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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將社會責任融入企業血脈   點亮燈火引領產業前行

2016年國內乳企龍頭伊利集團逆勢而上，在“全球乳業20強榜單”上，伊利集團以93億美元營收躍居全球乳業八強，創造了亞洲乳企的最好成績。

作為國內規模最大、產業規模最完整的乳業行業“老大”，在好成績的背後，其實從成立伊始，伊利就一直秉承“平衡為主、責任為先”，提出了“健康中國”的社會責任核心理念和長遠目標，扮演著中國乳業中流砥柱的角色。多年來，將產業報國和社會責任融入企業血脈，利用自身優勢資源，反哺行業上下遊，創造共享價值，充分證明了“行業繁榮勝於個體輝煌，社會價值大於商業財富”的企業使命。

伊利奶牛學校牛二代訓練營部分學員與培訓導師合影留念

奶牛學校 5年帶動500萬奶農脫貧致富

若是提起伊利的產品，幾乎所有消費者都能如數家珍，但是外界可能很少知道，伊利在行業里率先開辦了一所奶牛學校，雖然這所奶牛學校一向低調，甚至沒有一個響亮的名號，但這個奶牛學校一點也不普通，不但有奶牛和牧場管理泰鬥李大輝等百余位專家坐鎮，還請來國際上畜牧養殖水平最高的明尼蘇達大學教授前來授課，在形式上更是采取更紮實有效的“田間學校”模式。

伊利奶牛學校成立於2010年，以科學養殖為核心，開發奶牛繁育、飼養、保健、擠奶等課程模塊，面向社會開辦專業技術培訓。和坐在會議室里的開會培訓不同，專家們帶著學員鉆牛棚、看牧場，將專業知識傾囊相授。

伊利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負責人表示，近年來我國大力發展現代化新型農業已是強國之本的基本戰略。目前我國農業處於轉型階段，走科技化、現代化及市場化農業路線的關鍵在於人才，因此現代農業人才培育被提升到全新高度。而在乳制品行業，伊利作為乳業領袖，有責任有義務在乳制品領域的人才培養方面，引領整體行業升級。

針對年輕一代牧民缺少經驗，對行業知之甚少的情況，2015年，伊利在奶牛學校基礎上，全面升級了現代牧場人才的培養模式，推出了“伊利奶牛學校牛二代訓練營”。在全國範圍內，該訓練營聚焦牧場主接班人以及牧場經營管理，即針對牧場的未來接班人進行包括技術、管理、財務等在內的綜合能力培訓，致力於推動現代化牧場的可持續發展，引領了中國奶農培訓的升級和變革。

在伊利的幫助下，不少牛二代們熱愛上了牧業事業，利用科學的管理方法，提高了牛奶產量、降低了牧場的成本。通過科學餵養，讓一些嚴重虧損的牧場都實現了扭虧為盈。

業內人士表示，一直以來，國內奶源成本遠高於國外，這也是國內奶業國際競爭力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而通過伊利的努力，對於促進我國奶業行業發展，提升市場競爭力，具有積極的意義。

統計顯示，2010年開辦以來，奶牛學校成績優異，共組織200多場牧場管理專項培訓和專題講座，6000余次牧場現場技術指導，每一位來奶牛學校上課的養殖戶都有收獲。有數據顯示，伊利合作牧場的奶牛日單產水平整體提升了4公斤。而截至2015年，伊利帶動500萬奶農走上了脫貧致富的道路。

伊利奶牛學校牛二代訓練營導師教授學員如何辨別牧草的質量以及如何科學餵養

產業鏈金融 伊利大樹底下好乘涼

牛雙柱是呼和浩特市金河鎮章蓋營村的普通牧民，作為當地的養牛能手，卻每年面臨著一個同一個苦惱。由於每年9月需儲備全年的青貯飼料，家境一般的他根本無法承擔這個費用，對他來說，這無疑是“9月難關”。

而當地信用社雖能辦理惠農貸款，但是金額小，成本高，流程特別繁瑣。通過民間融資，利息又偏高，他只能望而卻步，為了籌措青貯資金，每年他都不得不忍痛賣掉一部分自己辛辛苦苦飼養的奶牛。

伊利發現，像牛雙柱這樣因融資問題而陷入發展困境的養殖戶甚至經銷商不在少數，融資難的問題已然成了產業鏈上三農、小微企業健康發展的最大制約因素。因此，為解決產業鏈企業融資和發展困局，從2009年開始，伊利集團即開始著手探索通過發展普惠金融、產融結合的途徑，來帶動整個產業協同持續健康發展。

2014年，伊利集團成立了擔保公司，專門為牧場、經銷商等上下遊合作夥伴融資提供擔保，有效解決中小微、三農企業的資金問題。 2016年上半年，伊利又成立了融資性擔保公司、商業保理公司，以及“伊利集團產業鏈金融中心”，從組織架構上實現了產業鏈金融服務的專職化、專業化管理，以穩步推進產業鏈金融生態圈的建設，將金融支持普惠到更多的產業鏈合作夥伴。

據介紹，董事長潘剛高度重視產業鏈金融的發展，他每周都會關註提交上來的產業鏈金融的報告。在潘剛看來，伊利應該讓產業鏈金融發揮積極的促進作用，確保讓產業鏈上下遊真正從中獲益，讓普普通通的牧民和經銷商從中受益，從而推動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和升級。

然而伊利並不滿足於現狀。2016年9月23日，伊利在行業內又率先推出合作新模式——成立了“牧場合作夥伴發展學院”、“供應商發展學院”和“經銷商發展學院”，旨在全方位地幫助產業鏈合作夥伴成長，最大化發揮全產業鏈協同價值。

伊利作為龍頭企業的擔當也得到了國家和行業的一致認可。2015年底，伊利憑借“以產融結合方式破解乳業產業鏈中小企業融資困局的解決方案”，獲得了輕工業界的“金熊獎”——中國輕工業聯合會“2015年度輕工企業管理現代化創新成果”一等獎。

行業專家表示，伊利創新產業鏈金融模式，探索了一種以“核心企業承擔實質性風險責任”為特色的產融結合模式，有效解決了奶農融資需求，體現了一個龍頭企業的擔當和行業共贏的追求。

伊利奶牛學校牛二代訓練營導師現場指導學員養殖技術

讓社會公益融入企業血脈

事實上，無論是對產業，還是對社會，在掌門人潘剛的帶領下，企業責任和社會公益早就融入了伊利的企業血脈。

伊利認為，企業的第一社會責任，應該是成為“品質企業”，即以品質為信條，在發展過程中始終把品質放在最重要位置的企業。它至少包括三個層面的內容：高品質的品牌、高品質的產品和高素質的人才。塑造高品質的品牌、生產高品質的產品、培養高素質的人才，靠的是行動，而決定行動的是思維方式。打造品質企業，必須堅持品質思維。在前不久在杭州舉行的G20峰會期間潘剛特別強調了“品質企業”的概念，得到了社會各界對伊利的廣泛認可，將社會責任與伊利的戰略有機統一。

為實現這一目標，伊利集團建立了以最高領導層為戰略決策，以各個業務部門為實施主體的社會責任管理架構，將社會責任與企業發展有機結合，並在中國乳業企業社會責任方面，伊利開創了3個第一：第一個完整的健康中國社會責任體系、第一個社會責任應急預案、行業內第一份企業公民報告。

而在踐行企業社會責任的道路上，伊利始終走在行業前列。

針對自然災害的突發性，伊利建立了企業社會責任內外應急預案系統，聯動企業內外部體系和資源，確保迅速作出反應。同時，伊利建立了常態化的災害緊急援助機制，安排專人進行災害事故的關註預警以及監測評估。

