展黨日活動，趙華林就和中編辦工作人員說起，如果以後希望孩子早點呼吸清潔的空氣，環保部需要增加人手，專門管理空氣質量。

不只是學習國外，出於城市特點和“氣十條”“水十條”的執行需要，地方實踐則走得更早。

北京、廣東、山東等省級環保部門早已按照水、氣、土/固廢劃分了處室。在蘇州，2007年啟動藍天工程時，就成立了“藍天辦”，當時由分管環境的副市長負責。在2013年“氣十條”推出之後，又成立“大氣辦”，已升格為市長負責。在被環保部視為治霾榜樣的太原，這種協調機制的級別則高至省級：省長任全面改善省城環境質量指導協調小組的組長。

地市級層面，也有和三司完全對應的三處。2015年，常州市環保局新成立了水處、大氣處和土處。2016年3月10日，常州市環保局相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市編辦已經同意增加編制，正在安排人員到位。

從要素管理到“打包”管理

“歷史發展到現在，環保部門經歷了螺旋式的變化，最終還是回歸到了最初的要素管理。”環保部原總工程師楊朝飛感慨，他1978年即進入環保系統工作。

在老環保人看來，三司成立是一種回歸，提起環境要素管理，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從1970年代中國剛開始成立環保部門說起。

1973年，簡稱國環辦的國務院環境保護領導小組辦公室成立，彼時已與國際接軌，按照環境要素設置了處室，包括水、氣、固廢與化學品處等。

1982年，環境保護局成立，但一直隸屬於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1988年獨立出來，成為副部級的國務院直屬機構。這是環保部門第一次升格，級別提高了，機制也需要調整。楊朝飛記得，環保局要從二十多個處並成九個司。在時任局長曲格平領導下進行了機構改革。

和規劃司、人事司等並列，囊括了水、氣、聲、渣等環境要素汙染防治的汙染管理司成立了，成為局里最大的司級部門。“當時覺得都是汙染物，就歸到一起吧，沒有意識到不同環境要素的汙染都是不一樣的，沒有充分重視環境保護要精細化管理。”楊朝飛說。

1998年，國家環保局升為正部級的國家環保總局，2008年升為環保部，“打包”的汙染防治管理建制卻一直延續。這讓汙防系統的官員的“專業化”變得“不專一”：要當汙防處處長，光懂氣的治理還不行，得各個類型汙染物管理都輪崗一遍。

1988年的機構劃分還給土壤汙染防治留下了問題。由於汙染管理司承擔了太多的職能，土壤汙染中，只有工業場地汙染劃給了汙染管理司。因為農村既有生態保護的問題，也有土壤汙染問題，農村土壤汙染就交給了剛剛成立、工作量略小的生態司。

直到現在，從環保部的網站仍可看出：城區土地汙染防治工作設在汙防司固體廢物管理處，農村土壤汙染防治則在生態司農村環境保護處。

“土壤汙染不能按照城市和農村割裂開來，也分不清。農村的很多汙染是城市汙染、垃圾、煙氣排放造成的，得從源頭解決。”楊朝飛說。

從1993年起，楊朝飛擔任了十多年的生態司司長。他認為，這種割裂的機制對於即將出臺的“土十條”，乃至土壤汙染防治立法都是阻礙。

新三司成立後，城鄉土壤防治都將納入土司，土司的處室也將按照土壤、固體和化學品管理等分開管理。

反思總量制度

2016年3月11日，環保部部長陳吉寧在全國人大答記者問時，回應三司改革的目的：要強化以環境質量改善為環保工作的核心，通過水、土、氣三個有明確質量要求的環境介質作為核心業務司。

三司成立的同時，汙防司和總量司也隨之撤銷。這也意味著，我國環境管理的重心從總量控制轉向環境質量改善，從粗放走向精細。

作為曾經的總量司司長和汙防司司長，趙華林表示撤銷這兩個司並非說明這兩個司的工作不好，而是因為成立三司後，原來兩個司的職能剛好可以合並。

趙華林察覺到，雖然一直“打包”在一個司，但汙防部門的名字也經歷了“汙染管理-汙染控制-汙染防治”的變化，代表著汙防工作從建立規章制度到開展汙染控制措施，從被動走向主動的過程。防治對象也從過去是常規汙染物、向高毒的難降解汙染物轉變。

總量控制制度早在1988年就被提起，1996年開始實施。因“十五”的汙染減排目標沒有完成，“十一五”期間，二氧化硫和COD這兩項汙染物第一次被列入約束性指標，環保總局與各地簽訂了責任書，由此開啟了總量控制受到地方政府高度重視、環保系統傾力而為的減排歷程。

為何總量減排任務完成，但是公眾卻不能感受到環境質量改善？趙華林表示，總量控制的工作並非不管環境質量，在考核總量控制的四個標準中，其中一條就是改善環境質量。

“在一個人快要不行的時候，先要穩住心率。對於環保而言，先抓COD和二氧化硫兩種主要汙染物。”趙華林打了一個比喻，“等到心率穩定了，再增加血壓、血糖等指標，比如PM2.5。不能說穩住心率就和治療沒有掛鉤，總量控制就和質量沒有掛鉤。”

關於總量制度的得失，環保系統有多篇論文進行了探討。“十三五”期間，總量制度並沒有被拋棄，探索區域、流域、行業的總量控制模式、實行以許可證為載體的企事業單位總量控制已是業內共識。而三司改革正是這種共識的一個體現。“歷史發展到這個階段，這樣的改革是比較好的選擇。”趙華林說。

錢不是問題，人少才是問題

談及三司改革時，盡管美國環保局的機構設置被提到的最多，目前我國的三司機構設置和美國仍有很大區別。

首先是機構和法律的對應關系。美國環保局的機構設置由法律授權而來，比如大氣與輻射辦公室是主要為了執行清潔空氣法案和原子能法案，水辦公室主要為了執行清潔水法案和安全飲用水法案。

雖然三司設立後更有利於“氣十條”“水十條”和“土十條”三大戰役的落實，目前的三司機構設置跟法律的對應關系並沒有那麽清晰。

“中美的環境管理差距不在機構改革，而在依法治理環境。如果能夠嚴格執法，環保部改不改問題還真不大。”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副教授張俊傑說，“在當前的法治環境下，也只能進行政府機構打補丁的改革方式，改進政府效能，彌補法治的缺失。”

另一個區別則是人的數目。除了國家級環保局的環境要素管理部門，美國在波士頓、舊金山等地設置了10個區域辦公室，劃片管理各州的環境問題。比如管理加州的第9區辦公室，其中也設置了水、氣、土等職能部門。

相較於美國上千人的規模，環保部新三司目前的人員數目並未增加多少。在地方上，雖然多地早設立了大氣處，但人員數目乃至專業素養還遠遠不夠。“很多大氣辦只是解決了領導重視的問題。並沒有解決人員緊缺的問題。”解洪興說，“領導重視，大氣處處長要匯報的次數多了，真正幹活的人依然不多。”

