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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上海的出租車司機黃師傅都要到虹梅南路的上海焦化廠去加油。他加的不是普通汽油,而是甲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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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閔行區江南出租車公司黃師傅正在給他開的甲醇燃料車加燃料。於達維 攝 |
甲醇的熱值不算高,每百公里消耗幾乎是汽油的一倍半。但甲醇便宜,即便加滿一箱30升,費用還不到90元,算下來每公里只需0.40元錢,大概是汽油的一半。
黃師傅所在的上海閔行區江南出租車公司有25輛這樣的甲醇燃料汽車。從去年起,他們與上海華普汽車和上海焦化廠開展添加100%甲醇燃料的試驗。
甲醇是一種用途普遍、製造簡便的化工產品。對公眾來說,甲醇更多與曾經肆虐的假酒聯繫在一起。
雖然遭遇石油巨頭的反對和主流車企的微詞,中國政府部門已經在推進甲醇汽油應用。工信部原定今年5月底在山西、陝西和上海正式啟動高比例甲醇汽車示範項目,由於車型審核未最後完成,人們仍在等待發令槍響。
一些省份和投資者對甲醇汽油的熱情高漲。不過,如何化解消費者對於安全性的疑慮,如何通過規範油品質量和車輛技術來避免大規模故障,仍然是其走向市場之前必須解決的問題。
小步快跑
所謂甲醇汽油,是將甲醇直接添加到汽油中,並輔以少量添加劑。根據燃料中甲醇的體積百分比,可分為M15、M85等,M100就是純甲醇燃料。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六五」期間,科技部、交通部和山西省就共同進行了低比例甲醇汽油的研究試驗。如今,已有20多個省市不同程度開展車用甲醇燃料的市場推廣應用。
2005年,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倪維斗,前機械工業部部長何光遠等八名老專家和老領導,聯名提交推廣煤基醇醚燃料以替代汽油柴油的建議,甲醇汽油因此受到中央政府重視。
2009年11月和12月,國家標準委員會發佈的M100純甲醇燃料和M85甲醇汽油國家標準相繼實施。倪維斗教授告訴財新《新世紀》,儘管關於甲醇汽油的非議還是很多,有了標準,就可以按照標準干,讓市場規律去說話。
今年1月,工信部指定上海華普、奇瑞、一汽靖燁為高比例甲醇汽油車生產企業,計劃在上海、陝西和山西啟動M85和M100甲醇汽油試點,試點階段將持續到2013年。這是國家層面首次主導開展甲醇汽油推廣試點工作。
今年6月17日至18日,在上海召開的一次甲醇燃料研討會上,上海市政府參事、上海能源研究會負責人趙國通表示,工信部將甲醇汽油由科研試點上升為產業化試點,釋放出一個積極信號。
根據上海的計劃,工信部試點開始後,除了閔行已上路的25輛甲醇燃料汽車,閔行和金山區將各推出50輛。曾在山西新能源辦公室工作多年的降連保表示,山西已有幾千輛出租車完成改裝,省政府給予每輛2000-3000元補貼。
並未納入工信部試點的一些省份也非常積極。浙江省商務廳甲醇汽油辦公室倪水泉透露,浙江所有的地級市很快都要啟動甲醇汽油推廣,在半年到一年時間內實現全覆蓋。
根據估算,甲醇價格在噸2000元時,相當於每升1.58元。與普通汽油相比,同一標號的M15甲醇汽油每升要低0.5元左右,出租車平均每天可省下20元左右。
這種價格差距對那些並不隸屬於石油巨頭的加油站誘惑更大。據《21世紀經濟報導》透露,很多民營加油站的90號和93號汽油中都違規摻有甲醇,濃度在10%左右。
毒性疑慮
即使是規範使用,甲醇汽油也可能對車輛帶來一定損害。生產甲醇汽油添加劑的南京巨瀾新能源公司董事長吳家友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汽油和水一 樣是中性的,而甲醇是有極性的有機物,不僅會造成金屬腐蝕,還能將橡膠中的增塑劑抽提出來,讓橡膠變得像豆腐渣一樣,造成汽車橡膠部件的溶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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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將開展的高比例甲醇汽油試點,為拓展甲醇下游需求帶來了一些希望。於達維 攝 |
上海化工研究院羅勇也表示,當甲醇含量大於15%後,甲醇燃料的耐水性,對汽車發動機和油路系統的腐蝕性和溶脹性等問題尚未完全解決。
甲醇汽油被批評得最多的是其毒性。甲醇具有較強揮發性,可經過口、呼吸道和皮膚,使人急性中毒,損害中樞神經系統和視覺。中國對職業環境規定的甲醇濃度限定為50毫克/立方米,比汽油的350毫克/立方米嚴格。
2003年,四川疾控中心對甲醇汽油的環境健康危害作過研究。他們認為,在正常無事故洩漏情況下,甲醇汽油排放的甲醇對大氣質量沒有明顯影響。 但從宏觀上考慮,成千上萬輛甲醇汽車所排放的甲醇,可對交警、環衛工人和其他人群健康構成威脅,因此催化淨化技術和甲醇燃料汽車推廣應同步進行。
