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一年納稅近30億元，占銷售總額接近三成。公司凈利潤約20億元，納稅額超過凈利潤，企業稅費負擔較重。”今年11月初，一家日用消費品企業稅務總監張麗(化名)對第一財經稱，盡管今年企業受惠於營業稅改增值稅(營改增)減稅規模達1億元，但相比30億元的納稅額仍屬杯水車薪。
與張麗感受相似，不少接受第一財經采訪的企業人士認為，盡管企業或多或少享受到減稅降費政策紅利，但在企業利潤下滑的背景下稅負仍重。希望政府繼續實施減稅降費成為企業共同的心聲。
而這也是政府正在做的。李克強總理強調，減稅降費同樣是積極財政政策，為企業減免稅負可能會暫時減少財政收入，但卻可以幫助企業渡過難關，是“放水養魚”，長久來看是在涵養稅源。
多位接受采訪的專家認為，我國在落實已有的減稅降費舉措外，應該繼續實施減稅降費政策，包括還可以考慮降低工商業17%增值稅稅率。
企業稅費超過利潤
有統計顯示，中國企業稅負處於偏高水平，加上社保支出等，企業負擔沈重。
張麗對第一財經稱，在公司近30億元的納稅額中，增值稅(稅率17%)和企業所得稅(稅率25%)兩個稅種納稅額超過了20億元，占公司納稅總額接近80%。和前兩年相比，近兩年稅費負擔有所減輕，比如全面推開營改增後，企業進項抵扣更多了。不過受“海淘”等影響，近兩年公司銷售額有所下滑，而減稅規模相對總納稅額來說還比較小，稅費負擔仍然較重。
安徽一家大型服裝外貿和制造集團的負責人對第一財經稱，企業整體感覺稅費負擔比較重，制造業的稅負要遠遠超過利潤。該集團兼具貿易和制造兩大業務，其中每年的出口額約為16億元人民幣(合2.5億～3億美元)。
在這位負責人的印象里，由於占比較大的稅種，比如企業所得稅等都沒有什麽變化，所以即使有些小的稅費合並或減免了，對企業來說也並沒有明顯減負的感覺。
近幾年外貿形勢嚴峻，微利的情況下稅負愈加凸顯了出來。“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打折多的都是服裝店。”該負責人稱，今年的出口訂單比去年下降了5%～8%，盡管後面3個月的出口高峰期可能能追回一些訂單，但和去年相比，都會下降至少5%。”
不僅大中企業感覺稅費負擔沈重，小微企業也覺得稅費負擔不輕。浙江一家銷售額在2000萬左右的小型制造企業給第一財經記者列了一個繳稅賬單，賬單顯示，2015年合計納稅約55萬元，其中增值稅21.6萬、房產稅3.4萬元、土地使用稅13.8萬、社保費10.1萬元，其他包括水利費、城建費等在內的附加稅約5.2萬元。
由於2016年銷售額略微升高了100萬左右，預計總體稅費將上升到近60萬元，其中增值稅略微增加至約24萬，房產稅3.4萬維持不變，由於土地使用稅2015年可以享受的優惠政策今年不再享受，因此將增加到16.5萬元，社保費則由於社會平均工資基數的變化而微升到10.3萬元，其他附加稅也略升到5.5萬元。
在這家公司的負責人看來，企業這兩年的稅負也並沒有減輕的感覺，反而是略有上升。更何況，在市場低迷的環境下，公司幾乎沒有利潤可言。“算上每年都會出現幾筆錢收不回來，利潤基本沒有。只要能按時發出工資，覆蓋設備折舊就蠻好了。”
上海一家食品企業的負責人對第一財經稱：“企業現在很難，好不容易掙到一點錢，都繳稅交掉了，而人力成本都在上升。”在市場下行而成本上升的形勢下，政府減免的稅收並沒有讓這些實體企業感覺到變化。
“客觀來說，政府服務在改善，但有些仍然沒有完全落實到位。稅收力度也還不夠，企業壓力仍然大，實體企業感覺日子不好過。如果政府能扶持資質不錯的企業，對企業來說，有重新成長發展的機會。”該負責人補充道，“畢竟這是經濟的冬天。”
從中國科學院上海矽酸鹽研究所走出來的徐常明，今年2月份投資百萬元創立了蘇州納樸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公司業務剛剛開展，屬於典型的微型科技企業。他告訴本報記者，目前公司基本上不用納稅，不過仍擔心未來企業發展後，稅費負擔會上升。
提高減稅獲得感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院長胡怡建對第一財經稱，從稅收總量占經濟總量(約20%)來看，中國在世界上來說算中低水平。不過中國稅收結構呈現“三高三低”特點，即流轉稅比重較高，所得稅比重較低;企業交稅比重較高，個人交稅比重較低;生產經營過程中交稅比重高，而收入和財富分配交稅比重低。在這一特征下，企業在生產經營環節下稅負較高，再加上社保等費用，企業負擔沈重。
由於企業間的差異很大，稅負情況也不盡相同。有的企業資產中土地資源或不動產資源占比大，在近些年土地資產價格上漲，土地資產增值帶來了巨額利潤，稅負就不顯得重。而對於勞動密集型企業，稅負就相對較重。
