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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政府招商引资,让央企中粮集团卷入到保宁醋并购案漩涡之中。
2010年12月底,有消息称,中粮出价4亿元收购四川保宁醋有限公司(简称“保宁醋”),但该公司大股东陈福生不愿出售。保宁醋品牌持有人为陈福生,其持有保宁醋97%股份。
2010年10月22日,阆中市人民政府与中粮集团旗下中国食品有限公司在成都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战略合作主体正是保宁醋,涉及收购资金4亿元人民币。按照协议,2010年12月31日是保宁醋最后签署出售协议的日期,但是截止之日已过,协议仍未签署。
1月5日,阆中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何凯对本报记者称,“政府支持企业做大做强,不可能强迫企业出售。陈福生(保宁醋董事长)已经发布两点声明:一是指出媒体报道失实;二是政府从未强迫他出售。”
保宁醋出售风波
中粮收购保宁醋由来已久,两年前,双方就已经接触。
何 凯告诉记者,“中粮收购保宁醋最后还没达成协议,两家还在谈。现在结果没出来,有价格上的原因,双方各有各的心理价位,双方(的条件)很接近。”根据战略 合作协议,双方约定中粮集团在2010年12月31日前并购四川的目标企业后,将在三年内,向目标企业投资8亿元,而其将从整体并购保宁醋为发端。
保宁醋经历了从国企到民营转变的诸多体制变迁,如果中粮成功收购,其将再次披上“国企”马甲。
2010年保宁醋销售额2.1亿元,利润为3200万元。目前,公司净资产超过3亿元,品牌价值达到13.4亿元。
阆中市人民政府招商信息网2010年10月15日发布的“保宁醋公司整体对外招商方案”显示,“为做大做强我市食品工业,提升品牌效益,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经四川保宁醋有限公司同意,现面向全国公开招商”。
而 对于招商对象,要求入选企业“必须是全国知名食品加工领域龙头企业,上市公司及世界五百强企业优先。”转让条件有四,其中第三条明确规定:受让方必须做出 近、远期发展规划,与转让方签订战略性合作协议。从受让之日起两年内,在阆中固定资产投资不低于5亿元做大做强保宁醋品牌,重点发展调味品、厨房食品、休 闲食品等业务。
有消息称,“中粮方只肯出3亿,而陈福生则坚持不能低于5亿”。最终收购方案为:中粮集团出资4亿整体收购保宁醋,其中中粮旗下中国食品出资3亿,另1亿由阆中政府支付,而当地政府以100亩土地作为偿付。
针对此,中粮在2010年12月31日发布澄清公告称:本公司在商业活动中一向遵循市场原则和公平交易惯例,尊重交易对方,并基于平等互利进行商业交易。
对于支付1亿元报道,何凯表示,“不属实”。
被迫出售?