降連保現在是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聯合會醇醚燃料及醇醚清潔汽車專業委員會(下稱醇醚專委會)的副秘書長。他說,對於甲醇汽油的心理障礙和認識偏 見,是大規模應用甲醇汽油的最大阻力。山西省對示範運營的涉醇工作人員年年體檢,尚未發現職業病案例。醇醚專委會在全國尋找案例,也沒有找到。
與汽油車相比,甲醇燃料的尾氣中二氧化碳、氮氧化物排放減少,但是致癌物甲醛的排放會增加。四川疾控中心研究顯示,當摻入甲醇比例為15%時, 甲醇、甲醛排放均比純汽油車高出接近一倍。2008年,北京理工大學國家機動車尾氣控制重點實驗室的研究更是發現,100%比例工業甲醇燃料的醛酮非常規 排放高於汽油車,其中,甲醛排放量約為汽油車的六倍。
有研究人員認為,淨化技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決甲醛排放問題。北京理工大學高力平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2010年山西省和工信部再次委託其 所在實驗室測試。測試使用的是M85以上甲醇汽油,車輛的發動機供油系統進行了改造,並且加裝針對甲醇排放物的尾氣後處理裝置,結果醛酮排放比燒汽油的普 通車還低。當年2月,上海華普汽車也前來委託測試其M100甲醇車,結果是醛類排放量僅為0.8毫克/公里,遠低於常規汽油車的3-4毫克/公里。
並不是所有人都認同甲醇汽油危害性不大的說法。環保部機動車排污監控中心一位負責人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關於甲醇汽油對健康的影響還缺乏系統研究,衛生部也沒有公開的說法。
歐美棄用
1975年,瑞典率先提出將甲醇作為汽車燃料。多個歐美國家也紛紛研發和推廣甲醇汽油。美國國會曾經通過法案,對使用替代燃料減免稅收。從20世紀80年代中到90年代末,加州共有15000多輛甲醇汽車。
但漸漸地,甲醇汽油在歐美被乙醇汽油所取代,福特、克萊斯勒、通用等汽車製造商也不再研究和生產甲醇燃料汽車。2008年,加州的新配方汽油法規生效,甲醇被禁止加入。
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經濟技術研究院沈燕華去年12月撰文稱,甲醇燃料在歐美國家的衰退,除與各國當時的政治、經濟情況有關,使用過程中暴露出的有毒、腐蝕性強、熱值低等諸多缺點,是最根本原因。
沈燕華主張中國禁用甲醇汽油。她表示,其看法並不是出於行業利益考慮,而是「這個東西還是很亂,很多地方自己往裡面加,不好監管,加多少也不知道」。
降連保表示,他們曾經赴美考察美國後來沒有推廣甲醇汽油的原因,發現主要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石油價格低,甲醇燃料與之相比沒有市場優勢,而且美 國大多是天然氣制甲醇,當時天然氣價格不斷攀升,高成本甲醇替代汽油不合算,再加上勢力強大的石油財團並不配合,導致甲醇汽油最終未推開。
1994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喬治·奧拉(George Olah)教授也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說,上世紀80年代加州曾經有許多出售M85甲醇汽油的加油站,後來之所以被放棄,是因為大的石油公司擔心甲醇汽油蠶食其利潤。他透露,現在美國國會正在考慮通過一項全國性的甲醇汽油標準,這個動議得到了兩黨的支持。
奧拉2006年出版的著作《跨越油氣時代:甲醇經濟》,被甲醇汽油業者奉為聖經。該書觀點包括,「甲醇經濟」可使人類不再依賴於日益減少的石油和天然氣,並有助於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利益博弈
在一些人士看來,歐美國家漸漸熄滅的甲醇燃料之火,之所以在中國重新燃起,動力之一是「十一五」期間各地紛紛上馬煤化工項目,積累下巨大的甲醇產能。2010年,中國甲醇年產能已達3500萬噸,而實際年產量僅1500萬噸,一半以上的產能閒置。
工信部將開展的高比例甲醇汽油試點,為拓展甲醇下游需求帶來了一些希望,但只是杯水車薪。使用高比例甲醇汽油,需要對車進行改裝或購買專門的甲醇汽車,消費者並不容易接受。
因此,業內更加希望M15這樣的低比例甲醇汽油標準盡快出台,普通汽油車不經改裝就可以使用。如果按照中國每年6000萬噸左右的汽油消費量, 全部混摻15%的甲醇則可產生新增需求900萬噸左右,在較大程度上緩解甲醇供求壓力。趙國通透露,甲醇汽油M15國家標準不出意外將在年內出台。
倪維斗表示,推廣甲醇汽油,尤其是高比例甲醇汽油,作用遠遠超過在沿海建立進口石油儲備庫,「不是為了救甲醇產業,而是為了能源安全。」
但甲醇汽油能否擔當能源安全的大任,還不好下定論。上海交大喬信起教授說:「甲醇從技術上是個很好的燃料,在中國來源很廣,價格很低,比天然氣用起來方便。關鍵是怎麼用,毒性、甲醛排放怎麼解決。」
