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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創新負重前行

2014-07-14 NCW  
 

 

保證金賬戶進行消費支付以及企業資產證券化業務即將進行備案制,成為券商僅

有的幾項創新業務

◎ 財新記者 蔣飛 鄭斐 文jiangfei.blog.caixin.com|zhengfei.blog.caixin.com 證券行業的實質性創新政策進展緩慢, 「微創新」小幅推動,業內未形成熱點,創新爭鳴被更務實的利潤考量取代。

7月初,在行業內業務創新方面頗有建樹的海通證券傳出消息 :該公司的客戶股票賬戶可以具備「資金歸集」功能,進而繞開保證金第三方存管的限制,提升券商賬戶體系的競爭力。財新記者獲悉,海通證券的上述創新其實與其他公司的類似做法原理一致,都是利用了一個虛擬賬戶的支付接口實現了資金在客戶保證金賬戶以及其他銀行賬戶之間的劃轉,也可以用來消費支付。在這個過程中,客戶資金仍然託管在銀行,符合保證金第三方存管的法定要求。

儘管賬戶功能的創新是監管部門以及行業協會重點鼓勵的方向,但是在第三方存管等諸多限制之下,開放一些無關緊要的功能仍然是隔靴搔癢。 「除非修改現行法律,否則證券公司吸納社會資金的能力不可能超越銀行和保險公司。 」一位非銀行金融分析師對財新記者說。

在證券行業,遷延日久、遲遲未能全面鋪開的創新業務還有一個更典型的例子:企業資產證券化。這項業務從試點階段至今已經十年,中間因為全球金融危機暫停,直到2013年才轉為常規業務,今年年初卻又因為新老政策的銜接以及主管部門的變動等問題,再次陷入停頓。

企業資產證券化目前在證監會內部已歸新成立的債券部管理。接近證監會的人士告訴財新記者,企業資產證券化新的管理規定有望在今年下半年出台並且這項業務將由審批改為備案。但是發行資產支持證券的載體(SPV,特殊目的公司)仍然屬於券商資產管理範疇內的一種產品,不能徹底解決真實銷售破產隔離以及稅務安排上的瑕疵。

即便企業資產證券化業務沒有停頓,但在券商資產管理業務線上的地位一直遠離核心,數量和規模上與短平快的通道業務不可同日而語,利潤貢獻也遠不及其他主動管理的融資類業務。

與賬戶創新一樣,企業資產證券化也需要進一步突破管制的限制。業內人士認為,備案制是一個良好的開始,但是監管部門還是應當從功能監管的原則出發,推動相關法律的修改,統一監管標準。

曾從事相關業務的金誠同達律所高級合夥人許海波建議 :既然證監會和銀監會已經在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赴交易所掛牌的問題上能達成默契,企業資產 證券化在特殊目的載體的選擇上,也可以考慮借鑑信貸資產證券化的做法,使用信託工具成為發行產品的載體。

賬戶功能小幅恢復

券商的保證金賬戶原本也具備類似銀行的資金沉澱能力,十年前的券商綜合治理以及隨之而來的保證金第三方存管徹底終結了券商的這一金融屬性。2012年證監會著力推動券商各項業務創新,恢復賬戶功能又被重新提起。

2013年夏天,證券業協會組織一批一線券商就互聯網金融業務的創新方案進行專家評審,其中賬戶體系的改造也是一個核心議題。在參加評審的一些證券公司的方案中,相關證券公司試圖通過與銀行或第三方支付公司合作,打造一個平行於保證金賬戶的特殊賬戶,用於客戶購買和交易中低風險的貨幣基金和其他資產管理產品。

隨後, 「消費支付」的創新也開始試點,包括海通證券、光大證券、中信證券、國泰君安證券、東方證券、安信證券、華創證券、東海證券、華泰證券、招商證券在內的十家券商獲此資格。這種創新比「平行賬戶」更進一步,在客戶體驗上實現了保證金賬戶本身的更多功能。

一位接近監管層的人士表示, 「消費支付」的創新,放開了第三方支付賬戶向保證金賬戶轉入,同時客戶可以用在券商開設的資金賬戶中的餘錢進行線上的支付和消費。其中,九家試點券商是通過與銀聯簽署協議的方式提供支付功能 ;國泰君安則是通過接入央行支付系統,實現支付服務的對接。

