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結構性減稅」的重大改革，「營改增」在上海試點4個月後，試點行業和企業紛紛「吐槽」稅負不降反升，難以抵扣進項，補貼不透明，此項稅改正在呼喚配套措施
2012年5月6日，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閉幕，經濟對話「聯合成果」中的一項是：中方「營業稅改增值稅」將擴至所有服務業。據悉，今年下半年，北京有望跟進「營改增」試點改革，此外津、深、寧、穗等地也已提出試點申請。
營業稅改征增值稅，以消除重複徵稅，是我國結構性減稅政策的「最根本」內容，其意義被認為「超過了1994年分稅制以來任何一項稅制改革」。
「營改增」從今年1月1日起在上海地區12.9萬家（截至3月底）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中開始試點，至今已實施四個多月時間。在官方的評價中，試點達到了結構性減稅的目標。
國家稅務總局一位領導在近期的一篇署名文章中稱，營改增試點可以降低大部分納稅人稅收負擔。官方數據顯示，參與試點的小規模納稅人稅負下降超過40%。
但行業協會給出的結論卻截然相反。今年3月，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簡稱中物聯）對上海65家物流企業進行調查，結果顯示物流企業特別是運輸型物流企業普遍反映「稅負大幅增加」。
報告稱，這些企業在2008年至2010年年均營業稅的實際負擔率為1.3％，其中運輸業務負擔率平均為1.88％。而實行「營改增」後，即使貨物 運輸企業發生的可抵扣購進項目實務中，全部可以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進行進項稅額抵扣，實際增值稅負擔率也會增加到4.2%，上升幅度為123%。
調查報告發表後引起廣泛關注。「我們建議，有關部門在上海試點中應進一步發現和解決相關問題。在問題沒有充分暴露，沒有找到相應解決辦法的情況下，貿然擴大試點範圍，將會產生較大震動。」中物聯呼籲。
南方週末記者赴上海實地調查「營改增」試點企業的真實稅負增減情況，發現這一看上去很美的減稅改革，在具體操作中的確枝節橫生，問題繁多。
鏈接：「營改增」試點
今年1月1日在上海正式啟動的交通運輸業及部分現代服務業的「營改增」試點，具體包括陸路、水路、航空、管道四大運輸服務業，以及部分現代服務業，包括研發和技術服務、信息技術服務、文化創意服務、物流輔助服務、有形動產租賃服務和鑑證諮詢服務。
根據試點方案，裝卸搬運服務和貨物運輸服務從3%的營業稅稅率調整為11%的增值稅稅率；物流輔助服務如倉儲、配送及貨運代理等實行6%的增值稅稅率，代替過去5%的營業稅稅率。
增值稅，我拿什麼來抵扣你？
「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做增值稅抵扣時，我們的一半成本相當於是『隱形的』，不能幫忙省下稅款。」
「營改增」之後，上海市增值稅稅率由兩檔調整為四檔，在17%和13%的原稅率之外，增加了11%和6%兩檔低稅率，分別適用於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而此前，其所適用的營業稅稅率分別為3%和5%。
與營業稅「簡單地」根據營業金額來核算所不同，增值稅是根據「增值部分」來徵收。通俗而言，按照企業的「收入部分」確定應徵稅額的「銷項」後，可以 用「成本部分」作為「進項」用來抵扣，抵扣得越多，企業要繳的增值稅越少。因此理論上，「營改增」可避免重複徵稅，減輕企業稅負。
但上海的試點情況卻並非如此。
「『營改增』後，我們的稅收負擔直線上升，比起之前的營業稅，增值稅幾乎翻番了。」快人快語的竇雅對南方週末記者說。竇雅是上海一家高端化學品船運公司的財務經理。
