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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NGO斷奶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3-16/100369124_all.html

經過一個多月奔波，四川省儀隴縣鄉村發展協會（下稱發展協會）的40多名工作人員與志願者，於2012年春節後完成了對當地「准孤兒」的普查，以便為他們爭取補貼，提供救助。

　　儀隴縣是四川盆地東北部秦巴山區老牌貧困縣。所謂「准孤兒」都是農民工的非婚生子女，出生後即被父母遺棄在農村老家。祖輩無力照顧，一些孩子失學在家，甚至溫飽難解。

　　但就在此時，發展協會自身的生存也難以維持。這家成立於1995年的鄉村扶貧民間組織，目前資金即將斷流。

　　最主要的資助來自國際機構，但去年來已逐步撤出。加之前一年小額信貸項目大幅虧損，發展協會的「准孤兒」項目已無力繼續。發展協會會長高向軍曾向中華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下稱兒慈會）申請項目經費，卻未成功。

　　「我也不知道該向哪兒去爭取經費了。」高向軍告訴財新記者。

　　和發展協會面臨同樣危機的公益組織，在秦巴地區並非一家。2012年春節前夕，高向軍組織秦巴山區七家面臨國際機構撤資的公益組織齊商對策，其 至今情況並未好轉。其中，南部縣鄉村發展協會已在2011年初將專職員工全部辭退；宣漢海福奶牛協會的兩名專職工作人員已兩年未領工資，依靠家庭收入支 撐；大巴山生態與貧困問題研究會秘書長張浩良則靠退休工資和動員家人參與的方式，維繫機構生存。

　　不僅四川秦巴山區有此困境。貴州社區建設與鄉村治理促進會也面對職工離職壓力，負責人毛剛強介紹，西南地區草根組織也面臨資金問題，「去年開始變得尤其嚴重」。

　　在中國西北，從2011年年中開始，一些已有十多年歷史的農村服務組織和環保組織陸續關門、裁員。境外資金撤離，本土資源難以對接，讓一大批中國本土NGO面對生存危機。

「洋奶」助長

　　中國的社會組織，被分為基金會、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三類。由於多年來的雙重管理體制，能夠在體制內找到業務主管單位，進而獲得民政部門正式登記的機構，大多都有官方背景，也因其民間性的缺乏而飽受詬病。

　　過去20多年來，西方發達國家及國際組織向中國提供了總計1161億美元的經濟援助。這些投向教育、環境、衛生、農村發展、扶貧等領域的項目，除與地方政府合作，其中 很多旨在促進本土公民意識覺醒、提供公共參與空間、孵化公民自組織的項目，便會資助成立相應的本土民間組織。

　　如儀隴縣鄉村發展協會，即是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援助的中國西部扶貧與可持續發展項目下成立。彼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為探索在中國西部貧困地區建立民間自治組織，及採取小額信貸方式扶貧，推動建立鄉村發展協會，通過「發展互助資金」開展金融扶貧工作。

　　南部縣鄉村發展協會，則得益於國際組織「國際小母牛」的支持。其前身是政府發文成立的「南部縣小母牛項目辦公室」，後在2005年重新獨立註冊。

　　在國際機構支持下，這些本土草根組織更易在民政部門獲得正式身份。由是，中國最為邊遠的貧困山區，反而有一大批小型民間組織率先成長起來。

　　中國本土自生的機構近幾年也在逐步成長。尤其2008年汶川地震後，大量志願者團體逐漸建立起服務基層的專業化組織。其中相當數量的機構，致力 於基層社區建設、公民能力建設等較為前沿的公益項目，但大多難以找到體制內掛靠單位，多以工商註冊，甚至沒有實體身份，在國內往往找不到捐贈者，也主要依 靠海外基金會扶持。

資金斷流

　　草根組織數量增加，對資源的競爭趨於激烈。由於人民幣升值，一些長期項目的資助資金相對縮水，同時國內物價上漲，執行成本升高。此外，中國政府大幅收緊外匯捐贈結匯手續，也讓不少草根組織不得不放棄海外捐贈。

　　最重要的變化，則是整個國際社會對華援助態度的轉變。面對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西方國家的援助策略隨之調整，資金逐漸撤出。而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各發達國家紛紛縮減對外援助預算。

　　如英國國際發展部已在2011年停止對華經濟援助。全球抗擊艾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基金會（下稱全球基金）因對中國的資金管理及公民社會參與不足有意見，在2011年凍結了在中國的所有支出。儘管在多方努力下，全球基金解凍了援華資金，但預算規模也有所減少。

