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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專題】“不扛槍的隊伍”“百團大戰”百萬民眾總動員

編者按

1940年，國際反法西斯力量“進入低谷期”。

那一年，日軍恢複了對中國的大進攻，接著對重慶進行大轟炸；那一年，德國以閃電戰戰術，僅用6周就打敗了法國。

那一年，中國保持著頑強的抵抗，但誰也沒指望中國有驚人之舉。因為“三年多的抗戰軍事，‘應戰’二字，可以盡之——敵軍不攻，我們待戰，敵軍此處攻，我們他處不戰，形勢幾乎完全是被動的”。

而在沈寂了三年的中國華北戰場，卻突然出現了一種出人意料的戰局：1940年8月20日晚，在總計長達5600余里的華北主要交通線上，出現了數十萬大軍，其中主力兵團即達105個團。他們炸鐵路、毀橋梁、攻廠礦、拔據點，頃刻間，日本在華北的交通網、通訊網全面癱瘓。在接下來的三四個月里，共擊斃、打傷或俘虜4萬多名日偽軍，其中半數以上是日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百團大戰。

與此同時，各大抗日根據地在戰火中日益牢固，後方社會面貌一新，民眾的抗日熱情也日漸高漲，持續不斷地為前線輸送兵員和物資。

“百團大戰背後，是千萬民眾。僅吃一項，100多個團20多萬人，一天就需口糧30萬斤。再加上各種支前工作、破路工作及後方保障，在當時肩挑手提為主，輔以騾馬、手推車的條件下，不組織動員100萬以上的民眾，根本無法打一場百團大戰！”

1940年的一個夏夜，山西武鄉縣磚壁村，左權端著半截蠟燭，站在地圖前思考良久。由於一直沒有好好休息，左權不知不覺中合上了眼睛，手中的蠟燭頭燒著了地圖的一角，燒痛了他的手。左權猛地驚醒，急忙脫下上衣，把火焰撲滅。

那段時間，時任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與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常常挑燈夜戰，討論的焦點，是一條日軍自吹自擂的“鋼鐵封鎖線”。它東起河北正定，西至山西太原，橫貫太行山，是日軍在華北的重要戰略運輸線之一，敵人經常派裝甲車在鐵道上巡邏。在這條全長240余公里的鐵路線兩側10－15公里地區，還設有外圍據點。

“日軍企圖困死八路軍，必須打破這個‘囚籠’。”一場交通破襲戰在討論中蓄勢待發。

這就是八路軍主動發起的百團大戰。

八路軍在1937年8月接受改編時，全軍只有十幾個團，其中約一半又分散在陜西、山東等地。六七個團在敵後堅持3年，不但不減，反而激增。這場破襲戰背後有著怎樣的奧秘？

不一樣的軍隊

從山西省武鄉縣城東行47公里，有一個叫磚壁村的村莊，這里僅有108戶人家，村子像一個半島，西、南、北三面皆百尺懸崖，溝深坡陡。從軍事角度看，此地居高臨下，易守難攻。從1939年到1942年，八路軍總司令部曾先後三次進駐磚壁村。

1939年6月，獲悉八路軍要進駐磚壁村時，村民十分恐慌，“會不會和去年的三軍一樣？”

此前一年，國民黨第三軍軍長曾萬鐘率部來磚壁住了一夜。那一晚，國民黨士兵抓雞殺狗，毆打村民。多虧村中長者送錢送物，村子才免遭洗劫。從此，磚壁村民一見到兵，便如驚弓之鳥。

八路軍進駐農戶後，探訪家情，和顏悅色，還幫助村民推碾滾磨，親如一家。

當年的兒童團團長肖江河，如今已是87歲的老人。半個多世紀前的舊事，仿如昨日。“八路軍一來，就為村里辦了件大事。”

太行山脈小松山腳下的磚壁村，地屬黃土高原，有山無林，有河無水，十年九旱。“幹磚壁，磚壁幹，正月吃完土窖水，二月擔水三十里，要想找到活泉水，熬到日頭朝西起。”這首歌謠，道出了磚壁人吃水難。

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長期與土地打交道，對外界知之甚少，對軍隊的認識停留在“兵匪一家”的印象中。但是眼前這支灰衣軍隊非但“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還晝夜苦戰，不到半月就挖了一眼43米深的活井水。不久又挖了兩水井、七旱井，並掘池築壩。

