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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上臺後中美會爆發貿易戰？商務部回應

“中美經貿合作合則兩利，鬥則俱傷，這是由雙方利益融合的客觀現實所決定的。”

對於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上臺後，中美之間是否會爆發貿易戰，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孫繼文19日做上述回應。

孫繼文指出，中美貿易為美典型家庭節省850美元的開支，他以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聯合英國牛津經濟研究院近日發布的報告為例，“2015年美中雙邊貿易和雙向投資為美國創造了大約260萬個就業崗位，為美國經濟增長貢獻了2160億美元，相當於美國國內經濟生產總值的1.2%。中國商品出口到美國使美國物價水平降低了1%-1.5%。2015年美國典型家庭平均收入為5.65萬美元，中美經貿關系可幫助這些家庭一年節省850美元。”

孫繼文表示，中美建交三十多年來，雙邊經貿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已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中美貿易額從1979年的25億美元增長到2016年的5169億美元，增長了211倍。而中美雙向投資規模也在迅速增加，截至2016年底，兩國雙向投資已累計超過1700億美元。根據報告，未來中美貿易將繼續增加。

“預計到2026年，美對華貨物和服務出口將增至3690億美元，到2050年將增至5200億美元。”

孫繼文說，中美經貿關系是兩國關系的“壓艙石”，互利共贏、穩定發展是兩國以及兩國人民的共同願望，“我相信中美雙方能夠通過對話和合作妥善處理雙邊經貿關系出現的問題和分歧，我們願意同美國新一屆政府繼續推動中美經貿關系穩定健康發展，為兩國人民帶來福祉。”

【達沃斯】特朗普就任在即：索羅斯看空市場 稱貿易戰不現實

離開特朗普正式上任已不足12小時，其政策主張對全球經濟、金融和貿易格局的潛在影響，儼然成了為期四天的冬季達沃斯論壇主旋律。

1月19日，投資大鱷索羅斯(George Soros)在達沃斯論壇期間接受了外媒專訪，並對特朗普就任後的市場走勢、歐洲政治局勢、中國經濟前景等做了深刻闡釋。

索羅斯表示，不認為特朗普就任後市場表現會很好，當前不確定性處於巔峰狀態，歐洲解體風險仍然存在；此外，他也不認為中美貿易戰是切實可行的，建議中國應該加速推進經濟增長模式轉型。

敦和資產海外市場交易主管李夢傑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美股當前依然處於‘特朗普牛市交易’(Trump trade)模式中，但是鑒於市場已經提前計入了較多未來的政策預期，近期市場存在一定的預期兌現風險。”

（索羅斯在達沃斯接受外媒專訪）

特朗普就任或利空市場

2016年，已經隱退江湖的索羅斯重新回歸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進行交易，該基金管理者索羅斯及其家人300億美元的資金。據知情人士透露，在去年進入11月時，索羅斯對市場十分小心謹慎，但是在特朗普意外獲選之後，索羅斯突然更加看空市場。

據外媒報道，特朗普勝選之後索羅斯立即加大了看跌美股押註，此後美股開啟了一波創紀錄的上漲行情，索羅斯的一些倉位由此損失近10億美元。索羅斯不得不在去年底退出了很多看跌押註，以避免更大的損失。在此次論壇期間，索羅斯也並未否認這一損失。

不過，索羅斯毫不掩飾其對特朗普執政的悲觀情緒。當被問及因特朗普行情的交易失誤而巨虧的感想時，索羅斯表示，“這（大選）是一個獨特的勝利，市場認為特朗普會推進去監管、降稅等政策，這是他們多年來夢寐以求的，現在仿佛好像是美夢成真了，因此市場大漲。但對美國經濟而言，當前的不確定性處於巔峰狀態，不可能具體預言。”

他認為，“當不確定性處於巔峰，這其實是長期投資的敵人，我不認為市場表現會很好，現在市場仍在慶祝，但當現實落地時，一切就會水落石出。”

之所以索羅斯看空特朗普上任後的市場表現，這與其對特朗普任下的美國缺乏信心不無關系。

“我相信特朗普自己都沒想到會被選上，因此只有在真正當選後，他才會慢慢審思應該做什麽。不是因為我們希望他失敗，而是他的很多主張都是自相矛盾的，這種矛盾體現在他的顧問團隊上，其內閣可能會出現沖突，這會導致難以預測的結果。”

此外，市場觀點認為，特朗普的政策矛盾還在於——擴大基建投資和財政赤字的矛盾，減稅與財政可持續性的矛盾等。

1944年，希特勒德國占領匈牙利，索羅斯於1947年逃離了共產主義匈牙利，來到英國。作為一名倫敦經濟學院學生，他受到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的影響，並以可錯性和反身性為基礎發展出其自己的哲學。在索羅斯看來，當前美國社會的發展可能正在往不利的方向前進。

“我區分兩種政治體制：第一種體制是人民選擇領袖，領袖應該保護選民的利益;第二種體制是統治者操縱臣民以滿足統治者的利益。在波普爾的影響下，我將第一種社會稱為開放社會，第二種稱為封閉社會。”他在論壇期間表示，美國現在可能有出現了這種傾向。

所幸，他認為“美國憲法、三權分立的制度足夠強大，這可以束縛特朗普的手腳。”

面對未來極大的市場不確定性，李夢傑認為市場當前缺乏主線，“受到政策預期兌現風險的影響，美股面臨調整壓力，調整幅度將視具體因素而別。同時，技術上看三大指數在關鍵阻力位前也已經走出了較為完整的結構形態。”

他對記者表示，“中期內，3月份荷蘭將開啟歐洲17年的大選年，英國可能啟動Article 50，美聯儲可能在1季度因基數效應帶動的通脹預期在2季度走弱的情況下按兵不動，我們認為在上述風險事件塵埃落定之後，2季度可能開啟一個對於金融資產較為有利的窗口期。”

中美貿易戰不切實際

除了特朗普對中國的影響，其貿易保護主義主張也牽動著市場神經。對於如中國和墨西哥等國家而言，“貿易戰”似乎一觸即發。

索羅斯則表示，貿易戰在當下而言不切實際。“特朗普的逆全球化主張，會讓中國轉而成為國際社會的領導者。特朗普希望發動貿易戰，但是為了經濟繁榮，全球不可能展開貿易戰。畢竟全球經濟體系運行良好，這有利於每個人。”

他認為，“歐洲也意識到了這點(中國領導力)，歐洲也受到來自美國的潛在威脅，也正因為中國和歐洲有利益共同點，因此歐洲未來可能和亞洲走得更近。”

索羅斯表示，如果美國發動貿易戰，中國絕對會出手回擊。

此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副總裁朱民也表示，即使中美打貿易戰，談判的主導權也在中國。

“美國對中國出口的前五大產品，都是受到巨大的政策影響，例如飛機、原材料、農產品等;而中國對美國出口的前五大產品，都是市場化行為，例如制造業、機床設備、化工產品等。因此談判的話，中國的報複比美國容易，從政策來講，這也是一個很簡單的事實。”朱民表示。

