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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一本自己的賬 中美合拍片糾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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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萊塢現在的態度,中國人投資讓他們拍電影,他們很開心,這是天上掉餡餅,是傻錢;如果中國人要和美國人一起拍電影,他們就要想一想了。」美國南加州大學電影系教授斯坦利·羅森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中國機會」、「中美合拍」,在2014年成為中國電影界和好萊塢對話時頻繁出現的關鍵詞。「合拍」從中國明星在好萊塢大片裡「打醬油」,開始向高規格、縱深化發展——2014年4月19日,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與派拉蒙影業宣佈,將合作拍攝3D奇幻動作大片《馬可·波羅》。片方宣傳,影片將由「好萊塢某一線著名導演執導,匯聚好萊塢、中國及韓國一線明星陣容」。

就在中美「牽手」的前一天,第四屆北京國際電影節舉辦的「中美合拍」專家論壇上,美國導演奧利弗·斯通卻當著台下廣電系統的官員發起牢騷:「現在是時候了。你得開始拍關於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電影。只有這樣做,你才能開放,你才能攪活死水,允許真正的創造力在這個國家出現。這才是真正實現合拍的基礎……我曾經三次試圖和這個國家合作拍片,都是不歡而散。」斯通的這番發言被《好萊塢報導》披露出來,廣為流傳。

中美電影「合拍」,機會和矛盾一直並存。在2013年底洛杉磯召開的第三屆美中電影高峰論壇中得到了集中體現。

「這就是在設置障礙嘛!」

美中電影高峰論壇是一個民間論壇,從2010年舉辦第一屆開始,每年討論的核心話題都一樣:中美電影合拍。論壇售票入場,第一屆只售20美元,如今漲到250美元一張。參加論壇的觀眾,大部分是希望到中國去淘金的西方電影人、投資者,還有少數來自國內。

好萊塢六大公司以前是論壇請來「看看」的客人,如今成了論壇的核心合作夥伴。論壇結束後的晚宴需要額外付500美元買門票——和六大公司老總共進晚餐,說不定就能在飯桌上談成一筆合作的生意。晚宴開場前,門票早已售罄。

「中美合拍是必做的一種商業模式,因為有這麼大的一個經濟需求。」美中電影高峰論壇主席蕭培寰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簡稱「合拍公司」)總經理張恂成為論壇的焦點人物。合拍公司受國家電影主管部門委託,負責中外合拍片的管理、協調和服務;合拍片能不能立項,合拍公司說了算。在洛杉磯比特摩爾千禧酒店,張恂特意選在午餐時間,而非正式的論壇發言時間出現。「我就是來和大家聊聊天。」她站上餐廳中央的一個小舞台說。蕭培寰臨時充當她的翻譯。很快,台下許多嘉賓放下手中刀叉,圍過來聽她說話。

審讀劇本是合拍公司重要的工作之一,一個劇本到合拍公司,起碼有三個人來看,涉及色情、暴力、宗教問題,傷害第三國感情的——比如中美合拍,就把其他國家貶低得一無是處——這些情節一律會被刪改。「最重要的,我們不希望在劇本裡看到中國的形象不是販毒的,就是打架鬥毆的,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我們希望看到的中國是很陽光的。」張恂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除了劇本,還有一些硬指標:雙方共同投資,投資低的一方不能低於20%;共同創作,這個故事要跟中國「有機地相關」。只有很少一部分內容在中國拍攝是不夠的,需要中國演員在影片中擔任主要角色。

「中國演員一定要在主要的位置。」對外方投資者而言,這意味著在國際市場上缺乏賣相。種種限制之下,許多當時號稱「合拍」的影片,最後都沒有拍成,或者失去合拍片身份,打回進口片原形,比如2012年上映的《敢死隊2》、《環形使者》。

張恂的發言讓台下的許多西方電影人感到沮喪,「這就是在設置障礙嘛!」一位來自澳大利亞的獨立製片人抱怨。

博納影業總裁於冬、樂視影業CEO張昭、索尼中國區業務負責人迪笛·尼克爾森、威秀娛樂集團亞洲總裁艾秋興等,都是這屆論壇的嘉賓。這些大公司的代表顯然更願意談「中國機會」,合拍過程中碰到什麼具體的困難,大家都不願多說。

薛曉路作為中國票房神話的代表被請到了台上。2013年,她執導的《北京遇上西雅圖》,以3000萬人民幣成本,收穫了超過5億的高票房。在薛曉路看來,《北京遇上西雅圖》其實是個老套的美國式浪漫喜劇,而中國年輕觀眾多年來接受美國電影「熏陶」,這樣的敘事讓他們舒服。年輕女性在社會中的曲折、同性愛情的合理性等問題,也是當下中國時時發生的。

