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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觀察】二十年糾結 存款保險從起點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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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種種跡象表明，推出存款保險制度或將成為金融領域下一個具有實質性突破的改革措施。這項在全世界大部分國家都已建立的金融「防火牆」制度，在中國已歷經二十載沉浮，數次加速，又數度擱置。政策遲遲難推，既有頗為微妙的部門分歧，又受制於欠缺頂層設計的監管協調之困。

為此，南方週末經濟板塊本期特刊發一組文章，記錄此中的政策變遷，以及贊成者、反對者的不同思考。

脆弱的信心崩潰了，存在銀行裡的錢也會有去無回。

一個個營業部，擠滿了情緒激動的人群。人們高聲叫嚷著，取出存款，所有存款。

這是1997年的海南，中國金融史上一場並不久遠的噩夢。

噩夢在此後數年間接二連三地降臨。海南發展銀行、威海市商業銀行、鄭州城市合作銀行、汕頭市商業銀行等陸續發生大規模擠兌。

最終是國家出手。自1997年以來，在中國的11起重要的金融機構市場退出中，除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外，其他機構的債務清償都由國家兜底——人民銀行被迫以再貸款名義提供資金。

然而，這種國家信用背書的制度，即「隱性全額存款保險」制度之下，代價慘痛，央行亦難堪重負：

公開數據顯示，自1998年至2003年以來，中國有三百多家金融機構關閉破產，兌付自然人的債務超過1700億元。央行對這些即將關閉的金融機構被迫發放的信用貸款顯然收回無望。

不過，如果建立存款保險制度，測算結果顯示，可節約央行的再貸款資金五百多億元。

全世界大部分國家都選擇了這種制度。1933年，一場銀行危機後，美國建起了世界上首個全國性存款保險機構，很快就被各國效仿。國際存款保險機構協會的統計顯示，目前已有111個國家（地區）建立了存款保險制度，而金融穩定理事會的24個成員國（地區）中，絕大多數都已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缺席者是南非、沙特阿拉伯和中國。

存款保險，顧名思義，是為儲戶的存款提供的一種支付保障，銀行繳納一定額度的保費，為特定範圍存款賬戶購買保險。一旦銀行面臨破產倒閉，將由存款保險機構向存款者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這樣能迅速、有效地處置問題銀行，降低處置成本。

事實上，在中國，遲遲未能破冰的存款保險制度已醞釀近二十年之久。

「之所以遲遲未能推出，主要受阻於三方面爭議。」中投公司副總經理謝平在《中國金融改革思路：2013-2020》一書中寫道，其中之一即是，人民銀行、銀監會和財政部都想成為存款保險的主管部門，「這既有認識分歧，也有一定程度的『部門權力之爭』」。

而另兩項爭議，則是存款保險機構與銀監會的監管功能、人民銀行的金融穩定機制的協調與銜接問題。

回顧存款保險二十年來時路，堪稱觀察中國式決策的樣本。數次加速，又數次擱置，背後折射的是頗為微妙的部門利益圖譜，以及在此基礎上所建立的、欠缺頂層設計的監管協調機制之困。

存款保險再提速

這是數年之後，相關部門負責人的再度密集公開表態。

2013年兩會上，央行行長周小川破例留任，因政府換屆暫緩的存款保險制度改革得以「無縫銜接」。種種跡象表明，推出存款保險制度或將成為金融領域下一個具有實質性突破的改革。

2013年2月的中國人民銀行工作會議，將存款保險制度視作「今年三項改革重點內容之一」。5月發佈的《金融穩定報告》措辭亦十分急切，「當前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各方面條件已經具備，實施方案經過反覆研究和論證，各方面已形成共識，可擇機出台並組織實施」。

所謂的共識是指，推出存款保險制度是完善市場化的金融機構「退出機制」，也為下一步民營銀行的設立做好準備。功能完善的存款保險制度如同一道防火牆——在事前防止銀行遭受擠兌，並阻斷風險向其他銀行和實體經濟傳導。而這項制度，也將成為監管機構的審慎監管、央行「最後貸款人」之後金融安全網的最後一道防線。

當月，發改委發佈《關於2013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罕見地單獨列出了存款保險改革的具體要求，並指明由人民銀行、銀監會、財政部等部門負責。

這是數年之後，相關部門負責人的再度密集公開表態。

央行上海總部副主任凌濤在2013年6月末的陸家嘴論壇新聞發佈會上公開表示，人民銀行會同各有關部門已基本達成共識，就存款保險制度的組建積極做好有關準備工作。

一週後，《中國日報》報導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前央行副行長吳曉靈在上海參加中歐商學院活動時更直言，在歷經多年討論之後，中國可能在2013年底提出存款保險方案。

央行行長周小川也於2013年7月份發表署名文章稱，將推進存款保險制度建設，為小型金融機構創造公平競爭環境。

一位曾參與央行存款保險內部論證會的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央行2013年曾召開數次內部論證會，邀請與央行觀點一致的專家學者參與討論。

上述人士稱，用以明確存款保險制度基本功能和組織模式的《存款保險條例》內部論證已經完成，現在需要爭取全國人大和國務院法制辦的支持。「人大這邊是屬於比較支持存款保險條例的，很看好這個。法制辦那邊態度還不是很明朗。」

另一位接近央行的消息人士則稱，存款保險制度已「塵埃落定」，「流程已走完，年底前就會公佈」。

方案浮出水面

數位接近央行人士證實，央行上報的方案是，將成立存款保險基金，由人民銀行金融穩定局存款保險處託管。所有存款性機構將強制參保。每個銀行賬戶的保險上限設置為50萬元還是更多，還沒有定論。

存款保險制度在此時再度加速，業內人士普遍認為原因有三。

一是，美國存款保險制度在這次金融危機中被證明是有效的。2008年，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連續出台多項臨時性措施，緩解因流動性壓力而可能導致的償付危機。當年還先後救助、處置了超過22家大型金融機構，包括向花旗銀行的不良資產池提供擔保和處置華盛頓互惠銀行。

「美國倒了上百家銀行，沒有一家出現擠提。如果沒有存款保險制度，美國這次肯定不會這麼消停。」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魏加寧說。

二是，經過此前五年的信貸擴張，金融系統性、區域性風險集聚，而溫州、鄂爾多斯等地民間借貸風險頻發，並已經從民間向銀行系統蔓延。

三是，利率市場化改革提速，加之「金十條」鼓勵民營資本進入金融機構。而存款保險制度的建立，被視為放開民營資本准入、利率自由化的先決條件。未來銀行產權多元化，規模也不一樣。利率市場化後，會真的有銀行破產。

而據數位接近央行人士證實，央行上報的方案是，「考慮到新設一個存款保險機構，行政成本比較高，過程也比較久」，將成立存款保險基金，由人民銀行金融穩定局存款保險處託管。所有存款性機構將強制參保。

據一位接近方案設計的人士稱，每個銀行賬戶的保險上限設置為50萬元還是更多還沒有定論。若為50萬元，則已覆蓋約99.5%左右的賬戶。

上述人士還稱，以中國政府推進存款保險制度的壓力之大，存款保險基金很可能最終將承諾保障受保賬戶的本金安全。另外，存款保險基金來源是向商業銀行收取的保費。可能的方案是，經過20年逐年積累，保費池子達到6000億-7000億元的水平，此後停止收取存款保險。

「基金規模太大將面臨貶損，基金管理人可能不具備匹配的管理能力。基金規模太小，又不一定能夠防範足夠大的局部性金融風險。」上述人士稱。

至於對商業銀行實際利潤的影響，上述人士認為，這取決於保費費率。他稱很可能在5-10個基點之間。「總體上講，應該是一個比較溫和的費率。有20年的耐心把基金池子弄起來，費率應該是不高的。」

「如果一開始存款保險費率定得非常低，對商業銀行是有利的，但是對基金來說太慢了。基金還沒弄好，風險已經爆發。但存款保險費率收得太高，銀行不一定能承受。」上述人士說。

此前，據申銀萬國的測算，在8-12個基點的費率下，存款保費的徵收將給上市銀行2009年的淨利潤帶來約4-7個百分點的負面影響。

二十年輪迴

最早倡議在中國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人士之一魏加寧回憶，最大障礙來自四大國有銀行和監管層。

關於存款保險的官方表述最早可追溯至二十年前。

1993年12月，《國務院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要建立存款保險基金，保障社會公眾利益」。四年後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再度提及存款保險，不過，與現在全部存款性機構參保不同，那時的思路是要研究和籌建「全國性中小金融機構的存款保險機構」。

也就在這一年，中國農村發展信託投資公司、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宣告關閉。此後數年，金融機構風險頻發，儲戶心理恐慌加劇。

當年年底，央行成立了存款保險課題組，時任中國人民銀行監管二司司長的劉士余開始帶隊做基礎性的理論研究。一位老央行工作人員回憶，他們開始介紹、翻譯美國存款保險公司的經驗，並著手研究國內銀行業現狀，包括調研銀行資產負債結構，特別是存款結構，還做了很多預案分析。六年後，課題組起草了一份題為《構建中國存款保險體系的若干思考》的報告。此後草擬的存款保險方案的總體框架，正是以該報告為藍本。

一位接近央行的人士回憶，人民銀行真正積極推進存款保險，是2003年銀監會從央行分拆出來以後開始的。2004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穩定局存款保險處掛牌。這之後，據人民銀行前副行長蘇寧回憶，工作重心從理論研究、模式比較轉向制度設計階段。

在此之前，關於是否有必要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話題在央行內部爭議很大。最早倡議在中國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人士之一魏加寧回憶，最大障礙來自四大國有銀行和監管層。當時在儲蓄存款市場佔有率高達70%的四大行以國家信用為後盾，認為不可能出現倒閉。而人民銀行有人擔心設立存款保險制度會引發道德風險，因此態度比較慎重。

2005年《中國經濟週刊》的一篇評論亦可看出當時另外一些憂慮：如果由商業銀行按存款額度和自身的風險程度來繳納，這對資本充足率尚未達標（中行建行因注資除外）、目前又處於股份制改革關鍵時期的國有銀行來說，無疑是病中加壓甚至雪上加霜。

國有銀行曾一度持消極否定態度。一位前央行金融穩定局人士回憶，大銀行不願意幹。「有些銀行甚至說得很直白，我要是倒了，你也賠不起。我要是不倒，就是白交保費，拿錢保小銀行，純粹是做貢獻。」上述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說得也是有道理的。在國外，大銀行也是牴觸的。」

金融危機後，關於四大國有行是否加入存保制度的爭議逐漸消散。

在金融危機中，「大而不能倒」的傳說破滅。受金融危機衝擊倒閉的美國美聯銀行、華盛頓互惠銀行，資產規模約在三四千億美元以上，體量只略小於交通銀行，比其他股份制銀行都大。

而在中國現有的體系內，一旦銀行碰到危機，處理起來缺乏必要的事前資金積累，所有處置措施都由臨時個案來決定，需要各級政府、司法部門、監管機構的臨時合作，拖延了處置時機，大大增加了處置成本。

「除了維護系統穩定，從講政治的角度來講，這些大銀行也慢慢理解了。」上述央行人士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說，「大銀行如果沒有國家信用支撐，沒有幾次國家注資、改制，能有今天嗎？大銀行做點貢獻也是應該的。」

