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遺址在雕零中 隋唐長安城怎麽保護？

安化門20世紀末情況還不錯。幾年後，企業蓋起來了，配套的商業機構蓋起來了……遺址所在的地方，成了某個學校操場的講臺。大名鼎鼎的玄武門，如今也被壓在一座學校的教學樓下。

按照規定，建設工程在開工前，要先經過考古勘探。而很多施工單位，會擅自繞過這一步。最後挖出文物來，執法部門也只能依法罰款了事。

一位考古學者說：“還可以從中搶救的就這些：傳統的綠地和廣場、城中村改造、地鐵站修建。開發商能留一點時間給我們發掘就行，成本並不大。”但現實是，如果沒有政府幹涉，開發商當然更願意趕工。

一個被重型機械鑿開的大坑，正靜靜躺在西安市南二環與桃園南路的交界處。這是“大唐西市三期佳郡”住宅地產項目的施工工地。

2015年3月，有大學生路過，看到有人正在坑邊撿拾陶器、瓷片、“開元通寶”。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前副院長張建林和同事田有前聞訊趕到，發現除了大量文物，坑里還暴露著五個唐代的水井遺跡。緊急上報文物部門後，這塊工地目前已停工。

如果把唐代地圖覆蓋上去，這塊地方正處在唐代西市九宮格式布局的西南格。現在，西市西南隅，成了隋唐長安城諸多被破壞遺址中的一處。

西安人常引這座城市曾有過的“漢唐盛世”為豪。但當被問起“唐城墻在哪兒”，多半人會條件反射地把手指向那段周長13.74公里、“中國現存最完整”的明城墻。

少有人知道，埋藏在他們腳下0.7m-1m，承載著他們心中榮耀的隋唐長安城，在過去十幾年疾風驟雨的城市建設中，已遭到不可挽回的破壞，僅存的一些遺址，也岌岌可危。

隋唐長安城的確切稱呼，其實是“隋大興唐長安城”。由隋文帝楊堅下令興建，占地83.1平方公里，是今日西安明城墻內範圍的七倍。與其同一時期興建的，還有隋唐洛陽城。

2014年11月，《隋唐洛陽城——1959-2001考古發掘報告》出版，很多西安的考古工作人員為此唏噓不已：到2001年，隋唐洛陽城已有212處發掘點，而隋唐長安城，直至現在挖掘點還不到30處。

作為省會城市，西安比洛陽在保護發掘上有著更多不便。而最不便的是，不同於洛陽市毗鄰隋唐洛陽城而建，西安市方方正正地落在隋唐長安城的原址上。

“現在只能寄望於未來城中村拆遷，或者地鐵站修建時，能讓我們這些考古的去做一做發掘。”張建林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把這稱作“隋唐長安城最後的機會”。

“模範人物”的大坑

“西市三期的大坑里，遺址肯定破壞完了，但是井比較深，還能留點兒做搶救。”張建林向南方周末記者不無惋惜地說道。

西市歷來被認為是隋唐長安城中，宮殿遺址之外最重要的遺址。這里是絲綢之路的起點，一千多年前，胡商們在這里著胡服、吃胡食，買賣珠寶、銀器，很多人死後就葬在長安城。唐長安城之所以被稱為“國際都市”，很大程度就是因為有這塊“國際交流中心”。

在2006年“大唐西市”一期工程時，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考古隊曾對涉及區域進行了考古發掘和部分保護。發掘部位在唐代西市九宮格的正北格，發掘面積約為唐代西市的1/8。挖掘的最大成果，是西市的十字街、石板橋和涵洞等。

像這樣能在城市繁華地帶進行的考古發掘很少。環繞著現今的“大唐西市”商業區，許多重要的政府部門高高聳立，比如西安市規劃局、陜西省國土資源廳。這些在21世紀後興建於唐代西市遺址上的建築，從沒聽說過有任何配合基建的考古發掘工作介入。

在參與了“大唐西市”一期工程考古發掘的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何歲利看來，西市能挖那1/8，已是僥幸。原因之一是，開發商呂建中是個收藏愛好者。

呂建中本來想做的是高層住宅，十字街挖掘出後，項目泡湯了。陜西省文物局和呂建中溝通後，項目改為在十字街原址上建博物館，周圍再進行文化地產開發。

也只能允許他們開發，把挖出來的遺址全部保護起來不太可能。何歲利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一方面，遺址其他部分的保護情況不是很好，信息不是很完整；另一方面，全面保護的話，就沒有今天的‘大唐西市’了。”

“今天的大唐西市”，是呂建中後來建的包括古玩城、風情街在內的文化地產項目。這些項目依托的正是他投資3.2億修建的大唐西市博物館。

“西安房價不高，當初呂建中如果建住宅的話，根本比不上現在的收益。”陜西省文物部門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更重要的是，除了商業上的收益，呂建中也獲得了政治上的好處。

“大唐西市博物館”後來一直被作為利用民間資本保護文物遺址的典型，而呂建中則是保護文物的“模範人物”。他先後被評為“全國優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中華文化人物”“2011年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年度傑出人物”，連任三屆西安市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並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但如今，破壞了西市東南隅遺址、處於停工狀態的“大唐西市三期佳郡”，也是這位布滿光環的“優秀民營企業家”名下的工程。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和《陜西省文物保護條例》等地方性法規的規定，建設工程在開工前，都要先經過考古勘探。

勘探是考古發掘中基礎性的一步，目的是初步了解地下情況，但在實際操作中，由於地面情況複雜、勘探技術限制，誤勘、漏勘時有發生。而很多施工單位，為了不耽誤工期，總會擅自繞過這一步，最後挖出文物來，執法部門也只能依法罰款了事。

至於西市三期工程，究竟是沒有進行勘探工作，還是勘探了卻沒有任何發現，西安市文物稽查隊至今還在調查中。

那叫什麽考古？

過去六十年里，新中國對隋唐長安城的保護和發掘也有重視。

最早的工作始自1957年。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為此專門成立了一支考古隊派到西安，就叫“唐城考古隊”。考古隊當時對整個隋唐長安城的遺址進行了全面勘探和一些早期發掘。