近期海通證券對外宣傳的保證金賬戶「資金歸集」功能實際上是消費支付基礎上的進一步拓展。與國泰君安的「君弘一戶通」一樣,海通證券也是利用了一個虛擬賬戶的支付功能,向保證金賬戶發起支付操作,從而實現非第三方存管銀行賬戶與保證金的存管賬戶之間的資金劃轉。

現有的證券法律法規規定,客戶在證券公司的交易資金(保證金)必須託管在銀行。上述虛擬賬戶上不會有資金沉澱,在整個支付鏈條上,客戶資金仍然存在託管銀行,因此符闔第三方存管的規定。

在央行主導的第二代網銀體系下,即使多出一個虛擬賬戶的環節,資金劃轉仍然可以基本上做到實時到賬,對於客戶體驗影響可以忽略不計。

不過,目前證券行業只有國泰君安一家擁有央行的大額支付清算資格,國泰君安因此可以自己做支付清算。而海通證券等其他證券公司,目前只能借助託管銀行做清算工作。

被廣泛用於網上消費的支付寶就是一個虛擬賬戶。證券行業的此次賬戶創新與支付寶存在類似的地方,但一些證券從業者在與財新記者交流時表達了這樣的觀點:證券公司做消費支付僅僅是個噱頭,要與騰訊、阿里巴巴等互聯網公司在消費支付的場景中競爭並不現實;賬戶創新更實際的功能還是立足金融服務本位,為場外交易和資產管理產品的申購贖回提供便利。這些人士也呼籲修訂現有《證券法》 ,放鬆券商賬戶體系的管制。

打破一人一戶

2011年初,證券業協會頒佈「單客戶多銀行」新政。一個客戶可開設多個資金賬戶,其中只有主資金賬戶可直接用於交易,輔資金賬戶不可直接用於交易,資金賬戶之間可免費劃轉。

所謂第三方存管,是指券商客戶的交易結算資金由獨立於券商的第三方機構存管,存管機構為具備資質的商業銀行。而儘管放開了單客戶多銀行,客戶的多個資金賬戶也需要與銀行賬戶之間一一對應。

「如果第三方支付平台資金可以轉入資金賬戶,實際上可能打破資金賬戶與銀行賬戶之間的一一對應。 」一位熟悉美國券商賬戶系統的資深人士表示。

他指出,在美國等發達市場,券商和公募基金為了使客戶能夠長久地留在自己的平台上,會鼓勵客戶將交易空窗期的資金投入貨幣市場基金(money market fund) 。這樣一方面可以規避監管對不同風險承受等級客戶的投資規 定,另一方面可以通過穩定回報的渠道留住客戶。

這位資深人士稱,貨幣市場基金為美國的券商和公募基金提供了資金歸集的功能。但是,相對於商業銀行的貨幣 市場賬戶(money market account) ,在貨幣市場基金中的資金受到的監管保護較弱——商業銀行的賬戶持有人,在銀行出現兌付危機甚至倒閉時,可以獲得央行的一定數額的賠償。

「這是商業銀行和證券公司之間挽留並維持客戶的爭奪, 」上述資深人士稱, 「未來能否全面放開,仍有賴於不同監管機構之間的溝通,留在券商的客戶資金歸誰監管將是關鍵。 」資金歸集功能最早由商業銀行開發,對於客戶而言,資金歸集功能既可以滿足財務上開設多個賬戶的需求,又可以通過歸集計算享受銀行在費率、結息等服務當中的優惠。

不僅是券商與銀行之間,醞釀當中的「一碼通」賬戶亦受到市場熱議。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擬為每個投資者設立一個統一的一碼通賬戶,將投資者的不同證券賬戶統一關聯到一碼通賬戶下,實現投資者身份統一識別、投資者信息統一歸集、投資者證券資產統一登記的賬戶體系,也可以用於投資者交易各類證券,實現「一套賬戶」 「一套規則」 「一套系統」 。

這一賬戶新規一旦推出,將打破現在的一人一戶規定,勢必加劇券商之間的競爭。

資產證券化將備案

在漫長的試點期中,券商開展的為數不多的企業資產證券化項目大多對接了優質資產,這種精品化路線也與證監會的審慎不無關係。

證監會的謹慎,來自於資產支持證券潛在風險的不確定性。資產證券化的核心是將具備良好現金流的基礎資產裝入一種特殊目的載體,在此基礎上發行資產支持證券融資;這種載體必須能夠與發行人的風險隔離,即使發行人破產,也不會被債權人追索。