在汶川地震、玉樹地震、西南旱災、雅安地震等重大災害搶險中，伊利都第一時間啟動自然災害應急機制。在重大事故救援現場也從來不會缺少伊利的身影，2015年天津濱海爆炸和東方之星翻覆的搶救工作中，伊利都第一時間捐款捐物。

除了災難救援，伊利同樣關愛青少年兒童的安全成長。

作為國家“學生飲用奶計劃”的定點企業，伊利積極推動校內規範化飲奶及食品安全管理規範，累計建設學生飲用奶規範示範校近2000所，全年未發生學生飲奶不適的群體安全事件，有力地保障了學生奶項目安全。

與此同時，伊利集團還開展了全國最大的關註“兒童成長安全”的教育類公益項目“伊利方舟”。重點關註日常生活安全意識和應對能力提升，以及特定自然災害的識險、避險及自護能力提升。四年來，該項目已在全國25個省市地區開展了近百場涵蓋日常生活和自然災害近20個主題的兒童安全專項培訓，直接讓20余萬孩子、老師、家長受益。同時還為中西部地區培育了260余名安全“種子”教師，匹配安全教育物資以及資金，全年持續不斷指導其開展安全教育工作，讓安全教育活動更為有效地進行日常開展。

作為乳業龍頭，伊利可以說真正詮釋了責任和擔當的含義所在。或許說，責任和擔當本身就是伊利的發展基因之一，在古代漢語中，伊是“她”的意思，引申為你、我、他、大家，伊利就是讓大家得利，伊利集團就是為了大家的利益而生存發展的。

有這樣一個具備責任和擔當的龍頭，是中國乳業之幸，而產業共贏，也讓伊利有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和前景。

同業存單監管趨嚴 銀監會首提將其納入同業融入

從銀監會6號文提出“合理控制同業存單等同業融資規模”，到46號文要求整改包括同業存單空轉在內的同業空轉，再到53號文試探同業存單納入同業融入是否超銀行負債總額1/3的限定，對於同業存單的監管趨嚴正愈來愈清晰。

連續兩月增量達2萬億左右的同業存單，被納入監管視野，已是不容回避的現實，而監管可能同時將給予其指標硬約束，這對同業存單市場無疑將產生顯著影響。但此前也有交易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未來如果同業存單被納入同業負債，也可能會采取“新老劃斷”的方法。

試探同存納入同業融入 是否超1/3限定

第一財經記者4月12日獨家獲悉，4月初，銀監會已向銀行下發《關於開展銀行業“不當創新、不當交易、不當激勵、不當收費”專項治理工作的通知》(銀監辦發【2017】53號文)，對銀行“四不當”進行專項整治，銀行同業、理財業務再承壓。

其中，“不當交易”方面著重檢查的業務包括同業業務、理財業務、信托業務。同業業務方面，銀行要自查是否對特定目的載體投資實施了穿透管理至基礎資產，是否存在多層嵌套難以穿透到基礎資產的情況。同業融資中買入返售(賣出回購)業務項下金融資產是否符合規定;賣出回購方是否存在將業務項下的金融資產轉出資產負債表等行為。

值得註意的是，在同業業務的監管指標執行方面，銀監會首次提及，將同業存單納入同業融出和融入。“若將商業銀行所持有的同業存單計入同業融出資金余額，是否超過銀行一級資本的50%;若將商業銀行發行的同業存單計入同業融入資金余額，是否超過銀行負債總額的三分之一。”

根據央行、銀監會2014年聯合頒布的《關於規範金融機構同業業務的通知》(127號文)規定，單家商業銀行同業融入資金余額不得超過該銀行負債總額的三分之一。但發行同業存單所募集資金並不計入同業負債，因此不受總負債的三分之一約束。該通知對同業融入的定義僅限於包括傳統的同業拆借、同業存款、同業借款、同業代付、買入返售(賣出回購)等。

此前，也屢有傳聞稱，同業存單有可能納入同業負債，但一直都沒有成為現實。

有業內人士分析稱，在此次銀監會53號文中用了“若將”一詞，帶有試探性的意味，讓銀行將同業存單納入同業負債計算是否會超標。

據此前天風證券測算，對於中小型銀行而言，納入同業存單後總負債中同業負債占比在25.8%左右，距政策上限相對更近。

也有分析人士表示，當前並不明確同業存單是否在銀行報表里的同業負債項下，如果將同業存單納入同業負債考核，中小銀行特別是城商行會有不少壓力，超過1/3限額將會被視為“不當交易”，可能會面臨懲罰。

此前，中航信托債券交易員朱偉林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未來如果同業存單被納入同業負債，那麽也可能會采取‘新老劃斷’的方法。”

不過，可以明確的是，對於同業存單的監管態度正在趨嚴。

對同業存單監管態度趨嚴

事實上，4月10日，銀監會發文《關於銀行業風險防控工作的指導意見》(6號文)，就已明確提出“合理控制同業存單等同業融資規模”。

九州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鄧海清表示，上述關於同業存單的說法，暗示著銀監會認為同業存單本質上屬於同業融資，因此，有理由猜測，未來央行主導的MPA考核也有可能將同業存單納入同業負債。這一信號值得債市投資者關註。

3月29日，銀監會下發《關於開展銀行業“監管套利、空轉套利、關聯套利”專項治理工作的通知》(46號文)也提出，銀行須自查整改包括同業存單空轉在內的同業空轉，“是否通過大量發行同業存單，甚至通過自發自購、同業存單互換等方式來進行同業理財投資、委外投資、債市投資，導致期限錯配，加劇流動性風險隱患;延長資金鏈條，使得資金空轉套利，脫實向虛。”

聯訊證券董事總經理、首席宏觀研究員李奇霖表示，同業空轉，針對的便是此前所說的委外鏈條中的同業鏈條，銀行通過發存單或同業存款等同業資金買同業理財或進行委外展開債券投資，使各類資管產品金融工具交互複雜，加大市場的流動性風險。

李奇霖認為，在具體實施上，如果將同業存單納入同業負債，那麽同業存單的擴張可能會顯著放緩。但他同時表示，目前同業存單在經歷了2-3月的沖量後，開始量價齊跌，可能表明市場已有充足的準備與預期。

而4月12日，銀監會再下發《關於切實彌補監管短板 提升監管效能的通知》(7號文)，其中，在同業業務方面，要求提升現場檢查針對性，對於同業融資依存度高、同業存單增速快的銀行業金融機構，要重點檢查期限錯配情況及流動性管理有效性。

量價已略有回調

近年來，同業存單可謂處於爆發式增長。

數據顯示，2017年2月和3月同業存單月度增量分別達19719億元、20166億元，連續兩個月創新高，相當於2016年月度增量均值10851億元的約兩倍水平。對於3月份同業存單的大幅增長，市場人士認為，這主要緣於相關機構應對MPA考核而被動增加負債規模，以及爭取在同業存單納入MPA考核之前的“搶跑式”發行。

截至2017年3月10日，我國銀行業共發行同業存單余額7.5萬億元。今年以來，同存的發行利率一度保持在高位，部分甚至超過5%，出現收益率倒掛的情況。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2 月，股份行在同業存單累計發行額中占比為 46%，其次是城商行，占比 38%。該市場上幾乎沒有大型國有銀行的身影。

國泰君安銀行業分析師王劍表示，中小銀行的普遍做法是，發行同業存單吸收資金，然後主要投放於同業資產(表內同業業務，或表外同業理財)，比如購買同業理財產品，賺取利差。而同業資產投資於債券時會加杠桿、錯配，為獲取更高收益，還可能通過委外產品再疊加一次(甚至多次)杠桿、錯配。

穆迪近期發布的報告也稱，在市場利率較高的情況下，中國中小銀行增加發行同業存單將提高其整體融資成本，並加劇資金錯配問題。同時，此類工具主要向其他金融機構發行，因此對於銀行業整體而言，同業存單規模擴大加大了金融體系的相互聯性，使得系統性風險上升。

