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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大加稅案﹁財政健全方案﹂出爐，已負擔沉重稅負的高薪資族群再次成為財政部剝皮的對象；政府想靠富人稅解決貧富差距，卻完全搞錯了方向！

撰文‧楊鈞如

立法院財委會在五月二日審查通過「財政健全方案」，完成史上最大加稅案，估計明年可以新增稅收六五○億元，用以填補每年約三千億元的財政赤字缺口。各大媒體紛紛以「富人稅過關」為標題，作為此次加稅的代表作。

在全球財富分配差異惡化，富人越富、窮人越窮的趨勢下，「富人稅」成為平息社會不安的一個響亮的口號。美國總統歐巴馬、法國總統歐蘭德都推動富人特別稅；股神巴菲特也曾提議，對年所得超過一百萬美元的富人課徵所謂的「巴菲特稅」。台灣這次通過的增稅案，新增「年所得超過一千萬元」的課稅級距，將個人所得稅率提高到四五％，堪稱是富人稅的最新案例。

加稅只剝到高階經理人的皮根據財政部的估算，年所得一千萬元的納稅義務人約有九千五百人，稅率提高之後，每年新增新台幣九十九億元的稅收，平均每人多繳一百萬元的所得稅。表面上看起來不多，但是若與「股利可扣抵稅額減半」合併起來看，可扣抵稅額減半將每年新增四百億元的稅收，二者加計每年新增五百億元稅負，這群被財政部鎖定的高所得者，股利所得稅負大增，綜合所得又再多繳一百萬元，稅務負擔將會大幅加重。

財政部的增稅方案，最大爭議在鎖定的「富人」定義偏差，財政部咬定年所得千萬以上的薪資族群，卻縱放地產交易的高資產階級。加稅方案對於「高資產者」束手無策，卻對已經負擔沉重稅負的高階經理人，再剝一層皮。

事實上，台灣真正的「富豪」絕對不是這些每天早出晚歸領薪水的高階經理人，而是不用辛苦工作，坐享豐厚收益的房地產投資者。就拿花旗(台灣)銀行董事長管國霖來說，他年薪縱然超過千萬元以上，但他肩負花旗銀行台灣分行的營運壓力，領導五千名以上員工，付出的工作心力也非一般人能及。

更何況，一名年薪千萬元的高階經理人一旦扣除所得稅約三百多萬元後，實質所得不到七百萬元；如果肩負全家老小生計，在扣除日常生活每年約三百萬元後，一年存四百萬元；如此工作十年，存得四千萬元，只能買到台北市一般住宅。

誰才是台灣真正的有錢人？ 其實大家心知肚明，就是那些擁有房地產的高資產人。

財政部不敢觸碰房產持有稅(地價稅、房屋稅)、房產交易所得稅，只從方便稽徵的個人綜所稅下手，其實打擊了台灣最具有競爭力、最具有國際視野的一群人。增稅的結果，無益於減緩貧富差距，反而扼殺了產業成長的動能。

國際化人才出走領高所得

現在，被增稅的九千五百人，就如同管國霖一般，主要組成是台灣一千五百多家上市、上櫃公司，外加二五三家興櫃公司，以及約三百家外商在台分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再加上一部分大型績優公司的長期持股股東。這不到一萬人的企業領袖，每年為台灣的上市、上櫃公司創造超過新台幣一兆元的稅後盈餘，領導超過一百萬個就業家庭，不只是台灣經濟動力的火車頭，更替政府扛下沉重的就業與社會責任。

政府沒想到的是，這些領高薪的人都是國際競爭人才，他們擁有跨國工作的能力。而鄰近的香港、新加坡、韓國、日本，最高的所得稅級距稅率都比台灣低。香港只有一七％，新加坡僅二○％，韓國也只有三八％。可想而知，稅改後，更不利於台灣吸引優秀人才，對台灣長期的經濟發展是一大隱憂。

我們的綜所稅級距比鄰國高，但是台灣房產稅幾乎是全球最低。同樣年所得淨額為一千兩百萬元的人，如果你是上班族就要繳四○九萬元的稅，如果你是領股利所得的大股東，要繳三○七萬元，至於收租的大地主只要繳一九三萬元。

政府不針對真正有錢有閒的「大地主」加稅，反而去加對產業有貢獻的高階經理人，然後逼走他們，真不知政府的盤算到底是什麼？

財政部長期便宜行事，殺雞取卵只針對高薪資所得者課稅，對台灣的經濟動能已造成難以挽回的傷害。台灣上市公司幾乎找不到國際化的專業經理人，即使是台積電，薪資水準也只能吸引「愛台灣」的本土人才，一千五百多家上市上櫃公司，一級主管中的外籍經理人加起來不到一百人，這造成台灣企業無法國際化，只能做國際企業的下包，忍受「毛三到四(毛利率三到四％)」的悲苦宿命。

中年精英提早退休炒房去

不只如此，原本就高達四○％以上的個人所得稅率，加上微乎其微的房地產交易稅，等於變相鼓勵人去炒作房產。事實上，這樣的稅制結構已經讓原本應該在大型企業奮鬥的四、五年級高階經理人，早早就退休炒房去。

我們現在到處可見頭髮灰白，大白天在山邊水岸慢跑、騎腳踏車、登山的提早退休族，正是財政部高薪資所得稅制的產物。而這群經驗豐富、又蓄積了相當財富的中年精英，原本應該創業，或者率領台灣企業躍上國際舞台，為台灣創造更多高薪的就業機會，卻因為偏頗的稅制，選擇了獨善其身的退休路，這正是台灣為什麼找不到新公司，老公司又越做越衰退的關鍵所在。

財政部多年採用「懶人加稅法」的結果，在大公司工作的中高階主管，成為不斷被稅官搾油的受害者。

馬英九總統曾經引用財政部二○○八年的資料說，適用稅率四○％的高薪資者有四萬人，只佔總納稅戶數(五四七萬戶)的○．七％，卻繳付了四六．八％的綜合所得稅。也就是說，台灣一半的綜合所得稅，都是這些被財政部套上「富人」大帽子的高階經理人所繳交的。

而依財政部公佈二○一一年的綜所稅結構資料顯示，台灣五六六萬戶的納稅戶中，有約兩百萬戶完全不用繳綜所稅，另外二五○萬戶平均只繳九千元的綜所稅，兩者合計佔比高達七九．四％，換言之，另外接近二成的納稅戶，則負擔了超過九成的所得稅。

