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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結構性稅改進行時:企業「吐槽」,稅負不降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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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結構性減稅」的重大改革,「營改增」在上海試點4個月後,試點行業和企業紛紛「吐槽」稅負不降反升,難以抵扣進項,補貼不透明,此項稅改正在呼喚配套措施

2012年5月6日,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閉幕,經濟對話「聯合成果」中的一項是:中方「營業稅改增值稅」將擴至所有服務業。據悉,今年下半年,北京有望跟進「營改增」試點改革,此外津、深、寧、穗等地也已提出試點申請。

營業稅改征增值稅,以消除重複徵稅,是我國結構性減稅政策的「最根本」內容,其意義被認為「超過了1994年分稅制以來任何一項稅制改革」。

「營改增」從今年1月1日起在上海地區12.9萬家(截至3月底)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中開始試點,至今已實施四個多月時間。在官方的評價中,試點達到了結構性減稅的目標。

國家稅務總局一位領導在近期的一篇署名文章中稱,營改增試點可以降低大部分納稅人稅收負擔。官方數據顯示,參與試點的小規模納稅人稅負下降超過40%。

但行業協會給出的結論卻截然相反。今年3月,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簡稱中物聯)對上海65家物流企業進行調查,結果顯示物流企業特別是運輸型物流企業普遍反映「稅負大幅增加」。

報告稱,這些企業在2008年至2010年年均營業稅的實際負擔率為1.3%,其中運輸業務負擔率平均為1.88%。而實行「營改增」後,即使貨物 運輸企業發生的可抵扣購進項目實務中,全部可以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進行進項稅額抵扣,實際增值稅負擔率也會增加到4.2%,上升幅度為123%。

調查報告發表後引起廣泛關注。「我們建議,有關部門在上海試點中應進一步發現和解決相關問題。在問題沒有充分暴露,沒有找到相應解決辦法的情況下,貿然擴大試點範圍,將會產生較大震動。」中物聯呼籲。

南方週末記者赴上海實地調查「營改增」試點企業的真實稅負增減情況,發現這一看上去很美的減稅改革,在具體操作中的確枝節橫生,問題繁多。

鏈接:「營改增」試點

今年1月1日在上海正式啟動的交通運輸業及部分現代服務業的「營改增」試點,具體包括陸路、水路、航空、管道四大運輸服務業,以及部分現代服務業,包括研發和技術服務、信息技術服務、文化創意服務、物流輔助服務、有形動產租賃服務和鑑證諮詢服務。

根據試點方案,裝卸搬運服務和貨物運輸服務從3%的營業稅稅率調整為11%的增值稅稅率;物流輔助服務如倉儲、配送及貨運代理等實行6%的增值稅稅率,代替過去5%的營業稅稅率。

增值稅,我拿什麼來抵扣你?

「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做增值稅抵扣時,我們的一半成本相當於是『隱形的』,不能幫忙省下稅款。」

「營改增」之後,上海市增值稅稅率由兩檔調整為四檔,在17%和13%的原稅率之外,增加了11%和6%兩檔低稅率,分別適用於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而此前,其所適用的營業稅稅率分別為3%和5%。

與營業稅「簡單地」根據營業金額來核算所不同,增值稅是根據「增值部分」來徵收。通俗而言,按照企業的「收入部分」確定應徵稅額的「銷項」後,可以 用「成本部分」作為「進項」用來抵扣,抵扣得越多,企業要繳的增值稅越少。因此理論上,「營改增」可避免重複徵稅,減輕企業稅負。

但上海的試點情況卻並非如此。

「『營改增』後,我們的稅收負擔直線上升,比起之前的營業稅,增值稅幾乎翻番了。」快人快語的竇雅對南方週末記者說。竇雅是上海一家高端化學品船運公司的財務經理。

竇雅「曬」了一下公司的概賬:2億元的年收入,成本為1.5億元,「營改增」之前繳納3%的營業稅,即600萬元。而改為徵收增值稅後,公司卻需繳納1050萬元的稅——稅負比之前上升了75%。

稅負上升的最主要原因在於大部分成本無法作為「進項」加以抵扣。以該船運公司為例,其成本的大頭是燃料費和人工費用,分別佔總成本的31%和27%,按規定只有燃料費可以作為「進項」進行沖抵。

但燃油這個大「進項」能否被抵扣,也存在很大變數。因為不管海運還是陸運,運輸企業免不了在外地加油,而當外地加油站無法提供增值稅發票,企業就拿不到抵扣的憑證從而「抵扣無門」。

即使油費可以抵扣,加油站要求運輸公司購置油卡,把油卡用完才給開增值稅發票。也就是說企業必須累積數以萬計甚至十萬計的加油小票後,才能換回用以抵扣的增值稅發票。這中間的現金利息成本自然由企業承擔。

一些按規定可以抵扣,卻由於對方無法提供增值稅發票的環節,目前同樣無法作為進項抵扣,比如維修費,大多數維修店無法提供增值稅發票。

還有一大塊無法抵扣的成本,是營改增試點前購置的固定資產的折舊支出。竇雅所在的船運公司之前購置的船舶使用年限是20年,20年內以「船舶折舊」的形式分攤,佔每年總成本的16%。目前這部分成本無法參與抵扣增值稅。

中物聯的調研結果顯示,「營改增」後,裝卸搬運服務和貨物運輸服務企業實施11%的增值稅稅率,由於運輸企業的人力成本、路橋費等不在抵扣範圍,約佔到總成本的35%,有些企業稅收負擔甚至增加2倍以上。

「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做增值稅抵扣時,我們的一半成本相當於是『隱形的』,不能幫忙省下稅款。」竇雅說。

與營業稅比,增值稅的計算和徵收要更複雜,其對企業會計、財務、信息系統都有更高的要求。為此企業都必須重新購置打印增值稅發票的指定設備,支付接入聯網和維護的費用,並增加專業人手。對於企業來說,這也是一筆不小的成本。

強弱分明的稅負轉嫁能力

產業鏈上下游之間轉嫁稅負的能力有強有弱,而「營改增」導致的終端環節的成本壓力陡增,很可能引發物流行業的提價潮。

按照試點的規定,交通運輸服務類企業稅率為11%,當可抵扣項缺乏時,比此前5%的營業稅要高出很多。

上海一位從事物流諮詢的業內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從物流行業來看,產業鏈上下游之間轉嫁稅負的能力有強有弱,但終端環節的成本壓力陡增,很可能引發這一行業的提價潮。

處於物流運輸業最上游的是解決方案提供商,也稱為「總包商」,它們承接製造企業的整體外包方案,再分包給不同的代理、運輸企業。這類企業一般員工數 量少,從而人工成本低、稅負低,同時它們談判能力強,可以轉嫁稅負,「處於上游的總包企業可讓下游的分包商開具增值稅發票,直至最後直接面對終端客戶的運 輸、快遞企業。」上述人士認為。

而一線的運輸、物流和快遞企業人力成本佔比最高,其人工、倉儲、固定資產等很多成本項目現在無法拿到增值稅發票抵扣,也無法向客戶轉嫁稅負。同時, 上遊客戶中原有的增值稅納稅人會要求企業出具11%的增值稅發票,以擴大自身進項抵扣稅額,這又加大了自身抵扣困難的物流企業的成本。

「目前按交通運輸服務稅目試點徵稅從3%的營業稅稅率調整為11%的增值稅稅率,導致試點後企業實際稅負大幅增加。尤其是貨物運輸是充分競爭的行業,平均利潤率只有3%左右,稅收負擔大幅增加,企業內部無法消化。」上述中物聯的報告認為。

面對陡然升高的稅負,微利企業唯一合理的經濟行為是提價。

普華永道中國中區流轉稅業務主管合夥人李軍表示,在營改增後應當培育「調價也可以雙贏」的思維,前提是對方也可以進行增值稅的抵扣。

李軍舉了一個例子:某廣告公司在繳納營業稅時,收入為100萬元,繳納5%的營業稅後的收入是95萬元;「營改增」後,這家企業最理想的情況是可以提價到106萬元,而如果其客戶可以憑增值稅發票抵扣,那麼雙方有可能以106萬元成交,雙方的利潤均不減少。

但如果客戶不能進行增值稅抵扣,且具有強談判力,就很可能不接受漲價。比如該廣告公司的客戶是「財大氣粗」的商業銀行,而銀行目前還沒進入「營改增」試點,就很可能不接受廣告公司6%的漲價幅度。這樣一來,假如沒有足夠的進項抵扣,廣告公司的盈利會比「營改增」之前少。

對此竇雅也深有感觸,她坦言公司目前無法去跟製造業客戶談提價,「今年航運行情本來就很慘,人家還想讓運費價格下降呢,你還想上調?客戶馬上找外地的運輸公司了。」

同樣的顧慮也存在於貨物代理業。上海廣運國際物流公司總經理鄧怡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多數貨物代理公司不敢提價。「行業存在需求不足,光是一季度, 我們的收入下滑了三成以上,一旦提價,很可能嚇跑客戶。」目前,貨物代理行業的增值稅率為6%,高於此前營業稅率5%,該行業也和運輸業一樣缺少抵扣的進 項。

也有貨物代理企業已經隨著「營改增」邁出了提價的步子。沈琳最近一個多月都在忙於應付外地客戶們的投訴,原因是沈琳所在的公司給客戶的報價包含了 6%的增值稅,即漲價6%。沈琳從事的是「指定貨代理」,即海外的進口商巨頭授權指定由沈琳的公司獨家代理,「靠著大樹好乘涼」,這是公司敢於提價的底 氣。

沈琳給客戶的提價理由是:對方——外地客戶都無法提供增值稅發票。反覆投訴以後,這些製造業客戶也只能接受這突如其來的「增值稅轉嫁」。

自4月份以來,快遞行業在全國範圍內已經輪番漲價。「油價和人力成本上升,已經推動快遞價格快速上漲。稅負轉嫁也會推波助瀾。」一位上海快遞業人士如是理解。

「人力成本佔快遞公司收入的50%以上,卻不能抵扣,這是很嚴重的事情,我們不反對改革,但政策要考慮行業特殊性。」順豐快遞一位高管對記者說。

利星行物流的一位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當「營改增」向全國推廣後,如果部分行業稅負上升的問題依然存在,可能會出現較大面積的提價潮。「倘若各地『營改增』後的運輸業還是面臨稅負上升,那麼很可能一起提價。」

李軍的看法是,「營改增」導致的漲價,有可能是由行業內的領導者來發動,而中小企業只能被動接受

不一樣的補貼

「哪家大企業鬧得最凶,就優先補貼它。而小企業無論怎麼哭,也顧不上了。」

從今年1月份起,竇雅所在公司開始折騰將運輸業務搬遷到洋山保稅港,洋山保稅港對增值稅實施「即征即退」、全額返還的優惠政策。「但還有個問題,涉及國際航線運輸的稅收要等到年底才能退。」竇雅皺眉說,「為什麼就不能直接免掉呢?」

「營改增」幾個月來,上海的運輸企業都強迫自己「精打細算」地過日子。上海新傑物流公司總經理王堅告訴記者,「營改增」也令其稅負大增,比如自營運 輸部分從原先繳納3%的營業稅變成了繳納11%的增值稅,而佔新傑物流總成本30%以上的路橋費不能用於抵扣增值稅。「成本增加得太厲害了!」他說。

從去年下半年起,儘管公司缺跑運輸的卡車,但王堅堅持租車用也不買車。直到今年元旦一過,他大手一揮購置了價值幾百萬元的卡車和運輸工具,此時這些「進項」可以抵扣增值稅。不過,王堅也擔心,「長此以往,夠嗆!處理不好就是坐以待斃。」

一些在其他省份有分公司的上海運輸企業為了避稅,則開始「移花接木」,比如將本屬於江蘇分公司的採購「轉移」到上海的公司名下,變成可以抵扣的「進項」,同時,再將上海公司的收入「暗中轉移」到江蘇分公司去。

與運輸業的「積極自救」相比,面對17%「昂貴」增值稅率的融資租賃業,則多少顯得有些束手無策。它們原先適用5%的營業稅稅率,「營改增」試點後被認定為增值稅一般納稅人,適用稅率變為17%。

據記者瞭解,試點啟動4個多月來,因為「不知道如何開票和記賬」,很多租賃企業幾乎沒有開展過新業務。「當初給融資租賃業設計17%稅率時,是以為 這個行業會買進很多固定資產。」一位業內人士表示,沒想到實際上多數融資租賃企業都是散兵游勇,很多企業都「分拆」經營,每一家註冊的企業都各自只有一艘 船或一輛車,不會添置新的資產。

針對部分試點行業企業稅負不降反升的實際困難,上海市出台政策,對「營改增」試點過程中因新老稅制轉換而產生稅負有所增加的試點企業,按照「企業據實申請、財政分類扶持、資金及時預撥」的方式實施過渡性財政扶持政策,給予財政補貼。

但在竇雅看來,她根本不指望這些補貼能帶來多少幫助。「這麼多企業去爭搶,未必能輪到我們,就算我們有資格拿,真正到手也不知道是猴年馬月了。」

竇雅的悲觀並非過慮。一位上海財稅部門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介紹,對企業「營改增」稅負上升的補貼只能「抓大放小」,儘量滿足各區縣納稅500強以內的企業補貼。「哪家大企業鬧得最凶,就優先補貼它。而小企業無論怎麼哭,也顧不上了。」

事實上,大企業不僅交稅有補貼,連「附加費用」也有望節省下來。所謂「附加費用」,是指根據企業所繳納的稅款,按照約1%的比例再交城市建設、教育附加等費用,這筆費用直接劃轉給上海市政府。

「附加費算起來是很驚人的。」上述財稅部門人士透露,有部分年納稅數十億甚至逾百億元的大戶,光是附加費用就高達數千萬乃至過億。

稅收是按照中央、上海市以及各區縣分成,而這些附加費用直接進了市一級政府的口袋,區政府只好「自掏腰包」補貼給轄區內企業。竇雅對補貼的看法是,「這是鼓勵懶人的做法。那些大企業一旦獲得補貼,可能都懶得讓運輸司機找加油站要增值稅發票了,反正虧了有補貼嘛。」

改革需要配套

即使是國稅與地稅合一的上海,在「營改增」試點中也已暴露出現有財稅體制與改革不配套的隱憂。

上海市被選中為「營改增」先行試點地區的原因,除了交通運輸物流業和現代服務業高度發達外,還因為其國稅與地稅合一,改革難度相對較小。一旦「營改增」試點擴大到北京、江蘇或其他地區之後,增值稅統一由國稅機關徵收,地稅機關的功能還存在重新定位的問題。

但即使是上海,在「營改增」試點中也已暴露出現有財稅體制與改革不配套的隱憂。

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勝軍認為「營改增」試點的配套措施「不到位」。「改革是否動真格,要落實在對人的考核體繫上。」劉勝軍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目前上海稅務機關對人的考核還是按照老一套的辦法,沒有針對「營改增」試點作出調整。

一位參與了「營改增」試點工作的上海稅務人士對記者坦承,「營改增」試點跟業績考核無關,「『營改增』就像義務勞動,上海市2012年全市地方財政收入預算增長為8%,這才是稅務部門業績考核的標準。」