目前,多家中國主流車企對甲醇燃料並不怎麼積極,中石化等石油巨頭更是持排斥態度。對一些主流汽車企業來說,甲醇燃料似乎很難帶來什麼好處;對 沒有投資甲醇行業的石油巨頭而言,甲醇汽油的大規模推廣無異於虎口奪食。在去年9月舉行中期業績發佈會時,中石化總裁王天普表示,甲醇在使用過程中可能會 造成人的健康問題,因此中石化不希望低比例的M15甲醇汽油投放市場。至於高比例的M85甲醇汽油,需要汽車改造發動機後才能使用,目前也沒有推廣使用的 必要。
奇瑞被列為工信部試點,但奇瑞汽車研究院院長解保新對甲醇燃料汽車仍持謹慎態度。他認為,甲醇不太可能成為主流。奇瑞目前主要是解決設備問題, 這會提高油泵和發動機成本,而更大的擔心是安全問題。他說,甲醇揮發也是有毒的,對於加油站員工、駕駛員乃至清洗油路的修車工人是否存在傷害,沒有明確說 法。
在上海的研討會上,上海焦化廠母公司上海華誼集團總裁劉訓峰坦承,在甲醇燃料使用的技術層面上,中國總體研發水平不高,沒有得到大型汽車企業、 發動機企業響應,一些關鍵汽車零部件配套的技術難關還沒有攻克,許多添加劑的使用沒有得到發動機試驗驗證,使用中出現的問題為汽車廠商和用戶所詬病。此 外,甲醇燃料市場不夠規範,管理不到位,可能帶來潛在危害。
中國內燃機協會副秘書長魏安利則表示,應該倡導建立涉及消費者利益的技術數據公開披露制度,提供汽油與甲醇汽油的內燃機動力性、經濟性、環保性、可靠性對比參數,確保每個消費者在使用甲醇燃料時的知情權。
7月下旬的一天傍晚,人流如織的北京西大望路,幾個身穿統一黑色T恤衫的人,手舉紅色易拉寶展板。「參加北京合作建房,房價下降40%」的宣傳語,吸引行人紛紛駐足圍觀。曾經涉足房地產行業多年的孫智群,在做街頭「路演」。
他展示了位於北京通州和大興兩幅擬拿地塊建成房屋的均價:每平方米分別僅為8900元和7624元,而周邊的現房價格目前大約1.5萬元和1.3萬元。
自2012年7月11日孫智群在中國大飯店舉行「北京合作建房」新聞發佈會後,他每週都要「路演」,目標是到2013年7月發動至少一萬名符合限購令下購房資質的「剛需」購房者,加入由他發起的合作建房項目。
此時,正值全國25個城市房價環比上漲,被看作可以死磕高房價的合作建房再度進入人們視野。孫智群之外,一位號稱在溫州已有成功經驗的商人趙智強,也聲稱要將合作建房移植到北京和杭州等大城市。
其實,數年來全國多個城市先後有人發起合作建房,但成功者寥寥,在省會級別以上的城市甚至還未有項目進入實質性建設階段。
自主物業追求
「我蓋的房子,一定要用弧形落地窗!」孫智群兩眼放光,對財新記者描述著他的夢想之城。他強調,公民通過互助組織建房,不但價格大大降低,更可以讓質量遠比開發商的商品房更好。
孫智群曾於2010年自創草根購房網,但發現在這個供不應求的市場,「剛需」們別無選擇,多數無緣獲得價廉的保障房,又不滿足於開發商們的價高質次,即便團購,也無法真正與強勢的開發商議價。網站黯然關閉後,孫智群蟄伏良久,最終選擇了合作建房。
事實上,早在2003年,身為聯想公司工程師的北京小夥於凌罡就率先提出普通人可通過合作建房擺脫現有制度束縛,建設自己的理想住房。他提出, 合作建房就是「聯合起來,一起當開發商」,不但可剔除大量開發商利潤,置業者更可以參與房屋拿地、設計、建設的全過程,對戶型結構、社區環境、物業管理等 問題都有發言權,因而真正實現了購房者的物業自主權。
在合作建房發起人看來,開發商的獲利大有可壓縮空間。於凌罡說,「配套收益權和整套項目的共有權」是合作建房者應得的權益,業主完全可以避免開 發商在出售房屋時「偷面積」帶來的損失;同時作為整套物業的共同所有人,業主們可以自主決定物業管理者,無障礙地參與小區治理,並成為小區車位、底層商舖 所有者,分享車位和底商的商業收益。
合作建房號稱可以降低房價40%。孫智群將未來合作建房的房屋單價分為七個部分,包括土地成本、勘探成本、設計成本、建安成本、市政配套、相關 稅費,以及佔總價2%的「不可預見費」。以前述的通州項目為例,孫智群估計該地塊的樓面地價約在5000多元,勘探成本水文地質勘探費折合每平方米30 元,包括總體規劃、建設工程、園林景觀和審圖在內的設計費每平方米不到40元,土建施工、工程監理、園林景觀和道路施工費用構成的建安成本每平方米不到 2500元,水電氣暖、有線電視、電話寬帶等市政配套費用約400元,加上各種稅費這一地塊的實際單價為8900元。由於省去了開發商利潤環節,加之總價 較低稅費成本也相應降低,所以孫智群擬建的樓盤可以比周邊其他商品房便宜許多。他表示,事成之後將只收取3%的管理費作為報酬。
不過,限於政策,以房地產開發公司的形式開展合作建房,是當下中國合作建房的主流模式之一。儘管目前土地招拍掛的出讓制度對各類型法人和自然人 均開放,個人合作建房獲得國有土地使用權並不存在制度性障礙,但各合作建房組織都在開發建設過程中建立法人組織,一般以開發企業形式存在或與開發商進行合 作,以規避「非法集資」的政策風險。
於凌罡等多個合作建房發起人都曾試圖在民政部門註冊合作建房的民間組織,但因沒有主管單位而遭到拒絕。政府從未對購房者自主聯合進行合作建房的 行動進行過明確反對,只是始終未允許合作建房者可以成立非營利組織。公民自主聯合興起的非營利公益組織,卻不得不以公司的組織形式運作,是當下合作建房者 面臨的尷尬。
一廂情願的代建
於凌罡告訴財新記者,合作建房和開放商建房的重要區別,在於合作建房者是用自有資金拍下土地並進行建設,無需申請開發貸款。合作建房發起人估計,開發商償還的利息可能在房價中佔到15%-20%。