「我覺得這項制度推開，對我們金融體系的健全，特別是小的金融企業的健康成長和救助，是一個非常好的政策。」時任中國建設銀行黨委書記的王洪章2012年時曾公開表示，「建設銀行過去叫大銀行不能倒，但現在也很難說，所以我們對這項政策是非常歡迎的態度。」

三次擱置

技術問題早已解決，剩下的只是政治博弈。

存款保險制度在中國，曾經歷三次加速，又經歷三次擱置，原因各不相同。

2005年，存款保險制度距離落地幾乎僅有一步之遙。

2004年，在國務院有關領導督促下，存款保險制度的推進工作明顯加快。12月初，《存款保險條例》起草工作展開。一個月後，人民銀行金融穩定局透露，存款保險制度已有初步方案，待成熟後報國務院審批。而據當時媒體報導，2005年3月，央行牽頭的存款保險制度設計方案已經獲國務院原則性批准，由央行金融穩定局負責具體組織實施。該報導援引央行研究局人士消息表示，存款保險制度的有關具體步驟可能在2005年下半年進入會簽，預計年內實施的可能性很大。

此後卻再無音信。魏加寧認為，這一次擱置，錯過了2007年這個最好的時機。「當時經濟增長勢頭很好，企業盈利在上升，銀行包袱甩了，不良資產被剝離，國家財政收入也在上升。但是很遺憾。」

據瞭解，這一次耽擱的原因是，銀監會認為當時農信社特別困難，需要將其納入特別考慮。

一位接近央行和銀監會的人士回憶，銀監會的藉口是「農信社怎麼辦」，「但心裡想的卻另有其事」。

央行方面提出存款保險應具備三大功能：理賠、資產處置和輔助監管功能。「央行提出這個之後，銀監會不干了。」上述人士稱。銀監會方面對於前兩項職能並無異議，但認為第三項「輔助監管職能」將涉及「監管權之爭」。

一位央行人士回憶，2006年8月，人民銀行曾派時任金融穩定局副局長的張健華去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工作考察半年。美國方面很重視，安排張從監管部門、研究部門、國際部門，到下面的接管、清算部門都挨個轉過，甚至還讓張健華跟著去現場檢查銀行。

這輪考察的最大體會是，存款保險制度若想真正發揮作用，功能必須相對完善，需要附加監管或及時糾正功能，單一的「付款箱」（paybox）模式絕對不適合中國。

一個經常被拿來做反例的例子是，2008年英國北岩銀行遭受擠提，宣告了「付款箱」模式的徹底失敗。

北岩銀行被擠兌時，被監管機構認為仍具有清償能力，資本超過監管要求，貸款質量良好，但它卻成為英國銀行業近150年歷史中第一家由於擠提而被政府接管的銀行，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受到流動性的衝擊。但英國「付款箱」式的存保制度，只負責事後埋單，無法起到維護公眾信心的作用。

「我們國內有些部門就希望存款保險機構辦成paybox形式。因為這樣不涉及監管權的劃分。」上述央行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該央行人士回憶，2005、2006年，央行幾乎解決了所有技術層面的問題，「把該研究的問題都研究了，比如存款搬家，大機構到底參不參保，是最簡單的費率還是差別化費率，差別費率怎麼計算，是按很複雜的公式計算，還是分簡單的幾檔去計算。當時農村信用社特別困難，2007年的時候又對農信社的問題單獨研究過一次。」上述人士說，「領導人最後的拍板，就屬於政治博弈了。」

存款保險的再度推進則到了2008年。

2007年初，人民銀行和銀監會會同發改委、財政部、中編辦和國務院法制辦成立了專題小組，具體負責存款保險制度實施方案的設計和《存款保險條例》的起草。

據一位多次參加央行專家座談會的學者回憶，2008年夏天，在一次央行關於存款保險的座談會上，時任央行副行長的蘇寧曾講「這是最後一次會了」。當時座談會邀請了對存款保險制度持反對態度的一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員和社科院金融所王國剛，還請了兩位來自地方上的同樣持反對意見的年輕人。

「那次會的意思是，把不同意見的人都請來了，把你們的意見反映上去，然後我們就可以收官了。」上述學者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此後央行相關負責人亦出面表態。2008年11月28日，時任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的張健華說，「有關部門已經基本上達成一致了，到今天為止，我可以正式地跟大家說一下，已經給國務院上報了這個方案，但是什麼時候能出呢？咱們保守一點明年肯定能出了吧？我希望中國存款保險制度能盡快出，但是前期並不一定搞得特別獨立，有可能還是和中央銀行保持密切聯繫，因為存款保險還需要中央銀行的大力支持。」

一位參與推動存保制度的央行人士回憶，那時候各方面的態度都差不多達成一致了。「有一段時間已經協調得差不多了。銀監會也並不是說堅決反對這個制度，核心仍是機構主導權的問題。」

然而期待再度落空。

這次是因為金融危機。2008年底次貸危機襲來，政府高層擔心在這個時候推存款保險，可能會釋放一種國家信用撤離的信號，造成大家對銀行業的不信任，引發系統性風險。

反對者陳述的理由是，國外建存款保險是從無到有，做的是加法，能接受。而中國是從有（國家隱性擔保）到無，是做減法。

上述央行人士回憶，人民銀行還特地向領導層做了解釋，認為這個擔心沒必要，技術上很容易解決。比如，推出存款保險制度，但承諾全額保險。事實上，金融危機期間，美國、英國，以及已經建立存保制度的亞洲國家，大多實行臨時性的全額保險。「搞兩年，過渡一下，正好把存款保險制度建立起來了。」

「但領導人考慮的角度可能更高一點，」上述人士回憶，「金融危機來了看不準，不知道存款保險在金融危機下的影響，看不準於是又放下了。」

2010年後，存款保險方案推進程序再度啟動。但據一位接近央行人士稱，此後又因政府換屆而延緩。

尋找更超脫的方案

「金融危機的影子已經很明顯，所以現在更應該出於公心把方案設計得更萬全。」

除了存款保險機構「及時糾正」或「前置介入」引發的監管權之爭，眼下雙方的分歧還包括，由央行主導的《存款保險條例》和銀監會主導的《銀行業金融機構破產條例》本應作為金融機構市場化退出的一個整體，但由於立法資源有限，兩者究竟是同時立法，先後立法，還是只取其一？

上述參與央行內部論證會的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人民銀行曾邀請全國人大、國務院法制辦列席內部論證會。後者提出的建議是：你們立法要想通過審批，必須更講策略。要讓每個人都能接受，而不是覺得在爭權搶利。

上述人士稱，央行態度因此有所轉變。過去是排斥破產條例，現在則只表明優先存款保險立法的態度。

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談及，多年來，人民銀行與銀監會一直處於微妙的角力關係之中。

「過去十年，銀監會老想幹宏觀調控的事，央行老想把監管拿回來。雙方都沒有定好位。」一位接近央行和銀監會的學者評價說。2004年，銀監會曾下達電話指令，要求銀行停貸三天。2009年又拚命催貸。

而人民銀行此次的存款保險方案——成立基金，由央行託管，並被要求賦予輔助監管職能——也被外界解讀為實質上的擴權之舉。

「存款保險的建立，涉及幾千億資金由誰管。每個部門都把幾千億資金看做是自己部門利益跑馬圈地的地方。大家都想搞。」北京師範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鐘偉說。

事實上，2005年的那版方案中，央行還傾向於成立相對獨立的存款保險公司，以市場化法人的形式進行運作。在上述方案中，存款保險的啟動資金可能主要來自財政部和央行，並將逐步建立存款保險的保費徵收機制，之後的來源主要包括財政和央行資金、保費收入、保費的投資收益。

一位曾參與存款保險方案設計的央行人士認為，考慮到成立機構行政成本高、週期長，現在的基金模式可能只是過渡方案，未來應該會成立獨立性更強的機構。但在成為像美國的聯邦存款保險公司那麼大、強勢的機構之前，中國的存款保險公司不是依附於央行，就是依附於銀監會，「這是肯定的」。「人民銀行和銀監會本身已經有這麼大的溝通成本，再加上第三方機構，溝通協調難度更大。」

魏加寧並不認同。他認為，諸如機構如何設置、資金來源等問題，屬於基本框架，「一開始就不能搭歪，不然部門利益就摻進去了」。他說，這無異於「分兩步跨過同一條河流」，「現在弄成基金，以後若是分離出來還要打架」。

一種市場觀點認為，存款保險基金應放在銀監會下面，理由是保護存款人合法權益本身是銀監會的職責，而且能更瞭解監管信息，從市場准入、日常監管到問題處置、市場退出進行全過程監督。缺點則是監管部門可能掩蓋監管失誤，把監管失誤造成的問題用基金埋單。

反對者則認為，存款保險基金由央行託管，理由是基金不足時，央行可以提供流動性；與央行最後貸款人配合，大家更有信心；與證券業、保險業不同，銀行業作為金融業絕對主體與金融穩定關係重大。缺點則是，職責容易混淆，本來央行能救的，結果讓存款保險埋單，或者本來應該存款保險出的，卻讓央行再貸款救活了。

魏加寧認為，更優的方案應該是，央行、銀監會、存款保險機構，三者分離，互相制衡、監督。監管機構的審慎監管、中央銀行的最後貸款人以及存款保險，構成金融安全網的三大支柱。他認為，「監管權」其實可以分為檢查權和處罰權。關於檢查權的協調，三家機構的職責重點並不相同：監管部門主要檢查金融機構是否違法違規，中央銀行主要檢查財務狀況和流動性狀態，而存款保險機構主要檢查存款人信息是否完備。而實踐中，中央銀行和存款保險機構可以委託監管部門代理檢查，或提出信息共享。

至於行使處罰權的手段，也各不相同。監管部門可以進行行政處罰或追究法律責任，中央銀行則通過接觸清算合同或進行信息披露，存款保險機構則通過提高費率等形式。

「違法違規則銀監會管，出現流動性問題則央行救，資不抵債則由存款保險處置。」魏說。

至於啟動資金，魏加寧建議，由於存款保險首先具有公共職能，所以財政應該出1/3；再者存款保險分擔央行再貸款的負擔，所以央行出1/3；然後又事關商業銀行自身，所以銀行業協會出1/3。由於中國銀行業協會資金來源有限，可由匯金減持國有股變現後注資。

在魏加寧看來，如果以部門牽頭推改革，「容易出現把自己部門的利益塞進去」。他建議，推動金融改革應該成立一個跨部門的金融改革委員會。

「金融危機的影子已經很明顯，所以現在更應該出於公心把方案設計得更萬全。」一位接近央行和銀監會的學者說。

鏈接:存款保險制度模式的國際經驗

加拿大存款保險公司總裁R.N.羅伯遜曾在2005年人民銀行舉辦的大連「存款保險國際論壇」上提出，按照國際經驗，存款保險機構分為 「付款箱」型、「成本最小化」型和「風險最小化」型三類。

