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十位生技廠老闆的怒吼，他們受不了政府推動生技產業的龜速效率，也看不慣說要扶植，最後都只剩口號。他們提出建言，希望在全世界發展生技的同時，台灣不要是落後的那一個。

撰文‧賴筱凡

六 月中旬的午後，一場由生物產業發展協會舉辦的ＣＥＯ高峰論壇，只見台灣神隆總經理馬海怡、五鼎生技董事長沈燕士等大老都到場。各家生技廠來的不是董事長就 是總經理，他們齊聚於此是想討論台灣生技的未來，甚至邀來行政院政務委員朱敬一，開啟產官對話，只是未來還沒有明確方向，卻先炮聲隆隆。

馬政府高舉推動生技產業發展的旗幟，一個孵了近兩年半的「鑽石計畫」才剛要啟動，為什麼這些生技大老滿腹疑問無人解？為什麼他們炮轟聲多於掌聲？

《今 周刊》針對台灣五十家生技上市、上櫃與興櫃公司董事長進行匿名問卷調查，其中十位生技廠董事長提出眾多建言，他們每個人都高度看好兩岸融冰後，台灣生技業 的發展契機，卻面對政府消極態度，而感到憂心。《今周刊》特此整理他們的問卷結果，一舉點出台灣生技產業所面臨的瓶頸與建言。

加速法規調整、行政配套

若談到大陸市場將是台灣生技廠最好的發展機會，應該不會有人否認。確實拿出數據來看，市調機構IMS Health預估，二○一五年大陸將成為全球第五大藥品市場，十二五規畫更明訂，大陸未來五年將投入百億人民幣扶植生技業，市場規模將突破千億人民幣。

既然大陸生技市場壯大是既定事實，但為何這十位生技廠老闆還是滿腹苦水？一位生技大廠董事長就直指，「生技ＥＣＦＡ大概是簽最快的一個產業，卻是執行力最慢的。」至今，兩岸醫藥相互認證還是八字沒一撇。

雖 然中研院院長翁啟惠幫忙緩頰，「相互認證不是那麼容易，很多細節都要慢慢談。」但生技業界發聲筒的生技中心董事長李鍾熙倒不這麼認為，「很多法規沒有調 整、行政系統沒有配套，廠商想去大陸發展，卻去不了。」某位新藥研發大廠董事長不諱言，「我們向（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ＴＦＤＡ）局長提要去大陸 做臨床，結果他卻是拜託我們不要去，因為他根本沒有人可以去幫我們查廠，ＴＦＤＡ改制很好，可是不能讓他一樣的人做好幾倍的事啊！」當歐、美生技大廠紛紛 前進大陸發展，擁有絕佳發展利基的台廠，卻只能眼看商機流失。

資源有限，聚焦是關鍵另外，在「鑽石計畫」逐步拍板定案後，多數生技業老闆認 同政策方向是對的，一家醫材廠董事長就直言，「過去台灣投注很多資源在電子產業，才有今日的『兩兆雙星（指半導體與面板）』，可是這些產業慢慢都進入成長 高原期，台灣國民所得要提升，就得朝生技、觀光等軟實力產業發展。」只是政策立意良好，執行力才是最大重點。

一件生技創投申請案，擱置半年 才定案，這樣的行政效率也讓一位保健食品廠老闆搖頭大嘆：「實際執行力與政策落差太大，不要太期望，過去二十年政府要扶植生技業，都沒成功了，要等這顆 『鑽石』飛起來，實在是難！」投注新藥研發，培育所謂的第二棒（將基礎研究成果導入產業界），在這些生技業老闆眼中是無可厚非，全因台灣市場太小，新藥研 發又有開發時間長、風險高等特性，「所以，風險高的工作，政府來做，這是我們當初設計『鑽石計畫』的初衷。」翁啟惠說。

不過，李鍾熙笑了 笑，他還是再搖頭，「『鑽石計畫』很好，可是太偏重某一個環節，整個生技業供應鏈裡，因為受限市場規模，台灣無法做的就是第三棒『臨床實驗』；可是第四棒 『藥品上市』，原料藥、醫材生產製造這塊，台廠還是有能力可以接回來的。」「鑽石計畫」慢慢磨，磨到現在這一刻，資源有限是必定的，「所以，重點是聚焦， 有領頭羊才能帶來供應鏈群聚。」一位生技廠董事長說。

台灣生技業也不是全無先天優勢，不少生技廠董事長都認為，台灣電子業有非常好的基礎，醫材又是高度醫、電整合的產品，如果能利用台灣電子業的經驗，結合生技應用，也是另一個機會。

