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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變“降低” 政治局會議首提“降低宏觀稅負”有何玄機？

每年年中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是下半年宏觀經濟政策走向的風向標。

7月26日傍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會議一大議程是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在隨後新華社披露的2000余字內容中，最吸引人的是“降成本的重點是增加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抑制資產泡沫和降低宏觀稅負。”

“降低宏觀稅負”可能意味著中央對稅負政策基調的一次調整，因為原來的官方表述是“穩定”稅負。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決定》中涉及稅負的表述是“穩定稅負”和“公平稅負”。2014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則進一步提出“穩定宏觀稅負”。但這次政治局會議在以往中央精神的基礎上，首次提出了“降低宏觀稅負”。

宏觀稅負是指一國在一定時期政府收入占經濟總量的比重，體現政府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額，及政府與企業、居民個人之間占有和支配社會資源的關系。通常也是反映一個國家稅費的總體負擔水平的重要指標，因此備受市場關註。

中國自1995年開始，宏觀稅負一路上升，新世紀以來尤其是2005年之後宏觀稅負加快上升。但近幾年，宏觀稅負保持穩定。根據第一財經記者從權威渠道獲得的數據，2012年~2015年間，宏觀稅負(IMF口徑)均保持在29%左右，2015年宏觀稅負甚至較2012年下降了0.2個百分點，為29.1%。而宏觀稅負世界平均水平為38.8%。

近些年，隨著經濟增速放緩，企業利潤增速下滑，降低宏觀稅負的呼聲越來越高。此次政治局會議首提降低宏觀稅負，也正是回應這些呼聲，也是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更好地發揮積極財政政策，降低企業稅負，鼓勵民間投資的一大舉措。

降低宏觀稅負也就是降低政府收入占經濟總量的比重，在不考慮經濟總量變化的前提下，即政府收入要減少，相應地企業收入或居民收入會增加。按照中國官方認可的IMF口徑，政府收入包括公共財政收入、扣除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之後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和社會保險基金收入。

今年是本屆政府實行減稅降費舉措力度最大的一年，這無疑將減少政府收入。

5月1日推開的全面營業稅改增值稅，預計減稅規模為5000億元，為本屆政府最大減稅舉措。同日施行的還有階段性降低社保費率和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此舉將減輕企業費用負擔1000億元。

不僅如此，6月27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清理規範工程建設領域保證金的通知》，砍掉24項工程領域保證金等，為建築企業盤活了近萬億元資金。

未來還有可能出臺的一項減稅舉措是，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稅率。不少企業家呼籲降低目前17%的制造業增值稅稅率，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到的降成本舉措中，也包括研究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稅率。

宏觀稅負多少才合理?目前29%的宏觀稅負降低至多少才合適?是否宏觀稅負越低越好?

其實，國際上對宏觀稅負的合理區間並未達成共識。宏觀稅負世界平均水平為38.8%，發達國家宏觀稅負平均水平為42.8%，比如法國宏觀稅負接近44%，丹麥、瑞典、挪威在40%左右。發展中國家宏觀稅負均值為34.4%。由此看來，中國的宏觀稅負並不高。

不過宏觀稅負只是一個平均數，即有的企業稅負高於這個數，也有企業稅負低於這個數，這也是為什麽一些企業認為中國的宏觀稅負遠不止29%。

這也就意味著，宏觀稅負數字大小本身意義並不大，而宏觀稅負的趨勢變化卻更能說明問題。判斷宏觀稅負是否合理，本質上看政府是否提供相匹配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如果政府不提供任何公共產品和服務，那麽1%的宏觀稅負也高。如果政府提供完善的公共產品和服務，那麽像北歐的丹麥、挪威等高宏觀稅負國家，也並未引起民眾抵觸。因此，並非宏觀稅負越低越好。

在當前財政收入增速下滑，而財政剛性支出不減的情況下，財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此時降低宏觀稅負，意味著降低政府收入，為了平衡收支，則需要擴大赤字。

今年中國財政赤字率提到歷史新高3%，財政赤字達2.18萬億元，比去年增加了5600億元。這一舉措是必要的安全的，也正是為今年減稅降費提供空間，同樣也是踐行降低宏觀稅負。

未來中國宏觀稅負降低空間有多大，與財政赤字率空間有多大緊密相關。

我國財政赤字率和政府負債率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相對較低。近期官方頻頻發聲，表明我國政府債務仍有一定舉債空間。財政部有關負責人稱，為落實中央“去杠桿”的改革任務，政府可以階段性加杠桿，支持企業逐步“去杠桿”。