2010年12月31日,四川保宁醋公司董事长陈福生表示:媒体有关报道失实,当地政府并未强迫其将保宁醋公司出售给中粮集团,保宁醋与中粮集团的并购还在洽谈中,未达成最后协议。
阆 中市政府制定了“时间表”。阆中市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010年10月29日发布的简报透露,“阆中市政府将协助中国食品2010年12月31日 前并购目标企业。并购完成后,中国食品与关联公司3年内在阆中陆续投入资金8亿元(含目标企业并购资金),并在基础设施建设、配套仓储物流等方面给予中粮 集团优惠。”
对此,何凯表示,“政府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在企业招商引资过程中进行协调工作,不可能干预企业的运作。”何凯也解释说,“政府 强迫保宁醋出售的说法,是保宁醋销售公司的几个管理人员说出来的.中粮集团如果成功收购保宁醋,很可能对销售方面进行调整。他们出于本身利益说法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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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陸續端出開徵奢侈稅、官股行 庫整併等政策,施政軸線似乎從過去的「拚經濟」調整為「拚改革」,也引起諸多討論。為此,《今周刊》特別專訪行政院長吳敦義,請他闡述政府的決策思維與目 標。此外,針對近來討論沸騰的核電問題,以及台灣生育率極度偏低的危機,他也做出了明確表態,並且提出政府的努力方向。 口述.吳敦義 整理.羅弘旭 研究員.陳兆芬政府開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俗稱奢侈稅),主要的考量,是來自於不要讓民眾因為房價高漲,降低對台灣經濟景氣好轉的滿意度。 去年是台灣經濟谷底翻升的一年,GDP(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高達一○.八二%,這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台灣的經濟成長率首次超過對岸;進出口總額也創歷史新高,達五二六五億美元;民間投資成長率三二%,也是四十五年來最高。 但這麼美好的一年,為什麼民眾若有憾焉? 主要就是經濟成長的表現,被幾件事情所折損。 例如兩岸直航,節省了大量時間,但很多台商卻是抱怨多過稱讚,原因就是票價過高,航空公司在兩岸航線上賺了很多錢,因此政府採取了斷然措施,迫使航空公司四度降價。 談奢侈稅 稅率絕不打折 政府也發現,台北都會區的房價的確被過度炒作。房價高升,部分來自供需不平衡,部分則是台商回流,墊高了成交價格,但房價快速飆漲,就變成古人所講的,「其進也猛,其退也速」。當房屋貸款已占銀行放款比率到一個水位,如果政府不注意,也可能演變成美國的二房危機。 因此經建會擬定了「健全房屋市場方案」,採取一些積極作為,包括央行針對部分房貸的授信規定轉趨嚴謹,以及貸款、租賃總預算無上限的青年安心成家方案,但幾次的處理,仍如媒體所批評:「力道都不夠」。 炒房業者和投資大戶毫無節制地繼續哄抬房價,但政府不能放任拚經濟的最後一哩路──全民加薪還沒出現,就消融在房地產的追逐炒作中。 不管是短中長期,政府都希望房價是穩定溫和地上漲,因此才會經由財政部提出類似於交易稅的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打擊炒作房市的投機客,以消弭推升房價的不正常交易因素。 這案子不一定完美,因此條文中也保留了「對於自用住宅的除外條款」以及「其他經財政部核可的用地。」這些例外,都會受國會、全民和媒體的監督。 提出特別稅就是要健全房地產市場,追查短期交易卻不繳稅的行為,所以立法院大多贊成奢侈稅的開徵,絕大多數立委原則上支持在本會期中通過,稅率也絕對不會打折扣。 