竇雅告訴記者,當不少企業企圖搬遷到洋山保稅港以減輕稅負時,會遭遇到來自原來所在地稅務機關的壓力——各區縣的稅務機關都不希望「肥水外流」,「稅務機關會軟硬兼施,要麼許以全額補貼,要麼拖延辦理遷出手續。」

「現在上海的稅務部門很尷尬,既要負責增加稅收,又要幫助企業減輕負擔。」上述稅務部門人士說。今年一季度,上海市地方財政收入完成1103.7億 元,較去年同期增長6.7%。而在2010年和2011年,上海市一季度一般預算收入分別保持29.9%和37.1%的高速增長。

此外,今年一季度上海增值稅同比增長了11.9%,而營業稅同比減少了7.9%,官方的解釋是「營改增」使然。「改革後,我們應該感受到整體稅負下降才對,否則無法解釋我們已經避免了重複徵稅。」劉勝軍說。

(應被訪者要求,文中竇雅、沈琳為化名。南方週末記者謝鵬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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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市場稅負過重、稽徵成本太高 證所稅兩大關鍵 財政部越算越糊塗

2012-6-18  TCW




股市聞風變色的證所稅,在新財長張盛和上任後好似穩定下來。但是財政部若想在改革中達成租稅正義,又想真的收到稅,兩個關鍵數字必須先算清楚。在財政部火速回應《今周刊》的說明中,這兩個數字卻越算越模糊??。

撰文‧楊卓翰

證所稅失控暴走後,財政部新部長張盛和臨危受命,以「先求有、再求好」的心態一步步小心經營,而財政部為證所稅爭議滅火的效率也越來越高。在《今周刊》第八○七期刊出特別企畫「國家治理危機」中分析證所稅的爭議後,財政部隔天迅速在網站上發出說明以「導正視聽」。

然而,在財政部的說明中,可以發現在證所稅首要問題「資本市場高稅負」中,有許多邏輯仍固執己見,和日本及美國等先進國家恰好相反。不但如此,第二大問題,該正視的「稽徵高成本」仍然不見說明。

資本市場負擔 再算還是高《今周刊》在報導中,比較台、美、日三國對資本市場課稅稅額(股利所得稅加證券交易稅)占GDP(國內生產毛額)比重,發現台灣資本市場稅負占GDP比率遠高過美國及日本。

不過財政部卻指出,股利所得稅是「股東將股利所得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所繳納之所得稅,屬投資所得之稅負」,而證交稅則是「投資人因政府制定法律、維持市 場秩序與交易安全獲得利益而支付之代價」,二者性質不同,不應加在一起計算資本市場負擔之稅負,不願面對台灣稅負已高的事實。

不論財政部怎麼說,對投資人而言,只要是投入資本市場,股利所得稅及證券交易所得稅就是必須負擔的二大稅負。一位財金系教授就指出:「股利所得、證交稅、 證所稅,當然要放在一起考慮!」他更指出,在亞洲先進國家日本,從二○○九年開始,股票交易之虧損也可以抵扣現金股利收入,因為二者性質類似,也一樣有著 一○%的稅率。從國際標準來看,資本利得稅本來就與股利所得稅同屬資本市場相關稅負,絕非財政部所言「性質不同」不能一起計算。

而若計算國內兩稅合一之後的個人股利所得繳納稅額加上證交稅,與免徵證交稅的美國及日本,比較資本市場課稅在GDP中的負擔比率,台灣負擔仍是美國的一. 四倍、日本的三.三倍(詳見附表),遑論證交稅率僅有○.一%的香港與○.二%的新加坡。就算僅算證交稅,台灣也還是偏高!

相較起來,台灣這套被外界稱為「外行的公平稅制」,其喪失的市場競爭力又該如何計算?從高鑫到克莉絲汀,台資企業略過台灣先在香港上市的案例不斷發生,如果證交稅不調降,又怎麼與香港資本市場競爭?

稽徵成本 閉口不談還是高證所稅的障礙還不只如此。證所稅的稽徵成本,一直是財政部不願面對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正是把民國七○年代證所稅給徹底搞垮的主因。

雖然財政部前部長劉憶如以一句「稽徵成本不會很高」簡單帶過,但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黃敏助馬上「打嘴」,在公聽會上表示,台灣證券市場共有一 千六百萬戶,全年成交筆數將近三億筆,「若要求投資人記錄交易內容,申報納稅,成本無法估計。」雖然張盛和說過,證所稅課稅對象為二萬人,但是交易損益還 是得先針對所有交易人計算,才能知道要不要申報。而最大的問題就在於,按照財政部的最新版本,投資人可能連是賺是賠都算不出來。

要計算損益,就要計算股票的取得成本,但取得股票的來源有各種途徑,包括證券市場購入、公開承銷購入、現金增資取得、盈餘轉投資取得、資本公積配股、繼承 或贈與、借股拋空、可轉換證券轉讓取得等等,這些原始成本該怎麼認定?而投資人在除息前購入股票,之後股價上漲卻沒有填息,那麼究竟要算虧還是盈?

這也代表,財政部需要掌握每個投資人手上、台灣資本市場「每一股」原始取得成本,才有辦法計算究竟誰要繳稅、要繳多少。就算採用最新成交價當作過去成本,未來這些由增資、減資換股取得的股票,成本又該如何計算?這些稽徵成本,就可能毀了證所稅。

由台大經濟學系副教授李顯峰主持的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會報告中就指出,過去證所稅「稽徵成本過大,即使繼續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政府所能收到的稅收也微不足道。」因此在最後全面停徵。

所以,張盛和上台之後推出的「修正動議版」中,再度修改申報制度為雙軌制,只有符合少數特定條件者才強迫核實課稅。而若採誠實申報,又等於變相懲罰誠實納 稅人。例如奢侈稅上路後,逃漏稅者竟比誠實申報者還要多。而證所稅可不像奢侈稅僅數千筆,而有八百萬戶需查核,財政部真的有能力追稅嗎?

打著租稅正義的名號讓台灣資本市場翻天覆地,最後若是等大股東、投機者自動上門繳稅,讓人不禁想問,正義何在?讓台股經歷了上沖下洗的四、五月,證所稅最後能否成功,仍取決於財政部能否解決「過高稅負」以及「過高成本」的問題,希望最後的結果別讓台股「白洗了」。

即使兩稅合一,台灣資本市場稅負仍高出美日許多2009年台灣對資本市場課稅占GDP比率,是美國的1.4倍、日本的3.3倍二稅合一後股利所得稅額(億元) 證券交易所得稅(億元) GDP

(億元) 資本市場稅負

占GDP比率

台灣 191 1060 124772 1.0% 股利所得稅額(億美元) 資本利得稅額(億美元) GDP (億美元) 資本市場稅負占GDP比率美國 416 560 139389 0.7% 股利所得稅額(億日圓) 資本利得稅額(億日圓) GDP (億日圓) 資本市場稅負占GDP比率日本 15842 1483 4711386 0.3% 資料來源:台灣財政部、美國IRS、日本國稅廳

資本 市場 稅負 過重 、稽 稽徵 成本 太高 證所 所稅 稅兩 大關 財政部 財政 越算 算越 糊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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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物價高稅負,丹麥為何走得比美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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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是「藏金錢財富於民」,丹麥是「藏人力財富於民」。

美國的醫療教育價格高昂,為什麼資本和人力不湧入這些行業,使價格降低達到平衡呢?

人們往往傾向於相信民選政府是理性的。但現實情況遠比一廂情願的「相信」更複雜。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丹麥,那裡的「高物價」給我留下了特殊的記憶。丹麥許多東西的價格都比美國高,尤其是在飯店吃飯,往往會貴一倍。當我大肆抱怨丹麥什麼東西都比美國貴時,一位朋友提醒我說:「丹麥教育和醫療的價格可比美國低得多。」

朋友的話有醍醐灌頂的效果,使我以後在觀察物價的時候,有了新的視角,而對物價差異將會對社會發展造成的影響,也有了更深層的思考。

兩種不同的物價結構

美國大多數消費品的價格都比較低,尤其是一些名牌化妝品、手袋、牛仔褲等,其低廉的價格常讓中國遊客讚歎不已。「低價格」刺激消費,美國人因此大量 消費這類產品。「高價格」抑制需求,美國高昂的醫療教育價格,使得許多美國人減少對醫療教育服務的消費。這種物價結構,鼓勵了人們多消費「低價」的化妝 品、手袋、牛仔褲,少消費「高價」的醫療和教育服務。

丹麥的物價結構和美國的不同,一般消費品價格高,醫療教育服務的價格低。這種物價結構對消費行為的影響是:減少了對一般消費品的需求,增加了對醫療和教育的消費。不同的物價結構,促成了不同的消費行為;而不同的消費行為,又會對社會發展造成不同的深遠影響。

美國高昂的醫療價格,導致了人們抑制醫療服務的需求,結果是健康素質下降。從宏觀的健康指數來看,美國的預期壽命和嬰兒死亡率要比許多歐洲國家差, 尤其是那些有全民免費醫療福利的北歐國家,它們的健康衛生指數都遠優於美國。譬如千名嬰兒死亡率,美國是6,丹麥是4(2005年)。

教育費用高昂會抑制教育需求,不利於提高人力資本素質;而免費教育可以擴大教育需求,使人力資本素質升級改進,為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提供條件。丹麥的教育福利制度為丹麥培養了優質的人力資本,使丹麥在高科技產業發展方面表現出色。

丹麥的醫藥業和機械製造業都很發達,大量受過良好教育的丹麥專業人才,從事了高端的研發工作,使這些產業在國際競爭中處於優勢地位,帶動了整體經濟 的良好發展。丹麥整體經濟的良好表現突出地反映在三個方面。第一,丹麥的人均GDP名列世界前茅,比美國高。第二,丹麥的失業率一直很低,金融危機前多數 年份是在2%至3%,即使在受到全球金融危機重創後的2009年,丹麥的失業率也只有6%,而美國則高達9%以上。第三,丹麥很少財政赤字,美國則赤字嚴 重,以致美國國債評級被下調,當歐洲很多國家深陷債務危機泥潭時,以高福利著稱的丹麥卻沒有發生債務危機的問題。

高福利而無債務危機,這是丹麥整體經濟運作良好的結果,也是丹麥平衡福利和稅負的政策的成功。

兩種不同的「藏富於民」

免費的醫療教育福利,需要用稅收來支付和維持。分析稅負與發展之間的關係,主要有兩條思路。一條思路強調減稅,減所得稅增加可支配收入,減增值稅降 低物價,收入多了,物價低了,可以刺激消費,拉動經濟。另一條思路不強調減稅,而是強調要把稅收用到醫療教育福利上,以提高人力資本素質,為長遠的發展打 基礎。

美國的發展追隨的是第一條思路,自里根政府以來,減稅成為刺激經濟的一大法寶,GDP在減稅的刺激下的確獲得了增長,卻也造成了兩個深遠的問題。一 是貧富差距加大,由於窮人本來繳稅就很少,減稅能帶給窮人的利益有限,富人才是減稅的最大受益者;而且,由於減稅使政府的財政收入減少,一些福利項目被削 減了,窮人無法再獲得這些福利援助。二是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的劇增,2011年夏天美國發生「國債危機」,國債評級被下調,減稅是造成如此龐大國債的一個 重要原因。

丹麥的發展追隨第二條思路,丹麥是世界上稅負最重的國家之一。丹麥的增值稅(VAT)是25%,所得稅是43%至63%。丹麥的所得稅採用了向窮人 傾斜的累進稅率,窮人稅率低,富人稅率高。雖然增值稅不分貧富,大家買東西的時候都要繳25%的稅,但由於救濟性福利的受益者主要是窮人,而這些福利又是 用稅收支付的,所以稅負通過福利起到了縮小貧富差距的作用。丹麥的基尼係數很低,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小的國家之一。丹麥的高稅負制度不僅縮小了社會的貧富 差距,而且使政府有財政能力向全民提供免費的醫療和教育福利,通過這些福利丹麥公民的健康和教育素質獲得了提升,根據聯合國公佈的教育指數,丹麥排在世界 最前列。醫療和教育福利為丹麥積累了高素質的人力資本,給長遠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寶貴的資源。

如果從「藏富於民」的角度來看,美國是「藏金錢財富於民」,丹麥是「藏人力財富於民」。減稅帶來的金錢財富可讓人及時消費享樂,而高福利增加的人力 財富則可以給人帶來更長遠和更全面的幸福。對比美國和丹麥的下列指數,可以看到這兩種不同的「藏富於民」政策的社會效果。(見圖)

(李伯根/圖)

為什麼無形之手沒那麼靈

當我向朋友們介紹丹麥和美國不同的價格結構和社會效果時,有人表示困惑,他們往往會問:美國的醫療教育價格高昂,為什麼資本和人力不湧入這些行業, 使價格降低達到平衡呢?這個疑問中的邏輯源於亞當·斯密的原理:人是自私逐利的,高價格帶來高利潤吸引資本和人力,這些資源的湧入增加了供給,供給多了競 爭大了價格就會降低,這正是無形之手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調節來指引社會資源作優化配置。這是現代經濟學的最重要信條。

市場價格在很多情況下的確發揮了很好的資源配置作用,但由於醫療教育的特殊性,使這只無形之手喪失了正常的功能。

醫療教育的特殊性,既表現在供給方,也表現在需求方。從醫療供給方面來看,美國有兩個重要的供給方成員:醫務人員和醫療保險公司。這兩個成員都利用了特殊性來干擾資源配置,以便自己從中牟利。

醫務人員牟利的一大法寶是有意製造「醫生供給稀缺」,以推高醫療價格。醫療產品有兩大特殊性,一是醫生的培養訓練週期很長;二是醫療服務事關人命, 需要嚴格的准入門檻,以防庸醫混入。准入門檻的設立需要醫務專業人員的參與,正好給了他們機會。同時,他們又利用美國政治結構中的「遊說制度」,來為自己 「逐利」。

美國醫生成立了一個社會團體——「美國醫生協會」(AMA),進行遊說活動。很多年來AMA總是宣傳「美國醫生過剩」,進行各種遊說,以致在 1980年代時,美國停止建立新的醫學院。直到2002年,當醫生短缺的現象變得極為嚴重,AMA才發表聲明說,自己以前關於醫生過剩的評估是「預言的錯 誤」。1980年代,美國二戰後的「嬰兒潮」人口正開始進入四五十歲,很容易預見心血管疾病、癌症等的發病率將會增加,會需要越來越多的醫生,但AMA竟 預言「醫生過剩」。

雖然後來美國又重新開始建立一些新的醫學院,但為時過晚,「嬰兒潮」老齡化的步伐遠遠快於漫長的醫生訓練期,致使醫生短缺的現象持續嚴重。

利益集團的干擾

對美國的消費者來說,醫療價格高昂不僅是指看醫生的費用,更是指醫療保險公司的保費。根據美國著名醫療保險公司Kaiser的調研,2009年家庭 醫療保險的平均費用每年是一萬三千多美元(相當於那裡一輛汽車的價錢)。美國醫療保費近十餘年來飛速增長,在1999至2009年間增加了131%,而同 期的一般通脹只有28%。保費的飛漲帶來了保險公司利潤的劇增,在2000至2009年期間,美國十家最大的保險公司的利潤增加了250%。如此劇增的利 潤會吸引趨利的資金,但資金進入醫療保險公司並不意味著進入醫療服務。醫療保險公司不提供醫療服務,它提供的是支付醫療費用的金融服務。當保險公司獲得大 量資金,它們不會去僱用更多的醫務人員增加醫療服務,只會用資金擴展保險公司的業務。

