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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早期居家市場重裝修、輕裝飾，這幾年，八○後敢消費，肯在居家上花心思；加上中產階級崛起，房地產又熱，開始重視「軟裝」，生活工場也趁勢西進搶市。 撰文‧林孟儀 在上海理工大學外的陝西南路和復興中路一帶，聚集了許多家飾業者和花藝店，其中，來自台灣的生活工場，白底綠字的招牌也赫然在列，讓不少台灣來此工作的人感到驚喜，竟還有人跑進店裡問：「這是台灣的生活工場嗎？」確認後還開心的在店門口拍照，好像發現了什麼寶藏似的。 物流、人力素質和商品結構面臨挑戰在大上海地區，布置居家的生活雜貨店選擇很少。瞄準這個商機，早就在中國鴨子划水四、五年的生活工場，在今年的五、六月，一口氣開出上海陝西南路、無錫、漢口三家店；加上二○○八年開放加盟的三家店，年底將在長三角開滿十五家門市。 很 多台商問生活工場中國區總經理林鈺峰，「你們怎麼那麼晚才來？」他總是笑著回答：「不會啊，我們來得正是時候！」中國早期的居家市場是重裝修、輕裝飾，這 幾年八○後（一九八○年後出生）敢消費，肯在居家生活上花心思；「加上中產階級慢慢起來，房地產熱，對所謂『軟裝』開始重視。」林鈺峰觀察，近兩年上海生 活雜貨市場漸漸成形，有別於以家具為主的ＩＫＥＡ、連家電都賣的特力屋。 在台灣有十八年基礎的生活工場，○六年起開始考察中國市場；○八年在蘇州參加商展時，當場就有兩百多人想加盟。為了解市場、測試物流，前年九月起開放了武漢、杭州、天津三家加盟店。 結果發現，二級城市缺乏生活家飾、雜貨店，市場反應不錯，武漢的加盟主今年已經開了第二店；杭州加盟主今年下半年再開兩家店外，更進一步想談區域代理。 「我 們是中型企業，沒辦法在中國一直開直營店。」林鈺峰解釋，在台灣擁有二百家直營店的生活工場，到中國必須改變策略，委由區域代理統籌掌控加盟店。「在地人 才知道當地的商圈分布、消費習性，這不是我們一天、兩天做調查就可以了解的。」因此以加盟先測試市場的生活工場，將採上海陸續開直營店、但華中一帶則委由 區域代理做加盟，雙軌並行打江山。不過中國戰線實在太長，生活工場加盟的腳步也會審慎，以免加盟太浮濫，打壞品牌。 在中國，生活雜貨的市場潛力不是問題，挾著三千種品項、十八年完整供應商體系登陸的生活工場，最大的挑戰在於物流配送、人力素質和商品結構的調整。 林鈺峰指出，初期運送交付給中國當地物流公司處理；可是理貨、包裝不佳，加上內陸運輸不完善，貨品耗損率高達九％，反觀台灣的耗損率根本不到○．一％。於是，去年在上海自建倉儲和發貨中心，物流的耗損率才降到一％以下。 林鈺峰算過，長三角一帶，都在上海倉儲發貨的三百公里範圍內，一天就能配送完，可降低物流成本。至於一千公里外的天津和武漢店，兩天內可以到達。今年底，生活工場就能完全做到商品統一下單，然後由上海或台灣倉儲異地發貨的目標。 生活品味高低決定競爭力 再來，是人力素質，「生活美學還是需要時間，不過我會先讓他們嘗試。」一九八二年生的陝南店店長吳允盛搖搖頭，把員工突兀插在兩個抱枕後的一把紫色滿天星拿出來，斜放在玄關桌上，看起來自然多了。 林鈺峰點出，中國員工只能做賣場清潔，「貨架的陳列、賣場的布置，是他們最沒有概念的，有待教育。」因此今年派出二位七年級店長分駐上海兩家直營店，傳授員工商品材質、銷售技巧、門市布置等知識。 比起龐雜的當地家飾店賣場，「生活工場不只賣商品，還賣情境式的空間氛圍，加上自有設計部門，不會和市場的通路貨一樣，優勢和差異性就在這裡。」林鈺峰說。 中國那麼大，南北的生活習性、喜好差異也大，商品結構也得跟著調整。 林鈺峰觀察，北方愛大紅色，很忌諱白色，開發商品時就得注意差異性。又如南洋的芒果木材質不適合賣到北方，因為冬天冷、室內又開暖氣，商品容易裂掉；台灣熱銷占三成營業額的紡品如抱枕套，華中就是產地，當地接受度差；若是印度進口的紡品，他們又會覺得是好貨，願意消費。 「如果是進口或他們沒見過的，價格不是問題。」林鈺峰指出，台灣客單價新台幣四百元，陝南店客單價約八百元。在二級城市沒有競爭者，消費者常和裝修設計師一起來，一買就是一、二萬元人民幣。 看準中國消費者愛嘗鮮、喜歡舶來品的特質，生活工場採取雙品牌策略，引進了高單價、較具奢華感的working house collection，蒐羅各國設計師的商品，客單價更拉高到新台幣七千元。 中國的居家美學產業正要起飛，生活工場能不能成為領頭羊？各方拭目以待。 生活工場 Profile 中國區總經理：林鈺峰 中國成立時間：2009年9月店數：直營店3家、加盟3家，下半年將開滿15家店去年營收：中國3家加盟店營業額400萬元人民幣 生活工場成功心法 1. 初期先開放武漢、天津、杭州三家加盟店，測試市場和物流配送2. 成立上海倉儲發貨中心，將來可統一採購，上海、台灣異地發貨3. 未來採直營、加盟雙軌進行，品牌亦雙軌並進，有生活工場和賣設計師商品的collection | ||||||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282940&time=2011-07-24&cl=115&page=all