銀行開展的信貸資產證券化業務,由於是用信託作為特殊目的載體,借助了《信託法》賦予的信託財產獨立性,能夠有效實現破產隔離,避免債權人的追索。

券商並不具備這一有利條件。企業資產證券化所依託券商的專項資產管理計劃作為特殊目的載體,而專項資產 管理計劃與券商的集合資產管理計劃一樣,都沒有明確的法律地位,不能徹底解決破產隔離問題。

2013年3月,企業資產證券化由試點轉為常規業務。此後市場上也出現了阿里小貸資產證券化等十分「應景」的項目,成為決策者鼓勵通過資產證券化「盤活貨幣存量」的註腳。但是由於審批制的存在,企業資產證券化並未實現規模化。

今年2月底,證監會根據《國務院關於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審批項目的決定》 ,取消了券商專項投資的行政審批,不再受理證券公司專項投資申請。已提交但尚未受理的資產證券化業務申請,由相關證券公司自行撤回 ;已經受理未撤回的,證監會繼續予以審核。當時仍處在審核中的中信證券一單基於物業項目的資產證券化產品,於今年5月在深交所掛牌轉讓。這也是審批制下最後一批企業資產證券化項目。

專項計劃取消之後,券商的企業資產證券化項目也隨之停頓。證監會曾於2月底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表態,資產 證券化的監管工作已經從機構部轉到新成立的債券部,行政許可取消後的後續管理機制將充分體現簡政放權的市場化原則,同時做好事中事後監管和風險防控, 「具體辦法將在近期發佈」 。

多位從事該項業務的券商人士對財 新記者表示,債券部修訂後的企業資產 證券化管理辦法仍有望在年內出台。新的政策將把審批制改為備案制,以此落實證監會「簡政放權」的承諾。

SPV結構

採取備案制後,企業資產證券化的載體仍將是屬於券商資產管理範疇的一種產品形態。這意味著破產隔離的瑕疵仍在,加上不易找到優質的生息資產以及產品收益率相對較低難以銷售,業內對於該項業務的恢復並不抱有太大的期待。

實際上,披著「證券化」外衣的替代品更受歡迎。證券公司目前較多採取的是一種「雙SPV」的結構,即用集合資產管理計劃募集資金,投資於基金專戶,再由基金專戶對接標的資產。集合資產管理計劃已經採取備案制,可以在交易所掛牌轉讓 ;基金專戶同樣不需要審批,並且還彌補了集合資產管理計劃不能投資非標資產的缺陷。這種模式被一些券商宣傳為無需審批、無額度限制、無強制評級要求,甚至信息披露要求也很少,因此是一種「更市場化」的非標資產證券化手段。

然而這種所謂的「雙SPV」結構也意味著更大的信用風險。它不但沒有破產隔離的保護,在增信和信息披露等方面也十分薄弱,只能依賴於外部擔保。

「採用 SPV 模式是一個趨勢,可以有效解決破產隔離問題,但是也不能強求。 」中信證券一位人士表示。

「我們公司去年以來做了大量這樣的證券化產品,年化收益可以做到9%。 」一位券商資產管理部門人士對財新記者說。他同時也表示只敢做有擔保的項目。

「監管層主導的創新往往不接地氣。

企業資產證券化牽涉的法律、稅務障礙很多,吸引力不夠,證監會未必都想得很清楚。更務實的做法可能是引導和規範市場裡現有的業務實踐,比如擴大集合資產管理計劃的投資範圍,避免監管套利行為產生更多的風險。 」一家券商的固定收益部人士說。

券商 創新 負重 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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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利差持續擴大 日元負重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1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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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社報道稱,美日國債息差創近四年最大,令下半年貶值幅度居全球主要貨幣之首的日元壓力倍增。

美銀美林數據顯示,日本國債收益率平均比美國同期國債低1.11%。今年九月,美日國債息差更是擴大至1.16%,為2011年4月以來新高。由於部分國債收益率幾乎為零,日本國債是今年發達國家中表現最差的主權債券。今年8月,日本投資者持有美國證券數量飆升至1.23萬億美元的新紀錄。

今年6月30日以來,日本央行通過購買債券為日本銀行系統註入了巨額的流動性,致使日元貶值15%。今年10月,日本政府養老投資基金將海外債券持有目標由11%上調至了15%。