於凌罡表示,讓房地產商幫合作建房參與者代建房屋,無須承擔資金和銷售的成本即可獲得純粹的服務收益,乃是雙贏之舉。
於凌罡在2005年發起了全國首個合作建房項目,當時於凌罡等人計劃與北京萬通地產股份有限公司(600246.SH)合作,擬共同建設掛牌價 1.92億元的北京新中街1號地項目。合作建房業主授權萬通地產在2.2億元以內拿下地塊,如果每戶業主出24萬元的保證金,一共可以湊9600萬元。由 於萬通地產和民生銀行有借款協議,以9600萬元的本金可以貸款1.44億元,這筆資金就用於支付地價款。在成功拿地之後,萬通地產還要負責在一年內去跑 下88個證明文件,從而取得開工證。
彼時,只要取得開工證,購房者便可申請住房按揭貸款,因此24萬元的後期款可以直接以貸款來支付。60平方米的小戶型,兩次付款只需要48萬元即可得房,僅合每平方米8000元。
整個項目將委託萬通代建,估價1.68億元的底層商舖將全部抵給萬通,而400個車位也由萬通和業主平分。根據這一方案,業主們從房價差價中得 到的收益約為2.1億元,而萬通的獲利空間為8000萬-9000萬元。由於拿地的9600萬元本金全部由購房者出資,萬通地產在整個建設過程中不需要出 資,以公司名義貸款的利息也將全部在底商和車位收益中賺回來,因而對萬通地產而言,也是一筆好買賣。
然而,這個貌似周密的開發計劃卻在最終拿地前功虧一簣。於凌罡最初計劃的芍藥居地塊,第一期付款只需要15萬元,而新中街1號地的首付增加到了 24萬元。有一部分業主說,自己只能拿出15萬元,拿不出24萬元來;還有的業主質疑於凌罡,憑什麼萬通要賺那麼多錢。於凌罡覺得萬通和業主三七分成已經 是很合理的,但仍有業主難以理解。因不少業主的退出,該項目遭遇夭折。
於凌罡的想法是,希望通過合作建房推動整個房地產開發建設模式的轉變,未來可以推動政府將土地使用權直銷給購房者,購房者的聯盟只需要找開發商 來代為建設。不過,代建房產的利潤空間被嚴格限制,開發商拿地建房可以獲得的利潤遠高於此。「開發商怎麼可能不掙大錢去掙小錢呢?」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 學院教授黃燕芬指出,這種合作建房的模式恐怕只是一廂情願。
溫州模式流產
幾乎相同的挫敗,於凌罡重複了五次。他把失敗的原因歸於人心不齊。於凌罡認為,契約意識差,組織過於鬆散,是導致當時合作建房屢遭挫敗的主因。
孫智群則認為,於凌罡經歷的這一切其實是合作建房正常的市場風險,可以通過操作技巧的調整而規避。並不為多數人所知的是,於凌罡之後,各地陸續出現了數個近乎成功的合作建房案例,都走得更遠,但這些模式距離最初的設想多有所變形。
溫州商人趙智強成為首個通過招拍掛成功拿地的合作建房組織者。2011年下半年,趙智強合作建房開始進軍北京和杭州,表明其將把溫州經驗複製到 全國。2012年7月22日,趙智強表示北京的項目已經進入到實質性階段,他們已經相中了一幅南五環的地塊,正在加緊做拿地的準備。然而,許多同行卻對其 複製溫州模式並不看好。
2005年,趙智強依託自己擔任會長的溫州市市場營銷協會作為平台,招募參與合作建房的會員。2006年,溫州市市場營銷協會委託一家瑞安正元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下稱正元公司),代會員從事拿地和開發。
2006年5月,趙智強看中了位於溫州龍灣區的上江路西片14號地塊,該幅地塊用地面積15650平方米。此前,該幅地塊曾經兩次拍賣但均告流 拍。2006年10月,該幅地塊以「掛牌出讓」形式再次出讓,因為地理位置偏僻且價格偏高,作為惟一的競買者,正元公司最終以1.0458億元,高出起拍 價1萬元的價格取得了這一地塊。
拿地之後趙智強又面臨新的障礙。溫州市政府在一開始並不能確定其建成房屋的性質。溫州市房管局時任局長胡立同2006年接受《今日早報》採訪時 稱,得知建房聯盟拿地後,房管局曾前往瞭解情況,但無法核實建房聯盟參與者是否符合現行法規的標準。由於溫州市政府無法判斷其究竟屬於保障房還是商品房, 因而溫州個人集資建房遲遲未能拿到開工證。
其間趙智強更曾面臨「非法集資」的指責,據說連溫州市政府都曾專門為此開會討論。溫州市政府最終一路向浙江省、國家住建部(原建設部)甚至國務 院請示,以判斷該項目是合法合規還是需要叫停。住建部到當地進行了三次調研,最終確認這一項目就是一個普通的房地產開發建設項目,與現行政策沒有衝突。趙 智強拿到了建設許可證。此時已是2009年,距離成功拿地已過去了將近三年。
此後,該項目籌建的理想佳苑小區,在銷售過程中也遭遇政策瓶頸。2007年,溫州市出台實施的《市區商品房網上銷售管理辦法》明確溫州市批准預 售的商品房項目,全部房源要在規定時間內一次性上網公開銷售。2010年溫州市政府在下發的《關於進一步加強住房保障工作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意 見》重申了這一原則。理想佳苑必須按照普通商品房一樣在網上公開上市交易,這意味著當初200多戶出資人可能無權得到住房。趙智強目前仍在積極與溫州市政 府協調,希望能夠允許理想佳苑定向銷售,而非向社會公開發售,但迄今溫州市還沒有明確理想佳苑的銷售模式。如果溫州市方面堅持網上銷售的話,當年集體出資 做開發商的許多業主將僅僅能分到自己所佔份額的銷售收入,而不能拿到房子。