竇雅「曬」了一下公司的概賬：2億元的年收入，成本為1.5億元，「營改增」之前繳納3%的營業稅，即600萬元。而改為徵收增值稅後，公司卻需繳納1050萬元的稅——稅負比之前上升了75%。
稅負上升的最主要原因在於大部分成本無法作為「進項」加以抵扣。以該船運公司為例，其成本的大頭是燃料費和人工費用，分別佔總成本的31%和27%，按規定只有燃料費可以作為「進項」進行沖抵。
但燃油這個大「進項」能否被抵扣，也存在很大變數。因為不管海運還是陸運，運輸企業免不了在外地加油，而當外地加油站無法提供增值稅發票，企業就拿不到抵扣的憑證從而「抵扣無門」。
即使油費可以抵扣，加油站要求運輸公司購置油卡，把油卡用完才給開增值稅發票。也就是說企業必須累積數以萬計甚至十萬計的加油小票後，才能換回用以抵扣的增值稅發票。這中間的現金利息成本自然由企業承擔。
一些按規定可以抵扣，卻由於對方無法提供增值稅發票的環節，目前同樣無法作為進項抵扣，比如維修費，大多數維修店無法提供增值稅發票。
還有一大塊無法抵扣的成本，是營改增試點前購置的固定資產的折舊支出。竇雅所在的船運公司之前購置的船舶使用年限是20年，20年內以「船舶折舊」的形式分攤，佔每年總成本的16%。目前這部分成本無法參與抵扣增值稅。
中物聯的調研結果顯示，「營改增」後，裝卸搬運服務和貨物運輸服務企業實施11%的增值稅稅率，由於運輸企業的人力成本、路橋費等不在抵扣範圍，約佔到總成本的35%，有些企業稅收負擔甚至增加2倍以上。
「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做增值稅抵扣時，我們的一半成本相當於是『隱形的』，不能幫忙省下稅款。」竇雅說。
與營業稅比，增值稅的計算和徵收要更複雜，其對企業會計、財務、信息系統都有更高的要求。為此企業都必須重新購置打印增值稅發票的指定設備，支付接入聯網和維護的費用，並增加專業人手。對於企業來說，這也是一筆不小的成本。
強弱分明的稅負轉嫁能力
產業鏈上下游之間轉嫁稅負的能力有強有弱，而「營改增」導致的終端環節的成本壓力陡增，很可能引發物流行業的提價潮。
按照試點的規定，交通運輸服務類企業稅率為11%，當可抵扣項缺乏時，比此前5%的營業稅要高出很多。
上海一位從事物流諮詢的業內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從物流行業來看，產業鏈上下游之間轉嫁稅負的能力有強有弱，但終端環節的成本壓力陡增，很可能引發這一行業的提價潮。
處於物流運輸業最上游的是解決方案提供商，也稱為「總包商」，它們承接製造企業的整體外包方案，再分包給不同的代理、運輸企業。這類企業一般員工數 量少，從而人工成本低、稅負低，同時它們談判能力強，可以轉嫁稅負，「處於上游的總包企業可讓下游的分包商開具增值稅發票，直至最後直接面對終端客戶的運 輸、快遞企業。」上述人士認為。
而一線的運輸、物流和快遞企業人力成本佔比最高，其人工、倉儲、固定資產等很多成本項目現在無法拿到增值稅發票抵扣，也無法向客戶轉嫁稅負。同時， 上遊客戶中原有的增值稅納稅人會要求企業出具11%的增值稅發票，以擴大自身進項抵扣稅額，這又加大了自身抵扣困難的物流企業的成本。
「目前按交通運輸服務稅目試點徵稅從3%的營業稅稅率調整為11%的增值稅稅率，導致試點後企業實際稅負大幅增加。尤其是貨物運輸是充分競爭的行業，平均利潤率只有3%左右，稅收負擔大幅增加，企業內部無法消化。」上述中物聯的報告認為。
面對陡然升高的稅負，微利企業唯一合理的經濟行為是提價。
普華永道中國中區流轉稅業務主管合夥人李軍表示，在營改增後應當培育「調價也可以雙贏」的思維，前提是對方也可以進行增值稅的抵扣。