談金融整併 修正二次金改造成的不公義說到金融整併問題,政府的重要政策,是健全並穩定金融秩序,實現公平市場的發展、增加經營的能力、擴大經營規模,並且減少金融事件的發生。二次金改後,某些大股東與中股東、小股東之間鬥氣、鬥法,最後受傷的都是社會。 二次金改產生許多不公不義之處,大銀行被併入小銀行,賺得少的銀行併賺得多的銀行,天下沒這種道理,枱面底下更有見不得光的事情。 二 次金改產生的失衡失序,都是政府要重新恢復的公理和正義,所以從二○○八年開始,政府穩住兆字頭的銀行,拿回華字頭銀行的主導權(編按:由於吳敦義避談具 體個案,︽今周刊︾根據其所言判斷其所指涉個案,以下編按同。此處應指兆豐金控、華南金控),這並不是公股要和民股鬥,或者支持哪一派打哪一派,而是要穩 定金融秩序。 民營化有其好處,例如經營靈活,不受羈絆,但不能讓經營者產生邪念,試圖取得經營權,例如某家證券公司,兩派股東爭奪經營權, 每到股東大會前夕,雙方就徵集委託書,股價也被炒高(編按:此處指的是張平沼和辜仲爭奪金鼎證券),這問題已在去年適度解決了,用我交代的大原則處理,沒 事! 政府對金融體系的政策是希望健全金融體系,這包括擴大銀行的經營規模,提升經營效率和競爭力,用以因應國際化的競爭,因此有公股作為穩 定力量,就可以杜絕派系紛爭,這個過程,就是我一再強調的「目標合理可行、過程合法透明、結果全民共享」,就與政府操作BOT案子一樣的態度。 台灣高鐵和一○一公司是台灣的光榮與地標,這案子絕對不能倒,但如果要求政府出手協助,那麼,原來造成社會詬病或質疑的經營者就必須退出,原經營者不退出,我就不伸手;要我伸手,他就要退出。 談一○一股權 官股不賣,它是國家的建築所以我到行政院,第一件處理的就是高鐵案,當原來的經營者退出,我就立刻命令台銀為首的銀行團加入,由銀行團用新約取代舊約,合理地降低台灣高鐵的利率負擔。 行政院換了歐晉德擔任高鐵董事長,改組高鐵的董事,我們過程乾淨俐落、明確果斷,高鐵營運沒有停過,安全上大致也沒有問題,現在經營逐漸上軌道。 對一○一的態度也是一樣,這是我們台灣的光榮地標之一,它裡面含有很多我們台灣人的光榮、驕傲、信心,我不希望哪一天這座大樓變成「不單純的中華民國指標建築」。所以在我管得住的範圍內,官股都不會再賣。 從日本福島核電危機後,社會大眾對政府的能源政策有諸多意見,但是政府早就訂立︽永續能源政策綱領︾,整體發電系統中,推動低碳能源超過總體能源五五%,並將核能作為無碳能源的選項。 談能源政策 電 力備載,核能是必要選項目前我國核能發電占全國裝置容量一二.六%,外界有疑問說,我們的備載能量很多,但近幾年備用容量率偏高,是因為○八及○九年受金 融海嘯影響,景氣下滑,用電尖峰負載大幅下降,導致備用容量率提高。直到一○年尖峰負載上升至三五九九萬千瓦,才恢復到○七年的水準。 金融海嘯後,景氣明顯復甦,電力需求也逐年增加,備用容量率跟著下降,預估一四年將降至一六.一%,而後維持在一六%附近小幅波動。 我必須要說,一六%是危險的,整套電力系統裡面,有許多裝備每到一定的年限就要大修,會有很多廠需要歲修或大修,像最近核三廠就要大修,如果要再加計風險,說不定某一個廠會出一點狀況,譬如說,火力發電廠可能哪一個機組出狀況,出狀況怎麼辦? 備載電力是應不時之需,不管哪一個機組歲修、哪一個機組突然停電、停止運轉,電力都不能停止供應,如果竹科的電力斷掉,將會損失多少錢? 所以電力供應的銜接,需要足夠多的備載提供無縫隙電力供應,這是不能輕忽的。 談生育率 社 會責任會議勸說企業加薪超低的生育率的確是個問題。三十年前,我在十一個月內連生老大、老二(編按:長子吳子廉、次子吳子安),家庭計畫中心就很緊張地上 門詢問我太太:「吳太太,請教你們準備生幾個?」我太太就說:「順其自然,但我『尪』(丈夫)是想生很多個。」那個年代是不鼓勵生太多的,為什麼現在的情 況完全相反? 首先,男生女生學歷都普遍提高,讀大學、讀研究所、讀博士班的越來越多,出國的人也越來越多;第二,女性就業人數也越來越多,有些女性覺得工作得來不易,就算是交了男朋友,還是很猶豫要不要結婚,所以結婚年齡也跟著普遍提高。 