有機構研究發現，名義數據顯示2015年美國對中國的商品貿易逆差為3660億美元，幾乎占到美國商品貿易逆差總額的50%, 但這一數字存在誤導：中國對美出口中很大部分出自加工貿易，約37%實際來源於全球供應鏈上從其它國家進口的部件。

若中美發生貿易戰，德意誌銀行張智威認為，美國從上述三點目標出發，會最優先關註以下行業：電子產品(包括計算機和手機)、電氣設備、紡織品及服裝、家具和汽車。但經詳細推演後得出，在這些關鍵行業發動貿易戰很難針對中國：對家具、紡織品和服裝提高關稅，可能會推高美國對其它發展中國家的逆差;中國汽車出口的規模有限;電器及電子產品又大多由跨國公司使用進口零部件制造。

此外，針對中國經濟問題，索羅斯認為中國應該加速增長模式轉型。此外，在他看來，人民幣貶值、資本外流、外匯儲備下降的三者矛盾也是當前中國面臨的問題。

外交部：打貿易戰沒有贏家 只能是兩敗俱傷

外交部網站消息，1月23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主持例行記者會。有關“特朗普總統強調的‘美國優先’政策是否會引發中美貿易戰”的問題，華春瑩表示，中美經貿關系本質上是互利共贏的。40多年來，中美雙邊經貿合作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

華春瑩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的報告顯示，2015年美中雙邊貿易和雙向投資為美國創造了約260萬個就業崗位，為美經濟增長貢獻了2160億美元，相當於美國內生產總值的1.2%。該委員會也認為美中雙邊貿易增加了美國內就業，提高了美國民眾生活水平，保障了美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優勢地位，呼籲美新政府加強對華經貿關系。

“打貿易戰、搞對抗沒有贏家，只能是兩敗俱傷，並殃及各方。”華春瑩說。

以下為全文：

2017年1月23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主持例行記者會

問：據報道，岡比亞前總統賈梅已抵達赤道幾內亞。聯合國、非盟、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發表聯合聲明稱，將與岡新總統巴羅合作。西非國家聯合軍隊也已進入岡比亞境內，以確保巴羅安全返岡就職。中方對當前岡比亞局勢有何評論?

答：我們高興地看到，在西共體、非盟和國際社會共同努力下，岡比亞危機得到和平解決，中方對此表示歡迎。我們希望在巴羅總統領導下，岡比亞有關各方以國家和人民利益為重，共同維護國家和平穩定，致力於國家發展振興。

問：第一，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上周五發表就職演說，其中多次提到“美國優先”的執政宗旨，被認為會對包括中美關系在內的國際關系造成影響。中方對特朗普的就職演說有何評論?認為這對中國會有什麽影響?第二，有媒體註意到《人民日報》上周日用一整版討論資本主義制度的劣根性和危機，有評論將此與特朗普總統就職聯系在一起，認為是中國釋放的信號，表明特朗普當選及其他西方危機更凸顯出中國的制度優越性。中方對這種評論有何回應?

答：我註意到特朗普總統在就職演講中主要闡述國內政策，所以對他的演講的評論最好還是要問美國民眾。

對於中方而言，我們倡導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國與國之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沒有誰能獨善其身。中方願同各方一道，攜手努力、共同擔當，同舟共濟、共渡難關，為解決當前世界面臨的問題、促進共同發展繁榮作出努力。

至於你提到的美國新政府政策是否會對中國產生影響，我想你是問中國的內外政策。我願告訴你，中國將繼續執行符合中國國情的內外政策。

關於《人民日報》有關文章和評論觀點，我不作評論。

問：特朗普總統強調的“美國優先”政策是否會引發中美貿易戰?中方是否準備應對這種可能性?

答：關於特朗普總統就職演講有關內容，我剛才回答CNN記者提問時已經作了評論。

關於中美經貿關系問題。中美經貿關系本質上是互利共贏的。40多年來，中美雙邊經貿合作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我們註意到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的報告顯示，2015年美中雙邊貿易和雙向投資為美國創造了約260萬個就業崗位，為美經濟增長貢獻了2160億美元，相當於美國內生產總值的1.2%。該委員會也認為美中雙邊貿易增加了美國內就業，提高了美國民眾生活水平，保障了美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優勢地位，呼籲美新政府加強對華經貿關系。打貿易戰、搞對抗沒有贏家，只能是兩敗俱傷，並殃及各方。

中美雙方應該共同努力，拓展經貿領域的務實合作，並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努力營造公平貿易環境，妥善處理經貿摩擦，維護中美經貿關系持續健康穩定發展。

問：第一，有報道稱近期菲律賓政府代表團訪華，與中方簽訂了30個合作項目協議。你能否介紹有關情況?雙方是否將談及南海問題?第二，中美領導人將什麽時候會晤?中方有沒有時間表?是否有計劃派代表或特使與美新政府進行溝通?

答：關於第一個問題，去年10月杜特爾特總統成功訪華，中菲關系實現全面改善，兩國合作進入新階段。近期，菲方多個領域部長代表團來華同中方商談經貿、基礎設施及能源等領域開展務實合作，充分體現了中菲兩國不斷增強的互信和日益深化的合作關系。中方支持杜特爾特總統領導菲律賓人民建設國家、發展經濟的努力，願積極參與和支持菲律賓的經濟社會建設，全面開展務實合作，實現共同發展。至於你提到的具體合作項目情況，請向中方主管部門咨詢。

關於第二個問題，中美保持高層交往對推動兩國關系健康穩定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目前我沒有具體消息可以發布。

追問：雙方是否將談及南海問題?

答：我剛才說了，專業領域部長代表團訪華主要是探討中菲在經貿、基礎設施及能源等領域開展務實合作。

至於南海問題，前不久，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訪問菲律賓舉行外交磋商時談到了這個問題，雙方達成了廣泛共識，有關消息我們已經發布，而且也在這個場合介紹過了。

問：中方是否與特朗普總統的團隊進行接觸，以推動實現在未來幾周或幾個月中美兩國領導人會晤?

答：我剛才已經說了，中美保持高層交往對推動兩國關系健康穩定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我目前沒有具體消息可以發布。之前我們也介紹過，特朗普先生當選總統後，中方與他的團隊保持接觸與溝通。

問：據報道，日本APA酒店社長元谷外誌雄稱不會撤掉所擺放的右翼書籍，並稱幾個月後人們就會忘記發生什麽事情。日外相岸田文雄也稱，過度聚焦於2000年日中歷史中的一個時期來看待恐怕是不行的。中方對此作何回應?

答：關於APA酒店有關問題上周我已表明中方立場。我願重申，忘記歷史意味著背叛，否認罪責意味著重犯。日本一小撮人越是急於將歷史罪行“清零”，越激發“重啟”這段記憶。這些人的倒行逆施已經引起了中國民眾的強烈憤慨。

日本政府不應該以所謂“言論自由”為借口推卸責任，更不應以所謂“過度聚焦歷史”的說法誤導民眾。我們敦促日方認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切實負起責任，妥善處理有關問題，避免給中日關系帶來新的幹擾。

問：有消息稱，習近平主席向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去了賀電，你能否介紹賀電有關內容?