　　對草根組織而言，最直觀的感受便是項目少了、單個項目資金少了，申請越來越難。西部陽光基金會秘書長梁曉燕介紹，參加2011年教育公益組織年會的150家教育機構，曾經有63家接受國際資金資助，但去年已結束或今年將結束資助的就有30家。

　　不過，在不少業內人士看來，國際資金的撤出，並非草根組織資源之困的全部原因。

　　作為向社會提供服務的執行機構，絕大多數草根組織維持自身機構運營的資金，有兩大來源。其一是向服務對象收費而獲得一定的收益。如發展協會的小額信貸項目，在正常的情況下，其盈收能分擔機構70%的行政支出。

　　但由於公益組織的服務人群多為社會弱勢群體，僅憑該群體的支付能力，並不足以支持機構的長期運營。因而這些組織還需要來自政府或社會的轉移支付。具體而言，包括個人和企業的捐贈，通過執行基金會或政府的項目而獲得的項目行政經費。

　　「大多數草根NGO的資金渠道太單一，過分依賴項目本身。」美國福特基金會首席代表助理牛彩霞介紹，一旦項目結束，或者單一的資助方出了狀況，「立馬資源就斷了。」

本土資金觸手難及

　　在毛剛強看來，草根組織資金渠道單一，很大程度上與現有社會組織管理制度有關。雙重管理的大框架下，很多草根組織沒有合法身份，更沒有免稅資質，得不到國家支持，無法向社會募集資源，也很難得到大額的捐贈。

　　一般而言，小規模的草根組織，難以達到獲得正式身份的門檻要求。北京恩派公益組織發展中心項目總監王維娜就舉例，目前北京市級民辦非企業機構申辦起點就是50萬元註冊資金，一般的草根組織都不具備此種實力。

　　不少捐贈人也並不認同公益機構的費用支出。「捐贈人都想自己捐的錢百分之百給到受助人。」高向軍舉例，人們願意給「准孤兒」捐錢，卻不可能支付發展協會為了蒐集、發佈這些孩子需求信息而付出的成本，「很多人依然很驚訝，你們做公益的還需要工資？」

　　而在中國，政府購買服務的實踐剛剛起步，「洋奶」斷流後，更多公益組織都將希望寄託於國內的基金會上。

　　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在多個場合竭力普及公益產業鏈的「常識」：擁有募款資質與能力的基金會應是一個公益平台，由其提供資金，讓基層專業的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去執行具體的公益項目。

　　然而，儘管在中國境內已有2510家基金會，但僅有以個位數計的基金會向草根組織提供資助。高向軍介紹，集中了大量公益資源的國內大型的公募基金會，資源基本上只在「體制內」運行，「與我們民間公益組織無緣」。

　　中國絕大多數的基金會都定位於運作型機構，即募集資金自己運作。這與國際上大多數基金會資助型的定位大相逕庭。一方面是源於捐贈者的定向捐贈要 求，另一方面則是「有錢自己花」的固化思維。但基金會自身人力有限，僅憑一己之力很難大規模開展項目。大多有政府背景的官辦基金會，多通過行政渠道來最終 落實項目，即「基金會購買政府服務」。最典型的案例，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和2010年玉樹地震中，賑災資金向體制內流動。

　　而僅有的幾家基金會所能下放的資源，相較基金會的總數和資金總量十分有限。基金會與草根組織合作，也多通過招投標方式實現。馬太效應很快顯現， 一些初創期、甚至還未有合法身份的小型組織始終得不到發展的機會；一些明星機構，則在不同基金會間重複獲得資金和嘉獎。「我們現在做資助，找來找去全是熟 面孔。」徐永光感嘆。

　　二者生存空間與服務定位的差異，則令雙方更難對接。毛剛強認為，當下很多捐贈者和一些基金會，自己也有生存壓力。一些企業家身份的資助人，對公 益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捐錢捐物層面。而很多植根基層的專業化組織，往往會發現更深層次的社會需求，以更前沿的方式去探索解決問題。如鄉村發展問題，絕大多數 捐贈者、基金會的關注點都在反貧困上，而一些專業性NGO則更多關注村莊治理、村莊合作能力與村莊事務的公共參與。「什麼是公共參與？這和慈善有什麼關 係？一些國內基金會不瞭解，公眾則更加陌生。」

