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新礼上游特写

特寫：一名快遞員感受到的中國網購發展

http://www.21cbh.com/HTML/2012-2-2/yMNDE5XzM5ODcyMQ.html

　每天晚上6點多，忙完一天的送件任務後，24歲的快遞員董忠廷都會返回服務站完成當天最後一項工作，清點自己負責片區淘寶賣家的貨物，然後送往位於東五環的中通速遞總部等待第二天發往全國各地。

　　來自山東的董忠廷告訴記者，最近幾天的工作和春節前相比已經「沒那麼忙了」。在最忙碌的春節前一個星期，他每天都是凌晨才結束工作，然後早上五點又要從總部的住處趕到位於北京市西城區的一家中通速遞服務站，開始一天的工作。

　　冬日的北京寒風刺骨，但是董忠廷每天早上七點半就要開始工作，騎上電動車，載著幾十斤的貨物，迎著冷風派件取件。他說，雖然有時貨比較多，工作壓力大，但是在工作過程中可以接觸到不同的人，交到朋友，自己還是很滿意。

　　面對如此高強度的工作，董忠廷表示已經慢慢習慣了。回憶起自己這幾年的快遞從業經歷，他告訴記者，伴隨收入提高的還有每天的工作量。「我現在每天平均要送150個快件，而兩年前每天最多也就幾十個」。

　　從去年11月11日「光棍節」淘寶商城五折促銷引發網絡購物狂歡以來，網絡商家的打折促銷活動一直從聖誕節、元旦持續到春節。網購消費者高漲的購物慾望在刺激著消費的同時，也把無數和董忠廷一樣的快遞人員帶入了無比繁忙的「工作季。」

　　在董忠廷看來，這幾年網絡購物的迅猛發展是自己工作量增加的最直接原因。「現在選擇網上購物的人越來越多，我現在每天送的貨物至少70%都是網購的東西。每逢淘寶商城一類的商家打折促銷，我們就忙得不可開交」。

　　在董忠廷這樣的快遞員忙碌身影的背後，是中國蓬勃發展的網絡購物市場和不斷增長的網絡購物群體。

　 　研究機構艾瑞諮詢日前發佈報告顯示，2011年中國網絡購物市場交易規模達到7735.6億，較2010年增長67.8%，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 4.3%；預計2012年中國網絡購物市場交易規模將達11840億，同比增長53.1%，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例也將會升至5.3%。

　　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上月發佈的《第2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國網民數量達到5.13億，其中網購用戶規模達到1.94億，與2010年相比，網購用戶增長率為20.8%。

　　然而，大眾消費習慣的改變和促銷政策下網絡購物的集中性，不僅給中國的快遞行業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同時也暴露了當下中國電子商務產業面臨的物流配送困境。

　　從中國郵政快遞業務量看，中國雖然已躋身世界前三位，但中國快遞人均量卻遠遠落後國際水平。2010年中國快遞業務量完成24億件，全國人均不到2件，低於國際上4.1件的人均水平，更遠遠低於美國人均26件、日本人均25件的水平。

　　每逢節假日各大網絡零售商促銷之後頻繁出現的快遞服務點「爆倉」和快遞變「慢遞」的情況更讓賣家和買家苦惱不已。以今年為例，由於貨運量激增，淘寶上的不少網店在距離春節10餘天就貼出了「快遞公司停止收件，本店放假回家」的告示。

　　面對這樣的情形，許多大規模網絡零售商不得不自建物流體系來應對運力不足的問題，解決發展困境。

　　去年1月，阿里巴巴公司高調宣佈其物流戰略，準備與合作夥伴共同集資超過1000億資金投資建設電子商務配套的現代物流體系。京東商城也準備斥資百億建立自己的物流系統，並已在北京、上海等核心城市擁有六大物流中心。

　　京東商城總裁劉強東表示，沒有好的物流保障，就意味著用戶沒有良好的客戶體驗。

　　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研究員莫岱青說：「物流是電子商務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眾多網絡零售商未來的競爭重點。自建物流體系之後，企業可以對商品的下單、出庫以及售後服務等方面進行全面監管，提高服務質量。」

　　今年已經是董忠廷來到北京做快遞員的第三年，他也慢慢瞭解到快遞業對網絡零售發展的意義。「雖然我每天只是負責送快遞，但我覺得自己也為電子商務的發展貢獻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談到自己以後的打算，董忠廷說，他希望「通過這幾年的勤勞工作攢一些錢，日後也能開一家快遞服務站」。

歐債危機特寫：拯救全球金融體系的四晚三天（一）

很湊巧，《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經濟編輯Neil Irwin的新作「煉金術士：三位央行行長與一個硝煙瀰漫的世界」（The Alchemists: Three Central Bankers and a World on Fire）於今年清明節——4月4日面世。全書講述17世紀至今央行行長們怎樣對全球經濟施加巨大影響力，以及2007年以來他們如何將這種力量融入打擊全球金融危機的戰鬥中。

華爾街見聞在此與大家一道先睹為快，截取前歐洲央行行長特裡謝等歐洲領導人應對希臘債務危機後美國股市崩盤的故事，看看三天四晚的時間裡歐洲政經高層怎樣決策，相信也會有助於我們瞭解歐洲持續至今的經濟困境。

恰好是里斯本附近那座15世紀造的帕卡酒莊開始獻上晚餐之前，全場黑莓手機嗡嗡響成一片。規劃歐洲經濟發展道路的21名男女都低頭查看，一條讓他們震驚的消息就發生在2010年5月6日當晚。

在他們收到消息15分鐘前，大西洋彼岸的美國股市一瀉千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暴跌約1000點，部分美國企業巨頭的股票價值頃刻所剩無幾。後來大家知道那是場「閃電崩盤」，將它歸咎於一些不常見的技術原因。

可臨到危急之時，這樣的故障就閃現著一種別樣的危險信號。也是在6日，領導歐洲央行的管理委員會成員還否認他們所在地區的金融系統有任何風險，而那晚的崩盤看來不啻於對他們之前的所作所為進行一場轟轟烈烈的公投，更準確地說，是對他們沒能做的給出評價。

那天下午，他們的首領、法國人讓-克洛德·特裡謝（Jean-Claude Trichet）在新聞發佈會上昭告世人，儘管當時席捲歐洲的危機已經令越來越多的人質疑歐洲國家是否有能力還債，歐洲央行的管理層仍然沒有太費心思商議動用自己無止境的資源，沒有熱議利用自身印鈔的力量抵禦那場危機。

眼見美國股市崩潰的新聞，21位歐洲央行的管理者心裡打起了鼓。我們能扛過去嗎？現在我們能做什麼？

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後來的種種過往只是讓這場全球危機相關的頭條新聞增加了一個系列報導。

而事實上，2010年5月那四晚三天發生的事件對瞭解全球經濟為何仍處困境至關重要。

那72小時裡，三大西方央行領導人——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歐洲央行行長特裡謝與英國央行行長默文·金帶領下做出一系列決定。那些決策創造了我們今天所處的全球經濟環境，它們還可能對經濟產生更久遠的影響。

危機橫掃五大洲的五年間，這三位央行行長以一國總統和議會都可能永遠無法覆蓋的規模與聚集的速度做出應對。

他們常常協作，調動數萬億美元、英鎊或是歐元，總是竭力減少危機造成的傷害。他們犯下許多錯誤，有些失誤代價不小。但他們也避免了災難性的經濟崩潰，沒有讓前輩行長八十年前給這個世界帶來的災難重演。當年的經濟潰敗為納粹主義的崛起鋪平了道路，給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上演搭建了舞台。

以下是根據幾十位相關人士的採訪和第一手文件及其他來源整理的內幕。這個真實的故事講述了央行行長們如何在緊要的轉折點力挽狂瀾。

5月6日晚 里斯本

再回過頭看看里斯本南面的帕卡酒莊發生了什麼。歐洲的領導者們繼續晚餐。隨身的通訊設備不時傳來新聞，讓他們沒法集中精神進餐。可是，對身前幾步之遙的葡萄牙政府高層官員及其配偶，這些領導者又不能直言相告。飯後，他們終於在酒莊的地下會議室暢所欲言。

歐元區陷入危機，投資者迅速失去信心，越來越不相信16個歐元區成員國之中有些國家會還得起貸款。

在那之前的週末，歐洲領導人與IMF公佈了協議，將以1100億歐元救助歐元區最困難的國家希臘。可世界各地的投資者們斷定這還不夠，於是拋售希臘債券。那年年初，希臘還能在國債市場以5%左右的利率得到還款期10年的資金。到了5月6日，希臘10年期國債的收益率已經升至可以帶來毀滅性打擊的7.6%。

幾乎是5月6日一天時間裡，收益率躥升如此之高。投資者那天對希臘政府失去了信心。他們一旦不再相信，就盡快拋售希臘國債。

恐慌情緒迅速向其他歐洲國家蔓延。愛爾蘭與葡萄牙成為下一個戰場，接著戰火燒到了西班牙與意大利。其中意西兩國人口合計1.07億人，經濟活動規模3.7萬億美元。對歐洲其他國家來說，這兩國不僅是因為規模太大所以不能倒，也是由於太大，一旦倒下就無法救助。

市場上，交易者開始反向押注歐洲統一的理想。歐元區是歐洲人半個世紀來創造地區和平最切實的成就。而五十年後，交易者卻押注歐元區會分崩離析。歐元一路下跌，歐元對美元匯率由2009年底的1.50跌至2010年5月6日的1.25。

和金融危機常見的情形一樣，這先是市場心理轉變的問題，然後就自然而然演變為危機。如果這樣的市場崩潰持續下去，歐洲國家的借款成本繼續上升，這些國家的債券將難以在市面流通，將被迫離開市場。投資者們擔心的違約和歐元區瓦解將更有可能成為現實。那正是債券拋售自身引發的惡果。