馬總統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二十七歲結婚,在台大法律系同班同學中,他是倒數第二個結婚的,因為他跑去紐約讀碩士,再到哈佛讀博士,當然要晚婚。 但風水輪流轉,現在台大法律系畢業的,二十七歲結婚,應該算是榜首,這就是社會形態的改變。 另外,家庭觀念改變,過去養兒防老,現在覺得無妨,有很多人覺得不用生沒關係,瀟灑過一生,對國家、社會有貢獻就好。 台灣要做到生育率回升,第一個要樂婚,樂於結婚;第二要願生,願意生育;第三要能養,養得起孩子。 首先是樂婚,政府必須多鼓勵舉辦結婚媒合平台;另外,願生要環境允許,包括育嬰、懷孕、產後環境條件的強化;能養,要考慮到薪水能養得起孩子。 這些條件,政府也著手配套措施,現在五歲學童讀公私立幼稚園學費全免,推動十二年國教,也讓家長對中長線教育比較放心。 另外,我們還希望薪資水準能夠合理地提高。 原本三月十一日安排了四場與上市櫃公司的「企業經營與社會責任會議」,希望道德遊說企業主提高薪資,但因為日本震災的關係,延後到四月中召開,但這幾個方向政府仍將持續推動。 從全台灣上市櫃公司的獲利來看,這些大老闆保守估計賺了一兆五千億元,所以我也勉勵老闆們,「日進斗金賺大錢,守法重義繳稅多,善待員工闔家樂,節能減碳愛台灣。」以這樣的態度,善盡社會責任,台灣才能持續增加整體競爭實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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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政府未來要以市價徵收土地, 要推動居住正義,這有效果嗎? A:我們先來檢視政府「徵收」的本質是什麼。我有一部車開了幾年,這台中古車的市價二十萬元。但我車子開的好端端的,我根本不想賣。或這樣說:在這二十萬 元價格下,我寧可繼續開這輛車。因為我覺得我繼續開這輛車,比我放棄它而擁有二十萬元還要好。 現在突然來了個黑道,看上我這輛車,出市價二十萬元向我買,我卻根本不想賣。黑道認為:我已出市場行情價,你堅持不賣,不是敬酒不吃吃罰酒嗎?於是徑自丟 給我二十萬元,找一堆兄弟把我的車搶了去。 在這位黑道心中,用二十萬元行情價向我買車,已經仁至義盡,但我卻完全不這麼想。我的中古車雖然可賣二十萬,但我車子開好好的,我根本不想賣。既然我根本 不想賣,就表示在我心中這輛車的價值比二十萬元還高。如果我認為這輛車的價值不高於二十萬元,我早就把它賣了。黑道用二十萬元市價強買我的車,只是把他的 利益建築在我的犧牲上而已。 買賣者彼此「自願」交易,才能讓雙方共蒙其利,而交易價格也在這「自願」交易裡決定。但若某一方交易是「非自願」的,那這個價格只是單方面強買或強賣,只 是把一方的利益建築在另一方的犧牲上,這不是交易,這是搶劫。 政府按「市價」徵收土地,本質就是「非自願交易」、「強迫交易」。地主若不同意交易,政府會派挖土機把你家給拆了,把你趕出家園。這不是自願互利交易,這 是一種掠奪,這和黑道出錢強買我的車,本質完全一樣。 如果某人合法的擁有一塊土地,為什麼他就得為了「促進發展」之類的理由,被政府強迫把土地賣掉?如果徵收土地可以這樣合理化,那明天政府也可用同樣理由, 把每個人財產甚至人身自由也「徵收」掉,這和極權國家有什麼差別? 況且,用「市價」徵收土地,到底什麼是「市價」?我們在現實裡能觀察的,只有「事後」的成交價格。沒有實際買賣,除了賣方漫天喊價或買方就地叫價,怎麼能 在「事前」判斷一塊土地的「市價」多少呢? 有人說可按「同質」土地的已成交價格為準。但什麼叫「同質」呢?這又必定要找一堆所謂專家學者來定義,而這種人為的判斷標準必定是任意且武斷的,這種「市 價」和以前政府自由心證式的「公告現值」,不過是五十步和百步之差而已。 