　　「現在基金會都是在大城市，在發達地區；NGO在基層，在農村。」基金會中心網總裁程剛認為，雙方的信息不對稱，需求、供應也有可能不對接。

如何搭建募用橋樑

　　「我們一直以來的觀點，就是支持中國本土的基金會與中國自己的NGO對接。」牛彩霞介紹，儘管福特基金會並沒有削減在華公益投入，但卻調整了投 入方向——不再直接支持草根組織，而轉向資助一些草根組織的支持機構，如旨在為初創和中小型民間公益組織提供關鍵性支持的上海浦東公益組織發展中心 （NPI）、作為基金會信息披露平台的基金會中心網等。

　　給基金會與草根組織更多交流機會和平台，也成為政府部門推動社會組織發展的思路之一。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副司長徐建中介紹，今年7月，民政部將推動召開民間公益項目展示會，實現公益需求與捐助願望的對接，讓更多慈善資源流向草根組織。

　　徐建中表示，「募用分離」乃是中國公益行業的發展方向。「基金會募集資金，草根組織專心執行項目、提供社會服務，不再為資金問題發愁。」徐建中透露，在「豐富實踐」的基礎上，不排除主管部門將出台指導性的文件，鼓勵基金會向草根組織投放資源。

　　另一方面，在民政部門「培育發展社會組織」的基調下，來自政府方面的扶持也在增加。民政部部長李立國2012年3月13日接受財新記者專訪時介 紹，社會組織登記管理體制改革方向已定，統一登記、放寬准入門檻乃是必然。解決了草根組織的身份問題，為民間組織的發展創造環境「也是政府責任」。李立國 透露，中央財政將拿出兩億元來支持社會組織開展社會服務。

　　「這將大大緩解民間組織的資金難題。」徐建中介紹，北京、上海、廣東等地早已在政府購買服務方面有所探索。但由於各地發展程度、認識程度不一，很多地區的資源還很難給到基層。但此次中央財政購買民間組織服務的舉措，也將是一大積極信號。

　　2010年1月成立的兒慈會，直接定位於「民間性、資助型」。致力於兒童救助的兒慈會，在2011年10月啟動「童緣」項目，斥資1000萬元資助了68個與兒童權益相關的公益項目；第二期資助金額同樣為1000萬元，72個公益項目入選最終資助名單。

　　2012年「兩會」前夕，兒慈會啟動了第三批資助行動，拿出3000萬元善款，分三期資助180個左右的公益組織。其資助對象，不僅包括民政和工商形式註冊的NGO，未經註冊的草根組織，只要能找到第三方擔保人，也被納入資助範圍。

　　在學界看來，兒慈會的資助方式，顯然降低了門檻，為草根NGO的發展提供了更多的機會。高向軍也開始就准孤兒的救助，提出新一輪申請。

　　不過，也有專家表示，草根組織自身素質也亟待提高。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楊團表示，中國的未來是走向公民社會，草根組織要大發展，不過「草根組織 目前的發展是有意願，有潛力，但能力不足，很多都是破土沒出」。梁曉燕則認為，草根組織有著複雜的生態，並不是只要有意願就可以獲得支持。

　　程剛進一步指出，應該培育一個良好機制，讓優秀的，有意願也有能力發展的草根組織能夠自由成長，並不一定是簡單扶持，這樣反而有可能製造出不必 要的公益泡沫，應該鼓勵優勝劣汰。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學者鄧國勝也表示，草根組織本身也得升級，要學會動用本土資源的造血能力。而多數業內專家都同意， 應該建立有效的第三方評估機制，便於募捐方進行有效選擇。

　　目前，基金會中心網也已經行動起來，準備組織幾家基金會和媒體，前往秦巴山區進行調研，以期進一步解決草根組織的實際困難。「我們應該要搭建起這樣的溝通橋樑。」程剛說。

項目多、資源少，草根NGO籌款有點難 沒有資源支持的公益是烏托邦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9484

解決西部地區環境生態問題，不僅需要政府投入，也需要NGO的幫忙。（視覺中國/圖）

編者的話：從9月7日開始，“99公益日”互聯網籌款在微博、微信上刷屏。稍早時間，多位公益組織人士均提到一個共同的感受；公益組織想公開募款並不容易，尤其不知名的公益組織更是難上加難。本文試圖通過張明琪的籌款困境來呈現草根NGO募款現狀，希冀社會各界能關註到這些誌在解決社會問題的小微公益組織的發展，為它們提供有力支持。

大家樂意做小而安全的公益項目，因為花錢少、見效快。而那些與民生深切相關且位於偏遠地區的公益項目，因落地實施困難、風險大、周期長、花費大、見效慢，易被人冷落。

4560元的籌款目標，半年過去還差3222元。這是青海彩門公益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副秘書長張明琪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2016年4月初，已經為“藏區經典閱讀公益項目”奔波近一個月的張明琪因為找不到公募資質掛靠，不得不試著在自己的微信和微博上發布了眾籌消息，“籌款金額不高，但效果卻不理想”。包括為藏區孩子們募集的教材和教具也遲遲沒有著落。