於凌罡總結多年曲折,認為政府對合作建房的不支持,已成合作建房最大的政策風險。
政策困局難解
開發商的不友好態度,是合作建房拿地難的重要原因。河南許昌人楊金城開發的書香苑項目在2011年、2012年分兩期交付12棟多層住宅和4棟高層住宅,成為全國首個完成交房的合作建房項目。書香苑的開發過程同樣一波三折,拿地就是最大瓶頸。
多名合作建房發起人都表示,開發商為了阻擊合作建房者,常故意和合作建房者競拍土地,推高地價。趙智強第一次拿地之所以成功,在於當時其他開發 商並不知道正元公司是為合作建房而舉牌,此後他有幾次擬在溫州拿地,卻遭遇掛牌突然取消的情況,很大程度上也是政府忌憚合作建房者拿地所導致。
業內人士指出,開發商的資金實力遠強於合作建房者,這是合作建房者拿地屢屢失利的重要原因。在瑞典,政府為合作建房組織住房合作社提供資金支 持。住房合作社的經費三分之一靠會員集資,三分之一靠政府補助,還有三分之一依靠銀行低息貸款。中國土地學會副理事長黃小虎認為,要在中國推行合作建房, 政府首先應該嘗試為合作建房者免除土地出讓金,最起碼也應該以底價供地,不要再讓合作建房的參與者與開發商短兵相接。
楊金城於2008年成功拿地,實際上緣於開發商退地,最終楊得以直接和地方政府完成交易,沒有再經過土地招拍掛。2008年,楊金城的公司以 3300餘萬元自有資金支付了地價款。他在拿下地塊後再招募合作建房參與者,而非依靠參與者募資拿地,是「許昌模式」成功的最重要經驗,但在地價高昂的大 城市,這種模式恐難複製。
在國外,住房合作社是解決住房問題的一種重要途徑。在歐洲大陸一些國家,住房合作社建設的房屋達到了住房總供給的30%-40%。黃小虎介紹 說,國外合作建房都依託非營利的法人組織住宅合作社來建設。現在中國的合作建房,嚴格意義上來說並不符合國際上的合作建房規範,在操作模式上還存在許多值 得商榷的地方。
在黃小虎看來,作為解決住房問題的一種重要途徑,政府應該明確合作建房的法律地位,住房合作社應該註冊成非營利組織的法人,有自己的法人代表、 理事會、監事會。而合作建設的住房應該歸合作社所有,並非由個人持有。按照國際上的經驗,住宅合作經濟應該與住宅儲蓄相聯繫,向某一住宅合作社繳納的住房 儲蓄到了一定的量,一個人就有了租賃和分配住房的資格。這種模式是完全為自住服務的,一旦不住了就要退出,這才能完全杜絕住房成為炒作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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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法院再判煙草案,煙草公司向受害者賠償236億美元。美國吸煙率的快速下降與60餘年來的煙草訴訟有重大關聯,但該類訴訟在中國尚難以進行◎ 財新實習記者 陳夢凡 文邁克爾 · 羅賓遜是美國佛羅里達州的一位「資深」煙民。 他從13歲就開始抽煙,1996 年,在抽了20多年的煙之後,死於肺癌。 2006年,他的妻子辛西婭 · 羅賓 遜開始向法院控告美國第二大煙草公司——雷諾公司,這家公司所生產的庫爾香煙正是邁克爾生前一直吸食的。訴因是雷諾公司有意隱瞞了吸食煙草所產生的危害。 2014年7月,經過為期四周的審判,陪審團作出裁決,判定雷諾公司賠償辛西婭1700萬美元的補償性損害賠償金,同時雷諾公司還要支付236億美元的懲罰性損害賠償金。 上述案件僅是美國持續60餘年煙草訴訟的最新進展,事實上,該案並非美國歷史上第一起煙草公司巨額賠償案。 2002年10月,洛杉磯法庭曾對美國最大的煙草生產公司菲利普· 莫里斯公司作出高達280億美元懲罰性賠償的裁定。 當然,2011年8月,上訴法院將賠償額 減少到了2800萬美元。 公開資料顯示,美國的香煙市場正在逐年萎縮,2013年美國的吸煙率首次降至20% 以下。觀察者可以發現,美國開展煙草訴訟60餘年來,該國吸煙率下降明顯。 美國煙草的訴訟進展,讓中國控煙工作者羨慕不已。由於立法緩慢以及政企合一的煙草體制,中國的煙草訴訟很難走進法庭,僅有的數例也以吸煙受害者的失敗告終。 懲罰性賠償 吸煙致死,煙草公司需要賠償受害者236億美元?對於吸煙大國中國的公眾來說,這聽起來像是小孩子玩遊戲時隨便報出來的數字。 辛西婭的案子能獲得巨額賠償,其實源於美國的懲罰性賠償制度。懲罰性賠償一般是指法庭所作出的賠償數額超出了實際損害數額的賠償。法官和陪審團會考慮加害人所獲得的利益、過錯程度、經濟能力等因素來確定懲罰性賠償 的金額。加害者如果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則可能負擔更重的賠償責任。 上世紀以來,美國的大公司、大企業不斷興起。這些財大氣粗的企業生產了不合格的產品或者侵犯了消費者的權利時,如僅付出一般損害性賠償款對其影響甚微。懲罰性賠償應需而出,用來彌補損害性賠償的不足。近幾十年來,美國懲罰性賠償的金額仍在不斷增長。 懲罰性賠償的支持者們認為,只有造成損害所承擔的費用超過了損害行為帶來的利益才能防止損害的發生。而反對者們認為,懲罰性賠償會妨礙經濟自由發展,高額的賠償金還有可能導致濫訴。此外,懲罰性賠償主要由陪審團作出,其主觀性過強也招來眾多議論。 