緊縮依然。銀行信貸管控更加嚴格，民間拆借水漲船高，銀行資金的體外循環衝動不減。
一位大行公司部負責人對財新《新世紀》透露，貨幣監管部門在6月份曾口頭要求主要銀行，調整貸款規劃，包括部分地推遲放貸，以免對居高不下的CPI火上澆油。「目前我行北京分行要求各個支行每週上報提款額度，包括放款給哪幾家企業、額度是多少。」一位基層貸款員稱，至於需求最為飢渴的房地產開發行業，早已停貸。
「如今房地產商主要通過民間拆借來周轉資金。一家地產商就以年息60％的利率拆借了數億元資金。」一家大行東部地區分行負責人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
利誘之下，低成本的信貸資金向民間借貸市場轉移。一位擔保公司風險控制部門負責人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鋼鐵企業放私貸已是行業的普遍行 為，「因為抵押物變現快，鋼材企業比較容易拿到銀行貸款。鋼材貿易利潤又特別低，佔壓資金非常大，所以不如放貸賺錢。」他透露，這些私貸的月息通常是 3％-7％月息（即年息36％-84％），而一些大企業的銀行貸款利率仍維持在個位數，年息最高才到10％。
面對資金雙軌制下出現的尋租現象，貨幣當局的知情人士向財新《新世紀》記者透露，央行現在左右為難，一方面，需持續加息來控制通脹預期，改善負 利率；另一方面，還要面對來自不同背景企業對融資成本上升的不滿，至於利率市場化，更是受制於匯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
7月20日，中國銀監會召開2011年第三次經濟金融形勢通報分析會，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要求各銀行業金融機構要嚴格遵守相關監管規定，規範開展 理財業務和其他金融創新活動，進一步完善以日均存貸款為基礎的統計、監測和考核機制，堅決取消單純依賴時點指標考核的做法。高度警惕近期網絡借貸、民間借 貸和小額貸款公司等領域凸顯的風險。
非對稱雙軌
據央行統計，上半年中國社會融資規模達到7.76萬億元，而同期銀行貸款為4.17萬億元，銀行體系外的資金融資佔比攀升到46％。有分析認為，如果考慮到還有一些未被納入統計的民間拆借，銀行體系的資金供給已不足50％。
光大證券的一份研報則稱，儘管信貸佔社會融資總量的比重已由2002年的92％下降至目前的55％左右，但銀行通過表外業務（委託貸款+信託貸 款+銀行承兌匯票）提供的融資量佔27.4％，再加上銀行參與的企業債承銷及交易，銀行直接和間接參與比例依然佔社會融資總量90％以上。
一位銀行高管就透露，在銀信合作的信託貸款被抑制之後，委託貸款已成為銀行最重要的一種創新貸款方式。所謂委託貸款是指由委託人提供合法來源的 資金，委託業務銀行根據委託人確定的貸款對象、用途、金額、期限、利率等代為發放、監督使用並協助收回的貸款業務。委託人包括政府部門、企事業單位及個人 等。
並不擠佔額度是委託貸款受歡迎的原因，前述國有商業銀行公司部負責人透露，因為窗口指導，各主要銀行在6月末都沒有出現明顯的季末沖高，而是將相關貸款計劃重新分解到下半年。這使得部分原先可以拿到貸款的企業階段性地感到資金緊張，轉而尋求委託貸款，利率也為同期限貸款基準利率的1倍-2倍。
民間拆借也因此水漲船高。前述大行發達地區分行的負責人介紹，這種高息尤其在地產行業尤甚，究其因，一方面是房地產行業高回報的性質，使得他們 能夠承受較高的資金成本；另一方面，開發商通常都只是階段性資金緊張，只要臨時周轉數月，把樣板房建起來，進入預售階段便可很快回籠資金，從而攤薄了實際 的拆借利率，如果按月息、季息計算，實際的資金成本約20％-30％，在可承受範圍之內。
流動性偏緊
月末、季末的存貸比考核正使存款大戰愈演愈烈。一位國有商業銀行財務高管透露，原定6月開始實施的日均存貸比考核並未嚴格執行，否則將意味著不少銀行「關門歇業」。
他表示，無論大、小銀行，都面臨相當的存貸比壓力，如果切實實行日均考核制，很多銀行都會不時面臨觸發值，遭到業務准入暫停等監管處罰。目前， 監管機構雖然要求貸存比以75％為上限，但對國有銀行提出更嚴格的差異化觸發值的考核要求。其中，工行的觸發值約為63％，而中行則為72％。多位受訪的 業內高管均表示，各家銀行通常不敢鋌而走險。中行貸存比較高主要是因外幣貸存比在升值背景下居高不下。