明年到期的日本國債今年的回報率僅3.4%,是彭博社和歐洲金融分析師聯合會( European Federation of Financial Analysts Societies, EFFAS )追蹤的26種國債中表現最差的。

蘇格蘭皇家銀行(RBS)昨日意外宣布裁員200人並退出日本國債市場。瑞穗銀行指出,在日本央行擴大QQE規模之後,日本國債市場已經名存實亡。

野村控股亞太區美元套利交易部主管John Gorman告訴彭博社:

日本投資者對美國國債的需求總是會存在的。隨著美元走強和美國國債收益率走高,它們對日本投資者將更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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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 利差 持續 擴大 日元 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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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要忍辱負重 巴黎的價值投資

來源: http://parisvalueinvesting.blogspot.hk/2015/06/blog-post_30.html

巴黎:

幾年前筆者初學價值投資獲得好成績後,以為自己己滿師,對一些非我族類者或看到一些投資不平事,總憤憤不平和不吐不快。

後來經過一些投資失敗教訓,我學懂一些很寶貴的事情,就是每一個人的專註力和時間是有限,當停下來去批判別人時,自己就會把個人最強勁最尖鋭的集中力減弱,在兵慌馬亂的股票市場作戰,只要稍微分心,後果是非常嚴重,因此我學懂每次見到不平事,不停歩、不批判、不理會、不貪心。

很多人會說這種做法只是明誓保身,當歪風盛極時,再也無法逃避。

這種看法當然有其道理,但每個人都會有個人不同處理問題的方法。

曾經看過一套関於愛恩思坦小時上堂的短片。在短片中他質疑老師的魔鬼存在論,他説這世間根本沒有黑暗,只有缺陷光明,沒有冰冷,只有缺陷溫暖,沒有魔鬼,只有缺陷善心⋯⋯。

筆者隨後也在不同的渠道知道有相關類似的見解,於是個人決定改變自己。

投資賺錢從來沒有秘密,只要放下個人成見,把資本投放在相對資本回報更高的股票就是。經濟學第一和最後一課都是這樣說,只要走上街道,看一看四週的建設,人類的進步就可證明,這些都不可能是在黑暗中依靠投機的錢去建立的。

想以不正當的方法在股票市場賺錢就是和魔鬼做交易,和人類作對。

但最好的理據從來都應該來自經驗而不是空泛的理論,最好的說服力應該是個人的身體力行,最好的考驗就是時間,最客觀的批評就是市場,這是我從Ben Graham身上穫知,並把它作為個人的座右銘。

如果朋友還不清楚資本是應該流向賺錢公司的事實,不妨看一看互太公司在公佈業績後連升數日的表現和此間大市大跌的分別。

這並不是一種偶然的巧合或市場隨機決定,而是背後有一股永續的道理。

因為筆者不會去接觸投機,所以每天都是非常快樂投入到股票市場,無論朋友相信與否,我是完全看不見黑暗,看不見恐懼,看不見可影響自己信仰的任何理由,而看到只是一片美好的未來和機會處處。




投資 要忍 忍辱 負重 巴黎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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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特刊】減稅年的企業“稅負重”

“公司一年納稅近30億元,占銷售總額接近三成。公司凈利潤約20億元,納稅額超過凈利潤,企業稅費負擔較重。”今年11月初,一家日用消費品企業稅務總監張麗(化名)對第一財經稱,盡管今年企業受惠於營業稅改增值稅(營改增)減稅規模達1億元,但相比30億元的納稅額仍屬杯水車薪。

與張麗感受相似,不少接受第一財經采訪的企業人士認為,盡管企業或多或少享受到減稅降費政策紅利,但在企業利潤下滑的背景下稅負仍重。希望政府繼續實施減稅降費成為企業共同的心聲。

而這也是政府正在做的。李克強總理強調,減稅降費同樣是積極財政政策,為企業減免稅負可能會暫時減少財政收入,但卻可以幫助企業渡過難關,是“放水養魚”,長久來看是在涵養稅源。

多位接受采訪的專家認為,我國在落實已有的減稅降費舉措外,應該繼續實施減稅降費政策,包括還可以考慮降低工商業17%增值稅稅率。

企業稅費超過利潤

有統計顯示,中國企業稅負處於偏高水平,加上社保支出等,企業負擔沈重。

張麗對第一財經稱,在公司近30億元的納稅額中,增值稅(稅率17%)和企業所得稅(稅率25%)兩個稅種納稅額超過了20億元,占公司納稅總額接近80%。和前兩年相比,近兩年稅費負擔有所減輕,比如全面推開營改增後,企業進項抵扣更多了。不過受“海淘”等影響,近兩年公司銷售額有所下滑,而減稅規模相對總納稅額來說還比較小,稅費負擔仍然較重。

