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智健的错误不是违背祖训 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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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智健辞职后，媒体多说他违背了祖训。其实，荣家百年，传下很多祖训名言，其中不乏对冲矛盾之处。譬如，“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是祖训，“以小搏大，以一文钱做三文钱事”、 “只要有人肯借钱，我就敢要，只要有人肯卖厂，我就敢买”、 “只有欠入赚下还钱，方有发达之日”、 “吃着两头，再做一局”等等，也是祖训。而事实上，后者的冒险气质在荣家兴衰史上更是主流。所以，荣智健的错误，不在冒险与否，而在其他。下面的文章是前段时间发在专栏上的。 【】荣智健的三个错误 本月最大的公司新闻，应是4月8日，中信泰富董事长荣智健在香港宣布辞职，尽管舆论对此早有预料，但是消息传出，还是引起极大的轰动。众多媒体的报道基调 全是四个字――“荣家谢幕”，在惋惜之余更多的却似乎是幸灾乐祸。一向光环缠身的荣家，在危机降临之际竟得如此公众观感，实在出人意料。 反思此案，如果仅仅从荣明方投机澳元巨亏的角度来看，便有点过窄。以今视之，荣氏家族在中信体系的出局，似乎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中信集团为国资委直属企 业，在那个国有垄断资本高度集中的集群中，私人得以拥有股份，且能以阳光化的方式成为中国首富，荣家确为仅有之孤例。因为是孤例，所以一定违背了某些规 律，荣智健之出局，正在于他对此的长期漠视。荣智健的第一个错误是，没有择机让荣家资本独立。 荣家创业于晚清的1902年，到1949年之前，这是一个纯粹的民营资本企业，与官营资本几乎没有任何瓜葛。荣氏子弟对官商经济一直非常警惕，早在 1934年，荣德生的大儿子、荣智健的大伯荣伟仁就在一封信中说：“政商合办之事，在中国从未做好，且商人无政治能力策应，必至全功尽弃。”正是这种坚 持，使得荣家祸福自担，很少有所谓的政商烦恼。少为人知的是，1979年，复出的荣毅仁创办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最初的动议是建一个私人公司，当时主管 经济工作的陈云在他的提案上批示说，“纯民间的公司实力恐怕不够，为便于在国内外开展工作，把中信公司办成国务院直属的国营企业为好。”因此，中信的国有 资本性质才一锤定音。 荣家在中信的壮大过程中，功可不没，但是在资本意义上却少有创新，荣毅仁先是当政协副主席，又出任国家副主席，自然不可能办私人企业，荣智健南下独立创 业，日后也进入了中信体系，创建中信泰富。2005年11月，荣毅仁去世，带着白纸花、正在丧期中的荣智健接受凤凰卫视专访，他专门提到，中信泰富曾一次 性交给国家超过200亿元的现金加股权收益。言下之意，荣家财富是理应得到。或许正是这种惯性思考，让他始终没有资本独立的意愿。荣智健的第二个错误是，对官商模式的生存之道思考不深。 中信自创办之时，就享受了无穷的政策好处。即以当年小荣以总股本100万元港币办爱卡电子厂为例，他赚到的第一桶金，是将香港的廉价电子表、收音机、电子 钟等向国内大量贩卖，在当时，获准“大陆贩卖权”几乎是一个难以想象的特权。如果没有政策背景，那只有靠走私。即便后来，中信泰富在香港及国内实施大量购 并投资，也多有政策背景的支持。在香港的商业氛围中，信仰自由主义的市民阶层及知识分子阶层，对于官商逻辑有天然的反感与抵触，荣智健显然对此缺乏必要的 警惕与防范，甚至，他还以奢侈的形象和强悍的商业运作“挑衅”公众的忍耐力。 荣家百年，自创业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到荣毅仁，都以好善乐施、勤俭克己为立身之本，1934年，荣智健的祖父荣德生六十大寿，他发愿在无锡、常州一带， 造桥百座以惠乡里，历数年建成大小桥梁88座，其中一座宝界桥，全长375米,宽7.6米,60个桥墩(以示六十大寿),时称“江南第一大桥”。荣德生对 无锡籍历史学家钱穆说，“一生唯一可以留作身后纪念的就是这座大桥，回报乡里的只有此桥，将来无锡人知道有个荣德生，大概只有靠这个桥。”上海老报人计泓 赓的《荣毅仁传》记载一个细节，1998年，她到荣家做客时发现，荣毅仁夫妇的睡床由一张单人木床与双人木床拼成，双人床竟是荣智健结婚时用的。其他家具 也都是不配套的老家具，像椅子就是一般家庭早就淘汰了的50年代常见的、刷着清漆的木头椅子。 相比父辈，荣智健的风格迥然不同，即便在富豪云集的香港，他的奢侈作派也是很突出的。《荣智健传》援引了一段他的自述：“我决不想过清教徒式的生活”，他 认为富裕之后依旧过苦行僧的生活，是一种伪君子。他喜欢过豪华生活，爱开豪车、住大屋、吃大餐。据报道，荣的座驾是日本皇室用的President，他拥 有私人专机和私家森林；为满足女儿出海畅泳的爱好，他特意购买了价值逾千万港元的新游艇；在英格兰的别墅原主人是英国前首相麦可米伦。他还是唯一一个会在 周末带着私人厨师到欧洲庄园享受生活的大陆富豪。他在英国伦敦的私人马场里，养着4匹分别名为“天演”“活力先生”“奔腾”和“昆仑”的冠军级名马。 2005年，中信泰富投资的东区海底隧道申请提高过道价格，未能得到特区政府批准，身任董事的荣智健之女荣明方以合约中规定合理经济回报率达15%为由， 启动合约中的仲裁机制，把加价申请交予国际仲裁，结果胜诉，获裁定回报率应达15%至17%，之后东隧疯狂加价67%。东隧加价事件虽让公司获利颇多，但 却受尽香港社会的批评，此次，危机爆发，港媒少有同情者，其得也失也，可见一斑。以官商背景而行奢侈之事，以“在商言商”而罔修公共关系，这是荣智健的重大疏忽。他的第三个错误是，没有着力培养下一个“荣毅仁”。 荣家百年，英才倍出，创业二老自不待言，其子女及女婿也多有豪杰之士，建国后，三十出头的荣毅仁留居上海，忍辱负重，历经磨炼，被周恩来称为“少壮派”， 被毛泽东许为“红色资本家的首户”，后贵为国家领导人，全国企业家无出其右。到荣智健一辈，也是一人过港，打出一片江山。可是，到第四代，则蚕卧在父辈的 余荫之下，不敢独立门户，少有显赫战绩。以至于危机降临，竟没有腾挪博弈的能力。在传承上缺乏远大的抱负和规划，成了这个百年商业家族的一个“阿喀琉斯之 踵”。 检点荣家百年历史，此次澳元对赌巨亏远远不是危机最大的一次，早在1934年，受全球经济危机波及，荣氏的申新企业就曾在上海《申报》公开宣告“搁浅 ”，1938年，抗战爆发，荣家工厂三去其二，大多被日人炸毁或侵占，到1956年的公私合营改造，荣家在大陆的20多家工厂一夜之间被国有化。 与上述三次相比，亏损100多亿元仅是区区之数，荣智健迄今在中信泰富仍持有超过11％的股份。所以，荣家复起，或有可期。但是，它在中信体系的出局似乎已成定案，荣家对中国商业进步的影响力要重新再建，这或许才是“荣智健辞职”最大的损失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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