挖水池時，八路軍的朱德、彭德懷、左權3人一組——朱、左擔土，彭裝筐。軍民聯動，三五天便將兩個旱池挖得擴大一倍。一場大雨過後，溝滿池平，人畜皆歡。

八路軍的作風，顛覆了生活在黃土溝壑中的農民對軍隊的認知。

“我看了許多古書，古今中外，兵鋒指處，洗劫一空。唯有八路軍助民為樂，愛民如子。他們的‘三大紀律八項註意’，就是漢高祖的‘約法三章’也不能相比。”磚壁村村民李作模高興地給村民說。

“在八路軍總部進駐磚壁村前，村里就早有了共產黨員。”肖江河依然清楚地記得磚壁村最早的四位黨員——“馬象模、李來和、李佩璉、白祥榮”。他們開展的群眾工作，為磚壁村天翻地覆的變化“埋下了伏筆”。

“戴山西帽，說山西話”

在共產黨力量進入前，武鄉縣是晉東南土地最為集中的地區，貧富分化劇烈，高利貸盛行，農民破產情形嚴重，村政則全由富人一手把持。《武鄉縣誌》中有記載，“閻錫山政府對於村長、村副的任職資格規定了具體的財產標準，只有500元以上資產的居民才能擔任。”

但共產黨人卻借助犧盟會，發動群眾打開了局面。

李來和是山西犧盟會的一員，他在磚壁村最早一批共產黨員，同時也是村里的農會主任。至今，肖江河仍記得他帶領村民驅逐舊村長的一幕：磚壁村村長魏明鏡平日里貪贓枉法，欺壓百姓。村民有意驅逐，卻苦於勢單力薄。1938年適逢磚壁唱戲，魏明鏡坐在前排太師椅上，喝著茶水，頤指氣使，周圍村民敢怒不敢言。這時，李來和依計帶頭高喊“打倒壞村長”。村民一擁而上，痛揍魏明鏡，歷數其罪狀，告到縣抗日政府那里，魏明鏡最終被撤換。

這一幕，也在整個武鄉縣84個村莊同樣上演。1938年夏季，武鄉縣開展反貪汙、反攤派鬥爭，召開群眾大會，罷舊選新，改造舊有基層政權。同屬武鄉縣的東溝村村長變成了共產黨員魏文德，有村民感嘆，“現在的村長不是犧盟會力量可不行。”

李來和所在的犧盟會，全稱為“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是閻錫山政權1936年“聯共抗日”的產物。王生甫等所著的《犧盟會史》中記載，在犧盟會的共產黨人開始“戴山西的帽子，說山西的話”，即將一些共產黨的策略，換成閻錫山的話講出去。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後，山西地方政權紛紛解體，犧盟會填補空缺，逐漸掌權。梁誌祥、張國祥在《第二次國共合作在山西的成功實踐》中這樣描述，“（犧盟會）曾經一天派出40多個抗日縣長。到1939年，山西全省105個縣，其中62縣名義上是由犧盟會領導，實際上是由共產黨領導。通過犧盟會，共產黨在晉東南尤為強大。”

在犧盟會的引導下，抗日活動如火如荼。百姓紛紛走向街頭進行遊行，大街小巷的墻壁上隨處可見抗日標語。工人、青年、婦女、兒童、貧農等都成立了各自的抗日救亡團體。《武鄉縣誌》中記載，“無論在哪里都能聽到這樣的聲音：‘抗日救國’‘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糧出糧’。”

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曾在報道中寫道：“到1940年，華北鄉間的無數農民第一次被組織起來，受革命觀念的教導，達到某種程度的政治和經濟解放。他們現在為中國抗戰構成了一個比綿延的堡壘和塹壕還要機警和有伸縮性得多的活的屏障。……他們是中國動員起來抵抗法西斯惡性病侵略的健康的細胞。”

如今，陳賡大將之子、重慶警備區原副司令陳知建用“血肉關系”來評價軍民之情，這種關系在百團大戰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只要是抗屬，生活便有保障

日寇依靠據點到處搶掠，實行“三光”政策，中國華北敵後人民受到了嚴重摧殘。

史料記載，“1938年4月，日軍對晉東南地區發動九路圍攻，武鄉縣1500多人被屠殺，縣城被日軍徹底燒毀，化為廢墟。石門村張受書一家11口人全被滅門；一位在當地很有勢力和影響的陳姓地主士紳，被日本士兵用刺刀逼迫，當眾強奸自己的女兒；一些缺乏民族觀念的地主，為了保護自己財產，歡迎日本人的到來，然而日軍給予他們的卻是刺刀……”