為了消除網民疑慮，張明琪實時公示善款接收和使用情況。即便如此，參與這項眾籌的網民仍會懷疑“善款到底是不是一對一全部使用到了孩子們身上了”，這讓曾在青海省達日縣教育局工作的張明琪感到無奈而委屈。他知道，沒有官方公益平臺的支持，單憑個人影響力，要說服打動這些經歷環境各異的助捐人實在有些難。

眾籌文案上線一個月，張明琪只籌到了1338元。

遇到同樣尷尬的，還有曾經和張明琪有過交集的兩位資深媒體公益人。一位曾經為雲南的生態環境保護傾己所有，另一位則長年騎行在中國最貧困的山區腹地，3年來用自己的積蓄救助了一批又一批大涼山彜族的兒童。他們都有著士子情懷，卻都困頓於持續資金的籌措無門。

就像硬幣的兩面，公益募資的故事也並不總是傷情和無奈。2016年初，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副秘書長杭宇通過騰訊樂捐平臺策劃發起的“解青海孩子們的燃煤之急——青海燃煤補充計劃”取得了空前成功。當青海互助縣南門峽13所學校的2125名學生在青藏高原的漫天風雪中迎來真正的“雪中送炭”時，離項目前期實地考察和發起，只有短短不到2個月時間。而在有限的募集時間里，共有64167人和2711個共捐體通過騰訊公益平臺捐資逾30萬。

互聯網公益的資金流向是受強勢公益資源吸引的。註意到這一點是有趣的，也是令人擔憂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曾受費孝通先生“差序格局”理論啟發做過一張圖。黨和政府是中心。其外圍逐一環繞著六個圈層：第一圈層是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八大群團，以及紅會、殘聯等免予社團登記的組織；第二圈層是公益性事業單位，大部分登記了事業法人；第三圈層是青基會、兒基會、扶貧基金會等“中國”字頭的基金會，一般都有政府或工、青、婦等機構背景正式登記註冊，總數約4044家；第四圈層是沒有這些背景但正式登記註冊了的民間組織，大約六十多萬家；第五圈層是沒有正式註冊登記但有組織形態的民間組織；最外圈完全向社會發散，是群眾自發、自組織的既沒有登記註冊也沒有組織形態的松散組織或個體微網社區。離中心越近的圈層與官方背景關系越近，公益資源和基礎條件越紮實；反之關系越遠，資源和基礎配置越薄弱，但社會面越廣、自主意識越強。

沒有資源支持的公益是烏托邦。資源分配一旦過度中心化，則會引來變革。“郭美美事件”讓圍繞公益資源競爭和分配的行業癥結成為社會焦點，也同時把互聯網去中心化的新公益模式推至臺前。

從理論上說，互聯網公益首先強調的是開放、包容和協同。它的本質是希望打破傳統公益模式要素資源向上集中，讓少數人享受“繁榮”的規則。自下而上提供民生改良需求，自上而下創造全社會公益資源協同利用的生態環境，把更多的社會性問題包容到開放的公益財富中來，加快解決時效，成為國家公共財政之外社會改良的另一條有效管道。也正因為有此本質，才讓互聯網公益低成本和大規模分發的市場特性透出“社會情懷”，具有公益價值。

既是如此，那麽互聯網公益應該可以接棒傳統公益，實現資源和善款按需分配。

“拿到資源和資金太難了！我花了將近兩個月時間，不停給基金會和互聯網籌款平臺的負責人打電話，還是沒談成。”張明琪說，民間帶動的公益需求現在越來越多，公益資源也就越來越金貴，特別是資金和流量，想要的人太多了，從這兩年“99公益日”籌款場面火爆就可見一斑。

那麽，資金和流量到底去哪了？一個線索是互聯網公益平臺和公募基金會各自的年報數字：2015年，騰訊公益平臺互聯網募款總額5.4億元，兒慈會募款即占其中的18.5%，近1億元；阿里巴巴集團下屬互聯網公益平臺，全年募款總額約為4億元，中國扶貧基金會募得其中的7000萬元。