2000年後，陜西省和西安市的文物保護部門，在一些重要的遺址上進行了修繕和展示。比如含光門遺址、西城墻南段、興慶宮部分遺址等。

其中最為人熟知的，莫過於被當作遺址保護典範、在古遺址保護經驗上被廣為傳頌的大明宮遺址。

“同樣是唐長安城的三大宮殿之一，興慶宮，我們至今連一份完整的遺址平面圖都畫不出來。隋唐長安城110坊，我們連一處完整的遺址都沒揭露過。”張建林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甚至在很多業內人士看來，隋唐長安城考古就只等於大明宮考古。”

這麽多年，關於隋唐長安城的考古報告也只有兩份：《醴泉坊遺址》、《醴泉坊三彩窯址》，就這也都是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出版的。

張建林參與了在醴泉坊的那次發掘。1999年，一個收藏家在西安市西郊的一個建設工地發現了一批唐三彩殘片和窯具。陜西省考古研究所介入發掘時，工地里的兩座樓已經開建，考古隊只能在兩樓之間進行發掘。

“那叫什麽考古？我們在人家挖的基槽里，清理了半個殘窯，撿了點碎片。”張建林說道。

另一次“虎口奪食”式的發掘在2009年。當時，西北大學附近的邊家村、黃雁村進行城中村改造。施工過程中，有人發現了唐代遺跡。張建林上報文物部門，最終爭取到200平米的發掘面積。在這次發掘中，他們發現了通義坊的東西街、南側排水溝遺跡，以及部分骨器、錢幣、經幢。

“通義坊是皇城南的第二排坊，是個小坊。如果建設能往後推半年，那我們就能做一個比較完整的發掘。”張建林很遺憾。

這也是法律允許的遺憾——法律規定，在建設中發現文物的，要由文物部門根據保護文物的要求，與建設單位共同商定處理辦法。盡管大多數時候，解決方案都是文物部門說了算，但也有一些時候，文物部門拗不過強勢的商業力量。

張建林發掘的那一小塊通義坊唐代遺址，最後解決方式是：施工單位在其它地方重新劃定一塊地方做發掘。但土層挖開，下面卻全是現代的地下水管道，考古工作只能放棄。

兩年挖了十幾年的

被當作範本的大明宮遺址保護，也並非毫無爭議。

大明宮遺址建成前，陜西省文物局沒少到西安道北做群眾工作——道北，亦即西安火車站和鐵道以北。1938年花園口決堤事件後，大量河南省難民沿火車道走到西安，定居道北。道北人一直居住在用簡易磚瓦搭建的房子里，沒有排水設施，廁所也總是臭氣熏天。

1980年代初，國家文物法推行，道北地區作為唐大明宮遺址所在地，被要求不能進行各種大型建設。眼見其他地方不斷起高樓、建工廠，道北人心急火燎，卻動彈不得。很多次，執法人員到遺址區進行興建違章建築執法，都被村民堵在村子里。

2005年，有記者曾去道北采訪，看到一座無比巨大的垃圾山，就矗立在大明宮麟德殿遺址旁。“因為遺址上不能蓋房子，只好用來倒垃圾。”當地居民當時這樣告訴記者。後來大明宮遺址公園修建時，僅僅移去這座垃圾山，就花了500萬元。

大明宮遺址公園的修建，確實讓這些瀕危的遺址得到了保護，很大程度也改善了當地居民的生活。被拆遷的棚戶區居民都住上了附近新蓋的安置樓，並獲得了補償款。在如今的大明宮博物館里，還有一座當年的棚戶房被保留展示，用以表明大明宮拆遷改造工程的利民功績。

從拆遷到建設，大明宮遺址公園耗資120億元。作為大明宮項目的實際操盤手，曲江集團用自己慣常的“文化地產”模式解決了這筆資金。時任曲江集團董事長段先念，曾前後遊說各路地產商人為大明宮投資，幫助大明宮拆遷、建設安置房，政府再回報以周邊地皮，最終，靠大明宮旅遊拉動周邊消費與房價的雙重上漲，投資者們由此收回成本。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何歲利從1990年代末開始，就參與了大明宮考古，他多次在公開場合表達，遺址公園的建設這件事，是要“留待後代檢驗的”。

“2008年大明宮建設開始前，我們對大明宮的發掘也有半個多世紀了，都是循序漸進的，總共發掘面積也就那麽一點點。考古也需要沈澱、研究，需要花時間。但2008年開始建設，2010年就要開園，兩年時間，要發掘的面積是過去同樣時間里發掘面積的好幾倍。”何歲利無奈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文物部門對於考古挖掘的需要並非沒有考慮，他們要求施工方將所有建設都避開遺址，並本著節約資源的原則，盡量減少建築。比如大明宮遺址公園的地下文物博物館，就是直接依托於一個多前村民們私自挖鑿的垃圾坑而建。

“整個大明宮遺址的保護模式，對遺址利用而言自然是好的，對城市發展也是好的。對文物保護的宣傳也很好。但在一定程度上，它仍然對遺址造成了某些破壞。”何歲利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道。

至少對於文物部門工作人員而言，他們再也不必擔心，隔三差五要去面對村民們增加收入的訴求，也不用擔心一覺醒來，遺址周邊又被亂搭亂建。最重要的是：大明宮遺址至少被完整地保存下來了。

他們連探測到的位置都是錯的

更多遺址在雕零中。和西市遙遙相望的東市，這些年也起了不少建築，卻沒聽說有遺址發現。

距離西市遺址往東不遠處，就是今天的西北大學所在處，也就是張建林所發掘的“通義坊”區域。82歲的西北大學歷史教授李健超住在這里。“前些年，從我們這里，還能看見小雁塔。”坐在自家陽臺上，李健超向東南處指去。如今眼前卻只有林立的高樓——高層建築意味著更深的地基，也意味著，如果地下有遺址未經挖掘，必遭滅絕性破壞。