以目前台灣生技廠多半是中小企業而言，規模不夠大難有共鳴效應，不要讓馬政府推行「鑽石起飛」計畫，最後只剩口號。

五十天前，經濟大師馬丁沃夫呼籲歐洲央行「立即啟動QE」，如今，他認為央行動作雖來得太遲，但並非沒有機會一搏，成敗關鍵除了政策火力，更在於德拉吉那句深入人心的「咒語」。

撰文‧陳怡芬

「就時間點來說，我認為已經太遲了。」六月五日，歐洲央行總裁德拉吉（Mario Draghi）發表震撼市場的搶救歐元區通縮危機計畫，對此，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夫（Martin Wolf）如此表示。

四月中旬，《今週刊》即已針對歐元區通縮危機的解方專訪馬丁沃夫，當時他的答案很明確：「歐元區走入通貨緊縮已無可避免」、「歐洲央行應該立即QE」。時隔一個半月，德拉吉算是從善如流；即使沒有真的祭出QE，但推出的方案中，無論是全球主要央行首見的負利率政策，或是企圖引導歐洲各地銀行向中小企業放款四千億歐元的TLTROs（定向長期融資再操作），其作法之創新、手筆之大氣，已經算得上是誠意十足。

錯失最佳時間點 效果打折馬丁沃夫這一回再次接受本刊專訪時強調，他並不否認德拉吉的用心；但要他對歐元區自此扭轉危機的可能性做個定論，這位在歐洲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評論員，仍然不敢輕易斷言。

時間，是最主要的考量點。

他口中所謂的時間，包含兩個層面。一方面是德拉吉祭出救市方案的時間點，歐元區的消費者物價年增率已經連續八個月低於一％，遠遠不及歐洲央行設定的二％目標；若看核心通膨率，今年前五月平均僅有○‧七％；如果想得更遠一點，歐元區的整體經濟規模已比六年前金融海嘯前夕減少了二％。在馬丁沃夫看來，「通貨緊縮，其實早就逼到眼前了。」即使德拉吉終於出手，但在出手時間延遲的情況下，馬丁沃夫表示，歐元區走入日本式通縮應該還是一種「可以理解的發展」。

而也就是因為時間推遲，政策火力恐怕事倍功半，因此馬丁沃夫認為歐洲央行可能會在未來推出更進一步的寬鬆政策，當然，包括了德拉吉口中預示的「QE」；「不過，如同以往，正式推出的時間恐怕又會慢了好幾拍。」這就是他所認定的第二個時間問題。

「德拉吉面對的困難沒有改變，他要對付的是歐元區好幾個經濟體；歐洲央行的決策，要擺平一堆國家的中央銀行。」馬丁沃夫認為，這是歐洲央行決策總是顯得慢半拍的原因。「歐洲央行實施QE有其合法性、可行性與必要性，但遇到政治問題，QE始終就是一個禁忌。」他說。

於是，德拉吉需要的不只是聰明且有效的政策，「他還需要……魔法！」馬丁沃夫不像是在開玩笑，他認真的把德拉吉比喻為「魔法師」，而這位魔法師的聲譽卓著，是他認為這一趟「搶救通縮魔法」或許仍有一搏機會的原因。

「別忘了，他在兩年前就施過一次魔法，一夕之間，就讓當時幾近崩盤的歐債危機化險為夷。」馬丁沃夫說。二○一二年，德拉吉甫就任歐洲央行總裁，先是對外宣稱，「歐洲央行已經準備進場，大買義大利與西班牙公債」，在當時，買進歐豬國家公債是各界預期、想當然耳的救市作法，，而馬丁沃夫如今則把此計畫比喻為「德拉吉手中的魔杖」。

想恢復市場信心 先聽掌聲他手中或許有了把不錯的魔杖，但還需要厲害的「咒語」才能讓魔法啟動，「歐洲央行已準備好盡一切可能來捍衛歐元！」這是當時德拉吉的「咒語」，就是因為這句話，讓全球投資人開始相信歐洲央行是玩真的，瞬間對殖利率超高的歐豬國家公債另眼相看；「這一回，魔法師德拉吉又想出了新的咒語。」馬丁沃夫說。

德拉吉宣示，「我們已經一致決定，要用所有可能的創新手段克服通縮風險，」「但這樣就結束了嗎？答案是，不，還有更多的手段將會推出。」馬丁沃夫打趣地說，「仔細聽聽，這段話不是和當年的說法有些相似嗎？這就是德拉吉的新咒語。」的確，無論是負利率或央行印鈔票撒錢，過往如丹麥或日本都曾經有過政策失靈的失敗經驗，但當這些魔杖，或說是政策，多加了一句足以撩動群眾相信、跟進的宣言，就有機會讓情勢隨著歐洲央行的盤算運行。

畢竟，通縮危機往往是一趟自我實現的過程，民眾相信未來物價比現在低，開始減少消費、減少投資，於是經濟活動也就真的陷入停滯狀態；要扭轉惡性循環，除了足夠火力的政策，更要有絕對的信心建設。