答：習近平主席已向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去賀電，祝賀他正式就任美國總統。

問：據報道，羅馬教皇方濟各昨天接受西班牙媒體采訪時表示，當收到邀請時願意訪華。中方是否願邀請其訪華?

答：對於中梵關系，中方的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中方對中梵改善關系抱有誠意，並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雙方保持暢通、有效的接觸對話渠道。我們願與梵方共同努力，相向而行，推動建設性對話和雙方關系改善進程不斷取得新進展。

問：中方對特朗普就任後的中美關系有何期待?對美新政府在臺灣及南海等領土問題上有什麽要求和期待?

答：歷史和現實都證明，中美關系健康穩定發展，符合中美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於亞太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發展。中美之間擁有廣泛而重要的共同利益，同時也存在一些分歧。雙方應該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以建設性方式處理和管控分歧，防止其幹擾兩國關系大局。我們願與美國新政府共同努力，秉持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原則，推動中美關系健康穩定向前發展。

你提到領土問題，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中方在涉及到自身主權和領土問題上的堅定立場。我們希望與美方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以建設性的方式處理和管控分歧，防止其幹擾兩國關系的大局。

關於臺灣問題，我想強調，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系發展的政治基礎。美國任何一屆政府都有義務信守美歷屆兩黨政府作出的明確承諾，繼續奉行一個中國政策、遵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原則，把美臺關系嚴格限制在非官方範疇。

問：鑒於特朗普總統否認氣候變化的真實性，中方是否認為還可能與美方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開展合作?

答：我們註意到白宮發表的聲明中提到美國國內能源政策調整問題，對於這個我不作評論。

關於氣候變化問題，我想說的是，氣候變化是全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巴黎協定》是全球氣候治理進程的里程碑，凝聚了國際社會最廣泛的共識，指明了綠色低碳發展的大方向，成果來之不易。各國都應順應潮流、抓住機遇，采取積極行動，共同推動協定的實施，為子孫後代營造美好的未來。中方將堅定不移實施應對氣候變化國內政策和行動，推動多邊進程，促進國際合作。中方願與包括美國新政府在內的各方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繼續開展對話和務實合作。

中國駐美大使：中美合作是唯一正確選擇 “貿易戰”兩敗俱傷

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24日在中國駐美使館舉行記者會，就中美關系、中美貿易前景、美國退出TPP、臺灣問題、南海問題等回答了記者的提問。

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資料圖）

崔天凱表示，美國新一屆政府剛剛履職，內外政策正陸續出臺。他表示，中美兩國政府始終保持著接觸和溝通，習近平主席與特朗普總統在特當選不久就已通過一次電話，希望兩國高層之間的交往能夠保持下去。

展望2017年的中美關系，崔天凱表示，中美合作的大方向不能也不應改變，中美合作是唯一正確的選擇，這符合兩國人民的長遠利益和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

崔天凱表示，過去這些年，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兩國朝著建立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關系的方向不斷前進，取得了很多成果。他說，希望在新的一年里，中美關系可以朝著這個方向越走越好，越走越遠，希望兩國在經濟、貿易、金融、能源、安全、基礎設施以及國際與地區問題上的合作持續加深，並不斷開拓新的合作領域。他表示，只要雙方都著眼於長遠利益和共同利益，中美關系就可以健康穩定地向前發展。

對於中美貿易前景，崔天凱表示，美國如果重視中國這一市場，希望在中國市場上有更大的發展，就應該同中國發展強勁穩定的經貿關系。中國不希望看到“貿易戰”的發生，那只會兩敗俱傷，並會對世界經濟產生破壞性影響。

近期有觀點認為，“如果美國不制定貿易規則，中國就會制定”;另有觀點認為，“美國不再搞TPP，中國搞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RCEP)就會搶占先機”。

在當天的記者會上，崔天凱澄清了這兩種觀點均是誤解、誤讀。他表示，中國一貫支持開放、包容性的區域自貿安排，主張加強多邊貿易體系，遵守WTO的規則。崔天凱說，國際貿易規則不是由中國或美國制定的，它是由國際社會共同制定並遵守的，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問題。另外，RCEP不是中國提出的，而是東盟國家首先提出的，中國支持並參與了這一自貿安排，並支持東盟發揮主導作用。

談到臺灣問題時，崔天凱表示，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發展中美關系的政治基礎。這一政治基礎不可動搖、不容談判。過去幾十年來，美國兩黨8任總統始終堅持這一原則。任何對這一政治基礎提出挑戰或制造不確定因素的舉動，在美國國內也會引發強烈的反響。

崔天凱表示，臺灣當局利用美國政府換屆之機做了不少小動作，有的人自以為到美國來見了什麽人，回去就沾沾自喜，這是一種奴才心態。崔天凱說，臺灣當局如果想要避免成為人家的籌碼，那就要回到“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臺灣當局如果一定要把自己同13億中國人民進行分割和對立，那值得擔心的事情還在後面。

對於南海問題，崔天凱表示，這一問題從本質上看是領土和海洋權益的爭議，不是地緣戰略的問題，更不是中美之間的問題。他說，南海問題目前正朝著積極的方向發展。南海問題僅是中國與有關國家雙邊關系中的一小部分，對話與協商可以解決有關爭議，沖突與對抗完全可以避免。從目前來看，對話與溝通已經取得了一定進展。

乘歐元區之危，特朗普“點燃”美歐貿易戰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特朗普團隊近日宣稱的“歐元被操縱”一說顯然另有圖謀。

歐元區當前正面臨核心國選情告急及新一輪希臘危機的雙重“夾擊”，而得到特朗普認可的美國駐歐盟大使候選人馬洛赫日前卻表示，希臘最好脫歐。他甚至放下狠話，“歐元撐不了18個月就會崩潰”。

這並非特朗普團隊中的高級官員第一次就匯率問題攻擊歐元及有高貿易順差的德國，特朗普早在2012年就認為希臘應該脫歐，並在當選美國總統後對媒體稱“歐盟是德國的工具”，其團隊也在總統大選期間宣稱“德國令歐元區變成德國的貿易區”。

但就如德國財長朔伊布勒及多位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業內專家所指出的那樣，制定歐元匯率的是歐洲央行而非德國，考慮到通脹壓力，德國本身也不希望看到弱勢歐元。

顯然，特朗普及其團隊“醉翁之意不在酒”。自從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各方都擔心他會掀起新一輪貿易戰，而給貿易出口大國德國制造“麻煩”是必要手段之一。從墨西哥、日本到歐元區，“特朗普式”的貿易戰已經打響。

荷寶首席經濟學家可奈立森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特朗普經濟學”帶來的貿易保護主義與孤立主義將使美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關系僵化，不利於全球經濟發展。

特朗普樂見歐盟解體

屋漏偏逢連夜雨，核心國選情告急的歐元區又將面對另一場希臘危機，而德國再次排除了削減希臘債務的可能。按照國際貨幣組織(IMF)之前測算，除非對希臘債務實行重大重組，2060年希臘債務將達到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75%。