例如在落實“氣十條”的行動措施時，讓各地負責大氣汙染的處長處處長心里沒底的是，做了這麽多工作，PM2.5到底能降多少？結論可以通過源清單、模型模擬等預測得出，但計算過程相當專業，大氣處很難辦到，只能委托高校和環科院、環規院等專業的技術團隊來做。

“目前看，相比”錢不夠”不是問題，人少才是更嚴峻的問題。專業人才不足，問題研究不清楚，不知道如何做才能有效果，如何才能成本效益最大化就不敢花錢。應該把更多的資金放在‘軟件’建設上，幫助省市形成專業團隊，把落實方案做好讓更多的專業人把錢花出去，做方案。”解洪興說。在無法擴充政府的專業人員的前提下，這些工作可以放開給更多的環境服務公司來做。

設立三司只是捋順職能的第一步。如陳吉寧答記者問時所言，這項工作涉及面非常廣，不僅僅是兩個司變三個司的問題，還涉及一些流程的重構、與其他改革的銜接，比如環評制度改革的銜接。

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三司的職能也將包含更多的內容，例如原屬於科技標準司的行業標準制定也將按要素劃歸給三司。

宏昇，從豪華遊艇做到拉法葉艦 中小型螺旋槳全球霸主　來自屏東！

2016-06-06  TCW

從車床學徒到董事長，鄭正義把美英軍方、世界遊艇大王變客戶，手握兩項關鍵技術，他的目標是潛艦國造商機。 想像你航行在汪洋大海，搭乘一艘長度一百六十七公尺的超級遊艇，不僅有電影院、游泳池等標準配備，連直升機停機坪都有兩個，甚至還有一艘迷你潛艇，需要至少五十名船員操作。 這不是電影場景，而是在俄羅斯石油鉅子Roman Abramovich的私人遊艇上。這艘曾是世界最大的超級遊艇「日蝕號」（Eclipse），造價達新台幣一百三十億元，其中最重要的動力來源，竟是來自台灣的宏昇螺旋槳。 走進屏東縣新園鄉的宏昇公司，令人難以想像的是，這間毫不起眼的鐵皮屋工廠，正在為拉法葉軍艦、世界遊艇大王等客戶，設計製作螺旋槳。它，也是目前五米以下螺旋槳，全球市占率第一的冠軍品牌。 公司資本額只有二千五百萬元的宏昇公司，去年營收六億七千六百七十萬元，在全球中小型船用螺旋槳市場獨占鼇頭，客戶包括美國勞斯萊斯、日本川崎重工，以及英美軍方，並在二○○九年，以外銷二十七國的實力，獲得國家品質玉山獎傑出企業獎的肯定。 初試啼聲，測速比日貨快宏昇董事長鄭正義，予人港都男兒樂觀海派的印象。在高雄旗津從最基層的車床學徒做起的他，在一九七○年代偶然看到日本製作的螺槳，對其工藝大為讚嘆，在高利潤的吸引下，決定和三位手足共同創業，一頭栽進螺槳領域。 沒有資金、缺乏專業，一切從「零」開始的他，從尋找良師著手。憑著學習的熱忱，感動了日本螺槳代理商，並在國內專業人士的協助下，前往日本見習螺槳的設計及鑄造，並將專業技術帶回台灣。 鄭正義回憶，七○年代末期，有日本業主用了宏昇所做的螺槳來造船，在交貨實船測試時，船速竟然比先前日本製的螺槳快了一節（按：船的速度以「節」來表示，等於船每小時行走一海里的速度），宏昇就此打開知名度，國內外訂單紛紛湧入，為公司營運奠定良好基礎。 「螺槳之於船，就像汽車的輪胎一樣，如果做不好就難走，」鄭正義說，造船三大重點包括船體、主機和以螺槳為首的推進系統，其中螺槳所占的成本最少，但卻是船隻最重要的關鍵，掌握著船隻的性能及效率。 單靠鑄造螺槳的技術，還不足以收服頂級客戶。 「宏昇能做到世界級的競爭力，在於重視研發，」中信造船集團總裁、台灣區造船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韓碧祥，對主要供應商宏昇讚聲連連。 先看研發力：做螺槳已經四十一年的宏昇，找到最關鍵的市場缺口來投入研發，再用專利把分眾市場區隔，所以同時可以吃到包括漁船、遊艇，以及軍艦的訂單。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名譽教授、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執行長柯永澤說，船舶仰賴螺槳提供動力，而震動和噪音是極難克服的問題，為了找到解方，鄭正義與海大合作研發，朝低震動、低噪音的高端螺槳鑄造技術邁進。 拚贏德荷，跨入高速快艇這條研發之路，鄭正義走了十八年，他同時也借重海大的研究，主攻螺旋槳的葉片形狀設計。 「螺槳葉片的設計，原本應該是造船廠的事，」擁有四十年造船實務的台船總經理陳豊霖說，但鄭正義「頂真」（台語的「認真」）的精神，投入比同業多出一倍的研發人力，設計出新翼型的螺槳葉片。 鄭正義指出，新翼型螺槳的設計，能讓葉片上的壓力分布很均勻，讓其效能比一般螺槳高出四%至五%。 宏昇設計部經理張佳騰說，新翼型葉面就像攤平的手掌一樣，有平坦、隆起等不同的斷面，和美國NACA（美國國家航空諮詢委員會）螺槳的翼型相比，在模擬三十六節船速的測試時，NACA螺槳仍會產生空泡，造成震動和噪音，但在同樣的測試條件下，新翼型則幾乎看不到空泡。 「高手之間差的就是這四、五%，」柯永澤說，這可是宏昇贏過德國、荷蘭等大廠的關鍵，目前全球新造的快艇螺槳中，就有四分之一使用，在宏昇登上世界冠軍之路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張佳騰指出，中信造船承作海巡署五百噸巡防艦時，原本選用荷蘭廠商的螺槳，但在實船測試時，無論是船速、震動和噪音，都無法達到合約的要求；在交期和罰金的壓力下，中信臨時換上宏昇的新翼型螺槳，才順利通過實船測試，趕上交船期限。 抑制震動，從飛機獲靈感另一項突破性的端板螺槳設計，則是鄭正義應用飛機螺旋槳原理的結果。 做了螺槳之後，鄭正義碰到各形各式的螺槳都會充滿好奇心，一次搭飛機從小小的窗子看出去，發現「飛機螺槳葉片的尾端會翹起來，」鄭正義說，這小小的不同，其中的原理，之後經過他開始探索，發現最大的功能是讓螺槳在高速飛行時，不易產生震動，於是開啟了另一次發現之旅，與海大合作研發，找出能抑制螺槳震動力最好的設計，申請到專利後，再交由宏昇製造生產。 柯永澤說，螺槳在水下高速轉動，被攪動的水流會產生氣泡，這就是螺槳的最大敵人「空泡」，不僅會侵蝕螺槳葉面，留下大大小小的傷痕，也是震動和噪音的來源。「螺槳葉片若是受傷嚴重，甚至會有斷裂的風險，」宏昇副總經理翟惠萍說，宏昇足足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在端板螺槳上裝設測速器及測音器，實船測試減震及降噪的效能。 「端板螺槳的震動和噪音，大幅下降六成，」鄭正義自豪的說，依據實測結果，傳統螺槳是一百二十五個單位的震動量，但改用端板螺槳後，震動量大幅降至二十五個單位，「效果驚人，連我們自己都嚇了一跳。」張佳騰說。 減低噪音，也是台船董事長賴杉桂口中，宏昇能做到「世界級」的關鍵能力。 螺槳的靜音能力有多重要? 潛在海面下僅僅三百公尺，連遠在二十公里以外的手表秒針轉動的聲音，都能被偵測得到，更遑論高速轉動的螺槳。而宏昇的高性能螺槳，運用銅鎳合金等特殊材質，敲擊後人耳聽不到音頻，加上減噪功能，能解決被敵人追蹤鎖定的問題。 不只軍艦，商業應用也要創新。為提升螺槳葉片加工精準度，宏昇添購CNC（數位化電腦機器加工設備）翼面加工、數位化量測設備，將螺槳誤差值降低至○．○○一公厘，精度要求已超越ISO484 S class最高等級的要求。 由於震動會影響主機穩定性、人會感覺不舒服易暈船；噪音則是影響軍艦匿蹤的安全性、人的心理上易煩躁，這兩個重要關鍵技術克服之後，等於訂單不請自來。 宏昇將螺槳設計的突破，分別推廣到軍艦、研究船、漁船和豪華遊艇上，讓不同領域的客戶都很滿意，一傳十十傳百，手上訂單常年維持「滿檔」的狀態。 心中有夢，進軍國艦國造打遍天下船舶市場，一身「博士級」本領的鄭正義，心中還有更遠大的夢想。 「這是我們做潛艦的熱身，」鄭正義說，通過具有國際公信力的認證，讓他更有信心和把握，盼練了大半輩子的功夫，能參與「國艦國造」的巨大商機，要證明自己有螺槳界「博士級」的實力。 不過，宏昇的產製能力仍須 提升，如果未來海軍開出的螺槳規格超過五米以上，宏昇仍有擴充廠房設備的挑戰，包括吊車、鑄造設備都要再添購，才能迎戰美國、荷蘭等製作大型螺槳的廠商，但鄭正義已發下豪語，只要國艦國造政策能落實，他將不惜斥資擴廠，來完成畢生的夢想。 【延伸閱讀】外銷27國，效能超越德荷日大廠—宏昇內外銷比率 德國25% 美國25% 日本10% 國內20% 其他20% 資料來源：宏昇螺旋槳公司 整理：林淑慧 【延伸閱讀】做到潛艦同等級靜音，讓它站穩第一—宏昇產品特性比較 船艦類型：軍用 知名客戶：法國拉法葉軍艦螺旋槳特色：氣幕式可變螺距螺旋槳，葉片上有挖洞的設計，高速轉動時會噴出氣泡，達到欺敵的作用 船艦類型：軍用 知名客戶：英國皇家掃雷艦螺旋槳特色：低震動噪音設計，選用極低磁性矽鋁銅打造，可減低誘發水雷的風險 船艦類型：商用 知名客戶：世界最大超級遊艇日蝕號(2008年以前)螺旋槳特色：低震動噪音設計，精度要求超越ISO484 S class最高等級的精度要求 船艦類型：研究 知名客戶：海研五號 螺旋槳特色：螺旋槳靜音等級，與潛艦的靜音要求同等資料來源：宏昇螺旋槳公司 整理：林淑慧 宏昇螺旋槳 成立：1975年 董事長：鄭正義 成績單：2015年營收達6億7670萬元地位：直徑5米以下的螺旋槳，全球市占第一 撰文者林淑慧