安徽一家大型服裝外貿和制造集團的負責人對第一財經稱,企業整體感覺稅費負擔比較重,制造業的稅負要遠遠超過利潤。該集團兼具貿易和制造兩大業務,其中每年的出口額約為16億元人民幣(合2.5億~3億美元)。

在這位負責人的印象里,由於占比較大的稅種,比如企業所得稅等都沒有什麽變化,所以即使有些小的稅費合並或減免了,對企業來說也並沒有明顯減負的感覺。

近幾年外貿形勢嚴峻,微利的情況下稅負愈加凸顯了出來。“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打折多的都是服裝店。”該負責人稱,今年的出口訂單比去年下降了5%~8%,盡管後面3個月的出口高峰期可能能追回一些訂單,但和去年相比,都會下降至少5%。”

不僅大中企業感覺稅費負擔沈重,小微企業也覺得稅費負擔不輕。浙江一家銷售額在2000萬左右的小型制造企業給第一財經記者列了一個繳稅賬單,賬單顯示,2015年合計納稅約55萬元,其中增值稅21.6萬、房產稅3.4萬元、土地使用稅13.8萬、社保費10.1萬元,其他包括水利費、城建費等在內的附加稅約5.2萬元。

由於2016年銷售額略微升高了100萬左右,預計總體稅費將上升到近60萬元,其中增值稅略微增加至約24萬,房產稅3.4萬維持不變,由於土地使用稅2015年可以享受的優惠政策今年不再享受,因此將增加到16.5萬元,社保費則由於社會平均工資基數的變化而微升到10.3萬元,其他附加稅也略升到5.5萬元。

在這家公司的負責人看來,企業這兩年的稅負也並沒有減輕的感覺,反而是略有上升。更何況,在市場低迷的環境下,公司幾乎沒有利潤可言。“算上每年都會出現幾筆錢收不回來,利潤基本沒有。只要能按時發出工資,覆蓋設備折舊就蠻好了。”

上海一家食品企業的負責人對第一財經稱:“企業現在很難,好不容易掙到一點錢,都繳稅交掉了,而人力成本都在上升。”在市場下行而成本上升的形勢下,政府減免的稅收並沒有讓這些實體企業感覺到變化。

“客觀來說,政府服務在改善,但有些仍然沒有完全落實到位。稅收力度也還不夠,企業壓力仍然大,實體企業感覺日子不好過。如果政府能扶持資質不錯的企業,對企業來說,有重新成長發展的機會。”該負責人補充道,“畢竟這是經濟的冬天。”

從中國科學院上海矽酸鹽研究所走出來的徐常明,今年2月份投資百萬元創立了蘇州納樸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業務剛剛開展,屬於典型的微型科技企業。他告訴本報記者,目前公司基本上不用納稅,不過仍擔心未來企業發展後,稅費負擔會上升。

提高減稅獲得感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院長胡怡建對第一財經稱,從稅收總量占經濟總量(約20%)來看,中國在世界上來說算中低水平。不過中國稅收結構呈現“三高三低”特點,即流轉稅比重較高,所得稅比重較低;企業交稅比重較高,個人交稅比重較低;生產經營過程中交稅比重高,而收入和財富分配交稅比重低。在這一特征下,企業在生產經營環節下稅負較高,再加上社保等費用,企業負擔沈重。

由於企業間的差異很大,稅負情況也不盡相同。有的企業資產中土地資源或不動產資源占比大,在近些年土地資產價格上漲,土地資產增值帶來了巨額利潤,稅負就不顯得重。而對於勞動密集型企業,稅負就相對較重。

政府早已意識到企業稅收負擔沈重,而減稅降費正在發力。今年5月1日推開的營改增是本屆政府最大的減稅舉措,預計全年為企業和個人減輕稅收負擔超過5000億元。

稅務總局貨物和勞務稅司副司長林楓近期表示,2016年1~8月份營改增整體減稅共計2493億元,其中營改增全面推開後的5~8月份合計實現減稅1646億元,新納入試點的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均實現了減稅。