貸存比一直是商業銀行最忌憚的一柄利劍。某大型銀行高管表示，貸存比考核還有待更進一步精細化，比如對新增貸存比是否應有所規定，2008年，有的銀行的新增貸存比超過了100％；另外，外幣貸存比是否也應該單獨考核，部分銀行的外幣貸存比也已經過百。
在宏觀緊縮背景下，商業銀行自身資金也面臨多重壓力。如央行每次上調存款準備金，不少銀行甚至一些大行都會措手不及。中行曾險些湊不足須繳納的準備金，而建行的日常資金頭寸在繳納準備金後，流動性也曾捉襟見肘。
前述某大行高管直言，這與各行對同業存款的考核政策有關。由於多數銀行都不將同業存款納入考核，所以不少銀行日常的同業存款都是零或長期負增長。
目前工行和建行對同業存款有所考核，但由於機制和授權不同，考核方式各異，所以對同業存款的處理也不同。有的銀行4％的利率拆入，再轉手以4.5％的價格拆出，賺取利差。中小銀行則通常以賺取利差為主要目標，但大銀行則傾向高度集權。
「過去由於管理混亂，曾經出過案子，所以現在有的銀行傾向於集權管理，優勢在於成本和風險可控。但從利率市場化的角度看，這是最基本的最簡單的項目，應該允許適度放權，讓銀行在實踐中增加應對利率市場化的能力。」前述人士直言。
利率市場化困境
前述股份制銀行高管並不諱言，利率雙軌制導致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失靈，便宜的信貸資金為國有企業壟斷，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不得不千方百計去尋求體外資金，不僅成本居高不下，有時還鋌而走險。
前述接近央行的知情人士稱，有銀行高管建議貨幣當局考慮進一步貸款利率下限的浮動區間。他的理由是，一方面，在整個信貸資源比較有限的情況下， 銀行有較強的議價能力，不會對其立竿見影地產生衝擊；另一方面，在對稱加息導致融資成本增加的情況下，銀行可以自主對優質客戶採取更大的下浮比例，從而對 沖其影響。
一位央行人士對財新《新世紀》記者透露，貨幣當局認為利率市場化是大勢所趨，但一直多有顧慮，「比如，市場上同時存在面臨財務硬約束的銀行和沒 有財務硬約束的銀行，就可能存在不公平競爭。如面臨資本充足率約束的銀行和不受約束的銀行，有政府補貼的銀行和不享受補貼的銀行，特別是在市場化退出機制 尚未建立，市場約束效力有限，對存款人隱性擔保依然存在的情況下。」
央行行長周小川就曾在公開場合表示擔心。他認為，金融危機中，一些金融機構在出現問題時，往往通過高息攬儲或發行一些高收益產品獲取資金，以掩 蓋資產負債表出現的問題，寄希望未來有機會緩過氣來。如何防止問題機構不正常利率鋌而走險，不正當競爭，是利率市場化推進過程中需要解決的問題。
不過，周小川亦表示，在商業銀行財務重組和股份制改革取得階段性成果之後，為選擇一些具備財務硬約束的金融機構推進利率市場化奠定了基礎。
某股份制銀行高管表示，中國的利率市場化改革可以悄然推進。基本路徑是，進一步放開金融工具的利率市場化，當替代型融資佔比超過30％以後，推 進利率市場化就可以水到渠成。當年以直接融資為主的日本同樣是採取了類似的步驟。由於當前理財產品的發展空前繁榮，上半年的流量已近10萬億元，而存量也 已接近2萬億元。他認為這部分產品的定價已經為銀行利率市場化進行了預演，也將進一步倒逼市場化進程。不過，同期銀行貸款餘額高達76萬億元，要達到三成 的目標還很遙遠。
前述接近央行的知情人士認為「時機並未成熟」，利率市場化的推進與匯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亦緊密相關，互相影響。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1-20/100350430.html
「想像一下，你在路上走著走著，突然想喝咖啡，於是你拿出手機，通過星巴克的支付應用 叫一杯咖啡，然後打開手機的移動定位服務功能繼續行走。幾分鐘後，星巴克的員工踩著滑輪將咖啡送到你手上，你拿出手機輕輕一刷，交易就完成了。」這是天翼 電子商務有限公司監管部經理趙恩澤描繪的移動支付未來的圖景。
2011年的最後一天，三大運營商旗下的中移電子商務有限公司、天翼電子商務有限公司、聯通沃易付網絡技術有限公司獲得第三方支付牌照，令試點 摸索的移動支付業務邁入合規發展的軌道。 不過，三大運營商並未因此心滿意足。一方面，僅拿到移動支付和收單牌照，與其預期的「全牌照」有差距；另一方面，在移動支付中，仍存在中國移動自主研發的 2.4GHz和銀聯主導的13.56MHz兩套標準，兩套標準各有利弊，未來行業標準如何框定尚不明朗，運營商們只好斥巨資「兩條腿走路」。一位中國移動 內部人士對財新《新世紀》坦言，「眼前仍像蒙著一層霧。」
