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因技術喪失了自由，技術日益為少數人所控制，成為一種外化於我們大家的東西。
作為一種技術設備，電話走進了千家萬戶，這是相當多的技術都無法企及的。如同對鐘表、紙筆、廚具和自來水一樣，人們對電話的依賴性很大，它已成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東西。
然而，對於19世紀70年代的普通人來說，電話卻是一種“高技術”，神秘怪誕，難以索解。經過很多人不懈的努力，它才由令人望而生畏的高科技產品轉變為人類交往的日常工具。20世紀90年代的電腦網絡，也走過同樣的歷程。
電話公司從來都站在高技術的前沿。其他公司的研究開發人員可能會贏得新市場，AT&T的貝爾實驗室贏得的則是諾貝爾獎金。貝爾實驗室發明的晶體管造就了一大批新行業。它以“每天一項新專利”聞名於世，甚至還在天文學、物理學等領域作出了重大發現。
綜觀AT＆T70年的歷史，與其說它是一家公司，不如說它是一種生活方式。它無所不在，與美國人的生活緊密相關。它自身就是一個獨立王國。在這個王國中，執掌權柄的是一群工程師、技術員和研究者。
貝爾系統在技術上無與倫比的領先地位給予這批人深深的權力欲和滿足感。他們把自己的畢生精力都用來改進電話網絡，看著這只“蜘蛛”由小到大地織網，直至覆蓋全世界。電話系統仿佛一座偉大的技術神廟，他們是其中的大祭司，是極少數精英分子。他們對此有清醒的認識，即便其他人還沒有達到這樣的認識；事實上，正因為其他人不清楚這一點，他們感到自己更加有力。
永遠不要低估這種技術集中於少數精英手中所帶來的刺激感。“技術權力”不是每個人都追求的：對許多人來說，它沒有任何吸引力。但對某些人來說，這是他們生命的全部。知識就是力量，因此必須將其貯藏起來。任何領域的專家都不願讓普通人了解他們在做什麽，並且以折辱普通人為樂。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尼古拉·尼葛洛龐帝在講述電腦發展史時曾說：“科學家曾經下意識地想保持電腦的神秘性，就好像中世紀黑暗時期的僧侶，刻意維護自己獨尊的地位，或像當時的某些人，要獨自把持古怪的宗教儀式一樣。”
如果我們說電腦的使用為“僧侶”所把持，這並不意味著電腦專家的行為與其他行業的專家有什麽不同。醫生、律師和建築工程師的表現也大同小異。但電腦的地位十分特殊，因為今天我們到處都要同電腦打交道，這使得電腦專家們在政府部門、公司企業等所有大機構中都建立了穩固的橋頭堡。他們成了信息的控制者。公眾與計算機專家之間很早就存在令人擔憂的裂痕。今天，伴隨著物聯網、人工智能、機器人、虛擬現實等技術的發展，這一裂痕非但沒有縮小，反而在持續擴大。
修補這一裂痕的理由很充足：就像西諺所說，戰爭太重要了，不能只由將軍們來決定；計算機也太重要了，不能完全由“僧侶”所把持。醫生們已被告知，他們並不擁有病人的身體；計算機專家們也應該明白，他們的地位並不能夠一直像他們所想象的那樣神聖。
把技術專家放在歷史的進程中來考察，也許能讓我們明白得更透徹。人類學家說，從前生產者和消費者是一體的，但今天情況完全發生了變化。在人類歷史的早期，人們自己制造工具，逐步鍛煉使用工具的技能，而現在，人們周圍的東西很少是他們親手制造的，他們也不可能擁有制造這些東西的能力。成千上萬的人都擁有電視機，但有多少人懂得電視機的工作原理呢？更不用說親手制造一臺了。他們對這類事情也不感興趣，因為在不具備這樣的知識和技能的情況下，他們也可以看上電視。與此相似，誰知道汽車、飛機、微芯片甚至投幣電話是如何工作的呢？普通人不需要掌握這些本領，因為自有“專家”來操持一切。
我們都是專家的僕從；我們清楚現代技術離開了專家就玩不轉。當一切運轉正常時，我們盡情享受技術設備給我們帶來的好處；如果某一部設備出了故障，我們就喜歡上了為我們排憂解難的工程師，雖然我們的愛是一種奴隸對主人的愛。
如果願意，幾乎任何人都可以拆卸他的電視機、汽車甚至電腦，將其在地板上還原為基本部件。但他卻很難將零件重新組裝為整機，因為那要借助某種抽象的東西——一種關於零部件之間相互關系的知識——才能完成。
“知識”的含義很模糊。我們常說自己知道怎樣操作電視，但電視機本身的工作原理我們也許一無所知。過去，人們是不必嚴格區分這兩類“知識”的；原始人知道怎樣使用弓箭，這一知識的獲得源於他們親手制造了弓箭。現代人卻不然，他們必須學習“科學知識”，即某種不依賴於單個使用者的客觀理論。也就是說，他們通過研究抽象的拉力和張力等的相互關系，而不是通過親手制造弓箭，來了解弓箭的使用原理。
知識如此演化的結果，使我們開始對技術懷有一種複雜的情緒。一方面，技術給我們帶來了更大的自由，花樣翻新的技術發明使人類的能力空前擴大；另一方面，我們又因技術喪失了自由，技術日益為少數人所控制，成為一種外化於我們大家的東西。前幾年美國興起的“自己動手”運動絕不僅僅是出於經濟原因，還因為自己動手制作能給人們帶來莫大的樂趣，更因為它將人們從“專家”的重壓下解放出來，得以呼吸一點自由的空氣。
（作者胡泳為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