○．八％的人扛一半稅收

在乖乖繳稅的那一小群倒楣鬼中，最倒楣的○．八％，負擔了一半的所得稅。高階經理人扛起了全國所得稅收半壁江山，不但沒有獲得應有的尊敬，還被戴上富人的三角帽遊街示眾！

前財政部長林全曾經在《今週刊》第七七一期直陳，「國內富裕者的收入來源……，有許多都未納入所得稅課稅範圍。」巴菲特說他的實質稅率只有一七％，比大多數員工還低，甚至遠低於打掃辦公室的清潔工，因此主張對富人課徵特別稅，扭轉這個不公平的現象。林全認為：「台灣社會貧富差距惡化更日趨嚴重。而且台灣的極端富裕者租稅負擔比率，較受薪中產階級為低的程度，恐怕尤甚於美國。」但是如果這些富人的漏稅管道不堵住，「即使修改高所得者的平均稅率，結果也不能改變資本收入與資本利得免稅的事實。」這次財委會通過、被財政部宣傳成為「成功課徵富人稅」的法案，根本不是真的富人稅！增稅案對於擁有土地的「高資產者」束手無策，只是鎖定已經背負了全國五○％所得稅的「高薪資者」，再搜刮他們一次而已。這個增稅方案，無助於減少貧富差距、有害於企業發展，是稅官一貫殺雞取卵、便宜行事的短線作法。

高資產者稅率低於受薪階級偏頗的稅制，是對認真工作的受薪階級殘酷的懲罰，一個認真工作三十年，終於升任大型企業主管的專業經理人，持續數十年、每天二十四小時都在忙碌，連晚上睡覺時手機也開著隨時應戰，高階經理人幾乎不耗費任何社會成本與政府補助，賺的是勞心勞力、不眠不休的血汗錢，卻要繳付四○％所得稅給政府。

相對而言，囤房、囤地者從銀行借取巨額的低利息資本，平日什麼事情也不用做，許多空地連除草的錢也不花，二十四小時躺著遊山玩水，最終獲利不僅遠高於勞心勞力的薪水階級，還幾乎不用繳稅。

台灣的稅制懲罰辛勤勞動者，鼓勵炒房炒土地者，正是國父「三民主義、平均地權」最大的叛徒。

當我們用超高的薪資所得稅率、超低的房產稅逼走高階專業經理人，堵死國際人才流入的可能，走入「全國都低薪」的死胡同，台灣，也就不會有什麼未來了。

在民主政治「政策買票」的惡風之下，政府胡亂減稅，高達七成的政府支出是投入僵化的人事與退休費用之中，中央、地方債務加上主計總處承認的隱藏性負債(軍公教勞工退休金法定給付義務)，合計已經高達二十四兆元，是ＧＤＰ（國內生產毛額）的一六○％，遠遠超越希臘、義大利，逼近日本水準。

財政部收不到稅，編不出預算，只好用挪帳、賣祖產、搜括高薪資者來掩飾，真正該做的稅制改革，又畏縮於政治考量而束手無策。財政紀律的敗壞，國家財政的崩潰，勢必遺害後代子孫，而這，恐怕才是馬總統、財委會立委諸公與歷任稅官們的歷史定位！

(本文作者曾任台灣、香港上市公司副總經理)同樣都是1200萬元淨所得者，薪資所得者的負擔最高，大地主負擔最低所得來源 薪資所得 股利所得房地產租金 房地產買賣繳稅金額 409.5萬元 307.5萬元 193.1萬元71.5萬元註：此表數字為假設1200萬元的淨所得者，其全部所得來源不同（如大股東、上班族、大地主），導致繳稅金額有所差異。

公式說明：

薪資所得：薪資所得×邊際稅率－累進稅差股利所得：（股利所得×邊際稅率－累進稅差）－股利所得×可扣抵稅率房地產租金：租金所得×（1－43%）×邊際稅率－累進稅差房地產買賣：假定土地與建物的價值比為7：3，則房地產買賣所得×0.3×邊際稅率－累進稅差

搞錯對象的富人稅

台灣所得稅制扭曲，0.8%的納稅戶，負擔了50.2%的綜合所得稅，其中有許多是勞心勞力的高階經理人，高資產富人反而被縱放

戶數%

稅率20%者，30.5萬戶，佔繳稅戶數5.4% 稅率30%者，10.1萬戶，佔繳稅戶數1.8% 稅率40%者，4.4萬戶，佔繳稅戶數0.8% 稅率0%者，200萬戶，佔繳稅戶數35.2% 稅率5%者，250.2萬戶，佔繳稅戶數44.2% 稅率12%者，71.1萬戶，佔繳稅戶數12.6% 2.6%的納稅戶，負擔了65%的綜所稅

稅額佔比%

稅率12%，351億元，11.6% 稅率20%，470億元，15.5% 稅率30%，452億元，14.9% 稅率40%，1523億元，50.2% 稅率5%，236億元，7.8% 資料來源：財政資訊中心「100 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初步開徵核定統計專冊」 整理：辛曉昀台灣最高所得稅率比香港、新加坡、韓國高，跟德國、法國福利國家相同香港 新加坡 韓國 美國 日本 英國 台灣德國 法國 芬蘭 丹麥17% 20% 38% 39.6% 40% 40% 45% 45% 45% 51.1% 55.6% 說明：圖中數字為各國最高所得稅級距稅率。台灣原為40%，此次稅改調高為45%。 整理：方德琳、蔡曜蓮這些人，都主張富人稅—— 近年主要國家開徵「富人稅」案例推出時間 富人稅內容 實施結果

美國紐約州長

葛謀 2012年 紐約州所得稅率最高原為6.4%(聯邦所得稅另計)，年收入超過200萬美元(約新台幣6000萬元)者，稅率升至8.82%；超過30萬美元者，稅率增至6.85%。 2012年起實施，每年收稅（●新增稅收？）新台幣780億元。

前任州長在2009年已經推動過一次富人稅

美國總統

歐巴馬 2013年 針對年收入超過45萬美元、總共96萬戶課徵，提高所得稅率，由35%調高至39.6% 實施中

法國總統

歐蘭德 2014年針對年收入超過100萬歐元(約新台幣4100萬元)者，所得稅率由目前的45%巨幅調高至75%。影響1500人，新增稅收約新台幣80億元引發前總統薩科奇、大鼻子情聖名演員德巴狄等富人，宣稱要集體逃離法國；LVMH董事長阿諾特則申請移民比利時

日本首相

安倍晉三 2015年 預計將針對年所得超過新台幣1200萬元者，提高所得稅率至45%。 財務省規畫中

《今周刊》是第一個報導苦勞經濟與年輕人低薪問題的財經雜誌，我們很重視台灣低薪問題。此時，立法院正在如火如荼討論「加薪四法」，看似政府終於有所行動，然而，我們發現，「加薪四法」不僅是看錯病給錯藥，而且還有強烈副作用！