也正如金融危機時常出現的，央行行長們為粉碎上述惡性循環挺身而出，調動他們綿綿不絕的能力，憑空創造資金。

5月6日那晚，在帕卡酒莊的地下會議室，有位行長就這樣站出來，為無所不能的歐洲央行提出了一條也許可以選擇的道路。

他說：「我們必須買政府債券。」

這人是時任德國央行行長阿克謝·韋伯（Axel A. Weber）。韋伯身材魁梧，一副日耳曼人的身板，一頭黑髮梳得溜光，看上去和美國經典電視劇《黑道家族》裡的黑幫頭子托尼·瑟普拉諾（Tony Soprano）有幾分相似。

他當時建議，歐洲央行以無限量供應的歐元投入金融市場，針對希臘和其他陷入融資困境的國家購買相關國債。韋伯這番話讓其他許多與會者都大吃一驚。他們吃驚不僅是因為建議本身，也是因為說這話的人來自德國央行。

在歐元區內部，韋伯和他領導的德國央行向來是傳統貨幣政策的堅定捍衛者。他們捍衛的觀點是，央行永遠都不能為政府融資，以防通脹抬頭。20世紀20年代初，一場政府疏於控制的通脹使國民的存款一文不值。這段經歷在德國人腦海留下深深的烙印。作為德國央行的主腦，韋伯責無旁貸要保證那樣的歷史再也不要重演。

而里斯本那個春日的夜晚，韋伯提出要再靈活點。他說，歐洲央行不會直接為成員國政府融資，只是要戰略性地干預市場，目的是避免不負責任的肆意投機行為拖跨歐元。韋伯辯稱，歐洲央行根本不會印鈔，可以在干預債券市場的同時吸收與購買債券規模等額的資金，讓它們離開銀行系統，減少通脹的風險。

特裡謝知道，如果讓韋伯加入歐洲央行管理委員會決策，以干預市場抵禦危機的道路就會更好走。韋伯看來是最有可能接替特裡謝執掌歐洲央行的人選。他代表歐洲最大經濟體，擁有成為管理委員會強權人物的才智。

散會後，大家各自就寢。

或許，當韋伯第二天醒來時，沐浴在5月7日那個週五清冷的晨光中，他會重新合計下自己前一晚提出的一種學術上的理論方式。又或許，他會意識到，如果自己支持歐洲央行購買成員國主權債券，就會腹背受敵，要面對德國媒體和德國央行內部多少炮轟。也或許，上世紀20年代惡性通脹時期主持德國央行的行長哈文斯坦恩（Rudolf von Havenstein）的魂靈那一晚附上了韋伯的身。

無論怎樣，第二天上午，韋伯還是改變了想法。他不是固執己見的人。

在從里斯本飛到法蘭克福的三小時時間裡，韋伯在飛機上寫了一封電郵，郵件說：

如果成員國政府沒有絕對承諾給予另一成員財務方面的支持，歐洲央行就購買這些政府的債券，最終歐洲央行將要為歐洲的金融健康負責。希臘實質上已經無力還債，歐洲央行的貸款也不會扭轉乾坤。更何況，購買債券本身就違反了歐洲央行最初成立時締結的公約。

韋伯還說，如果歐洲央行管理委員會投票結果否決了他的觀點，仍要購買債券，他希望將他的反對立場公之於眾。如果特裡謝不這麼做，他本人會親自向世人公佈。

這是赤裸裸的威脅。在飛機降落法蘭克福的時候，韋伯按下了電郵的「發送」鍵。

其他22位管理委員會的委員這下都知道，如果他們將購買債券做為拯救歐洲的戰略，要這樣行動，就得付出讓歐洲央行內部深陷分裂的代價。

歐債危機特寫：拯救全球金融體系的四晚三天（二）

5月6日 華盛頓

當時任美國財政部長的蒂莫西·蓋特納（Timothy F. Geithner）採取了豐富多樣的經濟外交策略。

他常推出一套計劃日程，然後在會議期間不停地利用電話收集信息，對比紀錄，設法說服交談對象應該怎樣做或者怎樣說。蓋特納的這種作風在5月6日那個週四表現得淋漓盡致。

那天清早7點半，蓋特納就到了位於華盛頓特區賓夕法尼亞大街的辦公室。接下來15小時裡，他參加了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Commission）在華盛頓舉行的聽證會，並在會上作證，還到辦公室隔壁的白宮去了三次，出席了一次高級職員會議，兩次與奧巴馬總統會談，還至少接聽了26次電話，與多位美國政界人士和白宮助理溝通，和《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主流媒體記者通話，當然也和全球央行的老朋友們通氣。入主財政部以前，蓋特納曾經領導美聯儲下屬紐約聯儲，成為那個精英圈子最有影響力的成員。5月6日那天，他和當時的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英國央行行長金都曾交談，也和特裡謝談了兩次。

蓋特納向歐洲人傳達的訊息簡單又一致：形勢越來越糟。到歐洲央行出手制止事態失控的時候了。

不僅蓋特納與伯南克在向歐洲同仁的決策施加國際壓力。同一天，英國國民走進投票站，可能用選票讓工黨讓出佔據13年的執政黨寶座。

不過，英國保守黨並沒有贏得當天議會選舉的絕對多數。為了主持大局，保守黨需要與贏得選票23%的自由民主黨組成聯合政府。保守黨與自由民主黨此後的協商都圍繞著一位經濟學家的話進行。他就是默文·金。

金認為，即使國內失業率高達近8%，英國也應該為解決財務問題立即開始削減巨大的預算赤字。那之前幾個月裡，他已經成為這種觀點越來越重要的支持者。

他將風險管理視為舉足輕重的環節：如果未能發現英國有減少赤字的方式，投資者可能拒不接受英鎊和英國政府債券。隨著大選臨近，金對英國財政政策狀況的批評越來越顯眼，令許多工黨黨員感到他在利用自己身為英國央行行長的權力授人以柄，讓反對工黨的選民佔了上風。保守黨人也毫不掩飾地引用金的言論打擊對手。

開始商議成立聯合政府的條件時，自由民主黨對財政緊縮的疑心更重，保守黨更偏愛迅速削減赤字，金已經做好準備提供推動緊縮的彈藥了。參與兩黨談判的一位自由民主黨代表大衛·羅斯稱，赤字「是我們談論時揮之不去的幽靈。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英國央行行長準備向我們簡要介紹他對英國風險的看法。」

所以，在那個決定性的週末到來以前，非但歐洲，英美兩國經濟的未來也都懸於一線。

5月7日 布魯塞爾

一切如韋伯在飛回法蘭克福期間寫的那封緊要郵件所料，5月7日週五，特裡謝前往布魯塞爾，與歐洲各國政府領導人在歐盟理事會總部尤斯圖斯·利普修斯（Justus Lipsius）大樓七樓會晤。踏上這棟水泥混合玻璃打造的巨型歐洲統一紀念碑，特裡謝此行的使命是說服各國領袖，讓他們相信，之前那週末給予希臘的救助還不夠。

到會的許多歐洲國家總理與總統似乎沒有瞭解本地區的風險發展到何種地步。特裡謝向他們展示了一幅圖表，顯示出數日內歐洲國家債券拋售速度加快。「你們有些人的行為非常不合適，讓自己的國家出現了不堪打擊的弱點，」特裡謝對他們說，「鑑於給歐洲帶來的後果，現在歐洲央行呼籲要大家負起責任。」

特裡謝考慮的責任是：成立一種可靠的保險，它得到歐洲各國政府共同支持，這些國家將集體行動，保證沒有哪個成員國會無力還款。那天深夜的里斯本會議之後，特裡謝相信擁有歐洲央行管理委員會的足夠選票支持，可以啟動購買債券。但這不會是解決歐洲困境的長久方法。他需要讓歐洲央行購買債券的可能性成為有力的誘餌，如果成員國果斷行動，這樣的誘餌就可以作為他們行動的獎勵。

同時，特裡謝不想明示歐洲央行有多大可能購買債券。畢竟，對這家獨立的央行來說，它的所作所為不過都是做出自認為最佳的決策，並非與當選官員協商的部分結果。所以，布魯塞爾的這場討論就成為歐洲央行的演練，它暗示了一種不可能言明的讓步條件。

「我們會看到自己要做什麼，」特裡謝說這話時，圖表在他身後的顯示屏上若隱若現，「但我們不可能對你們、對自己負責。我們需要你們的行動，絕對需要你們響應。」

演示過程中，特裡謝的話音越來越響亮，顯得更有活力。那天的晚飯是蘆筍配大比目魚。在享用這頓美餐以前，參加會議的領導人已經津津有味地聆聽了特裡謝演講，瞭解了他要表達的意思。

歐債危機特寫：拯救全球金融體系的四晚三天（三）

5月8日 巴塞爾

第二天是5月8日，眾位央行行長那個週六齊聚巴塞爾。他們帶著一沓沓文件，克服對時差的不適從世界各地飛到那裡，走下黑色的奔馳轎車時，他們眼神中掩不住倦意。有的行長身邊還跟隨著一兩位孔武有力的保安。

對於巴塞爾這個名字，當地人讀作Bahl，外人乍看起來覺得像那種夏季生長的香草羅勒。而在這些央行行長眼中，它應該代表著避難所。

這些行長一年之中有六次機會到訪巴塞爾。他們會選擇自己喜歡的酒店下榻，美洲的行長喜歡住希爾頓，許多歐洲行長更喜歡氣派的Les Trois Rois（英文名譯作「三王」）。

這期間，他們暫時融入一群關係密切的同僚圈子，這些同僚能理解身為央行行長特有的重擔。到巴塞爾以後，他們會一頭紮進堡壘似的建築物。這樣的建築也許應該設計成漫畫家喬治·傑特森（George Jetson）的工作場所：這棟圓柱形的高樓看著就像有人在中間部位微微扭了它一把，一眼望去，整個底座外部沒有一根直線，優雅的弧度掩藏了防爆石料自身的厚重感。