根據以前的判例,陪審團作出的裁決賠償金額往往會在法官裁決或者上訴的過程中被大大減少。美國這一次的236億美元判決應該也不例外。 「雖然上訴之後,這種巨額的懲罰可能會大大減少,但是整體來看,懲罰性賠償的作用還是很明顯的。這種賠償 有些用於個人的司法救濟,有些是用來成立某一領域的基金。 」 北京君泰律師事務所律師張帥告訴財新記者。 懲罰性賠償制度並未真正進入中國。有學者指出,中國只在食品安全等少數領域存在這種類似的加重賠償。 《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條第二款規定: 「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者銷售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的賠償金。 」「現在的企業,不管是食品還是藥品企業,他們會去計算,違法之後賠償 的概率有多大,自身利潤有多大,計算下違法侵權值不值……如果引入懲罰性的賠償,不設上限,那麼在環境、食品等領域,就能改變懲罰過輕的現狀。 」北京義派律師事務所主任王振宇向財新記者介紹說。 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法學家王利明教授曾在《美國懲罰性賠償制度研究》中稱,懲罰性賠償追求的是一種實質正義, 「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在侵權法領域中借鑑美國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經驗,在例外情況下規定懲罰性賠償是必要的。 」回看美國60餘年的煙草訴訟史,更可見煙草懲罰性賠償的巨大控煙作用。 以訴訟控煙 「吸煙有害健康」是常識,吸煙與不吸煙是個人選擇。那麼煙草公司還需要對煙民賠償嗎?美國的法庭判決已經給出答案:需要。 上世紀50年代,美國就有了煙草訴訟,矛頭直指煙草公司。隨後的三次煙草訴訟浪潮,則迫使煙草公司開始認錯、和解、賠償。 1964年,美國公共衛生部發表了有史以來第一份有關吸煙與健康問題的報告,認為吸煙與肺癌有直接關係。可就算是在司法制度較為完善的美國,對於煙草公司的訴訟仍然進展艱難。 一直到1992年女煙民羅絲· 西波隆的案件中,美國才有了第一個要求煙草公司賠償的陪審團裁決,此時第二次煙草訴訟浪潮接近尾聲。1983年,因抽煙患上肺癌的羅絲被切掉了整個肺和一大塊腎上腺團塊。也在這一年,律師馬克· 埃德爾開始用她的案子分別起訴美國的五家煙草公司。次年,羅絲因肺癌擴散死亡。 在案件進入二審時,馬克獲得了30 萬頁的煙草公司內部文件,這些文件表明煙草公司在上世紀40年代就知道尼古丁是能夠上癮而且可以致癌。但煙草公司從未將這一事實徹底地告知公眾。 最終陪審團裁決羅絲對於自己患肺癌死亡承擔80% 的責任,因為吸煙是建立在個人選擇的基礎上。但陪審團同時裁決煙草公司支付給羅絲的丈夫40萬美元的損害賠償。 這是美國第一例裁決煙草公司需支付賠償的案件。然而,這一賠償後來被上訴法院駁回。 本文開頭的辛西婭訴訟案其實是佛羅里達州70萬煙民的集體訴訟的後續之一。1994年開始,佛羅里達州的兒科醫生霍華德 · 恩格爾代表佛羅里達煙民控告美國五大煙草公司——雷諾煙草公司、菲利浦· 莫里斯公司、羅士公司的羅瑞拉煙草公司、布魯克集團公司的李格特煙草集團公司、英美煙草公司的布朗· 威廉斯公司,以及煙草研究會及煙草研究所。 2000年,佛羅里達一陪審團裁定煙草公司需賠付1450億美元的懲罰性賠償 金。但2006年,這一裁決被佛羅里達最高法院推翻。法庭同時裁決煙民只能通過個人而非集體提出訴訟。如此,辛西婭訴訟案的出現已屬必然。 美國政府也加入了向煙草公司索賠的行列。1997年9月,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在公開場合讚揚當年6月20日達成的協議,該協議規定在25年內向煙草公司索取高達3685億美元的巨款,用於治療同吸煙有關的疾病,以換取限制對煙草公司提起訴訟。其後,克林頓在「國情咨文」重申:讓煙商向政府作出賠償,不可妥協。 1998年,美國46個州與捲煙業達成了賠償2060億美元的和解協議,和解款項分25年償清。四個州單獨與捲煙業達成了賠償400億美元的和解協議。這些州獲得的共計2460億美元的補償金被用來治療患病煙民。 上世紀90年代,美國不僅有公民個人提起的訴訟、70萬煙民的集體訴訟,也有美國司法部、一些州政府等對於煙草公司提起的訴訟。訴因包括欺詐、銷售和生產有缺陷的產品、不當得利、因被動吸煙導致健康受損、因抽煙個人健康受損等。越來越多不利於煙草公司的裁決被作出。 煙草訴訟的巨額賠償也刺激了美國的公民和律師提起對煙草公司的訴訟。 而訴訟過程中的內幕揭露、媒體報導都是控煙宣傳的重要部分。這極大地加速了美國的控煙進程。 煙草訴訟在中國 中國在2001年才有了第一起煙草訴訟的案例,而後十幾年,相關案例屈指可數。 2001年,一位17歲的少年鄢某向北京市宣武區法院狀告國家煙草專賣局及24家煙草企業侵害未成年人知情權。 2001年6月底,受訴法院以訴訟不屬於法院立案管轄範圍為由,裁定不予受理。 隨後鄢某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二審法院駁回了原告的上訴,最終案件沒能進入實體審理階段。 