撰文‧楊卓翰、陳柏樺、賴若函過去十年台灣的低薪困境，是企業賺飽飽卻不分給員工，還是整體產業附加價值沒有提升？

「什麼都漲，就是薪水沒漲！」不只是廣告金句，更道出台灣民眾過去十年的共同心聲。怨氣當頭的廣大勞工，自然把矛頭指向企業，說他們每年獲利提升，卻不願意加薪，不把利潤分配給員工。

「22Ｋ」現象，讓台灣企業家成了頭號罪犯。為了拯救苦命勞工，「強迫兼利誘」企業分享獲利給員工的「加薪四法」，於焉誕生。

「加薪四法」是四項法條修正案，當中包括《公司法》、《工廠法》、《勞基法》與《中小企業發展條例》，共通點就是透過法令，強迫或鼓勵企業，透過盈餘分紅、加薪，把獲利「還給」勞工。

冠上「貪婪企業家」之名，多麼誘人方便，很快就找到台灣低薪的兇手。但，當大家把矛頭指向資本家，卻從來沒人提出證據，代表資本的股東們真的吃掉大部分的餅嗎？

為了追蹤低薪真相，本刊與「參玖參公民平台」合作，委託台灣經濟新報社，解析台灣一千多家上市、上櫃、興櫃公司的盈餘分配資料，要找出「22Ｋ」元兇。

但是，我們卻發現傳說中的「貪婪企業家」，在統計證據下，原來根本不存在！

揭祕一》低薪問題不在盈餘分配上！

員工薪資，跟著企業同步成長將一家公司每年賣東西的營收，扣掉產品原料的直接成本與管銷等其他間接成本，剩下等於這公司創造的「附加價值」。這個附加價值最後由三群人分享，一個是發給員工的員工總薪資、一個是上繳給政府的營利事業所得稅，最後一塊就是股東賺到的稅後淨利。

加薪四法，就是因為政府和民眾都認為「企業賺了錢卻不分給員工」，也就是當企業的附加價值成長，餅越來越大時，分配給股東的部分也越來越大；而員工則是看得到，卻吃不到，分到的餅越來越小。

但從過去十一年的資料發現，台灣上市企業的附加價值總值，從二○○三年的一兆二五八五億元，成長至一三年的二兆二二七三億元，成長約七七％。而分給員工的總薪（薪資、分紅，以及企業幫員工出的勞、健保費用等），在同一時間，則成長了七三％。

企業分配給員工的用人費用加權平均比率，一直維持在附加價值的四七．三％左右，相較於股東分配到的平均比率四六．三％，兩者並沒有社會大眾想像得懸殊。

當企業多賺，員工就多分；員工的薪資，實際上是跟著企業同步成長的，因此分配的比率也沒有變化。

加薪四法的主要提案立委賴士葆接受《今周刊》專訪時指出，去年上市櫃公司的現金股利有一兆多元，「這麼賺，幾乎是破天荒、過去這幾年賺最多的。可是，已經加薪跟準備加薪的公司，才只有五六％，現狀就是如此，企業能夠不分給員工就不分哪。」多數人的想法可能跟賴士葆一樣，但若從數字來看，其實賴士葆錯了。

一兆元現金股利，這個數字固然嚇人，但是當股東分配到的利潤，成長了七三％，員工總薪也成長了七三％。

這就引發一個有趣的問題，台灣的低薪問題，真的出在企業盈餘分配上嗎？

「很多人認為，台灣的低薪問題，是因為獲利沒有分給員工，而是被大股東和股東分走。但是，從統計數字來看，台灣低薪的問題，不是出在這裡（盈餘分配）。」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前所長、資深會計師薛明玲分析。

揭祕二》加新四法是鬧劇！

在錯誤的基準修法，未來將引起紛爭等等！如果問題不出在企業的分配，員工吃到的餅沒有更少，大家一廂情願地讓對錯症、開錯藥的「加薪四法」通過，不就只是一場鬧劇？

結果，可能比鬧劇更嚴重。為「22Ｋ」找替罪羔羊，是多麼容易，「加薪四法」，就是罪狀。回頭細看這套修正案（見右表），我們會發現，政府在錯誤的基礎上修法，不但搞錯方向，也有可能傷害企業，讓學者、業者齊聲撻伐。

中研院院士朱敬一在臉書發文指出，雖然成熟期的公司每年營收穩定，但是草創期的公司，可能要先經過虧損期才有盈餘。同時，產業類別、公司規模，也都影響盈餘結構，「政府是想針對哪一種盈餘結構強制加薪？行政上分得清楚嗎？對於業績起落明顯的公司，這又是另一種外力干擾。」朱敬一指出。

揭祕三》強迫加薪是為難企業！

規定固定比例分紅，景氣不好怎麼辦事實上，從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的營收結構可以看出，因為生命週期不同，過去十一年來用人費用分別占附加價值為四七．三％、五四．九％、六二．一％。這和朱敬一的觀察一致，當公司還在興櫃草創階段，盈餘分配的結構和成熟期大不相同。《公司法》修法，要怎麼針對這種生態個別規定？

而且，員工分紅在各產業的差距也極大。雖然在電子業的員工分紅占企業附加價值十一年平均為三．五％，但在傳產、百貨零售及金融業，占比都不到一％，法令要如何規範？若只是強制，卻不明訂數字，法令更形同具文，徒增企業困擾。

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吳中書也認為，薪資停滯很久了，是應該鼓勵企業為員工加薪；然而，企業調整薪資必須衡量永續經營，「景氣好的時候，企業要留本，可是薪資易漲難跌，假如固定比例分紅，甚至讓勞工參與訂定分紅，會讓企業失去彈性，去應對經營上的狀況。」舉景氣循環明顯的ＤＲＡＭ產業為例，華亞科技公司二○一二年虧損一五五億元，隔年轉虧為盈，又賺二一二億元。若強迫公司有盈餘就要分配一定比率給員工或加薪，企業要怎麼因應大起大落的景氣循環起伏？

揭祕四》減稅補貼花的是人民的錢！

整體稅收將因此減少，結果還是全民買單強迫加薪的手段粗糙，而用減稅鼓勵的政策，也缺少考量。針對《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三十六條之二的「加薪減稅」，吳中書表示：「幫勞工加薪是好事，但是以減稅來補貼為員工加薪的企業，造成整體稅收減少，結果還是由全民來承擔。」他進一步說明，以減稅的方式來鼓勵企業幫員工加薪，企業有可能僅僅調整高階員工的薪資，以符合減稅的要件，又或者利潤豐厚的跨國企業為員工加薪，享受到賦稅優惠，整體而言未必有好處。

「修法對營造勞資雙方融洽的環境有負面影響。」中小企業總會監事長張豐國認為，雖然《中小企業發展條例》採取減稅鼓勵，企業自然拍手叫好，但是張豐國擔憂其他三法，對於業主來說是懲罰性的條款，強制加薪，對台灣整體經濟有不利的影響，也會引發更多勞資雙方敵對的可能。