不過，值得註意的是，在一季度的最後一周同業存單發行出現逾四成的降幅，各期限品種利率開始略有回調。4月以來，同業存單發行數量和發行利率也均呈現出一定萎縮和下降跡象。

中信證券研報認為，市場在“溫和去杠桿”的政策調控下終將達到新的均衡，預計息差倒掛難以為繼，短期內同業存單發行利率與理財收益率偏差將會縮小。方正固收楊為敩則表示，如果將同業存單納入同業負債進行管理，“同存的利率應該會往下走一點，收益會和同業存款靠攏，但不會降太多。”

粵北韶關如何融入珠三角工業體系

（本文首發於2017年5月4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山區如何融入珠三角工業體系》）

東莞與韶關的這種幫扶關系其實從13年前就開始了，但一開始以扶貧為主，後來變成了建設產業園區、承接產業環節的方向。

隨著產業升級的加快，東莞本土紡織企業越來越致力於產品的設計、研發，而把生產環節向外布局。而韶關北江區原有的傳統紡織業基礎、產業工人資源，恰恰是東莞紡織業先天不足的要素。

送不出去的“三個一千萬”

“我們的目標任務是三年300個項目，700億投資，現在差不多快實現了。”莞韶對口幫扶指揮部總指揮助理陳東成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珠三角與粵東西北地區的“產業共建”模式，符合“創新驅動發展”與“粵東西北振興發展”兩大發展戰略。

為了助推韶關加快融入珠三角發展，實現產業對接，按照省里的要求，東莞與韶關結成對口幫扶對子。東莞與韶關的這種幫扶關系其實從13年前就開始了，但一開始以扶貧為主，後來變成了建設產業園區、承接產業環節的方向。

陳東成因此成為東莞委派至韶關工作的幫扶幹部，同時兼任莞韶產業園管委會副主任。他介紹，截止到2016年6月，共引進產業項目277個，已動工項目219個，累計完成投資額278.8億元。

但起初，他在韶關的招商引資工作並非一帆風順，甚至遭遇過不少坎坷。

陳東成介紹，最初，他們一直推動東莞的企業到韶關投資，但是效果不甚理想。“企業有自己的考慮，政府只能鼓勵，不能強迫。”

為此，東莞一度制定了一套鼓勵項目落地的扶持政策。凡是願意到莞韶產業園落戶，且投資規模達到一億元，年底可以投產的項目，可以申請廠房、技術、貸款三項各自最多高達一千萬的補貼。“三個一千萬”政策不僅只針對東莞企業，全國各地有意落戶的企業皆可申請。

但是實行一段時間後發現，即便條件如此優厚，已經納入預算的“三個一千萬”補貼卻花不出去。“只要符合條件，就可以申請，但是這筆錢花不完。”陳東成有些無奈。

“一般來說，不提倡用補貼的方式，雙方要有雙贏的結果，各自要有各自的優勢、特色。”廣東行政學院教授陳鴻宇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於是，陳東成做了一番調研發現，在2008年-2012年期間，曾有過一波產業轉移的浪潮。但是，這批落戶到韶關的東莞項目，大多是建材、機器化工等高耗能的傳統企業，占到40%；而電子信息、生物醫藥等高附加值產業，比例不到0.4%。

然而，隨著珠三角產業升級的加快，東莞制造業的企業效益，一點點開始對生產要素免疫，勞動密集型產業大規模轉移的階段一去不複返。從東莞遷往韶關的企業，數量、速度驟然下降。這一類型的項目也與韶關並無多少互補性。

陳東成介紹，韶關土地出讓價格較低，但是多為丘陵，平整成本高昂，而且作為生態保護區域，土地指標受到嚴格限制；同時，勞動密集型企業在韶關設廠，招工也要在省外大規模招聘。土地、勞動力優勢不是特別明顯。

但是，陳東成並不為此感到太過惋惜。“如果還是像過往一樣，承接珠三角相對不那麽先進的產業的話，粵東西北可能永遠落後。”隨後，他們開始調整策略，不放棄產業承接的同時，下功夫整合兩地資源，追求產業鏈的招商。

例如，韶關有著較為深厚的鋼鐵機械制造業基礎，而這些產業基礎是以輕工業為主的珠江三角洲產業群所欠缺的。於是，莞韶對口幫扶指揮部旗下的東韶公司投資建設雙創裝備中心，籌劃企業孵化器、檢測中心等公眾平臺。

莞韶產業園湞江片區，就被定位為韶關的機械裝備制造園區。2014年，由粵科金融集團開發的韶關智慧螺絲城項目落戶湞江園區，官方宣傳稱，這一項目看中的就是上遊韶關的特鋼產業，下遊的機械裝備制造集群，以及毗鄰珠三角制造業基地。

按照前期規劃，智慧螺絲城項目能夠聚集全國三分之一的螺絲企業，一年的產值將達到180億元。目前，韶關已經與華中科技大學、廣東省智能機器人研究院、韶能集團等多家機構達成合作。

除此之外，隨著產業升級的加快，東莞本土紡織企業越來越致力於產品的設計、研發，而把生產環節向外布局。而韶關北江區原有的傳統紡織業基礎、產業工人資源，恰恰是東莞紡織業先天不足的要素，雙方的產業共建需求十分強烈。

目前，東莞企業以純服裝韶關生產基地在莞韶產業園甘棠片區已全面投產，以純入駐後，與韶關北江紡織合作，每年一億的訂單量，這相當於北江紡織原來一年的全部產值。

由此，工作打開了局面。

陳鴻宇認為，在政府推動和市場驅動的共同作用之下，有望實現同一產業、同一企業在珠三角和粵東西北跨區域布局發展，打造跨區域產業鏈，形成同等水平優勢互補的區域產業分工合作格局。

融入珠三角現代工業體系

2015年6月，廣東省委、省政府大力度推進粵東西北地區產業建設，主動融入珠三角。

韶關市經濟和信息化局副局長張南生，向南方周末記者簡單介紹了韶關市的產業演變歷程。歷史上，韶關是粵北地區重要的老工業基地，傳統制造產業基礎較好、門類較齊全，直到現在，鋼鐵、有色金屬、裝備制造等偏重工業的制造業產業，仍然是傳統支柱性產業。

然而，這些產業自成體系，並沒有很好地與珠三角輕工業體系形成良好的聯動。

張南生認為，分析韶關的優勢、劣勢，比較務實的考量，是主動積極地將自己納入進珠三角的現代工業體系，為珠三角的產業發展做好配套。

早在2014年8月，廣東省提出了在珠江西岸的珠海、佛山、中山和順德等“七市一區”建設先進裝備制造產業帶的發展目標，力爭用5年左右時間，打造產值2萬億元左右的先進裝備制造產業帶，為廣東制造業發展增添後發優勢。這就是著名的“珠江西岸先進裝備制造產業帶”。

在首批產業帶參與名單中，並沒有韶關的名字，雖然韶關經濟規模、發達程度，不能與珠江三角洲的發達地區相提並論，卻有著先進地區艷羨的重工業基礎。認清自身定位後，韶關也積極主動，申請加入這一戰略規劃當中。

據《南方日報》報道，廣東省經信委已批準韶關建設珠江西岸先進裝備制造產業帶韶關配套區，韶關將與珠江西岸六市一區深度開展產業承接、產業分工和產業協作，將韶關打造成集鋼鐵深加工、汽車零部件、整機生產和產研結合為一體的珠江西岸先進裝備制造產業帶韶關配套區。