「付款箱」是指僅負責「埋單」，沒有權力對參保機構進行干預。「成本最小化」型是指，儘管它很可能沒有權力關閉一家銀行或干預其事務，但是有權參與並瞭解銀行的全面信息，一旦銀行倒閉，將有權決定如何更好處置倒閉銀行的資產和負債。「風險最小化」型則具有最廣泛的權力，既有完善的風險處置職能，又有一定的審慎監管權。

新加坡、荷蘭等中小型經濟體或者長期未發生大規模金融風險的國家主要採取「付款箱」型。美日等大型經濟體存款保險制度主要採取「成本最小化」型和「風險最小化」型。

在美國，與監管當局平起平坐的存款保險公司甚至有權在銀行資本充足率低於2%時下令關閉。而功能最為齊全的聯邦存款保險公司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模式。（樊殿華 整理）

土地糾結60年 被遺忘的北大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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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東北角那片似乎被遺忘的黑土地上，114個國有農場頑強地以計劃經濟方式運行至今。農場與農工之間，土地權屬糾紛、控制與反控制的矛盾越積越多，卻囿於體制與財力之限而無力解決。三十多年來，黑龍江農墾始終在苦苦尋找著改變之道。

在中國東北角那片似乎被遺忘的黑土地上，114個國有農場頑強地以計劃經濟方式運行至今。

2013年7月，大興農場農工楊志國等來自6個農場的一百多位農工，就黑龍江農墾中的土地等問題向國務院農村綜合改革工作小組辦公室（以下簡稱綜改辦）申請行政復議。因為此前一年，綜改辦曾下發《關於開展國有農場稅費改革專項檢查的通知》。

當月，二十多位農工還在北京辦了一場黑龍江農墾民生與法律問題研討會。

這群農場農工來自北大荒，曾經的流放之地。他們的身份頗為詭異，既是農場職工，又是土地承包者。除了上交土地承包費之外，還得接受農場的各種計劃方式的指令。而農場既承擔著非生產人員的工資、農場職工的社會保障費用，又需要為部分政府職能出錢，總是收不抵支，而將許多負擔事實上壓在土地承包者也就是農工的肩上。

在北大荒，167萬人都靠著這塊黑土地吃飯。這裡每年產出的糧食佔全國的1/30，從這裡運出去的糧食佔全國各省糧食調出總量的1/4。但這裡的114個國有農場與農工的矛盾衝突，近年來卻有增無減。

從大鍋飯到承包制

到了1983年，北大荒墾區農場開始小範圍嘗試家庭聯產承包制。等到1984年結算的時候，王木存的承包小組賺了兩萬多元，這對於之前每月只有40元工資的王來說，簡直是天文數字。

北大荒第一批國營農場出現於1947年，在其早期建設者中，有王震率領的8.15萬從朝鮮戰場復原的轉業官兵、被下放的「右派」，還有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的54萬知識青年。

1983年之前，各個農場完全遵循著國有企業的運行模式，有盈利上交國家，虧損由國家補貼。生產隊是農場最小的生產單位，農場職工被分配在各個生產隊裡，由農場統一發工資。74歲的858農場職工王木存回憶說：「每天的工作由生產隊隊長統一安排，到了田間，發現活幹不了，也不能回來。」

到了1983年，時代變了，安徽小崗村率先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經在全國鋪開，北大荒墾區農場也開始小範圍嘗試家庭聯產承包制。

王木存向生產隊借了一台拖拉機、一台小型車，承包了2200畝地，帶著全家5口人，組成一個承包小組。農場不給承包小組發工資，到秋收的時候，除了交「公糧」（即農業稅）之外，每畝地交給農場17元租金。

等到1984年結算的時候，承包小組賺了兩萬多元，這對於之前每月只有40元工資的王木存來說，簡直是天文數字。

但經營不善的承包小組也比比皆是，於是出現了掛賬現象。黑龍江農墾總局副巡視員劉錫榮曾在《關於黑龍江墾區家庭農場欠款掛賬問題的探討》一文中指出，墾區家庭欠款掛賬由1984年的0.45億元，上升為1988年的9.35億元。859農場的農工於文珍透露，她名下掛了近30萬元的欠賬，退休後，從養老金中逐月扣除。

不得已，兩年後開始，大批家庭農場重新回歸了生產隊。

當時，由於糧食價格不高，種地總是賠錢，職工的積極性不高，大片的土地荒著沒人種。農場就到周邊的農村招一些農戶到北大荒種地，還能解決戶口。52歲的張桂榮，就是在1989年從內蒙古敖漢旗來到北大荒的青龍山農場，承包了300畝地。

一直到了2002年，土地承包制才在黑龍江墾區農場全部落實到戶。墾區實行「四到戶，兩自理」，即通過承包租賃的方式把土地使用權明確到戶；農機到戶；核算到戶；盈虧風險責任到戶。家庭農場生產費和生活費全部自理。

據張桂榮回憶，2006年前，農業稅20元/畝，土地承包費90元/畝，每畝地總共要給農場交110元。扣除稅費，每畝地能賺上500元。

農業稅沒了，負擔卻更重了

現在承包土地的人也就事實上承擔了農場部分非生產人員的社會保障費用。

2005年12月29日，延續了2600年的農業稅退出歷史的舞台。但出人意料的是，農工的負擔反而從此變得更重了。

這一年，黑龍江農墾總局——也就是這些耕地的最高管理者——曾出台18號文件，規定規模田承包費每三年可在10%的幅度內上下調整。

兩年後，該局又出台了《關於推進黑龍江墾區國有農場稅費改革操作方案》，規定國有農場通過降低土地承包費的方式，落實免除農業稅、農業特產稅政策，降低農工社會負擔。農工承擔的類似農村「鄉鎮五項統籌」收費也給予全部免除。

但這一方案也為農場公共事業經費留了口子——農場、管理區和居民點內公益事業建設投入，可以參照農村「一事一議」籌資籌勞的有關規定執行。最高限額，要根據農工收入水平和負擔能力合理確定。

這項改革後，農工要承擔多少「一事一議」的費用呢？以青龍山農場為例，土地承包合同上就列有水利建設費、水田基礎建設費、道路建設費、社會事業建設費等項目，其中道路建設費平均每畝達到90元。

而規模田承包費也沒有真正按照每三年在10%的幅度調整。以大興農場為例，一類地水田承包費由2009年的220元/畝，上漲到2013年的430元/畝，一類地旱田由200元/畝，漲到420元/畝，足足翻了一番。

儘管可以享受國家補貼（包括糧食直補和農資綜合補貼，以牡丹江管理局為例，每畝共有補貼70元），但農工們仍覺得承包費太高。

其實，在農場的國有體制下，要制定出承包費，需要走一套繁瑣的程序。

調整收費標準和增加收費項目，必須經農場職工代表大會討論通過，報總局審批，並報農業部農墾局和財政部農業司備案。每年年初，農場會召開職工代表大會確定租金，並以文件形式下發，這也被農工們稱為一號文。

但農場農工們並不認同職工代表大會的公正性。大興農場的姜寶貴就發誓，這輩子再也不當職工代表了。「2008年以前，大興農場每年職工代表大會召開前，各個生產隊隊長書記，指派連隊的幹部參加，還叮囑不要亂說話，叫舉手就舉手。」

後來，職工反對聲太大，農場就讓反對者進行民主選舉。姜寶貴就是這麼被選上去的，2008年到2010年，連續當了三屆農場職工代表。

姜寶貴發現，承包的地價農場已經事先定好，在職工代表大會召開前，故意每畝多報20元。開會的時候，職工代表反映地價太高，農場就減掉20元。即使投了反對票也絲毫不會改變結果，因為職工代表中，農場各機關及基層單位領導的人數要遠超過一線職工代表人數。以大興農場第二管理區為例，2010年共有17名職工代表，其中13名為農場幹部或幹部家屬。

但說起來，農場方面也有一肚子苦水。「墾區各農場屬農業企業，其主要收入來源，甚至是唯一的收入來源就是土地承包費。」黑龍江農墾總局宣傳部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國家核定墾區的糧食直補和農資綜合補貼資金明顯不足，需要農場補貼；國家同村、同鄉公路建設、危舊房改造中，農場還要予以一定的配套資金。

國有農場的支出也逐年增加。不僅包括全省社平工資的增長、農業職工五項社會保險繳費逐年增加，從2009年起，黑龍江省還將原來沒有養老保險的「五七工」、「家屬工」也納入養老保險統籌，並要求企業補貼20%的參保繳費。

結果，現在承包土地的人也就事實上承擔了農場部分非生產人員的社會保障費用。

「買了轎車去種地」

城鎮化建設中，原本住在田間地頭的職工，都被要求搬到農場總部附近的小區。耕種區離農場總部近則10公里，遠則50公里。黑龍江冬天，氣溫零下二十多攝氏度，騎摩托車不行，職工們只得買了轎車去種地。

不僅是土地承包費逐年上漲，農場方面在各個環節的控制也很嚴密。

一位黑龍江農墾系統的老領導對南方週末記者說：農場要效益，也要增長，由於受以往計劃經濟體制慣性的影響，喜歡對土地生產經營活動發號施令。

2006年前後，農場開始統一供應種子和化肥。簽訂承包合同上寫著，每畝要交納種子統供保證金10元/畝，自留和另行購買種子的，不享受良種補貼，保證金不予退還。

2010年年初，張桂榮到農場問種子、化肥的價格，會計表示要等到第二年結算的時候才知道。後來張發現，農場供應的種子和化肥的品種在市面上都能買到，但價格卻更高，一噸化肥要貴200元；種四百多畝地，如果自行購買種子和化肥，要少花15000元。

到了2013年，農場供應的肥料統一換上了北大荒專供的包裝，農工們無法跟市場比價。

在858農場，農場要求耕種面積超過400畝的農工一律配備大型收割機。這樣的收割機一天能收割近150畝水稻，對於一個種植400畝的農工來說，利用率是每年三天。大型收割機的價格20萬，由農工個人自行承擔。

該農場的一名職工說，其實現在每家每戶都配有小型收割機，一天收40畝地，400畝地10天也就收完了。

每個連隊會建一個露天農機停放點，即便張桂榮把收割機停在自家車庫，也要每年交給農場800元。

在收糧環節，《黑龍江省大興農場2011年深化改革實施方案》（農場1號文）規定，水田承包戶必須在2011年12月20日前向農場上繳200公斤/畝，按當時水稻市場價格折算後用於預交下一年土地承包費、種子統供保證金、合同定金等款項。

農場收糧，要扣掉5%的雜質和水分，算下來，每斤要比市場價低1毛錢。交夠了糧食，剩下的才能賣給米廠或糧販子。要是不願把糧食賣給農場，就要補給農場每斤1毛錢的差價。絕大多數農工，還是選擇把糧食賣給農場。

交地租的時候，每畝地還要交20元的保證金，轉年結算，這筆錢幾乎被扣光了。比如說，大棚內標識牌、溫度計擺放不到位，不予返還5元保證金。水稻池要做到四周整齊劃一、棱角分明，切面平整，不然也要扣保證金。在張桂榮與農場簽的承包合同上，扣保證金的項目超過20項。

2006年以後，黑龍江墾區開始推行城鎮化建設。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課題組的報告顯示，2008年到2011年，墾區每年新建改造住宅面積一千多萬平方米，相當於以往每年10倍的規模，每年建設規模比歐洲一個國家還大，城鎮化率由57%提高到80%。