尤其《勞基法》第二十九條修正草案規定，公司分潤計畫要由勞資會議決定，並交給主管機關審核，影響最劇烈。

「從執行面來看，利潤分享計畫必須經主管機關審核的話，核准機關的態度就非常關鍵。」一名專精《公司法》的律師直言，用行政手段取代市場運作，分紅比例固定與否都會衍生問題，若法條中的盈餘比例固定，個別企業恐難一體適用；比例如果必須透過《勞基法》第二十九條修正草案中的勞資協商，立場相對的兩方產生爭端的可能性勢必提高。

賴士葆則辯護，最初的提案沒有加入「勞資協商」的部分，而是在衛環委員會審查過程中，才在《勞基法》第二十九條修正草案加入相關文字。賴士葆說，就算要勞資協商，其實工會能心平氣和、理性討論，也不至於發生問題，工商團體應該只是擔心少數幾個勞工會比較難溝通。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像台灣一樣，違反公司治理原則，透過政府的行政干預要求企業訂分紅比例。」工總批評。《勞基法》修正草案中，要求企業經勞資協商通過、地方主管機關備查，工總也坦承，對於很多企業來說，有實行上的困難。因為許多企業在各地都有分公司、工廠，若各工廠盈餘不同、分紅比例不同，勞工之間必然產生衝突。

「政府想要用政策，去干預企業的薪資水準和獲利分配；但是我們應該去看，低薪的問題，到底出在哪裡？」薛明玲說：「追根究柢，台灣的低薪現象，還是國內產業的結構問題。」揭祕五》產業結構才是問題所在！

台灣若持續走代工老路，很容易被替代事實上，從台灣前五十大上市公司的薪酬數據，沒有發現員工分紅的問題，反而出現另一個令人擔心的現象。從○八年至一三年，我們可以看到，高級主管薪資（總經理與經理薪資）和全體均薪，中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也就是說，問題不是出在股東與員工，而是公司內部的「貧富不均」！

「高階主管薪酬與全體平均薪酬差距的擴大，也不是大家所想的『經理把我的餅拿走了』，」薛明玲說。「問題是在，台灣的產業結構，沒有跟上全球頂尖產業。這造成基層勞工的技術水準，相當容易被替代。」當全球的高成長趨勢，已經從勞力密集，轉向知識密集時代，在自動化取代人力之後，落後產業族群，獲利越來越困難，就算分配不變，但薪資自然無法提升。「但是，台灣的產業，多半仍是代工，也是最容易被替代的一群人。」薛明玲說。

薛明玲強調，對症下藥不是在表面的薪資上做文章：「我們應該思考，台灣的產業化要怎麼走，去發展台灣無法被取代的產業。」在知識經濟轉型的當下，政府須花心思在教育，以及人才政策未來該要怎麼走，從產業結構方面，打破「22Ｋ」的魔咒。

低薪困境，是企業賺飽卻不分給員工？

事實上，公司獲利，員工分得的甚至比股東多！

《今周刊》調查台灣所有上市、上櫃以及興櫃公司。依照國際會計標準，將附加價值分配為員工薪資、股東收益、稅負三大部分。我們發現過去11年，隨企業獲利成長，股東並未吃掉員工薪水，而且，上櫃及興櫃公司員工薪資都高於股東。

上市公司

員工11年平均分到47.3% 股東11年平均分到46.3%

上櫃公司

員工11年平均分到54.9% 股東11年平均分到38.7%

興櫃公司

員工11年平均分到62.1% 股東11年平均分到32.4% 資料範圍：上市╱上櫃╱興櫃 (不含創櫃╱全額交割╱管理股票╱TDR）之獲利公司附加價值：稅後淨利＋所得稅＋員工總薪資員工總薪資：凡支付給員工，不論名目，包括薪資、獎金、保險、退休金、現金分紅、股票分紅等＊2003～2007年員工分紅尚未費用化，為統一資料表現；員工總薪資已另加員工分紅（現金、股票）；稅負為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含個人綜合所得稅資料來源：台灣經濟新報社、參玖參公民平台開錯藥方，加薪四法問題超多！

修正草案名稱 內容摘要疑慮與爭議《公司法》第235條之1 公司應考量當年度獲利，分配員工酬勞，並於章程規定定額或比率 無罰責、未訂定比例，恐流於具文《工廠法》第40條工廠如有盈餘，應予工人獎金或分配盈餘，鼓勵工廠以盈餘為工人加薪該法久未修正，條文多與《勞基法》重疊，與其修法不如廢除，由《勞基法》取代《勞基法》第29條公司如有盈餘，應透過勞資會議訂立利潤分享計畫，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 ● 勞資雙方本就站在不同立場，強迫勞資共商分潤計畫，恐引發更多對立、爭議● 違反公司治理原則、過度干預公司經營《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36條之2 若企業為員工加薪，加薪部分可認列費用，抵減當年營所稅，以抵稅鼓勵企業加薪企業不管為哪些員工加薪都能抵稅，雇主若只為管理階層加薪，亦能獲得減稅

整理：陳柏樺

其實，問題在這：

公司內部給薪呈Ｍ型化

從台灣前50大上市公司2008年到2013年的財報發現，雖然股東沒有跟員工搶餅，但公司總經理和副總經理等高階主管薪酬，卻與全體均薪差距拉大，Ｍ型化的原因來自於台灣產業沒有升級，基層員工容易被替代，薪資自然難以成長。

高級主管薪酬項目：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薪資、退職退休金、獎金及特支費等、盈餘分配之員工紅利金額等酬金總加資料來源：台灣經濟新報社、參玖參公民平台

當霸凌，已經成為連美國白宮都重點關注的現象時，我們對霸凌的理解與應對能力，卻是少得可憐。

回想一下，這些直覺反應，是否曾經出現在你的腦海？

被霸凌者很可憐，但是會被選中，一定是有原因的！

會被霸凌的人，都是太弱了，只要強一點，就不會遇到這種事。

當孩子在學校被欺負而回來求救時，

你告訴他：「這都是人生必經的過程? ?。」

然後對他說：「逃避不能解決問題！你為什麼不反擊？」

如果你曾經說過這些話，那麼，你可能已經成為二度傷害的幫兇，而不自知。

以下五個迷思，將能幫助我們全面理解網路霸凌，這個正在我們四周蔓延的「病毒」。

迷思一：被霸凌，一定有犯錯？錯！找出被排擠原因，根本沒有意義

當聽到孩子被霸凌時，千萬不要直接問他：「為什麼？」

「孩子會覺得『連媽媽都懷疑我……』」日本權威臨床心理學家山脇由貴子在《教室裏的惡魔》一書中強調，被霸凌的孩子，內心非常敏感，一句傷害度一級的話語，對他們造成的傷害可達十倍。如果連父母都質疑自己，孩子也會認為，自己是否真的做錯事。