李健超研究隋唐長安城幾十年，“閉著眼睛都對隋唐長安城的大街小巷一清二楚”。可近十幾年，他只能睜著眼睛看著這座“資本主義社會之前，人類歷史上最大都城”不斷被破壞。

早年他寫過《隋唐長安城清明渠》，探討清明渠作為隋唐兩代三大水利工程之一，對長安城供水的作用。“清明渠當年是從安化門一路下來流到現在的西北大學。”李健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如今，西北大學整修暖氣管道，已經把清明渠全部挖掉，只剩下兩米多殘址。

李健超提到的安化門，20世紀末保存情況還很好，穩坐在西安南郊一處城中村的空曠地帶。那時何歲利常去調查，“遺址的門墩都在”，幾年後，城中村的企業蓋起來了，配套的商業機構蓋起來了，安化門消失了。何歲利再去拜訪，只能判斷以往遺址所在的地方，成了某個學校操場的講臺。

大名鼎鼎的玄武門曾是隋唐長安城宮城的北門，如今它被壓在一座教學樓下。不遠處，一所駕校里，有一處北城墻保存了下來。文物部門把它用土石圈護起來，立了塊遺址保護碑。何歲利最近去考察時，碑已倒地。

“唐長安城最重要的兩個門，是通化門和開遠門。”李健超介紹。

西市是絲綢之路貿易的起點，西門則是胡商離開長安城西去的起點。開遠門遺址所在地，是現在西郊的大土門村，門址已被現代建築覆蓋。“其實花不了幾十萬，買一百平方米地，就能把西城門保住。”就在不久前，李健超還向文物部門建議。

至於東門，1950年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的探測報告稱，已遭損壞。但李健超研究發現：“他們連探測到的位置都是錯的，錯了一百多米。”

宮城城門中，承天門保存較好，遺址現在坐落在蓮湖公園內。隋唐皇帝祭天前，要先在承天門上舉行盛大的儀式，再移步如今西安南郊的唐天壇。

唐代的天壇叫做圜丘。1999年，何歲利所在的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唐城考古隊曾在此處做過考古發掘。結果讓所有人興奮：北京天壇只有三層，分東南西北四面臺階；而唐代圜丘有四層，一圈分布著十二面臺階。

“按照《大唐郊祀錄》的記錄，它都是有講究的。”何歲利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四層，哪一級官員在哪一層級祭祀，都有嚴格的限制。十二面臺階是按十二星宿排布的，皇帝要從正南面的臺階登到最上面一層祭祀，因此正南的臺階要比其他十一面都寬。”

1999年做完圜丘發掘，文保部門用圍墻將圜丘圍了起來，對遺址本體進行了夯護，在遺址旁邊修建了木棧道，人可以從棧道走上去觀看。

但沒有多少人關心這個地方，圜丘也沒有專門的管理機構。圜丘現在欠缺維護。“可能再過一兩年草又長上了，又荒了。”何歲利擔憂地說。

對於保護難度，何歲利也能理解：“文物部門作出保護規劃，還要上報上級部門審批，有時候涉及規劃部門，各部門又要協調。現在亟待解決的遺址這麽多，都得一個一個來。”

假遺址起來了，真遺址怎麽辦？

也有一些遺址保護案例被人稱道。比如唐皇城含光門遺址的博物館式保存，以及高新區西城墻南段遺址綠化帶。

2005年左右，高新區要進一步在西安市西南郊做開發，考慮到規劃開發的地區，恰好埋著唐長安城外郭城西城墻南段，也就是延平門一段，陜西省文物局拉高新區管委會坐下來談。

談的結果是，高新區管委會把已發掘的一段唐城墻，建設成遺址公園；把延平門遺址建設成延平門廣場，再把尚未發掘的唐城墻一帶做成了綠化帶。“綠化帶可以預留，也不會對遺址形成大規模的破壞。可以把遺址留下來，可以給後人去挖。”何歲利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

後來曲江集團在南郊建設時，也發現了一段城墻，於是仿效西城墻綠化帶，做了一個南城墻遺址公園。在這個條狀公園里，開了幾個地面上的小視窗，低頭便可見墻址。

也有考古工作者對曲江集團不認同。“借一丁兒遺址保護作秀，再建破壞更大範圍的遺址。”有考古學者痛心疾首，向南方周末記者抱怨。這個文化產業集團，以“遺址公園”的名義，在唐曲江池原址上修建了新的曲江池，並在周邊建以大量仿古建築，但所謂的“曲江遺址”，只進行了部分鉆探，並未進行任何考古發掘。

真正的古遺址卻留存不多。

“還可以從中搶救的就這麽幾類：傳統的綠地和廣場，城中村改造，地鐵站修建。”張建林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施工時，開發商能留一點兒時間給我們發掘就行，成本並不大。”

但如果沒有政府幹涉，開發商當然更願意趕工而不是拖延工期。

張建林關心的里坊發掘，就更困難——不同於西安明清城墻內的全面保護，隋唐長安城一直是被點狀保護的：大明宮、興慶宮、青龍寺等遺址區域，屬於文物保護單位、建設控制地帶。但大片的里坊區域，並沒有這樣的優待，按規定，建設單位只需在開工前進行考古勘探即可。而勘探這件事，又時常被躲避。文物部門也力有不逮：以往，文物安全執法主要靠當地政府和公安機關，後來成立了專門的文物稽查隊，人手依然捉襟見肘。

張建林希望政府能出面建立一個隋唐長安城考古地理信息系統，這個系統需要打通文物局、城建局、規劃局、國土資源局，及時在系統上共享最新的城市建設動態，考古部門也把一些已知的文物發掘點、文物密集區域在今天城市中的位置標示上去。

政府部門是否能接受他的建議還未可知。已知的是，他“完整挖掘一處里坊”的願望，在拔地而起的高樓中越來越不可能；而他心心念念的興慶宮遺址完整平面圖，在現時複雜的地表情況下，恐怕也難以完成。

長安5月產量“急剎車”首現負增長 中國汽車或陷入危機周期

長安5月產量“急剎車”首現負增長 中國汽車或陷入危機周期

一財網 李溯婉 發自廣州 2015-06-07 13:54:00

國內乘用車企業銷量排名前五的上海大眾、一汽-大眾、上海通用、東風日產以及北京現代在5月的銷量均出現下跌。有專家認為，中國汽車市場已經大半個身體陷入了危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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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史150518一日看盡長安花