政府官員或許覺得,按「市價」徵收土地看來很「正義」,然而這些官員名下的財產,包括沙發、電視、腳踏車、房子,是否也願意被政府用「市價」來徵收呢?那 些聲稱「用市價徵收土地很公平」的人士,要不要思索一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含義呢? 經濟達人歡迎讀者提問:http://www.bwnet.com.tw/Dr.A/E-mail:[email protec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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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最近占領華爾街運動,反對富 人剝削窮人,要富人多繳稅,以促進社會公平,你有何看法? A:富人的錢是哪裡來的?他們可不是巧取豪奪或用武力搶走別人的財富。他們之所以賺這麼多錢,是因為他們提供的產品與服務對社會極有價值,或這樣說:人們 願意付高價來購買他們的產品服務。如果今天他們做的事,對人們來說毫無價值,人們根本不想買他們提供的東西,他們也不可能賺這麼多錢。 那麼,那些付錢的人,是不是就被剝削了呢?這只要問問每個購買iPhone或iPad的人,是不是都被蘋果的賈伯斯剝削了呢?如果賈伯斯沒有「剝削」那些 購買iPhone或iPad的客戶,他怎麼可能成為億萬富豪呢?每個去看周董演唱會或買周董CD的人,也是被周董給「剝削」了,否則周董豈能賺這麼多錢 呢? 這種把富人財富歸因於「剝削」的思維,都是基於一個假定:交易就是讓買賣雙方去搶一塊固定大小的餅,因此如果賣方賺得多了,那必是買方享受得少,因此有錢 人賺得多,必是剝削一般人而來的。 但這種思維是錯誤的,每個花兩萬元去買iPhone或iPad的人,他們覺得這些東西,比手上的兩萬元更有價值,在交易後,他們獲得了心目中更有價值的東 西——就是電子產品;同樣的,賣電子產品的公司,也獲得了心目中更有價值的東西——就是錢。 因此,交易不是讓雙方在搶一塊固定大小的餅,而是在「創造」一塊前所未有的餅,雙方都因為這塊無中生有的餅變得更好了。花錢去聽周董演唱會的人,也認為他 們得到了更有價值的服務了。富人賺得越多,意味著一般人享受到的服務價值也越大,何來「剝削」呢? 如果把富人賺的錢全部充公,那就是在打壓人們為社會提供有價值產品及服務的動機。如果美國政府把賈伯斯的財產全部用稅抽走,他還會拚死研發第N代 iPhone或iPad?如果台灣規定周董的收入要全部繳稅,那周董還會做音樂娛樂大眾?這種「追殺富人」的意識形態,就是讓社會變得更窮,因為願意提供 有價值產品與服務的人,再也沒有動機去做這些事了。 「占領華爾街」的抗議者,還把自己缺乏機會,歸咎於「資本主義」這個體制。然而,資本主義的特徵,卻正是不偏袒任何既得利益者。 任何一個新進者,即使他本來很小很窮,但只要能好好的為消費者服務,提供更物美價廉的產品,他就會打敗已居領導地位的企業家而成功。原有的成功企業家,無 時無刻不受到這些新進者的挑戰。 「資本主義」並不阻礙每個人運用聰明才智,去服務消費者而獲得成功。只要看看現在無數年輕創業家,從沒沒無聞到一夕成功的事蹟,「資本主義讓一般人機會更 少」的謬論,就不攻自破了。 經濟達人歡迎讀者提問:http://www.bwnet.com.tw/Dr.A/E-mail:[email protec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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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所得差距擴大,社會越來越M 型化,這種不公平該怎麼辦? A:所得差距擴大,其實是整個經濟運作過程的一部分。 一個念哲學和一個念工程的大學生,日後的收入可能有極大差異。