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統計，我國約有七成家庭備有藥箱，但大多數家庭沒有定期清理的習慣。全國一年過期藥品約1.5萬噸，如果用5噸的大卡車來運，至少需要3000輛。
過期藥還能吃嗎?過期藥能直接扔掉嗎?過期藥被回收後流向何處?
據人民日報報道，中國藥學會醫院藥學專業委員會用藥安全專家組顧問張曉樂說：“過期藥不能吃。藥品有效期是指藥品能夠保證質量和療效的時間。使用超過有效期的藥，質量和療效不能保證，還有可能貽誤病情，甚至發生危害身體健康的情況。”
“藥品長期存放在幹燥的地方會脫水;存放在潮濕的地方，藥品會吸潮。此外，沖劑、蜜丸等加入賦型劑的藥品，在一定溫度下會發生黴變，滋生細菌，而這種黴變靠肉眼難以辨識。”廣州白雲山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張春波表示。
過期藥不能吃，那能像普通垃圾一樣丟棄處理嗎?從環保角度來講，過期藥品容易分解、蒸發，如果丟在垃圾桶里，被當成普通垃圾來處理，過期藥品中的有 害成分會滲透到土壤和水分中，最終會對環境造成一定汙染。“但要求普通市民對家中過期藥品做無害化處理也是不現實的，只要避免他人誤服過期藥就可以 了。家庭過期藥是散在的，處理不當對環境的影響目前並不明顯。” 張曉樂說。
不法分子在城市低價收藥，到農村高價賣出
“有一些專門回收藥品的人活躍在城鄉之間，從城市低價回收，然後到農村高價賣出，形成了回收、販賣‘一條龍’。”張春波介紹。城市回收藥品在農村的 流向主要有：直接賣給地處偏僻、進藥不便的農村私人診所;在集散地加工處理，將過期藥換上新包裝，打上新批號，轉賣給當地小藥店。
“此外，不法分子還會鉆醫保制度設計的漏洞，收購患者未使用完的藥品，甚至收購高價值藥品的外包裝，從事非法制售假藥的活動。” 張曉樂說。
對藥品回收的管理仍存在法律空白，給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機。現行的《藥品管理法》對藥品生產、銷售、使用都做了明確規定，但對於過期藥品的回收處 理，特別是對零散的家庭過期藥品回收缺乏明確的法律規定和行之有效的監管機制。《藥品管理法》中沒有對公民處理家庭廢棄藥品的行為做出規範，也沒有賦予藥 店和生產企業回收過期藥品的責任。
“我們呼籲更多的人，通過正規回收渠道合理處理過期藥品。” 張春波說。
以舊換新，互聯網讓過期藥有正確的去處
不法回收藥品的“藥販子”經常活躍在各大醫院門口，而正規藥品回收點卻鮮為人知。以南京市為例，該市食藥監局在全市設立了近200家“過期藥品 回收點”，但據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學生調研，82.11%的市民並不知道“過期藥品回收點”，部分知道“過期藥品回收點”的市民覺得去指定藥店上交過期藥 很麻煩。
記者了解到，全國很多城市的社區或藥企開展過藥品以舊換新的活動，以此鼓勵市民通過正規回收渠道處理過期藥。
“藥品回收後，企業將在藥監部門的見證下，對過期藥品進行裝箱和封存，並由專業人員裝車運輸到指定地點，工作人員會對回收的過期藥進行無害化銷毀。”張春波說。
“我不收錢，就便宜了藥販子。”
面對辦案人員，河南省南陽市中心醫院檢驗科主任範澤旭振振有詞。
這個荒唐邏輯，快速“催肥”了範澤旭：在上海、鄭州、南陽等處擁有8套房產;家中三個偽裝的酒箱子里存放現金801.9萬元，辦公室存放現金150萬元;銀行存款182萬元;購物卡及金銀首飾等價值20萬元;債權65萬元;日產尼桑轎車一輛……而這個荒唐邏輯，最終將範澤旭送上法庭。
抽絲剝繭 小官巨貪浮現
2015年4月，南陽市唐河縣檢察院接到線索，稱有藥品供應商向範澤旭行賄，該院遂派員對線索進行摸排。
偵查人員發現，由於專業性較強，南陽市中心醫院檢驗科使用的耗材由科主任把關選購。付款時，也由科主任先在發票上簽字，再層層上報簽字，最後由財務科撥款。