醫療保險公司的業務擴展帶來了兩個重要的相關後果。第一,保險公司僱用了更多的專業人才為自己創造出各種各樣複雜的保險項目使利潤最大化,這些項目 給醫生帶來了巨大麻煩,醫生需要僱用更多人手來處理這些複雜的文牘工作。複雜的分類、複雜的程序、複雜的規章、複雜的計算……稍有不慎出了差錯,醫生就可 能收不到保險公司的付款。有的醫生抱怨說,他只能雇一名護士為病人服務,卻要雇兩個人來應付這些文牘。醫生多僱用人員的費用,自然會轉嫁到病人身上,成為 醫療費用高昂的一個因素。

第二,保險公司利用手中的資金僱用大量人才進行國會遊說,促使國會通過有利於保險公司的立法。2009年當國會辯論奧巴馬的醫改法案時,國會中為醫 藥業遊說的人員大增,正式註冊的遊說者就有三四千人,其中有不少前國會議員,譬如路易斯安那州的前眾議員陶辛(Tauzin)領導了一個為醫藥公司遊說的 團體,他曾在國會工作過25年,有豐富的人脈關係又熟悉操作程序。醫藥業的公司付給這些遊說者高額工資,陶辛的年薪是200萬美金,外加更多灰色款項。付 出的高薪能得到更高回報,醫療保險公司就從遊說中得到兩個重要回報。

第一個回報是迫使奧巴馬的醫改法案取消了「國營醫療保險」的條文。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都有覆蓋全民的國營醫療保險,美國也有部分國營醫療保險,覆蓋 65歲以上的老人和極端貧困的窮人,奧巴馬的民主黨提議擴大現有的國營醫療保險,以覆蓋更多人。但在保險公司的強力遊說之下,國營醫保的條文絕大部分被取 消,為私營保險公司消除了一個有力的競爭者,使它們更容易推高保費價格。

第二個回報是醫改法案規定了所有人都必須購買醫療保險。在法案通過之前,美國有大約16%的民眾因經濟等原因不購買醫療保險,現在他們被強迫勒緊褲帶也要買保險,這就給保險公司送來了一大批客戶,帶來了巨額的生意。

果然,最近幾年來醫療保險公司的利潤節節上升,至2011年底,幾家大保險公司的利潤已連續三年打破歷史紀錄。

「資金-話語權-利潤」的循環配置

美國的國會議員是選舉產生的,因此,保險公司在遊說國會的同時,也要遊說選民。為了打動選民,它們編織了各種理論理由,說明私營保險是最好的,國營 保險是個壞東西。它們使用的一個重要理論是「市場」。它們說,只有私營保險公司才能通過市場競爭提供高效的醫療服務,國營保險效率低,影響資源配置優化。 對於「市場」的信賴本是美國民眾的心理特點,經過保險公司的強勢宣傳,這種心理更被反覆加強了。雖然在辯論醫改法案期間,超黨派的國會預算辦公室 (CBO)做了深入調研並提供了大量數據,證明現有的國營醫療保險(65歲以上老人的)比私營醫療保險公司的行政成本低、服務效率高,但保險公司的宣傳仍 能產生「洗腦」效應。

保險公司的一個重要「洗腦」戰略是妖魔化外國的國營醫保制度,它們挑選英國、加拿大等國的一些問題個案,進行片面誇張的歪曲宣傳。由於大多數美國選 民沒有親歷過外國的醫療制度,而且也懶於去做認真的調查研究,很容易被宣傳忽悠。保險公司還進一步危言聳聽地說,如果讓國營醫保進入市場來和私營醫保競 爭,由於國營醫保實力強大,必把私營醫保排擠出局。它們創造出一個「國進民退」的恐怖神話,最終使法案刪除了國營醫保的條文,使國營醫保不能進入市場競 爭,使民眾失去了一種消費選擇。

真實的市場不是抽象虛擬的,資源的流通配置並不像理論描述的那般理想。在美國的真實市場中,大量資金流入了保險公司,使保險公司有了巨大的話語權, 它們利用話語權禁止國營醫保進入市場,使自己的利潤能夠更加穩定地增長,能夠更加吸引資金,能夠更加增加話語權……如此循環往復,如此配置資源。

在美國的真實市場中,教育的供給也有其特殊性,雖然不像醫療那樣複雜,但在「教授培訓週期長」方面具有共性。美國的教育費用高昂主要是指高等教育, 建立一個新大學需要眾多的科系和複雜的機構,吸引生源還需要長期累積知名度,這和生產簡單產品很不一樣,這就使得無形之手在配置資源時,不能像「牛仔褲漲 價了,資金流入牛仔褲行業,牛仔褲供應多了,價格下降」那樣簡單。

理性缺乏的困境

除了供給方面的特殊性,醫療和教育在需求方面也有特殊性,這也是使無形之手失靈的重要原因。

對教育的需求和對其他許多消費品的需求有所不同,因為接受教育是一件「現時吃苦、未來受益」的事,所以消費教育需要消費者有理性的意志,但是,並非 所有消費者都如此理性,很多人會傾向於及時行樂,而不去寒窗苦讀。教育的另一個特殊性是其「外部性」,即教育有外部影響和溢出效應,因為教育可以使人口的 素質提高,能對整個社會溢出有益的影響。穿不穿牛仔褲對整個社會不會有什麼影響,但受不受教育則對社會的影響很大。正因為教育有這樣的外部性,許多國家的 政府都對教育進行干涉,而不是聽任無形之手的擺佈。譬如美國就有強迫義務教育的規定,年齡未及16、17或18歲(各州對年齡的規定不同)的未成年人,必 須接受教育,否則要受處罰。這樣的強制規定既是為了受教育者個人的未來利益,也是為了社會的共同利益。

理性在教育需求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醫療的需求方面,理性的角色更加重要而且複雜。醫療需求的複雜性至少有兩點。第一點是「生病的不可預知性」, 人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生病,也不知道會生什麼病。第二點是「回報的不可預知性」,由於「生病的不可預知性」,人不知道為未來看病儲蓄投資的錢能有什麼回 報。人對教育所作的投資,可以預期有一定的未來回報;人對未來生病所作的投資,回報則很難估計,如果未來不生病,投資豈不白費了?面對這些不可預知性,即 使是理性的消費者也難於做出符合長期理性預見的決定,至於非理性的消費者則更會採取非理性的行動。

個人的非理性行動,牽動了無形之手的非理性運作,導致市場失靈。

什麼樣的政府更理性

在為醫療和教育配置資源時,消費者的非理性造成了無形之手的失靈,因此需要一隻更理性的手來糾錯,政府往往扮演了這只理性之手的角色。

政府是不是都是理性的?什麼樣的政府更趨於理性?

人們往往傾向於相信民選政府是理性的。但現實情況遠比一廂情願的「相信」更複雜。美國的醫療保險公司等利益集團,恰恰是利用了美國的選舉制度來使資源的配置對自己有利而對社會有害。這些利益集團為自己利潤最大化的理性算計,導致了政府政策的非理性。

計劃經濟往往推行全民福利政策,把大量資源配置給醫療和教育。古巴是其中的一個突出而成功的例子,它的醫療體制取得了低成本、高效益的成果,古巴的 多項重要公共健康指數都達到了世界最發達國家的水平,譬如預期壽命和嬰兒死亡率,古巴的水平和美國相同,而古巴的人均醫療支出成本卻還不到美國的二十分之 一,聯合國、世界銀行等都對古巴的醫療制度高度讚揚。(關於古巴醫療制度詳情可參見拙作《在世界邊緣的沉思》)

不過,古巴雖然配置醫療資源表現了理性和高效,但在配置資源進行其他經濟活動時則並不成功。計劃經濟往往產生如下問題:即使教育醫療福利提高了人力 資本素質,但這些人卻沒有「用武之地」,不能在經濟活動中發揮潛能,這是計劃經濟常患的半理性、半非理性的分裂症。這種分裂症導致古巴不能像丹麥那樣,教 育培養出人才,並使其有用武之地,最終對經濟的整體發展作出「可持續」的貢獻。

「高稅負-高福利-高素質」的艱難歷程

當前的歐洲債務危機引起了全世界的恐慌,很多人認為債務危機是歐洲國家的高福利政策造成的。但只要認真查看發生債務危機的國家,就可以發現,以高福 利著稱的北歐國家沒有一個在債務危機的名單上。北歐的冰島在2008年發生過銀行破產危機,但那是因為銀行私有化後惡性膨脹所致,與高福利無關。(關於冰 島問題詳情也可參見拙作《在世界邊緣的沉思》)

北歐國家之所以能夠避免債務危機,是因為它們的高福利是用高稅負來支付維持的,因此是可持續的。希臘的福利還不如北歐國家的高,但因為全民逃稅,因此陷入債務危機。

高稅負是提供高福利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要想能像丹麥那樣,高稅負支付高福利,高福利培育高素質,至少還需要另外兩個條件。一是政府官員要 廉潔,不能貪污納稅人的錢;第二是醫療教育體制要優良,能把稅負帶來的資源有效地使用。如果做不到這兩點,渴望減稅的利益集團就會趁機遊說,顛覆高福利的 必要條件,使一個國家不能走上丹麥式的發展道路,而滑向低福利低素質的境地。

要做到這兩點當然很不容易,尤其對那些腐敗根深蒂固的國家,對醫教體制在迷失中不知所措的社會,需要非常艱苦的改革才可能具備類似條件。因此,擴大視野,在多元化的世界中參考他國得失,以更豐富的維度來思考自己面對的難題,應該是有所補益的。

(作者為牛津大學博士)


物價 稅負 丹麥 為何 走得 得比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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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宏觀稅負達37% 高不高?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8/4673182.html

2014年宏觀稅負達37% 高不高?

一財網 陳益刊 2015-08-19 18:30:00

中金公司研報稱,我國宏觀稅負高,主要體現為企業部門稅負高,2012年企業稅負相當於其含稅可支配收入的47.4%

中國宏觀稅負到底高不高?對於這個問題,業界再起爭議。

近日,中金公司發布研究報告《降低稅負不應缺席穩增長和調結構》稱,2014年中國宏觀稅負高達37%,已經超過發達國家的水平(平均在30%~35%之間),這與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極不相稱。同時,與發達國家實行“高稅負、高福利”政策相反,中國是在低福利水平上實行高稅負,稅負更是明顯偏高。

稅負高低各有說法

所謂宏觀稅負,從寬口徑上來說,是指政府收入占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中國的政府收入包括公共財政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和社保基金收入四部分。不過,這四部分收入有重合,比如社保基金收入中一部分來自於公共財政收入。因此,政府收入並非簡單的將四部分收入相加。

中國宏觀稅負高不高,一直是個有爭議的問題。

去年8月,一位退休官員曾表示,調查顯示2014年上半年宏觀稅負基本上達到44%,這個數字相當高。

這在當時引起熱議,隨後官方學者稱44%的計算方法不嚴謹。時任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表示,“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口徑,中國的宏觀稅負不超過35%(世界平均水平約為40%),屬於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明顯低於發達經濟體,不存在宏觀稅負過高問題。”

數據顯示,按照寬口徑算法,法國宏觀稅負接近44%,丹麥、瑞典、挪威在40%左右,日本也達到38%左右的水平。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白景明去年曾對媒體表示,就科學測算而言,目前我國的宏觀稅負在國際上處於中等水平。

上述中金公司研報稱,我國宏觀稅負高,主要體現為企業部門稅負高,不利於企業投資和創新。根據現金流量表計算,2012年企業稅負相當於其含稅可支配收入的47.4%。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曾表示,社會上高度重視稅負問題,除了關心稅收是否合理公平的同時,還重視稅收收入是否有效轉化為公共服務、社會福利、民生支出等。因而,判斷宏觀稅負是否合理,還應該聯系財政支出的情況通盤分析,看是否存在建設性支出、行政成本支出過高而福利支出不足的問題。

近些年,中央政府也在大力壓縮“三公經費”,加大財政民生支出,確保稅收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如何減輕企業稅負

中金公司認為,未來降低企業和居民稅負的空間巨大,這主要體現在通過盤活巨額政府儲蓄來降低企業部門過高的稅負和社保繳納負擔,通過稅制改革來進一步降低企業負擔。

中金公司稱,2014年底國有企業利潤上繳比例不到10%,上繳比例明顯偏低,企業和居民難以分享國有企業的收益。

“我們認為,未來國企改革、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和國有企業上繳利潤的提升為全民所享,可以為降低稅負,尤其是高達工資28%的基本養老保險,提供巨大空間。”中金稱。

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在2020年提高到30%。

另外,以營改增(即營業稅改增值稅)等為主的稅制改革也將進一步降低企業負擔。根據國稅總局的數據,2015年上半年營改增減稅1102億元。而2012年實施營改增試點以來,已累計減稅4848億元。

今年是營改增最後一年,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今年兩會上明確表示,按計劃今年將完成生活服務業、金融業以及建築業、房地產業的營業稅全部改成增值稅。

中金公司分析,如果營改增擴大到上述四個行業,預計今年減稅效應可能超過2000億元。而“營改增”全面完成後,如果進一步優化增值稅稅率,整個“營改增”改革實現的減稅規模可能達到9000億元左右。

不過,由於涉及不動產和金融業營改增稅制設計較為複雜,業內預期7月份出臺的營改增方案願望落空。

中金公司上述研報稱,政府不應因為財政收入下降而縮水減稅力度,推遲稅制改革力度或征收“過頭稅”。“過去幾年,減輕企業部門稅負的主要手段是營改增改革,但實際執行過程中,減稅力度不夠。”

國家近些年也很註重減輕企業稅負。財政部近兩年針對小微企業采取不少減稅舉措。根據國稅總局數據,今年上半年,小微企業享受的企業所得稅、增值稅和營業室等優惠政策共計減稅約486億元。

此外,2015年,國家全面清理規範涉企收費行動啟幕,也有利於降低企業負擔,這包括確保近兩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確定取消、停征和減免的1000多項收費規定落實到位;今年起對養老、醫療服務機構減免7項行政事業性收費等。

稅收征管也是影響宏觀稅負的一大因素。今年國稅總局大力推行征管規範,並發文要求地方要堅決不收過頭稅,堅決防止采取空轉、轉引稅款等非法手段虛增收入,堅決避免突擊收稅,同時不能以任何理由在落實稅收優惠政策上打折扣。

 

編輯:任紹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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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宏觀 稅負 37% 高不 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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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稅負企穩29% 今年減稅有大招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6/02/4752567.html

宏觀稅負企穩29% 今年減稅有大招

一財網 陳益刊 2016-02-22 23:08:00

2015年和2014年中國宏觀稅負均為29.1%。這是自2012年之後連續第四年維持在29%左右的水平。

中國宏觀稅負經過一個時期上升之後,在近些年減稅清費舉措下,穩定在29%左右。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權威渠道了解到,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統計口徑,2015年和2014年中國宏觀稅負均為29.1%。這是自2012年之後連續第四年維持在29%左右的水平。