原銀聯首席研究員、現任國泰君安首席研究員林采宜指出，當前移動支付屬於微利行業，商業模式並不成熟。各方參與者更多是希望通過移動支付模式觸達並鎖定最終用戶，通過其派生的其他增值服務模式盈利。
為了能籠住用戶和佔領未來的市場空間，儘管眼前微利甚或無利，電信運營商和中國銀聯仍各不相讓。
「兩條腿走路」
目前，工信部、央行已共同啟動移動支付行業的標準制定工作，但統一的行業標準仍未正式出台。不同頻率的標準背後，運營商和銀聯都自有算盤。
支付行業資深人士王輝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運營商推廣移動支付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增加用戶黏性，在激烈的競爭中守住用戶，這意味著運營商需要將具有支付功能的芯片集成在自己的SIM卡中。
2009年4月，中國移動推出了RF-SIM卡，這種卡一般置於手機電池之後，若要實現現場支付，其射頻必須穿透電池。當時，13.56MHz頻率在穿透手機電池、金屬後蓋上遭遇瓶頸，由此中國移動力推2.4GHz頻率作為行業標準。
這觸動了中國銀聯的敏感神經。在銀聯看來，13.56MHz頻率是國內外金融機構受理終端的通用頻率，也是其他行業的通用支付標準，能與非接觸式銀行IC卡兼容，改造成本小。
繼中國移動之後，銀聯很快推出了自己的NFC（Near Field Communication，近距離無線通訊技術）解決方案，堅持13.56MHz標準。隨後，銀聯著手改造POS機。截至目前，全國聯網POS機有330萬台，其中，能夠受理13.56MHz頻率的POS機已超過60萬台。
在移動通訊市場處於後發地位的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為了盡快拓展市場，選擇投身銀聯陣營。2009年11月，中國聯通與銀聯簽署全面合作協議； 次年5月，中國電信也與銀聯簽署了全面合作協議。「但銀聯方案必須使用NFC手機，每台NFC手機約為2000-3000元，這麼高的手機置換成本令市場 推廣難度很大。」支付寶策略經理張春樂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說，「同時，銀聯方案主要是將銀行卡捆綁進手機，運營商很難避免淪為通道的命運。」
運營商對捆綁銀行卡並不情願。一位中國電信內部人士對財新《新世紀》記者稱，目前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試點，但推廣效果不理想。
從2010年下半年開始，聯通、電信也加入了2.4GHz的陣營。因政策前景及行業標準並不明朗，三大運營商都選擇了「兩條腿走路」，同時發展2.4GHz標準和13.56MHz標準。
一位中國移動內部人士向財新《新世紀》記者透露，中國移動基於2.4GHz標準的產品已在廣州、深圳、上海、成都、北京五地試點，基於13.56MHz標準的試商用產品正在研發解決中。
據財新《新世紀》記者瞭解，在13.56MHz標準下，目前任何一家運營商都沒有正式推出將芯片捆綁進SIM卡的商用產品。現在市面上基於 13.56MHz標準的產品，大都是貼卡或掛卡，即將集成借記卡、信用卡、手機錢包支付的芯片貼在手機背殼上。「問題在於，這個芯片可以貼在手機後蓋上， 也可以貼在衣服上或者其他地方，運營商沒辦法捆綁用戶。」一位中國移動人士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說。
在2011年中國移動支付產業年會上，國家金卡辦主任、中國信息產業商會會長張琪曾表示：「標準必須統一，但標準不是惟一。」國家金卡辦在 2009年成立了國內首個移動支付標準工作組。有接近監管層的人士也向財新《新世紀》記者透露，國家標準委員會、工信部以及央行正在考慮將2.4GHz、 13.56MHz同時納入行業標準。
不過，國泰君安首席研究員林采宜相信兩個標準只是過渡，終會統一到13.56MHz。她認為，2.4GHz雖然技術趨向成熟，但鋪設受理網絡、改造終端的成本較高，短期內適用性有侷限。移動運營商也有向13.56MHz過渡的趨勢。
在互不支持的兩個標準之間，運營商不得不做兩手準備。據支付寶策略經理張春樂預計，若採用2.4GHz標準，運營商改造每台POS機的成本約 500元，獨立採購每台POS機的成本則為1200元；若佈局13.56MHz標準，除了考慮NFC手機置換成本，用於新的解決方案研發的資金亦是不菲。
德國電信諮詢公司中國區高級顧問譚炎明指出，統一標準涉及三大運營商內部、運營商與銀聯以及背後產業鏈的利益博弈，最後結果尚不明朗。
市場還是「青蘋果」