說史150518
一日看盡長安花
朝日執筆：歷史小品系列17

上集介紹「曲江池風景區」的同時，也略略描述了新科士子「曲池宴」的盛況。本篇繼續介紹一些與「登科」有關的小知識。

我們現代人在理解古代歷史之時，經常會有一個「認識誤區」，不自覺地將「古代」視為長期穩定不變的鐵板一塊。事實上，我們對古代的認識，其實多數只是及於明清，甚至僅是來自明清的小說、戲曲等通俗文學。然而，我們卻很容易將這個本應只適用描述「明清」的印象，推擴至用以作為對整個「古代」的理解。故此，在通俗文學中，會出現唐朝官員會怕丟了「烏紗帽」的情節。（「烏紗」在唐代是便帽，至明代始專指「官帽」。）

在影視作品中描述某位唐代士子在科舉中「連中三元巧威威」，同樣是犯了「穿越時空」的錯誤。「連中三元」指的是同一名考生在「鄉試」、「會試」和「殿試」中都考到第一名，從而先後得到「解元」、「會元」和「狀元」的稱號。不過，唐朝的科舉考試，根本就不是實行這種「鄉試」、「會試」和「殿試」的三級制。進一步說，唐朝甚至連「狀元」這個稱呼也絕少出現，而把第二名叫做「榜眼」和考第三名的叫「探花」，更絕對是南宋才開始有的事。

不過，這裏也要先說明一下。事實上即使明清時代，無論是在官方文件，抑或禮部公開唱名，都只直接稱「第一甲第一名」、「第一甲第二名」和「第一甲第三名」。所謂「狀元」、「榜眼」、「探花」，從來也只是「俗稱」而已。只不過在唐代，就連這樣的「俗稱」也還沒有出現。當然，若將「狀元」定義為「每一屆最高層級科舉考試中的第一名」，唐代當然也會有「狀元」。唐高祖武德四年的進士孫伏伽，應該算是唐代乃至全世界第一個「狀元」了。

唐代雖然沒有「狀元」之名，但卻有類似的「狀頭」稱呼。「元」和「頭」其實都差不多，都是「第一」、「起始」的意思，故此「狀頭」和「狀元」也是一樣的意思。問題是，究竟什麼是「狀」呢？這有兩個說法。

科舉雖始於隋，但卻定制於唐。狹義的「科舉」單指「進士」一科，本文隨後的說明，基本上也會集中指「進士科」；而廣義的「科舉」，其實指涉整個考試制度中的所有科目，包括較為主要的「明經」，以及其他諸如「明算」、「明法」等雜科；甚至還包括了間中因特殊原因，或者皇上心血來潮而開設的「制科」，時人稱「制科」第一者為「敕頭」。也正因為有「制科」，故此唐代雖沒有人「連中三元」，但卻出現了一名「勁友」張又新，先在京兆府「鄉試」考得「解頭」，再在「省試」考到「狀頭」，後來又在「博學宏詞科」（「制科」之一）考到「敕頭」，人稱「張三頭」，好不威風。

和後來的宋明清一樣，唐代的士子若要做官，至少要經過三場考試，不過要考的試卻有點不同。士子首先要在「鄉試」中脫穎而出，從而獲得「舉子」或「貢生」的資格，這樣就可以到京城考由「禮部」主辦的「省試」了。這裏的「省」，指的是「禮部」所屬的「尚書省」，而不是後來我們認識的「行省」。在考試之前，各考生要先把一份詳述自己身家履歷的「投狀」遞交到禮部。故此，禮部試中考到第一的考生，就會在所有「投狀」中排頭了，這就是「狀頭」或「狀元」的由來。

第二種說法，是考試完結後，會張貼皇榜公佈成績。考第一的考生名字自然就會寫在皇榜的開首處，所以就稱為「榜首」或「狀頭」了。不過，由於在皇榜中一般會將考到「第一甲」的頭三名考生的名字，平排地置於考中名單的首行，故此在唐代甚至是宋初，「狀頭」或「狀元」往往不僅指第一名，有時還會包括「一甲」的第二和第三名。

從宋代開始，及至明清，考生在「禮部試」（或稱「會試」）中脫穎而出後，就一定有官做了。雖然還要多考一場由皇帝親自主考的「殿試」，但只是作為「排名次」之用，不會再作淘汰，必然會有職位安排。
不過在唐代，考生通過「禮部試」（「省試」）成為進士後，只是獲得「做官的資格」而已。情況類似今天你在「綜合招聘考試Common Recruitment Examination」(CRE)中合格，並不是直接就會「畀個官你做」，還得再因應相關職位進行各種考選和面試。同樣道理，唐代的進士要做官，還得再考「吏部試」，合格之後就能夠脫下粗布衣，穿上官服了，所以又名做「釋褐試」。「褐」就是粗衣的意思。除了考「吏部試」外，進士們還可以通過考上面提到的「制科」，諸如「賢良方正」、「博學宏詞」之類，而得到官職。

「吏部試」的難度似乎並不下於「禮部試」。號稱「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在獲得進士資格後，就曾經三次在「吏部試」「肥佬」，再三次上書宰相請求舉薦又沒有回音，最後只得到宣武節度使董晉門下當幕僚，期望爭取保薦為官的機會。他還已經算是幸運的了，因為有個別沒有門路的考生，甚至在及第後二十年也沒有官做。

上面提到，將第二名叫做「榜眼」，第三名叫做「探花」，是到了南宋才開始定下來的。不過，「探花」之名的出現，其實遠早於「榜眼」。事實上在唐代就已經出現了，只不過當時並不用來指「第三名」而已。
話說一眾新科進士金榜題名後，朝廷通常會安排專人帶領他們，在長安城中四處遊覽，其中必然包括在名勝大雁塔上「雁塔題名」，另外也會參加一下各商會或居民團體舉辦的飯局。當然，各種慶祝活動的高潮，就是上回提到，在長安名勝「曲江池風景區」舉辦的「曲江宴」了。「曲江宴」通常在曲江池畔的杏林舉行，故又稱「杏林宴」。這宴會還有另一個有趣的別名—「燒尾宴」；傳說鯉魚躍過龍門後，會有天火將其尾燒去，之後就能化身成龍，故以此比喻及第考生從此晉身「士人」階級。