胡怡建告訴本報記者,與上半年相比,下半年營改增全面推開後減稅規模逐步擴大,全年有望完成5000億元的減稅目標。

除了營改增,今年國務院還擴大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的小微企業範圍,清理規範政府性基金收費項目,降低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費率、失業保險費率、公積金費率,這些舉措為企業減稅費規模超過1500億元。

為何政府今年實施大規模減稅降費政策後,企業仍然感受稅費負擔沈重?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分析稱,企業經營效益好的時候,稅費負擔感受相對較輕。而當經濟下行,企業經營困難時,發現掙的錢都拿去交增值稅、企業所得稅,自然會感覺稅費負擔重。

今年6月7日,國務院新聞辦就促進民間投資健康發展專項督查有關情況舉行吹風會,第四督查組組長、財政部副部長劉昆表示,從督查情況看,一些企業在稅費負擔方面的獲得感不強,有一些企業反映負擔比較重,獲得感不強和真金白銀(減稅費)實際上有矛盾。

劉昆分析,在經營環境比往年差的背景下,企業利潤下滑,即使稅費減少了,但企業感覺負擔仍較重。企業經營範圍不同,有些行業減稅力度大一些,有些則小一些。當前的稅費規則體系較為複雜,稅收優惠政策還在逐步落實。營改增對企業管理水平要求較高,特別是5月1日營改增全面推開後,有些企業管理跟不上,導致抵扣鏈條不完整,這種情況下企業擔憂稅負增加。

劉昆表示,必須提高企業在減稅費方面的獲得感,包括對一些可達性不高的稅收優惠政策做調整,進一步清理行政性收費等。

期望降低17%增值稅率

不少工商企業主認為,目前17%增值稅率偏高,應降低增值稅率。

張麗即認為,目前公司近30億元納稅額中增值稅占了一半,17%的增值稅率偏高,希望政府考慮降低。

江蘇德長醫療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吳長旺告訴記者,稅費負擔的確重,尤其是17%的增值稅稅率有些高。

胡怡建則表示,國家對工商業征收增值稅稅率為17%,營改增擴圍至服務業後,服務業的增值稅稅率為6%或11%,橫向比較的話,服務業的增值稅率明顯低於工商業。

“舉個現實中的例子,餐飲企業堂食屬於服務業,適用6%的增值稅稅率,而如果這家企業做外賣,那麽外賣視同貨物銷售,適用17%增值稅率,這就反映了服務業和貨物銷售稅率的不平衡。”胡怡建稱。

胡怡建認為,在營改增擴圍完成後,下一步應該考慮歸並增值稅率,縮小工商業增值稅率和服務業增值稅率的差距,工商業增值稅率肯定要下降,但下降到什麽程度還需要綜合考慮。

其實,早在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到的降成本舉措中,就明確提出包括研究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稅率。

工商業增值稅率降低到多少合適?不同人有不同看法。

楊誌勇告訴本報記者,未來增值稅的基本稅率可以分步下調至10%,10%的基本稅率對應的是亞太地區較高的增值稅稅率。

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TCL董事長李東生建議,將制造業增值稅稅率由17%降至12%。

李東生表示,17%的增值稅23年來沒有變過,且增值稅稅率高於與我國制造業相競爭的幾個國家,比如日本(5%)、韓國(10%)、越南(10%)、印尼(10%)等。該稅項最終會體現在國內產品銷售價格上,造成同樣商品價格在國內市場要高於國外市場。在全球經濟尚未複蘇的情況下,不利於增強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全國政協委員、吉利集團董事長李書福也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建議,大幅度降低增值稅稅率。

胡怡建認為,現在關鍵是要把已有的減稅降費舉措落實好,然後條件成熟時可以考慮歸並工商業和服務業增值稅率。

周年 特刊 減稅 年的 企業 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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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稅年的企業“稅負重”

“公司一年納稅近30億元,占銷售總額接近三成。公司凈利潤約20億元,納稅額超過凈利潤,企業稅費負擔較重。”今年11月初,一家日用消費品企業稅務總監張麗(化名)對第一財經稱,盡管今年企業受惠於營業稅改增值稅(營改增)減稅規模達1億元,但相比30億元的納稅額仍屬杯水車薪。

與張麗感受相似,不少接受第一財經采訪的企業人士認為,盡管企業或多或少享受到減稅降費政策紅利,但在企業利潤下滑的背景下稅負仍重。希望政府繼續實施減稅降費成為企業共同的心聲。