發行改革歷史螺旋：新一輪IPO大檢查指向何處？

先做後說，這是證監會新任主席劉士余的風格。正因如此，上周五證監會例行發布會沒有公布IPO大檢查的具體計劃，業界也並不十分驚訝。

A股歷史上各種檢查不計其數，但是針對IPO排隊企業進行的大檢查，最為典型的之前只有一次。上一次IPO財務大核查始於郭樹清任內，完成於肖鋼在任期間，聲勢浩大、成果豐碩，令整個市場的參與者至今仍記憶猶新。這一次，當證監會宣布啟動新一輪IPO大檢查時，市場各方都高度關註，希望可以對新一輪IPO大檢查的推進計劃窺探一二。

回顧歷史，從尚福林到劉士余，中國證券市場改革一直螺旋推進。啟動股票發行制度改革、遭遇股市低迷、暫停IPO、啟動檢查、重啟改革。而目前一個新的螺旋又進入到前半段，IPO大檢查之後，改革又將走向何方?

“財務大檢查淘汰一批不合格企業可以緩解‘擁堵’，但要根本化解‘堰塞湖’，還是要推行註冊制。”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否則就算標準再嚴格，也依然會有人選擇鋌而走險，不擇手段去“迎合”標準。

清理“門戶”

擬上市企業堵在A股的“大門口”，讓證監會頭疼不已。剛剛過去的6月，證監會在市場監管方面重大舉措不斷。從規範並購重組、到推出借殼上市新規，無一不給企業和券商等各參與方以巨大壓力。借殼難度加大的同時，企業IPO熱情卻大增。

截至6月30日，證監會受理首發企業達到894家，再創歷史新高。按照目前每個月發行不到20家的速度，排隊企業消化完至少要5年。

目前註冊制改革腳步放慢，證監會決定通過大檢查的形式清理“門戶”。6月24日，證監會宣布，已經專門部署首次公開發行(IPO)欺詐發行及信息披露違法違規執法行動，且第一批違法違規線索已經進入執法程序。

“預計還是那個思路，查處一批、震懾一批、推遲一批。”北京一位資深證券市場律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目前監管層還在通過各種方式搜集線索，還沒有看到集中的、專門的檢查行動，比如查閱底稿等。

與郭樹清時代有針對性的IPO財務大檢查相比，劉士余啟動的此次大檢查最典型的特點是“全面”。根據證監會介紹，此次檢查將全面覆蓋IPO各個環節，全面覆蓋發行人、控股股東和實際控制人、中介機構等各類主體，全面覆蓋不披露、不及時披露、虛假披露等各種違法行為。

在線索收集方面也是全面發動，包括日常監管、交易監控、信訪舉報等多個部門和環節，全覆蓋的查找線索，甚至明確表示鼓勵“內部人舉報”。

在具體檢查方法上，證監會將進行分類核查篩選，結合IPO企業信息披露質量抽查制度，針對“信息披露風險較大的項目”集中展開線索篩查;根據抽查工作情況，對內控不力、風險較大的審計評估、法律服務等中介機構進行專項核查。

另外，證監會也會根據市場熱點問題追蹤挖掘各種財務造假線索，並廣泛收集各類市場信息情報，通過稽查執法大數據系統和專門的財務分析工具，對歷史財務報表、媒體揭披問題、市場關聯信息進行數據挖掘。

