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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演一個青春期女孩的父親，有預演未來生活的感覺嗎？

黃磊：對，就是科幻片，預示著未來。我45歲了，算晚婚晚育。這年齡，孩子一般都青春期了。我好多同學的孩子都上大學了。

我沒見著同學孩子的青春期，但是見著身邊朋友孩子的青春期。不理他，爸爸媽媽說什麽都覺得不對。原來都是爸爸媽媽身邊的小寶寶，突然就變了。

南方周末：教育孩子的現有經驗，演戲時哪些可以代入？

黃磊：有一條比較像。要跟她做朋友，多交流，別站在對立面。有時可以說：“你這對，但是媽媽說得也對，咱們現在先聽聽媽媽的，咱倆一頭兒。”

南方周末：面對劇中那個青春期的朵朵，你會不會覺得自己的教育經驗太不夠了？

黃磊：我家孩子上的不是公立學校，沒有應試教育這麽大的壓力。我們不太管多多的學習。學校里最重視的其實不是上課、考試，而是閱讀，要求每個星期讀多少本書、小說什麽的。她們有圖書館，可以借書看。咱們這兒好像禁止孩子看課外書。

劇中有一段。有個美國來的老師，給了朵朵一本《暮光之城》，說學英文看挺好的。方醫生覺得好，但海清演的媽媽就說，你現在要看的是考試的書，習題集都沒看完，怎麽能看小說呢？而且這本小說還有吸血鬼、愛情故事，這不行。

我的經驗真不太一樣，我們不管孩子看書這些事情。我小時候爸媽也不反對我看課外書，我課內書都沒怎麽看。課外書上寫的不也是字嗎？我不認識這個字，不也查字典嗎？課外書就不能建立知識結構，不能建立對世界的認識、形成世界觀嗎？

所以，我們有時候就是為考試忙活，家長們常說“真沒辦法”。我姐姐孩子上高二，也是青春期，反應非常大，又面臨明年高考。家里都在研究這個。

是不是一定要考大學？他現在商業上非常有成就（指坐在一邊的朋友），當年才上到高二。為什麽一定要過那個關卡？我也有同學考入大學，覺得終於完事，就不努力了。在努力的過程中，應試只是一種渠道。

南方周末：你未來和青春期孩子的沖突不會那麽激烈？

黃磊：我覺得是。她跟父母叛逆，因為父母站在她對立面。你跟她站一頭，她想找個人叛逆，也沒人。她說覺得特沒意思，那我也覺得沒意思；她說不想學，我也覺得不用學，先歇會兒吧，她不就不叛逆了嘛？

孩子覺得你說得都不對，你說半天，只能得到一個結果——招她煩。我覺得到多多青春期的時候，我會跟她一頭。

南方周末：電視劇里，夫妻倆因孩子留學而提前形成“空巢”家庭。你會做同樣的選擇嗎？

黃磊：其實養出這只“小鳥”之前，巢里也沒有第三個人。所以人要自己找支點。我在臺詞里寫道：從二人世界到三人世界，再回到二人世界。

我們最終都會離開自己的父母，去獨立生活，去闖蕩。會遇到同樣的問題。

有了孩子，我們才知道，原來父母對我們曾經那樣的關註和好。但那時候父母已經老了。這就是這個故事寫到的：跟父母要別離，跟兒女要別離，跟自己的過去也有個別離。

多多到了一定年紀就會離開我。但我應該不會在她十三四、十四五歲的時候，就送她去做小留學生。我確定不會。我跟妻子就是這麽商量的。在考大學之前，我不會把她送到一個國外的寄宿學校。

因為我只有這一生，她也只有這一生，我們能在一起的時候就要在一起。而且，青春期時父母在身邊太重要了。

南方周末：是枝裕和導演講過一個故事：他長期出去拍戲，回來後女兒看到他怯生生的，他要出門，女兒說“下次再來啊”。你遇到過這種情況嗎？

黃磊：這事在我身上發生不了。我這麽多年拍戲，都是錢多事少離家近，在北京拍。

我有個車，車上弄一個床板兒，早晨起來開車到現場拍戲，拍完我車上一躺，給我運回家去。他們後來說你老在車上躺著不吉利，人一般都是到最後才在車上躺著的（大笑）。我說我不管，北京城我都躺遍了。

南方周末：但有段時間，說你累出了心臟病？

黃磊：我年輕的時候心臟不好。都是教海清他們班的時候，被她氣的（笑）。

南方周末：你曾經談過“有尊嚴地活著”和“體面地死去”的問題，是否給女兒講過這些“大道理”？

黃磊：我之前寫過一篇《寫給未來的你們》，寫了愛情、朋友、工作。我現在又續了後面的。

第一段寫的就是關於死亡。我不希望弄得那麽混亂，大家手忙腳亂，脖子也給切開了，肚子插一根管子。不用，完完整整，不用搶救我。

南方周末：對於多多的未來，你現在有藍圖嗎？

黃磊：沒什麽藍圖。就兩樣：一個，她身體健康；第二個讓她對這個世界、對自己都善良一些，長大了，就學會悲憫了。

南方周末：方醫生痛哭的一段，令人印象深刻。他原來是一個所謂“小男人”，爆發時展現了許多委屈、隱忍。

黃磊：哪有“小男人”“大男人”，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兩人相處，有時候你大，有時候你小，有時候你強，有時候你弱。如果出現了所謂的矛盾，總要承受、隱忍。有時候也要一家三口去對抗不可知的外部。