在皇帝與朝中顯貴皆會出席的「曲江宴」上，最好玩的環節莫過於選「探花使」了。進士們一般會互相推選幾個最「後生靚仔」，最重要是未婚者，並由皇上即場詔封其為「探花使」。「ＸＸ使」是唐代常見的官職名稱，一般是皇帝直接任命，以辦理某些特殊任務者。「曲江宴」的宴會場所本應在北面的「民用區」，但這三數名「探花使」卻獲禦準進入南面的皇室花園中，選摘各色漂亮的鮮花，以裝點宴會場地。有時大家玩得興起，還會拉隊由這幾名禦封的「探花使」，騎著簪花掛紅的駿馬，帶領著周遊長安城中各達官貴人宅邸內的花園，花園的主人一般也會表示觀迎，很有點全城同歡的意味。孟郊有詩題為《登科後》：「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描寫的就是及第進士恣意狂歡，意氣風發的情狀了。

這就是「探花」一詞的由來。直至南宋，才開始大體確定以「探花」專指「殿試的第三名」。也許與「探花」的來源有關，習俗上皇帝都會將當屆三甲，甚至全體進士中，最「後生靚仔」的欽點為「探花」；「狀元」一般會挑一個最四平八穩，最大體的；反而「榜眼」則往往是才學最好的一個。正如近代的「選美比賽」一樣，「亞軍」往往都比「冠軍」還漂亮；而「季軍」則通常賣的是「青春活力」。古今一例，當中巧妙之處足堪玩味。

現在就只剩下第二名的「榜眼」了。「榜眼」之名始於北宋。當時掛出及第皇榜時，已將首名單獨放在第一行，而第二和第三名則在第二行，分置左右，仿如一對眼睛，故此這兩名皆被稱為「榜眼」。後來由於第三名另有「探花」之稱，故「榜眼」自南宋始遂專指「第二名」。

上面特別提到「探花使」除了「後生靚仔」外，最最重要的是「未婚」。須知這個「走馬看花」和「曲江宴」的過程，其實正是皇室貴冑、達官貴人選婿的良機。這些進士的婚配，固然影響他們本身的生活，但其實與整個社會、政治形態等方面皆有莫大關係。篇幅所限，這些我們就留待下篇再說了。

車市整體不樂觀 長安福特今年跨入百萬俱樂部如何出招？

長安汽車(000625.SZ)近日對外發布的今年4月份產、銷快報，盡管旗下自主品牌4月銷量呈現上升，但長安福特汽車有限公司(下稱“長安福特”)等合資車企卻出現不同程度下滑。經過今年第一季逾20%的增長之後，長安福特4月出現大幅下滑。

今年1~4月，長安福特銷量為31.23萬輛 ，同比增長6.94%。其中，4月份的銷量為6.09萬輛，同比下滑16.34%。旗下多款車型銷量均有不同程度下滑，福特翼虎下降幅度最大，翼虎4月份銷量為7144輛，同比下降了46.1%。福特中國方面對此解釋是，為了更好地滿足不斷增長的市場需求，長安福特重慶一工廠在今年第二季度進行生產線改造維護，福特翼虎、福克斯及蒙迪歐車型的生產將受到短期影響。

網絡資料圖

不過，值得註意的是，恰是4月份，長安福特湖南24家汽車經銷商稱庫存壓力大、經營困難，暫時停止提車，經過廠商雙方協商，經銷商於4月底已開始恢複提車。

第一財經記者查閱中國汽車流通協會對外發布的“汽車經銷商庫存調查結果”發現，長安福特庫存壓力呈現減輕趨勢，其2月份庫存深度在2個月以上，但3月份庫存系數回落到2個月以下。由此可見，盡管長安福特於2016年沖刺100萬輛年銷量的野心昭然，但面對廠商矛盾激化時，還是選擇先穩定供應商渠道，相應放緩腳步。

目前，車市大環境依然不樂觀，中國汽車流通協會近日發布的“中國汽車經銷商庫存預警指數調查”VIA(Vehicle Inventory Alert Index)顯示，2016年4月份庫存預警指數為57.9%，盡管比上月下降了1個百分點，但庫存預警指數依然處於警戒線以上。

為了從中國這個全球最大的車市中切分到更大的“蛋糕”，眾多車企都紛紛加快步伐，繼在一汽-大眾、上海通用、上海大眾、北京現代等合資車企早已邁上百萬年銷量的臺階之後，東風日產以及上汽通用五菱的乘用車也於去年沖破100萬輛。不僅合資車企，自主車企長安乘用車也於去年加入百萬輛俱樂部。

與此同時，長安福特也逐漸積攢了沖刺100萬輛的“資本”。去年，長安福特銷量為83.6萬輛，今年只要實現19.62%的增速，便可實現加入百萬輛行列的夙願。如果按今年第一季的增速，夢想即變為現實。即使4月份銷量下滑，2016年也才過去三分之一的時間，而長安福特已完成其全年100萬輛目標銷量的三分之一，仍有沖擊全年銷量目標的希望。不過，經歷經銷商逼宮風波之後，長安福特將如何出招?