“此前有一個針對IPO申報項目的抽查制度，不過去年抽查停了，當時剩下300多家項目沒有查。這一次大檢查，首先是恢複抽查制度，抽查比例會提高，從5%提高到10%。”華南一家券商投行部門內核人士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透露，這一次沒有收到相關通知，也沒有接到券商自查的要求，不過這次檢查氣氛非常緊張，預計一旦有什麽問題，處理會非常嚴厲。

該人士表示，有傳言說7月份會有像上一次一樣的財務大檢查，由券商先自查，然後由證監會組織抽查，“但是現在還沒有定，沒有收到自查通知，我們也不清楚怎麽執行。”

IPO發行節奏緩慢、排隊企業“擁堵”，此時啟動財務大檢查，無論是否以化解“堰塞湖”為目的，結果上都會達到減少排隊企業數量的效果。上一輪財務檢查當中，前三個月有162家企業提交終止審查的申請，隨後兩個月又有106家企業提交終止審查的申請。一輪大檢查，“嚇退”了268家企業，相當於排隊總數的三分之一。

“我們業界的理解，這一次大檢查同上一次IPO財務大核查的政策動因類似，就是為了疏解IPO排隊壓力，”北京一家券商投行部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長期有800多家企業積壓在A股市場門口，市場就會不斷給證監會施壓，質疑其不作為。

在他看來，目前啟動大檢查會嚇退一批企業。對比2012年的財務大核查，有200多家企業退出IPO排隊行列，其中有造假的、有“心虛”的、有財務指標不再符合條件的。

“害怕的可能有兩類企業，一是故意造假的，涉嫌欺詐發行或信息披露違法，預計會主動撤回;另一類是有財務粉飾，程度較輕，可能會進行調整。”他告訴記者，IPO申報材料的報告期為3年，企業和中介機構一定會盡可能地將上市前三年的財務報表做得漂亮。但是如果排隊時間跨度拉長至2年～3年，上市周期至少也要5年～6年，企業的財務狀況會發生很大的變化。

他表示，就算證監會沒有要求自查，企業和中介機構也會主動自查。“企業凈利潤等財務指標，是審計機構在會計準則之下，依據職業判斷做出會計處理的結果，會有自由裁量的空間，很難說造假。就算沒有主動造假，也還是多少會有處理過度的地方，自己會沒有底氣。不同審計師審計同一家企業，結果肯定不一樣。”該人士表示，券商內部會有質量控制部門，會進行問核。

值得註意的是，排隊企業一旦違法，就算主動撤回首發申請，該負的責任也仍然逃脫不了。今年1～5月，有17家首發企業退出IPO程序，其中有主動撤回的、也有證監會終止審查的。

企業主動“撤單”一般有多種情況，除客觀原因導致自身不再符合發行條件外，還有少數企業、保薦機構是急於先上報、先排隊，隱瞞企業存在的影響發行條件的問題，在條件尚不成熟時就上報材料，在審核過程中問題逐漸暴露。也就是所謂“帶病申報”，對於這一類企業，就算主動撤回申請，證監會依舊會從嚴追責。

背後深意

對於這一輪IPO大檢查的政策動因，業界存在三類觀點。如前所述，一種觀點認為，這個時點啟動大檢查就是為了緩解IPO排隊擁堵情況。不過還有一種觀點則認為，證監會之所以出手是因為違法太過猖獗。另有改革派觀點則認為，整頓市場、讓各方歸位盡責，是為了提高市場效率，最終目標是重啟註冊制改革。

回顧上一輪財務大檢查，可以發現專項檢查與股票發行制度改革是相互交織、滾動前進的。

郭樹清上任伊始，A股市場開始“刮骨療毒”，同時市場化改革也逐步啟動。到2012年2月，市場上就開始出現有關“IPO不審行不行”的討論。2012年4月，證監會發布《關於進一步深化新股發行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這標誌著郭樹清正式開始對“廢除審批權”做出努力。這也讓企業看到了上市融資的更大可能性，申報IPO的熱情大漲。

但是，隨著股指持續走低，監管層的改革熱情被市場的“討伐”之聲逐漸澆滅，與此同時，暫停IPO的呼聲從四面襲來。有一位入市20年的投資者曾向證監會公開發問：“股市這麽低迷，但新股發行、增資擴容的腳步並未停緩，為什麽不能暫停新股發行，提振股市信心呢?”

迫於壓力，2012年5月，證監會投保局對這一問題做出公開回應，從數據和事實兩個角度論證，IPO與股指漲跌沒有必然聯系，而且隨著新股發行體制改革不斷深入，出現了“發行失敗”的情形，市場的約束效果初步顯現。

不過，這樣的呼籲並未改變熊市之中投資者的怨憤。2012年7月，又有投資者發問“為什麽不停止新股發行?”面對這樣的質疑，證監會再次耐心回應，堅定IPO市場化改革的方向和信心，並再次重申停發新股是一種行政管制行為。

然而，在羸弱的股指面前，任何解釋都是無力的辯護。郭樹清自2011年10月至2013年3月任職期間，上證指數從最高2537(2011年11月4日)點，跌至1949(2012年12月4日)點。

2012年11月，當浙江世寶慘淡發行之後，IPO被迫實質性暫停。截至2012年11月22日，證監會受理首發企業達到808家，IPO“堰塞湖”創下歷史新高。

與此同時，郭樹清決定啟動財務大核查。2012年12月，證監會下發《關於做好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公司2012年度財務報告專項檢查工作的通知》，標誌著一輪轟轟烈烈的財務大檢查拉開帷幕。

根據安排，在企業和券商自查之後，自查要在2013年3月31日前完成，之後證監會組織重點抽查。不過，郭樹清沒有等到自查結束，就調任山東，由時任中國銀行行長肖鋼接任證監會主席。這一輪聲勢浩大的財務大檢查，直到當年6月份終於以“嚇退”三分之一排隊企業而告終。

IPO財務核查一結束，肖鋼絲毫沒有停頓，立即重啟了股票發行制度改革。2013年6月7日，證監會公布《中國證監會關於進一步推進新股發行體制改革的意見(征求意見稿)》。

與此同時，證監會推出兩大舉措為審批權下放保駕。一是下發《中國證監會關於進一步加強稽查執法工作的意見》，新增600名稽查執法人員，實現全系統稽查執法隊伍在現有基礎上翻一番;二是下發文件，授予所有派出機構行政處罰權。

IPO暫停為證監會騰出了大量的時間精力，與此同時，監管執法在質和量上都得到較大突破。2013年前10個月，證監會受理各類證券期貨違法違規線索486件，同比增長44%，收繳罰沒款14876.3萬元，同比增長近2倍。案件調查數量也大幅增長，各主要類型案件調查數量也均超過去年全年。期間，證監會查處了萬福生科、新大地、天能科技等案件，並對平安證券等立案稽查。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接下來就是兩個重要的動作，啟動股票發行制度註冊制改革和重啟IPO。2013年11月30日，證監會正式發布《關於進一步推進新股發行體制改革的意見》，這標誌著A股市場股票發行開始從核準制向註冊制過渡。同時，證監會宣布IPO於2014年1月正式重啟。

