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對沖基金的倒閉年,對沖基金的慘狀創下後金融危機時代之最。
據Hedge Fund Research Inc數據,今年上半年,461家對沖基金倒閉。
如果倒閉潮保持這一速度前進,今年將會成為2009年後倒閉基金最多的一年。2009年共1023家對沖基金公司倒閉。
不少大公司也關閉了其基金。Brevan Howard就關閉了旗下6.3億美元的商品基金。
倒閉潮的一部分原因是對沖基金的低回報,2014年,對沖基金平均回報僅2%,創下2011年來最低回報。
而規模更小的基金受到了更嚴重的打擊,因投資者將資金遷往了更大、更知名的基金公司。今年上半年,Citadel LLC和Millennium Management LLC 等10家大公司占到了該行業新增570資金的1/3。
宏觀基金也一片慘狀。宏觀基金今年的平均回報不到1%。
難怪對沖基金經理都在另謀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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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因技術喪失了自由,技術日益為少數人所控制,成為一種外化於我們大家的東西。
作為一種技術設備,電話走進了千家萬戶,這是相當多的技術都無法企及的。如同對鐘表、紙筆、廚具和自來水一樣,人們對電話的依賴性很大,它已成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東西。
然而,對於19世紀70年代的普通人來說,電話卻是一種“高技術”,神秘怪誕,難以索解。經過很多人不懈的努力,它才由令人望而生畏的高科技產品轉變為人類交往的日常工具。20世紀90年代的電腦網絡,也走過同樣的歷程。
電話公司從來都站在高技術的前沿。其他公司的研究開發人員可能會贏得新市場,AT&T的貝爾實驗室贏得的則是諾貝爾獎金。貝爾實驗室發明的晶體管造就了一大批新行業。它以“每天一項新專利”聞名於世,甚至還在天文學、物理學等領域作出了重大發現。
綜觀AT&T70年的歷史,與其說它是一家公司,不如說它是一種生活方式。它無所不在,與美國人的生活緊密相關。它自身就是一個獨立王國。在這個王國中,執掌權柄的是一群工程師、技術員和研究者。
貝爾系統在技術上無與倫比的領先地位給予這批人深深的權力欲和滿足感。他們把自己的畢生精力都用來改進電話網絡,看著這只“蜘蛛”由小到大地織網,直至覆蓋全世界。電話系統仿佛一座偉大的技術神廟,他們是其中的大祭司,是極少數精英分子。他們對此有清醒的認識,即便其他人還沒有達到這樣的認識;事實上,正因為其他人不清楚這一點,他們感到自己更加有力。
永遠不要低估這種技術集中於少數精英手中所帶來的刺激感。“技術權力”不是每個人都追求的:對許多人來說,它沒有任何吸引力。但對某些人來說,這是他們生命的全部。知識就是力量,因此必須將其貯藏起來。任何領域的專家都不願讓普通人了解他們在做什麽,並且以折辱普通人為樂。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尼古拉·尼葛洛龐帝在講述電腦發展史時曾說:“科學家曾經下意識地想保持電腦的神秘性,就好像中世紀黑暗時期的僧侶,刻意維護自己獨尊的地位,或像當時的某些人,要獨自把持古怪的宗教儀式一樣。”
如果我們說電腦的使用為“僧侶”所把持,這並不意味著電腦專家的行為與其他行業的專家有什麽不同。醫生、律師和建築工程師的表現也大同小異。但電腦的地位十分特殊,因為今天我們到處都要同電腦打交道,這使得電腦專家們在政府部門、公司企業等所有大機構中都建立了穩固的橋頭堡。他們成了信息的控制者。公眾與計算機專家之間很早就存在令人擔憂的裂痕。今天,伴隨著物聯網、人工智能、機器人、虛擬現實等技術的發展,這一裂痕非但沒有縮小,反而在持續擴大。