歐元區困難之際，正是特朗普團隊展開“攻勢”的良機。馬洛赫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透露，特朗普不是歐盟的粉絲，且鼓勵其他歐元區國家學習英國，盡早舉行公投脫歐，令2017年成為歐盟解體年。

馬洛赫還指責德國通過操縱歐元匯率的方式獲得了競爭優勢，並導致對美產品價格低廉，“大量產品湧入美國市場，對極其美國不利。”

顯然，特朗普團隊並沒有過多在意德國產品的競爭力，而是將德國的順差歸功於歐元的走弱。特朗普新設立的國家貿易委員會主席彼得·納瓦羅近日對媒體表示，歐元就像是一種“隱性的德國馬克”，其偏低的幣值使德國相對於主要貿易夥伴具有優勢。

德國總理默克爾隨即回應，德國不會操縱歐元匯率，歐元匯率屬於歐洲央行的職權範疇，德國一直支持歐洲央行的獨立性，並且不會改變這一立場。

在全球財長界最為資深的朔伊布勒2月5日表示，相對於德國的競爭力，歐元匯率確實太低了，但這是由歐洲央行的擴張性貨幣政策造成的，該政策還推高了德國貿易順差。

“在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開始制定擴張性貨幣政策時，我就告訴過他，這將推高德國貿易順差。”朔伊布勒表示，德國無法制定匯率政策。言下之意，且美國人也明顯怪錯了對象，匯率問題應該去找德拉吉。

德拉吉則在2月7日回應稱：“首先，我們不是貨幣操縱者。第二，我們的貨幣政策反映了歐元區和美國(經濟)周期的多樣化狀態。”

實際上，德國財政部一直都對歐洲央行的量化寬松政策沒有好感。貨幣金融機構官方論壇(OMFIF)執行總裁馬爾什就指出，如果德國在貨幣聯盟之外，目前的歐元價值肯定要低於德國貨幣本應具有的價值。

摩根士丹利最近的一份圖表證實，在購買力平價(PPP)基礎上，對於德國來說歐元被低估超過40%，然而對歐洲許多外圍國家來說，歐元仍然是很貴的。因此，據此認為德國可以從弱勢歐元中得到競爭力受益是錯誤的。經合組織(OECD)的數據也顯示，以實際單位勞動力成本衡量競爭力的話，德國的競爭力自2010年以來幾乎沒有變化，而美國的競爭力則減少了20%。

弱勢歐元仍將持續

特朗普對歐元區的強硬施壓，是否會使得歐元出現反彈?顯然市場基本面的力量永遠大過“嘴皮子”，更不要說歐洲是全球流動性最好的外匯市場。第一財經記者采訪多位交易員後發現，就基本面而言，2017年歐元可能難逃弱勢的命運。

在經濟實力懸殊的歐元區里，貨幣卻是統一的，這就催生了一個經濟學矛盾——匯率一般反映的是一國的經濟基本面，匯率也由一國的勞動生產率決定，會因為該國經濟的走強而升值，反之亦然。照此邏輯，德國、法國的貨幣匯率應該顯著高於希臘，否則德法就享有了弱勢貨幣所帶來的出口優勢。然而，業內又普遍認為，美國的“匯率操縱指控”又是毫無根據的。

在德拉吉看來，歐盟貨幣政策反映了歐元區和美國經濟周期的不同狀況。持續采取競爭性貨幣貶值，歐盟單一市場將無法存活。

就貨幣政策分化而言，美國在2014年10月就開始逐步退出量化寬松(QE)，並在2015年12月正式啟動加息;然而，歐元區的萬億QE計劃從2015年3月剛剛開始。2016年3月，歐洲央行更是將QE資產購買規模從每月600億歐元擴大至800億歐元。同年12月，歐洲央行宣布延長將於2017年3月到期的QE，並從今年4月到12月每月購買600億歐元資產。

歐元對美元近一年走勢

多名交易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就當前的市場交易情況而言，歐元2017年的總體趨勢是下行的。隨著德國、法國和荷蘭等歐洲多國大選的臨近，政治風險成為市場開始定價的一股重要推力。此外，希臘再爆違約危機，歐元區主權債權人與IMF就希臘救助條款產生新的分歧，令市場擔憂希臘能否獲得下一輪援助。

“基於這些風險，歐元成為近期表現最為疲弱的貨幣，歐元對美元的‘平價論’也再次浮出水面。”富拓中國市場外匯分析師鐘越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部分機構預計歐元對美元將在6月份跌至平價1.00，主要依據依然是未來歐洲政治走向的不明朗性以及歐央行擴大並延展購債計劃的可能。

德拉吉本周再度重申，在2019年之前將繼續執行QE，這意味著在歐元區經濟增長極不平衡的情況下，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該央行都將保持寬松政策立場，是歐元貶值論的基礎，尤其是對已啟動加息周期的美元。

為何緊盯德國不放?

既然動搖不了歐元匯率，特朗普為何盯著德國及歐元區不放?

其實，特朗普團隊在總統選舉期間就已經盯上了德國。在由美國商務部長提名人羅斯(WilburRoss)和納瓦羅共同撰寫的選戰經濟計劃白皮書中鮮明地指出：“美國整體貿易逆差的一半都來源於六個國家：加拿大、中國、德國、日本、墨西哥和韓國。”

德國2015年對外出口數據

白皮書稱：“如果審視美國與上述國家的雙邊關系，如美國進行一些艱苦但聰明的談判，可以通過增加出口和減少進口的一些組合來改善我們的貿易平衡情況，而談判明顯是特朗普擅長之處。”

特朗普的經濟團隊認為，令美國實現GDP增長的重要方式是治理美國的巨額貿易逆差，其手段就包括關稅、加強貿易措施執法以及匯率手段等。

在對待加拿大和墨西哥方面，特朗普方面表示要重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對於韓國，特朗普批評韓美自由貿易協定令美國汽車行業的就業崗位減少;對於日本，特朗普指責其操控匯率，要求日本車企豐田在美國建廠，否則將對其墨西哥工廠所產出口美國汽車施以重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預計於10日抵達美國向特朗普當面陳情。

“歐洲也沒有遠離這種壓力。”可奈立森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根據德國IFO經濟研究所的數據，2016年德國回歸全球第一大貿易順差經濟體，其貿易順差再創新高，達到2970億美元，而美國在2016年的貿易逆差為4780億美元。除2015年外，德國自2010年以來一直是全球第一大貿易順差經濟體，這自然會引起特朗普團隊的重點關註。

美國戰略預測智庫Stratfor則在最新一期簡報中點破美方深層次考量：盡管特朗普方面可以叫嚷對德進行貿易戰，但在國際貿易法的框架下，其可以施展的空間有限，而特朗普方面對於歐元的攻擊有可能擴展為對整體歐元區的攻擊，並引起區內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回潮，這才是真正令德國感到焦慮的。不過為了避免成為美國下一個懲罰性貿易措施目標，“德國將采取措施保衛其巨額貿易順差”。