這座建築也許與巴塞爾火車站近在咫尺，但它腳下的土地並不屬於瑞士。與聯合國在紐約的總部一樣，它是無國籍的實體，屬於全世界。雖然正面掛的招牌上寫著「國際清算銀行」（BIS），但如果把這個地方當作央行中的央行也許更容易理解。在這裡，特裡謝、韋伯和其他多數主要央行行長會度過決定歐洲命運的幾小時，明確自己有多大的意願拯救歐洲。真是無巧不成書，這些央行行長定期召開的一次會議也在歐洲處於危機邊緣的那個週末舉行。

逗留巴塞爾的時候，央行行長們多數時間都在嚴肅地爭論全球經濟。而到了週日，他們就會舉辦晚宴。這個頂級央行行長的內部聚餐堪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非正式晚餐會」。這是地球上最獨一無二的定期晚餐派對。全球最重要的央行首腦濟濟一堂，地點常設在BIS的18樓。他們分別是：美聯儲主席、美聯儲下屬紐約聯儲主席、歐洲央行行長以及日本、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加拿大和瑞士央行行長。2000年，這個隊伍擴大了，中國、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的央行行長也加入進來。這表明他們的國家登上了全球大舞台。

週日那頓晚餐很豐盛。黑衣侍者魚貫而出，獻上一道道精美的餐點，主菜有龍蝦、鴨肉、羔羊肉，每道都淋著配料豐富的油亮醬汁。配餐飲品更棒，全場波爾多和勃艮第葡萄酒暢飲。全球經濟會議的出席者借用法國葡萄酒產區的稱呼方式，打趣將這裡稱為「BIS酒莊」。在剛當上美聯儲主席的時候，伯南克就提到這種號稱非正式晚餐的活動。他對一位同事說，「我生平最正式的四餐之一。」

5月9日那個週日，央行行長們依然聚集在巴塞爾，歐洲國家的財政部長們則是云集布魯塞爾。後來擔任希臘總理的歐洲央行副行長盧卡斯·帕帕季莫斯（Lucas Papademos）那天負在現場密切觀察財長們交談，再與身在巴塞爾的特裡謝通電話，向他匯報。其他歐元央行的官員都留守法蘭克福的該行總部歐元大廈（Eurotower）。在倫敦、華盛頓和東京等國家首府，橫跨幾大洲的財政部與央行電話會議已經連線，正在協商集體行動。

蓋特納私下與歐洲官員通過一個又一個電話，設法利用自己作為危機管理者的經驗和全球最大經濟體財政部長的身份向對方施壓。電話會議之初，與會者討論成立一隻應急基金，規模也許達到600億歐元。這個金額讓蓋特納震驚，他覺得無異於杯水車薪，於是暗示這個數額幾乎肯定不夠。蓋特納認為，為了向市場展示解決危機的鄭重態度，歐洲官員們需要相當於那十倍的基金，像2008年美國政府那樣推出「問題資產援助計劃」（TARP）救助銀行。可歐洲不願在那樣的計劃上達成一致，然後著手進行更大規模的救助方案。

5月8日晚 華盛頓

伯南克派聯儲副主席唐納德·科恩（Donald Kohn）代表美聯儲出席巴塞爾會議，自己在故鄉南加州大學的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題為「幸福的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Happiness）。講話快結束時大概是東海岸時間週日晚零點55分。那時伯南克收到一位助理發來的郵件，內容是歐洲央行行長之中最受人尊敬、最有影響的一位行長——意大利央行行長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的新聞發佈會訊息。

「德拉吉行長讓我將一些建議轉告會議主持人，請美聯儲、歐洲央行、瑞士央行、英國央行、日本央行和加拿大央行週日晚或者週一一早聯合發佈聲明。」德拉吉提議他們共同宣佈，「主要央行準備提前幾天向金融系統供應可以即刻到位的充足流動性。」伯南克收到的電郵內容暗示他，歐洲同行在呼籲大家為了彌補外匯融資不足集體行動。如果歐洲人會有所行動，他們希望美洲人也出手。

流動性互換是美洲人對抗危機最常用的武器，美國在這次危機期間頻頻祭出，後來用量已經減半。在高峰期，美聯儲曾向歐洲央行和其他央行借款多達5300億美元，此後又向那些國家的國內銀行貸款。可惜，大部分美國人很少瞭解，就因為這種關鍵的工具，伯南克率領的美聯儲成為2008年全球最後的貸款者。也許，這次美聯儲又會重新放開那些與歐洲央行和其他央行的簽署「互換貨幣協議的額度」，幫助抵擋最新一波洶湧襲來的危機？

一方面，伯南克與科恩急於做點什麼，希望竭盡所能幫助歐洲緩解金融壓力，發出了集全球央行之力共同打敗危機的信號。可另一方面，美聯儲當時處境微妙，參議院在那之後的一週要對「多德-弗蘭克法」的相關修正案進行投票。這些法案旨在解決監管華爾街的關鍵問題，也將影響美聯儲。面對這種形勢，美聯儲再向外國提供數十億美元貸款的報導很難給自己帶來幫助。伯南克堅持自己一直為之抗爭的原則，認為美聯儲的決策必須脫離政治影響，不受任何當選官員的干擾。在希望得到支持的時候，他不可能在國會的重要醫院決策以前發出貨幣互換協議的呼聲。

週日上午，伯南克提出，制定美國貨幣政策的美聯儲「聯邦市場公開委員會」（FOMC）召開緊急會議。在華盛頓辦公的美聯儲高官聚集在伯南克辦公室樓下的私密會議室「特別圖書館」（Special Library）其餘官員在各自所在城市連線參會，每張面孔出現在和異地的畫面鏡頭中，看著就像上世紀70年代風靡美國的喜劇「脫險家族」（The Brady Bunch）插入了一段導語。身在巴塞爾的科恩向與會者講解了歐洲人處理危機的局面。FOMC全體支持伯南克與科恩的提議：美聯儲會重新簽署貨幣互換協議，唯一的前提是歐洲人同意也以大手筆的行動作為回應。

實際上，無論歐洲國家政府、歐洲央行還是全球央行行長，歐洲債務危機的各方都要聯手，同意同一時間行動，但如果對方沒有盡到自己的本分，他們又都拒絕先有動作。

FOMC會議結束後，與科恩一道在巴塞爾開會的美聯儲頭號國際經濟學家納桑·希茨（Nathan Sheets）到給出差在外的央行行長們準備的辦公室去轉了轉，瞭解哪些人會參與貨幣互換協議的聯合聲明。這時候，希茨像在一家家上門推銷，他兜售的產品價值數十億美元。

歐債危機特寫：拯救全球金融體系的四晚三天（四）

5月9日晚 巴塞爾

週日晚，特裡謝再次召開歐洲央行管理委員會會議，很多委員本人在巴塞爾BIS的會議室出席，有些成員在法蘭克福參會，少數與會者人身在歐洲其他地方，在自己的國家。從里斯本那個週四的夜晚到現在，該對他們一直討論的問題做出正式決定了。為了壓低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的利率，進而緩解危機，並保持控制貨幣政策的能力，歐洲央行會有針對性地購買這三國的債券嗎？或者，為了讓拯救歐洲的民選官員始終承受壓力，歐洲央行會更死板地行使權力，避免違背歐盟公約精神？特裡謝竭力為前一種做法辯護。

他提議，即使歐洲央行在公開市場買政府債券，也應該通過其他工具讓等額的資金離開歐元區經濟體，這樣購買資產就會「得到沖銷」，也就是說，沒有擴大現有的歐元規模。

韋伯與另一位德國的歐洲央行管理委員會委員尤爾根·斯塔克（Juergen Stark）極力反對特裡謝這樣做。他們的論證邏輯和韋伯兩天前發的電郵相似，認為只有當形勢糟糕得迫使歐洲國家領導人果斷行動，而且比那週末他們在布魯塞爾炮製的所有對策都堅決時，歐洲央行才應該干預債券市場。

最後，管理委員會以壓倒多數投票結果通過購買債券，但也同意將這個決定對外保密。在歐洲國家財長及政府首腦達成自己的協議以前，委員會不會向他們透露這一決定。如果這些領導人發現歐洲央行已經決定幹預，就會失去他們為解決危機採取行動的壓力。這次投票是務實派的勝利，恪守原則的一方敗下陣來。韋伯和斯塔克是此戰的敗軍之首，同樣站在對立面的還有荷蘭央行行長韋爾林克（Nout Wellink）。

歐洲央行決定以所謂的「證券市場計劃」（SMP）購買債券。週一清晨，他們就會邁出一決生死的步伐，但這時還不得不保持沉默，要等到政界人士盡自己應盡的本分。

歐洲央行決意行動之時，美聯儲也準備啟動貨幣互換。在巴塞爾時間9日下午7點46分，即華盛頓時間9日下午1點46分，美聯儲副主席科恩向伯南克發了一封郵件，主題是「互換可一試」。

5月9-10日 布魯塞爾

5月9日布魯塞爾的那個晚上，歐洲各國財長的會談陷入僵局。先是德國人為尋找替代的會議代表拖延了很久，因為財長朔伊布勒赴會中途病倒，德國只好另派一人代表這個歐洲人口最多的國家出席會議。等德國代表抵達後，德國與法國的態度又顯然涇渭分明。

時任法國財長、現IMF執行總裁拉加德說：「出於對澳大利亞的尊重，我們忘記悉尼吧，把注意力放在東京上，歇一下。」換句話說，歐洲領導者們不會在布魯塞爾時間凌晨1點以前達成一致，那時澳大利亞股市已經開盤，所以他們會集中精力在2點日本開市以前拿出協議。