以眾籌網、淘寶、京東、蘇寧等4家獎勵型公益眾籌平臺調研為基礎的《2015年中國公益眾籌發展報告》，提供了另一些線索。

2015年，近700個公益團隊或個人通過報告中的5家眾籌渠道為公益項目籌款。共有873個公益項目眾籌成功，籌資額3432.7萬元，獲得約60萬人次支持。從項目發起數量看，基金會為158件，草根組織為236件。從眾籌成功率看，基金會平均有2.9個項目眾籌成功，成功率最高。從籌款總額看，基金會獨占其中的32%，籌得近1100萬元，仍是最高；草根組織籌款總額549萬元，是基金會的1/2；從支持人次看，由基金會發起籌款的成功項目平均支持人次達到28.8萬，占比48%，再次最高；而草根組織發起項目平均獲得的支持為9.6萬人次，僅相當於基金會的1/3。

人氣旺，吸金度高，眾籌平臺的服務就出現了向基金會一邊倒。除眾籌網一家是以服務草根公益組織和個人為主外，其余4家全部是以服務基金會或基金會加企業公益項目為主。

綜合這些線索我們發現，通過網絡公募來的社會性資金並非眾望所歸地實現了下行普惠和高效改良社會民生問題的開放配置，而是在通過互聯網+平臺快速集聚後，絕大部分向上集中，流向了第一、二、三圈層中的大型公募基金會和基金會發起項目。這是為什麽呢？

“壟斷、再分配、持續吸引更多優質資源產生追逐和黏性。”一位微公益服務商這樣總結自己的商業模式。靠不斷聚合的影響力資源，裝進越來越多的需求群體和社會資本；用最快速度最大化獲取流量資源；通過這些特殊資源的再分配，吸引更多優質要素資源趨之若鶩。在他看來，資質、流量、征信都將會是被互聯網技術加速放大的特殊權利。

“公益其實也是一個市場。”媒體公益人@一腔熱血說，“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大家都樂意做小而安全的項目，花錢少、效果好。但那些長期存在於民生深處急需社會關註和解決的項目反倒成了資源盲區，比如:貧困地區未成年兒童用工和女童性侵保護項目，少數民族地區特殊病防治項目等等，條件艱苦、風險大、周期長、花費大，各種公益資源都很難跟上，籌款也特別難。

一位朋友告訴張明琪：互聯網本身就是註意力經濟，內容、服務對象、自有粉絲群都是流量競爭的關鍵。他的項目如果品牌效應沒有建立起來，就很難在數以萬計的項目中脫穎而出，得到公募基金會、互聯網平臺和捐贈方的支持。

“信任，是首要問題。”無錫山區致遠微愛公益發展中心負責人王坤橋說。她和張明琪分處一南一北，但在談到不久前一宗被山寨公益組織網募騙捐40萬事件帶來的信用危機時有著同樣的感慨——依托資信良好的公募基金會，可以讓草根公益少走很多彎路。募捐發起和信息披露的隨意性，互聯網平臺利用監管的規範性，這些會直接導致信用危機的因素都能很好地避免。“但是，我會優先選擇本地的公募基金會合作。門檻合適，接納快，也更容易建立信任。”王坤橋特別強調。

先“找”錢，還是先要合法身份？這個乍看有點萌的問題，對於一大批地方特別是老少邊窮地區的草根公益人來說，如同爭論“先有雞，還是先有蛋”一樣無解。沒有掛靠主管單位和合法身份，就不能開放利用社會公益資源，更不能公開募集；但是沒有錢，“3萬元以上註冊資金”就無從談起。

（作者為ZTE中興研究員）

以理服人：NGO的盲點 倪以理

1 : GS(14)@2013-04-12 00:44:55

http://hk.apple.nextmedia.com/financeestate/art/20130411/18223683

                每捐1元給慈善機構，有多少直接幫到真正有需要的人？又有幾多會花費在機構的行政成本？相信是不少捐贈者心中的疑問。但以行政成本高低，衡量慈善組織效益，是否得宜？麥肯錫香港區總經理倪以理就認為未必，無論是慈善組織、捐贈者，都需要新思維，去想想如何做善事。

問：金融中心　答：倪以理（Joe）

問：Joe，香港最近就慈善團體立法研究，而在美國，對慈善團體營運模式，也引發不少討論。
答：美國著名非牟利組織籌款專家Dan Pallotta最近在Ted forum做了一個非常震撼的演講，題目為「The way we think about charity is dead wrong」。Pallotta指出，美國的貧窮率過去十年一直維持在12%，處處都是社會問題。但過去幾十年，NGO組織無甚作為，未見對改善這情況有太大幫助。

