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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經濟學”的雄心與糾結

目前對於安倍經濟學的成敗爭論不一，但是據日本公布的數據，今年第二季度（4-6月）的GDP增長率為-7.3%，第三季度（7-9月）的GDP增長率為-1.6%。而從經濟學角度看，如果連續兩個季度出現負增長，則可以代表經濟進入“衰退”。

作為一名在日本一家小食店打工的中國留學生，劉瑜兩年前來日本時，100日元可按匯率換8.3元人民幣，而采訪當日，日元兌人民幣的中間價格為5.1元，同樣的100日元，在兩年內他可兌換的人民幣突然減少了38%。

近期以來日元被喻為如瀑布一般地迅速下跌，日元快速大幅的貶值令他十分苦惱。這意味著，他一個月打工掙到的日元換成的人民幣越來越少。而另一方面，自今年4月日本提高消費稅（指在日本購買任何物品時所需要繳納的稅金）以來日本的物價卻變得越來越高，他面臨在日本生活買不起東西的煩惱。而和他一起在這家日本小食店工作的上了年紀的阿姨們最近也很苦惱，安倍政府承諾的對於“老有所養”的養老金問題不知哪天能得到落實。

而這一切變化都歸於2012年底安倍政府上臺以來推行的“安倍經濟學”。

安倍2014年11月18日宣布：“我決定解散眾議院，於12月14日實施選舉”。而這次選舉將意味著，2012年底安倍上臺以來打出的金字招牌“安倍經濟學”被推上了評判臺，此次大選被《華爾街日報》稱為民眾對安倍經濟學的公投。

安倍“三支箭”：自相矛盾

自2012年年底，安倍政府上臺後“安倍經濟學”（Abenomics）成為備受矚目的一個新名詞。針對低迷多年，急待振興的日本經濟，自上臺以後安倍連射三箭：放松貨幣、擴大財政支出、結構改革，加速實施一系列刺激經濟政策。

安倍放出第一支箭，是振興內需，其起點是日元貶值，希望通過出口帶動日本經濟。但是日元貶值為日本經濟帶來的效益成了一把雙刃劍。

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馮昭奎認為，安倍經濟學沒有跟著日本經濟面臨的新形勢和新問題作出調整。

“出口競爭力提高了，進口能源變貴了。”近兩年來，日元兌美元出現50%以上的貶值，東西賣到國外價格便宜，日本大企業的出口貿易額增多，企業股市上漲提高了大企業的業績，但同時由於日元貶值導致進口原材料的價格高漲。他強調，特別是日本福島核電站停止以後，日本需要進口大量的煤、石油等能源資源。

日本《朝日新聞》的一位駐華記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安倍希望通過日元貶值，帶動大企業的出口，但是現實是，日本很多企業已經將生產基地轉移至海外，特別是中國。

第二支箭，擴大財政支出。安倍政府希望不遺余力地擴大投資，帶動企業的投資。但是這支箭最大的問題是加重政府的財政負擔，而為了降低財政負擔，就要通過增加消費稅來解決。

在日本留學的中國留學生劉瑜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消費稅對於日本人的影響是非常大的，一些商店甚至通過自己承擔消費稅，免去消費者的消費稅來吸引顧客。而這些沒有消費稅的商店在日本生意非常好。

“如果過去只有3%，5%更大了，現在到了8%，到了10%對於普通老百姓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你買一個100000日元（約合5194元人民幣）的商品，例如，一個數碼相機，那麽你交消費稅就成為10000日元（約合519元人民幣）。消費稅對於普通的消費者影響是非常大的。”劉瑜說。這就意味著消費稅給國內的內需市場帶來了巨大的打擊。

“安倍執政黨推行的內需政策，就像一個燙手山芋，拿不住又扔不掉。”一位在北京的韓國經濟研究學者魏楚哲說。他認為，安倍的經濟政策在實際應用中陷入了振興內需和財政赤字的矛盾連鎖鏈。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袁鋼明教授認為，安倍經濟政策在確保和配合消費稅提高的同時，沒有提出配套的應對方案。比如提高其他的消費保障，或者提高收入，或者其它的減稅措施，他認為這是安倍經濟學陷入連鎖反應的主要原因。但同時，這樣的方案又會將安倍希望提高消費稅的目標沖淡。袁鋼明認為，其根本原因是安倍的第二支箭將擴大財政支出力度用得太大了，因為擴大財政支出就需要增稅來填補稅收，於是就產生了“一腳油門，一腳剎車”的現象。

安倍的第三支箭是射向日本經濟結構改革的。

“這是‘安倍經濟學’成敗與否的關鍵：即是否可以推動長遠的結構性的改革。”馮昭奎教授說。但目前來看，未有跡象顯示有起色。

目前對於安倍經濟學的成敗爭論不一，但是據日本公布的數據，今年第二季度（4-6月）的GDP增長率為-7.3%，第三季度（7-9月）的GDP增長率為-1.6%。而從經濟學角度看，如果連續兩個季度出現負增長，則可以代表經濟進入“衰退”。

日本經濟：缺乏增長動力

“日本經濟的根本問題解決不了，這就是，日本經濟已沒有了活力。”一位曾長期生活在日本的中國日本問題研究學者王建剛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日本餐廳和服務行業幾乎是高年齡層的勞動力。據日本政府總務省2013年公布上年度人口統計結果顯示，截至2013年10月，日本65歲以上高齡人口所占總人口比例打破了1950年以來的紀錄，首次上升到25%，也就是說每4名日本人中就有一名是65歲以上高齡者。

“日本勞動人口面臨老齡化，數量也在減少。因此重振增長空間十分有限。”

王建剛認為，安倍經濟學沒有觸及日本最重要的問題，即老齡化。面對老齡化，以及隨之帶來的消費市場不斷地減小、技術革新的停滯這些問題是首先需要解決的，而在安倍內閣經濟戰略中並沒有談這個。

“既然提高內部生產率面臨瓶頸，於是吸收周邊國家的經濟增長活力是日本剩下的一個重要的機會。”馮昭奎教授說，特別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活力，日本經濟還是離不開中國的，它必須對內對外要有一個新思路。

“我們看到西方的經濟從1945年到1975年30年的時間是黃金的30年，1975年以後西方經濟進入成熟狀態，停滯狀態只有日本接著走了20年，就因為有一個中國的出現和一個東南亞的出現。到了1993年以後，日本才開始了泡沫經濟的崩潰。在這個時候如果能夠和中國保持一個比較良好的關系，通過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壯大，能夠給日本帶來巨大的機會。”馮昭奎說。

而事實上，日本由於近來與中國在歷史問題和釣魚島問題上的矛盾加劇，使日本企業開始放棄中國這片廣大的世界市場。據商務部4月17日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1-3月，來自日本的實際對華投資額比上年同期大幅減少了47.2%，減至12.09億美元。

“安倍一方面想把經濟搞好，又通過外交的方式左右了日本經濟的發展。”王建剛說。安倍推行所謂的價值觀外交，去中國化，減少對中國的投資等，被日本媒體解釋為牽制中國的外交。當中國和世界上所有國家的貿易都出現了相當大的增長的時候，中日貿易出現了大幅度下滑。

王建剛認為安倍政權專註經濟，在2012年選舉的時候他只談到了經濟問題，民眾特別支持他，但是要談經濟問題日本最好要運用好中國市場，這是世界上最大的最有潛力的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