同時，韶關已與廣州市政府達成共識，在韶關南部靠近廣州的兩個縣合作共建兩個產業園區，重點承接廣州開發區孵化出的科技型企業，推進產業協同創新。

韶關市中廣測創新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廣測”）經理葉小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們公司總部位於廣州，此前在中山、東莞等地，分別設立了木材、食品檢測分公司，這些分公司主要依托總部廣州的技術力量，為周邊的產業集群提供服務。此前也有過進駐韶關的想法，但是一直以來韶關與珠三角的產業聯系不夠緊密，所以沒有找到合適的時機。

“兩邊互補性很強，如果協同共建可以把生產鏈延伸得很長，我們看到了機會。”葉小機說。

除了機械裝備制造以外，莞韶產業園甘棠片區也充分發揮粵北優勢，參與到珠三角產業體系分工，至2016年7月，園區正式落戶項目43個，投資總額約52億元，其中億元以上項目19個，包括以純服裝、玉蘭墻紙、飛翔齒輪、都市麗人、永威鋁板、鄭業科技等重點企業，已基本完成招商任務。

目前園區在建項目21個，已有飛翔齒輪、以純服裝、永威鋁板、鄭業科技等項目投產，預計萊雅、新科農、詹氏、源昊、合眾化工等一批項目將在年內投產。

陳東成日趨感受到轉型升級形勢到了“鯉魚跳龍門”緊要關隘。珠三角的制造業企業，漸漸擺脫掉“勞動密集型”的桎梏，朝著創新驅動的路子行進。

“經過這麽多年的發展，確實到了一個釋放的階段。”陳東成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相較於此前簡單的沿著“生產要素”窪地的線路自然外溢，有著品牌、技術升級壓力的企業，更加註重整個產業鏈條的分層布局、協作。

莞韶產業園黃沙坪片區努力 參與珠三角制造業產業分工，已經成功入圍廣東省首 批“互聯網＋”小鎮。（南方周末記者❘李在磊❘攝/圖）

要遵循市場規律

反過來看，粵東西北的配套服務，也為珠三角的轉型升級創造了條件。陳東成分析，韶關的鋼鐵產業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機械制造業有著較強的生產能力，同時粵北還有珠三角缺少的電力資源，中廣測等公司的進駐，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充足的資金，可以將韶關的資源橫向整合，形成躍升的跳板。

同時，以純、都市麗人等企業的縱向延伸，使得韶關與珠三角產業緊密度越來越強，產業縱深度越來越強，企業整體成本實現最優化配置，抗風險能力越來越強。

“我們去外邊招商，主要是消除信息不對稱，告訴企業韶關有這些優勢。”韶關市商務局局長李宏舉例，著名的大數據企業浪潮集團，一直想在廣東投資興建一處面向華南的大數據處理中心，但是在選址問題上舉棋不定。經過一番考察發現，原來韶關氣候適宜、位置適中、電力充足，是較為理想的大數據基地。

“對於別的產業而言，這些要素可能是劣勢，但是對大數據中心，這就變成了優勢。”李宏介紹，產業能不能落地、發展，很大程度遵循的還是市場規律。將來大數據中心的運營，也與珠三角的產業升級密不可分。

“（產業共建）保留了企業在珠三角的母體，母體在根還在，而且這個母體跟國內外的市場是有密切聯系。”陳鴻宇認為，產業共建的意義在於符合產業發展的規律。

他介紹，珠三角的產業發展，經歷了不同的幾個階段，在這個過程當中，工業體系不斷成熟、完善。

2000年以後，珠三角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經濟拓展空間出現了瓶頸，受到土地、勞動力價格、環境容量的掣肘越來越明顯。為了尋求新的增長空間，只得選擇向外轉移。

產業轉移的效應顯而易見，它為珠三角產業發展拓展了新的空間，也為企業轉型升級爭取到了時間，同時也對粵東西北地區的增長刺激起到立竿見影的作用。

但是，轉移出去的項目，多為對要素稟賦較為敏感的落後產能，受國際經濟形勢影響較大。不過，這一轉移模式有著時代必然性，因為在當時珠三角大部分產業形態發展本身就還處於較為低端的水平。

“把先進的留下來，把落後的撇出去。落後的產業去到落後的地區，那不是更苦？”陳鴻宇分析認為，這一模式只是階段性現象，緊接著又出現了“產業空心化”的問題。

這說明，當時產業發展水平條件下的產業轉移，方式較為簡單粗暴，只是與原有企業的剝離、分割，那麽企業效益也就與原產地關系不大。“搞了很多園區，招了很多企業進去，但是活得好的企業畢竟不多。”他說。

陳鴻宇認為，相較於一般的產業轉移，產業共建可以一同追求創新驅動。例如，一些產業的研發機構、總部設立在珠三角，而生產環節在粵東西北，形成產業分工、區域合作。

李宏也明顯感受到產業共建帶來的新變化。土地、勞動力等要素，慢慢不再成為吸引項目落戶的砝碼，有投資意願的企業，不只是單純為了擴大生產規模，而是著眼於產業分工、互補。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廣東開展高速公路建設大會戰，2015年實現“縣縣通高速公路”的目標，其中粵東西北高速公路通車里程達到3282公里，比“十一五”末增長51%。這讓珠三角與粵東西北地區的產業協作，更為便捷。

“交通已經不成為阻礙韶關發展的因素了。”張南生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中國正式加入ICH，真正融入國際藥品監管體系

（新華社/圖）

中國曾長期被排除在ICH成員之外，因為我國認可的藥物政策法規很大程度上是遵照WHO（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而WHO被認為是全球最低標準，ICH則是發達國家的最低標準。但2001年中國加入WTO時，就包含了藥品質量需要和國際接軌的承諾。

當地時間6月1日，在加拿大蒙特利爾會場，國家食藥總局（CFDA）剛剛正式成為ICH成員。“正式官方通告將會在兩周後發布。”一位現在北美的ICH政策專家向南方周末記者第一時間透露了這一消息，他們幾個小時前收到了正式通過的郵件。

ICH，即人用藥品註冊技術要求國際協調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Harmonisation o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 ，是由美國、日本和歐盟三方的政府藥品註冊部門和制藥行業在1990年發起的。主要目的是協調全球藥品監管系統標準化——類似WTO在各國貿易中扮演的角色。這意味著“中國的藥品監管體系已經真正融入國際社會認可的監管體系中了”。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藥品審評與研究中心戰略辦公室主任特蕾莎•穆林博士介紹說，2015年10月23日ICH經過改革成立了新的協會，改革後的ICH不是以國家為單位，滿足一定標準的有資質的組織都可以申請ICH的成員和觀察員身份。中國也在這次改革後提交了成員申請。

“創辦ICH的初衷，就是為了讓多國混亂各自成一體的藥物監管系統標準化，讓多國都遵守同樣的方法和審批程序進行審批工作，其目的就是為了讓ICH成員國的產品可以盡快相互認證。因為不同國家對藥品註冊要求各不相同，這不僅不利於病人在藥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質量方面得到科學的保證及國際技術和貿易交流，同時也造成制藥工業和科研、生產部門人力、物力的浪費，不利於人類醫藥事業的發展。”特蕾莎•穆林博士解釋。

而在十天前的2017中國國際藥物信息大會（DIA）會議上，國家食藥總局國際合作司司長袁林也發出了相關訊號：“我國於今年3月提交了有條件加入ICH的申請。”

當時，他表示中國加入ICH的時機已經基本成熟了，現在是非常合適的時機，通過加入ICH，更好地加強國際交流和合作，助力我國的藥品審評審批制度改革，更好地推動藥物研發創新。這也是基於近年來國家食藥總局積極參與ICH活動和相關國際標準的制修訂，已轉化和借鑒了ICH二十余部技術指南應用於我國的藥品技術審評。