「關鍵，就是立刻恢復市場信心。」在馬丁沃夫的解讀中，歐洲央行或許未來還是會有新動作，但不宜寄予過多期待，畢竟時間已經不利；換言之，六月五日德拉吉的這場「魔法秀」究竟能贏得多少掌聲，其實就將決定歐元區通縮與否的命運了。

台灣貧富差距達九十九倍，已成社會最迫切改革話題，《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提師父出馬，十五項政策建議，擲地有聲。

一聽到「不均」一詞，很多人都會用追求「機會均等」來思考問題。

機會均等這個概念很誘人，但難道這表示只要機會均等，就算結果不均也沒關係嗎？就我而言，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即便是最初在意「公 平競爭環境」的人，結果不均對他們來說也很重要。要了解其中道理，我們要先檢視「機會不均」與「結果不均」這兩個概念的差異。

機會不均基 本上是一個「事前」概念（每一個人應該從相同的起跑點出發），但重分配 活動的重點在於「事後」的結果。覺得結果不均不重要的人，認為擔心事後的結果毫無道理，他們相信，當人生競技場的遊戲規則達到一定程度的 公平之後，我們就不應該問結果是什麼。我認為這番論點是錯的。

多數人都無法接受完全視而不見人生起點之後發生的事。很有可能一個人很努力但運氣不好。假設有人落入貧窮線，在任何人道社會裡，這樣的人都應該要能獲得協助。此外很多人也認為，當社會伸出援手時，根本不需要問為何這個人會落到這步田地。

經濟學家拉維.坎伯爾（Ravi Kanbur）和亞當.瓦格斯戴夫（Adam Wagstaff）提到：「評估一個人究竟是因為環境條件還是努力條件……才落入需要接濟的地步，然後根據評估結果決定要不要出手幫忙，」這在道德上很讓 人反感。因此，結果之所以重要，第一個理由是我們無法忽略承受人生難熬困境的人，就算（事前性質的）機會確實均等亦然。

結果不均，

下世代不公平優勢源頭

今天的事後結果，會形塑明日的事前局面：今天由於結果不均而受惠的人，會將不公平的優勢傳給明日的下一代。現代人對於機會不均的擔憂、對於社會流動受限的 擔憂，已經隨著收入及財富的分配越來越不均等而日漸升高。這是因為家庭背景會對結果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取決於背景和結果之間的相關性有多高，以及家庭背景 有多不平等。這個世代取得的不均結果，是下一代人可承襲的不公平優勢源頭。如果我們擔心未來 的機會是否均等，現在就要開始擔心結果不均的問題。

當我們比較各國的所得分配不均時，答案就很明顯。圖一是各國經均等化調整後可支配所得為基礎（涵蓋國家包括澳洲、烏拉圭等國），以及以整體人均所得來 計算（如印度和美 國）的吉尼係數。全球人民之間的不均，反映的是各國內部的不均，再加上國與國之間不均的雙重效應。從這個角度來看，過去百年來全球不均的變化，第一段是富 裕國家內部的不均縮小、但國與國之間的不均卻擴大；現在則是富裕國家內部的不均提高，國與國間的不均反而拉近。

政府政策在影響技術變遷的性質上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也影響市場結果的未來走向。而這也導引出第一項扭轉貧富不均趨勢的做法建議：

政策決策者應明確考量技術變遷的走向，要從提高勞工雇用量與強調提供服務的真人面向角度來鼓勵創新。

只會把貧富不均不斷擴大歸咎於我們無能控制技術變遷是沒用的，政府其實可以影響變遷的走向。首先，這代表要達成目標，必須由政府出資支持科學研究。以美國 的iPhone為例，可說明政府資金扮演的重要角色，這支手機靠的是「七、八種基礎科學技術的突破，比方說衛星定位、多重觸控螢幕、液晶顯示、鋰電池以及 手機網路……這些都來自聯邦政府支持的研究。最終產品當然是蘋果公司的功勞，但背後靠的可是政府支持的研究。」

政府挺創新，卻忽視政策隱含分配意義

瑪麗安娜.瑪蘇卡托（Mariana Mazzucato）在她的著作《企業政府》（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一書中深入探討蘋果公司的 故事。以觸控式螢幕來說，她指出政府資助的研究實驗室所扮演的角色：「一般認為強生（E.A.Jopnson）是電容式觸控螢幕發明者，他在一九六○年代 任職於革國政府機構皇家雷達學院（Royal Radar Establishment）時發表第一批研究……觸控螢幕最初最重要的發展之一，出現在歐洲核子研究組織（CERN）……山繆.赫靳特（Samuel Hurst）發明的電阻式觸控螢幕……則在他離開美國橡樹嶺國家實驗室（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之後隨即問世。」至於構成硬碟基礎的巨磁阻效應原理(Giant magnetoresistance），「則起於兩個分別位在德國與法國，由政府資助與支持的獨立物理學術研究計畫在近年來達成最重大的技術突破之一。」