IPO重啟之後，肖鋼堅持實施“預期管理”，在發行節奏上保持穩定，股指也沒有太大波動，上證指數一直圍繞2000點上下波動。不過，這種行情自2014年6月開始出現緩慢變化。從2014年6月到2015年6月，上證迎來一輪持續大漲，特別是2015年上半年，這種以改革牛為背景、以杠桿資金為推動的上漲表現出瘋狂態勢，股指也從2000點漲到最高5178點。

伴隨股指上漲，市場情緒高漲，對改革的期待大幅提升，對監管層改革動作的容忍度也大幅提高，註冊制改革一路高歌猛進，A股市場離註冊制近在咫尺。

天有不測風雲，快速推進的改革被突如其來的股災打斷。2015年6月以來的股市異常波動，讓監管層降低了風險容忍度，改革動作慎之又慎。作為救市的一項舉措，IPO在7月份再次暫停。

歷時漫長的救市之後，股市機能逐漸恢複。2015年11月13日，證監會宣布“按現行制度恢複暫緩發行企業中已經進入繳款程序的10家公司先啟動發行”，這標誌著為期4個月的IPO暫停結束。

為了不像上一次一樣功虧一簣，監管層在註冊制改革上做了最後一搏，爭取到《證券法》適用條款的國務院授權。2015年12月27日，人大授權國務院調整註冊制適用法律的相關《決定》獲審議通過，期限兩年。彼時A股離註冊制近在咫尺，但是金融反腐深化，以及對股災和救市進一步反思，證監會高層巨震，註冊制改革腳步放緩。

場景似曾相識。上證指數在今年1月份失守3000點之後，就一直在2900點上下波動至今。上周五，上證指數報收於2932.48點。與此同時，IPO排隊企業數量即將沖上900家，“堰塞湖”亟待泄洪。此時此刻，證監會再次啟動IPO大檢查。

“監管層現在很少公開介紹具體的政策舉措，IPO大檢查如何推進、下一步改革是否會重啟，還沒有明確預期。”董登新認為，化解堰塞湖，可能並非證監會啟動大檢查的主因，違法違規太多、市場化改革難以推進，可能才是這一次大檢查最主要的動因。

7月1日數據顯示，2016年上半年，證監會對88起案件作出處罰，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書109份，較去年同期增長84.75%，其中包括欣泰電氣等涉嫌欺詐發行的案件。另外，在IPO環節，包裝上市、披露不實乃至欺詐發行較多，今年1～5月退出IPO程序的17家首發企業中就包括“帶病申報”的案例。

問計“註冊制”

如果不從源頭上解決上市問題，IPO堰塞湖“疏而又堵”幾乎是一定的。源頭在哪里?對於這個問題，監管層與理論界、學界沒有分歧，那就是註冊制改革。不過，爭議的焦點在於“何時”。換言之，當前實施註冊制改革的條件到底是不是成熟?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不再提註冊制，僅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草案)》中提出“創造條件實施股票發行註冊制”。這也意味著高層對註冊制的態度發生轉變。對此，包括吳曉靈在內的多位專家都認為，註冊制實施是資本市場改革的結果，如果多層次資本市場、資本市場法治化建設到位的話，註冊制就是個水到渠成的結果。

上海申銀萬國研究所首席宏觀分析師李慧勇近日也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註冊制是一個自然而然的結果，在信息披露制度、退市制度等逐漸完善之後，市場各方歸位盡責，市場有效性大大提升之後，註冊制就會水到渠成。本質而言，註冊制實質上是政府放權給市場。在市場自己還不能良性運行的情況下，貿然市場化、貿然推進註冊制會是一場災難。

不過對於這一說法，有不少業內人士也有不同意見。“註冊制改革本質上是一場革命，一定會觸動到部分人的切身利益，一定會帶來市場的陣痛。”董登新就認為，改革不應該停，只要給出明確的市場預期，拿出明確的時間表，市場有能力進行有序消化。

董登新 認為，2012年之後證監會在兩個方面去了非常大的進步。一是信息披露，要求越來越高、處罰越來越嚴格，配套措施越來越豐富、細化。二是監管加強，處罰案件數量和力度都大幅提升。另外，國務院的有關註冊制的授權又為改革提供了合法性，註冊制推出的基本條件已經具備。

在他看來，等到市場達到理想狀態時再推出註冊制，是不現實的想法。”我們第一次遇到改革如此困難的時候，”董登新說，任何改革，想達到四平八穩的理想狀態時再推出，幾乎都是不可能的。雖然之前的熔斷機制立而又廢，但是熔斷跟註冊制相比是個非常小又不必要的東西，不具有可參照性，更不能杯弓蛇影。

對於一輪一輪的大檢查，券商也多有抱怨。“從凈化市場的角度講，我們非常支持監管，因為可以維護市場公平秩序，促進市場優勝劣汰。但是從券商業務角度，我們覺得不太好，又會進入一種‘很忙但不賺錢’。”前述北京券商投行部人士表示，說到底券商是盈利機構，若追求100%沒有風險就等於沒有業務。

另外，“應付檢查”也會帶來成本，一方面從準備底稿、完成問核流程，到準備充分的證據，都會帶來人力物力成本，另一方面，檢查也會增加企業和中介機構從業人員的心理壓力，市場上會有一種“提心吊膽”的氣氛。

董登新自2009年就開始參與證監會、滬深交易所等有關股票市場發行制度改革的討論，在他看來，IPO通道不暢實際上存在巨大風險，對實體經濟的負面影響非常大。排隊企業數數量龐大，意味著每一家企業都要經歷冗長的審批、昂貴的時間成本、巨大的不確定性，企業在最需要資金支持的時候得不到融資，上市周期大大延長，基本上就會被“拖垮”。

“當前實體經濟比較差，企業的IPO訴求比較強。因為銀行貸款收緊，融資會更加困難。”前述北京證券律師表示，實體經濟對IPO影響比較複雜，一方面大部分行業景氣度下降，企業業績下滑，不再符合IPO標準，錯過最佳發展時期;另一方面，企業融資壓力大，造假上市的動機會有所提升。

市場發展對註冊制改革提出迫切要求，但是條件是否成熟，這還需要監管層來做出判斷。不過，從上一輪財務核查及改革軌跡可以看出，或許新一輪大檢查結束之時，就是註冊制改革再燃之日。

PMI回升帶動市場人氣 A股螺旋式上漲挑戰前高

在10月PMI回升至51.2%的兩年高位的消息刺激之下，11月1日滬深兩市股指雙雙出現反彈回升走勢，股指上漲態勢仍保持良好，兩市成交量也有小幅增加。市場主流觀點認為，盡管短期仍有風險因素擾動，但從中期角度布局A股已可開始!