馬爾什則指出，美國對德國的指責將鼓勵其他國家指責“德國自私”，這將持續分化歐洲，阻礙歐洲大陸尋找到建設性的解決方案。

不過，正如可奈立森所指出的，惡化貿易關系對全球經濟增長並不是個好征兆，並有可能令美國增長前景受到傷害，並推高通脹。與此同時，強勢美元會令貿易赤字變得更加龐大，“而這一事實將或招致更多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可奈立森說。

三張圖解貿易戰對美國傷害有多大

從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國總統以來，各界對貿易戰的擔憂正在加劇，猶如等待白宮引爆這顆懸在世界頭上的重磅炸彈。

對於美國企業來說，同樣得不償失。美國同樣有數量非常龐大的依賴於出口的行業和工作，在保住因自由貿易而損失的工作機會的同時，付出的代價也同等巨大。

*圓圈由小到大表示該地有300~50萬個工作崗位與出口相關，淺紫色表示出口依賴度低於8%，深紫色8%~15%，綠色16%~50%

收縮自由貿易是把雙刃劍

從特朗普及其經濟團隊的表態中不難看出，收縮自由貿易的目的無非為了保住國內的工作並振興沒落的“美國制造”。可事實並不完全如此，美國也有大量依賴於出口的就業將因為貿易保護主義而喪失。

從上圖可以看出，根據《華盛頓郵報》的統計數據，在美國的東部，集聚著大量本地經濟嚴重依附於出口的城市，在東西部沿海都有很多城市中有大量就業與出口相關。

比如，紐約、休斯頓、洛杉磯、舊金山都有大量與出口相關的工作；聲稱因自由貿易而喪失大量工作的銹帶（五大湖區周邊）實際上也聚集著大量高度依附於出口的城市，包括芝加哥和以汽車業聞名的底特律，東南沿海的邁阿密都市圈也有大量工作與出口相關。在洛杉磯，有380萬工作與出口相關，商品和服務出口貢獻了1.2萬億美元GDP。

上圖則展示了各個地區的主要出口商品，比如，五大湖區周圍以汽車和交通設備出口為主；艾奧瓦州則出口農產品；休斯頓城市群以石油和化工出口為主；波特蘭出口更多的是電子和計算機設備；東海岸還有很多藥品、航空設備和輪胎的出口。

經濟學家預測，用貿易保護主義的做法把就業帶回美國，將帶來不曾料到的消極後果。比如，對進口商品施以高關稅將造成美國制造商一些零件和裝備的成本增加，進而減少了商品利潤。更嚴重的情況下，貿易戰將導致商品價格全面升高。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顯示，貿易戰對於美國社會的影響將會是巨大而廣泛的。美國大約有600萬份工作與出口行業直接相關，另外還有600萬份工作與出口間接相關。

盡管美國不同城市和地區對於出口依賴的程度不同，但是，最低的也有5%的經濟出口依附度，多數城市高於這個水平。

美國前十個經濟最依賴於出口的城市

布魯金斯學會列出了美國經濟最依賴於出口、最多與出口相關就業的城市。結果顯示，中西部的一些生產汽車零部件和工業品的小城市位居前列。另外，一些出口化學品和石油副產品的沿海城市也被列入。

比如，排在首位的是印第安納州哥倫布市，這里是知名發動機制造商康明斯的總部所在地。這里活躍著很多汽車制造商，50%的經濟都依靠出口。以石油加工為主業的得克薩斯州博蒙特，以40%的出口依附度位列第二。

各方密切關註

特朗普上任以來，已經兌現了諸多在競選時就反對自由貿易許下的承諾，包括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議”（TPP）；對已經實行了12年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進行重新談判；並且任命一直強調反對自由貿易的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o）為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席。

於是，美國收緊貿易自由度做法受到各方密切關註。

受到最直接受影響的是加拿大和墨西哥。美國對加拿大的出口支撐了美國國內約900萬個工作崗位。連美國商會會長托馬斯·多諾霍也發出警告稱，美國應繼續支持北美自貿協定，而不是尋求分別與加拿大和墨西哥達成雙邊自貿協定。

墨西哥經濟部長伊爾德方索·瓜哈爾多也表示，美國公司在墨西哥的投資超過1000億美元，特朗普的稅改方案、基建計劃和自由貿易等都將對他們帶來影響。該國和美國之間每年的雙邊貿易額大約為5800億美元。

除此之外，特朗普和他的貿易團隊還對德國、韓國和日本等發出不同程度的貿易威脅，包括指責德國利用“嚴重被低估”的歐元加強貿易優勢；批評韓美自由貿易協定令美國汽車行業的就業崗位減少；要求日本車企豐田在美國建廠，否則將對其墨西哥工廠所產汽車施以重稅。

對此，德國工商總會呼籲加強對德國本土的投資，以應對特朗普的貿易威脅；韓國表示應更多向美國溝通韓美自貿的好處；日本方面則把更多精力放在挽救他們最為看重的TPP上。

投行家看“特朗普新政”：貿易戰無益，去監管可期

截至今年2月3日，特朗普當選僅僅15天後，他就簽發了多達19條行政令，內容包括移民、基建、行政管理、金融等。 眼看各種競選時的“口號”化作現實，各界不禁開始揣摩——最受關註但框架尚不清晰的“貿易戰”和金融去監管究竟會否落實?

在今年的冬季達沃斯論壇期間，瑞銀(UBS)投行部總裁奧塞爾(Andrea Orcel)在達沃斯小鎮接受了第一財經記者的專訪，以投行家的視角詳述了其對“特朗普新政”的看法。

就逆全球化趨勢而言，奧塞爾認為全球化利大於弊，而弊端是其可能加劇了不平等現象，但“我們‘修補’全球化，而不是終結它。(We should mend it but not end it)”此外，他認為全球貿易並非導致美國等國失業加劇的本因，科技革命的浪潮令許多低技能工作被計算機、機器人取代，而若要避免這一趨勢，政府、企業加大對教育和再培訓的投入則至關重要。

當前，令整個華爾街沸騰的無疑是特朗普的金融去監管主張，他曾經承諾要廢除多德-弗蘭克法案(Dodd-Frank Act)，但根據美國現有司法體系，該議程必須經過國會的同意。作為資深投行家，奧塞爾告訴記者，“08年危機後的監管強化、提高資本金要求是必要的，銀行業對此表示接受，但我們需要警惕的是一種心態——‘未來唯一能夠妥善管理銀行業的方法就是要持續強化監管，不斷將目標推向更高處’，這其實會適得其反(self-defeating)，拖累經濟增速和銀行業發展。”

“貿易戰”不治本

奧塞爾本人表示，對習近平主席在達沃斯期間的演講印象深刻，尤其是就全球化這一層面。

習近平主席當時提及，全球化的發展進程中的確遇到了一些問題，但這並非是轉向貿易保護主義的理由。“我們也要承認，經濟全球化是一柄雙刃劍。當全球經濟處於下行期，全球經濟蛋糕不容易做大，反而變小了，增長和分配、資本和勞動、效率和公平的矛盾會更加突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會感到壓力和沖擊，反全球化的呼聲反映了經濟全球化的不足，值得重視和深思。”