2007年,首都經貿大學教授劉勝江也曾發起過對煙草企業的訴訟。法院最終受理其對江蘇南京捲煙廠及一煙草銷售商的起訴,劉勝江認為兩被告沒有盡到告知「吸煙會導致牙齒變黃」的義務,要求法院判決其賠償350元洗牙費並賠禮道歉。但兩次審理,劉勝江的請求都被駁回。 最新一起的煙草訴訟發生在2013 年。消費者李恩澤向北京市海澱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被告是江西省中煙公司和一家銷售該公司生產的金聖牌香煙的銷售商。金聖香煙的網站曾經宣傳自己的香煙「超能降焦、高科低焦、低焦低害、減害又降焦、低焦油低危害」 。李恩澤要求銷售商及江西中煙公司雙倍返還貨款250元並支付公證費3520元。 李恩澤前前後後跑了30餘次法院。 最終經過兩次審判,李恩澤敗訴。 案件爭議的核心在於「低焦油低危害」 。李恩澤認為煙草「低焦油低危害」早已被證偽,他提交了2012年中國衛生部發佈的《中國吸煙危害健康報告》 、新探健康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克安的證言、 《國家衛生計生委辦公廳關於印發控煙健康教育核心信息的通知》等證據來證明「低焦油不等於低危害」 。 而江西中煙出具了中國毒理學會於2007年為金聖牌香煙出具的《評價報告》 。江西中煙稱《評價報告》涉及公司商業核心機密,可全文提交給法官,但對外只公開部分內容。法院支持了這一申請。 《評價報告》公開的內容顯示 : 「技術資料完整,實驗模型合理,實驗方法可靠,實驗結果真實,結論準確。金聖香(金聖香煙中的中草藥添加劑)具有明顯降低捲煙危害的作用。 」一審法院採信了中國毒理學會的報告。2014年7月18日,北京市一中院二審判決維持原判。 「如果說法院以司法判決的形式判決金聖香煙敗訴,認定廣告是欺詐。那就意味著所有的認定低焦油低危害的煙草公司都是虛假宣傳,假設說這個案件勝訴了,那就意味著所有的煙民就可以依據這個去告煙草公司。煙草業輸不起。 」張帥告訴財新記者。 控煙立法遲緩 中國是《煙草控制框架公約》 (下稱《公約》 )的締約國,從2006年1月9日開始,《公約》在中國正式生效。根據中國的司法實踐,國際公約必須轉化為國內法才有實質法律效力,但是《煙草控制框架公約》轉化為國內法的進展緩慢。 2007年4月,國務院作出《關於同意成立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履約工作部際協調領導小組的批覆》 ,成立《公約》履約工作部際協調領導小組。小組成員中,國家煙草專賣局赫然在列。 中國的煙草行業實行統一領導、垂直管理、專賣專營的管理體制。國家煙草專賣局、中國煙草總公司對全國煙草行業「人、財、物、產、供、銷、內、外、貿」進行集中統一管理。這就是政企合一的中國煙草專賣制度。 「中國的控煙立法之所以是這樣,最直接的原因是在控煙履約機制上被煙草專賣局這樣一個國有壟斷企業佔據了一個領導的地位,很多政策都不能得到有效的執行和批准。 」 中國控制吸煙協會副會長、北京協和醫學院公共衛生和流行病學教授楊功煥告訴財新記者。楊功煥還有一個著名的身份——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 2014年7月,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公開稱,她已建議將政府機構職能與煙草總公司分離,期望中國政府能採納建議。中國政府也曾表示,將逐漸解決控煙中存在的利益衝突問題。 多位中國控煙學者指出,美國並不是《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的締約國。但無論是從對煙草企業的訴訟與制裁,還是從控煙立法上看,美國的控煙力度都明顯強於中國。2009年6月22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了《家庭吸煙預防與煙草控制法》 ,該法的一些規定比《公約》更為嚴格。 控煙學者呼籲中國各級法院對煙草訴訟持更加開放的態度,以使訴訟控煙有發揮能量的空間。 「或許(訴訟)結果不是最重要的,僅訴訟的過程就會讓很多人知道吸煙的巨大危害。當然我們希望能贏,贏了就是錦上添花。 」李恩澤告訴財新記者。 「在某一個歷史時刻,有一個適合的當事人,有一些堅定地想要完善司法的律師、法官、學者,大家共同地呼籲、倡導,大家共同地扮演好這些角色,通過訴訟形成一個公共討論的平台,最終就會形成良好的結果。 」張帥說。 財新見習記者趙複多對此文亦有貢獻當地時間2014年7月21日,美國紐約,辛西婭 · 羅賓遜接受採訪。美國佛羅里達州地方法院陪審團日前裁定,雷諾煙草公司應向辛西婭支付236億美元的天價賠償。辛西婭的丈夫邁克爾·羅賓遜在抽了20多年的煙之後,死於肺癌。 「從我國實際情況來看, 在侵權法領域中借鑑美 國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經 驗,在例外情況下規定 懲罰性賠償是必要的」 「假設這個案件勝訴了, 那就意味著所有 煙民可以依據這個去告 煙草公司。煙草業輸不起。 」張帥說 |