山脇由貴子強調，社會對被霸凌的人普遍存在誤解，覺得他們是軟弱無能的輸家。其實，被霸凌的孩子，唯一的共同特色，就是「被挑出來，成為攻擊對象。」

你的孩子，可能只是行為、嗜好與班上其他人有所不同，比如衣著跟他人不一樣、比如興趣或特徵在班上比較特別。但這些不同之處，在別的班級中卻可能完全合宜。所以，執意找出被排擠的原因、以為改善這個原因就能解除危機，根本無意義。

迷思二：家庭緊密能抗霸凌？錯！親子越好，孩子越不想父母擔心

「我曾經很沮喪，為什麼我的女兒都不告訴我？」因霸凌而失去高一獨生女的母親小森美登里，喪女之後，寫下《一個沒有霸凌的教室》一書。她以自身經驗告訴讀者，並不是親子溝通良好，孩子遇到任何事情都會想要找父母商量。

小森美登里認為，越是親子關係良好的家庭，孩子越是喜歡父母、越不會把在外的人際問題帶回家。他們會想著：「我不想讓爸媽擔心。」「求助的話，事情可能更嚴重。」

父母要做的，不只是察言，還要觀色。

小森美登里認為，觀察後若想確認問題，最有效的一句話是問孩子：「我有聽說一些事情，你還好嗎？」

「如果孩子回答：『我很好』，代表事實正好相反……因為心裡沒譜的孩子應該會反問：什麼事情？什麼還好？」她說。因為只有被霸凌的人，不希望事情擴大，才會毫無疑問的否認。

迷思三：強勢反擊一定有用？錯！以暴制暴，施暴者更有理由加害

「每個人都會被欺負，你為什麼不能堅強一點？」這句話，可以把一個被霸凌的孩子推向更黑暗的深淵。

從小，孩子就被告誡「不要哭、不要跑去找媽媽。」碰到問題，他們多半會先選擇忍耐。當他們鼓起勇氣向大人求助卻遭拒絕，心中的羞恥感會讓他們一步一步相信：霸凌雖然很痛，但這就是童年的一部分，是我的能力不夠；如果發生更嚴重的霸凌，他們將不再求救。

許多家長甚至教導小孩「有仇必報」，覺得強勢反擊就不會被霸凌。

德國處理霸凌經驗最權威的學者穆斯塔法．賈南（Mustafa Jannan），在《只能被欺負嗎？》中提醒，若小孩暴力反擊，反而正合霸凌者的意，除了更有理由再欺負孩子外，霸凌者們會聲稱是你的孩子先發起暴力，這樣的反效果放在網路上同樣適用，如果受害者在臉書上發出過於情緒化的反擊言論，霸凌者會直接向臉書檢舉，旁人更有理由去指責你的孩子。

教育專家芭芭拉．科婁羅索（Barbara Coloroso）指出，與其教孩子攻擊，不如陪孩子備妥腳本、沙盤推演，教會他「有自信的反擊」。比如以「老兄，我不想聽這些，我要走了。」取代有挑釁意味的「你再說一遍試試看！」有自信的話語與行動，可以減緩霸凌者的侵略。

迷思四：袖手旁觀最安全？錯！不幫助受害者，事後罪惡感更大

袖手旁觀不會逃過一劫，霸凌事件中的所有人都會受傷。

目睹同學受到霸凌，加害者希望你加入霸凌、受害者希望你挺身而出。《黑羊效應》作者陳俊欽是職業精神科醫生，他認為，旁觀者怕把自己捲入風暴之中，與受害者關係越親密者，就越容易產生罪惡感，這種感覺會跟著孩子一輩子。

科婁羅索提出建議，要清楚教導孩子「告密」與「告知」的不同，把大人不知道的霸凌現象說出來，並不是出賣同儕，而是協助他人免於麻煩。霸凌者如果不被處理，會有更多受害者出現。

迷思五：請假不上課就沒事？錯！離開是過程，陪伴才有療效

確實，當發現孩子或身邊人被霸凌，專家意見如山脇由貴子與羅東聖母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郭約瑟的建議都是：先離開。

山脇由貴子說，如果發現孩子被欺負，一定要毫不猶豫的替他請假，並且好好告訴孩子：「請假不去上學，是因為要保護你的安全，」讓孩子感覺自己有強力後援。這段時間，讓他安心的待在家裡，不要強迫他說出被欺負的細節。

面對網路如影隨形的霸凌呢？郭約瑟說，他也建議孩子暫時斷網，但前提是，父母必須先理解網路社群對孩子的重要性，才能好好溝通：「在最難過的時候，先暫時不要看網路上的言論，好嗎？」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決策，必須是建立在將心比心下的結果。過程中，父母若不夠細緻，用這些話去「安慰」孩子：「以前就有這種事了」、「換個角度想就好了」、「不可以一個人煩惱」，孩子只會覺得你又是上對下的，要用大人的道理逼他們自己解決問題，而不是一個陪伴者，想跟他們一起找答案。

當孩子再度感覺自己是一個人時，他們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解決問題，悲劇往往在此時產生。

霸凌很殘忍，但只要他們去堅強面對的父母，也很殘酷。

關於霸凌，其實我們真正要修的，是一堂名叫「同理心」的課。

這堂課，很難，花時間，也耗心力。但，卻是所有專家眼中，讓自己與孩子走出風暴的必備解方。

【延伸閱讀】10個徵兆，代表孩子被霸凌了

● 龜縮在房間裡的時間大幅增加，大部分都在上網。● 經常在上學前肚子痛、頭痛、嘔吐等症狀，尤其週日晚上或週一早上。● 問到學校的事情時不具體回答，只說「沒有」、「還好」；如果父母想細問某件事情，孩子就會生氣。● 發呆頻率變高、無所事事時間增加；看起來很疲憊，但又經常故作開朗。● 談話中沒有出現朋友的名字，但對學校、同儕又毫無怨言。● 睡眠品質不好，會做噩夢，在半夜驚醒。● 成績突然下滑、自信心減弱甚至自暴自棄。● 抗拒上學，甚至逃學。● 對原本的嗜好喪失興趣，悶悶不樂滑手機的頻率增加。● 自殘行為或任何暗示死亡的紙條、日記。