對於“喜新厭舊”的中國消費而言，新車是拉動銷量的利器，日系車企在一定程度上扭轉此前的頹勢實現成功逆襲，與其加快在華推出新車的速度密不可分。作為美系車的代表，福特一直在不斷加快新車導入，據福特2020戰略規劃，到2020年之前將在華陸續推出20款新車，包括新能源等產品。在北京車展上，福特發布五款新車型，除F-150Raptor外，其他的均有望在年內上市。在 “十三五”元年的2016年，福特在華合資企業長安福特絲毫不掩蓋自己寄望以新車打開一個良好開局的意圖，不僅要在傳統燃油車領域拼新車型，在新能源車型上也將加足馬力。

長安福特總裁馬瑞麟(Marin Burela)在北京車展期間表示，在展臺上亮相的金牛座限量版、福特銳界V6旗艦型和新福特翼虎，都是長安福特的新車型，還有蒙迪歐混合動力版(HEV)也是新車，今年晚些時候會推出。之所以要投產HEV，是因為這是中國消費者的心聲。另外還有插電式混動車型C-max energi也是一款新車。

“我的信息是非常明確的，我們在過去幾年新車的投放頻率是最高的，我們正是傾聽了中國消費者的心聲，提供給中國消費者最需要的這些新車型和新技術。”馬瑞麟如是說。

馬瑞麟還談道，福特品牌在新能源汽車領域的策略跟其它品牌不太一樣，首先是要對各個平臺進行電動化，不僅僅是每一款車。這樣會給客戶提供更多的選擇，無論是消費者想要HEV、插電式混合動力還是純電動車，整個平臺電動化之後，長安福特就有能力在每款車上根據這些技術進行具體的執行。

福特預計新能源汽車在2020年會占到其全球銷量的10%到25%。馬瑞麟稱，長安福特對中國市場也有著同樣的期望，期待福特在新能源領域的技術和新能源車型帶到中國市場。至於對75%到90%的傳統車型，長安福特也要在技術、排放、油耗以及技術革新方面也要成為領頭羊，這樣才能滿足客戶在移動出行方面的需求。作為一家兼具傳統以及移動性的公司來講，必須要有遠見。“One Ford”計劃也能夠幫助長安福特去傾聽消費者的心聲，並積極做出回應。

長安福特“一把手”卸任 福特中國人事大換防

福特汽車高層將迎來大調整。

福特汽車於6月6日晚間發布消息稱，長安福特總裁馬瑞麟(Marin Burela)將在2016年10月1日正式退休，在這一過渡階段，馬瑞麟被任命為福特汽車亞太區特別顧問，並向蕭達偉匯報。其繼任者是現任福特汽車印度公司總裁兼總經理何駿傑(Nigel Harris)，他除了將接替馬瑞麟出任長安福特汽車總裁外，還被任命為福特汽車公司副總裁。

（馬瑞麟）

現任福特汽車公司副總裁、福特汽車中國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羅禮祥(John Lawler)將返回底特律，接替Rowley出任福特汽車公司副總裁兼財務總監。而後者則將被任命為新設立的福特汽車公司戰略副總裁。

（羅禮祥）

在羅禮祥卸任後，福特中國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將由福特汽車公司集團副總裁兼亞太區總裁蕭達偉(Dave Schoch)兼任，而他也將直接領導並管理福特汽車在華的所有業務(包括進口車以及兩家合資公司)。

按照福特汽車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馬克∙菲爾茲(Mark Fields)的說法，此次高層的變化是基於中國市場重要性進一步提升所做出的決定。“隨著我們在中國業務增長計劃的不斷推進，中國市場在福特汽車公司全球營業收入和盈利貢獻方面所占據的比重不斷增加。”馬克∙菲爾茲說：“通過提升中國業務運營部門的級別，也正體現出了中國對於公司在未來持續盈利發展計劃中的重要性。”

在福特汽車2015年全球663萬輛的銷量業績中，中國市場就貢獻了超過110萬輛，在營收方面，其也憑借亞太區創紀錄的稅前利潤，刷新了集團的全年稅前利潤，成為另一個亮點。福特在華的成功得益於2012年提出的“1515計劃”，在2015年之前，在中國市場上推出15款全新車型。在當時，雖然很多人為其捏了一把汗，但在2015年底到來之前，福特不僅如願完成了上述目標，而且在產能提升以及經銷商建設上，都完成了當時的設定目標。

如果說1515計劃讓福特在傳統汽車業務領域奠定了領先的基礎。那麽，2016年是福特在華啟動又一次新征程的初始之年，在挖掘長安福特合資公司的潛能之外，福特與江鈴汽車在乘用車領域的新合作也拉開序幕，乘用車產品撼路者正式面世，二者後續的合作也將進一步深入。在傳統業務之外，福特又在華加速了新的出行業務的推進。

人事變動在一定程度上是面臨新競爭和迎接新挑戰而做出的必然舉措。早在4月初，福特汽車在華的另一合作夥伴江鈴汽車也完成了高層人事調整。王錫高不再擔任江鈴股份董事長，而由邱天高任。範炘任江鈴股份總裁及執行委員會主席，陳遠清則不再擔任江鈴股份總裁及執行委員會主席職務。

福特希望通過提升中國業務運營部門在公司內的匯報級別，繼續加速推進公司業務模式向兼顧汽車與移動出行公司的方向發展。但在記者看來，激進的“1515計劃”，雖然讓福特在華保持了高速發展，但同時也伴隨著系列產品質量問題，對品牌口碑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因此，在下一個階段，在高層新一輪調整之後，如何在業務高速增長的同時，保持品牌口碑的健康良性發展，對福特來說十分重要。

恩智浦聯手長安、東軟推動汽車安全行業標準設立

萬物互聯互通帶來巨大便利的背後，也有不小的安全隱患，對於無人駕駛技術尤為如此。

“以前汽車沒有互聯，安全問題沒有如此突出，隨著互聯趨勢，車輛對於消費者附加功能更多，帶來方便的同時也需要技術人員更多的開發和測試驗證。”在恩智浦FTF未來科技峰會上，長安汽車工程研究總院智能化中心副主任何文說道。

無人駕駛汽車還未商用，一些具有自動駕駛功能的汽車卻頻頻出事。近日，騰訊科恩實驗室公布一段視頻，視頻中研究人員成功利用特斯拉系統漏洞黑入汽車，幹擾控制駕駛員在行車途中操作。

針對未來車載互聯技術將帶來的安全隱患，9月27日，恩智浦聯合長安汽車、東軟集團成立“中國汽車信息安全共同興趣小組”，旨在推動以硬件為基礎的汽車安全行業標準設立。

恩智浦全球市場銷售資深副總裁兼大中華區總裁鄭力表示，通過該小組恩智浦將加強跟中國企業間的合作創新、更好將技術本地化。

對於汽車聯網技術隱患，目前技術只能做到盡量提升安全性能規避風險。“從聯網技術來說，沒有百分之百的安全，提高安全性只是讓技術達到一定水平，提升黑客破解、黑入的時間成本。” 恩智浦汽車事業部手機技術官Lars Reger說道。