原本住在田間地頭的職工，都被要求搬到農場總部附近的小區。這樣一來，許多農工不得不在新樓附近的綠化帶種上大蔥、白菜。

下田幹活也成了問題。耕種區離農場總部近則10公里，遠則50公里。張桂榮本想省點錢，騎輛摩托車。但在黑龍江的冬天，氣溫下降到零下二十多攝氏度，摩托車根本發動不了。於是，職工們只得買了轎車去種地。

既然有如此多的限制條件，農工為何不能用腳投票、索性不承包土地呢？事實上，現在的土地承包制是當年家庭農場的延續，很多農工都在這片土地上耕作多年，如張桂榮一家十口人二十多年來都在此種地。雖然收入比以前少了，但至少可以維持生活。一旦離開，成本很高，去周邊農村很難獲得更高收入以及像農場這樣的社會保障。

糾結的荒地產權

農場開荒地的權屬問題，成為農工與農場矛盾的導火索。

各家農場曾經從1986年開始幾度出台政策鼓勵開荒。但這些荒地的權屬問題，卻成了農工頻繁打官司、上訪的導火索。

1995年，黑龍江農墾總局《黑龍江墾區五荒資源開發實施辦法》（五荒指的是荒山、荒灘、荒地等未開發土地資源），其中規定：農場職工群眾可購買、租賃、承包開發「五荒」，使用權歸開發者所有。五荒資源使用權年限，根據資源開發項目具體特點和使用者的要求，一般不少於20年，最長可至50年。

第二年，農場就以「舊證換新證」的名義收回了農場頒過的各種證。但新證至今也沒有發下來，大興農場農工楊志國多次到農場詢問此事，農場的答覆是，農場不再頒發土地證，只需每年簽承包合同即可。

事實上，1996年，黑龍江農墾總局曾發過一則通知，要求「所有開發性家庭農場在1996年6月底前必須到農場土地管理科辦理重新登記手續，登記時需要提供原有土地證等，按照國家規定上足應繳費用，發給國有土地使用證」。

但多個農場的數十位職工均表示，沒有聽說過上述通知。

楊志國查詢其所在的大興農場的土地證後發現，1994年，大興農場耕地面積36萬畝，到了2001年，換新的土地證，耕地面積變為了42萬畝。相差的6萬畝耕地，正是職工自行開墾的國家未利用土地，國土資源部門直接將這部分土地證頒給了農場。

此後，很多曾自費開荒的農工由於種種原因被農場收回土地，而成為上訪大軍中的一員。

七星農場的農工薄義就因為農場在2011年夏天強行收回了他的開荒地，到北京上訪。此後，被農場信訪幹部直接帶到松花江農場的一棟平房，這裡也被訪民稱作「信訪學校」。

2011年9月，經常在個人博客披露黑龍江農墾問題的作家蔣巍聽說這事，要來「解救」這些上訪戶。農場聽到消息，就把「信訪學校」的大鐵門敞開了，訪民們不走，農場抱走被縟，拆了床鋪。於是，薄義就這樣結束了48天的學習生活。

青龍山農場農工張桂榮也是上訪戶之一。2006年，青龍山農場鼓勵職工開墾自家耕地範圍內的泡子地、沼澤地，被改造的地塊五年不收費，這也俗稱「連片五荒」。一整年，農場的廣播台都在播放這則消息。於是，張桂榮整理出一百多畝地。

但張桂榮後來發現，自己開發的這些荒地也都被計算了承包費。對簿公堂的結果，是農場贏了官司。張桂榮上訴到農墾中級人民法院，維持原判。無奈之下，張桂榮也踏上了漫漫上訪路。

2012年2月，因為農工上訪問題，國務院綜改辦下發《關於開展國有農場稅費改革專項檢查的通知》。

於是，大興農場農工楊志國等來自6個農場的一百多位農工，2013年7月將土地承包合同、收費憑證和各農場的收費文件交到了國務院，向國務院綜改辦申請行政復議。同時，他們在北京舉辦了一場研討會。

不過，研討會結束後的第十天，楊志國就被從北京帶回了黑龍江農場，並被要求撤銷復議申請。

在這期間，黑龍江農墾總局宣傳部給每個參會的專家都打了電話，還寫了份回應研討會問題的書面材料。

關於荒地產權問題，材料是這樣寫的：《黑龍江省拍賣「五荒」資源使用權的暫行規定》裡提到，「一般不少於30年，最長可至70年。」這裡使用的是「可」、「一般」等字眼，並非是「必須」或「應當」。該《暫行規定》也規定各農墾可依據此政策制定實施細則。

資本瘋狂拼搶文化產業大餐：一種相思與糾結

http://www.iheima.com/thread-2956-1-1.html
來自藝恩諮詢的最新數據顯示，國內電影總票房累計近68億元，同比增長近30%,與此同時，全國銀幕數量也在以平均每日新增18塊的速度，呈出爆髮式增長。一季度內地共計新增影院325座，新增銀幕1609塊，累計銀幕數量已超過2萬塊。
　　被視為繼電腦、手機、平板之後第四屏之爭的客廳電視屏大戰正如火如荼。國際數據公司(IDC)公佈的數字顯示，去年四季度我國智能電視出貨量為573萬台，同比上升17%.智能電視在電視市場的佔比已逾50%,IDC預計2014年將達70%.在遊戲方面，手機遊戲發展勢頭仍然迅猛。據相關研究機構預測，今年手游在去年100億元的基礎上有望繼續翻倍，市場規模將達200億元。
　　毫無疑問，資本市場是解決文化企業融資難題的最佳平台，資本與文化產業聯姻，是一種商業覺醒。資本「金粉之身」需要文化產業來包裝，增加點文化韻味。地產大亨王健林上月在「推進上海文化產業發展」系列講座的首場演講的主旨，就是做文化產業是企業轉型升級的需要，要用文化產業來建立萬達新的「護城河」.他說，萬達做文化產業有三個理由，一是企業轉型升級的需要;二是要用文化產業建立萬達新的競爭優勢;三是文化產業品牌影響力巨大。
　　阿里巴巴繼以62.44億港幣認購文化中國後，接著推出「娛樂寶」投資電影，如今又以65億元入股華數傳媒，在互聯網文化版圖的佈局越來越大。分析人士認為，華數傳媒最大的價值在於它的內容與牌照。阿里選擇華數最重要的原因，或許是幫助其獲得進入互聯網電視行業的牌照。另外一點，則是看好視頻家庭娛樂平台的美好前景。此次將華數傳媒攬入懷中，意味著阿里在文化產業上具備了從投資、製作、發行到渠道、終端、用戶的端到端整合能力。這個生態圈內覆蓋的人群達億級，其文化產品的消費能力非常可觀。不過，也有媒體指出，阿里此舉是為上市做準備，講述一個動聽的資本故事。
　　由此可見，資本角逐文化產業，也是一種趨利躁動。資本趨利的本性、經濟回暖的驅動，正催使境內、境外各路資金潮湧文化產業。在炒房、炒股、炒黃金之餘，炒電影、炒藝術品、炒新媒體、炒文化產業園區，成為不少財大氣粗的土豪又一個選擇。 投資的氾濫，過多的資本聚積，商業地產商與傳統房地產開發在內容上兩個路徑的分化競技，更凸顯了資本的賭性。因此，這場發源於文化娛樂界的資本競技背後，攪動著資本江湖的泡沫。
　　資本自從來到人間，就充當著半是天使、半是魔鬼的雙重角色，在文化產業，資本這種特質尤為明顯。面對一波又一波的投資浪潮，人們不免產生擔憂，非文化產業高調進入電影圈，有可能將電影引入一條歧路。
　　作為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影視市場的繁榮當然首先來自於藝術創作的成功、傳播技術的進步，但同樣也基於一個成熟的、涵蓋了內容製作、後期發行、院線、票房等方方面面環環相扣的投融資體制，基於一個成功的資本運作模式。在這方面，美國好萊塢3D大片《阿凡達》堪稱資本運作的成功範例。由於成功執導世界票房第一的《泰坦尼克號》，導演詹姆斯·卡梅隆的名字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影片成功的保證。據該片出品公司20世紀福克斯透露，《阿凡達》從幾大投資方籌措到的製作投入達2.37億美元，此外，發行商又花費1.5億美元巨資推銷，而該片在全球上映後，立即颳起一股強勁的旋風，吸引許多久別影院的人重新回歸。影片總共已賺取27.8億美元票房，創造了多項電影史上的紀錄，再次成為最賣座大片。
　　但是，資本也不是萬能的，不是簡單地堆積資本就能打造文化產業航母。倘若資本過度浸淫某個文化產品，也會變成洪水猛獸，把好事辦砸。資本只能順應文化產業發展的潮流，適應文化產業發展本身的規律。資本一哄而上湧入文化產業的做法，可能會造成預想不到的後果。
　　比如，對於全國電影銀幕數量的快速增長，業內人士普遍認為，現階段影院的市場保有量已遠遠超過了市場需求，平均上座率僅為15%,這將致使隱藏在影院建設背後的風險日益凸顯。
　　這不由得讓人聯想起目前仍處於寒冬的光伏產業。幾年前，大量資本湧入光伏產業，各地競相開發光伏產業園。然而，不到10年，我國光伏產業就從盛夏轉為寒冬。在歐美反傾銷大棒的打擊下，我國光伏產業幾乎全軍覆沒。
　　文化產業一旦被資本綁架，資本的急功近利就會閹割文化產業的人文精神。君不見，電視劇創作粗製濫造，經典名著被改編得面目全非。資本投資重拍中國四大古典名著，為迎合當今的某些市儈價值取向，設計了一些荒誕離奇的情節，原作的文化價值、美學追求卻已被消解了大半。
　　(作者：蔡恩澤 系晶蘇傳媒首席分析師，財經媒體專欄作家)

都有一本自己的賬 中美合拍片糾結中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0328

「好萊塢現在的態度，中國人投資讓他們拍電影，他們很開心，這是天上掉餡餅，是傻錢；如果中國人要和美國人一起拍電影，他們就要想一想了。」美國南加州大學電影系教授斯坦利·羅森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中國機會」、「中美合拍」，在2014年成為中國電影界和好萊塢對話時頻繁出現的關鍵詞。「合拍」從中國明星在好萊塢大片裡「打醬油」，開始向高規格、縱深化發展——2014年4月19日，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與派拉蒙影業宣佈，將合作拍攝3D奇幻動作大片《馬可·波羅》。片方宣傳，影片將由「好萊塢某一線著名導演執導，匯聚好萊塢、中國及韓國一線明星陣容」。

就在中美「牽手」的前一天，第四屆北京國際電影節舉辦的「中美合拍」專家論壇上，美國導演奧利弗·斯通卻當著台下廣電系統的官員發起牢騷：「現在是時候了。你得開始拍關於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電影。只有這樣做，你才能開放，你才能攪活死水，允許真正的創造力在這個國家出現。這才是真正實現合拍的基礎……我曾經三次試圖和這個國家合作拍片，都是不歡而散。」斯通的這番發言被《好萊塢報導》披露出來，廣為流傳。