那天的電話會議從下午開到深夜，全球主要發達國家的財長和央行行長都連線參會。一位在家中參加會議的美國官員為此打了幾小時的國際長途，花了800美元。這期間，歐洲的財長們在內部商議時就把電話設置在靜音狀態。超級體育迷英國央行行長金還一度趁機偷偷念叨白天的球賽結果，用來打發時間，像個淘氣的男孩。

歐洲人總算及時拿出一份協議。法國和德國同意了4400億歐元的救助方案。IMF承諾投入2500億歐元，幫助保證德國人不會對受助國設置削減預算方面的苛刻條件。

這只是不切實際的美好願望：當時IMF執行總裁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的確承諾會提供這筆資金，可他還必須得到授權，只有經過IMF執行委員會投票批准，卡恩才能兌現這個承諾。極度自信的卡恩那時一門心思要保證解決危機，後來才擔心IMF那些官僚形式的繁文縟節。

幾番爭執又妥協之後，財長們在10日凌晨3點15分完成了艱難的協商，宣佈了達成一致的措施。他們也沒能趕在日本開市前結束討論，但歐洲領導人給外界留下了急於努力達成協議的印象，這足以使安撫市場。

緊接著，歐洲央行公佈了決議，美聯儲和其他央行也參與到貨幣互換行動中。歐洲央行聲明稱：「管理委員會……決定採取多種措施環境特定市場格外緊張的形勢，它們正在妨礙貨幣政策傳輸機制。」這是歐洲的領導者第一次聲稱，他們的行動根本不是拯救受困的成員國政府，而是確保歐元的價值不會失控。此後他們還多次發表類似觀點。

對韋伯而言，在歐洲央行購買債券的問題上失勢不代表敗局已定。歐洲央行管理委員會的工作原則要求委員們對自己如何投票保持緘默。歐洲央行與美聯儲和英國央行不同，後兩家央行會發佈會議紀要，公佈貨幣決策成員的具體投票情況。而歐洲央行根本不透露這類信息，像保守機密一樣守了30年秘密。當然，理論上說，如果是為了儘可能保證歐元區的整體利益，歐洲官員們應該會更容易做出決定，可他們代表的是各自國家的利益。另一個歐洲央行的基本原則是，德國央行和法國央行等成員國的央行應該執行歐洲央行管理委員會下達的指令，追隨歐洲央行的行動，隨之買賣證券。與美聯儲的十二家地方聯儲一樣，這些成員國央行實際上在貫徹管委會制定的政策。

在韋伯看來，管理委員會完全無視自己的原則和傳統，現在那些遵守原則的傳統都出了問題。

管理委員會週日當晚的會議結束後不久，韋伯召集德國央行執行委員會委員開會。他和同事多姆佈雷特（Andreas Dombret）還在巴塞爾，其他成員分散在德國各地。從公事公辦的角度說，韋伯不應該向任何人提前透露歐洲央行管理委員會的決策內容，但這次他向德國央行的同仁們提出了一個嚴重的問題：我們應該購買債券嗎？德國央行應不應該聽命於歐洲央行，購買數十億歐元的希臘與葡萄牙債券，違反不得動用印鈔手段為成員國政府融資這個長期奉行的原則？

如果德國央行的委員們給出了否定的回答，歐元區幾乎勢必在幾天內土崩瓦解，歐洲央行將喪失全部信譽，德國將被迫重新啟用原有貨幣馬克。全球金融市場將更加混亂，比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引發的金融危機更嚴重。德國央行的領導者見識過那次危機有多麼凶險，所以他們決定，這次最好還是聽之任之，背叛傳統行事，以免出現此前那樣危險的後果。

2010年5月9日那晚，一場金融浩劫從沒有像那樣接近過我們這個世界，但只有少數內部人士知情。到了第二天清早，世界各地的人們又開始照常為工作奔忙。那時候，歐洲領導人已經決定投入數十億歐元維持歐洲的統一，新的聯盟建立起來，英國為此承諾要縮減預算赤字，美聯儲再次扮演了全球最後貸款者的老角色。

在世界上多數人還在夢鄉之時，巴塞爾、倫敦、華盛頓和其他地區的央行行長履行了自己的職責，全球商貿流又一次負隅前行。

華爾街見聞註：節錄部分連載告一段落，全文內容來自《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經濟編輯Neil Irwin的新作「煉金術士：三位央行行長與一個硝煙瀰漫的世界」（The Alchemists: Three Central Bankers and a World on Fire）。在此要特別感謝各位讀者近一個月的漫長等待，謝謝大家理解支持。

FOMC衝擊特寫：驚呆的交易員與慌亂的市場

而究竟市場第一線發生了什麼呢？路透給我們帶來了特寫：

在週三（美國當地時間)美聯儲公佈聲明之前的幾分鐘前，交易員們還清楚的明白應該期待看到什麼。至少他們自己是這麼認為的。

隨後，他們驚呆了。

就在美聯儲發佈聲明的一刻，在Schroders紐約辦公室的交易部門裡，一個國債交易員尖叫道：「沒有收縮！沒有收縮！」。

國債市場開始做出了激烈的反應。如我們此前所報導的，10年期美債價格直線拉升，交易員們手忙腳亂的結束此前設置的錯誤交易，他們此前都預期美聯儲將小幅放緩QE。

Brean Capital的美債交易主管Russ Certo告訴路透：「當時所有人都急切的想搞清楚所有的信息，竭力理解字裡行間的意義。」

「（當時）證券的報價出現了極度的混亂。這讓交易員們無所適從。人們不知道這些證券應該如何報價。」

Schroders的交易員們以最快的速度採取行動。交易主管Sparks表示：「在價格走高後，我們減少了一些高收益債券的倉位，尤其是那些與美債同步的債券。我們購入了新興市場債券。」

當日10年期美債的收益率從2.85%跌至2.69%，創下近兩年來的最大單日跌幅。

據CME的統計，當日超過1140萬份利率期貨合約易手，而此前一日的成交量僅680萬，而8月平均交易量僅610萬。

MBS債券大幅走高，收益率下跌。3.5%票面利率的30年期房利美債券的收益率從3.58%跌至3.35%。

在美聯儲會議之前，對經濟學家和投資經理的調查都顯示大部分人認為美聯儲將收縮QE。ING的國債交易員Jake Lowery表示：「此前太多的預期使得「沒有收縮」的消息震驚了所有人，讓所有人努力想要理解美聯儲葫蘆裡賣了什麼藥。「

截至上週，10年期美債期貨的空頭倉位達到8.5萬口合約，儘管略低於此前兩週，但仍然遠高於5月前的水平。

Faros Trading的董事Brad Bechtel表示：「國債和外匯市場立刻表現出了慌亂的情緒。」

「波動性和成交量大幅走高，（所有人）都急著調整投資組合。」

RBC資本的Mike Cloherty寫道：「市場並不是完全自行得出美聯儲將在9月收縮QE的觀點的，是美聯儲引導每個人這麼想的。」

然而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並不這麼認為，在發佈會上回答記者提出的問題時，伯南克表示：「我不記得有說過我們將在這次會議上做些什麼。」

【專題特寫】一位政府平臺公司“財務管家”的融資賬本

【專題特寫】一位政府平臺公司“財務管家”的融資賬本

一財網 張菲菲 2015-11-17 18:17:00

財務是核心命脈，是企業的血液。“其實多數公司不是死在利率上，而是死在現金流的斷裂上，哪個財務公司總監將現金流控制好了，這個公司就能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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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資本寒冬下創業者的吶喊｜特寫

周路平 2016-10-18 16:44

近20萬字采訪素材，歷時1個月，創業家&i黑馬追蹤了寒冬下7位創業者的生存狀態。他們瀕臨絕境，他們掙紮，他們茍活。還好他們活下來了。我們希望了解他們活著的不易。我們更希望你看到“生者”的堅強和反思。

文 | 周路平 

編輯 | 王根旺

相比於鋪天蓋地的贊譽和令人惋惜的失敗，有一部分人經歷了資本寒冬，褪去了鎂光燈的關註，但依然還活著。有些人開始收縮轉型，有些人進入了另一個戰場，有些人則依然在等待，等待一個更好的結局。活著成為這些人的共同信仰，甚至沒有人告訴他們，哪一天能迎來曙光，他們“只是不想要抱頭痛哭的一天。”

今日資本合夥人徐新鼓勵，在寒冬彌漫的當下，活下來就是好樣的。一個例證是，徐新所掌舵的今日資本已經在將近一年時間沒有投資新的項目。

策馬狂奔的日子

國慶前的最後一個工作日，宜生到家創始人於飛剛看完新辦公室，早早地坐在一個咖啡館里。他把自己形容為死過一次的人。

宜生到家成功抓住了O2O興起的浪潮，上線於2014年底——一個遍地黃金的年月。於飛的上門按摩項目在做了一個禮拜後，成功拿到了一億估值的TS（創業家&i黑馬註：投資條款清單），而且遠不止一個。

“我做傳統的（推拿項目）做了很多年，沒有見過一個禮拜的公司就值多少錢的。但是（宜生到家）一上來就真有人給錢，一下就給了一千多萬。” 於飛最終敲定投資是在一個月後，而他的公司也僅僅成立了一個多月時間。

這種現象的確在那個資本瘋狂的時間點比比皆是。

陳遠河在2014年12月北上，次年3月、5月和7月分別有融資進賬，總額超過1.5億元。無論是出於宣傳考慮還是真的被投資人看到了市場巨大，陳遠河所在的教育O2O領域隔三差五就有一個融資事件曝光，甚至在愚人節前兩天，包括跟誰學、猿題庫、小站教育在內的在線教育平臺選擇在同一時間點公布融資，金額一個比一個高，而跟誰學更是在當時舉辦盛大發布會，宣布了在線教育史上最高的A輪融資額——5000萬美元。