移動支付主要分為近場支付和遠程支付。所謂近場支付，即直接「刷」手機支付；而遠程支付是通過發送支付指令（如網銀、電話銀行、短信支付等）進 行支付。三大運營商在拿到支付牌照後，主要還是致力於發展障礙小的遠程支付業務，而真正意義的「刷手機消費」——近場支付，還有待運營商攻克技術難關。在 近場支付市場，目前三大運營商都在推廣手機錢包。手機錢包是類似於第三方預付卡的儲值賬戶，可以為用戶提供小額消費服務，用戶可在簽約商場、超市、便利店 像刷公交卡那樣現場消費，即刷即走。
「較之捆綁銀行卡，手機錢包顯然能給運營商帶來更大收益。」張春樂給財新《新世紀》記者算了一筆賬：若直接刷銀行卡消費，發卡行、收單機構、銀 聯將以7︰2︰1的比例分配手續費；若通過手機刷銀行卡消費，運營商獲得的收益取決於它的談判能力，發卡行、收單機構、銀聯、運營商或按6︰2︰1︰1的 比例進行分配。但若通過手機錢包消費，運營商將通過自有賬戶結算，掌握整個環節的主場權，或僅需與收單機構按8︰2的比例分配。可見，在這幾種模式之下， 運營商都有動力進入收單市場，並爭取獲得預付卡牌照，以在後端收益分配中提高分成比例和話語權。
2011年10月，中國移動與浦發銀行聯合推出「手機錢包聯名卡」。這張卡集借記卡、信用卡、手機錢包功能於一體。以398億元代價認購浦發20%股權的中國移動，不僅與浦發共享借記卡、信用卡帶來的手續費收益，還可獲得手機錢包的大部分收益。
林采宜認為，浦發與移動的戰略合作，其根本訴求是浦發來自資本充足率方面的財務要求；而移動的訴求則在於借助浦發跨越金融資質障礙，可開展更多移動支付業務的嘗試。目前，手機錢包聯名卡有一定的市場領先性，但由於受理終端的侷限，規模上還難以上量。
若要開展手機錢包業務，張春樂認為，運營商需要以靈活的策略打通終端受理體系，同時還需要向央行「討一個預付卡業務牌照」。
2011年底，央行向三大運營商發放的第三方支付牌照並非「全牌」。中國聯通、中國電信的經營範圍為固定電話支付、移動電話支付、銀行卡收單； 中國移動則為移動電話支付、銀行卡收單。至今，三大運營商仍在向央行申請增補經營業務範圍。之所以暫時拿不到「全牌」，易觀分析師張萌認為，運營商在其他 業務上可能未達到央行規定的要求，尤其是安全要求。中國移動內部人士則透露，央行只想讓運營商從事自己行業內的事情，PC端支付及預付卡業務等，還是交給 第三方支付公司。
據艾瑞諮詢的研究顯示，截至2011年底，中國的移動支付交易規模總額為481.4億元，同比增長149.4%，用戶規模為1.9億。預計2013年，移動支付交易規模超過2000億元，用戶規模增至4.8億。
財新《新世紀》記者獲得的一份材料也顯示，截至2011年底，中國移動的手機支付業務用戶數接近5000萬，合作商戶超過14000家，交易額 超過100億元。但是，真正刷手機的消費者並不多。「這些交易額大部分來自於手機充值、繳話費，以及運營商自有業務支撐的交易等。」王輝表示。
據中國移動內部人士透露，拿了牌照後，中國移動首先會對自有業務進行支付的遷移，如手機充值、繳話費、更改話費套餐等業務將逐漸採用自己的支付產品，營業廳也將開始用自己的POS機進行收單業務。
截至目前，中國移動已在全國80多個城市上線水、電、燃氣、醫保等九大類約400個繳費項目。張春樂坦言，這類公共繳費項目盈利微薄甚至出現虧 損，它主要是為了先將用戶培育起來，再慢慢向近場支付遷移。在王輝看來，「刷手機時代何時到來，取決於市場的成熟度。」他認為，從中國支付行業的發展規律 來看，從紙幣支付向信用卡支付過渡用了二三十年；從信用卡支付到互聯網支付用了不到十年；而從互聯網支付到移動手機支付，預計需要二年到四年的發展才能初 具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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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理財產品透明度、丙類戶實名制、健全外部監管和對交易記錄的有效監督， 是最好的防腐劑 ◎ 陸磊 文 當前出現的債券市場利益輸送實際上與上個世紀80年代產品價格雙軌制和90年代初期資本市場“原始股”、90年代中期的銀行賬外經營在本質上並無二致：存在一個官定價格，同時有一個市場價格，在兩者之間可以充分尋租，形成各種層次利益輸送的“老鼠倉”，無非是對租金的一種再分割。 最終被掠奪的在當年是需要使用物資的企業和公衆，在當前則是存款人（或理財產品購買者）與債券發行者。前者以低廉的成本向金融機構提供資金，後者則被要求用高成本發行債券，兩者之間的價差被各類參與遊戲的金融機構和內部人分肥，且更為“安全”。 這是因為，股票市場老鼠倉還要取決于基金經理的能力和運氣，賬外經營還要看借款企業的信用，而債券市場則 屬於無風險套利。