中國29%宏觀稅負低於世界平均38.8%的水平,既明顯低於發達國家平均42.8%的水平,也低於發展中國家平均34.4%的水平(後三者均為2013年數據)。

宏觀稅負是指一國在一定時期政府收入占經濟總量的比重,體現政府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額,及政府與企業、居民個人之間占有和支配社會資源的關系。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張學誕告訴本報記者,宏觀稅負只是一個平均數,它的意義在於反映稅負變化趨勢,卻並不能說明稅負高低。“十三五”期間預計中國宏觀稅負將穩定在29%左右的水平。宏觀稅負背後的關鍵,是看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水平是否能讓老百姓滿意。

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強調繼續實行積極財政政策。而今年積極財政政策的一大亮點就是實行減稅政策,營業稅改增值稅(下稱“營改增”)將成為最大減稅亮點。

宏觀稅負企穩

宏觀稅負反映了政府職能的廣度和深度,以及政府在經濟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通常也是反映一個國家稅費的總體負擔水平的重要指標,因此備受市場關註。

張學誕告訴本報記者,近20年宏觀稅負大體上呈現上升趨勢,這主要是因為政府的規模不斷擴大,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不斷增加。在結構性減稅等舉措下,近幾年宏觀稅負有所穩定。

中國自1995年開始,宏觀稅負一路上升,新世紀以來尤其是2005年之後宏觀稅負加快上升。但近幾年,宏觀稅負保持穩定。根據本報記者從權威渠道獲得的數據,2012年~2015年間,宏觀稅負(IMF口徑)均保持在29%,2015年宏觀稅負甚至較2012年下降了0.2個百分點。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穩定稅負”,張學誕表示,“十三五”期間宏觀稅負將大致維持在29%水平。

宏觀稅負一直是社會關註的焦點,而不同口徑的宏觀稅負數據差異較大,比如中金公司(大口徑)測算的2014年宏觀稅負高達37%,這顯著高於上述29%的宏觀稅負數據。

在計算口徑上,IMF 2001年制定的《政府財政統計手冊》是當前世界通行的政府財政統計標準。按照IMF的統計口徑,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包括公共財政收入、扣除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之後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和社會保險基金收入,但不能簡單相加,要扣除四本預算中的交叉重複部分。

中金公司計算的口徑中,政府性基金收入並未扣除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而且是四本預算的簡單相加,並未扣除交叉重複部分,因此所得的宏觀稅負數據遠高於29%。

那麽,既然2015年僅僅地方政府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就高達32547億元,為何計算宏觀稅負時的政府收入需扣除如此一大筆收入?

根據IMF的定義,國有土地出讓行為是一種非生產性資產的交易,結果只是政府土地資產的減少和貨幣資金的增加,並不帶來政府凈資產的變化,不增加政府的權益,因而不計作財政收入。

張學誕告訴本報記者,如果從小口徑(即稅收收入)來測算宏觀稅負,我國2014年宏觀稅負約為18.7%,這遠低於IMF口徑的29%。

宏觀稅負並非越低越好

在近些年經濟下行壓力下,一些企業和個人反映稅負重的聲音愈加強烈。作為反映稅費負擔的重要指標,29%宏觀稅負與其他國家比較起來並不高,但為何一些企業和老百姓仍感稅負重?

張學誕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宏觀稅負只是平均數,有的企業稅負高於這個數字,也有的低於這個數字。而目前反映稅負重的企業,正是稅負高於平均數的企業。這是市場感受和數字有一定出入的主要原因。

另外,他接著解釋,我國出口退稅(2015年高達12867億元)只退給最後環節的出口企業,產業鏈前端繳納增值稅的其他企業,並沒有享受到出口退稅,因此這些企業感到稅負重。

那麽,29%的宏觀稅負究竟是高還是低?是否宏觀稅負越低越好?

張學誕告訴本報記者,宏觀稅負只能說明稅負變化趨勢,並不能說明宏觀稅負多高合適。從國際上看,對宏觀稅負合理區間也沒有共識。考察宏觀稅負是否合理,最關鍵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水平是否讓老百姓滿意。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不認可以某個數據指標來判斷宏觀稅負合理與否。宏觀稅負是否合理,需要考慮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數量,“如果社會要求更高的社會保障水平、更好的公共服務,那麽這將意味著更高的宏觀稅負。如果政府什麽事都不做,1%的宏觀稅負都太高。”

張學誕表示,盡管我國公共服務水平有所提高,但提供的公共服務水平較發達國家還有一定差距。

近些年中國持續提高民生支出。根據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2014年財政用於民生的比例達到70%以上。全國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例超過4%。根據財政部數據,在2015年財政收入明顯放緩的情況下,民生領域支出仍保持較高增長,比如醫療衛生與計劃生育支出同比增長17.1%。

今年減稅還有大招

近些年經濟下行壓力較大,企業減稅呼聲不斷,政府不斷加大減稅清費力度。

比如,財政部不斷擴大營改增覆蓋範圍,營改增每年減稅規模高達2000億元,今年將覆蓋最後四大行業。

針對小微企業減稅力度也不斷加大。僅去年,財政部兩次擴大小型微利企業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的優惠範圍,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擴大至所有小型微利企業。另外,財政部還針對創新創業、支持高科技企業發展出臺了不少優惠稅費措施。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幫助企業降成本成為主要任務之一,其中降低企業稅費負擔成為關鍵一環。

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降低企業稅費負擔,進一步正稅清費,清理各種不合理收費,營造公平的稅負環境,研究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稅率。要降低社會保險費,研究精簡歸並“五險一金”。

2016年1月,財政部取消、停征和整合部分政府性基金項目,擴大政府性基金免征範圍,給企業“松綁”。

張學誕告訴本報記者,今年最值得期待的減稅大招是營改增,但減稅規模最終需要看方案如何設計。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曾表示,2016年將全面推開營改增改革,將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納入試點範圍。

根據瑞銀報告估算,2016年營改增減稅規模約為3836億元,社會保障相關費用減稅規模約為2403億元,再算上小微企業減稅等項目,2016年合計減稅規模約為7437億元,約占GDP的1.1%。

編輯:顧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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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 稅負 企穩 29% 今年 減稅 有大 大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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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2016年減輕企業和個人稅負5000億元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6/03/4757731.html

李克強:2016年減輕企業和個人稅負5000億元

一財網 陳益刊 2016-03-05 10:07:00

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作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今年將采取三項舉措,比改革前減輕企業和個人負擔5000億元。

這三項舉措具體為,一是全面實施營改增,從5月1日起,將試點範圍擴大到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生活服務業,並將所有企業新增不動產所含增值稅納入抵扣範圍,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

二是取消違規設立的政府性基金,停征和歸並一批政府性基金,擴大水利建設基金等免征範圍。

三是將18項行政事業收費的免征範圍,從小微企業擴大到所有企業和個人。

李克強表示,實施上述政策,今年比改革前減輕企業和個人負擔5000億元。同時,適當增加必要的財政支出和政府投資,加大對民生等薄弱環節的支持。創新財政支出方式,優化財政支出結構,該保的一定要保住,該減的一定要減下來。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到,營改增去年減稅規模約為2000億元,根據根據瑞銀報告估算,2016年營改增覆蓋最後四大行業後,減稅規模約為3836億元。

在政府性基金清理方面,今年2月1日起,3項政府性基金起征點降為零或停征,7項整合歸並,同時教育費附加等3項政府性基金的免征範圍進一步擴大。財政部測算,2016年各項清理政府性基金舉措將為企業和個人減負約260億元。

其中,財政部將新菜地開發建設基金征收標準降為零,將育林基金征收標準降為零,停征價格調節基金,將散裝水泥專項資金並入新型墻體材料專項基金,將大中型水庫移民後期扶持基金、跨省(區、市)大中型水庫庫區基金、三峽水庫庫區基金合並為中央水庫移民扶持基金。將省級大中型水庫庫區基金、小型水庫移民扶助基金合並為地方水庫移民扶持基金。

另外,據媒體報道,按照國務院的決策部署,財政部已會同有關部門研究制定了《清理規範政府性基金方案》。

根據本報記者了解,2015年1月1日起,財政部取消或暫停征收12項中央級設立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對小微企業(含個體工商戶,下同)免征42項中央級設立的行政事業性收費。

而此次,上述18項行政事業收費的免征範圍,將從小微企業擴大到所有企業和個人,減稅規模進一步擴大。

李克強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適當增加必要的財政支出和政府投資,加大對民生等薄弱環節的支持。創新財政支出方式,優化財政支出結構,該保的一定要保住,該減的一定要減下來。

編輯:應民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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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 李克 2016 減輕 企業 個人 稅負 500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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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繼偉解讀營改增:稅負只減不增 中央地方咋分成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6-04-26/1000767.html

距離5月1日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不足一周時間,財政部部長樓繼偉25日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此次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是本屆政府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減稅,其影響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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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5月1日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不足一周時間,財政部部長樓繼偉25日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此次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是本屆政府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減稅,其影響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

營改增當前為企業減負 長遠將利國利民

根據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從5月1日起,營改增試點範圍擴大到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生活服務業,並將所有企業新增不動產所含增值稅納入抵扣範圍,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

“營改增全面推開邁出我國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一步。”對於我國選擇在現階段全面推開營改增,樓繼偉表示,全面實施營改增是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具有一舉多得、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顯著作用,既可以為當前經濟運行提供有力支撐,還能為未來發展增添持續動能。

同時,他指出,全面實施營改增是完善稅制的內在要求。1994年稅制改革,我國建立了增值稅和營業稅並存的稅制體系,對貨物和加工修理修配勞務征收增值稅,對其他勞務、不動產和無形資產征收營業稅。盡管這種制度安排在經濟發展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增值稅和營業稅並存,重複征稅問題日益突出,亟須通過改革實現增值稅對貨物和服務行業全覆蓋。

“自2009年增值稅轉型改革將企業購進機器設備所含增值稅納入抵扣範圍之後,需要進一步將不動產納入抵扣範圍,建立比較完整的消費型增值稅制度。”樓繼偉說。

據統計,2012年至2015年前期試點累計減稅6412億元。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後,今年減稅的金額將超過5000億元,是本屆政府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減稅。

樓繼偉說,在當前許多行業、企業出現經營困難的情況下,全面推開營改增有利於給企業增加活力,給經濟增加動力。同時,這次全面推開營改增的政策取向,突出了推動服務業特別是研發等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可以有力促進產業分工優化,拉長產業鏈,帶動制造業升級。

“頂層設計+政策執行”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

“要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這既是改革的目標之一,也是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樓繼偉說,財稅部門通過加強頂層設計和政策執行保障這一目標的實現。

他介紹,財政部、稅務總局在設計試點方案時就堅持改革和穩增長兩兼顧、兩促進的原則,調整了改革的力度和節奏,按照營業稅稅負平移的方法測算確定了各試點行業的適用稅率。

同時,對4個行業原稅收優惠政策原則上予以延續,如對養老、醫療、教育、金融機構同業往來、彩票發行等繼續實施免稅,延續個人轉讓住房的征免稅政策等;對老合同和老項目實行政策平轉,如允許建築工程老合同、房地產老項目選擇適用簡易計稅方法計稅等;對特定行業制定了過渡性優惠措施,如,允許新開工的甲供材建築工程選擇簡易計稅、允許房地產開發企業扣除土地購置成本、對金融機構尚未收到的逾期貸款利息在實際收到時征稅、對原適用3%稅率的文化體育服務允許選擇簡易計稅等。

“通過上述安排,總體可實現所有行業全面減稅、絕大部分企業稅負有不同程度降低。”樓繼偉說。

政策執行方面,財政部、稅務總局布置各級財稅部門要不折不扣落實好各項政策,確保政策落地。通過全面培訓,使財稅幹部和企業財務人員吃準吃透政策要求,避免因對政策理解不到位、操作不準確造成企業稅負增加,讓企業充分享受改革紅利。並加強對試點運行情況的跟蹤分析,對於試點反映的新情況、新問題,及時采取措施,予以妥善解決。

“需要說明的是,制造業、商業等原增值稅行業,以及前期已經納入試點範圍的交通運輸業、郵政業、電信業、部分現代服務業等,因四大行業納入增值稅征收範圍可抵扣進項稅額增加,稅負會普遍下降。”樓繼偉說。

增值稅中央與地方分成將“保持現有財力格局總體穩定”

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後,中央與地方增值稅收入劃分問題提上日程。

樓繼偉說,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後,增值稅中央與地方分享比例要做合理適度調整。總的考慮是在保持現有中央和地方財力格局總體穩定的情況下,制定增值稅中央與地方分享的過渡辦法,引導各地因地制宜發展優勢產業,增強地方財政“造血”能力。

鑒於稅制改革未完全到位,他表示,中央與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還有一個過程,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後,對中央與地方增值稅收入劃分需要有一個過渡方案,推動理順中央和地方分配關系。目前,過渡方案研究制定過程中。

樓繼偉強調,營改增中央和地方都是減稅的,增值稅收入劃分調整後中央將多負擔減收。同時,按照“存量不動,增量調整”的原則,中央上劃收入通過稅收返還方式給地方,確保中央與地方既得利益不變。

而對於在全國全面推開後營改增為何還叫試點,樓繼偉表示,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是增值稅改革取得的階段性成果,目前仍叫試點,就是因為改革仍在路上,任務沒有完成。

“現行增值稅制度還存在稅率檔次多、抵扣項目不完整、大量臨時過渡措施等問題,與規範的消費型增值稅制度相比還存在一些差距,還沒有全面完成十八屆三中全會規定的相關任務。”他說。

樓繼偉表示,根據全國人大稅收法定的要求,下一步相關部門將啟動增值稅立法,並在這一過程中,繼續完善增值稅制度,最終,通過立法鞏固改革成果,確立比較規範的消費型增值稅制度。

  • 新華社
  • 陳星
  • 韓潔、申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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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繼偉 解讀 營改 改增 稅負 只減 減不 不增 中央 地方 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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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改增金融同業免稅範圍明晰擴圍 確保稅負只減不增

作為世界上首個對金融行業征收增值稅的國家,中國政策制定者正在進一步細化金融業增值稅政策,而目的之一就是確保行業稅負只減不增。

近日,財政部發布《關於金融機構同業往來等增值稅政策的補充通知》(《通知》),進一步擴大了金融同業免征範圍。

《通知》將同業存款、同業借款、同業代付、同業存單、買斷式買入返售金融產品以及持有金融債券,納入“金融同業往來”的適用範圍。

也就是說,金融業增值稅免稅範圍包括:金融機構與人民銀行發生的借款業務、同業存款、同業存單、金融機構間資金往來、同業借款、銀行聯行往來、同業代付、轉貼現業務、持有金融機構發行的債券、質押式買入返售金融商品、買斷式買入返售金融商品。

普華永道中國內地及香港間接稅主管合夥人胡根榮表示,《通知》將買斷式買入返售金融商品納入免征增值稅範圍是首次明確,而持有金融債券納入免征增值稅範圍則意味著所有金融債券持有利息均免稅。這是此次補充政策帶給金融行業較為顯著的利好。