而這也是政府正在做的。李克強總理強調,減稅降費同樣是積極財政政策,為企業減免稅負可能會暫時減少財政收入,但卻可以幫助企業渡過難關,是“放水養魚”,長久來看是在涵養稅源。

多位接受采訪的專家認為,我國在落實已有的減稅降費舉措外,應該繼續實施減稅降費政策,包括還可以考慮降低工商業17%增值稅稅率。

企業稅費超過利潤

有統計顯示,中國企業稅負處於偏高水平,加上社保支出等,企業負擔沈重。

張麗對第一財經稱,在公司近30億元的納稅額中,增值稅(稅率17%)和企業所得稅(稅率25%)兩個稅種納稅額超過了20億元,占公司納稅總額接近80%。和前兩年相比,近兩年稅費負擔有所減輕,比如全面推開營改增後,企業進項抵扣更多了。不過受“海淘”等影響,近兩年公司銷售額有所下滑,而減稅規模相對總納稅額來說還比較小,稅費負擔仍然較重。

安徽一家大型服裝外貿和制造集團的負責人對第一財經稱,企業整體感覺稅費負擔比較重,制造業的稅負要遠遠超過利潤。該集團兼具貿易和制造兩大業務,其中每年的出口額約為16億元人民幣(合2.5億~3億美元)。

在這位負責人的印象里,由於占比較大的稅種,比如企業所得稅等都沒有什麽變化,所以即使有些小的稅費合並或減免了,對企業來說也並沒有明顯減負的感覺。

近幾年外貿形勢嚴峻,微利的情況下稅負愈加凸顯了出來。“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打折多的都是服裝店。”該負責人稱,今年的出口訂單比去年下降了5%~8%,盡管後面3個月的出口高峰期可能能追回一些訂單,但和去年相比,都會下降至少5%。”

不僅大中企業感覺稅費負擔沈重,小微企業也覺得稅費負擔不輕。浙江一家銷售額在2000萬左右的小型制造企業給第一財經記者列了一個繳稅賬單,賬單顯示,2015年合計納稅約55萬元,其中增值稅21.6萬、房產稅3.4萬元、土地使用稅13.8萬、社保費10.1萬元,其他包括水利費、城建費等在內的附加稅約5.2萬元。

由於2016年銷售額略微升高了100萬左右,預計總體稅費將上升到近60萬元,其中增值稅略微增加至約24萬,房產稅3.4萬維持不變,由於土地使用稅2015年可以享受的優惠政策今年不再享受,因此將增加到16.5萬元,社保費則由於社會平均工資基數的變化而微升到10.3萬元,其他附加稅也略升到5.5萬元。

在這家公司的負責人看來,企業這兩年的稅負也並沒有減輕的感覺,反而是略有上升。更何況,在市場低迷的環境下,公司幾乎沒有利潤可言。“算上每年都會出現幾筆錢收不回來,利潤基本沒有。只要能按時發出工資,覆蓋設備折舊就蠻好了。”

上海一家食品企業的負責人對第一財經稱:“企業現在很難,好不容易掙到一點錢,都繳稅交掉了,而人力成本都在上升。”在市場下行而成本上升的形勢下,政府減免的稅收並沒有讓這些實體企業感覺到變化。

“客觀來說,政府服務在改善,但有些仍然沒有完全落實到位。稅收力度也還不夠,企業壓力仍然大,實體企業感覺日子不好過。如果政府能扶持資質不錯的企業,對企業來說,有重新成長發展的機會。”該負責人補充道,“畢竟這是經濟的冬天。”

從中國科學院上海矽酸鹽研究所走出來的徐常明,今年2月份投資百萬元創立了蘇州納樸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業務剛剛開展,屬於典型的微型科技企業。他告訴本報記者,目前公司基本上不用納稅,不過仍擔心未來企業發展後,稅費負擔會上升。

提高減稅獲得感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院長胡怡建對第一財經稱,從稅收總量占經濟總量(約20%)來看,中國在世界上來說算中低水平。不過中國稅收結構呈現“三高三低”特點,即流轉稅比重較高,所得稅比重較低;企業交稅比重較高,個人交稅比重較低;生產經營過程中交稅比重高,而收入和財富分配交稅比重低。在這一特征下,企業在生產經營環節下稅負較高,再加上社保等費用,企業負擔沈重。