會議現場的業內人士都認為，中國的藥品監管部門已經不能再單打獨鬥，因為中國目前醫藥行業真正急需改善的，是要建立一個基於科學研究和科學監管的平等、順暢、高效的溝通體系，不僅是監管部門和行業之間，更是監管部門內部，國際監管體系之間的系統。而一旦加入ICH，會對中國的監管部門及各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同在會議現場的特蕾莎•穆林博士表示，全力支持中國加入ICH成為正式成員。穆林博士說：“相信ICH也是需要中國成為成員的，因為近年來中國的制藥市場高速增長，沒有中國就排除了大約20%的全球認可。加入ICH也意味著中國加快國際化步伐。”

ICH的核心是發達國家制定標準讓其他國家接受，所以業內有“一流國家制定標準，二流國家生產和銷售產品，三流國家提供原料”之說。這樣的狀況在IT和通訊行業最明顯，突出的例子就是微軟的電腦操作系統和谷歌的手機操作系統。

中國曾長期被排除在ICH成員之外，因為我國認可的藥物政策法規很大程度上是遵照WHO（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而WHO被認為是全球最低標準，ICH則是發達國家的最低標準。但2001年中國加入WTO時，就包含了藥品質量需要和國際接軌的承諾，包括保護藥品知識產權、降低藥品進口關稅、開放藥品分銷服務和開放醫療服務的市場等一系列條款。

“加入ICH只是一個開始。”禮來亞洲基金風險合夥人、沈陽藥科大學蘇嶺博士說，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藥品市場，在藥品研發潛力快速增長的今天，加入ICH可以給這個系統提供很多有利的信息，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需要ICH，ICH也需要中國。”

企業“出海” 成都加速融入“一帶一路”

每經記者 楊棄非 每經實習編輯 任芷霓

9月19日，在捷克布拉格的一間會議室中，一份簽有中捷兩國語言的《合作意向書》被遞交到成都國際鐵路班列有限公司負責人手中。這份簽約分量十足——半個月後，其簽約開通的中歐班列蓉歐快鐵（成都—布拉格），使成都開行的國際貨運班列線路增添至七條。

蓉歐快鐵的站點不斷擴散，線路愈加密織，開行的數量已突破千列——隨著貨值的數倍增長，這條聯通亞歐大陸的通道正架起貿易的長橋，讓“成都造”遍及歐洲，更讓“一帶一路”重要通道具象起來。現如今，“一帶一路”自提出之日起已滿四年。從無到有、由點及面，它不僅從一個倡議發展為多方參與的世界願景，更踏入“落實願景”的新階段。 

“國際貿易，成都已做得足夠出色”

5月23日，一陣機器的轟鳴聲再次將人跡罕至的老撾中北部山林從沈睡中喚醒。在這里，中老鐵路正在緊鑼密鼓地施工建設當中。盡管剛開工不久，但先行鑿開的隧道與鋪就的施工便道，已為線路周圍老撾山區荒涼的景象帶來了變化。一場現代化變革即將在此展開。

最早參與該項目建設的中鐵二局是一家來自成都的企業。早在2015年12月中老鐵路奠基之時，其就以第VI標段的承包方參與其中，現如今，工期已邁入第二個年頭。據其工作人員介紹，中老鐵路項目目前進展順利，預計將於2021年正式通車。

中老鐵路建設的不斷推進，讓中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規劃的6大經濟走廊之一——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雛形初現。這只是成都直接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項目之一。成都新築路橋在中白工業園的超級電容器項目、中鐵二院的孟加拉帕德瑪大橋鐵路連線項目、埃塞俄比亞-吉布提鐵路項目……這些遍布全球的項目，儼然已串聯起成都融入“一帶一路”、參與國際產能合作的“世界地圖”。

基礎已有，但優勢還需擴大。在成都“全面融入‘一帶一路’”的過程中，需要更多企業“走出去”，融入世界產業價值鏈，參與世界經濟分工合作，為成都構建開放型經濟體制探索經驗和路徑。

就在去年9月13日，成都發布《成都市融入“一帶一路”國家戰略推動企業“走出去”五年（2016~2020年）行動計劃》（以下簡稱《行動計劃》），以全球布局、產能合作、跨國成長、絲路開拓、平臺構築、保駕護航六大行動，誌在於“十三五”末將成都基本建成國家中西部地區“走出去”門戶城市，推動上萬家企業走上國際舞臺。

初步成效已顯。《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從成都市商務委了解到，今年1~9月，成都企業“走出去”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重點項目共計150個，涉及金額超過200億美元。其中，農業類項目43個，制造業類項目35個，服務業類（含工程承包）項目72個。

聯合國前副秘書長沙祖康在成都出席2017“一帶一路”中歐（成都）創新合作峰會時曾評價，“在國際交流、貿易合作層面，成都已做得足夠出色。”

“走出去”拓寬，蓉歐合作邁上新臺階

成都並不滿足於此。正處於多重機遇疊加期的成都，將“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寫進了城市發展的新篇章。其中，企業作為擴大開放的主體，也理應被給予更多發展支持。

今年4月，成都為未來擘劃了新藍圖，提出“更全面、更深入、更務實”的新開放觀。《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發現，成都對“新開放觀”的這三項定義中，每一項都緊貼企業，誌在助推其更深層次、更廣領域地融入全球產業鏈條，並探索在全球範圍內擴大參與分工合作的可能。

根據國家信息中心發布的《“一帶一路”貿易合作大數據報告2017》，從貿易市場看，東南亞因與我國西南地區地理位置相近，成為2016年我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最大的貿易夥伴。因此，成都在“新開放觀”中將“更全面”放在了首要位置，希望更多的企業走向更多的國家，更廣闊的地區成為成都的合作對象。

與“新開放觀”同步踐行的是不斷構建的大通道，四通八達的交通路網為成都新的開放時代提供了新的思路：迄今為止，從成都發出的國際航線已達102條，從成都出發的15小時經濟圈不斷成型；中歐班列蓉歐快鐵的開行，更為成都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不斷躍升的向西對外開放門戶搭建了一個通向歐洲的物流貿易通道。自此，歐洲被納入成都的“朋友圈”。

數據顯示，自2013年起，由成都出發的蓉歐快鐵已開行1000多列，數量位居中歐班列之首。與此同時，2017年1~8月，蓉歐快鐵貨值達到86.3億元，同比增長高達690%。多重原因助推下，“蓉歐合作”成為成都對外開放合作的重點領域與發力方向。

如何將此思路落實到行動中，真正讓企業享受到開放紅利？

成都的做法是，通過在本地打造國際合作平臺，將“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以增強企業開拓海外市場的能力。基於此，成都先後啟動運行歐洲中心、與法國索菲亞-安蒂利斯科技園等共建打造產業園，使蓉歐合作邁上新臺階。

而借力位於蓉歐快鐵的起始點——成都青白江的國際鐵路港和以及雙流國際航空港的兩大自貿區板塊，成都還在探索多項體制機制創新，以期為企業提供從營商到引資引智的一系列便利措施。以機場為例，成都機場貨物進口、出口通關時間分別為14.2小時、1.05小時，均列全國第4位；同時，成都還在積極推進“集中匯總納稅”、“一簡一優”、“信任通關”等改革事項。

打造國際品牌，助力企業“跨國成長”

值得註意的是，隨著“一帶一路”倡議邁向“落實願景”的新階段，成都推動企業“走出去”還有著更深層次的意義：它將推動更多企業快速度過初期建設期，盡早收獲初期果實，使企業在融入“一帶一路”的過程中迎來發展先機。

去年10月5日，非洲第一條跨國電氣化鐵路——埃塞俄比亞至吉布提鐵路正式通車，為這個項目忙碌了6年的中鐵二院終於可以松口氣了。早在2010年9月，中鐵二院就開始為亞吉鐵路規劃、設計，先後1700余人次赴埃塞參與各類工作，成功輸出“中國標準”。今年5月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中鐵二院受邀出席，為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現身說法。