修補這一裂痕的理由很充足:就像西諺所說,戰爭太重要了,不能只由將軍們來決定;計算機也太重要了,不能完全由“僧侶”所把持。醫生們已被告知,他們並不擁有病人的身體;計算機專家們也應該明白,他們的地位並不能夠一直像他們所想象的那樣神聖。
把技術專家放在歷史的進程中來考察,也許能讓我們明白得更透徹。人類學家說,從前生產者和消費者是一體的,但今天情況完全發生了變化。在人類歷史的早期,人們自己制造工具,逐步鍛煉使用工具的技能,而現在,人們周圍的東西很少是他們親手制造的,他們也不可能擁有制造這些東西的能力。成千上萬的人都擁有電視機,但有多少人懂得電視機的工作原理呢?更不用說親手制造一臺了。他們對這類事情也不感興趣,因為在不具備這樣的知識和技能的情況下,他們也可以看上電視。與此相似,誰知道汽車、飛機、微芯片甚至投幣電話是如何工作的呢?普通人不需要掌握這些本領,因為自有“專家”來操持一切。
我們都是專家的僕從;我們清楚現代技術離開了專家就玩不轉。當一切運轉正常時,我們盡情享受技術設備給我們帶來的好處;如果某一部設備出了故障,我們就喜歡上了為我們排憂解難的工程師,雖然我們的愛是一種奴隸對主人的愛。
如果願意,幾乎任何人都可以拆卸他的電視機、汽車甚至電腦,將其在地板上還原為基本部件。但他卻很難將零件重新組裝為整機,因為那要借助某種抽象的東西——一種關於零部件之間相互關系的知識——才能完成。
“知識”的含義很模糊。我們常說自己知道怎樣操作電視,但電視機本身的工作原理我們也許一無所知。過去,人們是不必嚴格區分這兩類“知識”的;原始人知道怎樣使用弓箭,這一知識的獲得源於他們親手制造了弓箭。現代人卻不然,他們必須學習“科學知識”,即某種不依賴於單個使用者的客觀理論。也就是說,他們通過研究抽象的拉力和張力等的相互關系,而不是通過親手制造弓箭,來了解弓箭的使用原理。
知識如此演化的結果,使我們開始對技術懷有一種複雜的情緒。一方面,技術給我們帶來了更大的自由,花樣翻新的技術發明使人類的能力空前擴大;另一方面,我們又因技術喪失了自由,技術日益為少數人所控制,成為一種外化於我們大家的東西。前幾年美國興起的“自己動手”運動絕不僅僅是出於經濟原因,還因為自己動手制作能給人們帶來莫大的樂趣,更因為它將人們從“專家”的重壓下解放出來,得以呼吸一點自由的空氣。
(作者胡泳為北京大學教授)
樓盤傳真 2016/12/10 2016/12/10 23:05閱讀更多 »
美國即將議息,預期加息機會大,但低息持續,實際供樓負擔又會加重多少?
加辣增加換樓難度,換樓鏈隨時被打斷,盤源愈來愈緊絀,沙田第一城業主,叫價反而更堅挺。
西半山敦皓,廚房隱蔽位出現輕微漏水,失分最多。
馬鞍山迎海.星灣御,間隔大反轉,甚至封了工作平台的出入口,改造成衣帽間。
“炒美圖猶如炒權證!”對於近日美圖公司(01357.HK)股價的大幅波動,深圳一位私募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如是說。
美圖公司無疑是3月份港股市場上最令人矚目的港股通標的。3月7日以來短短十幾個交易日內,其股價從近10港元狂飆至最高23港元,實現翻番。20日午後美圖公司在創出上市新高23.05港元之後坐上跳樓機,暴跌11.22%,全日振幅超過40%;21日該股繼續下跌8.64%,不過內地“敢死隊”通過港股通,卻又有1.8億港元的凈買入。
多位市場人士認為,現在內地“敢死隊”資金涉足港股市場,對於美圖這種有著“扭虧為盈”預期的科技股,顯然有著“炒權證”的類似性質,這兩天逢低買入美圖公司的投資者,其實不少都帶著“一夜暴富”的賺快錢心態;另一方面,隨著兩地市場全面進入互聯互通時代,兩地監管部門最終對此如何出手?美圖可能會成為最新的案例。
賭的是扭虧為盈 美圖股價權證化?