當霸凌，已經成為連美國白宮都重點關注的現象時，我們對霸凌的理解與應對能力，卻是少得可憐。

回想一下，這些直覺反應，是否曾經出現在你的腦海？

被霸凌者很可憐，但是會被選中，一定是有原因的！

會被霸凌的人，都是太弱了，只要強一點，就不會遇到這種事。

當孩子在學校被欺負而回來求救時，

你告訴他：「這都是人生必經的過程? ?。」

然後對他說：「逃避不能解決問題！你為什麼不反擊？」

如果你曾經說過這些話，那麼，你可能已經成為二度傷害的幫兇，而不自知。

以下五個迷思，將能幫助我們全面理解網路霸凌，這個正在我們四周蔓延的「病毒」。

迷思一：被霸凌，一定有犯錯？錯！找出被排擠原因，根本沒有意義

當聽到孩子被霸凌時，千萬不要直接問他：「為什麼？」

「孩子會覺得『連媽媽都懷疑我……』」日本權威臨床心理學家山脇由貴子在《教室裏的惡魔》一書中強調，被霸凌的孩子，內心非常敏感，一句傷害度一級的話語，對他們造成的傷害可達十倍。如果連父母都質疑自己，孩子也會認為，自己是否真的做錯事。

山脇由貴子強調，社會對被霸凌的人普遍存在誤解，覺得他們是軟弱無能的輸家。其實，被霸凌的孩子，唯一的共同特色，就是「被挑出來，成為攻擊對象。」

你的孩子，可能只是行為、嗜好與班上其他人有所不同，比如衣著跟他人不一樣、比如興趣或特徵在班上比較特別。但這些不同之處，在別的班級中卻可能完全合宜。所以，執意找出被排擠的原因、以為改善這個原因就能解除危機，根本無意義。

迷思二：家庭緊密能抗霸凌？錯！親子越好，孩子越不想父母擔心

「我曾經很沮喪，為什麼我的女兒都不告訴我？」因霸凌而失去高一獨生女的母親小森美登里，喪女之後，寫下《一個沒有霸凌的教室》一書。她以自身經驗告訴讀者，並不是親子溝通良好，孩子遇到任何事情都會想要找父母商量。

小森美登里認為，越是親子關係良好的家庭，孩子越是喜歡父母、越不會把在外的人際問題帶回家。他們會想著：「我不想讓爸媽擔心。」「求助的話，事情可能更嚴重。」

父母要做的，不只是察言，還要觀色。

小森美登里認為，觀察後若想確認問題，最有效的一句話是問孩子：「我有聽說一些事情，你還好嗎？」

「如果孩子回答：『我很好』，代表事實正好相反……因為心裡沒譜的孩子應該會反問：什麼事情？什麼還好？」她說。因為只有被霸凌的人，不希望事情擴大，才會毫無疑問的否認。

迷思三：強勢反擊一定有用？錯！以暴制暴，施暴者更有理由加害

「每個人都會被欺負，你為什麼不能堅強一點？」這句話，可以把一個被霸凌的孩子推向更黑暗的深淵。

從小，孩子就被告誡「不要哭、不要跑去找媽媽。」碰到問題，他們多半會先選擇忍耐。當他們鼓起勇氣向大人求助卻遭拒絕，心中的羞恥感會讓他們一步一步相信：霸凌雖然很痛，但這就是童年的一部分，是我的能力不夠；如果發生更嚴重的霸凌，他們將不再求救。

許多家長甚至教導小孩「有仇必報」，覺得強勢反擊就不會被霸凌。

德國處理霸凌經驗最權威的學者穆斯塔法．賈南（Mustafa Jannan），在《只能被欺負嗎？》中提醒，若小孩暴力反擊，反而正合霸凌者的意，除了更有理由再欺負孩子外，霸凌者們會聲稱是你的孩子先發起暴力，這樣的反效果放在網路上同樣適用，如果受害者在臉書上發出過於情緒化的反擊言論，霸凌者會直接向臉書檢舉，旁人更有理由去指責你的孩子。

教育專家芭芭拉．科婁羅索（Barbara Coloroso）指出，與其教孩子攻擊，不如陪孩子備妥腳本、沙盤推演，教會他「有自信的反擊」。比如以「老兄，我不想聽這些，我要走了。」取代有挑釁意味的「你再說一遍試試看！」有自信的話語與行動，可以減緩霸凌者的侵略。

迷思四：袖手旁觀最安全？錯！不幫助受害者，事後罪惡感更大

袖手旁觀不會逃過一劫，霸凌事件中的所有人都會受傷。

目睹同學受到霸凌，加害者希望你加入霸凌、受害者希望你挺身而出。《黑羊效應》作者陳俊欽是職業精神科醫生，他認為，旁觀者怕把自己捲入風暴之中，與受害者關係越親密者，就越容易產生罪惡感，這種感覺會跟著孩子一輩子。

科婁羅索提出建議，要清楚教導孩子「告密」與「告知」的不同，把大人不知道的霸凌現象說出來，並不是出賣同儕，而是協助他人免於麻煩。霸凌者如果不被處理，會有更多受害者出現。

迷思五：請假不上課就沒事？錯！離開是過程，陪伴才有療效

確實，當發現孩子或身邊人被霸凌，專家意見如山脇由貴子與羅東聖母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郭約瑟的建議都是：先離開。

山脇由貴子說，如果發現孩子被欺負，一定要毫不猶豫的替他請假，並且好好告訴孩子：「請假不去上學，是因為要保護你的安全，」讓孩子感覺自己有強力後援。這段時間，讓他安心的待在家裡，不要強迫他說出被欺負的細節。

面對網路如影隨形的霸凌呢？郭約瑟說，他也建議孩子暫時斷網，但前提是，父母必須先理解網路社群對孩子的重要性，才能好好溝通：「在最難過的時候，先暫時不要看網路上的言論，好嗎？」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決策，必須是建立在將心比心下的結果。過程中，父母若不夠細緻，用這些話去「安慰」孩子：「以前就有這種事了」、「換個角度想就好了」、「不可以一個人煩惱」，孩子只會覺得你又是上對下的，要用大人的道理逼他們自己解決問題，而不是一個陪伴者，想跟他們一起找答案。

當孩子再度感覺自己是一個人時，他們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解決問題，悲劇往往在此時產生。

霸凌很殘忍，但只要他們去堅強面對的父母，也很殘酷。

關於霸凌，其實我們真正要修的，是一堂名叫「同理心」的課。

這堂課，很難，花時間，也耗心力。但，卻是所有專家眼中，讓自己與孩子走出風暴的必備解方。

【延伸閱讀】10個徵兆，代表孩子被霸凌了

● 龜縮在房間裡的時間大幅增加，大部分都在上網。● 經常在上學前肚子痛、頭痛、嘔吐等症狀，尤其週日晚上或週一早上。● 問到學校的事情時不具體回答，只說「沒有」、「還好」；如果父母想細問某件事情，孩子就會生氣。● 發呆頻率變高、無所事事時間增加；看起來很疲憊，但又經常故作開朗。● 談話中沒有出現朋友的名字，但對學校、同儕又毫無怨言。● 睡眠品質不好，會做噩夢，在半夜驚醒。● 成績突然下滑、自信心減弱甚至自暴自棄。● 抗拒上學，甚至逃學。● 對原本的嗜好喪失興趣，悶悶不樂滑手機的頻率增加。● 自殘行為或任何暗示死亡的紙條、日記。