11月1日，從市場全天的走勢來看，滬深兩市股指在開盤小幅回調之後，即在股權轉讓、恒大系等板塊強勢上漲的帶動下出現回升，市場走勢隨即全面回暖，普漲格局明顯。上證指數最後報收3122.44點，上漲21.95點，漲幅0.71%，成交1958億元;深成指報收10796.14點，上漲91.84點，漲幅0.86%，成交2880億元;創業板指數報收2176.45點，上漲16.69點，漲幅0.77%，成交819億元。兩市全天合計成交4838億，較上一交易日小幅增加。

平安證券策略分析師魏偉認為，股票市場在當前政策的引導下正在逐漸積聚機會，綜合看待供給側改革中去杠桿的思路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落地進程，政策的動向意味著股票類資產的配置價格未來將得到提升。市場需要對低利率時代的資產配置做好準備，考慮到前期監管政策趨嚴的變化已經將近半年(市場對於監管政策影響的吸收已較為明顯)，固定收益類投資品的回報率仍在持續下降，房地產市場在10月政策全面趨嚴以抑制價格進一步上漲。市場的資金面正重新修正風險收益預期，同時可能需要進一步加大對權益資產的配置比例。

宏觀流動性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不會出現拐點，貨幣政策在2017年仍然有進一步寬松的余地。短期宏觀經濟則趨於平穩，使得政策的可騰挪空間有所增加。當前的整體環境對於金融資產價格仍然較為有利。市場會自行調整對於風險的判斷，如人民幣匯率和資本外流的問題，在短期內較為嚴格的監管政策有助於實現匯率在小幅貶值過程中保持相對穩定，對於美聯儲加息則不必過度擔憂，市場已經有較為充足的預期準備。

從短期來看，平安證券認為股票市場的機會將圍繞政策主線，混合所有制改革、供給側改革、去杠桿政策等是政策發力點所在，也是前期資本市場估值相對較為合理的板塊。當然市場當前尚不具備快速上漲的條件，整體市場風險偏好仍較為低迷，監管當局對於資產泡沫的警惕性仍然非常高，緩慢震蕩上行將是市場運行的主要特征。

興業證券首席策略分析師王德倫則認為，市場風險溢價有所下降，短期風險有所鈍化但未消除，立足中期進行布局，因為中長期預期更明確，有助於風險溢價下降和風險偏好提升。並且，從中長期全球大類資產配置的視角，A股在全球及國內均是性價比較優的資產。

而短期風險雖然影響鈍化，但仍未消除，後續不排除在市場放松警惕時再次暴露，擾動風險偏好。年底前指數依舊是"螺螄殼"。三季度以來，市場被海內外風險輪番侵襲，當前這些風險點影響已逐漸鈍化，但仍未消除，後續人民幣連續貶值、美國大選尚未落地、國內資金面偏緊以及股市減持壓力等因素對A股或仍有擾動。因此，雖然短期風險偏好有改善跡象，但仍受制於這些風險因素而上行空間有限，年底前指數仍是"螺螄殼"。

不過，興業證券認為，此時若過度聚焦於當下，容易錯失機會或損耗收益，不妨把目光放長遠一些，立足中期進行布局。A股有看長做短的傳統，但此前市場對中長期"看不清"，只能選擇在短期因素間糾結。今年2月起，A股投資者心態從大起大落中調整修複，大半年中經歷了各類事件(退歐、加息、金融監管)的風險測試後，目前投資者情緒已較為冷靜淡定，對短期擾動的免疫力增強。並且已有不少投資者敢於忽略甚至利用短期波動，以中期的維度和邏輯選股持股。

小米能否避開死亡螺旋？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7/0426/162812.shtml

本文由42章經（微信ID：myfortytwo）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曾翔。

雷軍在前幾天的發布會上說，小米 6 是小米七年歷史上的巔峰之作，而理由呢？大多給出的都是性能上的指標。

這好像是說，前幾年小米出貨量的暴跌，只是因為沒有生產出性能巔峰的手機？

從 IDC 給出的數據來看，小米手機 15 年銷量還是全球前三，到了 16 年就暴跌 36%，滑落到第五。也難怪知乎上會有這個瀏覽量近百萬的問題：為什麽小米手機賣這麽便宜銷量還暴跌？

其中最簡單的一個邏輯是，因為智能手機本身的市場不行了。但事實上呢？通過下圖可以看到，過去兩年智能手機的整體出貨量還是在增加的。

所以，我們還是要從小米本身去找原因，而不是歸結於整體的市場環境。而且，其實從更根本上來說，知乎上這個問題本身的邏輯就很奇怪，太多的人認為“賣得便宜，銷量就不應該太難看”，好像賣得便宜，願意掏錢的用戶就多了。

曾經的一方霸主黑莓也是這麽想的，也正因如此，它最終難逃死亡的命運。

黑莓的死亡螺旋

在衰退之前，黑莓手機的營收趨勢是這樣的：

上圖中，藍線是營收，紅線是凈利。可以看到，在衰退之前，黑莓手機的營收趨勢是相對完美的。

這幾乎是所有 CEO 都夢寐以求的一張報表。然而從 2011 年開始，黑莓的營收額逐漸從 150 億一路下跌，到 2017 年 2 月，它的市場份額正式跌至 0%。

從此，世界上再無黑莓手機。

黑莓手機的死亡並非沒有征兆。

就像 iPhone 有 Apple ID 一樣，黑莓手機也有自己的 Blackberry Service。2006 年，黑莓公司每賣出一部手機，就會有 0.7 個人註冊 Blackberry Service，也就是成了它的新用戶。而這個數字在 2011 年跌到了 0.37——換句話說，這時候的黑莓，每賣出 2.7 部手機才能得到一個新用戶。這背後其實隱含的是，絕大多數的黑莓手機，都是被已註冊過的老客戶買走了。

     （Blackberry Service 的註冊比例圖）

為什麽新用戶變少了？原因很簡單，黑莓沒有令人尖叫的新產品了。同期的 iPhone、Android 等智能手機在搶奪黑莓老用戶的同時，也在吸引著更多新用戶。

作為一家要給投資者交出滿意答卷的上市公司，黑莓管理層能怎麽辦呢？一個不難做出的決策是，降價。而為了維持利潤，在降價的同時，黑莓只能不斷壓縮成本，這其中首當其沖的就是研發費用。這就是導致黑莓產品一代不如一代的根源。

而一旦企業的產品銷量增長緩慢，甚至到了不得不依靠降價提振銷量的時候，公司看似還有低端市場可挖，實際上不過是在飲鴆止渴。

因為降價只能刺激暫時的銷量，無法創造更多的有效需求。一個原本就對這個產品無感的人，很難因為價格降下來了就成為新的擁躉。

這也就回答了，為什麽一些 CEO 看到降價後帶來了銷量提升，就樂觀地認為是自己開拓了增量市場，進入到了一片新的“藍海“。實際上，他只不過是在加速消耗作為存量的潛在用戶群。