香港的權證市場格外發達,成交額達到全球第一,不少香港投資者都是帶著“一夜暴富”的心態炒作權證,贏的話可能上升幾倍甚至幾十倍,輸了的話大不了虧損所有本金離場,而權證發行商賺取投資者大量費用,這是明顯類似賭場的“負和遊戲”。
“炒美圖猶如炒權證!一旦美圖業績改善甚至看到盈利希望,股價可能上升好幾倍;如果美圖持續虧損無法盈利,大不了認虧離場。”上述深圳私募人士稱,其身邊有朋友於21日在14.3港元左右買入了美圖公司,持有的就是這種心態;另外也有部分投資者抱著T+0交易當天進出的投機心態。
在去年上市的敲鐘儀式上,董事長蔡文勝為美圖公司定下2017年實現收支平衡的目標,而今年主要業績增長來源於即將面世的電商業務,美圖將推出兩個分別定位中高端奢侈品牌與個性化定制路線的電商平臺,電商平臺被寄望於扭轉美圖業績。在上市記者會上,蔡文勝曾表示:“電商目前最大的成本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物流倉儲和獲取用戶成本。前者我們交給合作夥伴做,後者我們擁有足夠大的用戶流量,不需要考慮這方面成本。”
3月20日,蔡文勝朋友圈一度直播美圖公司市值變動,從3月20日早上就開始直播公司股價,率先宣布自己成為福建史上最強港股上市公司;不過美圖的股價從20日下午開始出現了倒跌,市值從900多億港元,一下子就縮減到了600多億港元。21日再次大跌後,蔡文勝則感嘆“這就是香港股市”。
也有一位不認同美圖模式的行業研究員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有用戶儲備不見得就可以帶來盈利,對美圖來說如何造就更強的用戶黏性,才能有更好的變現。近日股價波動,是比較典型的A股市場“坐莊”炒作手法,而港股市場沒有漲跌停板也加劇了這種炒作,其實跟基本面關系不算很大;另外,用戶對美圖的使用方式,是在不停地幹活,這跟陌陌和微博等用戶在看信息,模式上有比較大的差別,投資者需要留意這些區別,這可能導致美圖的用戶儲備暫時難以轉化為收入。
內地“敢死隊”引發港交所關註?
海通證券策略分析師荀玉根認為,越來越多的內地投資者參與港股。雖然兩個市場差異還很大,但估計兩地終將融合,人流和資金流決定了這是趨勢。隨著制度環境和投資者結構逐步趨同,兩個市場都往中間走一走,最終融合,從市值和資金體量看,也許港股要多走兩步。
然而這“多走兩步”對於美圖來說,就是股價半個月內翻番,之後就連續跳水兩天。
“由於內地股民對於美圖認知度比較高,深港通對於股票流通和股價上升都有很大作用。”美圖公司相關發言人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北京一位私募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現在不少內地私募開了香港公司,A股“敢死隊”都轉戰港股了,滬港通也提供了更多“割韭菜”的機會,對美圖來說,14到15港元左右其實是一個不錯的買入點位,未來預計美圖股價會出現高位震蕩行情,等港股行情本輪見頂之後,再隨著大盤一起跌。
港交所數據顯示,3月21日美圖公司再度成為港股通成交活躍股,南下資金通過滬、深市買賣美圖,其中港股通(深)買入和賣出分別是2.08億港元和0.863億港元;港股通(滬)買入和賣出分別是2.68億元和2.1億元,這顯示了內地資金通過港股通凈買入了近1.8億港元;21日美圖總成交達到20.44億港元,遠小於前一天的38億港元。
21日曾有消息稱,香港證監會在美圖上市至今,至少三次致函券商索取歷史記錄,情況罕見。對此,美圖公司回應稱:目前並未收到監管機構對於上述調查的相關聯系,因此不作任何評論。而港交所對此事表示不予評論,並稱港交所負責市場監察的部門一向都有向券商索取資料,但港交所不會評論個別公司及市場監察工作。
博大資本行政總裁溫天納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監管部門對任何異常大上大落的股份,都可能會展開調查,抽查交易的券商以及最終的投資者,看看是否會涉及不當交易,特別是企業已經處於年報期,一切更為敏感;上述交易若涉及跨境交易,特別是滬港通及深港通,預計調查也會加強力度。
此前,美圖公司將於3月24日發布2016年度業績報告,此前招股書顯示,其2014年、2015年及2016年上半年30個月內,累計虧損高達61.8億元,僅2016年上半年就虧損21.9億元人民幣,較2015年上半年13億元的凈虧損額擴大近七成。
溫天納稱,近日內地科技類股份表現相當突出,以騰訊為例,市場均看好其業績,導致股價不斷上升。但是美圖上市並非太長的時間,股價沖破23元後直線下墮,估計不少投資者進行拋售,與套利交易有關;此外,美圖的盈利模式及未來增長動力有別於其他科技類股份,也造成不少投資者套現離場,一窩蜂爭相離場。