日軍的殘暴，教育著百姓起身反抗。

“當時武鄉縣僅有14萬人，其中9萬人參加了各種救亡組織，1.4萬余人參加了八路軍。”八路軍太行紀念館史料研究部主任郝雪廷說，抗戰八年，整個武鄉縣全民上陣。

但當地也流傳一句民謠——“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和共產黨力量的到來，這句民謠日漸失色。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政府為解決士兵的後顧之憂，作出了多重努力。

在磚壁村，為了讓抗戰家屬（簡稱“抗屬”）生活有保障，肖江河說，“村里有專門的代耕隊，他們長期給抗屬和烈屬代耕土地，挑水擔煤；有抗屬生了病，村里還要派人前去伺候。”

各地根據地註重營造出“參軍光榮”的氛圍。比如各區村在召開大會或看戲等重大活動時，首先向抗屬致敬，還專設抗屬席以示尊重。

經濟貧困的貧雇農長期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是村里最沒地位的人，而共產黨通過優抗措施，“使其身份得到極大的認同，心理得到極大的滿足，精神得到極大的撫慰”。有抗屬在給前線打仗的家人寫信時說：“我們在家里處處受人尊敬和優待，你們在前線應當放心地勇敢地作戰……”

正如美國記者韓丁調查的那樣：“招收新兵的最大問題，不是要克服對敵人的子彈或戰爭艱苦的恐懼心理，而是要使這些人相信，他們的家庭將會得到很好的照顧，他們的牲口和莊稼也會得到妥善照料。”

參軍時，抗日政府會對抗屬進行物質補償，逢節過節還會對抗屬分發禮品。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李軍全在研究中說，在這種氛圍下，出現過一個招兵站一天招募幾十個甚至上百個新兵的火熱場面，也出現了“母親送兒打東洋，妻子送夫上戰場”的感人場面。

1945年抗戰勝利後，武鄉縣縣長武光清為磚壁村韓好存等22名抗屬掛起了“抗戰功臣”的金字大匾。上書：“諸君遠見，為國為民。子弟殺敵……第一光榮”。

打破“囚籠”

1940年，日軍在華北推行“鐵路為柱，公路為鏈，碉堡為鎖”的“囚籠政策”，企圖把華北各抗日根據地分開來，使八路軍“遊”不了，“擊”不成。

彭德懷、左權等人決定，打一場大仗——直接參加正太路破襲戰的兵力不少於22個團。

1940年8月20日，八路軍總部

所在地磚壁村上空烏雲密布，天氣悶熱的午後，淅淅瀝瀝地下起了小雨。晚上8時整，八路軍各路突擊部隊撲向敵人控制的鐵路沿線的據點、車站、橋梁、碉堡。正太路、同蒲路、白晉路、平漢路、津浦路等華北各主要鐵路和公路幹線先後燃起了戰火。

在戰鬥部署前，彭德懷並沒有對出動兵力的數量作出具體要求。所以，在戰役打響後，聽到作戰科長王政柱匯報這次戰役共計105個團參戰，彭德懷一拍大腿，“幹脆就叫百團大戰好了”。

而那時，距3萬八路軍1937年初入山西，只有短短三年。1940年，共產黨部隊已經有了大發展，其中參戰兵力達20余萬，民兵27萬，另有民眾不計其數。

“八路軍抗戰意識十分旺盛。在中共地區內的居民，連婦女、小孩都用籮筐給八路軍搬運、傳送手榴彈等。民眾一致同八路軍合作，我方有的部隊，因無準備地冒進，而陷於被其急襲、包圍的困境。”戰敗而歸的日本華北方面軍第l軍參謀朝枝對如此廣泛的大眾戰、民兵戰驚悸不已。

“擔任戰爭的先鋒任務的，還是中國的老百姓。”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撰文寫道，“農民戰鬥隊由已獲得武器的男人組成，雖然有時候，幾個人才有一支步槍。他們割斷電話線，進攻火車站,並且襲擊小股日軍，從他們手中奪取武器。他們從當地人民極有限的物力中得到一些支援,並希望有朝一日能被補充到正規部隊中去。他們是八路軍一支巨大的後備力量。”