能夠從眾多企業中“脫穎而出”，不僅是由於中鐵二院及早“走出去”融入了“一帶一路”，更重要的是，它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培養了大批來自各國的“高級粉絲”，因此能借項目的建設之機實現“跨國成長”。

助力企業“跨國成長”正是成都推動其“走出去”的重點行動之一。根據《行動計劃》，成都希望能夠鼓勵企業通過制度創新和管理創新，改變傳統管理模式，建立起與國際接軌的現代企業制度、管理模式和服務規範，以孵化出一批跨國成長型企業。

而實現企業的跨國成長，首先仍需加強其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產品、技術、服務等標準互聯互通互認，拓展“成都制造”、“成都服務”、“成都品牌”國際市場空間。成都市商務委相關負責人介紹，將側重於對有高附加值的企業合作提供政策支持，以“更深入、更務實”的開放理念在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找到現實的土壤。

“我們希望以重大項目為抓手，以跨國公司培育為重點，以經貿促進活動為載體，打出政策支持‘組合拳’，加快推動企業‘走出去’，促進成都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貿合作水平再上新臺階。”他說。

他所提到的經貿促進活動，其中就包含了今年成都市商務委帶頭組織的一系列“成都造·全球行”活動。該活動共計將在全球6大洲28個國家和地區展開推介，目標正是將“成都造”打造為企業在海外經營的名片。

在成都的期望中，培養出的跨國成長企業，還將促進企業抱團出海。據成都市商務委相關負責人介紹，這將“實現從單一的企業‘走出去’向產業鏈‘走出去’轉變，提升企業經濟效益。”

融入全球創新網絡，海南將有更多海外人才離岸創新創業

在獲批自貿試驗區以及自由貿易港的同時，海南也將大力推進國際離岸創新創業。

4月1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慶祝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30周年大會上宣布，黨中央決定支持海南全島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穩步推進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建設，分步驟、分階段建立自由貿易港政策和制度體系。

習近平在講話中強調，國家支持海南布局建設一批重大科研基礎設施和條件平臺，打造空間科技創新戰略高地，設立海南國際離岸創新創業示範區。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撰文分析，在全球不穩定不確定性因素增多的背景下，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具有重要意義和積極作用。海南站在擔當國家使命和服務國家戰略的前沿位置，一定能夠發揮生態環境、經濟特區、國際旅遊島三大綜合優勢，爭當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排頭兵。關於海南國際離岸創新創業示範區如何設計，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吳琦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示範區應主要應體現出三個特點，即高端化、國際化和市場化。

吳琦表示，海南國際離岸創新創業示範區應瞄準國際前沿技術和高端應用領域，加快推進重大產業技術研發和共性關鍵技術攻關，促進科技成果的高水平大規模創造與有效轉化應用。

海南地處我國對外開放的前沿，是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和海洋經濟合作的戰略支點，具備建設面向東南亞、覆蓋華南的航空航運綜合樞紐、經濟走廊的條件。

因此，在國際化方面，吳琦認為，海南國際離岸創新創業示範區要主動融入全球創新網絡，構建符合科研規律的國際科技合作機制和模式；從醫療、教育、薪酬、外籍人才居留制度等方面完善引進跨國人才的軟環境，優化人文和生態環境，培育更有利於跨國人才集聚和發展的創新創業環境。

在市場化方面，吳琦表示，海南要進一步推進科技管理體制機制改革，建立健全以市場為導向的新型科技創新服務機制、科技創新市場導向機制和科技成果轉化機制，更大力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在市場準入、要素配置、降低成本等方面營造有利於創新創業的制度環境和公平競爭市場環境。

人才是創新創業的重要資源和要素。2017年5月海南省委出臺《關於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的實施意見》，這是海南歷史上含金量最高、份量最重的人才改革政策。後來又相繼出臺了《海南省柔性引進人才暫行辦法》《關於充分發揮“候鳥型”人才作用的意見》《海南省引進人才落戶實施辦法》等文件，圍繞改革人才管理體制和創新人才引進、培養、評價、流動、激勵、保障機制等方面提出了改革舉措和要求。

近日海南省印發的《海南省科協系統深化改革方案》提出，創新服務科技工作者的機制，創建海南海外人才離岸創新創業基地等，增強科技工作者的獲得感；穩步推進學會治理結構改革，助力科技創新服務經濟社會發展。

張燕生表示，海南應盡快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博鰲宣布的大幅放寬市場準入、改善投資環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主動擴大進口等對外開放重大舉措，將海南建設成為立足亞洲、面向世界、促進合作、開放多元的國際會議中心和對外交往重大活動基地。

VR，用虛擬場景幫助孤獨癥患者融入現實生活

VR在資本圈的熱度已經不再，不過在醫療領域，它的功能可能是“小荷才露尖尖角”。

此前，VR更多地被應用在輔助醫療比如遠程的手術講解之中，在國外也有出現由大學合作研究項目與醫院聯合進行的對抑郁癥等心理治療的幹預嘗試。

“我們目前超過了他們走的階段。”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精神衛生中心教授杜亞松說，他正在尋找用VR對孤獨癥治療的幹預方法。

孤獨癥（autism），又稱自閉癥或孤獨性障礙（autistic disorder）等，是廣泛性發育障礙（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PDD）的代表性疾病。杜亞松在介紹時提到，“美國兒童孤獨癥患病率為四十八分之一。在中國，暫時沒有流行病學資料統計數據。”不過世界衛生組織曾統計顯示，當前中國自閉癥患者數量已超過1000萬，每年新增20萬病例，其中14歲以下的兒童超過300萬。

為什麽會選擇用VR幹預治療？研究表明：自閉癥的核心癥狀就是所謂的“三聯癥”，即社會交流障礙、語言交流障礙、重複刻板行為。上海交通大學電子信息與電氣工程學院教授翟廣濤憑借多年從事視覺信號處理和感知信號處理方面的研究經驗，看到了虛擬現實的三個特點沈浸 （immersive ）交互（interaction）想象（imagine）在治療中的空間。

此前，美國、英國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虛擬環境之中，主要圍繞社交方面進行訓練。“我們承認社交方面的訓練是孤獨癥孩子最需要的。但是我們嘗試的過程當中發現一個問題：如果開始就用新的形式對孩子進行訓練，實際上是很難走下去的。對這些孩子來說，虛擬現實是一種全新的視覺體驗。”翟廣濤說。

在社交訓練之後，通過進一步把真實和虛擬逐漸融合，讓孩子把在虛擬環境里掌握的技能和知識推廣到真實世界當中。五彩鹿上海校區的校長李超白介紹時提到，常規的康複課程通常是在上半周和孩子講故事、反複模擬場景，讓孩子們的感官得到初步的刺激，然後會帶孩子外出活動，比如去超市購物，體驗真實的生活場景。

有了VR，可以通過每堂30-40分鐘的預備課程，在課堂當中模擬社會場景，對整個環節帶來進一步提升。“VR技術提供給我們一個虛擬現實的環境，在這個虛擬現實當中就可以幫助孩子有一個準備階段。在這個準備階段他感受到、看到的環境和真實世界是最高的契合。”他說。

第一財經記者也親身體驗了五彩鹿兒童發展中心的VR設備。得益於穩定的幀數刷新率與平靜的遊戲氛圍，記者並沒有感到眩暈。遊戲環節包括識別不同顏色的氣球，根據指令敲擊代表不同音符的彩色蘑菇，還有人臉連連看的環節。