李軍舉了一個例子：某廣告公司在繳納營業稅時，收入為100萬元，繳納5%的營業稅後的收入是95萬元；「營改增」後，這家企業最理想的情況是可以提價到106萬元，而如果其客戶可以憑增值稅發票抵扣，那麼雙方有可能以106萬元成交，雙方的利潤均不減少。
但如果客戶不能進行增值稅抵扣，且具有強談判力，就很可能不接受漲價。比如該廣告公司的客戶是「財大氣粗」的商業銀行，而銀行目前還沒進入「營改增」試點，就很可能不接受廣告公司6%的漲價幅度。這樣一來，假如沒有足夠的進項抵扣，廣告公司的盈利會比「營改增」之前少。
對此竇雅也深有感觸，她坦言公司目前無法去跟製造業客戶談提價，「今年航運行情本來就很慘，人家還想讓運費價格下降呢，你還想上調？客戶馬上找外地的運輸公司了。」
同樣的顧慮也存在於貨物代理業。上海廣運國際物流公司總經理鄧怡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多數貨物代理公司不敢提價。「行業存在需求不足，光是一季度， 我們的收入下滑了三成以上，一旦提價，很可能嚇跑客戶。」目前，貨物代理行業的增值稅率為6%，高於此前營業稅率5%，該行業也和運輸業一樣缺少抵扣的進 項。
也有貨物代理企業已經隨著「營改增」邁出了提價的步子。沈琳最近一個多月都在忙於應付外地客戶們的投訴，原因是沈琳所在的公司給客戶的報價包含了 6%的增值稅，即漲價6%。沈琳從事的是「指定貨代理」，即海外的進口商巨頭授權指定由沈琳的公司獨家代理，「靠著大樹好乘涼」，這是公司敢於提價的底 氣。
沈琳給客戶的提價理由是：對方——外地客戶都無法提供增值稅發票。反覆投訴以後，這些製造業客戶也只能接受這突如其來的「增值稅轉嫁」。
自4月份以來，快遞行業在全國範圍內已經輪番漲價。「油價和人力成本上升，已經推動快遞價格快速上漲。稅負轉嫁也會推波助瀾。」一位上海快遞業人士如是理解。
「人力成本佔快遞公司收入的50%以上，卻不能抵扣，這是很嚴重的事情，我們不反對改革，但政策要考慮行業特殊性。」順豐快遞一位高管對記者說。
利星行物流的一位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當「營改增」向全國推廣後，如果部分行業稅負上升的問題依然存在，可能會出現較大面積的提價潮。「倘若各地『營改增』後的運輸業還是面臨稅負上升，那麼很可能一起提價。」
李軍的看法是，「營改增」導致的漲價，有可能是由行業內的領導者來發動，而中小企業只能被動接受
不一樣的補貼
「哪家大企業鬧得最凶，就優先補貼它。而小企業無論怎麼哭，也顧不上了。」
從今年1月份起，竇雅所在公司開始折騰將運輸業務搬遷到洋山保稅港，洋山保稅港對增值稅實施「即征即退」、全額返還的優惠政策。「但還有個問題，涉及國際航線運輸的稅收要等到年底才能退。」竇雅皺眉說，「為什麼就不能直接免掉呢？」
「營改增」幾個月來，上海的運輸企業都強迫自己「精打細算」地過日子。上海新傑物流公司總經理王堅告訴記者，「營改增」也令其稅負大增，比如自營運 輸部分從原先繳納3%的營業稅變成了繳納11%的增值稅，而佔新傑物流總成本30%以上的路橋費不能用於抵扣增值稅。「成本增加得太厲害了！」他說。
從去年下半年起，儘管公司缺跑運輸的卡車，但王堅堅持租車用也不買車。直到今年元旦一過，他大手一揮購置了價值幾百萬元的卡車和運輸工具，此時這些「進項」可以抵扣增值稅。不過，王堅也擔心，「長此以往，夠嗆！處理不好就是坐以待斃。」
一些在其他省份有分公司的上海運輸企業為了避稅，則開始「移花接木」，比如將本屬於江蘇分公司的採購「轉移」到上海的公司名下，變成可以抵扣的「進項」，同時，再將上海公司的收入「暗中轉移」到江蘇分公司去。
與運輸業的「積極自救」相比，面對17%「昂貴」增值稅率的融資租賃業，則多少顯得有些束手無策。它們原先適用5%的營業稅稅率，「營改增」試點後被認定為增值稅一般納稅人，適用稅率變為17%。