「很多美國類型片在中國市場都是缺位的,所以我覺得未來,中國電影市場很有潛力。」薛曉路說。

查理·科克爾是一家電影投資策略諮詢公司的總經理,這家公司目前為吳宇森的《飛虎群英》和成龍的《絕地逃亡》處理美國融資事務。「中國人以為美國電影協會(MPAA)是政府機構,我們需要向他們解釋MPAA的責任在於阻擋政府干涉。」科克爾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中美電影人合作中的摩擦,是從常識開始的。好萊塢在電子化賬款支付等方面十分成熟,而中國很多地方還依賴傳統支付方式;中方在合同條款、保險意識方面不夠強,製片方的財政系統和法律保障不成熟。在成龍的電影項目,科克爾要特別敦促中方坐下來,在律師陪同下和他們簽署一份45頁的合約。

從完全不可行到非做不可

蕭培寰是「中美合拍」第一批「吃螃蟹」的人。9歲時,他隨父親從台灣去往美國定居。1990年代,蕭培寰曾為加利福尼亞州議會娛樂產業特別委員會擔任政策顧問,參與這個行業公共政策的起草和制定,建立起一些政府資源。

1994年被稱為中國的「進口分賬片元年」,好萊塢大片正式以分賬模式進入中國市場,雖然當時只有10部。

中美兩國電影界其實都想知道對方在想什麼。「我覺得應該有人來協調這件事情。」蕭培寰說,1995年,他向美國白宮提交申請,希望能在中國舉辦一次電影產業會議,讓兩國電影界人士坐下來,聽聽對方的聲音。這個提議很快得到了白宮的支持。

「那時候第一部分賬大片已經開始了,白宮方面希望保護美國公司的知識產權,同時也希望能夠擴大中國的市場;中國方面,也希望促進自己行業的學習。」蕭培寰說,在上海舉辦的第一次會議,美國叫「美中電影產業會議」,中方翻譯為「中美電影產業會議」,「大家都想當第一」。

蕭培寰帶領一百多位美國電影協會成員參會,包括好萊塢的電影導演、製片人,好萊塢六大公司都派了高層代表。會議地點特意選在了在上海的錦江小禮堂,當年尼克松訪華與周恩來總理共同發表《中美聯合公報》的地方。

中美雙方談了電影合拍和知識產權保護。「雖然看到了一個美好的未來,但更多是建立友誼、互相的好奇。」蕭培寰對南方週末記者回憶,他在那次會議上遇到了導演季爾廉(Jule Gilfillan),他們決定試一試合拍電影。

1997年,蕭培寰出品了第一部中美合拍電影《夏日情動》,講述美國姑娘麗亞和一個華裔美國男青年、一個中國圍棋手之間的感情故事。「中美合拍」是這樣體現的:導演季爾廉是美國人,製片人來自中國;主演中,美國演員是凱瑟琳、吳大維,中國演員是耿樂。電影場景95%以上在中國拍攝。

但那時合拍市場遠沒有成熟。「說穿了就是外國人對中國的興趣,那時還是在文化大革命這類故事,對老百姓的生活不是很感興趣。」蕭培寰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2006年,蕭培寰聯合曾在哥倫比亞、華納兄弟等電影公司擔任高管的數名華人經理人,組建了一個電影私募基金,取名「鐵池」。蕭培寰再次把「合拍」概念提了出來,計劃五年內投資拍攝20到30部「有中國元素的電影」。

「《英雄》、《臥虎藏龍》的轟動之後,重新讓外國人覺得中國電影市場還是有前途的。」蕭培寰回憶。「鐵池」成立時,好萊塢向中國出口電影正面臨瓶頸:由於進口片在中國受到各方面政策限制,加上收益分成只有17%,美國電影公司在中國電影市場的收益基本已經觸到天花板。投資合拍片,則可以擺脫進口配額束縛。

但「鐵池」很快就在中國遭遇了水土不服。如果完全按照好萊塢投資電影的流程,每個環節都要經過眾多律師的反覆考量和論證,論證的結果是:投資中國電影已經完全不可行。因為中國缺了很多行業基礎設施,比如收賬公司。

跟中國合作夥伴也經歷了一番磨合,「一開始是選定中影作為合作方,但是中影突然有了一些領導班子的變動,我們基本上就又要重新適應。」蕭培寰說。

全球金融危機,「鐵池」背後的投資承諾,也在一夜之間完全消失。「鐵池」漸漸沒了聲音。

美中電影高峰論壇是蕭培寰的再出發。已經在他計劃裡的合拍片,包括與樂視合作、投資4000萬美元拍攝一個超人版的十八羅漢電影《十八傳奇》,請來美國舞蹈真人秀《舞魅天下》的編劇和導演,拍攝一部舞蹈與功夫相結合的青春電影。

在蕭培寰看來,好萊塢對中國的態度已經在改變,「一開始他們還有很多為什麼,你知識產權狀況怎麼樣,現在慢慢都覺得那些問題不是很重要,就已經下定決心了非做(合拍)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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