“我們的內容設計首先要突出我們想讓孩子關註的東西，也就是交互的對象。對於孤獨癥兒童來說，第一步接受就很難，我們要設計一些場景，把他的恐懼感覺降到最低，讓他最大程度接受這一個形式，這是第一步。這是和設備、內容都相關的。同樣的設備，如果說他第一下覺得內容不吸引他，他就沒有興趣了。因此在接受訓練時，這些內容我們都是經過反複嘗試的，最後定下來了這幾個繁榮，在統計範圍之內，這些內容是孩子最容易接受的。通過把這些內容再做的複雜、豐富一些，我們產生第二個階段，然後才是社交訓練，最後是融合訓練。我們在內容設計上充分考慮了孤獨癥兒童認知的特性。” 翟廣濤說。

硬件的進步也為這種可能性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支撐。“目前我們所運用的是英特爾最好的芯片組，這個芯片組確實有優勢之處，除了剛剛翟廣濤老師提到的AI方面的，其實在遠程控制、加密、保密都是非常好的。我們希望持續不斷的用最好的硬件支撐我們內容和產品的制作。” 醫微訊聯合創始人、CEO 潘耿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

翟廣濤表示，未來其他與人工智能相關的技術也會考慮與VR相結合。比如說英特爾RealSense技術，它本身是一個攝像機，還可以進一步給出人的骨架、手部等信息，更好地分析孤獨癥孩子的刻板行為。目前，這套為孤獨癥兒童提供的沈浸式孤獨癥診療系統（Immersive Treatment for Autism）診療解決方案由英特爾提供強大的計算力，結合人工智能、VR技術及RealSenseCamera，提供了全新沈浸式交互情景。

“這幾年在硬件方面的一些突破，其實某種意義上是超出我們的預期的。比如說頭顯，目前大家最關註的是眩暈感，大家都很清楚眩暈感主要的癥結，在清晰度、幀率、FOV上，目前突破速度都是很快的。” 潘耿提到，不僅僅是佩戴舒適性上因為輕材料的設備得意改善，價格和成本目前也有走低趨勢。

潘耿表示，目前第一階段推出的是商用版產品，即針對To B用戶，比如說像五彩鹿這樣的機構，或者是公立醫院、保健院或者是特殊學校。“我們下一個目標是希望通過公立醫院的使用，一方面做臨床數據的收集，同時也是做市場的預熱和推廣，這樣才可以慢慢走向家庭。” 潘耿表示，現在既然產品化了，也在走專業的審批路線“我們已經在申請的這條路上，包括向CFDA，國外的FDA，我們正在做類似的考慮。”

而這還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杜亞松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重要的是要通過腦神經機制來驗證效果，這中間還有很多路要走。”

融入長三角一體化 蘇北沿海縣域經濟也主打機器人產業

產業是縣域經濟發展的核心和靈魂，《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要發展縣域特色經濟。

蘇北與上海相距200多公里，和蘇南地區的蘇州、無錫、常州更是臨近。近年由於長三角地區土地、人力成本的上升，以東臺市為代表的蘇北地區承接了上海、蘇州等地不少產業轉移。2016年東臺人均GDP就超過1.2萬美元，連續多年進入全國百強縣。

5月14日至16日，120多名客商雲集東臺參加“2018東臺新經濟發展投資說明會”。

產業是核心

2018東臺新經濟發展投資說明會期間，簽約的企業多數來自長三角地區，包括江蘇華東造紙機械有限公司、日本富樂德集團上海申和熱磁電子有限公司和江蘇迪飛達電子有限公司等

此前落戶東臺的企業亦如此。例如江蘇廣謙電子有限公司新型電子元件項目，由昆山萬源通集團投資10億元建設，公司專業從事高端線路板、新型電子元器件的研發制造，是寶馬、奧迪、通用、LG等世界名企的優質供應商。項目計劃新建廠房15萬平方米，全部建成投產後，每年可實現銷售30億元，利稅3億元。

產業還需要有專長和特色，不然很容易陷入縣域經濟的同質化競爭。東臺主打的是電子信息和機器人產業。前者在以生輝、東強、捷士通為代表的一批本土企業轉型發展邁上行業高點，同時，以領勝、科森、科馬特、和熙、金瀚為代表的一批新興產業項目在東臺落地生根，東臺電子信息產業如今已升格為成長空間廣闊的新興特色產業，形成移動智能終端、4G通信設備、LED等產業集群，產值從2015年的50億元，增長至2017年的200億元。

機器人方面，僅5月15日東臺就集中簽約了12個機器人項目，涵蓋技術研發、產業孵化、生產制造等多個領域。機器人產業江浙滬區域，以上海、南京、杭州、蘇州、無錫、昆山為中心，這些重點區域之外，東臺市南面的張家港、南通海安以及常州等地的機器人產業園正嶄露頭角，而其北面的徐州及兄弟縣射陽也躍躍欲試，東臺則在“南北夾擊”中贏得了一席之地。

產業的興盛帶來的是就業的機會。資料顯示，東臺市2012~2016年新增就業12.4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1.7%以內。

招商引資、承接產業轉移，不可或缺的是營商環境，特別是當前隨著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營商環境可以說是吸引企業的制勝法寶。東臺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周愛東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稱，市委市政府要求負責承接產業的經濟開發區和相關部門全力當好“店小二”，主動為項目建設提供服務，確保各落地項目建設全程暢通無憂，盡早實現竣工投產。

生態為優勢

與中大城市不同的是，中國幾乎每個縣（市）都有廣袤的農村地區作為腹地，給予了農業和生態旅遊等產業廣泛的空間。

上海、蘇南等的大城市人口密集，對農產品需求旺盛，所以蘇北沿海地區的不少地方成為了長三角的“菜籃子”。以鹽城市大豐區為例，境內有307平方公里土地歸上海管轄，成片稻田、魚塘、養雞場、豬場、奶牛場組成的農場，乃上海重要的“米袋子”、“菜籃子”和“肉盤子”生產基地。且這塊特殊的“飛地”和區位政策優勢，讓鹽城市累計吸引了上海1700多億元投資。

東臺位於鹽城最南面，農業同樣是優勢產業。周愛東介紹，“一只瓜、一根絲、一籃菜、一棵樹”已成為代表東臺農業特色發展的四大品牌。

資料顯示，目前全市共種植西瓜28萬畝，年產值20億元；14.5萬畝桑園年產鮮繭30萬擔，年銷售超過30億元，並建成全球最大的高檔生絲生產基地；青椒、韭菜、西紅柿等總面積120萬畝的十大蔬菜基地，產值40.8億元；苗木年銷售20多億元，成為沿海地區最大苗木基地。農業的產值直接給農村帶來了收入，2017年全市農民人均收入19727元，高於江蘇省平均數2121元。

東臺作為沿海地區，發展新能源發電產業可謂得天獨厚，除了風力發電，每年因地球運動增長的土地面積，是新能源發電的理想場所。根據規劃，今年東臺市新能源產業規模將達到120億元，發電裝機容量將1500兆瓦，實現全市工業用電量“自給自足”。

生態旅遊是縣域經濟的另一大優勢。鹽城全境無山，歷史文化在全國優勢並不明顯，但依靠東臨黃海的自然條件，也發展出了自身特色。

其中東臺市有建於上世紀60年代的黃海森林公園，是全國沿海地區最大的平原森林，占地6.8萬畝，目前森林公園擁有320多種植物、240多種鳥類，且每年新增成片造林3萬多畝。

值得一提的是，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蘇北地區逐漸開始舍棄此前對經濟貢獻不小，但汙染較重的化工企業。以東臺市為例，到今年6月，市域範圍內將實現“全域零化工”。

今年初，鹽通滬高鐵已正式開工建設，未來從鹽城到上海（東站）200多公里的距離，通行時間將縮短到一個小時左右，這對蘇北沿海全境對接上海大有裨益，也將有助於當地縣域經濟的發展。