中美電影「合拍」，機會和矛盾一直並存。在2013年底洛杉磯召開的第三屆美中電影高峰論壇中得到了集中體現。

「這就是在設置障礙嘛！」

美中電影高峰論壇是一個民間論壇，從2010年舉辦第一屆開始，每年討論的核心話題都一樣：中美電影合拍。論壇售票入場，第一屆只售20美元，如今漲到250美元一張。參加論壇的觀眾，大部分是希望到中國去淘金的西方電影人、投資者，還有少數來自國內。

好萊塢六大公司以前是論壇請來「看看」的客人，如今成了論壇的核心合作夥伴。論壇結束後的晚宴需要額外付500美元買門票——和六大公司老總共進晚餐，說不定就能在飯桌上談成一筆合作的生意。晚宴開場前，門票早已售罄。

「中美合拍是必做的一種商業模式，因為有這麼大的一個經濟需求。」美中電影高峰論壇主席蕭培寰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簡稱「合拍公司」）總經理張恂成為論壇的焦點人物。合拍公司受國家電影主管部門委託，負責中外合拍片的管理、協調和服務；合拍片能不能立項，合拍公司說了算。在洛杉磯比特摩爾千禧酒店，張恂特意選在午餐時間，而非正式的論壇發言時間出現。「我就是來和大家聊聊天。」她站上餐廳中央的一個小舞台說。蕭培寰臨時充當她的翻譯。很快，台下許多嘉賓放下手中刀叉，圍過來聽她說話。

審讀劇本是合拍公司重要的工作之一，一個劇本到合拍公司，起碼有三個人來看，涉及色情、暴力、宗教問題，傷害第三國感情的——比如中美合拍，就把其他國家貶低得一無是處——這些情節一律會被刪改。「最重要的，我們不希望在劇本裡看到中國的形象不是販毒的，就是打架鬥毆的，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我們希望看到的中國是很陽光的。」張恂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除了劇本，還有一些硬指標：雙方共同投資，投資低的一方不能低於20%；共同創作，這個故事要跟中國「有機地相關」。只有很少一部分內容在中國拍攝是不夠的，需要中國演員在影片中擔任主要角色。

「中國演員一定要在主要的位置。」對外方投資者而言，這意味著在國際市場上缺乏賣相。種種限制之下，許多當時號稱「合拍」的影片，最後都沒有拍成，或者失去合拍片身份，打回進口片原形，比如2012年上映的《敢死隊2》、《環形使者》。

張恂的發言讓台下的許多西方電影人感到沮喪，「這就是在設置障礙嘛！」一位來自澳大利亞的獨立製片人抱怨。

博納影業總裁於冬、樂視影業CEO張昭、索尼中國區業務負責人迪笛·尼克爾森、威秀娛樂集團亞洲總裁艾秋興等，都是這屆論壇的嘉賓。這些大公司的代表顯然更願意談「中國機會」，合拍過程中碰到什麼具體的困難，大家都不願多說。

薛曉路作為中國票房神話的代表被請到了台上。2013年，她執導的《北京遇上西雅圖》，以3000萬人民幣成本，收穫了超過5億的高票房。在薛曉路看來，《北京遇上西雅圖》其實是個老套的美國式浪漫喜劇，而中國年輕觀眾多年來接受美國電影「熏陶」，這樣的敘事讓他們舒服。年輕女性在社會中的曲折、同性愛情的合理性等問題，也是當下中國時時發生的。

「很多美國類型片在中國市場都是缺位的，所以我覺得未來，中國電影市場很有潛力。」薛曉路說。

查理·科克爾是一家電影投資策略諮詢公司的總經理，這家公司目前為吳宇森的《飛虎群英》和成龍的《絕地逃亡》處理美國融資事務。「中國人以為美國電影協會（MPAA）是政府機構，我們需要向他們解釋MPAA的責任在於阻擋政府干涉。」科克爾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中美電影人合作中的摩擦，是從常識開始的。好萊塢在電子化賬款支付等方面十分成熟，而中國很多地方還依賴傳統支付方式；中方在合同條款、保險意識方面不夠強，製片方的財政系統和法律保障不成熟。在成龍的電影項目，科克爾要特別敦促中方坐下來，在律師陪同下和他們簽署一份45頁的合約。

從完全不可行到非做不可

蕭培寰是「中美合拍」第一批「吃螃蟹」的人。9歲時，他隨父親從台灣去往美國定居。1990年代，蕭培寰曾為加利福尼亞州議會娛樂產業特別委員會擔任政策顧問，參與這個行業公共政策的起草和制定，建立起一些政府資源。

1994年被稱為中國的「進口分賬片元年」，好萊塢大片正式以分賬模式進入中國市場，雖然當時只有10部。

中美兩國電影界其實都想知道對方在想什麼。「我覺得應該有人來協調這件事情。」蕭培寰說，1995年，他向美國白宮提交申請，希望能在中國舉辦一次電影產業會議，讓兩國電影界人士坐下來，聽聽對方的聲音。這個提議很快得到了白宮的支持。

「那時候第一部分賬大片已經開始了，白宮方面希望保護美國公司的知識產權，同時也希望能夠擴大中國的市場；中國方面，也希望促進自己行業的學習。」蕭培寰說，在上海舉辦的第一次會議，美國叫「美中電影產業會議」，中方翻譯為「中美電影產業會議」，「大家都想當第一」。

蕭培寰帶領一百多位美國電影協會成員參會，包括好萊塢的電影導演、製片人，好萊塢六大公司都派了高層代表。會議地點特意選在了在上海的錦江小禮堂，當年尼克松訪華與周恩來總理共同發表《中美聯合公報》的地方。

中美雙方談了電影合拍和知識產權保護。「雖然看到了一個美好的未來，但更多是建立友誼、互相的好奇。」蕭培寰對南方週末記者回憶，他在那次會議上遇到了導演季爾廉（Jule Gilfillan），他們決定試一試合拍電影。

1997年，蕭培寰出品了第一部中美合拍電影《夏日情動》，講述美國姑娘麗亞和一個華裔美國男青年、一個中國圍棋手之間的感情故事。「中美合拍」是這樣體現的：導演季爾廉是美國人，製片人來自中國；主演中，美國演員是凱瑟琳、吳大維，中國演員是耿樂。電影場景95%以上在中國拍攝。

但那時合拍市場遠沒有成熟。「說穿了就是外國人對中國的興趣，那時還是在文化大革命這類故事，對老百姓的生活不是很感興趣。」蕭培寰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2006年，蕭培寰聯合曾在哥倫比亞、華納兄弟等電影公司擔任高管的數名華人經理人，組建了一個電影私募基金，取名「鐵池」。蕭培寰再次把「合拍」概念提了出來，計劃五年內投資拍攝20到30部「有中國元素的電影」。

「《英雄》、《臥虎藏龍》的轟動之後，重新讓外國人覺得中國電影市場還是有前途的。」蕭培寰回憶。「鐵池」成立時，好萊塢向中國出口電影正面臨瓶頸：由於進口片在中國受到各方面政策限制，加上收益分成只有17%，美國電影公司在中國電影市場的收益基本已經觸到天花板。投資合拍片，則可以擺脫進口配額束縛。

但「鐵池」很快就在中國遭遇了水土不服。如果完全按照好萊塢投資電影的流程，每個環節都要經過眾多律師的反覆考量和論證，論證的結果是：投資中國電影已經完全不可行。因為中國缺了很多行業基礎設施，比如收賬公司。

跟中國合作夥伴也經歷了一番磨合，「一開始是選定中影作為合作方，但是中影突然有了一些領導班子的變動，我們基本上就又要重新適應。」蕭培寰說。

全球金融危機，「鐵池」背後的投資承諾，也在一夜之間完全消失。「鐵池」漸漸沒了聲音。

美中電影高峰論壇是蕭培寰的再出發。已經在他計劃裡的合拍片，包括與樂視合作、投資4000萬美元拍攝一個超人版的十八羅漢電影《十八傳奇》，請來美國舞蹈真人秀《舞魅天下》的編劇和導演，拍攝一部舞蹈與功夫相結合的青春電影。

在蕭培寰看來，好萊塢對中國的態度已經在改變，「一開始他們還有很多為什麼，你知識產權狀況怎麼樣，現在慢慢都覺得那些問題不是很重要，就已經下定決心了非做（合拍）不可。」

俄羅斯是“侵略”還是“入侵” 歐美仍在糾結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107391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舉動讓周邊國家看見了戰爭的威脅，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國大聲疾呼，莫斯科這是赤裸裸的發動戰爭，他們呼籲國際社會盡快幹預。但歐美的態度卻很尷尬，他們仍在糾結於該如何定義俄羅斯的越界行為。

在被問道俄羅斯是否在向烏克蘭開戰時，波蘭外長Radoslaw Sikorski在國家電臺里表示：“美國有一句諺語：如果它看起來像鴨子，叫起來像鴨子，那麽它就是鴨子。”

據《華爾街日報》，立陶宛外交部長周四表示：“這顯然是俄羅斯武裝部隊對烏克蘭領土的侵略，這就是戰爭”。拉脫維亞外長Edgars Rinkevics則在Tiwtter上呼籲聯合國安理會介入幹預。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都有大量的俄羅斯族人，兩國民眾均擔心俄羅斯以同樣的理由對他們采取行動。

不過和烏克蘭不同的是，所有波羅的海國家和波蘭均屬於北約。這些國家領導人一直呼籲北約夥伴國向他們派駐更多部隊。但由於擔心對俄羅斯構成挑釁，美、德等成員國均不同意這麽做。不過，他們同意增強對該地區的空中巡邏。

下周北約首腦將在英國召開峰會，會議將討論北約是否應該在俄羅斯周邊的北約成員國建立永久軍事基地。

西方國家目前對於如何界定俄羅斯昨天的舉動仍然處於猶豫之中。雖然所有人都認可俄羅斯軍隊已經越過了國境線，但美國和北約官員在措辭上非常謹慎，奧巴馬在昨天的新聞發布會上將俄羅斯的舉動稱為“入侵（incursion）”，而非“侵略（invasion）”。

德國和法國領導人則只是警告將對俄羅斯進行進一步制裁，但並未對其行為進行界定。

歐亞集團主席Ian Bremmer在接受彭博采訪時表示：“在過去48小時內，我們看到了一場標準的侵略，俄羅斯和烏克蘭兩個主權國家正處於戰爭之中，這一點美國和歐盟很難否認。”

Bremmer稱，如果將其定義為戰爭或者侵略，那麽美國和歐盟可能要采取一些他們不願意的行動。雖然歐美已經對俄羅斯實施了嚴厲的制裁，但歐洲的天然氣嚴重依賴於俄羅斯，而且歐盟和俄羅斯去年的貿易額高達3900億美元。

格羅斯離職背後的事：辭與不辭間矛盾糾結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08753

周五，世界最大債券基金PIMCO創始人格羅斯離職震驚投資界。據華爾街日報，過去幾年Gross曾幾次表達辭職意向，包括El-Erian離開時，不過Gross 7月發表聲明否認該說法。Gross離職或因與高管關系緊張，而這源於客戶持續撤資。