因此，問題的核心仍然在於壟斷下的價格雙軌制。 債券市場恰好屬於銀行、券商、基金、企業和政府等各類主體的“交集”。 債券發行利率與居民儲蓄存款利率（或理財產品回報率）之間存在一個巨大的利差，這是缺乏透明度的金融市場所致，並成為利益輸送得以形成的根源。 一是銀行壟斷性地獲得廉價金融資源。無論是存款還是理財產品，其利率或收益率均由銀行說了算，且投資者永遠不知道銀行類理財產品的用途，不明白自身應該獲得多高回報。這就自然滋生了某種金融腐敗——即使是最有“良心”的銀行也最多按照承諾的4-6% 的回報率向投資者提供回報，超出部分收入囊中。為什麼公衆不知道金融機構以自己的資金從事了怎樣的交易並獲得了怎樣的回報，卻要根據“買者自負”原則，承擔所有風險？ 二是國家發審機關和承銷商壟斷性地決定了發行價格。利益輸送的遊戲之所以可以玩下去，其關鍵的另外一“軌”在於債券發行價格以壟斷決定。利率不妨定高一些，則債券價格相對較低，原始債券持有人只需要加價出售即可獲利。最終，金融機構再按最高的價格（即最低的利率）賣給中小投資者。 究其因，壟斷是根源。官定價格在最初資金供應和最終債券發行兩端被人為鎖定，中間的巨額利差通過所謂的“市場交易”被各色人等瓜分，巨額利潤是針對公衆的毫無技術含量的直接掠奪。 對中小投資者而言，相比信托產品或股票二級市場基金，後者的投資者一般准入門檻較高，金融機構在客戶關係博弈中相對卑微，客戶可相對清晰地瞭解到資金的使用方向、結構和餘額。而用途含混不清、回報率相對低且不確定的小額理財產品恰恰是對中小投資者利益的侵蝕：它利用了中小投資者只求資金回報率高于通貨膨脹率的保底心理，實現了對其資金寡廉鮮恥的占據。這是一幅極具諷刺意味的場景：具有風險迴避特性的中小投資者置於被宰割地位，當他們為獲得4%的回報而歡欣鼓舞時，另外4% 卻被空手道玩家們笑納。 利率市場化、發行審核機制等改革應是解決資金價格雙軌制所形成的尋租行為之根本手段。但是，因上述改革在短期內難以有效推行，透明度應是解決債市問題的惟一可行手段。 第一，既然最終的資金供應者對風險承擔責任，則理財產品說明書就不能僅告知年化收益率，而應詳細通告交易記錄，包括所交易的債券品種、交易價格，終止產品時的清算價格。如果該理財產品總是按高價格買入債券或低價格賣出債券，則投資者擁有提前中止權利。 惟其如此，才能讓投資者明明白白交傭金，金融機構如實交付投資回報。 第二，丙類賬戶應推行實名制，並在債券市場公告。如持續出現同樣兩個交易者連續交易，則自動啓動核查機制。 第三，實行類似股票基金的固定收益基金經理監管制度。在條件成熟時，央行金融市場司與公安部門應該聯合設立類似證監會稽查局的內設機構，對交易行為實施現場檢查。因為在機構自身存在規避監管等內在訴求的前提下，利益輸送僅靠內控機制並不能完全奏效，外部監管的健全和對交易記錄的有效監督將是債券交易最好的防腐劑。 作者為廣東金融學院院長 | ||||||
新華網報道，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23日審議了國務院關於統籌推進城鄉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工作情況的報告。報告指出，我國將推進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建立與城鎮職工統一的養老保險制度。
報告稱，按照中央部署，有關部門經過廣泛調查研究和反複論證，已經擬訂了改革方案，並經國務院常務會議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審議通過。
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一個統一、五個同步。“一個統一”，即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建立與企業相同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實行單位和個人繳費，改革退休費計發辦法，從制度和機制上化解“雙軌制”矛盾。
“五個同步”，即機關與事業單位同步改革，職業年金與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同步建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與完善工資制度同步推進，待遇調整機制與計發辦法同步改革，改革在全國範圍同步實施。