同一時期，e代駕也在摩拳擦掌，這家低調發展了5年的企業，在滴滴代駕進入之前，宣布獲得了新一輪1億美元融資。當時的預算是3個月內燒掉5000萬美元資金，徹底把滴滴擠出代駕市場。

熱錢湧入，策馬狂奔。

宜生到家很快與百度達成了戰略合作，每天高峰時過來2000個訂單。不過水分很大，盡管沒有刻意刷單，但因為前期地推做活動，免費給企業上門按摩，真實產生購買的只有300多單，其他的都是免費往外送。

為了訂單量好看，當時有上門按摩平臺活生生的把一個訂單劈成兩半，原本20分鐘的按摩，變成了左肩按10分鐘算一個訂單，右肩按10分鐘算另外一個訂單。這種刷單方法在當時頗為流行。

剛開始送免費按摩都附帶條件，要對方提供資源進行互換，到後來大家急了眼，只要企業讓送就送，當時想給騰訊這些知名的互聯網公司送免費按摩甚至都要排隊。

投資熱潮湧入的錢在迅速流失。譬如上門按摩每單只收9.9元，每單補貼100多元，宜生到家光訂單就產生30萬元虧損，再加上員工工資和運營費用，每個月大概要虧損500萬左右。宜生到家獲得一個有效下單用戶需要付出的代價至少是150元，這個數字依然還算保守。

丁丁停車要獲得一位有效用戶的代價比這個高得多。在四環外的一座居民樓里，通過一條昏暗的通道能看到門上丁丁停車的牌子，由一塊泡沫板做成。辦公室內擠著十幾個人，地上放著各式各樣的地鎖，墻角堆滿雜物。

創業家&i黑馬的采訪被安排在附近一家狹窄的咖啡廳里，創始人宋珂之前是大成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健談、樂觀，仿佛有用不完的能量。他的智能地鎖項目已經拿了兩筆小錢，等待著下一筆錢的進入。

宋珂用兩年時間在北京鋪設了數千個地鎖，燒了1000多萬元。丁丁停車對用戶的補貼來自地鎖的成本，早期免費給用戶使用，而一個地鎖的制作和研發成本高達2000元。這些錢並不算多，宋珂的一位朋友之前是滴滴的運營總監，從他口中得知，滴滴一天就燒了6000多萬元。

e代駕創始人楊家軍突然發現，第一個月發出的代駕優惠券已經到了沒法控制的地步，補貼金額甚至超過了代駕費用本身。這還是e代駕首次遇到如此強悍的敵人，在發優惠券時，沒有經驗，發出去的錢遠遠超過了預算，“差點把我們的現金給吸光了”，楊家軍向創業家&i黑馬回憶道。

外部力量的催熟造成了虛假繁榮。e代駕的單日訂單迅速躥到40萬單，而補貼前只有五六萬。宜生到家也在成立三個月後迅速跑到了行業前三。

兩次跳票

2015年6月，於飛在把新一輪的投資協議簽完，投資人讓他趕緊把業務鋪向更多的市場。他用20多天在上海建了個一兩百人的技師團隊，“那個哥們說不投了，盡調都做完了，就等著他們的錢了，所以當時就瘋了。”

於飛第一次遭遇跳票。答應投資他的還是國內一家不錯的人民幣基金，給宜生到家的估值超過3億元，投6000萬元，當時於飛堅持要3.5個億，最後取了一個中間值。

跳票後，於飛沒有太多遲疑，緊接著簽了第二家基金，估值瞬間降了1個億。兩個月後，他收到了第一筆資金500萬元，之後剩下的錢又不打了。

這是兩個出乎他意料的情況，原本以為投資合同都簽了，應該打錢了，或者都已經打了一部分錢進賬，剩下的錢就沒問題了。投資人也拍著胸脯告訴他，只管往前沖。只是這種不可能的事情卻在那段時間一再上演。

青年菜君的B輪融資也遭到投資人跳票。這個最早在地鐵口賣菜的創業項目，在尋求主流機構投資未果的情況下也在尋求“土老板”的投資。而滿口答應的投資最終卻沒有到賬了。第一代駕和愛狗團都曾在投資人問題上遭遇類似的尷尬。

“這種事情也挺常見的，不過現在行情確實不好。”策源創投管理合夥人元野對媒體說，策源曾經投資過青年菜君。“土老板們”的錢都是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盡管他們對互聯網投資心癢難耐，當資金石沈大海，沒有濺起任何水花時，錢燒得越多，矛盾積累得越深。土老板們的錢就變成了定時炸彈。

焦慮、恐懼、煎熬

由123rf.com.cn供圖

陳遠河今年3月就從北京撤回廈門，他已經很少出現在公眾的視野里。他在廈門的辦公室放了一臺電子秤，他的體重已經下降得相當明顯。但轉型的那10個月，創業的煎熬始終伴隨。

這是一個典型的創業公司。在資本市場最火熱的時期，陳遠河帶著7個人坐紅眼航班飛到北京，住進了人大西門附近的一棟民宅里，三個人一張床，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保持著這種狀態。

當時的O2O紅透了半邊天，陳遠河在想可能教育行業還沒有人做。實際上在他們做出來之前，這個跑道已經擠滿了摩拳擦掌的選手。

陳遠河在去年7月公布了最後一輪融資。他跟著其它企業一樣，燒了不到三千多萬，但看不到有勝出的可能。陳時常淩晨一兩點忙完，獨自從蘇州街走到人大西門的住處。一年前，他從廈門北上，當時朋友圈說的是帶領兄弟們在北京買房，走向共同富貴。

陳遠河是較早從無序燒錢中清醒過來的創業者。請他教也最終尋求轉型，把業務重心放到了線下，七八十人選擇離開，占了整個團隊的一半。陳遠河按照勞動法給每個員工進行補償：不到一年的一個月工資，一年以上的兩個月工資。當時很多企業都出現了暴力裁員的糾紛，請他教沒有因為類似的事情困擾。

只不過沒有人跑來跟他當面告別，很多人在微信上給他發了一段很長的話，希望有一天，依然可以一起工作拼搏，“有時候一個人在辦公室靜靜的待著，就是感覺到內心有點難受。”陳遠河沒有想過當時大家一起出來打拼，會有抱頭痛哭的那天。

陳遠河平時愛吃小龍蝦，喝點酒。憋屈的時候，一下能吃兩三百只小龍蝦，然後給自己鼓個勁，睡一覺，明天繼續奮鬥。也正因為此，那個時候的他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胖紙”。別人都以為他日子過得舒坦，很少人會想到這是一種壓力之下的肥胖。

這種情緒還是在剛來北京時出現過。從2014年12月到北京，一直到次年3月底拿到錢，陳遠河從廈門帶來的資金花得差不多了，再沒有錢進來，剛拉到北京的團隊眼看就要散夥。這種焦慮帶來的直接影響是整宿整宿的失眠。

陳遠河全體動員，跑到創業大街的咖啡廳，每天發出30到50張名片，又換回來一堆，然後跟他們聯系。通過創業者介紹聯系上投資人。

尋求融資的前一段時間，每次滿懷希望的出去談，得到的消息都不太好。陳遠河的內心被現實一次次擊潰，但在進門的那一刻，被擊潰的心又要重新拼接起來，強裝笑臉，告訴小夥伴們錢沒問題，很快投資就要來了。“不到徹底死的那一刻，不會打道回府。”

“艱難、焦慮、恐懼、不甘和希望混雜。”此時的於飛也在這種情緒中度過，每天早上起來賬上又少了幾萬塊錢。有一陣子還有失眠，於飛拼命地幹活，讓身體處於忙碌狀態，沒時間去焦慮。

宜生到家的天使融資只拿了1000萬，一兩個月就燒沒了。當時連著兩輪跳票，“如果下一輪拿錢沒有跟上，就完蛋了。”於飛把北京的房子拿去抵押，跟身邊朋友借錢，到處都是窟窿，為公司墊了2000多萬元，“把身家性命都押上了”。

於飛也沒有心思想發展，唯一想的就是怎麽找到錢，活下去。他在創辦宜生到家之前已經有多家線下門店，沒錢時逼得他把手伸向了線下門店的流水。這種騰挪讓店長不滿，線下門店運營成本高，一個月的利潤才一二十萬，根本經不起他這樣折騰。

黃致夫（化名）的焦慮同樣無止無休。他在知識服務領域創業一年半之後才拿到第一筆錢，靠著刷信用卡過日子，現在他的信用卡還有十來萬的貸款沒有還上。

他以為拿到投資時會非常開心，畢竟壓抑了一年多的時間。但是那個過程已經把所有的驚喜都磨掉了。錢進來第二天，所有人照常上門，然後開始招人，甚至沒有一個慶祝儀式。

“你會發現多少錢都不夠用。”楊家軍發現，補貼出來的用戶往往毫無粘性可言，用戶會在補貼的情況下使用產品100次，但也會在第101次果斷選擇更加便宜的產品。他預想的代駕市場迅速爆發沒有到來，錢白燒了，但公司卻人滿為患。他也因此在裁員的問題一度犯錯，當時甚至已經開始有小道消息流傳e代駕不行了。

燒錢悖論

“當年要是沒有燒錢，安心做好服務，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危機？”於飛已經被事後諸葛亮式的假設逼問了好幾回。

盡管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早已意識到燒錢是市場畸形的產物，但沒有人認為這樣的假設有多明智。“難道大家都是傻子，沒有人意識到問題的存在？”

毋庸置疑，大家變“傻”有滴滴們的功勞。滴滴模式在當時被認為是一種成功的典範，那就是依靠資本和瘋狂的投入可以獲得市場壟斷地位：拼命跑，管它後面有沒有坑，再大的坑只要速度起來了，就能用加速度戰勝這一切。