Gross辭職震驚投資界。他於1971年與人合夥創立了PIMCO，並出任公司首席投資官。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Gross此前討論過辭職一事。知情人士稱，今年4月，幾位PIMCO高管對Gross與媒體溝通方式表示擔心，他們警告他讓他不要公開表述可能帶來爭議的觀點。El-Erian離開後，Gross曾幾次表示有辭職意向，包括這次警告之後。

PIMCO高管間關系緊張的重要原因是客戶持續離開PIMCO，特別是Gross管理的旗艦基金。

在7月7日的一份書面聲明中，Gross稱在過去七年里，他曾數次表示過辭職意向，包括在挽留El-Erian時。然而周四，在一份新的聲明中，Gross稱他從未考慮過離開PIMCO，除了讓El-Erian作單獨的首席投資官那次（此前，Gross和El-Erian頭銜均是“聯席首席投資官”）。

在7月7日的另一份聲明中，PIMCO執委會委員們稱不接受Gross辭職，Gross是至關重要的領導，是PIMCO極為特別的資產，Gross將繼續作為公司主要發言人，在媒體中保持常規出鏡率。

可惜的是，不到3個月之後，Gross就辭職了。

前幾日，PIMCO證實受到SEC調查。據華爾街日報報道，SEC在調查PIMCO是否人為誇大了旗下旗艦基金Pimco Total Return ETF的回報。SEC對PIMCO定價問題的調查已進行數月。SEC調查的內容包括該ETF購入某些債券以及對這些債券的估值方法。具體講，PIMCO是否以折扣價買入投資品，但在不久後計算持倉價值時又采用較高估值方法。這樣做能夠讓人感覺該EFT實現了快速獲利，但實際上只是利用了債券市場上一些投資產品估值方法的差異。

今年1月，PIMCO前任CEO Mohammed El-Erian也曾突然宣布辭職。知情人士稱，工作時間過長和與Gross之間的摩擦，是El-Erian辭職的主要原因。El-Erian經常就戰略性問題與Gross發生爭吵，並非因某次具體爭吵而觸發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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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推薦到博客首頁，點擊查看更多精彩內容] 美國的糾結和日本經濟 井底望天 井底望天

來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1090fd0102v2b3.html

其實美國在亞洲也是蠻糾結的。民主政治，其實就是輿論政治。中東那邊，像ISIS這樣的，或者俄羅斯那邊普京這樣的，都是實際練肌肉不大，但是眼球動作特別大，逼迫美國不得不出手。

這兩天，基地敘利亞組織，馬上在卡塔爾政府（的美元）的斡旋下放了一個美國記者，來表白不和ISIS同流合汙。所以我一直覺得殺美國記者的倫敦四人組，是基地英國成員出來黑ISIS的。這樣引導美國人去打ISIS，至少為被ISIS猛揍的基地敘利亞分部報一把仇。這個就像共產黨員秘密身份加入國民黨，所以秘密基地成員也可以公開加入伊斯蘭國。

因為是英國人做了恐怖分子殺美國人，所以英國特種部隊也乘機出動了，估計這些特種部隊會配合美國特種部隊，到伊拉克庫爾德族和敘利亞庫爾德族那里去參戰。

中美軍機在海南以東海面瞪眼，兩軍關系惡化。這個是之前中國WU14試驗的余波，也有在美國現在被中東和東歐拖住的時候，幫你再開一個熱點的意味。當然美國反潛艦，想找機會摸清楚中國晉級核潛艇的底，也是一個原因。

俄羅斯救援車隊進烏克蘭。美國戰略界人士認為是普京要幹預的前奏，北約情報官員認為俄羅斯軍隊已經在烏克蘭布置火炮，對烏克蘭軍開火了。

 

問：伊朗派官員訪問沙特去了。伊朗想與沙特談什麽？

答：伊拉克分餅。

 

大家都知道，日本這個季度是－6.8%的GDP增長，我們周報也有淡定這樣的專家向大家介紹。

日本最核心的問題是少子化。你要是現在30多歲的全是臨時工，會改變嗎？所以日本將來是兩個方向，一個是老年人們集體跑出來養老，降低成本；淡定可以評價一下，這句話靠不靠譜：一個是趕緊從海外移民來填補人口空缺。日本人最想看到的移民，其實是來自中國江浙滬的移民。

 

問：為什麽對江浙滬有興趣？

答：因為文化上最接近，智力和勤奮等等品格，日本人也很滿意和佩服。你叫菲律賓人過去？日本人會自殺的，呵呵。

 

問：我也覺得江浙話音象日語。

答：日語是6成漢音（唐朝普通話），3成吳音，1成本地音。所以將來人口的融合、文化的融合、社會的融合都是不可避免的。

有人想中日開戰，傻瓜才開戰呢，我還等日本變成特別行政區呢。所以將來中國崛起，新朝貢體系建立，是無需對外開戰的。

 

問：打和不打，哪個更便於融合呢……

答：現在大國戰爭，很容易動用核武，所以打不合適。

 

劉煜輝：國慶假期三事必知 中國政策表面糾結實則統一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09084

廣發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劉煜輝總結10.1期間三要事：央行松弛房貸信用；政府勒緊地方預算；外圍市場動蕩。若前兩事分別理解為刺激和中央不救地方債，雖有道理但合起來看矛盾，需從決策層基本擔憂角度理解。

廣發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劉煜輝對10.1期間金融市場三大要事進行分析總結：一是中國央行松弛房貸的信用；二是中國政府明確勒緊了地方預算；三是外圍市場動蕩。

劉煜輝認為，若將第一個事理解為刺激，第二個理解為中央不救地方債、擔心剛兌打破，雖看似有道理但這兩事合起來看卻感到矛盾糾結。

劉煜輝表示，決策層對經濟增速的最大擔心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就業，一個是系統性金融風險。目前領導層對這兩個問題的認知基本統一了，否則“新常態”是出不來的。劉煜輝認為，若能理解決策層的這兩大基本擔憂，對宏觀政策會有更深刻理解，上述糾結便能釋懷很多。

關於就業：

就業市場出現了結構性拐點，即從需求主導轉向供給主導，撫養比一階拐點已過，每年適齡勞動人口減少400~500萬人，所以2007年23%的名義經濟增速才能實現1200萬人新增就業，而當下8%的名義增速，前8個月就實現了1000萬人新增就業。每年幾百萬人就是“填坑”。

供給主導的就業市場的特征是，盡管經濟下滑，但就業不會惡化，增長與就業呈現脫節趨勢。這意味著名義增速還可進一步往下放，大投資肯定是沒戲了。理論上講，只要平減指數疲軟，實際增速穩定在7%附近不是不可能。

關於系統性金融風險

只要金融穩定，經濟就能擺脫“硬著陸”的預期。官方語境叫“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怎麽可能中央放任地方債務一地雞毛呢？

從歷史經驗和體制邏輯角度看，只要金融被某種程度地隔離保護，經濟硬著陸的概率很低。當經濟下行加速時，如果金融部門具備再杠桿能力，能將信用快速導向受益結構性政策的方向（如財政貼息、減稅），形成有效供給，就能相當程度地對沖過剩部門和高負債部門萎縮的沖擊。

劉煜輝認為，現在央行松了房貸限制，銀行也未見得有意願貸，未來地產資金維系可能越來越倚重於類“兩房”的機制，然後央行或影子央行來購買MBS的債券。這樣的思路還體現在很多方面。

劉煜輝認為，當下所有著力於需求端的政策，都只是對經濟下行的一種“事後”確認。這與之前的“刺激”存在微妙差異。簡單講，以前是不讓它下來，怕它下來，而當下是它一定會下來，想辦法給個“緩沖墊”，別摔死了。

劉煜輝稱，上述“微妙差異”對投資配置的影響明顯。商品、股票和債券三者之間的關系發生重大變化：過去股票和商品正相關，和債券負相關，而現在是股債雙牛，與商品的走勢持續背離，趨勢上看這種狀態會持續下去。具體分析如下：

當下支撐股票上漲的因素皆來自供給端。供給端收縮引致無效需求下降，資本支出持續減速引致人工成本和財務成本明顯下降，營收減速但利潤增速開始出現，當年日韓轉型期皆出現過相似的經歷，股票估值的分子可能是改善的。

無效需求萎縮，加之企業自由現金流正向，債務融資需求下降，無風險利率可望趨勢性下行。

杠桿的部門調整（中央部門信用的擴張）以及廣義貨幣當局的最後貸款人的職能，使得國家的尾部風險開始降低，股票風險溢價下降。

債券可能走的是“牛平”狀態，即由於需求內生萎縮，長端收益率先下，然後倒逼短端下行（貨幣政策處於對需求萎縮的事後確認狀態），這是一種緩慢釋放風險（減杠桿）的節奏。

劉煜輝認為，無風險利率下行與風險溢價下降是兩個同一層級的結果，而決定這一結果組合的恰恰是政策的選擇。國家很大概率是走在正確的軌道上，盡管前面不確知的東西還很多，但應該會越來越少。

10.1期間還有一大要事，那就是外圍市場動蕩。投資者擔心美聯儲加息的預期不能為市場所接受，境外股債的高位平衡被打破，形成雙殺。

過去40年，每次美元升值波段，皆引致全球市場大的動蕩（跨境資本流向），不過劉煜輝認為這次歷史可能不會簡單重複，原因是全球基本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主要有兩點：

一是支撐“大緩和”（上世紀80年代~2007年）的基礎性條件：過剩儲蓄迅速消失。意味著全球潛在增長中樞下了一個大臺階，“低增長、低通脹”或是全球的“新常態”。美國長期公債收益率保持在3%以上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美國明年加息的可能性很大，但持續升息的空間可能有限。

二是全球經濟板塊發生了重構，G2格局事實上已難以改變。官方語言叫“利益攸關”。再過十年，G2的體量可能接近全球的35%，這樣的結構客觀上降低了跨境資本流動的劇烈程度。只要一方不發生崩潰性的錯誤，大規模的資金外流場景概率並不大。我們某種程度可以理解，為什麽最近幾年外匯占款的縮減，更多體現為外匯存款的上升，而非資本外逃離境的發生。劉煜輝認為，或許可能需要在全球G2結構下來認知人民幣的均衡匯率，而這比巴拉薩-薩繆爾森的框架要複雜得多（小國經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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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宋朝那些名畫“拍”回來 宋畫很糾結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5594

宋畫是中國傳統繪畫的成熟期，也是高峰期。畫家多、畫法多、傳世作品多。從戰國至唐，流傳至今的繪畫作品一共不過百件，而宋朝一個朝代就有千余件。

美國人對中國畫的興趣與研究，正是從宋畫開始的；直到他們買下一大批，才總結出一點經驗，發現其中大部分都是假的。

中國大陸至今仍是收藏宋畫最多的地區，但美國、日本和中國臺灣，也是宋畫收藏和研究的世界級重鎮。“在20世紀最後幾十年，他們的研究水平全面超越中國大陸。”

83歲的中央美術學院退休教授薄松年一點都沒給同行留面子。

2014年11月1日，在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舉行的宋畫國際學術會議閉門會上，這位操著一口濃重保定腔的特約嘉賓，對12名來自全世界的學者論文一一點評，對其中一半以上都表達了不同看法。