這一切的結果就是，產品越做越爛，新用戶越來越遠。

這就是黑莓的死亡螺旋。

發現沒有，如果只在價格上下功夫，而不是開發讓人覺得驚艷的新產品，即便能帶來短暫的效果，未來呢？

幹掉現金牛

既然黑莓模式宣告“破產”，那產品陷入增長停滯階段的公司們，到底該怎樣跳出“死亡螺旋”？我們可以從 Apple 的故事中得到啟發。

波士頓矩陣和現金牛的概念很多人都不陌生了。

如果考慮銷售增長率和市場占有率這兩個維度，我們可以把所有產品分到以下四個象限：

這張圖里最關鍵的有兩處：左下角的現金牛和右上角的問號。

現金牛說明了，當前產品的市場占有率相當高，但是增速慢，這往往是成熟、並且可以持續獲得最大利潤的階段，它代表了一家公司當前的輝煌；

而問號的意思是，這個產品雖然當前市場占有率很小，但是增速極高，未來可能成為爆款，它代表了一家公司可能的未來。

我們來看下 iPhone 和黑莓產品的收入對比曲線：

2007 年的時候，黑莓在手機市場上誌得意滿，當時的黑莓手機就是公司里的現金牛，管理層從中獲得的利潤不可謂不豐厚。

而以那時候 iPhone 的盈利狀況來看，它根本沒有資格成為巨頭黑莓的對手。

其實，當時的 Apple 也沒有太慘，因為 2007 年蘋果推出 iPhone 時，iPod 才是他們真正的現金牛。

但是 Apple 還是毅然決定把下一個賭註壓在了 iPhone。就像 Jobs 所言：“如果你不沖擊自己，其他人就會沖擊你。”他帶領團隊把 iPod 所有功能集成到 iPhone 上，親手幹掉了自己公司的“現金牛”。

「我們的核心哲學是不要害怕同門相殘。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別人就會這麽做了。Macintosh 殺死了 Apple II。我們知道 iPhone 將蠶食 iPod 的一些業務，這沒有使我們憂慮。我們也知道iPad 會沖擊 Mac，但這也不是問題。」——蒂姆·庫克

所以發現沒有？Apple 做到了黑莓沒有做到的事情是：把現金牛所帶來的資本用於研發及解決矩陣圖里的問號。

這些問號代表的是燒掉大量現金、但是顯現出強勁且迅速的增長潛力的產品，盡管目前還沒能貢獻很多利潤。但是，這些產品，是未來誕生出更多現金牛的根本所在。換句話說，現金牛存在的唯一原因，就是為了未來現金牛的誕生。

這就是打破“死亡螺旋”、建設一個可持續性公司的關鍵。

小米的迷思與未來

再說回小米，現階段小米的現金牛自然是手機業務，而且，為了挽救這頭現金牛，小米已經做出了各種嘗試。

比如冠名《奇葩說》、牽手初音未來，小米試圖通過營銷讓自己的品牌能夠接觸到更多的新用戶，這樣一來，熱衷於網綜、二次元的年輕群體中不少人可能會因此買賬。

除了開發線上渠道觸及更多新用戶，線下渠道也是小米布局的一個重點。從 4 月 8 日進駐世貿天階開始，小米之家已經開業七十多家，而且根據官方說法，未來 3 年將會開通 1000 家線下門店。

說起線下渠道的價值，OPPO、vivo  16 年全年的出貨量幾乎翻倍就已經能夠說明這種策略的確可行。但是仿效藍綠大廠的手機廠商巨頭們，已經把線下渠道再次炒得火熱，這時候的小米之家殺入紅海，效果究竟會怎麽樣，誰也不能打包票。

這樣看起來，小米手機這頭現金牛好像已經難以維系，那它能不能像 Apple 那樣，通過打造下一頭現金牛的方式來挽救自己，打破黑莓的“死亡螺旋”？

有可能，而且這個破局點，很可能就是智能家居。

馬雲在湖畔大學講課時，曾經有過這樣的判斷： “未來不通電的商品都將個性化、定制化；通電的商品都將智能化、聯網數據化。” 

如果真是這樣，那未來有希望成為入口的巨頭，必然早早就開始了智能家居的布局。都有誰呢？除了蘋果，就是小米。和 iOS 系統里的“家庭“非常相似，小米也有一個“米家”App，在今年 3 月底“米家”品牌成立一周年的時候，其官方微博曾給出這樣一組數據：

從上圖我們可以發現，這個叫做“米家”的智能操控平臺，當時的 App 總激活設備量超過 5000 萬臺；日均同時在線設備超過 500 萬臺；日均自動化場景執行 1200 萬次。

按照這樣的發展勢頭，如果不是格力、美的這樣的傳統家電大廠，未來在家電行業里，只賣自己和生態鏈廠商產品的小米將很難找到競爭對手。也許對於小米來說，下一個現金牛恰恰就會出現在這里。