首屆痛客大賽，讓近三千金點子齊聚中國最大大數據博覽會，在名為「需求」的商機中，創客們，你們看到痛點了嗎？

當個創客已經不稀奇，能當好一個「痛客」，才正in。

什麼是痛客？走進中國規模最大的貴陽大數據博覽會痛客大賽展區，滴滴出行、大眾點評……，一個個中國正夯的新創企業案例，映入眼簾。

創客想：要給消費者什麼

痛客想：消費者需要什麼

「痛客是先有需求再做產品，創客則是先有產品再找市場。」中國第一屆痛客大賽主辦方痛客夢工廠執行長陳東說，能夠打中消費者心中尚未被滿足的「痛點」，就是痛客最關鍵的能耐。

例如，滴滴出行創辦人程維發現許多人經常抱怨叫不到計程車，便抓住這個痛點，開發出媒合乘客與司機的打車App，替中國數億人解決了通勤問題。

陳東認為，痛客和創客差異在於，前者從需求端出發，想的是:「消費者需要我做什麼？」後者看重的則是供給端：「我要給消費者什麼？」當痛客提出想法後，創客再對此拿出辦法，進一步商業化。

以中國為例，現在其極需要痛客，背後反映的，是創客泡沫化現象。截至去年底，全中國平均每天新成立一萬二千家公司，其中「小微企業」(編按：

指個人經營的微型企業)

平均壽命竟不逾三年。

不僅是中國，太多

人的失敗關鍵都是：

找錯痛點，盲目樂觀而缺乏對市場的正確理解。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北京中關村裡出現一群人，他們或許不像創客那麼有創意，能想出獨一無二的商業模式，但卻有敏銳的洞察力，從消費者的抱怨中找到商機，並提出解決方向，協助創業家更了解市場。

什麼人是好痛客？

他們對自身工作觀察很久

今年三月，數博會正式舉辦中國第一屆痛客大賽，吸引超過兩萬人報名，最後剩十名角逐冠軍。主辦單位也找來十名創客，和這群痛客搭檔，從其挖掘的痛點出發，找出可商業化的解決方案，一旦成立公司，痛客也可入股、分紅。

例如，前十強中(見七十四頁表》，有基層公務員提出「偏鄉師資不足」痛點，計畫開發類似優步(Uber)的師資共享平台，由平台媒合找不到職缺的教師和學生，並提供一套鑑價機制，讓雙方依據科目、時數、地區等條件議價。

對此，數博會痛客大賽展區負責人李羿衡觀察，多數參賽者所提出的痛點，都來自他們工作領域長年觀察，有人甚至是地方銀行行長，想解決小公司借貸不易的問題，和現在中國許多大學生沒畢業就想創業很不一樣。

不過，創業為何一定要打中痛點？又該怎麼做，才能成為一個好痛客？

「該如何測試顧客會不會埋單這項產品或服務？只要回答一個問題：「人為什麼消費？」最主要的答案是，為了對抗痛苦。」《突破創業》一書便提到，消費者的抱怨是企業最重要的資產，與其滿足「舒適點」，人們更願意為了劇烈、迫切性的痛點花錢，「就

像賣阿斯匹靈向來比賣維

他命容易一樣。」因此，對企業來說，做

「痛苦的生意」其實比做

「開心的生意」還要好，更容易長久經營。

怎麼做能抓到痛點？

想你的顧客整天在做啥

找到抱怨，打中痛點後，接下來，則是挖深它。中

國最大的貨車服務平台

「貨車幫」便是一例。

去年十一月，阿里巴巴

集團創辦人馬雲和美國總

統歐巴馬在A P E C會議碰面，他特別向歐巴馬介紹的中國新創公司，就是貨車幫。

貨車幫成立五年，目前融資金額逾一億美元，騰訊也是股東之一。能同時獲得兩大巨頭青睞，全因為創辦人戴文建替中國一百五十萬貨車司機解決了送貨問題。

從事物流業超過十年的他，發現司機載貨前往目的地，回程即便沒貨可載，卻得照付油資、過路費，想多跑一趟賺錢，還得繞到別的集貨地取貨，原本一天賺人民幣六千元，開銷扣一扣，只剩三千元。

「該怎麼提升司機工作效

率，同時為他們賺更多錢？」他找到痛點，開發一款APP，就像貨車版的滴滴出行，企業一旦登錄，便能即時找司機送貨，也方便司機找貨，降低空車率、縮短載貨路程，一年就幫旗下司機省下人民幣一百億元油錢。此外，貨車幫還包辦保險、維修，甚至新車、二手貨車交易，讓司機離不開它。

戴文建能有今日成績，靠的是五年跑遍十三個省分，在各大物流園區開餐廳、電影院，還為司機量身訂做手機，拉近和他們的距離。唯有如此，才能不斷挖掘痛點，走在市場之先，成為第一大業者。

「想想你的顧客一整天都在做什麼。」美國夏菲顧問公司(Schaffer Consulting)執行合夥人隆恩．阿胥肯那斯(Ron Ashkenas)曾在《哈佛商業評論》中指出，許多公司只從性別、年齡、職業等各種數字，分析消費者行為，卻對他們的真實生活一無所知，遑論從中找到尚未被滿足的需求。

「站在風口上，豬都會飛。」過去幾年，中國創業圈最流行的便是這句話，指跟對趨勢，不管什麼樣的企業都能成功，但風停了，一家家乘勢而起的公司卻跟著倒。如今痛客的出現，也代表一切將回到更理性的思考，唯有越貼近消費者，找到他們內心最深沉的痛點，才可能在泡沫後屹立不搖。

撰文者康育萍

「你們講的我都聽不懂，我信任你們的專業，但如果你們的決定錯了，我就喀嚓（拔官、換人）……。」這是台北市府人員向市長柯文哲報告時，經常會聽到的「柯式回應」。

柯P自認在授權，為何市府人員卻說是不挺部屬？

從柯文哲的角度看，這是授權屬下、分層負責。但從下往上看，市府主管、員工、政治幕僚卻不約而同，都在本刊採訪的過程中反映，這是柯市長不挺部屬、不願擔責任、不信任公務員。這個落差，讓柯文哲的「鐵血市政廳」出現以下怪象：