薄松年當年的學生，同樣來自中央美術學院的副教授黃小峰是被“看法”的學者之一。他為這次大會提交的論文《嬰戲、辟邪與采藥：尋覓宋畫中的端午扇》有一處註釋，標明此處引述來自宋人孟元老的筆記著作《東京夢華錄》，被白發蒼蒼的薄松年抓住：“《東京夢華錄》我滾瓜爛熟，（這句話）不是里面的！”

這次會議的討論氣氛友好，但不無較真兒；與會者們當場打開電腦，上網。“我們幫薄老師驗證了一下記憶力，”黃小峰笑著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他還真沒記錯。最後發現，是我把註釋標錯了。那句話是來自南宋的另一本書，《歲時廣記》。”

12名來自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學者，其中包括80歲的美國著名藝術史家、耶魯大學藝術史系榮休教授班宗華，每個人都帶來了一篇關於宋畫的論文，準備結集出書。這是近年來，中國大陸少有的大場面。

敢於舉辦如此規模的宋畫學術研討會，浙江大學很大程度上的底氣來自出了一套重量超過100公斤的書：《宋畫全集》。這套書由浙江大學與浙江省文物局共同出版，收錄了分布在全球一百余家機構與個人手中的大量宋畫。

“如果沒有這套書，我想很難有這個（舉辦學術會議的）想法了。”會議主持人、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繆哲教授說。

世界上精度最高的底片

說是一套書，其實並不確切。啟動快十年了，《宋畫全集》仍然沒有出齊。

它分七卷，每一卷有若幹冊，每一冊的重量都在四五公斤，售價約4000元。目前，這套書共出了22冊。第一卷，北京故宮博物館收藏作品；第二卷，上海博物館收藏作品……第六卷是歐美、第七卷是日本收藏作品。根據作品多寡，每一卷的冊數都不同。

浙江大學做這件事，理由很樸素：杭州，是南宋的都城。最初的想法只是編海峽兩岸故宮的宋畫圖冊。“我說：那麽人家兩個故宮自己弄就行了，需要你浙大幹什麽？我們幹脆做一套全世界的宋畫。杭州是南宋的首都嘛，名正言順。”《宋畫全集》執行主編、現任浙江省博物館副館長許洪流告訴南方周末記者。2005年全集編纂工作啟動後，很快成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點項目。

三百余年的兩宋，連同五代、遼、金，至少上千件紙本、絹本繪畫作品分藏在全世界一百多家博物館、美術館等文化機構手中。假設它們拿到拍賣行去，基本每張都能估出上億元的價格。要把它們搜集齊全，用8×10英寸反轉片一一拍成底片，印制出書，其難度可想而知。

明清以來的古籍文獻、世界各大博物館的館藏文物圖錄、國際著名展覽和學術研討會的報告、文物鑒賞專家的研究著作……為了弄清楚“世界上的宋畫都在哪兒”這個問題，搜集資料用了近兩年時間。

最核心的問題，在於如何說服這一百多家博物館合作，把這些秘不示人的重寶拿出來。根據國內的文物管理與評級制度，宋畫一般都被收藏的各大博物館評為國家一級文物。

2005年時任浙江大學黨委書記張曦，是《宋畫全集》的策劃者兼總主編。他任內成立的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是《宋畫全集》的執行編纂部門。

工作團隊迅速兵分兩路。

一路，由時任浙江省文化廳副廳長、省文物局局長鮑賢倫帶隊，向文化部、國家文物局等部委打報告，請求全國各家收藏宋畫的文物部門、文化部門，協助拍攝。從文化部副部長兼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渺表態全力支持到國家文物局致函浙江表示同意拍攝，用了一年多時間。

有國家部委的公函，就有了通行證，但還不夠。

由於各種各樣的理由，工作進度很慢。浙江方面一一拜訪一些博物館及其上級文物部門。

另一路，則向海外所有收藏宋畫的機構發去公函，請求支持。根據歐美、日本等國的慣例，只需向收藏宋畫的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等機構直接提出申請，商談細節，約定時間，再去拍攝即可。最終，涵蓋歐美、日本的最後兩卷最先出版。

被盜走的國寶

從日本回來，《宋畫全集》副主編、55歲的中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副主任金曉明的右臂累傷了，整整到醫院治了一年。

為了節省經費，他們最大限度地減少出差人員。一百多公斤重的專業照相器材，經常只有他和另一名工作人員扛。這套書經常要求能將原畫的局部放大到150%翻拍，甚至更大。為了保證圖像質量，能自己派人拍的盡量自己拍。也有些博物館出於“面子”或規章制度的問題，堅持由館方拍。

有張曦的支持，浙大的校內校外資源被調動起來為《宋畫全集》服務。浙大校友總會負責聯系分布在相關國家的浙大校友，協助翻譯、聯絡關系；歷史系、中文系參與審校、鑒定，外語學院參與作品信息的翻譯，藝術學系、藝術研究所參與文獻的梳理、撰寫，文化遺產研究院鑒定畫上的印章、考釋……

“非常有益於浙大藝術學科學術能力的提升。”金曉明說，做完《宋畫全集》，浙大出了好幾位以宋畫為論文題目的博士。他本人也受益良多，尤其是熟悉了海外宋畫的收藏分布、流傳情況。

宋代的杭州是佛教重地，日本頻繁派出僧人來此求佛學法，很多人都會攜帶一些佛教題材的繪畫歸國。在日本現存的宋畫中，很多都是寺廟收藏的佛教題材，佛祖涅槃圖、布袋和尚、達摩像、羅漢圖……近千年來，中國本土寺廟收藏的佛教題材繪畫反而因朝代更叠等，毀壞殆盡。日本藏宋畫正好成了美術史中重要的補充。見到“杭州來的”拍攝組，絕大部分日本寺廟都比較爽快地配合了拍攝工作。

京都五大寺院之一東福寺甚至拒收版權費用。近800年前，日僧圓爾弁圓入宋求法，最終拜在杭州徑山寺的無準師範門下。回國創立東福寺時，圓爾帶了無準師範的頂相圖（肖像畫），作為繼承師法的憑證，也是對老師的紀念。800年來，東福寺奉圓爾遺命，每年紀念無準師範的生日。

無準師範的頂相圖和圓爾本人的肖像畫，成為他留給東福寺的鎮寺之寶，這次借《宋畫全集》重新回到中國。“頂相圖對日本的佛教人物畫有很大的影響，成為了一個獨立的畫種形式。”浙江大學藝術系副教授林如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她為這兩張圖撰寫了說明。

受邀參加會議的日本東京大學學者板倉聖哲也參與了《宋畫全集》的工作。他為日本皇宮收藏的一幅《蘿蔔蕪菁圖》配的圖版說明中，對其來歷做了詳細的考證：這幅畫傳為宋僧牧溪的作品，15世紀初期由明朝皇帝贈給日本幕府將軍足利義滿，後幾經輾轉，1887年轉贈給明治天皇，成為皇室收藏品。

美國收藏的宋畫則多為百余年來私人購買和捐贈。班宗華教授在學術大會上用漢語朗讀自己的論文《清末宋畫的發現》，引來陣陣笑聲與掌聲：美國人對中國畫的興趣與研究，正是從宋畫開始；直到他們買下一大批，才總結出一點經驗，發現其中不少是假的……

班宗華的老師，是1948年由華赴美的世界著名藝術史家方聞。這位曾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的華人教授桃李滿門，1980年代，世界各大博物館的東方部主任基本都是他的弟子或再傳弟子。他也是這次舉辦宋畫學術會議的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的倡建者之一。

宋畫是中國傳統繪畫的成熟期，也是高峰期。畫家多、畫法多、傳世作品多。從戰國至唐，流傳至今的繪畫作品一共不過百件，而宋朝一個朝代就有千余件。宋畫研究在各國的中國古代藝術史學界都是重頭戲，他們認為，中國古代美術到13世紀到達了一個高峰。

1962年，在美國巡回到舊金山的“中國珍寶大展”上，年輕的班宗華為北宋畫家範寬的《溪山行旅圖》折服，第二天就決定放棄繪畫，投入中國藝術史的研究。

除了北京故宮，國內宋畫收藏的重鎮是上海博物館與遼寧博物館。

上海博物館的主要收藏來自捐贈。從陳毅開始，上海歷任市長都要親自接見重要的文物捐贈者；上博還采取多種手段鼓勵、酬謝捐贈者，比如辦壽宴、付醫療費，甚至買房子。《宋畫全集》的第二卷，共收錄了上博的72件作品，包括趙佶的《柳鴉蘆雁圖卷》、梁楷的《八高僧圖卷》等。

遼寧博物館的宋畫多來自清宮舊藏。溥儀當年以“賞賜”自己的兩個弟弟為名，將一大批故宮文物偷運到天津，後又運到偽滿洲國“首都”長春。1945年，溥儀被蘇聯紅軍俘獲，其大部分藏寶最終被剛剛成立的東北博物館（今遼寧博物館）獲得。《宋畫全集》的第三卷共收集39件宋畫，大部分來自這批被皇帝盜走的國寶。

而它們的一個“同伴”，金畫《文姬歸漢圖》則在戰亂中被人偷走，1962年才被吉林省博物院尋回，收藏至今。

如何避免“道德問題”

浙大在海外的宋畫尋訪工作，目前還未能像在中國大陸那樣，涵蓋所有博物館等機構的收藏品。

每個參與尋訪工作的人都感到尤為可惜，但“著眼點”不同。

許洪流引以為憾的，是日本京都清涼寺的藏品，16幅筆法古拙的北宋《十六羅漢圖》。想了好多辦法去聯系，對方僧人堅持不見面。金曉明則始終放不下京都大德寺的《五百羅漢圖》。大德寺曾經將此畫向外展出過，但不願參與合作，理由是：不能對外。

浙大甚至請了方聞教授出馬——他青年時曾在大德寺待過，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博士論文便以這套《五百羅漢圖》為題。八十幾歲的方聞從美國飛到日本，還找了板倉聖哲陪同，對方的負責僧人就是不松口。“如果同意合作，光這一套作品就值得再出一冊。”金曉明說。

更大的缺憾是在臺灣的藏品。已故著名鑒定專家楊仁愷在其著作《國寶沈浮錄》中稱，國民黨去臺時，分三次帶走了約八千箱各類國寶，幾乎件件皆精，其中就包括二百余件宋畫。由於諸多原因，臺北故宮所藏宋畫，未能出現在《宋畫全集》中。

對這套書，學術界普遍評價很高，但也有爭議。2014年8月，已故書畫鑒定家謝稚柳的夫人、92歲的女畫家陳佩秋接受媒體訪談，公開批評了《宋畫全集》。她的意見，主要是魚龍混雜。“現在就應該是每個博物館里的人合起來，把《宋畫全集》真偽的問題統統搞清楚。”

《美術報》不久刊登了一篇對《宋畫全集》有關人員的采訪：《構築宋代繪畫和文化研究的平臺》，作為回應。核心論點是：想要“畢其功於一役”是不可能的。

“再鑒定三百年也一樣有爭議。”金曉明說。

1983年，由文化部等部門牽頭，謝稚柳、啟功、徐邦達、楊仁愷、劉九庵、傅熹年、謝辰生組成“中國古代書畫七人鑒定小組”，對全國文博系統的館藏書畫進行集中鑒定，本次《宋畫全集》入編的國內藏品，基本都經歷過七人小組的鑒定。對海外藏品，則以海外博物館和相關藝術史家的研究成果為依據，再組織專家討論，決定入編目錄。但無論是鑒定小組，還是海外藝術史家討論，對很多書畫都沒有得出一致結論。某幅作品是不是真跡，某幅畫屬於哪個時代，“謝稚柳和徐邦達就經常吵架。”許洪流說。