開支受局限　影響功能

                  問：那麼Pallotta如何分析背後的原因？
答：他提出了多項社會對NGO的偏見，導致NGO的行為文化受到局限，很難發揮機構更大的功能和創新能力。
第一點是NGO的薪酬架構帶來人才限制。Pallotta說，社會認同商業機構可以巨額人工補償員工的貢獻，但是在NGO任職，就自然應該是low pay的，需要用理想和工作性質去維持動力。
舉個簡單的例子，史丹福大學MBA畢業的學生，平均十年後（38歲左右）的收入是40萬美元，但是一家慈善組織的CEO平均收入只有8.4萬美元。
如果是數口精的，就會發現投身慈善事業，倒不如在商業機構打工，然後每年捐10萬美元，坐在NGO董事會指指點點，又有面子，又可享philanthropist（慈善家）之美名。
Pallotta認為，這就是我們社會價值矛盾之處。對於一位發明暴力電子遊戲的CEO，一年賺幾千萬美金，又可以上《Fortune》雜誌。但是對於一個想消滅疾病的慈善組織CEO，一年賺幾十萬美元都嫌多，甚至認為他沒有足夠的奉獻。
第二個大問題，是社會對於NGO經費的看法，尤其是認為籌得的善款應該花到受益人身上，對於所有日常經費開支（overhead），都顯得相當反感。
Pallotta舉一個營銷的案例：在商業社會，推廣、賣廣告是必然的經費。當賣廣告的marginal benefit（邊際效益）多於marginal cost（邊際成本）時，推廣是值得的。
換一句話，一般的零售品牌可以透過廣告將產品的優點介紹給大眾。但是大部份NGO都不敢在傳統媒體賣廣告，怕提高了overhead成本。結果限制了NGO的營銷手法，不能夠讓廣大市民了解和參與。
1998年，美國癌症協會只花了100萬美元，宣傳反吸煙相關的立法。同年，五大香煙品牌花在廣告、宣傳的使費多過美國癌症協會6,000倍。
Pallotta的總結是，NGO其中一個做不大的原因是沒有投資在「做大個餅」。Amazon在發展的時候，是不計成本地去擴張它們的服務，創立他們的品牌和規模，試問如果NGO今天看到一個同樣有潛力的機會時，他們會否有同樣的膽識？

問：Pallotta的想法，好像是要把NGO引入更多商業標準。Joe，你認同嗎？
答：Pallotta為了make a point，當然他的觀點是比較極端。早前香港研究監管慈善團體的法例時，也討論過應否監管overhead比例。但我覺得透明度更為重要，行政成本多與少應該受到監查，管理層應該要為行政使費，作出合理的交代，但毋須要去為行政成本去劃一個「硬指標」，更不應盲目下定論，以為行政成本越低越好，以此評定慈善機構的表現和社會貢獻。
另一點是，傳統思維會認為NGO管理人才，以及商業人才，來自兩個不同世界，薪酬根本不需要比較。但商業與NGO人才之間這條線越來越模糊，cross-over越來越多，更多出身商界的人才創辦NGO。
我不認為NGO沒有金錢的報酬，就一定請不到適合的人才。不過，NGO對社會的貢獻不比商業機構少，當有NGO管理層的薪酬貼近私人市場時，不應該將之視為「不道德」。我們應該看他們在做出甚麼樣的貢獻，值不值這個報酬。

增加透明度　說服大眾

                  問：作為NGO，應該如何去說服捐贈者去接受這一套想法？
答：我相信，不少人對Pallotta的說法，會覺得唔舒服。尤其知道大慈善團體的overhead比重較多，自不然覺得不滿善款未能去到有需要的人手上。
NGO可考慮的做法，就是把捐款分戶兩個基金，一個是做營運，另一個給受助人，令捐贈者更清楚資金運用。
另一個重點是，機構與捐贈者要達成共識。香港社會也有很多人口老化、貧窮等問題，這些都是年月累積下來。若果要解決這些社會問題，NGO可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捐贈者是希望機構長遠發展，解決社會問題？或是將資源直接分配給有需要的人？機構一定要跟支持者說明機構的目標和遠景。
香港有很蓬勃的NGO生態，各種各類都有，資源非常分散。它們大部份的首要目標，通常是關注受助人數等指標每年的增長，同時也努力確保overhead低。
無論是商界或是其他捐贈者，近年從做慈善轉而重視impact investing，除了幫助有需要的人，也關注到捐款持續性，正正反映慈善事業的發展處於轉型的階段。
有人批評利用Pallotta的商業觀點和手法去評估NGO是不應該的，但他的說法，仍有很多值得討論的地方。Pallotta正正提醒我們，如何更有效地運用資源發展NGO這一行業，尤其慈善組織對於社會的最終影響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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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機構NGO 投資欠靈活 陳茂峰