走進溫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下稱“溫一醫”),患者可以在自助服務機上進行門診預約,選擇醫生並預約問診時間,還可以在自助機上完成繳費、打印化驗單、查看病例等服務,或通過App、微信、支付寶等渠道實現上述自助服務。
同時醫生還可以幫助患者複診、會診及特殊檢查預約,還可實現診間扣款,患者只要在診療卡里存上錢,在約定的時間直接去看門診即可。預約成功後,患者還可以把當前感受通過醫患溝通平臺提前告知醫生,為其下診斷提供參考,減少“非醫”時間的消耗,盡量做到信息多跑路、患者少跑路。
這是溫一醫歷時六年打造的智慧醫療服務,在此之前,病人一次問診平均需要排隊6次,花費兩到三個小時,而每次問診只要5到10分鐘,為了及時就診,很多病人選擇淩晨就到醫院排隊。
面臨著上萬的日門診量,有75%的患者預約就診,醫院可以做到零排隊。作為浙江省首批三甲綜合性醫院,溫一醫擔負著浙南閩東地區超2000萬人口醫療救治的任務。
風口之下頂級三甲醫院遇阻
溫一醫只是智慧醫療的一角,通過信息化的流程改造,縮短了患者就診時間,提升就診體驗,減少醫院人力成本,在永遠朝陽的醫療健康產業,智慧醫療之風已經吹了多年,數百億的市場空間,吸引了多方力量積極布局。
IDC發布的《中國醫療行業IT市場預測,2016-2020醫療信息化報告》顯示,2015年我國醫療IT市場規模為254億元,預計到2020年市場規模將達到430億元,年度複合增長率為11.1%,醫療信息化迎來最好的發展時代。
百度、阿里巴巴、騰訊三大巨頭和中國平安、聯想、小米、京東、華為、樂視等各大企業都紛紛開始整合醫療資源,積極進行醫療產業戰略性布局。除了互聯網公司,很多醫院也在改進運營模式,引入“互聯網+醫療”的概念,努力建設醫療信息化系統。
但智慧醫療的推行並非如所宣傳的一樣順利,“醫療信息化改革會牽扯到很多利益,整個醫院的業務流程需要重新再造。二三線城市地區醫院改革意願強烈,而一線城市尤其是頂級三甲醫院推進信息化的動力沒那麽強。”聯想智慧醫療首席運營官羅賓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在其看來,短期內,北京和上海的頂級三甲醫院很難做出真正的信息化改造。“二三線地區的醫院特別重視患者的就醫體驗,以留住患者實現營利。而頂級三甲醫院的患者流量已經爆滿,可能不會為缺少消費者而擔憂。”羅賓進一步解釋。
實際上,目前一些知名三甲醫院也推出了網上預約掛號等功能,但是從整體業務流程上進行信息化的改造實屬不易。上海市兒童醫院院長於廣軍坦言,在信息化過程中常常面臨頂層設計的問題,剛開始設計時沒有考慮到未來發展得如此迅速。
“以前我們做信息化,往往是有一些需求,投點錢,做一個系統,就像打補丁一樣,各個系統是分散的。在傳輸層面,醫院的有線網、無線網、移動端等各個網絡之間也是割裂的,甚至相互幹擾。”此外,信息化的基礎還比較差,數據缺乏全面有效的管理。
“看病不是掛號的問題,而是大量醫療流程的重組、變革和優化的問題,不能光做外面,治表不治里是沒有用的。”聯想集團副總裁尉偉東表示,而其與溫一醫共同打造的“溫一模式”成功離不開院長的牽頭,再造了醫院業務流程,建立了多功能自助預約服務系統、醫院內部管理平臺、院外醫療關愛系統等模塊。
信息孤島
“差不多2014年投過的移動醫療、互聯網醫療項目,到現在沒有死的話,差不多快死了,活的也不好。”華醫資本創始人劉雲表示。醫療信息化已經走過了20年,軟硬件方面都很複雜,同時有很多孤島現象。智慧醫療的實現遠比想象中更難,這也是大批移動醫療項目死亡的原因。
目前智慧醫院的產品功能比較單一,成熟度不夠,體系化和標準化欠缺。廠家不同、產品不同、協議不同,增加了後續數據融合的複雜度。雖然不少醫院都推出了移動端服務的App,但是幾乎沒有一款通用App可以在多家醫院使用,這不僅給患者帶來不便,也給醫療大數據整合造成了阻力。
“從衛計的角度來說,或者一些民營醫院,還有總院—分院的模式,他們是希望有一個平臺對接多家醫院的。但是,有一些對接醫院比較敏感。這取決於醫院的策略,取決於這個平臺的運營方。”聯想智慧醫療CTO梁琪輝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從國家層面,對各個醫院還沒有一個大的整合平臺。如何讓醫療信息連成一片,從國家層面應該建立一個互通互聯的平臺,通過醫聯平臺建設使我們的醫療信息更好地互通整合,同時能夠提供全國的健康信息數據,跟世界更好地接軌。”複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副院長顧建英支招。
雖然借助互聯網模式創新誕生了很多偉大的互聯網公司,並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但通過互聯網模式再造醫療健康卻至今鮮有巨頭出現。“在醫療行業里面純粹的、單純的模式創新是不會改變這個行業的,或者說對這個行業不具有顛覆性的作用。”劉雲直言。
在劉雲看來,破局在模式創新基礎上的技術創新。“醫療的核心不是醫生,而是效率。第一步要獲取有效信息,需要相應的工具和方法,大數據消除信息孤島,解析罕見病例、監控體征。智能化、生物傳感器等實時監控體征,隨時上傳診斷數據、深度學習,這是機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