報告稱，由於城鄉居民基本養老、基本醫療保險起步晚，待遇水平仍不高；由於各地財政承受能力和基金結余分布不均，且統籌層次仍偏低，社會保障互濟功能發揮不夠，導致地區之間待遇差別較大；由於機關事業單位仍實行單位退休養老制度，與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雙軌”運行，待遇差距矛盾突出，社會反響強烈。
由於我國社保體系建設采取先城鎮後農村、分人群漸次推進的方式，再加上農村社保制度實施時間不長，而且實行自願參保政策，目前全國還有１億多人沒有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主要是部分非公經濟組織員工、城鎮靈活就業人員、農民工以及部分農村居民等。
報告雖然沒有透露具體的改革方案的內容，但這仍舊意味著，在我國實行近20年的養老保險“雙軌制”終將被破除，走向統一。
此外，國務院報告還稱，2020年我國人口預計達到14.3億人，為實現“全面建成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的目標，國務院有關部門已經制定並開始實施以養老、醫療保險為重點的全民參保登記計劃。
雙軌制的終結的探討由來已久。從2014年5月起，全國人大財經委調查組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社會救助制度為重點，進行了專題調研。據調研組在中國人大網的問卷調查，49%的被調查者對機關事業單位職工退休金與企業職工養老金差距大表示不滿。
調研報告稱，各地反映雙軌制是當前社保制度不公平方面的突出問題。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企業養老保險改革，機關事業單位並未參加，雖然後來一些地方開展了機關事業單位養老金改革試點，但多數僅是在形式上繳納社保費，體制機制沒有根本改變。
註："雙軌制”問題始於1995年，國家率先對企業養老制度進行社會保障改革，實行企業和個人共同承擔為內核的“統賬結合”模式。機關和事業單位未列入改革範圍，依舊由國家財政完全撥付。這就形成了在養老制度上，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兩種截然不同的“雙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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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觀察報 記者 降蘊彰 由中組部、人社部等方面推動的新一輪公務員工資改革正在提速。
12月初，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七次會議審議了《關於縣以下機關建立公務員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的意見》。會議明確，在總結試點工作經驗的基礎上，將在全國縣以下機關推行職務與職級並行的公務員晉升制度。
按照中國現行的公務員管理體制，公務員的職務高，相應的級別就高，所享受的工資待遇也高。下一步推行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之後，公務員即使得不到職務上的晉升，只要工作突出，也能通過其它途徑提升職級。換句話說，就是在職務晉升之外，基層公務員也可以通過提升職級，來提高自己的工資待遇。
目前中國公務員總數是717.1萬人，其中有60%是在縣級以下政府機關，核算下來，大約有430多萬名基層公務員將從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中獲益。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預計，到明年底，公務員職務職級並行制度有望在全國範圍內實施。他擔憂，如果僅僅提升基層公務員的待遇，將會使學校老師、公立醫院醫生等事業單位一線人員產生不滿情緒，由此帶來一些負面效應。
一名不願署名的人社部專家則表示，在推行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之前，必須先完成公務員分類，目前，除了在深圳、上海等少數地區，中國公務員管理基本都采取的是“大一統”模式，沒有什麽類別劃分。下一步，除了要加快公務員分類改革，還需要對《公務員法》進行修訂，並出臺與公務員分類改革相配套的其它政策措施。
“雙軌制”