“然而，更重要的是，對我們產生如此重大影響的並非全球貿易，技術革命的飛速演進在重塑全球格局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奧塞爾稱，不論是企業還是政府，如何來應對技術革命才是我們不久的未來將面臨的嚴峻挑戰。對職工來說，終生學習成了跟上發展步伐的必經之路;對於雇主而言，挑戰同樣嚴峻，政府和企業應該保證能夠加大對培訓、再培訓和教育的投入。”

這一問題在美國已經凸顯，美國的勞動參與率逐年下降，這意味著更多人離開了就職大軍，部分低技能崗位的喪失是永久性的，因為機器可以將其取代，或者生產率的提升減少了對類似人員的需求，而技能型崗位即使空缺，也沒有足夠的人員來填補。這似乎是靠貿易戰無法挽回的。

就以投行業務為例，瑞銀50%的業務與科技息息相關，包括電子執行、算法交易，程序化交易、黑池等等，尤其是程序化交易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銀行當前需要雇傭5000名雇員，那麽可能在未來十年根本就不需要這麽多人員。逐漸地，機器人和計算機將取代這些雇員的工作，而這種失業就和全球貿易無關。

也有某歐系投行家對記者表示，“如果我們僅僅為了創造更多就業而不去進行電子化執行，那麽我們交易的風險敞口就會擴大，這對公司而言將是一個額外的成本，畢竟，創造缺乏生產率的就業是毫無疑義的。這就好比，一家公司聘請15位門童為客人引路，這種就業是毫無價值的。”

金融監管不應持續升級

能與“貿易戰”熱度媲美的話題無疑就是特朗普的去監管議程。多德-弗蘭克法案是自1929年大蕭條以來美國最嚴厲的金融監管改革法案，該法案的確讓銀行業近乎與風險隔離。但在某些業內人士看來，其也限制了銀行的做市、放貸能力。

就在上周五，特朗普正式簽署總統行政令，要求財政部全面重審這項金融監管改革法案。消息一公布，美國各大銀行股票均出現不小攀升。摩根士丹利的股價攀升5.51%至44.45美元，美國銀行攀升2.46%至23.28美元，摩根大通攀升2.81%至86.97美元，花旗集團攀升3.16%至57.75美元。

“事實也證明，金融危機沒有再發生，銀行已經吸取了危機時的教訓，內部文化也在改變，風險從根本上而言變得更易於理解和辨識。”奧塞爾稱。但近年來，銀行業和監管層之間似乎有一種“敵對”關系(adversarial)，奧塞爾建議，“的確要嚴格監管銀行業，但監管層不能不斷將目標向更高處推，否則將適得其反，也無異於經濟增長。”

總體而言，多德-弗蘭克法案共16篇，長達兩千余頁，它的內容包羅萬象，而核心內容主要為以下四點： 1)建立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識別系統性重要機構，限制金融高管薪酬，允許分拆陷入困境的那些“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ll)的金融機構並禁止使用納稅人資金救市; 2)實施沃爾克法則(Volcker’s Rule)，禁止銀行從事自營交易，即銀行不能將儲戶的錢用於投機，除非金額不超過一級資本金的3%，或者有客戶授權; 3)提高金融衍生品市場的透明度及其結構、抑制信用評級機構(權力濫用);4)設立新的消費者金融保護局，負責監管按揭貸款、信用卡等個人金融產品。

此外，奧塞爾認為，後危機時代的監管細則限制了銀行的做市商功能(market-making)，因為資本金要求限制了銀行擴大資產負債表的意願和能力。

“我們需要註意的是，要區別銀行的中介功能(做市商)和自營交易的不同角色。同樣，監管方也應該對這兩種不同性質的業務進行區分，並分類監管。”他稱。

具體而言，沃爾克規則的核心是禁止銀行或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從事自營業務，而在做市交易方面，規則旨在制止銀行以“作價買賣交易”的幌子來掩飾其以盈利為目的的賭博投註，但實施如此強硬的限制性措施必然帶來一定的社會成本，例如，不少研究發現，該法規降低了市場流動性，由於該規則限制銀行進行自營交易，而以客戶名義的做市、對沖、背書等交易在外部特征上與自營交易非常相像，為免觸犯沃爾克規則，銀行可能會大幅度減少做市活動，部分投行已經相繼縮減固定收益業務。

同時，在2013年推出的在補充杠桿比率(Supplemental leverage ratio，SLR)規範下，無論該等資本隱含的風險程度為何，所有銀行資產均衡相同的標準計算應計計的資本，故對於無法大幅增加資本的銀行，將反向以去杠桿化，縮減其資產負債表的方式達到法規要求，而此將首先沖擊低風險，高交易量的業務(如回購業務，repo)，這也可能影響債券市場的流動性。

也正因為這些法規，不少銀行對特朗普未來的去監管新政充滿期待，並非是全部去監管，而是微調某些事項。

瑞銀將增持在華股份

在專訪的最後，奧塞爾也向透露了一個重要信息——瑞銀尋求提高合資證券公司持股比例一事正在積極協商之中。這似乎呼應了習近平主席在達沃斯演講時釋放的信號——“中國改革開放持續推進”。

2017年1月9日，《華爾街日報》報道稱，知情人士透露，瑞銀集團計劃提高在中國合資證券公司的持股至49%，目前持股比例為24.99%;無獨有偶，摩根士丹利也計劃提高在華鑫證券的持股比例至49%，其目前持股比例33.3%。

“該事項正在談判之中，我們在中國市場已經布局了很長時間。我們早前就和中國內地券商設立了合資公司，並與中國政府保持了很強的建設性夥伴關系。”奧塞爾稱。

“中國正在經歷經濟下行期、大力推進結構性改革，但是這只是一個過渡性的階段，中國將從其政策行動中受益，” 他表示，瑞銀始終對中國市場持“超配”(overweight)的態度，而這種看多的態度也反映了瑞銀相信中國市場的長期潛力。

“如果你一個更長期的眼光看待中國，比如15-20年，瑞銀很顯然是在投資和布局中國的未來。我們相信中國的增長潛力，以及其金融行業對外開放的可能性，”奧塞爾稱，“盡管外資行在華業務收入當前可能低於海外平均，但這是我們布局未來的一個平衡舉措(balancing act)。”

【大宗】中美貿易戰，為何先受傷的是大豆和波音？

“美國優先”考驗新興市場 談判好過“貿易戰”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上任後的 15 天里已經簽發了多達19條行政令，以實際行動證明了其競選口號不僅是說說而已。在明確的“美國優先”政策下，各大機構紛紛預判，就對美國存在較大貿易順差的新興市場國家而言，貿易摩擦不可避免，且美國在未來1-2月內就可能會采取行動。

對此，整個新興市場都將面臨挑戰。野村證券則認為，“美國優先”等於“新興市場靠邊”。在美國經濟逐漸接近充分就業的時候，移民政策收緊(薪資上漲)、貿易保護主義(進口價格提高)和擴張性財政政策會有引發美國通貨膨脹的風險。這或將加快美聯儲升息步伐且美元進一步升值，對新興市場造成的沖擊將更加嚴重。