同時，偵查人員發現範澤旭通話記錄前10大關系密切人中，6名是藥品供應商，且每月聯系。這與前期了解的醫藥行業潛規則——以月為單位結算相吻合。資產顯示，範澤旭夫妻名下財產有2126.91萬元之多，與其家庭收入差距明顯。其中在鄭州購買的價值500萬元的商鋪，有60萬元是南陽天瑞醫療器械有限公司經理李書軍(另案處理)刷卡支付。
2015年7月1日，唐河縣檢方決定對範澤旭、李書軍等人立案偵查。
2016年8月，唐河縣人民法院審理後認為，2001年至2015年間，南陽市中心醫院檢驗科主任範澤旭共收受賄賂546萬元，尚有919.57萬元不能說明來源，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並處罰金200萬元;以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合並執行有期徒刑十四年，並處罰金200萬元。
金錢“捆住”醫生和“藥販子”
南陽市中心醫院是全國500家大型綜合性醫院之一，也是南陽市唯一的三甲醫院，年門診量115萬余人，出院病人13萬余人。
一般門診病人和入院病人都需要做各種檢驗，所以，南陽市中心醫院檢驗科成為眾多醫療器械供應商緊盯的目標。涉案行賄人、河南華鑫醫療器械有限公司經理杜保華說：“只要在南陽市藥品耗材集中采購目錄中的品種，檢驗科可以任意選品牌。範澤旭是檢驗科主任，有權決定。”
範澤旭2001年2月被南陽市中心醫院聘任為檢驗科主任。當年，南陽天瑞的經理李書軍和鄭州康利醫療生物有限公司經理劉泉海等人就多次拜訪範澤旭。
劉泉海說：“為了讓範澤旭同意采購我公司產品，我向他承諾，每年會根據盈利情況送給他‘感謝費’”。在範澤旭的幫助下，康利公司與南陽市中心醫院簽訂協議書。由康利公司免費向醫院提供日本自動血凝分析器，期限5年，醫院在期限內購買該設備配套試劑耗材。這種免費向醫院投放設備並捆綁耗材的做法，一直持續到案發。在此期間，劉泉海每年都給範澤旭送去10萬元至41萬元不等的“感謝費”，總額達201萬元。
而“藥販子”也通過這種利益捆綁，把向醫院提供醫療耗材的生意做得“風生水起”。如向範澤旭行賄180萬元的李書軍，在該院銷售收入達1000多萬元。
制度缺失為腐敗埋下伏筆
“我不收錢，就便宜了藥販子”的荒唐邏輯，最終給範澤旭帶來的是14年的徒刑和200萬元的罰金。與他抱有同樣“邏輯”的同案犯、南陽市中心醫院檢測科副主任施保華，也因收受“藥販子”182萬元賄金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6年6個月。
這些生長在醫藥鏈條上的“蠹蟲”，伸長的貪婪之手，最終面對法律束手就擒。而為荒唐邏輯“埋單”的，又豈止範澤旭之流?
按照規定，南陽市中心醫院采購醫療設備要經過招投標程序。但免費投放設備捆綁耗材的做法，規避了制度，為腐敗埋下伏筆。
這種表面為醫院省下買設備錢的做法，因後期耗材的不可替代性，讓醫院失去了選擇更物美價廉耗材的機會，成本增加、造成國有資產變相流失。
由於與“藥販子”之間利益捆綁，醫院不願意降低收費標準，提高服務質量，真正讓利於患者。2015年6月10日，南陽市中心醫院公布該院1059項化驗費明細，許多項目收費均是政府限定的最高價。
鄭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社會學教授紀德尚認為，醫院作為公益性質單位，應該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醫術和降低群眾就醫成本上。他建議從制度建設入手，通過精細化制度安排，把所有醫療設備采購納入政府采購，而不是現在由各家醫院自行招標采購。對國家明令禁止的行為，要加大巡查督導和處罰力度。同時，要加強對醫生的職業道德和廉潔自律教育，預防腐敗，防控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