中國公務員工資由基本工資、津貼補貼組成。官方的說法是，中國公務員基本工資從2006年以來就一直沒有上漲，這已經影響到公務員隊伍、尤其是基層公務員隊伍的工作積極性。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對於公務員漲工資，時任國家公務員局黨組書記的楊士秋就明確表示，現在只是部分公務員擁有灰色收入，存在腐敗現象，不能把限制公務員的灰色收入，與給公務員漲工資混為一談。
前述人社部專家表示，按照職務對應級別來看，現在縣（市）一級的縣（市）委書記、縣（市）長、人大主任、政協主席，都屬於處長級別，縣（市）發改委主任、縣（市）教育局局長等是屬於正科級，再往下，依次為主任科員、副主任科員、科員、辦事員。由於受職務限制，這部分公務員的基本工資偏低，享受的津貼補貼也很有限，而且絕大多數沒有晉升空間。
先在縣（市）級以下機關中推行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實際上采取的是較為穩妥的改革，下一步從中獲益最多的，將是在基層工作的科員級別以下的公務員群體。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早在十多年前，就曾提出“公務員職務與職級並行”建議。他認為，實行“職務與職級並行，就相當於給公務員增加了一條晉升通道“。這意味著基層公務員晉升機制將由“單軌制”轉變為“雙軌制”，具體來說，就是由過去的職務決定級別，職務決定工資待遇，轉變為由職務、職級兩種途徑，來決定公務員的工資待遇。
對於何時才能實施公務員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前述人社部專家對經濟觀察報的答複是，中央早兩年已經批準在江西省九江市、甘肅省禮縣、廣東佛山南海區等地，開展公務員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試點，但目前取得的經驗還很有限。預計在下一個五年規劃期內，中央將在總結、完善試點經驗的基礎上，將公務員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在全國範圍內推廣。
不過，汪玉凱、竹立家等專家均否認了這將是公務員加薪的前奏。前述人社部專家也表示，人社部等方面對整個公務員工資改革基本上還是處於調研階段，短期內主要是提高基層公務員的工資待遇，還有限制公務員工資中名目繁多的各種津貼補貼。
低調試點
據悉，除了中央批準的九江市、禮縣等公務員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試點，在安徽、福建、山東、江蘇、河北、遼寧、上海、深圳等省（市），近些年也都開展了推行公務員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的試點工作，但從整體上看，只有深圳、上海取得的改革經驗和成效較為突出。
經濟觀察報采訪山東、安徽、福建等多省人社部門了解到，現在只是啟動了對公務員職務與職級並行“雙軌制“的前期調研，還沒有制定出具體的實施方案。在九江市、禮縣等官方指定的公務員職務與職級並行試點地區，主管部門的官員則刻意保持低調。至於其中緣由，九江縣人事局局長吳文麗認為，“這是一個政策性太強、太敏感的事情”。
前述人社部專家表示，之所以試點進展不多，一方面緣於中組部、人社部等方面沒有出臺具體的政策制度；另一方面，公務員漲工資的話題本身太敏感，怕招致外界強烈的反彈。
竹立家認為，工資改革還涉及到《公務員法》的修改等一系列問題，此外目前在中西部地區的部分縣（市），連正常的公務員工資發放都有難度，實行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後，必然會增加支出，由此造成更大的財政負擔。
前述人社部專家分析表示，目前，《公務員法》僅針對綜合管理類公務員的職務進行了明確劃分，並未對行政執法類、專業技術類的公務員職務劃分作出具體規定。深圳、上海兩地之所以在探索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方面走在前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率先開展了公務員分類改革。
早在2010年，經國家公務員局批準，深圳啟動公務員分類改革，將公務員劃分為綜合管理、行政執法、專業技術三大類別。在此基礎上，又對各個類別進行更為細致的劃分。比如，現在深圳的行政執法類公務員共分7個職級，絕大部分在退休前都可以享受到副處以上的工資待遇水平。
上海在2011年開始實施公務員分類改革。目前多數公安機關執法人員在退休時都可享正科級待遇，有的甚至能享受到副處級甚至正處級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