目前，恩智浦的“4+1安全解決方案”主要通過無線接口、車內電子控制、網絡通信以及應用方面處理方面控制提升安全性能。

東軟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兼網絡安全事業部總經理楊紀文認為提升無人駕駛的安全性能並不存在短板理論，必須從起點、管道以及雲端做到全方位防護，黑客可能從任何角度切入漏洞獲取信息。“安全就是一個貓捉老鼠的過程，不斷提升自己防禦能力，結合人工智能技術、大數據才能完成智能化。”

而未來無人駕駛的安全對於車企而言是長期博弈的過程。Reger認為未來要保障無人駕駛技術的安全性，並不能一勞永逸，而是需要傳統車企與軟件開發方的配合。“定期返修升級能夠檢索修複可能會被攻擊的漏洞，如果你認為已經萬無一失，那別人就會走到你前面，所有這些安全性能技術上都能夠達到，只是需要從整個產業中鋪開。”Reger對包括第一財經在內媒體說道。

一財點睛丨長安汽車攜手科大訊飛 智能汽車迎風口

長安汽車(000625.SZ)3月14日晚間公告，公司與科大訊飛(002230.SZ)在長安汽車工程研究總院簽署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在智能語音與大數據分析、車聯網運營平臺三大方面開展戰略合作，包括共同建立聯合實驗室，進行智能車載語音技術和大數據分析領域、圖像識別領域、車載終端產品及車載應用平臺的相關研究。

汽車已逐漸成為和手機一樣成為互聯網新入口，疊加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都讓智能汽車商機無限。目前包括谷歌在內的互聯網及人工智能巨頭以及特斯拉、寶馬等汽車巨頭，還有大量的創業公司都加入了智能汽車大風口的角逐。

長安汽車表示，此次公司和科大訊飛的強強聯合，旨在提升長安車載終端產品競爭力，夯實公司在智能化領域的實力地位,推動公司加快從傳統制造企業向現代制造服務型企業轉型。這將為用戶在用車、出行和生活方面提供便捷、經濟的服務和愉悅、美好的體驗。

除國內長安汽車與科大訊飛展開合作外，3月13日晚間，英特爾宣布153億美元溢價近50%收購以色列ADAS(高級駕駛輔助系統)廠商Mobileye。據報道，Mobileye是世界最早也最大主攻自動駕駛技術的公司，因為提供特斯拉自動駕駛服務而聲名鵲起。Mobileye還是沃爾沃、寶馬等國際一流汽車公司的技術供應商。

受近來國內國際一系列消息影響，智能汽車或已站上風口。A股市場中，榮之聯(002642.SZ)、亞太股份(002284.SZ)、雙林股份(300100.SZ)等相關個股近期市場表現搶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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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PSA頻頻調整高管隊伍 欲走出低谷

面對其他豪華車品牌強攻，長安標致雪鐵龍汽車有限公司（下稱“長安PSA”）旗下的DS品牌銷量陷入低谷，即使成為熱播電視劇《歡樂頌2》中醫生趙啟平以及IT男應勤的座駕，依然未能帶動銷量回升。處於低谷中的長安PSA，再次迎來高層變動。

5月31日，長安PSA董事會公布了新的人事任命，應展望不再擔任長安PSA執行副總裁，調回中方母公司長安汽車出任首席專家；長安PSA原副總裁沈明均升任長安PSA執行副總裁。

沈明均先後在長安汽車從事過工程設計、產品規劃、市場研究、海外銷售及合資合作管理等多項工作，歷任汽車工程研究院副院長、合肥長安汽車公司總經理、海外事業部總經理及合資合作部部長等職。他自今年3月就任長安PSA副總裁以來，在短時間內推出多項舉措，提出了“以變革迎接挑戰”的新工作方向。而調回中方母公司長安汽車出任首席專家的應展望，先後在南京汽車、長安汽車、長安福特馬自達等公司，從事技術規劃與管理、產品開發、質量、IT以及公司的全面管理等工作。自中國長安汽車集團與法國PSA集團簽訂合資協議以來，應展望作為合資公司籌備組中方組長，牽頭主持了長安PSA的籌建以及正式成立，並於2011年11月其出任長安PSA執行副總裁至今。

長安PSA是由中國長安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和法國標致雪鐵龍汽車集團共同發起，於2011年11月經國家相關部委批準正式成立，註冊資本40億人民幣，雙方各占股本50%,2013年下線國產車型。目前，該公司的產品銷量處於低迷狀態。

第一財經記者查閱長安汽車的產、銷快報發現，長安PSA銷量增長從2016年開始戛然而止，去年銷量為16123輛，比2015年的24451輛下滑34%。今年以來，長安PSA依然跌跌不休，今年1~4月銷量為2134輛，比去年同期下降67%。

近幾年，由於業績壓力等原因，長安PSA頻頻調整高管隊伍。長安PSA前分管營銷副總裁蔡建軍在2015年3月被調回長安汽車，由當時分管采購副總裁徐駿接替蔡建軍的職位和工作，之後蔡建軍跳槽到北汽股份擔任副總裁。而擔任長安PSA DS品牌總經理剛滿一年的陳國章，於2015年12月被調往PSA集團，長安PSA DS品牌總經理一職由普華傑（Thierry POIRAT）接替擔任。2016年3月，長安PSA又掀起總裁以及副總裁崗位相繼發生變動的人事調整，莫奈(Olivier MORNET)接替博傑思（Gilles BOUSSAC）擔任長安PSA總裁，而徐駿不再擔任長安PSA分管營銷和對外聯絡的副總裁。

長安PSA原高層此前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曾談到，長安PSA的目標定得過高，早期規劃與現有的市場脫節，導致管理層一直承受巨大壓力，無論是銷量，還是定價、利潤等指標皆難以兌現，股東雙方為此存在不同看法，這是長安PSA頻頻出現人事變動的原因。