政府早已意識到企業稅收負擔沈重，而減稅降費正在發力。今年5月1日推開的營改增是本屆政府最大的減稅舉措，預計全年為企業和個人減輕稅收負擔超過5000億元。
稅務總局貨物和勞務稅司副司長林楓近期表示，2016年1~8月份營改增整體減稅共計2493億元，其中營改增全面推開後的5~8月份合計實現減稅1646億元，新納入試點的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均實現了減稅。
胡怡建告訴本報記者，與上半年相比，下半年營改增全面推開後減稅規模逐步擴大，全年有望完成5000億元的減稅目標。
除了營改增，今年國務院還擴大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的小微企業範圍，清理規範政府性基金收費項目，降低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費率、失業保險費率、公積金費率，這些舉措為企業減稅費規模超過1500億元。
為何政府今年實施大規模減稅降費政策後，企業仍然感受稅費負擔沈重?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分析稱，企業經營效益好的時候，稅費負擔感受相對較輕。而當經濟下行，企業經營困難時，發現掙的錢都拿去交增值稅、企業所得稅，自然會感覺稅費負擔重。
今年6月7日，國務院新聞辦就促進民間投資健康發展專項督查有關情況舉行吹風會，第四督查組組長、財政部副部長劉昆表示，從督查情況看，一些企業在稅費負擔方面的獲得感不強，有一些企業反映負擔比較重，獲得感不強和真金白銀(減稅費)實際上有矛盾。
劉昆分析，在經營環境比往年差的背景下，企業利潤下滑，即使稅費減少了，但企業感覺負擔仍較重。企業經營範圍不同，有些行業減稅力度大一些，有些則小一些。當前的稅費規則體系較為複雜，稅收優惠政策還在逐步落實。營改增對企業管理水平要求較高，特別是5月1日營改增全面推開後，有些企業管理跟不上，導致抵扣鏈條不完整，這種情況下企業擔憂稅負增加。
劉昆表示，必須提高企業在減稅費方面的獲得感，包括對一些可達性不高的稅收優惠政策做調整，進一步清理行政性收費等。
期望降低17%增值稅率
不少工商企業主認為，目前17%增值稅率偏高，應降低增值稅率。
張麗即認為，目前公司近30億元納稅額中增值稅占了一半，17%的增值稅率偏高，希望政府考慮降低。
江蘇德長醫療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吳長旺告訴記者，稅費負擔的確重，尤其是17%的增值稅稅率有些高。
胡怡建則表示，國家對工商業征收增值稅稅率為17%，營改增擴圍至服務業後，服務業的增值稅稅率為6%或11%，橫向比較的話，服務業的增值稅率明顯低於工商業。
“舉個現實中的例子，餐飲企業堂食屬於服務業，適用6%的增值稅稅率，而如果這家企業做外賣，那麽外賣視同貨物銷售，適用17%增值稅率，這就反映了服務業和貨物銷售稅率的不平衡。”胡怡建稱。
胡怡建認為，在營改增擴圍完成後，下一步應該考慮歸並增值稅率，縮小工商業增值稅率和服務業增值稅率的差距，工商業增值稅率肯定要下降，但下降到什麽程度還需要綜合考慮。
其實，早在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到的降成本舉措中，就明確提出包括研究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稅率。
工商業增值稅率降低到多少合適?不同人有不同看法。
楊誌勇告訴本報記者，未來增值稅的基本稅率可以分步下調至10%，10%的基本稅率對應的是亞太地區較高的增值稅稅率。
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TCL董事長李東生建議，將制造業增值稅稅率由17%降至12%。
李東生表示，17%的增值稅23年來沒有變過，且增值稅稅率高於與我國制造業相競爭的幾個國家，比如日本(5%)、韓國(10%)、越南(10%)、印尼(10%)等。該稅項最終會體現在國內產品銷售價格上，造成同樣商品價格在國內市場要高於國外市場。在全球經濟尚未複蘇的情況下，不利於增強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全國政協委員、吉利集團董事長李書福也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建議，大幅度降低增值稅稅率。
胡怡建認為，現在關鍵是要把已有的減稅降費舉措落實好，然後條件成熟時可以考慮歸並工商業和服務業增值稅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