專訪森博格投資總裁布雷迪：中國的終極目標是融入全球市場，提前布局把握再開放機遇

2017年全球經濟增速達到3.8%，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的《世界經濟展望》也維持了對2018年和2019年全球經濟增速的預測。但眼下，美聯儲引領全球貨幣政策收緊，全球經濟複蘇勢頭有所放緩；國際金融市場持續震蕩；短期美元維持強周期，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因此承壓。

中國則不斷重申改革開放的堅定決心，表示將盡快落實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創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資環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主動擴大進口。

在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增加，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的背景下，各類資產走勢如何？全球投資者將面臨何種機遇及挑戰？第一財經記者就此采訪了美國森博格投資管理公司總裁及首席執行官詹森•布雷迪（Jason Brady），他表示：“中國的終極目標是融入全球市場，我們需要提前布局。”

全球波動性加劇，新興市場面臨“逆風”

成立於1982年的森博格是一家獨立的全球投資管理公司，目前管理規模500億美元，歷史上曾為美國資管行業做出眾多創新。

“全球經濟增長正在放緩，過去十年全球緩慢穩定的複蘇主要得益於全球央行的量化寬松（QE）政策，但其效應在達到極限後已開始邊際遞減，全球央行紛紛開啟加息進程。收益率曲線也暗示我們已處在這輪周期的尾聲。”布雷迪稱，“如今，市場波動率更高，潛在收益下降，各類資產估值也已偏高。”

他預計，美聯儲在2018年還將加息1~2次，並對全球經濟和市場造成一定影響。“如果將此加息幅度和美聯儲縮表效應相疊加，實際上相當於實行貨幣緊縮（QT），預計這將在明年夏天反映到全球經濟上。”

對於加息對市場的影響，布雷迪表示，投資者在短期內可能會蒙受損失，但長期來看，高利率對於投資是有益的。“例如美國的現金回報率在過去十年中首次從負值升至2%。”

此外，眼下，美元走勢及其對投資的意義也頗為微妙。今年4月中旬以來，美元扭轉了始於2017年的貶值趨勢。

布雷迪指出，從基本面來評估美元走勢，會發現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驅動力是利差。目前，美國和其他國家，尤其是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利差較大，使得美國市場頗具吸引力。美聯儲料將在短期和中期持續加息，也會支撐美元。

“這對於非美市場是一股潛在的逆風。過去幾十年的情況呈現出某些共性，即美元升值，新興市場變得更加顛簸，某些新興市場陷入困境。”他稱，“但新興經濟體的情況也千差百異。例如，巴西、土耳其、阿根廷等，目前確實面臨本幣貶值、資本外流等困難，但大部分亞洲國家的情況均較為良好。”布雷迪認為，投資者還需區別評估單個市場。

此外，他稱，不僅僅是新興市場，利率上升以及美元升值也會給全球各市場帶來一定的脆弱性，企業的高杠桿是背後一個重要因素。

傳統60-40投資策略難以奏效

布雷迪分享了森博格在利率上升、市場波動增加背景下的投資策略，以及對部分資產走勢的判斷。他稱，森博格會在全球範圍內各資產間進行分散投資，尋找有價值的投資標的，並且不會跟隨基準投資模式。

就美股而言，市場普遍認為，美股如今是有史以來最被高估的，甚至高於1929年和2007年，也因此即將面臨重大修正。

對此，他表示，從市盈率（P/E）來評估，美股估值很高，但還未達到瘋狂的程度；從市凈率（P/B）來評估，估值已經高到瘋狂；從市值占GDP比例（Market Cap to GDP Ratio）評估，估值也已高得離譜。

“我們的投資是在大環境下，探尋個股投資機會。伴隨美股估值整體走高，尋找有投資價值的個股的確比過去困難。”

但他也稱，根據長期投資經驗，高估值並不必然導致價格修正。“當估值偏高時，股票不一定會下跌，當估值偏低時，也不一定上漲。高估值只說明市場對股票的增長預期較高，當不及預期時，股價就會下跌，而低估值則是對股票的增長預期較低。我寧願投資後者。”

在具體的板塊偏好上，布雷迪總體看好金融板塊中的銀行股。“金融危機後，全球範圍內，尤其是美國的銀行被迫清理資產，銀行如今的資產負債表風險比金融危機時大大削減。”他稱。

美股中另一個熱門板塊——科技股，十年前占標普500指數的比例為17％左右，如今已上升至26％，其在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新興市場指數中更從十年前的10％驟升至現在的27％以上。

但布雷迪稱，很多所謂的科技股並不一定僅限於科技股的範疇，例如亞馬遜雖然從雲服務中獲取了巨額利潤，但它也是一家零售商店，對科技板塊進行標準化定義是很危險的。他並表示，每當一家公司的市值接近10億美元時，都會面臨挑戰。

在全球股票市場中，森博格較看好歐股和中國的消費增長主題股票。

布雷迪稱，歐洲股市目前的估值在全球屬於偏低。“首先，歐洲目前面臨結構性較低利率和低增長；其次，歐洲還有人口結構困難和強監管。”因此，他認為，歐洲有些有價值的個股，能夠為投資者帶來一定現金流回報和收益。

同時，伴隨中國消費能力的增長，他還看好中國的消費主題板塊。“既要尋找長期投資主題，也要找尋短期周期性的主題。”他稱。

總體而言，布雷迪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傳統的60-40投資策略，即60%投資於股票，40%投資於債券的資產配置策略，會越來越難以奏效，這也是全球投資者面臨的最大挑戰。

“過去，通常的情況是風險資產（股票、利差、債券）和避險資產（政府債、國債）之間呈反向關聯性，即當市場出現恐慌時，風險資產走弱，避險資產走強，采用傳統的60-40的資產配置模式，兩者相抵，投資者還是能夠獲得不錯的收益，”他稱，“但過去數年，伴隨利率上升，市場波動率增強，風險資產和避險資產走勢的關聯性生變，這使得投資者在面臨脆弱的投資環境時，獲得的保護式微。”

歸根結底，他認為，投資者不能將現在和未來的投資決策及對資產走勢的判斷建立在對過去積累時間較短、無用的數據庫的分析上，這樣做是非常危險的。

提前布局，把握中國再開放機遇

去年以來，中國進一步開放的步子越邁越大。對此，布雷迪認為，中國的一系列再開放措施很鼓舞人心。

“森博格擁有全球投資的人才和經驗，已經在中國參與了近20年投資，中國市場是我們全球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我們客戶的角度，很顯然，因為現存資本管理制度，中國資金進行全球投資還面臨一些阻礙。但這一情況可能在未來數年顯著改善。不論如何，我們需要提前布局。” 布雷迪透露，此次來中國，正是為了發掘如何最好的與中國客戶互動，了解中國市場和投資者習慣，為未來服務於中國客戶全球投資的需求做好準備。

“當我評估中國市場時，我看到的是一個蓬勃發展、增長迅速的市場。”他堅信，中國的終極目標是融入全球市場。

今年6月，A股的222支大盤股被正式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基於5%的納入因子，約占MSCI新興市場指數0.73%的權重。

對此，布雷迪表示，很多全球投資者都會遵循基準投資法，但森博格並非如此。“MSCI的判斷並不會過多影響我們的投資決策。被納入MSCI指數的確是中國向全球投資市場邁出的一步，但中國資本市場的市值與其GDP相比依舊很低，銀行依舊攫取了大部分資源，監管基礎設施還在建設中，政策影響相對較高，上市公司信披還需要改善。”他稱，A股入MSCI能夠促進中國市場進一步開放，繼續改善信息披露，降低投資摩擦，逐漸放寬資本管理，改善投資環境。

責編：林潔琛

滬新天地策劃人 住宅項目融入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