“這一補充《通知》的發布意味著質押式買入返售金融商品、持有政策性金融債券將享受免征增值稅的優惠政策。這將有利於減少資金市場和債券市場受營改增的沖擊,增加了穩定性,降低機構融資成本,也有利於完成稅改後的行業稅負只減不增的政策目標。”胡根榮稱。

之前,金融業在實行營業稅體制下,“同業往來”免稅的定義相對寬泛,今年5月1日營業稅改增值稅後,《關於全面推開營業稅改增值稅試點的通知》對同業往來免稅範圍有所收緊,這使得金融行業的稅負特別是銀行業的稅負會否因此上升成為業內人士關註的焦點。

而此次《通知》則對這一問題給予明晰。胡根榮表示,此次《通知》明確了同業範圍,更加統一了稅務局的稅收政策執行口徑。

他表示,隨著《通知》的落實執行,對於同業業務和金融債占比較高的銀行來說,稅負壓力的緩解也較為明顯。至此,金融機構的主要同業業務基本都被納入免稅範圍,隨著補丁增多、免征擴圍,稅基的縮小無疑為金融行業營改增稅負只減不增提供了政策基礎。

此前李克強總理多次強調,營改增要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國務院曾估算,全面推開營改增降為企業減稅50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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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會議:抑資產泡沫 降宏觀稅負

如何全面落實今年的五大重點任務?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了更明確的指向。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26日召開會議,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

會議稱,要全面落實“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重點任務,要采取正確方略和有效辦法推進五大重點任務,去產能和去杠桿的關鍵是深化國有企業和金融部門的基礎性改革,去庫存和補短板的指向要同有序引導城鎮化進程和農民工市民化有機結合起來,降成本的重點是增加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抑制資產泡沫和降低宏觀稅負。

抑制資產泡沫

針對上述會議上提出的抑制資產泡沫,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院長胡怡建對本報記者分析,這可能是指的房地產市場泡沫。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也對本報表示,目前資產泡沫可能指的是房地產泡沫,房地產業成本高,抑制了其他一些行業的發展,也攫取了其他一些行業的利潤。

上述會議提到,去產能和去杠桿的關鍵是深化國有企業和金融部門的基礎性改革。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產能過剩和杠桿較高的領域主要在國有企業占比較高的行業,中央已經意識到這一點,所以說去產能和去杠桿的一個關鍵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另一個關鍵是金融部門改革,金融部門基礎性改革應該至少包括金融機構自身的改革和金融監管的改革。金融部門的改革方向是按照風險定價來決定,差別化的融資也能有效地去產能,給過剩的行業提高融資成本,加快市場退出,比如之前日本企業去產能就是用差別化融資,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有關貨幣政策,上述會議稱,要引導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合理增長,著力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優化信貸結構,支持實體經濟發展。

上半年金融統計數據顯示,狹義貨幣(M1)余額44.36萬億元,同比增長24.6%,而(M2)余額149.05萬億元,同比增長只有11.8%。M1、M2剪刀差已經迎來2010年以來最高值。M1從去年10月開始便持續高速增長。

“這說明企業持幣待投資,大量貨幣流向企業,但是企業並沒有找到合適的投資方向,於是把大量的錢留在活期存款賬戶上。”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分析稱。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研究員李佩伽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企業投資意願不足,資金在金融體系內循環。

盛松成認為,當前貨幣政策有一點陷入“企業的流動性陷阱”,貨幣供給再增加,也會被貨幣需求所吸收,投資也很難再增加。要解決問題僅靠貨幣政策效果有限,需要積極配合財政政策,減輕企業賦稅。

對於企業資金“脫實向虛”,無法進入實體經濟的問題,也將成為金融監管部門下半年嚴查重點。“下半年將嚴查資金‘脫實向虛’等十大行為,扭轉資金‘脫實向虛’現象,重點嚴查熱衷當通道、做過橋、加鏈條,資金‘脫實向虛’的行為。”7月14日,銀監會在上半年全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工作暨經濟金融形勢分析會議上對下半年的工作任務做出重點部署。

降低宏觀稅負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註意到,此次會議還首提降低宏觀稅負。

宏觀稅負是指一國在一定時期政府收入占經濟總量的比重,體現政府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額,及政府與企業、居民個人之間占有和支配社會資源的關系。

本報記者從權威渠道了解到,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統計口徑,2015年和2014年中國宏觀稅負均為29.1%。這是自2012年之後連續第四年維持在29%左右的水平。

胡怡建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之前中央更多地提結構性減稅或減稅降費,而這次則提出降低宏觀稅負,說明未來政府占國民收入分配比重可能會下降,企業和居民個人的收入比重會上升。

宏觀稅負通常也是反映一個國家稅費的總體負擔水平的重要指標,此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降低宏觀稅負,意味著要進一步降低企業的稅費負擔。

胡怡建告訴本報記者,應對經濟下行,積極財政政策應該發揮作用,減輕企業的稅費負擔水平。

今年5月1日,營業稅改增值稅(營改增)全面推開,國務院估算此舉將給企業減稅5000億元,這是本屆政府最大的減稅舉措。同日,國務院再次階段性降低社保費率和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此舉將減輕企業費用負擔1000億元。此外,政府性基金也在清理,價格調節基金等今年停征。

上述會議強調,要落實各項減稅降費措施,保證公共支出能力和力度,發揮財政資金效應,引導社會資金更多投向實體經濟和基礎設施建設薄弱領域。

本報記者了解到,為了確保全面營改增達到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出臺了二十余項營改增“補丁”,如《關於金融機構同業往來等增值稅政策的補充通知》,目的是進一步擴大金融同業免征範圍,幫助金融業減稅。目前,國家稅務總局正在對各行業營改增後四大行業稅負進行分析,解決納稅人面臨的問題。

在降成本方面,6月27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清理規範工程建設領域保證金的通知》,砍掉24項工程領域保證金等,為建築企業盤活了近萬億元資金。
此前接受本報采訪的多位企業家反映,目前17%的制造業增值稅率偏高,希望國家能降低稅率。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到的降成本舉措中,就包括研究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稅率。

中央 政治局 政治 會議 資產 泡沫 宏觀 稅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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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確保金融企業營改增後稅負只減不增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7月27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聽取關於地方和部門推進重大項目落地審計情況匯報,完善獎懲機制;部署建立法治化市場化去產能機制,推動產業升級;確定有針對性加強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的措施,緩解融資難融資貴;聽取金融業營改增稅負情況匯報,確保只減不增;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測繪法(修訂草案)》。

會議指出,各地區各部門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等改革,著力推動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取得積極成效。但審計也發現存在措施不到位、資金沈澱、部分項目推進慢等問題。會議要求,要抓好重大政策落實、重大項目落地,獎懲並舉,對主動作為、工作有力的予以通報表揚,依規將沈澱兩年以上的資金收回並調整使用到積極幹事創業的地方去,對不作為、慢作為的堅決問責。抓緊整改審計發現的問題,堅決糾正簡政放權“不願”、懶政等行為,嚴查違規收費,減輕企業負擔,打破部門利益,整合統籌財政資金,吸引社會資本投入,加快推動重大項目建設,更好發揮政策效應。

會議聽取了上半年鋼鐵、煤炭領域去產能情況匯報,認為,化解過剩產能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項重點任務。要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和政府工作報告要求,堅持地方主責、企業主體,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更有效推動去產能。一要繼續以鋼鐵、煤炭行業為重點,對環保、能耗、安全等不達標,生產不合格或淘汰類產品的企業和產能,堅決依法依規處置或關停。落實差別化水、電價格和嚴控新增授信等措施,推動企業淘汰落後產能。註重運用法治化、市場化手段,支持企業加快兼並重組,提高產業集中度,並妥善做好職工轉崗等工作。多措並舉,確保完成今年化解過剩粗鋼產能4500萬噸左右、煤炭產能2.5億噸以上的硬目標。二要改造和提升傳統產能,提高環保、質量、安全等標準和工藝水平,對仍在使用落後設備和工藝的企業不批新增用地,不辦理生產、排汙等許可。三要抓典型嚴問責。對違反國務院及有關部門明令,在產能過剩領域新上項目、新增產能或淘汰產能死灰複燃的,國務院有關部門要派出調查組深入了解、嚴肅追責。對企業偷排偷放、超標排放,要依法按日計罰、限產停產、查封扣押。對不達標和淘汰落後產能不力的企業要向社會公開,實施信用約束和懲戒。

會議指出,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更好服務“三農”,是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重要任務,有利於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促進擴大就業。會議確定,一是狠抓政策落實,確保小微企業貸款增速不低於各項貸款平均增速、貸款戶數不低於上年同期戶數、申貸獲得率不低於上年同期水平。主要服務小微企業的地方銀行在審慎經營前提下自主確定小微企業貸款規模。二是合理設定小微企業流動資金貸款期限,不得隨意抽貸、壓貸、斷貸。推廣無還本續貸。采取循環貸款、分期償還本金等方式減輕企業負擔。支持商業銀行擴大應收賬款質押融資規模,探索其他動產質押融資試點。三是堅決清理整頓融資過程中的各種不合理收費,支持金融、融資擔保機構優化績效考評指標,為小微企業和“三農”減費讓利。四是鼓勵金融機構創新大額存單、可轉換票據、集合債券等產品,引導更多社會資金投向小微企業,拓寬直接融資渠道。支持各地建立應急轉貸、風險補償等機制,更好發揮融資擔保和保險的增信分險作用。

會議指出,營改增試點全面推開後,各行業實際稅負總體下降,但由於多種原因,有些金融企業稅負增加。隨著改革深入,營改增減稅效應將更大顯現。要適時完善配套措施,做好政策解讀和納稅服務,引導企業用好增值稅抵扣機制,確保金融業稅負只減不增,穩定市場預期。

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測繪法(修訂草案)》,決定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

國務院 國務 確保 金融 企業 營改 改增 增後 稅負 只減 減不 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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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變“降低” 政治局會議首提“降低宏觀稅負”有何玄機?

每年年中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是下半年宏觀經濟政策走向的風向標。

7月26日傍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會議一大議程是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在隨後新華社披露的2000余字內容中,最吸引人的是“降成本的重點是增加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抑制資產泡沫和降低宏觀稅負。”

“降低宏觀稅負”可能意味著中央對稅負政策基調的一次調整,因為原來的官方表述是“穩定”稅負。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決定》中涉及稅負的表述是“穩定稅負”和“公平稅負”。2014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則進一步提出“穩定宏觀稅負”。但這次政治局會議在以往中央精神的基礎上,首次提出了“降低宏觀稅負”。

宏觀稅負是指一國在一定時期政府收入占經濟總量的比重,體現政府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額,及政府與企業、居民個人之間占有和支配社會資源的關系。通常也是反映一個國家稅費的總體負擔水平的重要指標,因此備受市場關註。

中國自1995年開始,宏觀稅負一路上升,新世紀以來尤其是2005年之後宏觀稅負加快上升。但近幾年,宏觀稅負保持穩定。根據第一財經記者從權威渠道獲得的數據,2012年~2015年間,宏觀稅負(IMF口徑)均保持在29%左右,2015年宏觀稅負甚至較2012年下降了0.2個百分點,為29.1%。而宏觀稅負世界平均水平為38.8%。

近些年,隨著經濟增速放緩,企業利潤增速下滑,降低宏觀稅負的呼聲越來越高。此次政治局會議首提降低宏觀稅負,也正是回應這些呼聲,也是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更好地發揮積極財政政策,降低企業稅負,鼓勵民間投資的一大舉措。

降低宏觀稅負也就是降低政府收入占經濟總量的比重,在不考慮經濟總量變化的前提下,即政府收入要減少,相應地企業收入或居民收入會增加。按照中國官方認可的IMF口徑,政府收入包括公共財政收入、扣除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之後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和社會保險基金收入。

今年是本屆政府實行減稅降費舉措力度最大的一年,這無疑將減少政府收入。

5月1日推開的全面營業稅改增值稅,預計減稅規模為5000億元,為本屆政府最大減稅舉措。同日施行的還有階段性降低社保費率和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此舉將減輕企業費用負擔1000億元。

不僅如此,6月27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清理規範工程建設領域保證金的通知》,砍掉24項工程領域保證金等,為建築企業盤活了近萬億元資金。

未來還有可能出臺的一項減稅舉措是,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稅率。不少企業家呼籲降低目前17%的制造業增值稅稅率,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到的降成本舉措中,也包括研究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稅率。

宏觀稅負多少才合理?目前29%的宏觀稅負降低至多少才合適?是否宏觀稅負越低越好?

其實,國際上對宏觀稅負的合理區間並未達成共識。宏觀稅負世界平均水平為38.8%,發達國家宏觀稅負平均水平為42.8%,比如法國宏觀稅負接近44%,丹麥、瑞典、挪威在40%左右。發展中國家宏觀稅負均值為34.4%。由此看來,中國的宏觀稅負並不高。

不過宏觀稅負只是一個平均數,即有的企業稅負高於這個數,也有企業稅負低於這個數,這也是為什麽一些企業認為中國的宏觀稅負遠不止29%。

這也就意味著,宏觀稅負數字大小本身意義並不大,而宏觀稅負的趨勢變化卻更能說明問題。判斷宏觀稅負是否合理,本質上看政府是否提供相匹配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如果政府不提供任何公共產品和服務,那麽1%的宏觀稅負也高。如果政府提供完善的公共產品和服務,那麽像北歐的丹麥、挪威等高宏觀稅負國家,也並未引起民眾抵觸。因此,並非宏觀稅負越低越好。

在當前財政收入增速下滑,而財政剛性支出不減的情況下,財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此時降低宏觀稅負,意味著降低政府收入,為了平衡收支,則需要擴大赤字。

今年中國財政赤字率提到歷史新高3%,財政赤字達2.18萬億元,比去年增加了5600億元。這一舉措是必要的安全的,也正是為今年減稅降費提供空間,同樣也是踐行降低宏觀稅負。

未來中國宏觀稅負降低空間有多大,與財政赤字率空間有多大緊密相關。

我國財政赤字率和政府負債率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相對較低。近期官方頻頻發聲,表明我國政府債務仍有一定舉債空間。財政部有關負責人稱,為落實中央“去杠桿”的改革任務,政府可以階段性加杠桿,支持企業逐步“去杠桿”。

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則建議我國繼續提高財政赤字率。他認為,未來一段時期,可將我國的財政赤字率提高到4%,甚至更高水平,由此可以彌補降稅帶來的財政減收,有效進行逆周期調控,更好地支持供給側改革,並且不會給我國政府帶來較高的償債風險。

穩定 降低 政治局 政治 會議 首提 宏觀 稅負 有何 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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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促民間投資 今年減輕企業稅負500億元

近日,山東省政府出臺《關於促進民間投資穩定增長若幹措施的意見》,從降低市場準入門檻、減輕企業稅負、改善金融服務、擴大有效投資、深化“放管服”改革等方面促進民間投資的穩定增長。

今年上半年,山東民間投資總額為1.6萬億元,同比增長2.4%,低於全國民間資本投資增速0.4個百分點。

山東要求,要進一步拓寬民間投資領域。在同規則、同待遇、降門檻上下功夫,抓緊建立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深化壟斷行業、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等領域投融資體制改革,深入拓展民間投資領域,做到市場準入標準和優惠扶持政策對所有經濟主體公開透明、一視同仁,不得對民間資本設置附加條件。對石油、天然氣、電力等行業,進一步深化改革,打破行業壟斷和市場壁壘,去除各類對民間資本的顯性或隱性限制,針對民間投資特點,明確放開領域,吸引民間資本參與建設。