若念工程的人收入更高了,或念哲學的人收入降低了,使得兩者收入差距擴大,這反映出社會更需 要有人去念工程,因此市場才會給予這些人較高的評價,這會讓更多學生投入工程、退出哲學,這種調節會讓人力資源配置到能滿足社會最需要的用途,因此,這種 所得差距的擴大是有正面意義的。 如果硬把念工程的人收入拉低,或刻意抬高念哲學的人的收入,讓兩者所得差距縮小,就阻礙了這種調節過程,最後結果是工程師的人數不能充分滿足社會的需要, 反而培養出過多社會不需要的哲學家,這就浪費了人力資源。 另外,所得差距往往反映了從事不同職業的辛苦程度。某甲冒生命危險修電塔,所得較高;某乙安坐辦公室打電腦,但他的所得則較低。事實上,大部分觀察到所得 差距,都是屬於這種類型。硬要不同職業的收入一致,這才是真正的不公平。 而且,現行的所得差距統計,由於沒有計算「家務」的價值,往往誇大了所得差距。例如,張三月收入六萬,李四月入三萬,前者收入是後者兩倍。張三的太太在家 洗衣打掃帶孩子,這部分勞務在市場上請專人代做值兩萬元,李四太太同樣是家庭主婦,其勞務內容和張三太太沒有太大差異,同樣也值兩萬元,因此張三的家計收 入共八萬元,李四的家計收入五萬元,兩者收入差距其實只有一.六倍。換句話說,若計算「家務」的價值,以家庭為單位的收入差距並沒有數據顯示的那麼大。 然而,有一派人士卻主張,所得差距來自先天機會,例如,城市孩子含著金湯匙出世,將來可以上好大學,比鄉下孩子更容易賺到高所得,這種先天機會不平等,讓 社會越來越不公平,因此需要矯正。 但是,人們先天機會的差異不只這些:有人天生麗質靠走秀月入數十萬,有人長相平庸只能領死薪水,這種先天的差距,和「城鄉差距」一樣,同樣是父母傳給子女 的。如果要矯正城鄉差距,同樣也該要彌平人們外表、身高、聰明才智、運動神經的差距,畢竟我們干涉了一種先天機會的差距,有什麼理由不能干涉其他種先天差 距呢? 每個人的機會或能力都不同,所得當然不一樣。痛批所得不均惡化的人士,其主張無非是希望「結果的平等」,因此每個人所得越一致越好。但這種主張若實現,只 會讓社會變得更窮。當然,我一窮二白,你二白一窮,每個人結果都一樣,自然就公平了。問題是誰想要這種公平呢? 經濟達人歡迎讀者提問:http://www.bwnet.com.tw/Dr.A/E-mail:[email protected] |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1-06/100346362.html
和大多數年輕人不一樣,25歲的尿毒症患者張岩(化名)的生活被疾病籠罩。每週三次腎透析是他的必修課,疾病令他和家人耗費了金錢,也讓他的前途一片灰暗。
張岩和家人曾經考慮過另一種治療手段——腎移植。按照醫生的說法,「腎移植是中末期腎病最有效的治療措施」,但問題是,「沒有腎源」。
醫生透露,在張岩所就診的這家北京三甲醫院泌尿外科,過去每年最多能做60多例腎移植手術。因腎源急劇下降,2011年全年只做了不足20例。
像張岩這樣要靠腎透析維持生命的病人,中國每年有近100萬,其中相當一部分人需要做腎移植。腎移植是中國臨床開展最早、例數最多、技術最成熟的大器官移植,但中國2011年全年所進行的腎移植還不到4000例。
中國肝移植技術亦處於上升階段,移植數量僅次於腎移植。中國每年有30萬終末期肝病患者需要做肝臟移植,但2011年肝臟移植總數不足1500例。
目前中國器官供給和需求之間存在巨大缺口。2007年中國頒佈實施《器官移植條例》,意味著器官移植開始法制化、規範化及與世界接軌。但是,受到法律約束,舊的器官來源急劇減少,而建立新的器官捐獻制度仍困難重重。在2011年12月16日召開的「臟器移植術後監測和數據網絡高峰論壇」上,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再次強調,中國的器官缺口很大。器官從哪裡來,應該怎麼分配器官,必須從中國文化、中國人能接受的層面來規範。與此同時,衛生部門相應的制度建設也在加緊進行。
擺脫死囚依賴