众新生：“螺旋式上升”拷问

1 : GS(14)@2011-01-09 13:15:39

http://www.21cbh.com/HTML/2011-1-10/0NMDAwMDIxNTE0NA.html
2010年的最后一天，“冬眠”多时的分众（NASDAQ：FMCN）又动了一下。
选择在中国人辞旧迎新的2010年12月31日，分众传媒宣布将以6100万美金投资华视传媒（NASDAQ:VISN），约占后者15%股份。华视传媒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利民拥有的实体公司Front Lead仍为华视最大股东。
这是分众在“自我反省”系列收购兼并组合拳之错后的首次较大资本动作，也是其史上仅有的两起非全资收购案之一。此前的2008年1月，分众曾以500万美元现金收购炎黄健康传媒有限公司20%股份。
1月4日，德意志银行在纳斯达克盘后给出分众维持“持有”的评级，目标价22.20美元；1月5日，分众高开高走收涨4.22%，报23.71美金。
这个中国最大的户外数字媒体公司，是否已经峰回路转？
分众传媒的2010年，似乎是“颇为矛盾”的一年。几个月前，分众首席执行官江南春面对媒体否定自我，在更早的几个月他对公司几百名员工进行了“归零启始”的年会演说，从自我否定到接受媒体批判，从大故事大概念的销声匿迹到剥离非核心业务的做减法工作，外界反馈回公司内部的情绪，可谓灰头土脸。不过在不被公众广泛关注的另一沉默之地——客户市场，记者却获悉了不同声音。
与后者相呼应，分众最新发布的2010年三季度财报显示其利润持续回升业绩上涨：按照非美会计准则，分众当季总营收超过10亿元人民币，主营业务同比增长超46%，净利润减去出售互联网业务好耶所得为5180万美金，核心业务业绩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分众在此前两季度的净利润分别为约2320万美金和4430万美金。而据其对四季度的预测，分众2010年全年净利润在1.7亿美金左右。
“客户体验”是个被说滥了的平淡无奇的词，或许换个说法更为直接——客户不会经历一个公司的战略，但会经历公司产品的质量和成本。当媒体忙于给江南春过去两年的旧故事打分，市场却已在检验企业家裂变后的新进程。
对客户而言，这永远不会单纯是个对与错的概念界定，而只有“不好”、“好”或“更好”的更替。与此同时，无论是互联网还是手机应用都是分众绕不过去的将来，如果这曾是个错误，新分众又将如何重新开始？
蛰伏两年的新资本动作，伴随着曾执迷资本魔术的分众进入2011。而江南春痛定思痛后的“生意论”与“因果论”也意味着，新分众在“三年级”讲述的注定将是跟其“二年级”完全不同的故事。
24个月的加减法
据分众2010年12月31日公告，华视传媒已进入23个经济发达城市，拥有中国最大公交地铁电视广告联播网，占中国车载无线数字信号发射电视终端总量76.8%，覆盖已开通地铁电视终端总量近100%。分众预计，此次整合将实现媒体网络日覆盖3至4亿城市消费者，占据都市人平均每天广告收视总时长的1/3，亦为分众在终点传播与移动过程传播的对接。
这是分众过去24个月沉默后的首次出手。
过去两年，多少让听惯了分众资本布局故事的外界有点不太适应。此时，曾将公司交与谭智打理的江南春已重归CEO一职，而在更早的两年间，他主导了分众从“生活圈媒体”到“中国最大数字媒体集团”的大跃进，其间分众收购9家手机广告公司并为系列交易支付将近1亿美元，对互联网广告公司的系列收购成本则更为高昂，分众支付将近5亿美金，所涉公司达到7家。
事后江南春谨慎表示，24个月的沉默是“埋头一场保存实力的自我加减法”——2008年底爆发的金融危机是分众灾难的催化剂，真正的决定性反思却始于两条导火索：其一，当年央视“3.15”晚会对垃圾短信的曝光；其二，同期对“亏本买卖”玺城收购的反思，江南春承认在玺城上市、因亏损而导致股价降低之后，再出手收购才是最好方法。
如果说第一导火索更像桩“偶然性”事件，那么第二导火索则直接促成了江南春的内心裂变。
“我们开始做减法，把其它业务剥离回归至主营业务，其实楼宇、卖场和框架这三个业务本身市场很强在不断增长，因为这几个业务已得到客户认可，不会认为还是需再讨论的媒体，除受金融风暴客户的预算收缩的影响，2010年情况恢复业务马上反弹回至强势和稳固。”江南春说。
分众的三年级故事似乎重归起点，但没有二年级的大跃进，江南春似乎也无法看到这个起点。于去年三季度卖出的好耶是分众2009年来系列重组、关停或剥离动作的尾声。出售好耶，分众由此获7900万美元利润，而两年前它为其支付的收购成本是7000万美金现金外加1.55亿美金分众传媒普通股。
       分众财务副总徐舸同时告诉记者，此前2008年和2009年分众实已陆续抛售好耶部分有形及无形资产，目前出售价也高于好耶净账面价值，“所以我们出售好耶会实现资产盈利”。
与财报尚能隐现的减法净身行为相比，江南春的加法动作则外界知之不多。
据江南春透露，2010年分众进行了围绕产品战略的四大运动：首先，在一二线城市开展屏幕高清化运动；其次，三四线城市推行屏幕倍增化、扩大覆盖范围；再次，推进广告的内容化和娱乐化；最后，增强媒体互动性，联手新浪、中移动展开与互联网、手机无线广告合作以通过增强与受众的互动力推进广告销售。
“高清化等带给我们更大议价能力，增长至三、四线城市也与广告客户下沉需求相吻，第三是客户需要也是分众需要，第四则是对RFID技术的挺进。”江南春说，分众希望通过四个变化，让客户感觉到更高的投资回报率。
与此逻辑相似，江南春在刚刚完成的新资本动作后表示：此次少数股权投资吻合分众已确立的发展策略，即在减持公司非核心业务的同时集中致力于扩展和投资分众的核心业务。
新媒体业务再追问
江南春价值观的转变，是分众从投资者、股东驱动到客户驱动的转变，但“自我否定”四个字却绝非字面意思这么简单，它至少包含了两层追问。
第一，收购没有对错永远只是中性手段，如果分众过去的系列收购兼并是个错误，那么这一错究竟错在哪里？第二，无论是互联网还是手机应用都是分众绕不过去的将来，如果过去是个错误，那么分众将如何重新开始？
针对第一个问题，江南春反思：过去分众在互联网与无线业务上是陷入了一个“概念性前进”，即因为“我要包揽互联网或无线，所以我要进入互联网或无线”，直接出发点是满足企业家的野心，收购兼并的确带来了资本报表的延展，但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去有机整合这些媒体，因为它们与我们原有的业务连接点不强，它们都是独立的，与我们核心业务没有协同效应”。
江南春说，如果再往深层次里看，“分众在这两个领域进入的价值点上同时发生了选择性错误，因为我们所有其它业务都是媒体，比如进入互联网我们选择的价值点是代理而非媒体业务，如果当时新浪和分众合并成功，那么这个生意的思路是对的，我们没有选择在互联网领域最强势的媒体和分众做一个组合，如果当时选择的就是一个最强势媒体，那么分众今天就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东西”。
换言之，旧分众选择了一个错误的价值链进入新数字领域。但事实上，分众在这两个新兴领域也很难进入对其所谓“真正正确”的价值链。
分众在过去两年曾为挽救市值缩水发起的“新浪分众”交易于2009年因未获审批最终失败；与此类似，无线领域的最大媒体实是运营商，而分众在无线价值链选择的错误也意味着其商业模式面临了一个“手机推送能力很强，但手机广告许可性不强”的天然隐患。
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江南春同样谨记了第一问得以厘清的思路：分众曾在扩张中没有走向原生业务的延展，那么未来，分众也将永记这一教训。
据中国传媒大学广告主研究所的最新报告显示，超过60%的广告主正准备大幅增加数字化媒体预算，其中互联网、户外电视成为广告预算转移最主要的方向。“互联网或无线的确是我们绕不过去的话题，但我们的这个延展一定要与分众主营业务有关，我们不要成为别人，我们还是我们自己，但是一个更强大的自己。”江南春说。
其举例，“如手机业务，将来有了RFID技术后，用户在楼宇广告等分众大屏幕场所看到感兴趣的广告后马上用手机对照一下，那么相关信息就会马上传递到用户手机，如果这是个希腊旅游局广告，它会告诉你，希腊最值得玩的五个地方、哪些旅行社可以办旅行、有哪些折扣优惠券等。”
江南春强调，与二年级故事不同，类似业务与分众的数字户外业务具备相关性，“分众会从数字户外媒体向整个数字化媒体前进，但前进过程中必须保证，分众所有业务的延展是与我们的主营业务具备协同效应，因为分众的基石永远是主营业务。”
他反问，分众去做互联网或其它领域一定会比别人做得更好吗？“不见得，不一定有这个核心竞争力，但如果今天有人模仿我的RFID，他没有分众的这些屏幕。”江南春说。
据江南春透露，分众内部已为此做好相关布局，不过相关人士预计，用户手中的手机终端要变成RFID，在中国环境下估计还需两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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