劇里他們要給孩子去補托福、補SSAT（美國中學入學考試），找以前得過的獎。白天上課，晚上去補習班，夜里全家人陪著一塊兒熬夜寫卷子。其實根本不是對抗，只是面對。

南方周末：社會對男性有種預期，要做一家之主，家庭支柱，得站在大家的前面。

黃磊：家里的支柱，是擋風遮雨，不是去逞強。不示強，也不示弱。其實有個規律：在家里特橫的，頤指氣使，出去都是“領導您坐”這樣的；在家里，（親切地叫）“媳婦兒！”在外面都是被別人喊“領導”。一回家，“水給我倒上”，“茶給我沏上”，出門都是慫包。

人別把勁兒使在自己最親的人身上，把姿勢都擺在自己親人身上，然後出門之後是個卑微的樣子。應該對這個世界不卑不亢，對自己身邊的人放棄那些多余的尊嚴。這樣的人才值得去稱贊，或者效仿。

在這個世界面前沒有尊嚴，回到家唯我獨尊，好像隨時有個王位要繼承，我不希望這樣，我塑造的人物，也不希望是那樣。

南方周末：方醫生是你心目中比較理想的男性形象嗎？

黃磊：我們在塑造（角色）時，多少都會帶著對角色認識、對自我認識的“鏡像”。一個人塑造多少角色，都脫離不了自己。

南方周末：方醫生的委屈，突然爆發，是中年危機的表現嗎？

黃磊：當然有危機。人懂得些道理，或表現出一種常態，並不代表那些坎在他身上不發生。

我雖然懂得孩子會長大，會離開我，但她長大離開我，我還是會很難過。我雖然知道在她青春期的時候，我要跟她並肩站在一起，但我還是會覺得，她以前並不是跟我並肩，也不是站在我對面，而是在我懷里的。可我會把她放下，然後她就會走，就會跑，最後遠行。

這不是中年危機，是每個人都要接受的過程。人不光有中年危機，哪年都有危機。去年也有危機，明年也會有危機。

南方周末：中年危機是個偽命題嗎？

黃磊：凡是標識性強的東西，都是偽命題。

南方周末：在銀幕上，你從什麽時候轉型成為居家男人？

黃磊：是從《婚姻保衛戰》開始。我一直跟大家解釋：你們老覺得我轉型，我什麽也沒轉，只是在做演員的工作。

當年我演《人間四月天》《橘子紅了》《似水年華》，那樣的戲今天已經沒有了，大家不拍了。《雍正王朝》《康熙王朝》那種歷史大正劇，現在也不拍了。劇種不斷地變，我們去適應。

作為演員，我也想演不同類型的角色。那時我剛拍完《四世同堂》，（趙）寶剛導演演冠曉荷，我演祁瑞宣。他接著要拍《婚姻保衛戰》，跟丁（芯）大姐倆人遛彎時，他說要找黃磊演許小寧，丁大姐就說：“黃磊演祁家大少爺的，怎麽演這個？”她覺得有點奇怪。

其實拍戲的時候，我跟寶剛導演經常在一塊兒聊。我是在北京長大的孩子，但北京腔不重，有《婚姻保衛戰》里邊人物的樣子，嘴皮子快，反應快。他覺得這個勁兒比較合適。

南方周末：趙寶剛導演的這個作用，就好像當初陳凱歌導演挖掘你演《邊走邊唱》。

黃磊：我見著他的時候，不知道他長什麽樣。那時候我高三剛畢業，進到那屋里，我說：“誰是陳凱歌？他找我。”他就站起來，說：“我是。”我看著他，他看著我，他覺得我一臉混不吝的樣子，特別像劇里那個石頭。

南方周末：可以說，以前那個長發飄飄、文藝範兒的黃磊還在，但呈現形式不一樣？

黃磊：那時候，我們全校都長發飄飄，就是流行。當時你要有個刺青，就是黑社會。現在，我的化裝師一個胳膊上全是刺青，但人非常老實。這是文化在演變，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特征。今天我如果依然長發飄飄，體重多了好幾十斤，那多搞笑。

南方周末：TFboys在劇中客串幾個學生，你怎麽看他們？

黃磊：我非常喜歡。昨晚（8月12日）我躺在上海一家酒店，看了會兒韓國KBS電視臺。一個天團唱歌，九個男孩，突然一瞬間我覺得，哎喲，好看呀。後來又出來九個女孩，也挺漂亮。我覺得我沒跟這個時代脫節。那些花美男，真挺好看。

那個時代我也是偶像派，只是那時流行長發飄飄，叼根煙，文藝青年，眼神放空，誰都不服。每個階段有每個階段的樣子，我要是趕上1990年代出生，現在也在那兒跳呢。

你不能要求說，這個時代怎麽不像我那會兒了。那你就別活在這會兒。既然活在這會兒，就要接受這個時代的樣子。而且還要喜歡它。

南方周末：有權威的人或者父母，經常會有你講的那種傾向。

黃磊：這就不對。我最反對“一代不如一代”，這是什麽話？我認為我女兒會比我強，她們下一代會更強。這樣我們才覺得這個世界好，才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