對交通、水利、市政公用事業等領域,堅持存量讓利、增量放開,構建合理回報機制。支持民間資本組建或參股相關產業投資基金,通過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投資補助、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引導民間資本參與投資運營。

在降低企業稅負方面,山東要求要嚴格落實稅收優惠政策。圍繞“營改增”、固定資產加速折舊、研發投入加計扣除、高新技術企業稅收優惠、小微企業所得稅優惠、技術轉讓稅收減免等領域,進一步優化辦理流程,編制稅收優惠政策指南,讓民營企業充分享受到政策紅利,確保2016年全省減輕企業稅費負擔500億元左右。

同時,要全面清理涉企收費。按規定規範和清理行政事業性收費,對國家規定收費標準有浮動幅度的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按標準下限執行;到2018年年底,省定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實現“零收費”。

要著力降低企業運營成本。階段性降低“五險一金”費率,將全省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高於18%的市逐步降至18%。推進電力體制改革和電力市場建設,有序放開輸配以外的競爭環節電價,實施煤電聯動,直接交易電量擴大到700億千瓦時以上,力爭全年降低企業用電成本100億元以上。逐步取消普通公路收費站點,嚴格執行國家、省收費公路“綠色通道”政策,對進出口環節海關查驗沒有問題的外貿企業免除吊裝移位倉儲費用,確保2016年降低流通環節成本20億元以上。

山東對重點骨幹行業貸款實施貼息政策,2016年對高端裝備制造、新興產業和消費品領域重點骨幹行業結構調整遇到困難的投資項目貸款,以及存在某種市場失靈的特殊領域企業技術改造項目貸款,按銀行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的50%給予財政貼息。所需貼息資金,由省財政負擔70%,市、縣財政負擔30%。其中,同一獨立法人享受財政貼息支持的項目限定為1個,省級最高貼息限額為1000萬元。設立省級科技投資風險補償資金,對符合條件的科技貸款項目,省財政按一定比例補償貸款銀行本金損失,單一項目最高補償200萬元。

山東 民間 投資 今年 減輕 企業 稅負 50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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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稅改革權威解讀:降中低收入者稅負

“年入12萬以上為高收入者,要多交個稅”純屬謠言。

多位熟知個人所得稅(下稱“個稅”)改革的財政部專家24日就上述被輿論擴散傳播的謠言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年收入12萬元不是劃分高低收入人群的界限,也沒有增加個稅的意思。

個稅改革關系到每個人的錢袋子。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表示,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稅改革方案已經提交國務院,按計劃將於今年提交全國人大審議。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熟悉個稅改革方案的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個稅改革方案總的想法是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稅負,適時增加如教育、養老、房貸利息等專項扣除項目,同時加大對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

從未有過高收入標準

國務院10月21日公布的《關於激發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的實施意見》(下稱《意見》)提出,“健全包括個人所得稅在內的稅收體系,逐步建立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進一步減輕中等以下收入者稅收負擔,發揮收入調節功能,適當加大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力度”。

部分網絡媒體將“適當加大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力度”,解讀為“年收入12萬元以上的高收入者將被加稅”。而這一錯誤解讀依據僅僅是因為個人年收入超過12萬元需自行申報個稅。

財政部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孫鋼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財稅部門2006年以年收入12萬元作為個稅自行申報標準,納入綜合納稅申報的試點,並不是用來劃分收入高低的界限,而是從征管便利的角度考慮的。因此,“12萬以上是高收入”純屬誤讀和推演,上述《意見》要對高收入者加稅更是無稽之談。

現行《立法法》規定,稅種的設立、稅率的確定和稅收征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只能通過立法來實現需要通過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決定。換句話說,國務院無權作出所謂的“加稅”決定。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大城市生活成本高,年收入12萬元在一二線城市肯定不屬於高收入者。當前個人工資薪金所得最高邊際稅率過高(45%),適用標準過低,不利於中國吸引高端人才。

上述熟悉個稅改革方案的人士表示,在中低收入和高收入的劃分上,全球都沒有法律確定的標準,稅法上也從來沒有確定過高收入的標準。未來將結合國際上的做法和我國實際情況,統籌研究和考慮。

目前中國現行工薪所得采取七級累進稅率,其中適用30%以上稅率的年所得42萬以上,為2015年城鎮職工平均工資(62029元)的近6.8倍;適用45%以上稅率的,年所得在96萬元以上,為2015年城鎮職工平均工資的近15.5倍。而美國適用最高39.6%稅率的年所得為40萬美元以上,約為美國人均收入的9.3倍。

增加個稅扣除項

個稅改革是這一輪財稅改革的重頭戲,但發力點並非在加稅上,改革目標的定調為“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稅制度”。

“改革總的想法就是進一步降低中低收入者稅負,適當加大對高收入者稅收調節力度。而降低中低收入者稅負主要是通過增加教育支出、住房支出等專項扣除來實現。”上述熟悉個稅改革方案的人士表示。

現行個稅制度是分類所得稅制,具體被分為11類,分別是工資、薪金所得: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偶然所得;經國務院財政部門確定征稅的其他所得。

未來個稅改革將對現行11項分類所得中的勞動所得進行適當歸並為綜合所得,比如對將工資、薪金所得、勞務報酬、稿酬所得和特許權使用費所得等具有勞動報酬性質的收入,納入到綜合課稅的範圍中。

利息、股息、紅利,屬於投資所得,財產租賃屬於讓渡使用權所得,財產轉讓屬於所有權變動所得,可考慮仍按照現行的分類方式計征。

這就是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稅制度。對於綜合所得,未來將逐步建立“基本扣除+專項扣除”的稅前扣除制度,這也是新一輪個稅改革中降低中低收入者稅負的關鍵環節。

上述熟悉個稅改革方案的人士表示,現行工資薪金個稅基本扣除額為3500元,這一標準是考慮了居民日常生活費用支出和贍養撫養系數綜合計算得出,在這一標準下月收入四五千的工薪階層基本不用繳納個稅。今後個稅改革,扣除額標準在此前基礎上,還會將家庭的支出因素考慮進去,使得扣除標準更加合理,降低中低收入者稅負。

“現在居民住房支出和教育支出金額較大,還有養老等其他支出,未來個稅改革將增加一些家庭扣除項,降低中低收入者的負擔。”該人士稱。

樓繼偉在今年兩會上也談到了個稅改革中的專項扣除:“比如說個人職業發展、再教育的扣除,比如說基本生活的這一套住宅的按揭貸款利息要扣除,比如說撫養一個孩子,處於什麽樣的階段,是義務教育階段,還是高中、大學階段,要給予扣除。當然我們現在是放開‘二孩’了,大城市和小城市的標準,真正的費用到底是多少,也不太一樣。稅法也不能說大城市就多點,小城市就少點,總是要有一個統一的標準。還有贍養老人,這些都比較複雜,需要健全的個人收入和財產的信息系統,需要相應地修改相關法律。”

樓繼偉

建立自然人稅收管理體系

在降低中低收入者稅負的同時,個稅改革還要加大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力度。而這些都離不開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的建立,這是個稅有效征管的重要前提條件之一。

上述《意見》明確提出,建立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在確保信息安全和規範利用的前提下,多渠道、多層級歸集居民和非居民個人的收入、財產等相關信息,運用大數據、雲計算等技術,創新收入監測方式方法,提升居民收入信息監測水平。

國務院近期正大力推動部門數據共享,這將逐步實現與財政、工商、銀行等相關部門的網絡連接,建設更為完善和符合征管需要的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

根據國務院辦公廳2015年底發布的《深化國稅、地稅征管體制改革方案》,2018年將實現征管數據向稅務總局集中,建成自然人征管系統,並實現與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互聯互通。

此外,正在修訂中的稅收征管法已經明確建立自然人納稅識別號,這將歸集個人工資、薪酬、證券、不動產、保險、銀行存款信息,成為個稅改革中以納稅人自行申報納稅為主的重要一環。

普華永道中國個人稅務咨詢合夥人張健菁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稅務總局推廣的金稅三期就是收集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很好的平臺。

金稅工程是經國務院批準的國家級電子政務工程,是國家電子政務“十二金”工程之一,是稅收管理信息系統工程的總稱。1994年以來,已歷經了三期工程建設。

金稅三期工程2013年率先在廣東、山東等6省(市)國地稅局試點,現在全國範圍內逐步推廣,去年擴大到了14個地方國地稅局,今年上海、北京等6地也被納入,計劃今年10月份完成全國推廣。

上海市國家稅務局總經濟師蔣旭濤曾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按照金稅三期工程統一標準,上海在今年2月上線了個人所得稅代扣代繳網上建檔,企業的財務部門需要填個人詳細資料,這就是自然人的全員建檔,將解決自然人涉稅信息采集、建檔應用難題,提升對自然人的稅收征管水平,並為個稅改革、房地產稅改革鋪路。

“大家關心的個稅、房地產稅改革想要在全國推廣,首先需要全國統一的基礎數據,這必須通過稅務總局這個平臺來做,而這個平臺就是金稅三期工程。”蔣旭濤表示。

個稅 改革 權威 解讀 中低 收入者 收入 稅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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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負勞動高於資本的尷尬將解 科研人員已先受惠

個人勞動所得的個稅稅率最高能達到45%,而資本所得稅率為20%,同樣是通過辛勤勞動獲取回報,但勞動所得稅負卻明顯高於資本所得稅負。這一現狀將會改變。

近日,國務院發布《關於激發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的實施意見》(下稱《意見》),要求合理調節財產性收入。平衡勞動所得與資本所得稅負水平,著力促進機會公平,鼓勵更多群體通過勤勞和發揮才智致富。

稅務律師丁斌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個人所得稅采取分類征收,在勞動所得方面,個人工資、薪金、年終獎稅率采取七級累進稅率,稅率為3%~45%。個體工商戶個稅稅率也采取累進稅率,稅率為5%~35%。而資本所得稅率為20%,比如利息、股息、紅利、財產轉讓所得等。因此勞動所得稅率最高能達到45%,而資本所得稅率為20%,勞動所得稅負明顯高於資本所得。未來個人所得稅(個稅)改革中,采取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改革方向,將會適當降低勞動所得稅負,適度提高資本所得稅負,做到兩者平衡。

在按家庭征收個稅的大改革方向下,丁斌預計,未來勞動所得稅負將會有所下降。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今年兩會上答記者問時曾表示,綜合所得個稅改革很複雜,因為要把個人所得收入,即11項分類所得綜合在一起,然後再做一個不是簡單的工薪項下的扣除,而是說要做分類的一些扣除。

“比如說個人職業發展、再教育的扣除,比如說基本生活的這一套住宅的按揭貸款利息要扣除,比如說撫養一個孩子,處於什麽樣的階段,是義務教育階段,還是高中,還是大學階段,要給予扣除。當然我們現在是放開‘二孩’了,大城市和小城市的標準,真正的費用到底是多少,也不太一樣。稅法也不能說大城市就多點,小城市就少點,總是要有一個統一的標準。還有贍養老人,這些都比較複雜,需要健全的個人收入和財產的信息系統,需要相應地修改相關法律。”樓繼偉稱。

這意味著,中國未來有望逐步建立“基本扣除+專項扣除”的稅前扣除制度,包括子女教育、職業教育、首套住宅按揭貸款利息等逐漸被納入專項扣除項目。適時引入家庭支出申報制度,優化稅率結構。

普華永道中國個人稅務咨詢合夥人張健菁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其實目前財稅部門在平衡勞動所得稅負和資本所得稅負上已經采取了行動。比如今年9月財政部和稅務總局聯合印發《關於完善股權激勵和技術入股有關所得稅政策的通知》(下稱《通知》),正是平衡勞動稅負和資本所得稅負一大舉措,這減輕了科研人員等勞動所得稅負。

在上述《通知》出臺之前,企業給予員工的股票(權)期權、限制性股票、股權獎勵等,員工應在行權等環節,按照“工資薪金所得”項目,適用3-45%的7級累進稅率征稅;對員工之後轉讓該股權獲得的增值收益,則按“財產轉讓所得”項目,適用20%的稅率征稅。

而為了減輕股權激勵獲得者的稅收負擔,解決其當期納稅現金流不足問題,此次《通知》將上述工資薪金所得和財產轉讓所得兩個環節征稅合並在一個環節,且適用財產轉讓所得的20%稅率。

張健菁認為,這個《通知》就平衡了勞動所得稅負和資本所得稅負,消除了此前個人行權環節勞動所得稅負,統一采用財產轉讓所得稅率。

此前財政部稅政司有關負責人在解讀這一《通知》時表示,在轉讓環節的一次性征稅統一適用20%的稅率,比原來稅負降低10-20個百分點,有效降低納稅人稅收負擔。這將進一步加大了對創新創業的支持力度,對於激勵科技人員創新創業、增強經濟發展活力、促進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將發揮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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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承諾兌現:營改增7個月後行業稅負實現只減不增

12月1日,離5月1日全面推開營業稅改增值稅(下稱營改增)過去了7個月,離全年營改增5000億元減稅目標只剩一個月。

此次營改增全面推開後,是否實現了四大行業26個細分行業稅負只減不增的承諾?全年超5000億元減稅預期能否達到?增值稅中央與地方五五分成後,地方財力是否得到保障?這些也是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想了解的。

11月29日李克強主持召開了國務院常務會議,聽取相關部門匯報營改增情況,上述問題已經有了答案:26個細分行業稅負實現了只減不增。全年減稅總規模預計將超過5000億元。為均衡地方財力,2016年中央對地方實施增值稅定額返還,並通過對地方均衡性轉移支付和其他各類財力補助,來提高地方財力保障水平。

承諾兌現、5000億目標將完成

2016年是營改增收官之年。5月1日,隨著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和生活性服務業四大行業1000多萬戶納稅人被納入試點,營改增正式全面推開。

李克強多次強調,營改增要實現試點行業稅負只減不增,這也是他給稅務機關下的“死命令”。

(2016年5月23日,營改增全面實施近1個月,李克強考察湖北十堰市民服務中心,細詢實施效果,並再次重申“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

7個月以來,為了確保稅負只減不增,明確營改增操作細節,財政部和稅務總局出臺了四五十份營改增補丁文件,加起來字數超過20萬。

國家稅務總局數據顯示,今年1—9月,營改增累計減稅達3267億元,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的目標順利實現;而且,減稅規模呈逐步擴大態勢,全年減稅5000億元也幾乎是“板上釘釘”。

不少企業也實實在在感受到營改增帶來的減稅紅包。

一位日用消費品企業稅務總監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受惠於營改增,進項抵扣增多,公司今年減稅規模達1億元,稅負有所減輕。

“營改增全面推開,讓松鶴樓這棵老樹發出新枝,預計今年將是松鶴樓史上經濟效益最好的一年。”蘇州松鶴樓餐飲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趙羅平說,松鶴樓今年營收預計達到4.5億元—5億元,減稅高達1600多萬元,公司全年盈利達到2500萬元以上。