1 : GS(14)@2015-03-02 12:48:46

http://www.mpfinance.com/htm/finance/20150302/news/ec_ecq1.htm
公益機構NGO 投資欠靈活
2015年3月2日

【明報專訊】非牟利組織這類機構投資者與一般的散戶很不一樣。散戶無論多進取，都是厭惡風險或損失，非牟利組織則是風險中立。散戶總有回到上帝懷抱的一天，投資年期有限，非牟利組織則是生存無盡期的going concern。因此非牟利組織的投資自由度更大而非更小。非牟利組織的投資考慮主要是法例及每年經費需要。

從前只考慮法例及經費需要

美國的非牟利組織投資方法一直落在歐洲之後，肇因是法例落伍。美國的信託法是規管家族信託及非牟利組織(包括慈善機構、大學教育儲備、公益組織)投資的依據，信託法有所謂精明人守則的要求，這守則源於1830年的法庭判決，要求每項投資都不能虧蝕，因此只能做銀行存款、買國債及優質藍籌股公司的債券。非牟利組織每年只能動 用投資收入，本金縱升了也不能減持套現。

1940年代美國大蕭條引致債市、股市大崩圍，衝擊債券安全的想法。1960年代通脹出現，債券利息收入追 不上組織開支所需，非牟利組織要求美國政府修改信託法例的聲音日增。福特基金會在1967年找來兩位法律教授為現有法例把脈，兩名學者在1969年發表名為《The Law and the Lore of Endowment Funds》的報告，抨擊信託法不能用在非牟利組織，提出資產增值部分符合收入的定義。

同年福特基金會還發表名為《Managing Educational Endowments》的報告。這個稱為Barker Report的報告比較15家大學教育儲備、21隻隨機抽取的均衡基金、投資股票為主的羅徹斯特大學教育儲備(羅大是由金融學教授擔任投資委員會成員)及10隻增長基金，在1959至1968年的投資回報。分析結果是15家大學回報最低，只及羅大六成，羅大則與增長基金差不多，平均年回報14.4%。這兩份報告挑戰美國非牟利組織的投資法例及理念，加上現代投資組合理論漸受投資業界接受及認同，美國各州政府紛紛修改法例，新加簡稱UMIFA的機構投資統一 管理法，又修改精明人守則的定義，容許以總回報為理念的投資。

准買高風險資產 提高回報

總回報投資關注的不是個別投資項目的風險，而是整個投資組合的風險。投資回報不單來自利息、股息及租金收入，亦來自資本增值。投資組合不應單一，應合理分佈在不同資產類別及不同市場。諾貝爾基金會能夠從1901年成立時的980萬美元，壯大至2006年的5.2億美元，轉捩點是1953年決定容許基金投資股票及房地產等高風險項目。今天耶魯、哈佛等大學教育儲備能每年做到15%至20%回報，提供大學每年約25%經費所需，亦是1970年代後改變投資理念的成果。香港法例規限少，投資機會多，公益機構應善用資源，妥善投資，壯大實力。

御峰理財董事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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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NGO質疑李明哲「被認罪」

1 : GS(14)@2017-05-28 10:34:34

民進黨前黨工李明哲在大陸遭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台灣十多個非政府組織（NGO）昨日發出緊急聲明，指李明哲的「非自願自白」，並不能作為「證據」；要求中國大陸應盡速依法通知李明哲家屬。美國政府則呼籲兩岸進行建設性對話，確保溝通管道暢通，以交換重要資訊。


籲台灣政府強硬應對

大陸國台辦前日證實李明哲因涉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湖南省安全機關逮捕。對此，包括台北市文山社區大學、台灣人權促進會、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台灣教授協會等十多個台灣的NGO團體，昨日凌晨共同發表緊急聲明表示，李明哲的「被認罪」或是「自白」，是在已被限制人身自由或甚至遭到酷刑逼供之下的非自願自白，不能作為證據。而中國對於李明哲案至今所採取的措施，已經嚴重侵害李明哲的基本人權，也完全違背禁止無理拘禁、無罪推定、公平審判等國際人權法肯認的司法原則。
NGO團體昨日下午又到法務部前舉行記者會，譴責中國並呼籲台灣政府硬起來。台北市文山社區大學校長鄭秀娟表示，李明哲的妻子李凈瑜絕不會接受李明哲承認的任何罪名。台灣《蘋果日報》/中央社