第一財經記者綜合整理了來自渣打銀行、德意誌銀行、野村證券、美國彼得森經濟研究所(PIIE)的貿易戰前瞻，並特別就中國的應對策略進行了采訪和梳理。

渣打銀行大中華區研究主管丁爽對記者表示，中美摩擦可能無法避免，特朗普政府可能在未來1-2個月著手直接向中國征收更高的進口關稅，且高關稅可能會針對特定產品，例如鋼鐵、家具、機械，或者是針對特定公司，例如國有企業。

不過主流觀點認為，美國發起“貿易戰”的籌碼並不多，由於2016年美國對中國的服務貿易順差高達330億美元，渣打預計中國會以美國農產品、汽車和飛機等為目標進行必要的“回擊”。各大機構預計中美兩國最終會回歸到談判桌上，因為“貿易戰”將兩敗具傷，中國可能會同意加大向美國開放其商品和服務市場，來縮小對美貿易順差。

“貿易摩擦”在所難免

特朗普外貿政策的終極目標是縮小貿易逆差、創造就業，而中國無法避免地將被列為美國的重點關註對象。

根據中國海關總署數據，2016年，中國對美出口總額在為3890億美元，而中國從美國的進口總額為1350億美元，這導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高達2540億美元，這幾乎占了中國貿易順差的50%。

（2016年美國的前20位貿易赤字國）

但這一數字存在誤導。德意誌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張智威提及，中國對美出口中很大部分出自加工貿易，約37%實際來源於全球供應鏈上從其它國家進口的部件。張智威經計算加工貿易影響後得出，中國或只占美國年度貿易赤字的約16%，僅略高於第二位日本的13%和第三位德國的11%。若中美發生貿易摩擦，勢必將牽扯全球供應鏈上的所有參與者，其中也包括一些美國公司。

盡管如此，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仍然較大。渣打預計，美國很難通過“將中國定為匯率操縱國”這一工具來解決雙邊貿易失衡問題，因為在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法律框架下，中國都不符合條件。未來，美國可能主要訴諸於關稅策略。

渣打預計，特朗普政府在未來幾個月就會對中國征收更高的進口關稅，美國總統擁有相當大的貿易政策權利，美國貿易法案允許總統在不經過國會的批準下進行貿易限制。相比於全面增加關稅，渣打認為在定向領域提升關稅的可能性更大，主要原因如下：

1)全方位征收45%的關稅可能不會獲得國會共和黨的支持，黨內仍有很多青睞自貿政策的成員。特朗普可能需要減小貿易保護政策的力度，來換取國會對於其減稅政策的支持。

2)特朗普政府可能會對特殊產品征收更高的關稅。尤其是近年來對美出口大幅增長的領域。鋼鐵很容易成為打擊目標，其他目標包括工業機械、電信、錄音設備、公路用車、家具，其總計占到美國從中國進口的30%。

3)此外，特朗普可能會對特定企業征收高關稅，例如國企。外界長期對政府為國企提供補貼的行為有所爭議，認為這給國企不公正的競爭優勢。2016年，中國國企出口占總出口的10%。

值得註意的是，眾議院共和黨人倡導“邊境稅調整”(BTA，Border Tax Adjustment)，特朗普對其接受度也越來越高。

“BTA被視為一個無需通過提高關稅就能減小貿易赤字的方法。然而，這一倡議需要將稅制轉向現金稅制，因此我們認為這在當前財年結束前很難通過。”渣打提及，BTA並不針對任何一個國家，但這個很難符合WTO規則。一旦BAT落實，美國主要貿易夥伴很可能向WTO發起抗議。

野村認為，整個新興市場都將因BTA而受到沖擊。疊加美國加大財政刺激和基建投資力度的影響，更大的通脹壓力迫使美聯儲今年加息4次，到2017年末美元/日元匯率升至130、歐元/美元降至0.95；美國迅速實施中等程度的貿易保護和更嚴格的移民政策以及一些報複性措施(包括：退出或重新談判自由貿易協定；征收全面關稅，或針對特定進口商品征收針對性關稅，或征收邊境稅；鼓勵美國公司將海外利潤匯回美國；驅逐非法移民並減少新移民的流入)；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明顯升級；今年布倫特原油平均價格下降至45-50美元/桶，這將使原油凈出口國再度承壓。

不過，一旦美國有所行動，中國的“議價力”並不會示弱，具體反擊行動可能包括商品貿易、服務貿易、對外直接投資(FDI)等。2015年，美國對中國FDI總計達到750億美元，而中國對美FDI為410億美元。美國企業愈發將中國看作一個大市場，而不是制造生產基地，任何限制美國企業的舉措都可能對其造成巨大的陣痛。

（中美兩國之間的FDI投資趨勢）

“回歸談判桌”為上策

盡管中國具有反擊的實力，但各大機構仍然建議，“貿易戰”對於兩大經濟體而言只會兩敗俱傷，最終更可能的情況是雙方回到談判桌上，中國或將加速對美國開放服務業，縮小對美貿易赤字。

根據PIIE的研究，在“全面貿易戰”的情景下，美國經濟可能會在2019年陷入蕭條，就業將會下跌480萬人，這相較於基線情景下的私營部門就業低4%。

該情景假設，美國對中國非原油進口產品全面征收45%的關稅，並對墨西哥非原油進口產品征收35%的關稅。貿易戰會導致美國效率下降、通脹上升，因此美聯儲的加息速度將加快，股價或將加速下跌、信用利差擴大，因此將可能會打壓美國自身的投資產出和就業。

此外，在PIIE設想的“不平衡貿易戰”情境下，美國的特定領域就業會因中國的反擊而受到重創。假設美國的報複性關稅將中國對美的出口降低30%(1150億美元)，那麽中國的反擊措施會導致美國對中國出口下降30%(400億美元)。由於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幾乎是美國對中國出口總量的3倍，而中國GDP(2016年為11萬億美元)低於美國(2016年為18.5萬億美元)，這會直接導致中國GDP增速下降1個百分點，美國下降0.2個百分點；如果假設中國的反擊措施對美國造成相同程度的損失(1150億美元)，美國GDP增速下降0.6個百分點。

野村對中國2017年GDP增長率的基本預測為6.5%，“但如果兩國之間發生貿易戰，這或導致我們對中國增長的預測下調最多0.3個百分點。”

野村認為，未來可能出現的“雙贏”局面是，“中國加大財政刺激、提高匯率靈活性、增強區域貿易與合作、加大推進‘一帶一路’戰略，以及進一步向外資開放國內市場等。”

渣打則認為，“美中戰略經濟”對話將會在每年的6月或7月舉行，這有望為中美雙方提供化解分歧的契機。

機構前瞻“貿易戰”：“美國優先”考驗新興市場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上任後的 15 天里已經簽發了多達19條行政令，以實際行動證明了其競選口號不僅是說說而已。在明確的“美國優先”政策下，各大機構紛紛預判，就對美國存在較大貿易順差的新興市場國家而言，貿易摩擦不可避免，且美國在未來1-2月內就可能會采取行動。