2007年無疑是中國器官移植史上最關鍵的一年。2007年5月1日,《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正式施行。條例強調了器官供體的權益,規定要尊重供者意願、鼓勵自願捐獻,將活體移植限於親屬範疇等,並明確器官供給遵循倫理學優先原則和倫理委員會審查制度。該條例使得中國器官移植有法可依,但也使得器官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同年,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覆核權,此後死刑僅限於少數嚴重的刑事罪犯。死囚的減少進一步加劇了供需矛盾。此前,死囚一直是中國器官的主要供體。
正是在這一年,肝移植數量出現了大幅下降。
根據中國腎移植註冊系統的統計,腎移植數量明顯下降拐點出現在2009年。當年12月28日,衛生部出台了《關於規範活體器官移植的若干規定》,嚴格規定活體器官捐獻人與接受人僅限於配偶、直系血親或者三代以內旁系血親,以及因幫扶等形成的親情關係。此後,活體腎移植數量出現了大幅降低。
衛生部數據顯示,中國每年約有150萬患者需要器官移植,而每年器官移植手術僅有1萬例左右,器官需求數量與供給數量的比例是150︰1。這個數字,遠高於世界衛生組織所統計的全球20至30比1的供需比,更遠高於同期美國的5︰1、英國的3︰1。
在黃潔夫看來,之所以出現這一局面,與中國器官來源對死囚的依賴有關。這一現狀至今未能全面扭轉。
在發表於2011年第一期《中華器官移植雜誌》的一篇文章中,黃潔夫坦言,中國現在是目前世界上惟一主要使用死刑犯器官作為屍體器官來源的國家。截至2009年底,衛生部統計數據顯示,有超過65%的器官移植的器官來源於死刑。這種做法在國際移植界一直備受批評和爭議。移植學界認為死刑犯所處的環境本身就是一種壓力,可能使本人違背其意願或宗教、文化、信仰,被迫成為捐獻者。
除了死囚器官來源的爭議,黃潔夫還指出,在中國,活體器官來源同樣也存在著嚴重問題。「採用活體器官捐獻是在無法得到屍體器官前提下的不得已手段,這種供者手術有可能會導致捐獻者術後出現併發症。」他說,「根據我國目前的醫療服務能力和衛生政策,也不宜鼓勵和廣泛推廣活體器官移植。」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中國連續出台多項器官移植法規,試圖建立一個符合倫理規範、可持續發展器官移植體系。但是,由於公民捐獻意願不足,器官數量出現了顯著下滑。
儘管如此,在黃潔夫看來,這些都是必須要承受的陣痛。他在前述高峰論壇上告誡與會的眾多器官移植醫生,「如果我們繼續依靠死刑器官,而不努力地去建立公民自願捐獻器官的移植體系,我國的器官移植髮展就將面臨無源之水的困境,最終被徹底斷送。」
破冰器官分配
中國公民為何不願捐獻器官?
一般認為,首要原因仍是文化的影響。有倫理學專家指出,由於受到中國幾千年傳統倫理思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影響,國內民眾在遺體捐獻問題上思想阻力很大,一方面認為器官是父母所賜,不能輕易毀傷或給別人;另一方面也因「不孝」的顧慮,不願意將已故父母兄弟的「身體遺物」捐獻出去。
但這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位30多歲的白領對財新《新世紀》表示,她十分願意捐獻自己的器官,可是她擔心「器官捐獻後會被權貴使用,而不能幫助最應得到幫助的人」。
2011年初,針對有關「我國有望年內實現申領駕照時進行器官捐獻意願登記」的消息,有不少網友評論表示,捐獻的器官去向不明、器官分配過程是否合理,成為阻礙其捐獻的重要原因之一。
這些質疑並非毫無根據。和美劇裡頗為規範的器官等待不同,在很長時間裡,中國並沒有一個科學的器官分配系統。山東省一位器官移植醫師坦率地說,以往器官來源都主要靠醫院和司法機構的關係,器官分配體系談何公平公正?