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international/art/20170528/20036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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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裔NGO好心有好報政府罕有出錢助置業

1 : GS(14)@2017-05-28 10:38:13

非牟利組織（NGO）雖有社會理念，但要穩住陣腳，講到底還是離不開「錢」字。在三藩市，部份組織近年更因無力捱貴租而遭迫遷。本周NGO界傳出好消息，有數個組織爭取多時，罕有得到政府出部份資金，幫忙購入物業，其中包括知名亞裔NGO，再不用擔心受怕要搬家。駐三藩市記者：唐芷瑩
CYC社區青年中心（Community Youth Center）自1970年代成立起成為市內數一數二的亞裔NGO，服務對象及至拉美裔等少數族群。如5歲從廣州移民，在唐人街長大的吳嘉瑩（17歲），剛獲加大洛杉磯分校（UCLA）法律系取錄，望改善家人經濟環境。「我以前從不聽別人意見，直至參加中心的龍舟計劃，要與20人同爬一條船，才知要好好與人溝通。它也教曉我不能放棄的正向思維。」嘉瑩表示，目睹華埠租戶困苦，加上是婦女抗暴力項目的義工，日後希望由司法途徑幫助他人。有份孕育這班年輕人的溫靜婷（Sarah Wan），也是因中學由香港移民的經歷，畢業後投入NGO，一做就廿多年。但今在CYC行政總監這個管理層位置，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她向本報表示，3個中心愈做愈大，應付每日200多人上門使用服務，「加上百多個職員的工作環境下，根本無法每人分配到1張（辦工）枱，十分擠迫。」空間不足，別說擴張服務，能否續租物業也存疑。「在三藩市如不買下中心的物業，NGO長遠很難繼續提供服務。樓價升得這麼厲害，很多NGO已遭迫遷，被業主收回物業轉售或發展。無自己物業是很難想前瞻的計劃，因為太多變數。」她表示，現時得到業主諒解每期只加租約一成，但仍擔心有天要應付市內加到三、四成的水平。政府直接出資協助NGO購置物業的手法在美國不常見。市長李孟賢周五宣布從今年預算案撥款270萬美元（grant，約2,106萬港元），助CYC、救世軍灣景中心、移民組織Portola Family Connections等十多間NGO，幫補購入永久會址或讓他們再自行融資，永續服務。未來兩年給NGO預算則達12億美元（約94億港元），其中有3,900萬（約5%）（約3億港元）是一筆助NGO追通脹的金額，確保財政穩建。不少獲選NGO本來已有籌款，但就差最後這筆錢方能成事。Sarah興奮表示，CYC得到這70萬美元（約546萬港元）作為「種子基金」投資，今終可「扑鎚」買下在亞裔社區的新會址，改善現時中心的設施不足。




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international/art/20170528/20036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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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官地供NGO短租

1 : GS(14)@2017-12-04 23:49:28

【本報訊】政府被批評未有善用短租用地，部份淪為富豪「後花園」。地政總署昨公開部份短租用地資料，全港共840幅可供非政府組織申請作短期用途的政府用地，面積最細蚊型地僅75平方呎，最大位於馬灣，面積達85.6萬平方呎。有團體批評當局未開放出租渠道，擔心規模較細的機構難以租用。


最細僅75方呎


有關資料已上載至地理資訊地圖，資料顯示，全港有869幅由地署管理、可供非政府組織申請作短期用途的政府用地，若不計算空置校舍則有840幅，港島及九龍分別有59幅及38幅，新界區則多達743幅。其中面積最大用地位於馬灣，該幅臨海用地位近青馬大橋，面積達85.6萬平方呎，可租用約1至5年。另一組面積較大用地位於跑馬地掃桿埔平房區，由3幅地組成，在大球場旁，面積共76.8萬平方呎，租用年期約1年。最細地皮則位於葵涌石蔭路葵發大廈旁，該幅面積僅75平方呎土地，可出租約1至5年，屬住宅用地。另外，港島中西區亦有蚊型地，位於上環西消防街，僅85平方呎。而山頂豪宅區亦有4幅地，其中一幅位於麥當勞道64號碧雲樓旁，面積僅237平方呎，前特首曾蔭權便持有碧雲樓一低層單位。資料未有列出租金，地署指非政府組織申請用地時須取得相關決策局政策支持，地署會按情況收取象徵式或市值租金。本土研究社成員陳劍青認為政府雖公開土地資料，但仍需政策局支持才批地，擔心一般團體難以成功申請。■記者鍾雅宜



來源: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 ... e/20171129/20228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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