汽車分析師張誌勇6月1日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稱，長安PSA銷量低迷，引發長安PSA高層頻頻變動，冀望通過人事變動來提振銷量，但這治標不治本。DS品牌力較弱，在標致、雪鐵龍等法系陣營整體目前在華發展皆不盡如人意的情況下，身處豪華車陣營的DS品牌更是難以有所突破，現在後繼乏力。

“德系三強爭奪激烈，牢牢占據豪華車第一大陣營。日系陣營近年在華複蘇回暖，來勢洶洶，發起品牌向上猛攻，英菲尼迪、謳歌等豪華車品牌相繼國產，日系在豪華車陣營正處於上升趨勢。作為法系豪華車代表的DS品牌要擺脫困境，則需要在產品、市場推廣等方面加倍努力，因為市場阻力大。”張誌勇說。

PSA集團數據顯示，4月全球銷量為24萬輛，同比下滑8.1%。PSA全球銷量下滑與中國市場的表現不無關系。其中，PSA集團與東風汽車公司合資企業神龍公司（標致+雪鐵龍品牌）4月在華共計售出22225輛，同比下降45%，而PSA集團與長安汽車合資企業長安PSA（DS品牌）4月份僅售出228輛，同比下降85%。

除了人事調整外，長安PSA還在加大產品投放力度，計劃從2018年開始將每年推出至少一款新車，包括D級轎車、C級三廂轎車、C級SUV等產品在未來幾年上市，以不斷完善產品系列。

長安汽車：2025年停售傳統燃油車

長安汽車19日發布新能源戰略，宣布2025年將全面停止銷售傳統燃油車，實現全譜系產品電氣化；2025年以前，長安汽車將通過全產業鏈1000億元的投入、調動一萬人的研發資源，構建開放共贏的產業生態圈，打造具備高品質的新能源汽車。

同日，長安汽車還發布了CS15EV、逸動PHEV、新逸動EV300三款新能源車型，進一步豐富了長安新能源汽車產品譜系。根據計劃，2025年前長安汽車將累計推出21款全新純電動車產品、12款插電式混合動力產品。

東風、一汽、長安高層頻頻互調，三大汽車央企人事換防升級

東風汽車集團有限公司(下稱“東風公司”)、中國第一汽車集團有限公司(下稱“一汽集團”)以及中國兵器裝備集團公司（下稱“兵裝集團” ），這三大汽車央企關系越來越緊密，正迎來新一輪的高層互調。

5月11日，第一財經記者從東風公司獲悉，該公司今日上午召開領導班子（擴大）會，宣布幹部任職調整決定，尤崢任東風公司黨委常委、副總經理；劉衛東不再擔任東風公司黨委常委、副總經理職務，調離東風公司，另有任用；東風汽車有限公司執行副總裁、黨委書記雷平調離東風公司，另有任用。

據可靠消息，劉衛東今天將前往兵裝集團任職，馳援兵裝集團旗下第三次創業的長安汽車，雷平則進入一汽集團擔任副總經理一職，助力一汽集團改革。自2015年以來，一汽集團、東風公司和兵裝集團這三支汽車國家隊之間進行了包括“一把手”在內的頻頻人事調整。2015年5月與2017年8月，徐平先從東風公司董事長變成一汽集團董事長，再變成兵裝集團董事長，與他對調崗位的分別是原一汽集團董事長竺延風，以及原兵裝集團董事長徐留平。

從徐平北上、竺延風南下，再到“雙徐”換崗，國內汽車領域發生兩次罕見的一把手互調。此外，三家汽車央企的其他高層也緊接著頻頻換崗，去年，原一汽集團高管安鐵成與原東風公司副總裁高管邱現東也進行互換。今年以來，三家汽車央企掀起新一輪高層人事密集換防，一汽集團黨委常委、副總經理董春波日前也已被兵裝集團官網爆出早一步進入兵裝集團。緊接著， “老東風人”劉衛東和雷平分別調入兵裝集團和一汽集團，而“老一汽人”尤崢則來到東風公司。

大學畢業後加入東風公司的劉衛東，曾擔任過東風公司旗下神龍汽車有限公司總經理等職位，前往兵裝集團之前，劉衛東主要協助董事長負責東風公司技術中心、東風電動車輛股份有限公司、東風越野車有限公司和東風小康汽車有限公司等。

與劉衛東一樣，雷平也是土生土長的東風人。1984年加入東風公司後，雷平先後在鑄造一廠、集團經營管理部組織工作，並在2009年擔任了管理部副部長兼東風汽車有限公司經營規劃總部經營規劃部部長。2016年8月，雷平升任東風汽車有限公司執行副總裁，為東風有限“新中期事業計劃”的五年計劃順利達成目標發揮了重要作用。就在上月，雷平還兼任東風汽車有限公司黨委書記。

而剛剛50歲的尤崢，則是1990年加入一汽集團，歷任一汽轎車公司制造技術部副部長、部長，一汽-大眾公司轎車二廠廠長、規劃部副部長，中國一汽集團公司規劃部副部長，2016年11月任一汽集團產品策劃項目部部長，2017年9月任一汽集團產品規劃及項目部部長，2017年10月任一汽集團產品規劃及項目部部長、中國第一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

三大汽車央企密集的人事換防，被業內認為或許暗藏為汽車央企重組整合做鋪墊的玄機。除了通過人事調整進一步知己知彼，三大汽車央企在戰略上也在進行緊密合作。去年12月，東風公司、一汽集團和長安汽車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將在前瞻共性技術創新、汽車全價值鏈運營、聯合出海“走出去”、新商業模式探索多個領域開展全方位的合作,三方共享合作成果，欲以此增強三方的核心能力和國際競爭力。

不過，東風公司、一汽集團和長安汽車至今對三者是否重組整合三緘其口。當前，汽車產業處於百年一遇的變革期，加速朝電動化、智能化、互聯化和共享化轉型，正經歷著市場、結構以及政策等方面的變化，全球車企逐漸掀起抱團的熱潮。此外，面對時代變革，全球車企也在進行頻繁的人事變動。今年以來，包括大眾、寶馬、日產等多家車企巨頭多名高管履新，從管理、技術、生產和銷售多方面進行調整，為了更好地開拓市場和提升品牌影響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