這樣的做法在後來遭到了猛烈的批評，但置身其中的創業者並沒有太多選擇。“一定是要跑到前面去，起碼要在前10名以內你才有可能有下一次融資的機會。”於飛說，在他的團隊搭建起來之前，錢已經到賬了。這是創業者的宿命，不能快速跑出來，等待的將是湮沒。

“明知這個有問題，但是當時不可能停下來。”於飛對創業家&i黑馬說，停下就會被落下。當所有人報3000單的時候，你的數據只有300單，投資人會覺得你不靠譜。

這也是投資人的邏輯，天使投資人吳世春在分析當下火熱的共享單車項目時，給那些欲圖入局的創業者的忠告中，其中提到的重要一點就是要保證進入前十，這才會在投資人的視野和考慮範圍內，才有勝出的可能。

“不燒錢真的毫無希望？”

“如果他花長時間去做，有可能。但創業團隊的人等不及，投資人也不可能等，誰願意投你十年，二十年都沒有回報？”陳遠河向創業家&i黑馬感嘆，這是一個現實的問題，情懷在現實面前變得異常脆弱。當大家都在燒錢時，不燒錢意味著不能獲得資源，很有可能被淘汰出局。

航班管家創始人王江不久前遇到一位O2O創業者，對方專門找到他，向他抱怨當初最不該做的就是為訂單去燒錢，最後把錢燒完了，機會也燒沒了。王江沒有同意他的假設，直言打斷，“冷靜的人根本拿不到錢，你早就下場了，不冷靜的人才是後面離場的。”

換個角度思考或許會就燒得心安理得。於飛把燒錢補貼比作是廣告投放，白酒企業在央視投一個廣告，幾千萬就沒了。如果把燒錢補貼也看成是市場成本，只要轉化模型走得通，即便投1億去補貼，最終獲得了足夠多的用戶或者利潤，也未嘗不可。

不過，黃致夫對移動互聯網時代那些靠資本催熟的的項目不屑，“so what？”他雙手一攤，兩個英文單詞幾乎脫口而出。他在一個創業孵化器里辦公，按照孵化器的規定，入駐半年後需搬離，成與不成都在這半年時間。不過他得到了更加寬松的標準，繼續在那里待著。

他已經在知識服務領域堅持了兩年，人很少，從三個人到12個人；錢更少，拿了一輪天使便再無資金進入。換做之前，他已經換了五六份工作，但現在只做了一件事。在他看來，沒有腳踏實地的積累，前期的浮誇和榮耀最終都是一地雞毛。他堅信的一條是，要想在某一個領域里面拔得頭籌，成長到諸如今日頭條或者滴滴的階段，一定需要經歷很長時間的積累。

但緩慢地活著並非沒有風險，最大的問題是維護團隊對這件事情的認可。錢沒了可以找，團隊不行就會出大問題。黃致夫在學校學的是歷史，他喜歡舉劉邦打天下的例子，起兵時，願景指向一處，稱王稱霸，過上富足的日子。但具體打哪里，怎麽打，先打誰後打誰，跟誰合跟誰鬥都有可能產生分歧。所幸，這些事情都沒有發生，盡管團隊只有12個人，核心的成員一直還在。

轉型

“被互聯網思維害的。”陳遠河坐在沙發上，語氣平靜。互聯網圈信奉的名言是羊毛出在豬身上，先積累用戶，然後再從其它地方獲得收益。這樣的理論風靡一時，即便在現在也很有市場。陳遠河的觀點開始有所轉變，他認為不是通過交易獲得的用戶，大多不會認可你的服務。他們認可的是免費，但不認可你的服務。“真正的用戶是通過你的服務去獲取的，這是以前最大的坑。”

“我仿佛就感覺自己的企業，如果再不找到一條新的路，可能也有一天就會倒塌。”這種危機感時刻困擾著他。

陳遠河出身福建武平的農村，高中跟老師鬧矛盾，書沒讀完就跑出去打工。十幾年的商業經歷告訴他，這是違背商業法則的行為。當時他的預判是，如果再跟那些O2O一樣燒下去，企業遲早會活不下去， toVC的燒錢補貼做法在當時頗為盛行，但跟吸毒一樣，愈陷愈深。他開始謀劃出路。

轉型的速度比所有人預想得要快。陳遠河走訪了很多相關企業，瞞著團隊和投資人，花了三個月時間調研。他跑到各地的線下機構，找到公立學校老師，選擇轉型方向，最終定在了課外學習中心的方向，里面有托管，有學生作業輔導，有藝術培訓。調研完馬上又是春節，陳憋著一股氣，沒敢跟任何人說起，讓大家安心回家過年。團隊渾然不知，依然還在做著O2O的事情。

年後第三天，陳遠河把全員召集起來，在一間大會議室里。他宣布轉型，停止O2O業務，把新的任務安排下去，目標是兩個月內，把整套東西做出來。他們發現前方的旗幟已經變了，需要他們重新適應新的戰場。

合夥人黃非第一個覺得不靠譜，他是陳遠河的中學同學，兩人相識多年。為什麽帳上還有錢不繼續燒下去？當時請他教燒掉的錢只有融資的五分之一。一年多時間，燒了三千萬不到。所以多數人的意見是在線上堅持下去。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企業要活下去，這對他們是最大的責任。”陳遠河已無心戀戰，沒有等到所有人都同意，立馬把船頭進行了調整。做這個決定的兩三個月後，黃非決定離開，跑去做了另外一個項目。

於飛也幾乎同時在進行一場關乎命運的調整。宜生到家在9月份開始收縮，把速度降下來，減少虧損，提高收入。8月份的實付比（實際支付比率）不足20%，每單160塊錢實際才收了30多塊錢，而光給技師工資就要120塊錢。這意味著，做的越多虧損越多。如今，調整過後，宜生到家每月營收已經超過1000萬元，從一個上門按摩的品牌擴大到了健康管理的範疇。

今年5月，黃致夫的Pre-A輪融資尋求了三個月後又退了回來，無果而終。他發現冬天還沒有轉暖的跡象，決定趁著寒冬重新考量產品和業務。

這個決定與一部講述阿里巴巴的紀錄片有關。這部名為《橙色天空》的紀錄片因為阿里巴巴而備受創業者關註，其中一個橋段是阿里巴巴在2002年時賬上只有700萬美金，只夠活6個月的時間。當時的阿里巴巴做了兩件事情，一是裁員，二是強推中國供應商，就是在那個節點上，把自己的商業模式跑通。

黃致夫深受啟發，他突然意識到，雖然賬上只有六七十萬，但是其實跟馬雲當時只有六七百萬美金面臨的困境一樣，都關系公司生死存亡。他開始回歸業務本身，現在的結果是，這一兩個月的時間開始掙錢，不多，但足夠支付員工的工資。

“活下來就有希望”

“錢沒了再掙，這個都不是太大的問題，關鍵是說什麽時候是個頭，什麽時候有一個解決方案？”在燒錢補貼最嚴重的日子，於飛有一種比燒錢本身更令人擔憂的問題：活下去的出路會在哪里？

“說不定哪天就有一個傻子進去了，憑著這種信念等待著希望到來。有可能整個市場又回到去年這個狀態，但是又不可能，大家都經歷過的事情，不可能整個行業都重蹈一遍。”於飛對創業家&i黑馬說，形勢已很明朗，不做調整是沒有機會了。

兩個月前，在自己不能創造收入時，黃致夫給自己定的生存期是半年。這是一個相對容易得出的結論，因為他的賬上只有六七十萬，每個月固定10萬左右的開銷，頂多支撐半年。

如果錢再不進來，宋珂的處境也好不到哪里去。不過他並沒有太擔心這些問題。他以前是大成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主做IPO，一年數百萬的收入。“大不了再去當一年律師，足夠養活一個團隊。”

以前當律師待遇好，出差必乘飛機，住宿一定是五星級的單人間。現在盡量選擇火車，只住快捷酒店，兩個人一般住標間，這一點讓習慣了一個人睡的宋珂花了很長時間才能適應。

當時為了省錢，坐火車都是自己帶方便面，有一次和公司一位合夥人出差，對方拿出方便面，又掏出一個飯盒，泡完之後才發現沒有帶筷子，還得厚著臉皮向列車員要了兩雙。

在余華的小說里，“活著”成了主人公福貴的唯一使命，盡管命運的天平一次次向他的對立面傾斜，但活下去的勇氣和價值卻貫穿始終。這樣的意義同樣被這群創業者們所信仰。

黃致夫已經在他的知識分享領域吭哧吭哧做了兩年，他決定耐心的做下去。

“您覺得轉折點會出現在什麽時候？”

“我不知道，可能明年，可能下半年，可能明天。” 黃致夫的回答令人窒息。但有一個令他堅信的事情，即便是1995年剛開始做互聯網的馬雲，也不會想到在2003年會迎來人生的轉折。

“有沒有可能在轉折到來之前，你們已經倒下？”一個殘酷的問題被拋出。

“完全有可能，而且很多公司都是走到那個時候就已經倒下了。”相比於別人的擔憂，他面對的現實卻更加真實。

“你把握不了這些東西，你能把握的就是初心和當下。” 黃致夫知道可能會有1000種死法，包括團隊合夥人散夥，資金不到位，產品內部出現問題，用戶出現問題等等，即便所有事情都做到位，還可能會死掉。“快的做錯什麽了嗎？”本質上他們都很牛，但結果是快的已經消失了。

投資人告訴他們，保存體力，不再尋求高速地增長，只需要活下來。投資人判斷項目的標準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前兩年關註的更多是團隊是否豪華，idea是否與眾不同。