鮮為人知的是，當時個別地方博物館並沒有把最珍貴的文物拿出來鑒定。“他們怕一旦自己館的文物被鑒定為珍品，可能一道命令文物就調走了，損失更大。”

《宋畫全集》編委會為入選畫作定了自己的標準：對內，只收公立文博系統的收藏，私人收藏品一件不選，“怕有利益問題、道德問題”。對外，對日本個別流通有序的私立博物館和文化機構的部分藏品，進入備選；而其他入圍作品，一律按國內標準執行。

《宋畫全集》的圖版說明，每篇幾乎是一篇小論文，作品的學術爭議是其中的重要內容。如吉林省博物院收藏的金畫《文姬歸漢圖》，連主題都有巨大爭議：畫的到底是蔡文姬歸漢，還是王昭君出塞？

謝稚柳認為是昭君出塞，“金人每好作明妃出塞……”楊仁愷也持相同看法。但另一位鑒賞家蘇行均卻不主張改動此畫的名字。理由是該畫自明朝王士禎、清乾隆時即已定名，已經進入歷史；另外，畫上沒有昭君出塞圖的關鍵符號：持琵琶的侍女；女主角全身上下均是胡裝，似從胡地歸來；從該畫胡官的外貌表情等分析，亦應是文姬歸漢，而非昭君出塞。

故宮副院長也只看過這一次

“專家不是一兩天能培養出來的。”開完閉門會第二天，繆哲在主持學術會議的間隙，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參加學術會議的部分專家還要繼續留幾天，參與其他工作——來一趟不容易。這次來參加學術會議的12位學者，10位來自美國、日本和中國臺灣。來自中國大陸的只有黃小峰和北京故宮博物院的余輝。

中國大陸至今仍是收藏宋畫最多的地區，但美國、日本和中國臺灣，也是宋畫收藏和研究的世界級重鎮。“在20世紀最後幾十年，他們的研究在某些方面是超越中國大陸的。”許洪流說。

除了公開展覽，在大陸很難看到原作，這是研究的第一難點。每次打開，都可能意味著國寶的一次損傷。黃小峰說，出版《宋畫全集》，才讓他第一次有機會仔細地對很多宋畫進行觀察。

即使故宮的專家，看次原作也不容易。《宋畫全集》收入了北宋畫家王希孟的作品《千里江山圖》，青綠設色打開以後可能會剝落，原故宮博物院分管副院長肖燕翼十幾年來也只看過這一次。對文物的嚴密保護，無形中也限制了它的利用價值。

而在中國大陸之外，這一問題並不突出。繆哲在美國幾個博物館申請看古代美術品的原作，一個電話就搞定了。他很自覺地讓工作人員負責搬動和打開，自己並不動手。“說到底，是一個財產權和責任的問題。現在，這套《宋畫全集》，可以說解決了百分之七八十的研究障礙。除了極少數研究必須看原作，正常的研究，看這套書就行了。”

收藏宋畫的海外博物館，幾乎都不約而同地收藏了一套單價8萬余元的《宋畫全集》。

早在2010年9月，《宋畫全集》大部分編撰完成時，浙江大學已決定將其拓展為《中國歷代繪畫大系》項目，繼續編撰《戰國-唐畫全集》《元畫全集》《明畫全集》和《清畫全集》。雖然需要面臨一系列老問題，如同樣對海內外收藏機構走一遍申請程序、重新拍攝，但畢竟輕車熟路，這項工作做得快多了。目前，《元畫全集》已經印刷出版完成。

“安倍經濟學”的雄心與糾結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5920

目前對於安倍經濟學的成敗爭論不一，但是據日本公布的數據，今年第二季度（4-6月）的GDP增長率為-7.3%，第三季度（7-9月）的GDP增長率為-1.6%。而從經濟學角度看，如果連續兩個季度出現負增長，則可以代表經濟進入“衰退”。

作為一名在日本一家小食店打工的中國留學生，劉瑜兩年前來日本時，100日元可按匯率換8.3元人民幣，而采訪當日，日元兌人民幣的中間價格為5.1元，同樣的100日元，在兩年內他可兌換的人民幣突然減少了38%。

近期以來日元被喻為如瀑布一般地迅速下跌，日元快速大幅的貶值令他十分苦惱。這意味著，他一個月打工掙到的日元換成的人民幣越來越少。而另一方面，自今年4月日本提高消費稅（指在日本購買任何物品時所需要繳納的稅金）以來日本的物價卻變得越來越高，他面臨在日本生活買不起東西的煩惱。而和他一起在這家日本小食店工作的上了年紀的阿姨們最近也很苦惱，安倍政府承諾的對於“老有所養”的養老金問題不知哪天能得到落實。

而這一切變化都歸於2012年底安倍政府上臺以來推行的“安倍經濟學”。

安倍2014年11月18日宣布：“我決定解散眾議院，於12月14日實施選舉”。而這次選舉將意味著，2012年底安倍上臺以來打出的金字招牌“安倍經濟學”被推上了評判臺，此次大選被《華爾街日報》稱為民眾對安倍經濟學的公投。

安倍“三支箭”：自相矛盾

自2012年年底，安倍政府上臺後“安倍經濟學”（Abenomics）成為備受矚目的一個新名詞。針對低迷多年，急待振興的日本經濟，自上臺以後安倍連射三箭：放松貨幣、擴大財政支出、結構改革，加速實施一系列刺激經濟政策。

安倍放出第一支箭，是振興內需，其起點是日元貶值，希望通過出口帶動日本經濟。但是日元貶值為日本經濟帶來的效益成了一把雙刃劍。

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馮昭奎認為，安倍經濟學沒有跟著日本經濟面臨的新形勢和新問題作出調整。

“出口競爭力提高了，進口能源變貴了。”近兩年來，日元兌美元出現50%以上的貶值，東西賣到國外價格便宜，日本大企業的出口貿易額增多，企業股市上漲提高了大企業的業績，但同時由於日元貶值導致進口原材料的價格高漲。他強調，特別是日本福島核電站停止以後，日本需要進口大量的煤、石油等能源資源。

日本《朝日新聞》的一位駐華記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安倍希望通過日元貶值，帶動大企業的出口，但是現實是，日本很多企業已經將生產基地轉移至海外，特別是中國。

第二支箭，擴大財政支出。安倍政府希望不遺余力地擴大投資，帶動企業的投資。但是這支箭最大的問題是加重政府的財政負擔，而為了降低財政負擔，就要通過增加消費稅來解決。

在日本留學的中國留學生劉瑜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消費稅對於日本人的影響是非常大的，一些商店甚至通過自己承擔消費稅，免去消費者的消費稅來吸引顧客。而這些沒有消費稅的商店在日本生意非常好。

“如果過去只有3%，5%更大了，現在到了8%，到了10%對於普通老百姓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你買一個100000日元（約合5194元人民幣）的商品，例如，一個數碼相機，那麽你交消費稅就成為10000日元（約合519元人民幣）。消費稅對於普通的消費者影響是非常大的。”劉瑜說。這就意味著消費稅給國內的內需市場帶來了巨大的打擊。

“安倍執政黨推行的內需政策，就像一個燙手山芋，拿不住又扔不掉。”一位在北京的韓國經濟研究學者魏楚哲說。他認為，安倍的經濟政策在實際應用中陷入了振興內需和財政赤字的矛盾連鎖鏈。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袁鋼明教授認為，安倍經濟政策在確保和配合消費稅提高的同時，沒有提出配套的應對方案。比如提高其他的消費保障，或者提高收入，或者其它的減稅措施，他認為這是安倍經濟學陷入連鎖反應的主要原因。但同時，這樣的方案又會將安倍希望提高消費稅的目標沖淡。袁鋼明認為，其根本原因是安倍的第二支箭將擴大財政支出力度用得太大了，因為擴大財政支出就需要增稅來填補稅收，於是就產生了“一腳油門，一腳剎車”的現象。

安倍的第三支箭是射向日本經濟結構改革的。

“這是‘安倍經濟學’成敗與否的關鍵：即是否可以推動長遠的結構性的改革。”馮昭奎教授說。但目前來看，未有跡象顯示有起色。

目前對於安倍經濟學的成敗爭論不一，但是據日本公布的數據，今年第二季度（4-6月）的GDP增長率為-7.3%，第三季度（7-9月）的GDP增長率為-1.6%。而從經濟學角度看，如果連續兩個季度出現負增長，則可以代表經濟進入“衰退”。

日本經濟：缺乏增長動力

“日本經濟的根本問題解決不了，這就是，日本經濟已沒有了活力。”一位曾長期生活在日本的中國日本問題研究學者王建剛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日本餐廳和服務行業幾乎是高年齡層的勞動力。據日本政府總務省2013年公布上年度人口統計結果顯示，截至2013年10月，日本65歲以上高齡人口所占總人口比例打破了1950年以來的紀錄，首次上升到25%，也就是說每4名日本人中就有一名是65歲以上高齡者。

“日本勞動人口面臨老齡化，數量也在減少。因此重振增長空間十分有限。”

王建剛認為，安倍經濟學沒有觸及日本最重要的問題，即老齡化。面對老齡化，以及隨之帶來的消費市場不斷地減小、技術革新的停滯這些問題是首先需要解決的，而在安倍內閣經濟戰略中並沒有談這個。

“既然提高內部生產率面臨瓶頸，於是吸收周邊國家的經濟增長活力是日本剩下的一個重要的機會。”馮昭奎教授說，特別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活力，日本經濟還是離不開中國的，它必須對內對外要有一個新思路。

“我們看到西方的經濟從1945年到1975年30年的時間是黃金的30年，1975年以後西方經濟進入成熟狀態，停滯狀態只有日本接著走了20年，就因為有一個中國的出現和一個東南亞的出現。到了1993年以後，日本才開始了泡沫經濟的崩潰。在這個時候如果能夠和中國保持一個比較良好的關系，通過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壯大，能夠給日本帶來巨大的機會。”馮昭奎說。

而事實上，日本由於近來與中國在歷史問題和釣魚島問題上的矛盾加劇，使日本企業開始放棄中國這片廣大的世界市場。據商務部4月17日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1-3月，來自日本的實際對華投資額比上年同期大幅減少了47.2%，減至12.09億美元。

“安倍一方面想把經濟搞好，又通過外交的方式左右了日本經濟的發展。”王建剛說。安倍推行所謂的價值觀外交，去中國化，減少對中國的投資等，被日本媒體解釋為牽制中國的外交。當中國和世界上所有國家的貿易都出現了相當大的增長的時候，中日貿易出現了大幅度下滑。

王建剛認為安倍政權專註經濟，在2012年選舉的時候他只談到了經濟問題，民眾特別支持他，但是要談經濟問題日本最好要運用好中國市場，這是世界上最大的最有潛力的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