近期市場上關於去杠桿應采取什麽樣的宏觀政策的討論十分熱烈:一種觀點認為,在去杠桿過程中宏觀政策應該是松的,否則去杠桿還沒完成經濟就可能已經“倒在手術臺上”了;另一種觀點則恰恰相反,認為在去杠桿過程中宏觀政策應該緊一點,否則杠桿率只會越來越高。
到底是該緊還是該松?一時成為觀察者們對政策爭議的焦點。
其實,簡單的松緊之爭並未抓住問題的關鍵。在目前所能檢索到的文獻中,美國對沖基金橋水創始人達里奧(RayDalio)似乎是為數不多的對整個經濟體去杠桿及其政策選擇有過系統研究的人。劉鶴副總理在《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一書中曾明確提到:“橋水投資基金的戴利歐(RayDalio的另一譯法)先生在‘和諧的去杠桿化’一文中,對政府和民間的去杠桿化過程做了精彩描述。”根據達里奧對去杠桿的研究,他表示去杠桿最終會是什麽結果取決於四個因素的執行力度和節奏:債務減免、支出緊縮、財富移轉、債務貨幣化。不僅這四個因素都要有,而且每個要素的力度和節奏都要把握好,才會有“好的去杠桿”。
更有挑戰性的是,達里奧說,去杠桿就像盲人廚師做飯。盲人廚師做飯是看不見的,要麽一不小心會把自己燙著,要麽一不小心會把東西灑出來,想搞好,真的是很不容易。
達里奧概括了去杠桿可能會有的三種狀態:第一種是糟糕的通縮去杠桿。此類去杠桿,通常發生在足夠的“印鈔”之前,此時貨幣供應不足,通貨緊縮,且名義利率高於名義增長率;第二種是好的去杠桿,在此類去杠桿的過程中,已有了足夠“印鈔”來抵消因債務減少及緊縮所形成的通縮壓力,由此,在經濟能夠有正的增長的同時,負債/收入比下降,這一階段通常名義GDP增長率會超過名義利率;第三種是糟糕的通脹去杠桿。在此類去杠桿中,相對於對抗通縮所需要的寬松程度而言,貨幣已發行過多,由此引起惡性通脹,導致名義增長率和名義利率處於自我加強的上升螺旋中。
進一步地,達里奧說,去杠桿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此時只有經濟放緩,只有違約,而沒有其他的緩沖措施,但如果任由這種違約、重組發展,市場的信心將會遭受重創,並在很多年內沒辦法恢複。所以,要有違約、要有重組,但不能太大,不能太快;第二階段,這時候央行已開始放松,開始接受信用的抵押品,也接受期限更長的抵押品,以幫助債務人借新還舊,這時候會開始一個“好的去杠桿”;但因為寬松的刺激措施實在是太好用了,由此常常會被濫用,進而導致“糟糕的通脹去杠桿”,從而滑入第三階段。
達里奧所說的第一個階段大致對應著第一種狀態,第二個階段大致對應著第二種狀態,第三個階段大致對應著第三種狀態。我們當然希望能夠停留在第二種狀態,既不要是第一種狀態,也不要是第三種狀態。
然而,到目前為止,似乎仍沒有人去仔細探究,達里奧在提出去杠桿可能出現的三種狀態後,為何又進一步提出了與三種狀態一一對應的、似乎更具有時序特征的三個階段?
的確,似乎並非每一個去杠桿的過程都需依次經歷三種狀態,但在筆者看來,前兩種狀態對於很多去杠桿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因為高杠桿往往緣於此前持續加杠桿形成的思維和行為慣性,因此如果沒有第一階段的強力緊縮,就無法令整個經濟在去杠桿方面統一思想,此時的寬松只會縱容進一步加杠桿。政策的強力緊縮和一段時間內的維持,會使得試圖進一步加杠桿的經濟主體碰壁乃至破產,最終會使經濟中絕大多數主體認識到必須維持財務狀況的穩健。此時政策就可以向寬松進行調整,經濟主體可以獲得低成本的再融資接續,避免資金鏈斷裂和違約的大規模蔓延,以低息債務置換高息債務,主要以完成在建項目為主,從而為平穩去杠桿提供有利條件。但寬松要有度,否則,就會滑入第三個階段。因此,第三個階段未必會經歷,但卻為政策當局立了一個必須避免政策過於寬松的警示牌,也提醒市場主體:可以有適度寬松的預期,但卻不可有“大放水”的狂想。
至此,我又禁不住想起了達里奧關於去杠桿宛如盲人廚師做飯的比喻,倘若他對中國文化有更深了解,原本“中藥”是一個更好的比喻:多種藥材(去杠桿的四大要素)組合在一起,成為一味治病的方劑(去杠桿的政策組合),而療效則取決於藥材之間“君臣佐使”的配伍、下鍋先後與煎熬的藝術(力度和節奏的把握)。典型的熬制中藥的過程,首先是要以緊重之武火,“奮迅精神,驅除雜念”,猶如第一階段的強力緊縮;繼而以微緩文火,“專氣致柔,溫溫不絕,綿綿若存”,猶如第二階段的政策適度緩和,最終方得去杠桿之正果。
(作者系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