“百團大戰背後，是百萬民眾。僅吃一項，100多個團20多萬人，一天就需口糧30萬斤。再加上各種支前工作、破路工作及後方保障，在當時肩挑手提為主，輔以騾馬、手推車的條件下，不組織動員100萬以上的民眾，根本無法打一場百團大戰！”《1940：大破襲》的作者劉強倫談及此處不禁贊嘆。

“這種關系在軍事上意義很大，它意味著兵源補充、後勤補給、情報等資源。有了它，老百姓給你囤糧，老百姓給你做衣服，老百姓給你做鞋子。”陳知建說。

“為了給八路軍做最好的鞋，磚壁村的婦女們都拿出家里最好的布和麻繩，有的還托人從外邊捎點好洋布做鞋面。每次軍鞋做完後，許多婦女手上都勒出了深深的血印，有的還要脫幾層皮。”2015年初春，上午的陽光正照進屋子里。肖江河老人一邊在床頭拿彩紙糊燈籠，一邊向南方周末記者說起母親在燈下做軍鞋的場景。

磚壁村當年有120余戶居民，上交的軍鞋累計有360余雙。“方口、黑面，鞋口鞋幫鎖口包邊，底子厚實硬邦邦，給人的感覺很結實。”磚壁村民馬正英親眼見過抗日軍鞋。

八路軍打遊擊，作戰頻繁，四處轉移，又在山區，特別費鞋。陳知建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根據地婦女一有空就納鞋底，不知道納了多少雙鞋，所有戰士的鞋子都是她們做的。”

如今，在磚壁村八路軍指揮部舊址，當年彭德懷親手栽下的榆樹，依然茁壯。根部之粗，非兩人不能合抱，四散的枝幹，正如紅色根據地建設中成長起來的磚壁村民。

“磚壁村許多人後來都成了各個時期各個崗位的骨幹力量。”肖江河說。

配電擊槍的智能安保機器人現身深圳機場 1個可抵3個民警

今年4月，中國首臺安防機器人AnBot亮相，近日，它已經正式在深圳機場上崗了。這款機器人由中國國防科技大學研發、湖南萬為智能機器人公司生 產。外形 似俄羅斯套娃，身高為1.49米，體重78公斤，腰圍直徑0.8米，最大時速18公里每小時，巡邏時速1公里每小時。續航時間是8個小時，快沒電時還可以 自己尋找充電樁。

據深圳警方介紹，AnBot在深圳機場只有一臺，不僅可以和旅客進行智能語音交互，同時還選配帶電防暴叉、電擊槍或致盲強光等設備，能有效威懾危險 分子。該機器人具備自主巡邏、人像識別、智能服務、突發應對等四大應用功能。目前主要在深圳航站樓的出發大廳進行24小時不間斷巡邏，一個機器人可以抵上 3個民警的警力。

AnBot(中文名字“深圳小安”)執行日常巡邏防控任務，主要是在T3航站樓四樓出發大廳，通過前後左右四個移動高清數字攝像頭實現民航安檢前 置、移動人像識別功能，並將相關圖像信息回傳公安大數據後臺進行碰 撞分析、實時預警。該機器人具備自主巡邏、人像識別、智能服務、突發應對等四大應用功能：

一、自主巡邏

AnBot的巡邏功能分自動巡邏和遠程遙控巡邏兩種模式。在自動模式下，機器人可根據環境信息，自動構建地圖及實時定位，並按預定路線、預 定時間執行巡邏任務。運程模式則是通過遠程遙控器操作機器人巡邏。

二、人像識別

AnBot配置四路具有夜視功能的高清數字攝像頭及各種傳感器，可實時視頻監控、錄像存儲、歷史回放。同時該機器人還可以通過前後左右四個移動高清數字攝像頭、綜合各個傳感器信息，相關結果推送到公安警務雲終端。

三、智能服務

AnBot集成了智能人工大腦，可以進行智能語音交互，能夠回答旅客關於航班信息方面的提問，並且可以針對陌生場景和業務進行深度學習及交流。

四、突發應對

智能安保機器人AnBot具備聲光警示功能，當機器人遇到緊急情況,可聲光警示並威懾可疑人員，及時預防犯罪。同時選配帶電防暴叉、電擊槍或致盲強光等設備，當發生危險時，管理人員可遠程控制機器人主動出擊，有效威懾和制服危險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