怪象一：市長變科長。下屬機關怕決策出錯、被市長罵，乾脆大小事都往上呈報。例如過去副秘書長層級就可決行的員工敘獎小事，也要送到市長室批。

從他上任到今年七月十五日止，市長室列管事項的編號達到驚人的四千二百零二號，未完成的案子尚有六百零三件。這些案件，來自每天早上七點半由柯文哲主持的晨會，或者他每週與里長座談、與市議員或外界人士開會談話所帶回來的，他要親自盯進度的事務。雖然每週大約可結案六十、七十件，速度很快，但列管事項似乎累積得更快。

這違反了管理學之父杜拉克（Peter Drucker）的名言，「有效的管理者不做太多決策，他們專注在重要的決定上。」

怪象二：效率變冗事。柯文哲出於效率考量，下令把原本各局處專屬的會議室，透過網路預約登記，統籌使用。但他沒料到人性。許多單位的基層人員，為了訂到王管慣用的會議室，在登記系統上超額預訂，搶不到會議室的人，得花更多時間去跟其他單位「喬」。「變成我們的冗事，」某局處的基層抱怨。

我們在專訪中提出，柯文哲才知道這個新政的真相。「有效的決策，必須包含對執行情況的監督，以便比對實際狀況和預期目標，」杜拉克的話，再次提供啟發。

怪象三：快打變亂打。柯文哲決策習慣速斷（戰）速決，寧可先試辦再改，還說「 just do it（做就對了）」。例如市府大樓全面禁用一次性餐具，但員工抱怨，他們很難幫來開會的外界人士訂便當（提供不鏽鋼便當的業者要求量多才願意外送），政策卻不許變通。再如，今年五月柯文哲上電台節目突然提到要在羅斯福路種杜鵑花，吸引日本觀光客，而事先不知也未經討論的下屬單位，被要求六月就做好規畫、發包種花。

「他一句天馬行空的話，我們底下的人就要疲於奔命，二巾府員工說。

看來柯文哲還需要杜拉克的第三句話，「有效的管理者，重視的並非決策的速度，他們想要做出穩健的決策。」

其實，不同部門受訪公務員也說，他們明白柯文哲的許多管理新政「出發點是好的，」一些新做法也確實增進效率。例如以前預約向市長報告的時間，層層上公文請示約需一週才約得到，「現在有電腦提報系統，只要把議程、資料上傳，兩、三天就搞定跟市長的會議。」

也有年輕公務員認同柯文哲打破傳統。像過去參事、參議的位子常是當不了主管的文官「冷凍庫」，「以前看他們『很涼』，但柯市長上來後覺得有領薪水就要做事，所以會安排他們兼任副組長或主任，給他們事做，」一位工務局人員說。

然而，台北市府內部仍怨聲載道，癥結在哪裡？

「我們都像工廠裡的機器人，只被要求產出、效率，真正的心情不會被他聽到……。」在市府大樓上班的一絲二十歲公務員說，「他少了人味。」

「會把別人當工具，因為他也把自己當工具，從以前就是治病的工具，」曾近身觀察他的一位政治幕僚說，柯文哲對於流程、能用數宇控管的事比較有概念，但牽涉人們生活的事，則難以理解或慼受，因為他本身就是個沒有生活的工作狂。

急於移植台大管理，忽視公務員沒有參與變革的誘因

從待了三十幾年的台大醫院，一個極度專業、任務明確、相對封閉的環境，轉進市政府這個任務複雜、人員參差不齊的大機構。柯文哲想貫徹他在台大時的管理文化和做法，但是，從哈佛大學企管教授柯特（John Kotter）提出企業成功轉型須經的八大步驟來看，柯文哲在第一步「建立危機意識」就碰壁。因為，台北市民想改變、台北市長想改變，但市府公務員卻不一定覺得需要改變。

「與企業追求獲利、非政府組織有熱情不同，公家機關是『鐵飯碗』，沒有組織變革的誘因，」台大工商管理系數授莊璦嘉指出，柯文哲想改造市府，首先要建立新的企業文化，「他很急，但文化需要慢慢來。」

莊璦嘉並分析，領導包括風格和手法，柯文哲展現直白、真實的領導風格，但進入台北市府運作還需要手法，除了「對事」——只管把事情做好，還要「對人」人人心。 「他現在就是手法沒有做好，」壯璦嘉說。

缺信任，讓部下不敢說真話

韓非一句「大智者治人」恰是解方

建立文化需要抓人心，空降的柯文哲要帶起市府團隊，愛看企管書的他，可能也要參考有關團體工作的敦科書。因為現在的市府，正出現一個團體無法建立信任的現象，而團隊領導學大師柯瑞（Marianne Schneider Corey）就指出：缺乏信任，正是團隊失能最關鍵的因素。

信任的建立，重要的包括領導者需有同理心、能夠專注和傾聽，這些正好都是柯文哲的性格弱點。「他（柯文哲）聽我們報告，很快就表現態度，讓人家講不下去，沒人敢跟他說真話，」一位歷經三朝市長的文官激動的說，「所有問題都在於，他是用什 心態在管府裡的人。」

柯文哲在市府的管理危機，根源是信任危機。沒有信任，他不可能在市府建立新的企業文化。中國古代哲學家韓非說，「小智者治事，大智者治人，」柯文哲的成敗，關鍵在此。

沒用她，台北市府「螺絲」恐掉光光

台北市長辦公室主任蔡壁如，是最能夠精準傳達、執行「柯武管理」的靈魂人物。還好柯文哲把曾在台大醫院共事二十年的她找來，否則台北市府這台大機器，「螺絲」恐怕會「掉光光」。

上任以來，柯文哲在北市府內部的會議，蔡壁如幾乎都參加，對市政的學習速度，甚至比需要到府外跑行程的柯文哲還要快。

過去一年，蔡壁如主要心力放在各局處首長的機要和研考人員身上。除了平時在Line群組的溝通，每週五晚上，蔡壁如也會為首長的機要群安排危機管理等課程，請外部專家來授課，包括柯文哲和她都會參加。前陣子為了查洩密，柯文哲要少數幕僚測謊，機要們群情激憤，當時蔡就藉著週五的閉門會，讓柯P坐兩個小時，聽機要們「狂電」，多少也促進了柯與他們的交心。

而蔡壁如親自去盯各局處的案子時，常會找該單位的研考人員陪同，她說，「研考相當於企業的口叩質管控，機要則能傳達文化。」可以說，蔡壁如對於傳遞柯武管理的價值觀，比柯P老練又有層次。

其實，老師就在旁邊！柯文哲若真想要建立文化，應該好好轉頭向身邊的這位特助學習。

（文 田習如）

吃便當拉攏人心

柯文哲(前)自去年6月起，每週和基層主管吃便當，想讓員工近身認識他，但要建立組織新文化’光這樣還不夠。

撰文者田習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