黃致夫在今年3月到5月份接觸投資人時，發現投資人更關註的是營收能力，而且他們在估值問題上表現得非常糾結。做社區的楊誌傑找了一輪投資後發現，天使輪的投資就開始要求有數據，以前這是A輪後的企業才會遇到的問題。很明顯，為了篩選出靠譜的項目，投資方提出了更為嚴苛的要求。

“偉大是熬出來的。” 今日資本徐新開始安撫寒冬之中的創業者們，提醒他們囤好18個月的糧食活下去，這是找到新一輪融資，然後調整模式所需的時間。你困難，別人也困難，就看誰熬得住。

一個成功的典範是網易，經歷了摘牌危機、被調查和高管離職等等波折後，網易還是活了下來，而且活得很好。這樣的情形也曾在劉強東身上上演。所以投資人告訴大家的一個令人振奮的結論是：只要活下來就有希望。

正如余華在《活著》中寫到：“死了的人已死去，活著的人繼續好好地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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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戰霧霾 | 特寫

李秀芝 2017-12-28 11:41

文 | 李秀芝、麻策

編輯 | 石海威

霧霾經濟正處於大變局。

根據全國空氣質量實時排名情況，截至2017年12月26日下午17點，全國前360個城市中，超過一半達到了優良。這在去年，只是美好的想象。

霧霾大幅減少一方面歸功於政府。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供暖的主要方式是煤炭燃燒，這是霧霾的重要成因。因此，政府推行了“煤改電”、“煤改氣”等措施。

11月15日，北方城市集中供暖第一天，京津冀及多個周邊城市則開始全面執行史上最嚴“停工令”。更早的8月，環保部等10部委、京津冀等6省市已共同出臺環保限產相關政策。

在這場霧霾的決戰中，科技公司和投資基金是另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11月6日，352環保科技公布超2億元首輪融資，號稱目前中國空氣凈化行業內最大筆融資，資方包括貝塔斯曼、經緯創投等。7日，錘子除了亮相堅果Pro 2手機，還一同發布了新品牌“暢呼吸”和首款空氣凈化器。8日，小米則在官方網站更新了米家空氣凈化器2S。

“進入霧霾季以來，幾乎每天都有相關新產品的發布，或者新融資的誕生”。一名行業觀察者對創業家&i黑馬說道。

然而，如果霧霾少了、甚至消失，這些“看天吃飯”的科技公司該怎麽辦？戰鬥還在繼續，但愈發焦灼。

空凈價格戰

“2014年可以說是互聯網進駐空氣凈化器的一個原點。”獵豹移動旗下空凈品牌豹米創始人徐力恒告訴創業家&i黑馬。

那一年，互聯網創業品牌如三個爸爸、352、空氣堡等紮堆湧現，獵豹、360、果殼、小米等互聯網大公司也跨界推出空氣凈化器產品。

三個爸爸創始人戴賽鷹記得，2014年僅他所了解到的新創互聯網空氣凈化器品牌就多達100余家。根據市場調查公司中怡康當時的統計數據，截至2014年6月這一數字就已激增至303個。另有人估計，如今包括海外的舶來品牌、轉型的家電廠商，以及創業和跨界品牌，國內出現的空氣凈化器品牌已超700個。

但如此“紅利”持續時間不長。小米公司的入局帶來了巨大的行業震顫。它憑借一貫的“極致性價比”策略，以極低的價格，將大多數互聯網新創品牌拖入死局，幾乎所有的廠商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各家開始尋求差異化的生存空間。

“很多互聯網品牌都被小米擠死了。”戴賽鷹告訴創業家&i黑馬，三個爸爸在產品上突出“專門為兒童設計”的市場宣傳策略，其產品定位別於小米，這是公司得以存活的關鍵。

“我們的產品CADR值（潔凈空氣輸出比率）比小米高，濾芯比小米厚。父母買凈化器有時候會因為小米太便宜而覺得對不起自己孩子，所以三個爸爸才有了生存空間。”戴賽鷹解釋道，他們守的是細分市場。

同為互聯網跨界的豹米也在小米的沖擊下，重新思考自身的定位。“有人喜歡用好一點東西，比如我們推出的有激光傳感器的產品。此外，我們的除甲醛的產品眾籌也有1000萬人民幣。”徐力恒認為豹米要想活下去“肯定不能和小米走同樣的道路”。他試圖從產品本身出發，做一些差異化的功能和特色產品。

外界普遍認為，由小米掀起的價格戰讓眾多追風者的淘金夢想化為泡影。但這在小米生態鏈企業智米科技市場經理朱羽寒看來，“這並非一個價格戰的過程”，但他也承認，“小米空氣凈化器擠壓了不少品牌的生存空間這是事實。”

朱羽寒對創業家&i黑馬說，在智米進入空氣凈化器領域之前，行業中充斥的基本是高度溢價、動輒數千元甚至上萬元的國際一線品牌產品。朱傾向於把小米入局帶來的行業影響歸結成“只是做了一個消費民主化的工作，讓空凈變成任何人都能買得起的必需品，而非恐嚇營銷的產物”。

盡管小米否認，但友商們無疑都感受到了來自小米的“威脅”，價格戰必然存在。一名創業者對創業家&i黑馬說，“從2014年底小米推出899元凈化器開始，價格戰就啟動了。之後大部分品牌都卷入了殘酷的價格戰，行業毛利率一落千丈。”

徐力恒今年的直覺是：霧霾整體偏少，每個凈化器廠商的備貨相對來說又比較充裕，“價格戰較去年要激烈一些”。

“去年1000元以下的機器很少，但今年非常多。飛利浦有一款機器進入市場的時候售價是2500多元，後來我們逐漸看著它的價格調到1999元，又到1499元，今年雙十一的時候降到998元的水平。”徐補充道。這種競爭態勢對消費者而言是好事，但他有時又擔憂：不能因為價格低了就把產品的質量降低。

價格戰加劇死亡，但也提供了新的機會。2017年，聚美優品、墨跡天氣、錘子先後成為空氣凈化行業的新入局者。在11月7日的新品發布會後，羅永浩接受媒體群訪表示，錘子選擇做空氣凈化器是基於“非常務實的考慮”。

“第一，凈化器沒有領導性品牌；第二，白電巨頭賣得好的原因是從低端到高端有完整的產品線，高端產品售價昂貴。而我們殺進來就做頂配，當價格還不錯的時候，那些巨頭就會被你打得很難受。如果我們能加速沖出來的話，有望成為這個領域數一數二的品牌。”羅說。

在業內，錘子要做空氣凈化器早已不是什麽秘密，但其首款產品3499元的定價還是讓同行感到吃驚。“據我了解，它（產品）的成本在1600元左右，我原來聽說它準備定2899元，這個價位在800CADR值的機器里還是有競爭力的。”一位業內人士告訴創業家&i黑馬，錘子的定價太貴很可能會影響銷售量。

拼殺還在持續，但空氣凈化器市場已趨於飽和。對此，戴賽鷹態度悲觀：目前凈化器品牌太多，除小米之外，出貨量超百萬臺的不多。這個行業就現在來講體量也就100多個億，不存在劇增的可能性。去年，戴賽鷹已將主要精力轉到新風系統。

“今年我們新風的銷售額，已經比凈化器高了。”戴賽鷹稱。

效果之謎和技術之爭

雖然空凈市場正在上演群雄割據的局面，但對於消費者而言，卻盲區重重。一不小心，只能花錢買個心理安慰，甚至得不償失。

空氣堡聯合創始人兼CTO魏巍告訴創業家&i黑馬，他開始關註和購買空凈產品是在2008年前後。那時恰逢他的第一個孩子出生、父親則因畫師職業患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自己作為火力發電公司銷售人員走訪各大工業園、化工廠時，也看到汙染很嚴重。

魏巍曾和很多小白用戶一樣，如今，他已經成為空凈產品的資深用戶。包括空氣凈化器和新風系統在內，魏巍家里一共有17臺。

“產品到底有沒有效？廠家說好就好？”為了解答這個疑問，魏巍又陸續買了十多款空氣質量檢測儀，針對甲醛、臭氧、微生物、輻射等，花費30多萬元。同時，他也經常與別人交流和分享用戶經驗，並因此創辦了“零顆粒物”極客社群（QQ群）。

（魏巍的部分空氣質量檢測儀器）

極客社群的群友一度達到2000人，除了對空氣質量有改善需求的大眾用戶，也吸引了一批空凈產品及周邊配件廠商。“包括現在很多互聯網空凈產品的創始人，也是從這個群里走出去的”，魏巍說。

魏巍知道消費者都有這些疑問，但不可能都像他一樣在檢測設備上花重金。因此，空氣堡在創立之初，就確定了“向消費者交付空氣結果”的思路。

“如果消費者按照建築面積大小購買了對應的空氣堡新風系統，我們承諾他們家里每天的空氣質量結果達到北美和世衛組織的標準。如果超標，可以找我們負責。”空氣堡另一名聯合創始人張備羽說。

“效果保證”模式為空氣堡帶來了不錯的口碑效應，也吸引了效仿者——現在，三個爸爸也在做。

因為效果問題，業內對新風系統是否會替代空氣凈化器也存在口舌之爭。

多數觀點認為，相比新風，空氣凈化器的弊端明顯，比如除了PM2.5，空氣凈化器對二氧化碳、甲醛等有害氣體的過濾效果有限。更直觀的是，空氣凈化器只能在封閉的室內使用，否則會影響凈化效果。但在空氣不流通的室內會很悶，如果有人感冒，容易造成空氣的二次汙染。

“新風對凈化器的替代作用，消費者能夠體驗到。就像我們家，自從裝了新風後，原來的四臺凈化器都不開了”，戴賽鷹說。

徐力恒不這麽認為。在他看來，新風進到室內，必然會因溫差產生熱量交換，意味著新風機要比空氣凈化器消耗更多的能源，加重減排負擔。另一方面，新風也面臨很多問題，比如如果沒有在建築里預設管道的話，新風機的安裝需要在墻壁或者玻璃窗上鑿洞，這對於消費者來說有一定的心理接受度。“這兩種產品肯定會長期共存，就像有人要用中央空調，有人還是喜歡買普通空調一樣”。