面對器官移植的尖銳供求衝突,除了加強捐獻體系本身的建設,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套公平分配機制。
據負責研發中國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的香港大學外科學系研究主任王海波醫生對財新《新世紀》記者介紹,2009年,衛生部委託中國肝移植註冊中心負責國際器官分配政策研究,提出中國器官分配的政策草案,並研發中國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協助各移植醫院在器官分配與共享工作中準確地執行相關政策,確保公平、公正和公開地分配人體器官。中國肝移植註冊中心,正是建在香港大學醫學院。
2010年12月,衛生部印發了經過多方專家論證的《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基本原則和肝臟與腎臟移植核心政策》,器官分配從此有章可循。2011年4月,執行分配政策的國家器官分配系統正式上線試運行。
除了分配系統,在器官移植的制度建設方面,目前還建成了四個器官註冊系統,包括以香港大學醫學院為中心的中國肝臟移植註冊、以解放軍第309醫院為中心的中國腎臟移植註冊、以北京阜外醫院為中心的心臟移植註冊,以及以無錫市人民醫院為中心的中國肺臟移植註冊。
據王海波介紹,這些註冊系統的建設最早是為了學術進步,但現在,其監管意義日益重要。「衛生部要求所有具有器官移植資格的醫院,開展任何一例器官移植手術,都必須向相關註冊系統上報,這已經成為追溯器官來源的重要手段,能有效阻止非法器官來源。」 2010年,就有貴州一家醫院因違反這一強制規定,未上報器官移植手術,被衛生部暫停了器官移植資質。
此外,中國人體器官移植執業醫師註冊系統、非本院移植隨訪上報系統、違法違規器官獲取與移植舉報系統也在建設之中。這八個系統,共同構成了中國器官移植制度化的基礎。
更公正、更有效率
王海波表示,國家統一的政策是器官分配的核心,而計算機化的分配過程則使分配更加公正和更加有效率。
「我們所有的總則就是為了實現《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中明確規定的公平、公正、公開的器官分配,性別、種族、年齡、經濟能力和社會地位等都不應該成為器官分配的理由。」王海波說,「具體的分配過程一旦觸發,完全是由計算機自動執行,人無法干預。整個分配過程是在多方監管下進行的。」
以肝移植為例,據王海波介紹,在醫生將等候器官移植的病人信息上傳時,一個核心信息就是病人的血液化驗結果。「從這些客觀的血液學結果中,能夠準確地預測出患者不接受器官移植死亡的幾率,死亡幾率越高的患者越應該優先獲得器官。」
如果有醫生偽造血液檢查結果怎麼辦?王海波指出,目前的平台中設計了諸多防造假機制。比如,在計算機分配系統中,處於超緊急狀態的暴發性肝衰竭患者最容易獲得器官,但大量科學研究表明,該類患者的預期壽命在七天左右,如果有醫院偽造了患者的血液檢查並獲取超緊急狀態,那麼在第七天時分配系統會強制性要求醫院提供新的醫學證據證明患者的超緊急狀態,超過14天時分配系統會自動偵測到這些超出預期壽命的患者,並觸發對該醫院所有數據的全面數據核查。
「在國家分配系統中,數據造假騙取器官很容易被偵測到,而衛生部對數據造假一直是『零容忍』政策。」王海波說,「當然技術替代不了管理和制度建設,必須配合國家的政策才有效果。」
2011年4月20日,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成功完成了中國首例依據統一國家器官分配政策、利用中國器官分配系統進行的器官分配。一位在該醫院匹配名單中排第一位的47歲女性患者獲分配到一個O型供肝。該患者患有急性肝壞死、乙型肝炎、肝細胞肝癌,如果不接受肝移植手術,她在三個月內的死亡率高達52%。
前述高峰論壇學術報告中的數字顯示,中國已經通過中國器官分配與共享計算機系統分配了逾200例器官,這標誌著這個複雜的分配系統初步通過了試運行檢驗。
不過,這些剛剛起步的系統仍然面臨諸多挑戰,其中涉及機構、制度和運行機制的建設和改革。要實現所有公民捐獻器官都通過這個「公平、公正、公開」的系統進行分配,還需要較長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