由於企業間的差異很大,稅負情況也不盡相同。有的企業資產中土地資源或不動產資源占比大,在近些年土地資產價格上漲,土地資產增值帶來了巨額利潤,稅負就不顯得重。而對於勞動密集型企業,稅負就相對較重。

政府早已意識到企業稅收負擔沈重,而減稅降費正在發力。今年5月1日推開的營改增是本屆政府最大的減稅舉措,預計全年為企業和個人減輕稅收負擔超過5000億元。

稅務總局貨物和勞務稅司副司長林楓近期表示,2016年1~8月份營改增整體減稅共計2493億元,其中營改增全面推開後的5~8月份合計實現減稅1646億元,新納入試點的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均實現了減稅。

胡怡建告訴本報記者,與上半年相比,下半年營改增全面推開後減稅規模逐步擴大,全年有望完成5000億元的減稅目標。

除了營改增,今年國務院還擴大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的小微企業範圍,清理規範政府性基金收費項目,降低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費率、失業保險費率、公積金費率,這些舉措為企業減稅費規模超過1500億元。

為何政府今年實施大規模減稅降費政策後,企業仍然感受稅費負擔沈重?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分析稱,企業經營效益好的時候,稅費負擔感受相對較輕。而當經濟下行,企業經營困難時,發現掙的錢都拿去交增值稅、企業所得稅,自然會感覺稅費負擔重。

今年6月7日,國務院新聞辦就促進民間投資健康發展專項督查有關情況舉行吹風會,第四督查組組長、財政部副部長劉昆表示,從督查情況看,一些企業在稅費負擔方面的獲得感不強,有一些企業反映負擔比較重,獲得感不強和真金白銀(減稅費)實際上有矛盾。

劉昆分析,在經營環境比往年差的背景下,企業利潤下滑,即使稅費減少了,但企業感覺負擔仍較重。企業經營範圍不同,有些行業減稅力度大一些,有些則小一些。當前的稅費規則體系較為複雜,稅收優惠政策還在逐步落實。營改增對企業管理水平要求較高,特別是5月1日營改增全面推開後,有些企業管理跟不上,導致抵扣鏈條不完整,這種情況下企業擔憂稅負增加。

劉昆表示,必須提高企業在減稅費方面的獲得感,包括對一些可達性不高的稅收優惠政策做調整,進一步清理行政性收費等。

期望降低17%增值稅率

不少工商企業主認為,目前17%增值稅率偏高,應降低增值稅率。

張麗即認為,目前公司近30億元納稅額中增值稅占了一半,17%的增值稅率偏高,希望政府考慮降低。

江蘇德長醫療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吳長旺告訴記者,稅費負擔的確重,尤其是17%的增值稅稅率有些高。

胡怡建則表示,國家對工商業征收增值稅稅率為17%,營改增擴圍至服務業後,服務業的增值稅稅率為6%或11%,橫向比較的話,服務業的增值稅率明顯低於工商業。

“舉個現實中的例子,餐飲企業堂食屬於服務業,適用6%的增值稅稅率,而如果這家企業做外賣,那麽外賣視同貨物銷售,適用17%增值稅率,這就反映了服務業和貨物銷售稅率的不平衡。”胡怡建稱。

胡怡建認為,在營改增擴圍完成後,下一步應該考慮歸並增值稅率,縮小工商業增值稅率和服務業增值稅率的差距,工商業增值稅率肯定要下降,但下降到什麽程度還需要綜合考慮。

其實,早在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到的降成本舉措中,就明確提出包括研究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稅率。

工商業增值稅率降低到多少合適?不同人有不同看法。

楊誌勇告訴本報記者,未來增值稅的基本稅率可以分步下調至10%,10%的基本稅率對應的是亞太地區較高的增值稅稅率。

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TCL董事長李東生建議,將制造業增值稅稅率由17%降至12%。

李東生表示,17%的增值稅23年來沒有變過,且增值稅稅率高於與我國制造業相競爭的幾個國家,比如日本(5%)、韓國(10%)、越南(10%)、印尼(10%)等。該稅項最終會體現在國內產品銷售價格上,造成同樣商品價格在國內市場要高於國外市場。在全球經濟尚未複蘇的情況下,不利於增強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全國政協委員、吉利集團董事長李書福也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建議,大幅度降低增值稅稅率。

胡怡建認為,現在關鍵是要把已有的減稅降費舉措落實好,然後條件成熟時可以考慮歸並工商業和服務業增值稅率。

減稅 年的 企業 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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