空氣凈化器和新風系統的技術也是消費者的盲區。兩類產品的凈化技術相似，都存在“物理過濾”和“靜電吸附”的流派之爭。

戴賽鷹稱，靜電吸附類產品一定會產生臭氧，對人體有害。此外，半年左右就要清洗濾網，且必須由專業人員來，操作不當容易觸電。不過，靜電吸附類產品因為沒有濾芯阻力，噪音會很低。相比之下，物理過濾類產品的短板，一是在濾芯及後續的更換上多了費用，二是噪音更大。“對於濾芯的費用，我們願意降低毛利來為用戶承擔。降噪方面，我們也在和以色列的公司合作，可能投入比較高”。

張備羽則告訴創業家&i黑馬，現在主流的新風系統品牌如霍尼韋爾、遠大等均使用靜電技術或者靜電+物理組合過濾技術。且隨著技術的演化，包括松下、空氣堡在內的企業已經研發出臭氧濃度極低的安全靜電產品。他解釋，傳統電壓在0—8000伏之間分兩級，一級靜電產生臭氧量比較多。松下和空氣堡則分了三級電路控制，並采用了高純度鉑絲材質配合結構優化，以確保凈化單元“絕對安全”。

“很多人只關心PM2.5的濃度，一些更小的顆粒物對身體傷害其實更大”。張備羽還指出，帶有安全靜電技術的產品對於PM0.1、PM0.3等更小顆粒物以及病毒的具有更好的吸附能力。當然，鑒於兩種技術的產品各有利弊，空氣堡在純物理過濾和靜電+物理組合技術相關的產品線都有布局。

多位受訪者還向創業家&i黑馬表示，一些企業進入空凈行業只是“玩票”或“賺快錢”，在很短的時間出現又消失，讓消費者的服務和體驗都斷層了。比如，買了產品之後，需要更換濾芯的時候已經買不到了，或者找不到該產品的工作人員來更換。對此，張備羽對消費者的建議是，“跟著認真做品質、有研發能力和資本實力、市場份額屬於第一梯隊的企業走”。

（空氣堡的新風產品之一） 

熱錢湧入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空凈行業越來越受到主流資本的關註。對於空凈企業而言，資本的助推有利於它們更快地擴充團隊、完善供應生態鏈、豐富產品線。

2017年4月，真格基金投資經理孫璐璐把空氣堡項目推給徐小平，徐看後“非常震驚”。他家早已裝上該品牌的新風機，但他一直以為這是德國大品牌。

徐家中安裝了好幾臺。從去年11月初到今年4月，這些機身上貼著“AIRBURG”的機器已經陪他度過了一整個霧霾季。直到項目被推到眼前，他才了解，“原來它們來自一個中國的初創團隊”。

事實上，光速中國比真格基金更早接觸到空氣堡團隊。真格作為“第三者”出現時，光速的盡調已接近尾聲。去年，光速還做了一次團購，基金內很多投資人都早已是空氣堡的用戶。

“第一次見空氣堡團隊大概是一年半前。”光速中國創始合夥人宓群告訴創業家&i黑馬，光速是e代駕的投資方，e代駕聯合創始人黃斌是空氣堡的天使投資人。

和空氣堡簽TS的當晚，徐小平撥通宓群的電話後，兩家決定一起合投。第二天，真格即完成空氣堡項目過會。9月12日，空氣堡正式對外宣布了這筆來自光速中國、真格基金的投資，金額為千萬美元。這在當時被認為是“新風凈化行業的最大一筆投資”。

這一紀錄很快被打破。11月6日，352對外宣布完成了前文所述的超2億元首輪融資。這家過去以空氣凈化器為主打產品、名不見經傳的創業公司，於融資後不久正式推出新風產品。“這是經緯創投第一次下註空氣凈化行業”，經緯中國董事總經理錢坤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

行業普遍認為，空氣凈化器市場如今已是紅海，而新風市場相對來說還處於早期階段。“空氣凈化器的同質化問題嚴重，如果一家公司沒有真正的技術突破，發展肯定會受到挑戰。”宓群表示，像新風機一樣，能解決空氣凈化器無法解決的問題，同時具有突破性的產品，將更受資本青睞。“在美國，像谷歌這樣的巨頭收購的有關消費產品的公司，都是有很高科技含量的。”他補充解釋。

讓人詫異的是，燒錢這個詞在空凈行業出現的頻率並不高，甚至不少企業已經開始賺錢了。

徐力恒稱，豹米在2016年即已實現盈利。“像凈化器本身投入一兩千萬元就夠了，包括研發、供應鏈和備貨。我們最開始以線上作為主要銷售渠道，模式輕，回款周期也比較快”。

摩天輪防霧霾口罩創始人高雪鑫則告訴創業家&i黑馬，摩天輪在2016年通過眾籌賣了十萬件防霾口罩，略微有盈利，今年的凈利潤應該可以翻6倍左右。

“關於生存的焦慮，我們很早就沒有了”，張備羽說，空氣堡在2015年第四季度就開始盈利。他回憶稱，2015年產品出來之前，大家心里是沒底的。產品出來以後，用戶訂單貨款要等要催，供應鏈也要拼命去搶。所幸產品出來以後，一度供不應求。到了2017年，團隊認為新風市場會越來越大，引入資本和資源支持的話，能給用戶提供更好的服務和體驗。於是在春節的時候，空氣堡啟動了新一輪融資。

完成投資後不久，在由真格基金組織的與投資項目交流溝通的早餐會上，徐小平建議空氣堡聯合創始人兼CEO袁續昆加大市場營銷投入。

袁續昆為人沈穩，他認為在行業發展的初期，應該專心做好產品和用戶服務。其合夥人張備羽透露，過去空氣堡每年的營銷費用算下來只有三萬塊錢。今年，空氣堡在熱播劇《歡樂頌2》中做了劇里最大的品牌植入。“從6月份播出到9月份來看的話，同比增長有十幾倍。”張備羽稱。

在空凈行業，大多創業公司的產品知名度並不高。如何提高品牌知名度，是它們面臨的重要挑戰之一。

豹米內部曾有過關於做明星投入是否值得的爭論。徐力恒認為，明星代言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帶來的結果如果不如預期，那可能企業在財務上會面臨負狀態。因此，豹米暫時的策略是“先按兵不動”。

相較豹米的保守，主打除霾口罩的品牌“摩天輪”在央視二套、湖南衛視《天天向上》節目等均有過品牌露出。高雪鑫發現，最好的時候，用戶通過關健詞搜索購買的轉化率有近20%。

2016年9月，三個爸爸發布新風新品的時候，體育明星田亮現身發布會，身份是三個爸爸的用戶和共同研發人。

“我覺得明星效應有所幫助，”光速中國創始合夥人宓群表示，“但最終，用戶的口碑更強大。”

（三個爸爸的部分空凈產品） 

市場仍可期？

某種程度上，良好的空氣質量反倒令這些空凈企業的發展陷入“窘境”。

“三個爸爸本身的定位是母嬰生態，我們不只是會做口罩、凈化器或新風，而是滿足有孩子的家庭需求。另外一個角度來講，現有的這些產品不只是除霾。所以，就算霧霾沒有了，產品還是可以做的”。戴賽鷹稱。

與三個爸爸類似，摩天輪將其定位為個人健康防護品牌。旗下除了防霧霾口罩，在售的還有一款針對兒童的智能感應變色毛巾，再下一步，摩天輪的產品計劃是智能感應變色枕巾。

張備羽認為，未來，人們對於空氣管理的需求將高度細分。比如在地產領域，新風可以用戶提前入住。

 “長期來看，空氣凈化器和新風都是過渡性的產品”，新風品牌10+air創始人王科說。除了現有發布的幾款新風產品，他們還在研發一款集成設備。“中產階級以上的家庭，大都有空調、加濕器、凈化器等空氣調節電器，尤其是北方城市。我們覺得，未來空氣管理的最終形態應該是一個設備解決所有的問題”。很顯然，王科也誌不止於霧霾。

對於這些空凈企業來說，他們一樣會面臨BAT的挑戰。“空凈產品是有雲端服務的，通過手機你就能看到家里的二氧化碳濃度、濕度等空氣質量狀況，然後它通過這個雲端服務也可以知道機器的濾芯是否需要更換，”一位資深投資人對創業家&i黑馬分析道，“BAT現在也越來越多跟硬件智能化、IoT（物聯網）結合，大的方向上可能有融合的趨勢，但是未來也很難說。”

更多觀點認為，BAT近些年的主要精力放在人工智能、汽車、零售等概念相關的事情上，直接做空凈產品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參投的概率也不大。

新風視為空氣凈化器之後代表空凈領域消費升級的新機會。張備羽告訴創業家&i黑馬：“新風的爆發可以認為起始於2016年，今年這個市場的熱度，我判斷比去年還要大。”三個爸爸創始人戴賽鷹表達出類似的觀點，他認為，“現在新風站位還低，去年剛出來，今年才冒頭，可能到明年或後年就會大爆發。”

可以預見，新風行業正在進入一個高速發展階段。一個說法稱，其銷售量將保持60%以上增速，到2020年有望到達千億規模。前景廣闊的市場，吸引了大量資本進入，而身處其中的創業者則卯足了幹勁，奮力向前奔跑。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尚未對以後可能出現的行業洗牌產生擔憂。

這些玩家們仍然樂觀。“一般來說七年會是一個市場特別的洗牌期，這個行業應該還有個兩年左右的機會。”豹米創始人徐力恒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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