減稅效應凸顯後,納稅人更願意繳納增值稅,截至10月底,上述四大行業新增加53萬納稅戶。

不過,金融業等實施增值稅仍異常複雜,政策設計仍待完善。“金融業目前反映比較多的問題是,線下的同業拆借能否免增值稅。”普華永道中國中區流轉稅服務的主管合夥人李軍對第一財經記者稱。

前述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下一步,要密切跟蹤試點情況,對運行效果開展第三方評估,針對金融、建築等試點行業企業反映的問題,及時研究明確相關領域納稅政策口徑,在風險可控、制度公平前提下進一步完善相關措施,擴大減稅效應。

另外,會議提出要深入重點行業開展政策輔導,幫助企業用好用足增值稅抵扣機制。改進和優化納稅服務,提高辦稅便利程度。

值得註意的是,上述會議要求,明年要按照政府過緊日子、更多為企業發展減負的要求,繼續大力實施減稅降費政策。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院長胡怡建對第一財經分析,中央今年首次提出了降低宏觀稅負,而且減稅降費也是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要一步,可以降低企業成本,因此明年繼續大力實施減稅降費政策符合預期。

李克強在上述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說,從當下看,減稅無疑會帶來財政收支平衡的壓力。但他強調,要讓企業過好日子,政府就要過緊日子。而從長遠看,這項改革不光對企業有利,對國家財政也有利。

增值稅定額返還平衡地方間收入

營改增除了要處理好政府與企業間的關系,確保試點行業稅負只減不增外,另一大關鍵是原來屬於地方收入的營業稅改為中央地方共享稅種增值稅後,如何穩住地方財政收入,調動雙方積極性。

在營改增全面推開前夕,國務院發布《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後調整中央與地方增值稅收入劃分過渡方案》,明確了以2014年為基數核定中央返還和地方上繳基數,確保地方既有財力不變,在增值稅分成比例上,中央與地方在增值稅收入上五五分成。此前地方增值稅分成比例為25%。

此次國務院常務會議對此作了進一步補充。即從2016年起,中央對地方實施增值稅定額返還,對增值稅增長或下降地區不再增量返還或扣減,這意味著中央取消了對增值稅返還與地方增長率掛鉤。

早在1994年的《國務院關於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稅收返還改為與本地區增值稅和消費稅增長率掛鉤的通知》明確,1994年以後,稅收返還額在1993年基數上逐年遞增,遞增率按本地區增值稅和消費稅的平均增長率的1∶0.3系數確定,即上述兩稅地區平均增長1%,中央財政對地方的稅收返還增長0.3%。

一位地方財政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按照此前的增值稅增量返還,東部發達地區增值稅增長較快,稅收返還得多,而中西部的欠發達地區的增值稅增長得慢,稅收返還得少,這反而拉開了東部與中西部的財力。現在采取增值稅定額返還,有利於地區間財力均衡。

山東財經大學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潘明星告訴第一財經,1994年分稅制,中央對地方增值稅增量按照1:0.3實行稅收返還。全面營改增後,需調整原來的稅收返還辦法。這次國務院明確“定額返還”,並在下一步安排對地方均衡性轉移支付和其他各類財力補助時,將統籌兼顧東中西部實際情況,妥善解決困難地區財力缺口,這既有利於保證地方既有財力,也有利於逐步提高地方財力保障水平。

財政部副部長劉昆近期表示,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後,增值稅收入中央與地方劃分比例由此前75:25變成50:50,預計今年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加1780億元,全部用於對地方的稅收返還,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總量不會變。

總理 承諾 兌現 營改 改增 個月 月後 行業 稅負 實現 只減 減不 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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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營改增”後26個細分行業全部實現稅負只減不增

2日,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稱,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以來,預計2016年全年減稅超過5000億元,在當前經濟形勢下,可有效降低企業成本,激發市場活力,增加有效供給。

營改增試點是財稅體制改革中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重大舉措。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全面實施營改增,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5月1日,營改增全面推開,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4大行業納入試點。自此,所有營業稅納稅人都改為繳納增值稅,標誌著營改增試點稅制轉換階段工作已經完成。

到目前,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運行已經超過半年。

史耀斌評價稱,這是用政府收入的“減法”,換取企業效益的“加法”和市場活力的“乘法”,是一舉多得的重大舉措。總的來看,減輕了企業負擔、增強了企業活力,一定程度上對沖了經濟下行壓力。從稅制運行實時監測情況來看,試點總體上取得了良好效果,達到了預期目的。

他提到,前三季度,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成本為85.87元,同比減少0.17元。戰略性新興產業同比增長10.8%,增速比規模以上工業高4.8個百分點。5月1日以來,四大行業新辦戶數逐月穩步增加,累計增加53萬戶,帶動了就業創業。

此外,通過促進專業化分工協作,拉長產業鏈,一些研發、設計、營銷等內部服務環節從企業主業剝離出來後,更加專註於提供某類型服務,成為效率更高、專業更強的創新主體,催生了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拓展更為廣闊的空間,也為民營經濟和小微企業營造更為寬松的發展環境。

對於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史耀斌說,這既是改革的目標之一,也是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

他表示,財政部和稅務總局在政策設計階段做了妥善安排,總體可實現所有行業全面減稅、絕大部分企業稅負有不同程度降低。同時,在政策執行時又抓好落實。一方面,做好培訓和督導,使政策有效落地,另一方面密切跟蹤試點情況,及時完善試點政策。

他提到,目前,試點運行已超過半年,從運行情況看,營改增作為本屆政府成立以來最有力的降成本舉措,減稅降負效果已經並將持續顯現。

據統計,5-10月,新納入試點範圍的4個行業共有1064萬戶納稅人完成稅制轉換,累計實現應納增值稅5554億元,與繳納營業稅相比,累計減稅965億元,26個細分行業全部實現了總體稅負只減不增的預定目標,稅負下降14.8%。除四大行業本身減稅外,由於可抵扣進項稅增加,前期已試點的“3+7”行業減稅939億元,原增值稅行業減稅966億元。

上述合計,5-10月減稅2870億元,加上1-4月份營改增減稅847億元,2016年1-10月營改增試點累計減稅3717億元。考慮到減稅規模呈逐月放大趨勢,預計此項改革全年減稅超過4700億元,加上帶來的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減收,總規模將超過5000億元。

史耀斌稱,下一步,財政部和稅務總局將會同相關部門,繼續發揚“工匠精神”,把試點各項工作做實做細,以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的政策紅利增加企業發展的動力,使各類企業在改革中擁有更多、更強的獲得感,更好發揮稅制改革促進創業創新、推動產業升級、穩定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

財政部 財政 營改 改增 26 細分 行業 全部 實現 稅負 只減 減不 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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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競減稅負,搶占制造業投資高地

“中國制造業的綜合稅務跟美國比的話,比它高35%。”全國政協委員、福耀集團董事長曹德旺近日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的表態引發廣泛關註。曹德旺此前還透露,計劃投資10億美元,在美國建廠生產汽車玻璃。

一時間,“中美經營成本之爭”刷屏。

曹德旺

事實上,無論是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是前不久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均將著力振興實體經濟作為2017年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不僅延續了奧巴馬的“制造業回流”計劃,更準備通過大幅降稅等措施,吸引更多制造業企業在美國投資。

換句話說,對於未來經濟的振興,中美雙方都選擇押寶制造業,“經營成本之爭”的實質是“中美制造業之爭”。

對於未來中國在振興實體經濟方面的政策措施,一些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專家表示,2017年最值得期待的減稅措施是兼並四檔增值稅稅率,從而降低制造業17%的增值稅稅率;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改革也將降低中低收入者稅負;此外還需繼續大力清理各類不合理收費,適度降低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的征繳費率,減輕低收入群體和用工企業的社保負擔;企業用能及物流成本也有待進一步降低。

曹德旺之言籠罩制造業

曹德旺所言非虛,中國制造業綜合成本高不高,企業體會最深。

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後14日在一個論壇上也表示,當前做實體經濟太難、投資成本高,國家應繼續落實積極的財政政策,降低企業稅費,“一個國家沒有實體經濟,國家想要富強,我想不可能。”

伊利董事長潘剛也撰文表示,當前實體經濟企業的經營難度不小,原材料、勞動力等企業綜合經營成本大幅上升。

除了著名企業家的表態,不少在本土成長起來的制造業企業也早已付諸行動。以全球最大的精密銅管制造商——金龍銅管為例,早在2013年,該集團就在美國南部亞拉巴馬州43號高速公路邊投資建設了第一家美國工廠。

“之所以要去美國建廠,主要是美國對我們反傾銷裁決的推動。”金龍集團董事長李長傑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而當時在美國建廠選址的過程中,公司最看重的是當地政府的支持力度和政策。

在奧巴馬政府“制造業回歸”的導引下,美國各州政府前兩年開始就在為增加就業,推出各種吸引外資的政策優惠與創新。金龍在美國建廠,就獲得了免費的土地、優惠的能源及稅收。

第一財經記者采訪了解到,金龍銅管從亞拉巴馬州各級政府處爭取到的優惠政策,總價值高達2億美元,除了2000萬美元的現金優惠,還包括相關稅收、土地成本的免除和勞工培訓補貼等。

李長傑同時表示,在美國建廠需要投資約1.1億美元,可能在國內只需要6000萬美元,但在工廠建成投運後,很多成本要素甚至比國內還要便宜。

比如金龍生產所需的最大成本是銅等原料,而位於南美洲的智利擁有世界最大的銅礦,從南美進口銅原料到美國,相比進口到中國,運費要便宜不少;再比如金龍生產所需的另一大成本電力等燃料費用,美國當地的電費每度也比國內便宜一半左右。

不過,李長傑也坦陳,在美國建廠,當地的人工成本要比國內高得多,比如普通工人在國內每月工資2500~3000元人民幣的話,但在美國則需要2000~2500美元。而且在工廠投產後,當地工會的介入,更是讓公司經歷了不少在中國沒有遇到過的“麻煩”,比如工人要求保護自己權益,增加加班費,勞動保險等。

與金龍集團不同,上海高端醫療設備初創公司聯影想在美國辦廠的原因更直接:特朗普已表示要把美國制造業的稅率從35%降到15%。

“美國的原材料也更便宜,比如液氮和液氦的采購價格要比中國低三分之一左右。此外,如果在美國生產,輻射到南美和中東、歐洲等地更便宜。”聯影美國方面的工作人員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一項目將於明年啟動。核心部件研發成功後,我們完全是有可能通過這種方式走向全球的。”

上述聯影工作人員還透露,之所以在美國設立公司,並把總部安排在休斯敦,因為該市所在的得克薩斯議州的稅收比較便宜,接近於零,拿地也比較便宜,“除了研發以外,我們也開始希望把工廠建在美國,這樣醫療設備很多大的部件就可以運過去,進行組裝測試。海運出口、物流成本也相對較低。”

30%~40%的“死亡稅率”

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雖然圍繞企業稅負輕重還有一些爭議,但是企業家的感受最為真實,現在企業稅負仍然較重。

今年上半年,李煒光率領課題組對民營企業家稅費負擔進行了調研,其間與100多位企業家座談。調研初步結果顯示,企業家認為稅收負擔很重和較重的比例很高,達到87%,這反映出我國總體稅費負擔水平可能已經拖累了企業經營。

李煒光表示,目前30%~40%宏觀稅負對企業來說過高,甚至可以稱作“死亡稅率”。因為我國大部分企業利潤率不到10%,30%~40%的稅費負擔會導致大多數東部沿海加工業企業處於困境之中,甚至虧損倒閉,這也是目前實體經濟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實上,政府早已意識到企業被稅費所累,降成本也早已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任務之一,今年也是本屆政府減稅降費力度最大的一年。

為減少重複征稅,國務院5月1日全面推開營業稅改增值稅(下稱“營改增”)。國家稅務總局數據顯示,今年1~9月,營改增累計減稅達3267億元。四大行業26個細分行業實現了稅負只減不增。財政部預計營改增全年能夠達到5000億元的減稅目標。

為降低企業社保費用負擔,同樣在5月1日,國務院降低了企業社保繳費費率和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初步測算,這些措施每年可減輕企業負擔1000多億元。

另外,政府還清理規範政府性基金收費項目,擴大18項行政事業性收費的免征範圍,兩次下調電價來降低企業成本負擔。

這些減稅降費改革舉措也讓一批企業受惠,不少企業切實收到了營改增減稅大紅包。

一位日用消費品企業稅務總監曾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記者,受惠於營改增全面推開,公司進項抵扣增多,今年減稅規模達1億元。不過,這位總監也坦承,盡管減稅規模達到1億元,但是相比巨額納稅仍屬杯水車薪。

巨額的減稅數據為何依然沒獲得企業家們的認同?財政部副部長劉昆今年6月在國新辦就促進民間投資健康發展專項督查有關情況發布會上表示,目前企業認為稅費負擔仍然較重有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企業認為當前稅費規則體系比較複雜,制度履行成本比較高;二是行政性收費需要進一步清理,稅收政策需要進一步落地;三是一些優惠政策的可達性不是很高,有些政策不能直接讓企業有比較好的獲得感,還需要對政策做一些調整;四是“營改增”等改革確實對國家、企業的管理水平要求比較高,有些企業因為自身管理沒有跟上,抵扣鏈條又不完整,這種情況下企業操作比較困難。

中國也要降制造業稅率

面對特朗普針對制造業的“張良計”,中國也有“過墻梯”。

今年7月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首次提出“降低宏觀稅負”,有別於此前穩定宏觀稅負的表述。國稅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認為這是財稅戰略的重大調整。

上周五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強調,2017年要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

李克強總理近期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2017年繼續實施大規模減稅降費政策。李克強在會上表示,從當下看,減稅無疑會帶來財政收支平衡的壓力。但要讓企業過好日子,政府就要過緊日子。從長遠看,這項改革不光對企業有利,對國家財政也有利。

通過增值稅稅率簡並,來降低制造業17%的增值稅稅率,是2017年降成本可期待的舉措。

目前增值稅稅率有17%、13%、11%和6%4檔,稅率檔次過多,實際操作中企業類似業務適用不同稅率,不利於公平競爭。

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近日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下一步要完善增值稅改革,現有的4檔增值稅率需要簡並。17%制造業增值稅稅率雖然高,但同時進項抵扣也較多,因此並不意味著稅負一定高,未來是否降低還需要統籌研究。

目前學界對簡化增值稅稅率有不同聲音。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認為可以設定10%的增值稅基本稅率和5%的低稅率兩檔。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鄭新業表示,增值稅稅率可以由17%降至9%。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馮俏彬曾對本報分析,現階段減稅空間有限,最大的減稅招數營改增已經全面推開,未來降低企業成本應該把降費作為主要抓手,這包括政府繁多的收費、政府性基金和社會保險費用。

對於2017年減稅降費,財政部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近期一份調研報告給出三點建議。

一是,針對關鍵環節完善稅收制度,降低企業稅收負擔;二是進一步加大小微企業稅收優惠力度,降低中小企業的稅費負擔.,這有助於支持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增強企業競爭力和市場活力,培育新產業和新增長點;三是嚴格落實降低社保費率政策。在現行已經適度降低失業保險費率、工傷保險費率和生育保險費率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適度降低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的征繳費率,減輕低收入群體和用工企業的社保負擔。

中美 競減 稅負 搶占 占制 制造 造業 投資 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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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稅負全球第12?主要是勞動力稅率高

玻璃大王、福耀玻璃集團董事長曹德旺近期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在談及制造業成本高時感慨,中國稅負比美國高很多。

中國企業稅費負擔在世界上到底處於什麽水平?根據世界銀行的最新排名,中國總稅率高達68%,位列世界第12,對此,各方的評論不一,不過,中國企業總體稅費負擔重則是不爭的事實。

中國總稅率虛高?