對此，整個新興市場都將面臨挑戰。野村證券則認為，“美國優先”等於“新興市場靠邊”。在美國經濟逐漸接近充分就業的時候，移民政策收緊(薪資上漲)、貿易保護主義(進口價格提高)和擴張性財政政策會有引發美國通貨膨脹的風險。這或將加快美聯儲升息步伐且美元進一步升值，對新興市場造成的沖擊將更加嚴重。

第一財經記者綜合整理了來自渣打銀行、德意誌銀行、野村證券、美國彼得森經濟研究所(PIIE)的貿易戰前瞻，並特別就中國的應對策略進行了采訪和梳理。

渣打銀行大中華區研究主管丁爽對記者表示，中美摩擦可能無法避免，特朗普政府可能在未來1-2個月著手直接向中國征收更高的進口關稅，且高關稅可能會針對特定產品，例如鋼鐵、家具、機械，或者是針對特定公司，例如國有企業。

不過主流觀點認為，美國發起“貿易戰”的籌碼並不多，由於2016年美國對中國的服務貿易順差高達330億美元，渣打預計中國會以美國農產品、汽車和飛機等為目標進行必要的“回擊”。各大機構預計中美兩國最終會回歸到談判桌上，因為“貿易戰”將兩敗具傷，中國可能會同意加大向美國開放其商品和服務市場，來縮小對美貿易順差。

“貿易摩擦”在所難免

特朗普外貿政策的終極目標是縮小貿易逆差、創造就業，而中國無法避免地將被列為美國的重點關註對象。

根據中國海關總署數據，2016年，中國對美出口總額在為3890億美元，而中國從美國的進口總額為1350億美元，這導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高達2540億美元，這幾乎占了中國貿易順差的50%。

（2016年美國的前20位貿易赤字國）

但這一數字存在誤導。德意誌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張智威提及，中國對美出口中很大部分出自加工貿易，約37%實際來源於全球供應鏈上從其它國家進口的部件。張智威經計算加工貿易影響後得出，中國或只占美國年度貿易赤字的約16%，僅略高於第二位日本的13%和第三位德國的11%。若中美發生貿易摩擦，勢必將牽扯全球供應鏈上的所有參與者，其中也包括一些美國公司。

盡管如此，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仍然較大。渣打預計，美國很難通過“將中國定為匯率操縱國”這一工具來解決雙邊貿易失衡問題，因為在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法律框架下，中國都不符合條件。未來，美國可能主要訴諸於關稅策略。

渣打預計，特朗普政府在未來幾個月就會對中國征收更高的進口關稅，美國總統擁有相當大的貿易政策權利，美國貿易法案允許總統在不經過國會的批準下進行貿易限制。相比於全面增加關稅，渣打認為在定向領域提升關稅的可能性更大，主要原因如下：

1)全方位征收45%的關稅可能不會獲得國會共和黨的支持，黨內仍有很多青睞自貿政策的成員。特朗普可能需要減小貿易保護政策的力度，來換取國會對於其減稅政策的支持。

2)特朗普政府可能會對特殊產品征收更高的關稅。尤其是近年來對美出口大幅增長的領域。鋼鐵很容易成為打擊目標，其他目標包括工業機械、電信、錄音設備、公路用車、家具，其總計占到美國從中國進口的30%。

3)此外，特朗普可能會對特定企業征收高關稅，例如國企。外界長期對政府為國企提供補貼的行為有所爭議，認為這給國企不公正的競爭優勢。2016年，中國國企出口占總出口的10%。

值得註意的是，眾議院共和黨人倡導“邊境稅調整”(BTA，Border Tax Adjustment)，特朗普對其接受度也越來越高。

“BTA被視為一個無需通過提高關稅就能減小貿易赤字的方法。然而，這一倡議需要將稅制轉向現金稅制，因此我們認為這在當前財年結束前很難通過。”渣打提及，BTA並不針對任何一個國家，但這個很難符合WTO規則。一旦BAT落實，美國主要貿易夥伴很可能向WTO發起抗議。

野村認為，整個新興市場都將因BTA而受到沖擊。疊加美國加大財政刺激和基建投資力度的影響，更大的通脹壓力迫使美聯儲今年加息4次，到2017年末美元/日元匯率升至130、歐元/美元降至0.95；美國迅速實施中等程度的貿易保護和更嚴格的移民政策以及一些報複性措施(包括：退出或重新談判自由貿易協定；征收全面關稅，或針對特定進口商品征收針對性關稅，或征收邊境稅；鼓勵美國公司將海外利潤匯回美國；驅逐非法移民並減少新移民的流入)；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明顯升級；今年布倫特原油平均價格下降至45-50美元/桶，這將使原油凈出口國再度承壓。

不過，一旦美國有所行動，中國的“議價力”並不會示弱，具體反擊行動可能包括商品貿易、服務貿易、對外直接投資(FDI)等。2015年，美國對中國FDI總計達到750億美元，而中國對美FDI為410億美元。美國企業愈發將中國看作一個大市場，而不是制造生產基地，任何限制美國企業的舉措都可能對其造成巨大的陣痛。

（中美兩國之間的FDI投資趨勢）

“回歸談判桌”為上策

盡管中國具有反擊的實力，但各大機構仍然建議，“貿易戰”對於兩大經濟體而言只會兩敗俱傷，最終更可能的情況是雙方回到談判桌上，中國或將加速對美國開放服務業，縮小對美貿易赤字。

根據PIIE的研究，在“全面貿易戰”的情景下，美國經濟可能會在2019年陷入蕭條，就業將會下跌480萬人，這相較於基線情景下的私營部門就業低4%。

該情景假設，美國對中國非原油進口產品全面征收45%的關稅，並對墨西哥非原油進口產品征收35%的關稅。貿易戰會導致美國效率下降、通脹上升，因此美聯儲的加息速度將加快，股價或將加速下跌、信用利差擴大，因此將可能會打壓美國自身的投資產出和就業。

此外，在PIIE設想的“不平衡貿易戰”情境下，美國的特定領域就業會因中國的反擊而受到重創。假設美國的報複性關稅將中國對美的出口降低30%(1150億美元)，那麽中國的反擊措施會導致美國對中國出口下降30%(400億美元)。由於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幾乎是美國對中國出口總量的3倍，而中國GDP(2016年為11萬億美元)低於美國(2016年為18.5萬億美元)，這會直接導致中國GDP增速下降1個百分點，美國下降0.2個百分點；如果假設中國的反擊措施對美國造成相同程度的損失(1150億美元)，美國GDP增速下降0.6個百分點。

野村對中國2017年GDP增長率的基本預測為6.5%，“但如果兩國之間發生貿易戰，這或導致我們對中國增長的預測下調最多0.3個百分點。”

野村認為，未來可能出現的“雙贏”局面是，“中國加大財政刺激、提高匯率靈活性、增強區域貿易與合作、加大推進‘一帶一路’戰略，以及進一步向外資開放國內市場等。”

渣打則認為，“美中戰略經濟”對話將會在每年的6月或7月舉行，這有望為中美雙方提供化解分歧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