據記者瞭解，試點啟動4個多月來，因為「不知道如何開票和記賬」，很多租賃企業幾乎沒有開展過新業務。「當初給融資租賃業設計17%稅率時，是以為 這個行業會買進很多固定資產。」一位業內人士表示，沒想到實際上多數融資租賃企業都是散兵游勇，很多企業都「分拆」經營，每一家註冊的企業都各自只有一艘 船或一輛車，不會添置新的資產。
針對部分試點行業企業稅負不降反升的實際困難，上海市出台政策，對「營改增」試點過程中因新老稅制轉換而產生稅負有所增加的試點企業，按照「企業據實申請、財政分類扶持、資金及時預撥」的方式實施過渡性財政扶持政策，給予財政補貼。
但在竇雅看來，她根本不指望這些補貼能帶來多少幫助。「這麼多企業去爭搶，未必能輪到我們，就算我們有資格拿，真正到手也不知道是猴年馬月了。」
竇雅的悲觀並非過慮。一位上海財稅部門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介紹，對企業「營改增」稅負上升的補貼只能「抓大放小」，儘量滿足各區縣納稅500強以內的企業補貼。「哪家大企業鬧得最凶，就優先補貼它。而小企業無論怎麼哭，也顧不上了。」
事實上，大企業不僅交稅有補貼，連「附加費用」也有望節省下來。所謂「附加費用」，是指根據企業所繳納的稅款，按照約1%的比例再交城市建設、教育附加等費用，這筆費用直接劃轉給上海市政府。
「附加費算起來是很驚人的。」上述財稅部門人士透露，有部分年納稅數十億甚至逾百億元的大戶，光是附加費用就高達數千萬乃至過億。
稅收是按照中央、上海市以及各區縣分成，而這些附加費用直接進了市一級政府的口袋，區政府只好「自掏腰包」補貼給轄區內企業。竇雅對補貼的看法是，「這是鼓勵懶人的做法。那些大企業一旦獲得補貼，可能都懶得讓運輸司機找加油站要增值稅發票了，反正虧了有補貼嘛。」
改革需要配套
即使是國稅與地稅合一的上海，在「營改增」試點中也已暴露出現有財稅體制與改革不配套的隱憂。
上海市被選中為「營改增」先行試點地區的原因，除了交通運輸物流業和現代服務業高度發達外，還因為其國稅與地稅合一，改革難度相對較小。一旦「營改增」試點擴大到北京、江蘇或其他地區之後，增值稅統一由國稅機關徵收，地稅機關的功能還存在重新定位的問題。
但即使是上海，在「營改增」試點中也已暴露出現有財稅體制與改革不配套的隱憂。
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勝軍認為「營改增」試點的配套措施「不到位」。「改革是否動真格，要落實在對人的考核體繫上。」劉勝軍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目前上海稅務機關對人的考核還是按照老一套的辦法，沒有針對「營改增」試點作出調整。
一位參與了「營改增」試點工作的上海稅務人士對記者坦承，「營改增」試點跟業績考核無關，「『營改增』就像義務勞動，上海市2012年全市地方財政收入預算增長為8%，這才是稅務部門業績考核的標準。」
竇雅告訴記者，當不少企業企圖搬遷到洋山保稅港以減輕稅負時，會遭遇到來自原來所在地稅務機關的壓力——各區縣的稅務機關都不希望「肥水外流」，「稅務機關會軟硬兼施，要麼許以全額補貼，要麼拖延辦理遷出手續。」
「現在上海的稅務部門很尷尬，既要負責增加稅收，又要幫助企業減輕負擔。」上述稅務部門人士說。今年一季度，上海市地方財政收入完成1103.7億 元，較去年同期增長6.7%。而在2010年和2011年，上海市一季度一般預算收入分別保持29.9%和37.1%的高速增長。
此外，今年一季度上海增值稅同比增長了11.9%，而營業稅同比減少了7.9%，官方的解釋是「營改增」使然。「改革後，我們應該感受到整體稅負下降才對，否則無法解釋我們已經避免了重複徵稅。」劉勝軍說。
（應被訪者要求，文中竇雅、沈琳為化名。南方週末記者謝鵬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