前述說法或許暗示技術進展是一套線性過程，由政府出資贊助基礎研究，然後由民間部門負責把可贏得諾貝爾獎的研發成果轉變成產品。然而，政府以及整體社會既是轉換階段中的重要利害關係人，也是重要參與者。

重點不是政府能否「選出贏家」，而是能否體認到政府在複雜流程中許多階段都有潛在影響力。在這脈絡下，當政府做任何要支持創新（不論關乎融資、授權、規範、採購或教育）的決策時，應該明確考量當中的分配意義。但現在卻看不出有這種跡象。

美國國防部先進研究計畫署（US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二○○四年曾推出「無人駕駛汽車大挑戰」，當時美國軍方對這個專案訂下一個明確目標，那就是二○一五年前，地面部隊要有三分之一的武力來自 無人駕駛車輛。但是，他們有沒有考慮在軍隊之外造成的更廣大影響（受衝擊的計程車司機以及其他人）？這些計畫，有沒有鼓勵重新安置不再被需要的人類司機？

歐洲在緊接著戰後的幾十年曾縮小貧富不均，當時失業率很低：甚至低至一％。但從一九四五至一九七○年中期和之後的四十年非常不同，一九七五年之後，失業率 比較像兩次大戰之間那幾年，水準一直偏高。 （見圖二）顯然，我們可以推論出，要縮小貧富差距以及減少貧窮，有一條路是對付失業。畢竟，多數政治領袖都同意必須創造就業。

對抗貧窮，政府應提供最低薪資公職

政府在防止與降低失業方面應定明確目標，並透過保證提供最低薪資的公部門工作，以助達成目標。

公家聘用是許多國家活化勞動市場方案的一部分。在美國，公家聘雇歷史由來已久。

美國的公共事業振興署是新政中很重要的項目，從一九三五至一九四三年期間曾提供資金，創造出約八百萬份工作。這些預算有一大部分都花在公共基礎建設上，包 括三分之一以上的道路與公部門建築物。在一九六○年代的「對抗貧窮之戰」也將該署列為其中一環，發展出公共就業方案，當時預估能創造出四百三十萬份工作。 這套方案後來並未實施，但卻引進一些較小規模的促進就業方案，逐漸以弱勢勞工為對象，隨著雷根勝選，他「明白反對直接創造工作的做法」，因此大規模的公家 聘雇方案就消失。

時至今日，幾個歐洲國家仍有至少創造出有限公部門職缺的方案（比方說提供庇護性就業）。圖三顯示歐盟統計局（Eurostat）報告，二○一○年時，這類 方案在各國國內生產毛額中的占比，範圍從此利時的○.三三％（如果以英國二○一四年的國內生產毛額來算，約為五十五億英鎊）、法國的○.二％和德國的 ○.○五％（如以英國的數值來算，約為七億五千萬英鎊），占比極低的義大利和英國。

我撰寫本書的用意，是想試圖回答一個問題：如果我們想要縮小貧富差距，要怎麼做？我們有很多理由去對抗貧富不均。如果能縮小經濟成果的分配不均，將有助於創造機會均等；機會均等被視為現代民主社會裡的重要特色。

本書目標在規畫前行道路，而不是找到最後終點。我不想描述最終樂土是什麼模樣，反之，本書是要為關心如何縮小貧富差距，指出未來的走向，我不認為貧富不均 擴大無可避免：這並非單純由我們無法控制的力量所造成的結果。政府（可以各自行動，也可以結盟）、企業、產業工會及消費者組織和每一個人都可以採取某些行 動，以縮小目前的貧富不均程度。

書名：扭轉貧富不均

作者：安東尼.阿特金森（Anthony B.Atkinson）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15年10月30日

阿特金森簡介

英國經濟學家，現任英國國家學院研究員、倫敦政經學院講座教授，經濟學知名的「阿特金森指數」即是以他為名。阿特金森的研究以兩個領域為主：一是不均與貧 窮問題；二是現代公共經濟學。影響力及於當今青壯世代經濟學家，《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作者皮凱提研究師承阿特金森，尊稱他為「所得與財富歷史研究敦 父」。

經濟學通常假設個人經濟財富之間的互動依賴性不存在，或只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但約翰.多恩是對的，這位十七世紀初英國詩人寫過一句詩：「沒有人是孤島，沒有人可以自全。」

只看總體經濟加總後的結果是不夠的，個體間的經濟差異，是首要之事。

充分就業、薪資分配，以及更傾向公平主義的資本所有權，在任何縮小貧富差距策略中都是必要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