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去,不會及時回來
全球央行當前最頭痛的問題,在於資金流動增加了市場動盪,而日本央行又更憂慮,幾次出手提振經濟都不見效,再出招,大家都不太有信心。 六月上旬,各先進經濟體的中央銀行,包括英國銀行、日本銀行、瑞士國家銀行與美國聯準會在內,齊聚一堂舉行政策會議時,都須面對如何管理國家資金流動性,以及跨境影響力等惱人問題。 不過會議中最令人頭疼的討論,莫過於日本中央銀行所須面對的額外挑戰,日本央行幾乎快要觸及到有效與無效政策之間的分界線,而且是所有先進經濟體中,距離這條線最接近的國家,甚至可能早已跨越了這條界線。 在過去幾年,加速經濟成長的重擔,幾乎由非常規的央行政策一肩扛起,但現在的政策工具已過度消耗到捉襟見肘的地步。對於央行官員來說,卻絲毫無法收回已經超額付出的政策責任,因為其餘的大多數政府部門,即使手上擁有更好的政策工具,亦始終沒有能力填補央行的責任。中央銀行官員只能繼續承擔這過於沉重的政策責任,無法稍有喘息。 最終的結果,將導致各國央行必須繼續面對這種棘手任務,不斷透過試驗性的手段來支撐經濟,同時又要設法降低長期風險,以追求經渣幅祉與金融的穩定。 但想將這項任務做得恰到好處並不容易,在若干案例中,有關貨幣升值的顧慮,也使得央行更難拿捏其中分寸。日本與瑞士的貨幣已經大幅升值,美元的升值也蠢蠢欲動。 使問題更加撲朔迷離的是,英國六月二十三日舉行公民投票,決定是否脫離歐盟。投票結果如果是支持「脫歐」,會造成金融市場震撼與劇烈的貨幣流動,中央銀行需要考慮應變措施,盡可能減少這次事件對該國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 對日本央行面言,由於一般認為它的政策縱然還沒定到無效或適得其反的地步,但已經逐漸失效,使這些複雜的挑戰變得更加棘手。 最大問題:企業與政策脫鉤 今年二月,日本央行政策決定者出乎市場意料地將利率調降到負數,希望藉以促成貨幣貶值,鼓勵經濟活動。結果與央行的希望正好相反。不但日圓不斷升值,負利率的作法也惹起民怨。日本央行還因此陷於一場政治風暴中。 在後續的政策會議中,官員仍決定維持原本決策,看市場如何反應。結果日圓再一次地不降反升,讓日本央行更加惴惴不安。 這有惇常理的結果,來自於在某些指標上,愈來愈多的私營企業有意與正武的金融系統脫鉤,這讓日本央行困擾不已,因為這種現象會使央行的政策效率受限,並讓人對金融體制的信譽產生疑慮。 促貶日圓,料再動用國庫 就歷史角度西言,這類型脫鉤在先進世界極為罕見。在新興經濟體則較普遍,特別是在那些金融體制軟弱、政府過度千預中央銀行的新興國家更是如此。 在日圓匯率持續強勁的情況下,為保護脆弱的國內經濟,日本央行很可能採取更多手段,希望政府能在停滯不前的結構性改革上有所進展。不過它應該不會進一步壓低利率,因為這麼做不僅太高調,也容易引發眾怒。日本央行很可能的作法是擴大運用國庫資金購入金融資產。 日本央行仍在想辦法為經濟復甦爭取時間,只不過它對自己的信心已經越來越低。像歐洲與美國的央行一樣,日本央行也希望終有一天,能透過政府更有力的政策反應,紆解它多年來一直承受的重擔,並讓央行不致淪落到毫無效率的窘境。不幸的是,有鑑於當前政治情勢,這樣的希望很可能無法成真。從日本央行開始,先進世界的央行不但無法有效提振經濟,反而更容易使經濟陷入委靡不振。 | ||||
1月17日,在匯豐銀行2017環球經濟及市場展望上海發布會上,匯豐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表示,2017年中國經濟穩中求進的政策目標已很明確,雖然經濟增長依然面臨下行壓力,但只要能在“降稅費、補短板、關僵屍、破壟斷”等方面做出實質性的舉動,維持6.5的增長還是有希望的。
盡管PPI由負轉正,中國經濟2017年仍然面臨下行風險,要達到目標,依然面臨來自內部和外部的挑戰、風險和壓力。屈宏斌表示,首先,去年以來長期支持經濟增長的房地產市場已經開始出現調整,2017年將持續溫和調整,這種調整會對經濟的總體需求增速帶來下行壓力。同時,民間投資仍然比較低迷,投資意願也將至歷史新低,然而境外投資卻出現飆升,市場對資金外流的擔憂逐漸增加。
除此之外,特朗普的貿易保護政策和美聯儲加息腳步的加快也會給本就疲軟的出口帶來更大的下行壓力。
面對資金外流、美元持續走強、人民幣貶值等壓力,人民銀行是否應跟隨美聯儲加息?對此,屈宏斌認為,加息不會是一個好選項,反而會適得其反,貨幣政策應保持穩定中性。屈宏斌稱,之所以出現民間投資低迷而外資飆升,主要是因為市場對國內經濟未來的預期在變差,信心缺失,如果這時仍出現加息的政策,會進一步打擊大家對未來經濟的信心,反而會增加資金外流的壓力。
同時,屈宏斌還認為,貨幣政策今年沒有太多的空間為GDP的平穩做太多貢獻,因為環境在變化,美聯儲加息頻率在加快,美元在強勢,人民幣已經面臨貶值的壓力,因此也沒有降息的空間。盡管PPI,但是中國經濟仍然面臨下行風險,由PPI傳導到CPI,通脹風險的條件並不具備,所以貨幣政策總體會保持中性,既不減息也不加息。
為應對這些風險,實現穩中求進的目標,屈宏斌建議,2017年在財政政策方面,比如減稅費、補短板、關閉僵屍企業、打破壟斷、簡政放權等方面如果做得比較好,企業信心就能穩住,自然而然民間投資將不再下降,有所回升後可以有利於對沖出口壓力,減少資本流出,人民幣維穩的政策目標也會因此得以實現。
如果房地產不再能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那麽2017年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是什麽?屈宏斌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在減稅費和補短板方面應重點考慮保持基建投資的穩步增長。同時也應將重點置於穩定企業信心上,試圖扭轉民間投資的下滑,彌補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一個潛在增長點。“我們的消費實際上是不錯的,消費維持在一個穩定的增長,這樣我們維持6.5%左右的增長還是很有希望的。”屈宏斌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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