曹德旺近日接受第一財經采訪,吐槽中國高稅負,讓中國企業稅負問題再度成為輿論焦點

近日,世界銀行和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發布關於全球企業稅負情況的報告(下稱“報告”),統計了190個國家和地區反映企業稅費負擔指標的總稅率,2016年所有國家(地區)平均總稅率為40.6%,而中國總稅率為68%,遠高於平均水平,位列世界第12。

總稅率排在中國前面的國家主要來自非洲和南美洲的欠發達國家,比如總稅率世界最高的國家是非洲的科摩羅伊斯蘭聯邦共和國(Comoros),總稅率高達216.5%,南美的巴西總稅率68.4%,略高於中國。

主要發達國家總稅率也明顯低於中國,比如德國總稅率為48.9%,美國總稅率為44%,英國總稅率為30.9%。不過金磚國家總稅率並非中國最高,比如巴西高於中國,印度總稅率也達到60.6%,俄羅斯總稅率為47.4%。

報告稱,總稅率指企業所需繳納稅費占商業利潤的比例,包含利潤稅、勞動力稅和其他稅收等。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財稅專家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從世界銀行的這一指標來說,他們認為中國企業稅費負擔在世界上排第12名。

不過中國官方對這一指標並不太認可,認為中國總稅率虛高。

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所長李萬甫近日撰文認為,中國企業承擔了90%以上的各種稅費,而個人承擔各類稅費占比不足10%。但由於我國是以流轉稅為主的稅制結構,流轉稅(如增值稅等)占我國稅收比重三分之二左右,由於流轉稅依附於價格,受市場供求關系的影響,企業可以實現轉嫁,納稅人與負稅人分離,企業只履行繳稅義務,並非負擔者。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會導致按照世界銀行公布的“總稅率”指標計算的企業稅負虛高。

簡單說,世界銀行公布的反映企業稅費負擔的總稅率雖高達68%,但實際上其中部分稅費負擔企業可以轉嫁給普通消費者或產業鏈下遊,企業實際稅費負擔並沒有這麽大,因此虛高。

對這一說法,也有學者發表不同意見。

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世界銀行總稅率已經公布十年了,按照中國說法叫商業利潤稅費率,稅費主要來自企業所得稅、社會保險費用和其他稅種,並不包括可以轉嫁的流轉稅,也就是說理論上這里的稅費負擔就是企業實際承擔的稅費,因此68%的總稅率並不存在虛高,考慮到中國企業稅費抵扣不充分,甚至有可能存在低估的情況。

根據報告,中國的總稅率為68%,其中利潤稅率10.8%、勞動力稅率48.8%、其他稅率8.4%。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副院長鄭春榮對第一財經記者稱,總稅率指標分析方法並不科學。勞動力稅率其實是指社會保險繳費占企業利潤比率,在68%的總稅率中,中國的勞動力稅率高達48.8%,這一方面說明了企業社會保險繳費負擔很重,另一方面體現社會保障待遇高,保障力度大。反觀一些發展中國家,由於國民基本養老醫療保險都沒有,當然勞動力稅率就低。

李煒光認為,雖然中國社會保障五險一金(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及住房公積金)被當作職工福利,但對企業來說影響其當期利潤,本質上就是一種稅。

鄭春榮也表示,目前我國生育保險、工傷保險和失業保險資金結余量較大,客觀上應該降低費率,而這兩年政府也正在做這件事。

宏觀稅負偏高

盡管對中國企業稅負全球排名是否在12位各方有不同看法,但對於當前企業稅費負擔重並沒有爭議。

國內通常用宏觀稅負作為判斷企業稅費負擔的重要指標。近20年政府規模不斷擴大,提供的公共服務不斷增加,中國的宏觀稅負一路攀升,在減稅降費舉措下近些年穩定在29%左右。

今年7月26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降低宏觀稅負。這是一個重大的決策部署,因為此前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是“穩定稅負”。近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部署2017年經濟工作時再度強調減稅降費。即降成本方面,要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

近些年政府出臺了不少減稅的政策措施。“營改增”擴圍和轉型、小微企業免征範圍擴大、允許企業追溯過去3年應扣未扣的研發費用予以加計扣除、節水及環境保護專用設備企業所得稅優惠、取消減免一批政府性基金、擴大18項行政事業性收費免征範圍等等,不斷加大減稅清費力度。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近日對媒體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明確定調,未來還會進一步降低稅費,這就相當於是顆定心丸。至於具體怎麽減、哪個稅種減,還要等待具體政策,這需要綜合權衡。從長遠來看,減稅仍必要,但相對容易。其實更重要、更難的是推動經濟社會改革,這才是降低企業負擔的根本出路。

“我們通過調研發現,體制與機制的不順暢,才是造成企業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譬如,目前中國發電企業產能過剩閑置,但同時企業用電成本又很高,其實雙方都有降低電價的需求,但當前電力體制卻使這個問題長期難以解決。再比如,有些企業抱怨中國借貸成本高,根本原因是金融體制改革不到位,造成金融與實體經濟的脫節——現在中國不是缺錢,反而資本相對過剩,很多錢一直只在金融體系里轉圈,即俗話說的‘錢生錢’。”劉尚希說。

中國 企業 稅負 全球 12 主要 勞動力 勞動 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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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改增前11月減4699億元,約16萬戶納稅人稅負上升

營業稅改增值稅(營改增)年終成績單披露。

12月27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聯合召開營改增媒體吹風會,介紹了今年5月1日營改增全面推開的情況。今年前11個月,營改增累計減稅4699億元,全年能達到5000億元的減稅預期目標。新納入的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均實現了稅負只減不增,兌現之前承諾。不過,在營改增整體減稅的同時,目前有1.5%的納稅人出現稅負上升,即16萬戶納稅人出現稅負上升,這一情況引起官方高度重視。

下一步,財政部和國稅總局將繼續密切跟蹤試點情況,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全面系統評估營改增試點情況,進一步完善試點政策。結合增值稅改革和立法進程,進一步優化稅制。

減稅真真實實

此次營改增全面推開之前,李克強總理多次強調要確保行業稅負只減不增,這也是給財稅部門下的死命令。

國稅總局總會計師王陸進在會上介紹,5~11月份,四大試點行業累計實現增值稅應納稅額6409億元,與應繳納營業稅相比,減稅1105億元,稅負下降14.7%。

四大行業稅負均實現下降,兌現總理承諾。

其中,建築業減稅65億元,稅負下降3.75%;房地產業減稅111億元,稅負下降7.9%;金融業減稅367億元,稅負下降14.72%;生活服務業減稅562億元,稅負下降29.85%。

王陸進稱,2016年1~11月份營改增減稅4234億元。考慮到城建稅及教育費附加和個人二手房減稅因素,營改增帶來的整體減稅已達到4699億元。

官方測算的營改增稅負下降是否準確?

王陸進表示,財稅部門將建築、房地產、金融和生活服務四大行業進一步細分為26個小行業,確定了稅負分析的口徑。稅務總局到區縣級層層成立了專門的工作團隊,準確界定每一個試點納稅人的行業歸屬,設計專門表格通過納稅人自主申報采集基礎數據,開發稅負分析平臺自動匯總、直接生成稅負變化結果

“稅務總局對外公布的營改增稅負變化數據,就是通過上述方法由納稅人自主申報、計算機自動匯總形成的,這套數據涵蓋了每一個試點納稅人,是全樣本數據,而且細分到每一個試點行業,我們認為客觀反映了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的全貌。”王陸進稱。

國稅總局王軍局長、任榮發總經濟師11月在上海海侖賓館前臺了解營改增試點情況

為了充分說明營改增減稅效果,國稅總局局長王軍給出另外兩組數據。

王軍表示,第一組數據,今年5月1日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之後,5~11月份全國稅務部門組織的稅收收入,按照我們通常公布的扣除了出口退稅之後的口徑,平均增幅是3%。而去年同期同口徑的稅收平均增幅是8.3%。

“大家都知道,今年GDP的增幅比去年有所降低,但是差異很小,而且今年下半年以來,還有兩個拉動稅收增長的特殊因素,一是一度出現的部分城市房地產市場過熱,二是PPI從9月起結束了連續54個月的下跌,實現了由負轉正。在這種情況下,今年稅收收入增幅與去年同期相比有5.3個百分點的下降,盡管有不少的因素影響,但無疑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企業稅負明顯下降是最主要的一個原因。”王軍稱。

王軍表示,第二組數據,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信息顯示,今年5-11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利潤同比增長10.1%,而去年同期同口徑同比下降1.4%。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期同比的大幅上升,盡管也有多種因素的影響,但無疑全面營改增試點後企業減稅明顯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營改增確實是用政府收入的“減法”換來了企業效益的“加法”、市場活力的“乘法”。營改增減稅是實實在在的“真金白銀”。

16萬戶納稅人負擔上升引重視

在營改增全面推開後,絕大部分企業都實現了減稅,但也有一部分企業反映稅負不減反升。

王陸進在上述會上表示,由於增值稅特殊的抵扣機制,受投資周期、資本構成、管理情況、盈利能力等因素影響,納稅人的稅負水平在不同時點存在一定波動,並非每一個納稅人在每一個時點均實現稅負下降。

“在營改增整體減稅的同時,目前有1.5%的納稅人出現稅負上升,盡管在增值稅稅制條件下同行業不同企業稅負有升有降是正常的,但對這種情況我們是高度重視的。”王陸進稱。

按照稅務總局數據,四大行業試點納稅人共計1069萬戶,1.5%納稅人稅負上升意味著約16萬戶納稅人稅負上升。

“對營改增後稅負增加特別是增加比較明顯的企業,我們將給予高度關註,設身處地為企業的發展著想,從政策完善、服務優化、以及幫助企業完善內部管理上多下功夫。”王軍稱。

王軍局長、任榮發總經濟師11月在上海市虹口區稅務局辦稅服務大廳與納稅人交流

財政部稅政司司長王建凡介紹了下一步營改增三大工作。

一是繼續密切跟蹤試點情況,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一方面,繼續對行業稅負進行監測;另一方面,通過我們已建立的多種渠道直接溝通機制,對各方反映的問題進行解剖分析,對於行業性、整體性的問題,積極研究妥善的解決措施。同時,進一步加強對企業的輔導,幫助企業盡快適應新稅制。

二是全面系統評估營改增試點情況,進一步完善試點政策。依托部際聯席會議機制,與相關行業主管部門建立信息共享的平臺,廣泛搜集各方面對營改增試點的意見和建議,適時開展第三方評估工作,全面梳理和評估營改增試點運行效果,不斷完善試點制度安排。

三是結合增值稅改革和立法進程,進一步優化稅制。我們將按照稅收法定的要求,結合增值稅改革進展,配合有關方面適時啟動增值稅立法。在推進改革和立法過程中,將統籌研究適當簡並稅率等問題。

營改 改增 增前 11 月減 4699 億元 16 萬戶 納稅人 納稅 稅負 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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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中國高稅負之爭,發改委主任說一年降成本上萬億

“我大體算了算,去年我們在降低企業成本方面大概1萬億元左右。”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在回應近期“中國制造業成本高,企業稅費負擔重”的討論時,給出這個數字。

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企業成本負擔較重背景下,過去的一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任務之一正是降成本。

在1月10日國新辦舉行的發布會上,徐紹史稱,降成本取得了積極的成效。一個佐證就是,2016年前11個月企業成本有所下降,而利潤率有所提高。這明顯好於2015年。

今年企業降成本力度將會更大。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首場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強調,要進一步推進簡政放權改革,從而真正降低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財政部有關負責人也於近日公開表示,2017年將研究新的減稅降費措施,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

“我們會進一步關註企業的訴求,進一步完善政策,簡政放權、減稅降費,進一步減輕企業的負擔。”徐紹史稱,企業也要練好內功,加強管理,這樣企業成本下降得更快。

曹德旺與1萬億降成本

近期,福耀玻璃集團創始人曹德旺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談及中國制造業成本高,企業稅費負擔重,這在全國掀起一場關於企業成本尤其是稅費負擔的大討論。

1月5日財政部從稅制改革和稅負構成的角度作了分析和回應,認為目前稅制改革有利於企業發展,並表示下一步將加大減稅降費力度。

徐紹史在上述發布會上表示,曹德旺等一些個案具有它的特殊性,不必過分解讀。他與財政部和稅務總局持有相同的看法,即國家宏觀稅負的水平總體上並不高。

“我依然相信,我國市場還是很有競爭力的,依然是外資最佳投資國之一。”徐紹史列出了2016年政府給企業降低1萬億元左右成本的詳細賬單。

第一部分是減稅降費,總額約5500億元。營業稅改增值稅(營改增)全面推開減稅大概5000億元,涉企收費包括進出口環節的涉企收費、銀行卡刷卡的收費定價機制等,大概減少了560億元。

企業用能成本降低了約2000億元是降成本第二部分。通過電煤價格聯動,輸配電價的改革,鼓勵電力直接交易等為企業減負1000億元,另外降低非居民用氣的天然氣價格也減少了企業成本1000億元。

降成本第三部分是利息負擔。徐紹史表示,去年前11個月給企業降低利息負擔787億元。

最後,通過航道疏通等舉措,企業物流成本降低約350億元。去年簡政放權系列舉措也降低了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

如果再算上去年國務院降低了企業社保繳費費率和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減輕企業負擔1000多億元,整體上去年為企業降低成本約1萬億元。

降成本還有大招

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類交易成本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減少審批環節,降低各類中介評估費用,降低企業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推動企業眼睛向內降本增效。

財政部部長肖捷在隨後召開的全國財政工作會議強調,2017年繼續落實並完善營改增試點政策,擴大減稅效應。研究實施新的減稅措施。進一步清理規範基金和收費,再取消、調整和規範一批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公開中央和各地收費目錄清單。落實好其他已出臺減稅降費政策。

隨著近期營改增試點政策和征管的完善,不動產進項抵扣規模疊加,營改增減稅規模還將進一步擴大。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院長胡怡建曾對第一財經記者估算,2017年全年營改增減稅規模可能高達6500億元。

盡管官方尚未明確新的減稅措施,但在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宣布擬將美國企業所得稅率由35%下降到15%後,一些專家也建議根據國際局勢變化,適時調整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目前為25%)。

國家行政學院馮俏彬教授建議,在全面營改增之後,要及時將重點轉向增值稅稅率的簡並,將增值稅的普通稅率從17%下調到13%左右,同時擴大可抵扣項,讓政策的春風能惠及最多的市場主體。

除了稅,隨著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加快,社保繳費的費率是否有進一步下調空間,也是社會關切的。已有的研究表明,我國綜合社保繳費率高達40%,是企業很大一塊兒成本負擔。

回應 中國 稅負 之爭 發改 改委 主任 說一 一年 年降 成本 上萬億 上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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