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則建議我國繼續提高財政赤字率。他認為，未來一段時期，可將我國的財政赤字率提高到4%，甚至更高水平，由此可以彌補降稅帶來的財政減收，有效進行逆周期調控，更好地支持供給側改革，並且不會給我國政府帶來較高的償債風險。

山東促民間投資 今年減輕企業稅負500億元

近日，山東省政府出臺《關於促進民間投資穩定增長若幹措施的意見》，從降低市場準入門檻、減輕企業稅負、改善金融服務、擴大有效投資、深化“放管服”改革等方面促進民間投資的穩定增長。

今年上半年，山東民間投資總額為1.6萬億元，同比增長2.4%，低於全國民間資本投資增速0.4個百分點。

山東要求，要進一步拓寬民間投資領域。在同規則、同待遇、降門檻上下功夫，抓緊建立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深化壟斷行業、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等領域投融資體制改革，深入拓展民間投資領域，做到市場準入標準和優惠扶持政策對所有經濟主體公開透明、一視同仁，不得對民間資本設置附加條件。對石油、天然氣、電力等行業，進一步深化改革，打破行業壟斷和市場壁壘，去除各類對民間資本的顯性或隱性限制，針對民間投資特點，明確放開領域，吸引民間資本參與建設。

對交通、水利、市政公用事業等領域，堅持存量讓利、增量放開，構建合理回報機制。支持民間資本組建或參股相關產業投資基金，通過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投資補助、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引導民間資本參與投資運營。

在降低企業稅負方面，山東要求要嚴格落實稅收優惠政策。圍繞“營改增”、固定資產加速折舊、研發投入加計扣除、高新技術企業稅收優惠、小微企業所得稅優惠、技術轉讓稅收減免等領域，進一步優化辦理流程，編制稅收優惠政策指南，讓民營企業充分享受到政策紅利，確保2016年全省減輕企業稅費負擔500億元左右。

同時，要全面清理涉企收費。按規定規範和清理行政事業性收費，對國家規定收費標準有浮動幅度的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按標準下限執行;到2018年年底，省定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實現“零收費”。

要著力降低企業運營成本。階段性降低“五險一金”費率，將全省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高於18%的市逐步降至18%。推進電力體制改革和電力市場建設，有序放開輸配以外的競爭環節電價，實施煤電聯動，直接交易電量擴大到700億千瓦時以上，力爭全年降低企業用電成本100億元以上。逐步取消普通公路收費站點，嚴格執行國家、省收費公路“綠色通道”政策，對進出口環節海關查驗沒有問題的外貿企業免除吊裝移位倉儲費用，確保2016年降低流通環節成本20億元以上。

山東對重點骨幹行業貸款實施貼息政策，2016年對高端裝備制造、新興產業和消費品領域重點骨幹行業結構調整遇到困難的投資項目貸款，以及存在某種市場失靈的特殊領域企業技術改造項目貸款，按銀行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的50%給予財政貼息。所需貼息資金，由省財政負擔70%，市、縣財政負擔30%。其中，同一獨立法人享受財政貼息支持的項目限定為1個，省級最高貼息限額為1000萬元。設立省級科技投資風險補償資金，對符合條件的科技貸款項目，省財政按一定比例補償貸款銀行本金損失，單一項目最高補償200萬元。

個稅改革權威解讀：降中低收入者稅負

“年入12萬以上為高收入者，要多交個稅”純屬謠言。

多位熟知個人所得稅(下稱“個稅”)改革的財政部專家24日就上述被輿論擴散傳播的謠言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年收入12萬元不是劃分高低收入人群的界限，也沒有增加個稅的意思。

個稅改革關系到每個人的錢袋子。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表示，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稅改革方案已經提交國務院，按計劃將於今年提交全國人大審議。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熟悉個稅改革方案的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個稅改革方案總的想法是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稅負，適時增加如教育、養老、房貸利息等專項扣除項目，同時加大對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

從未有過高收入標準

國務院10月21日公布的《關於激發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的實施意見》(下稱《意見》)提出，“健全包括個人所得稅在內的稅收體系，逐步建立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進一步減輕中等以下收入者稅收負擔，發揮收入調節功能，適當加大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力度”。

部分網絡媒體將“適當加大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力度”，解讀為“年收入12萬元以上的高收入者將被加稅”。而這一錯誤解讀依據僅僅是因為個人年收入超過12萬元需自行申報個稅。

財政部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孫鋼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財稅部門2006年以年收入12萬元作為個稅自行申報標準，納入綜合納稅申報的試點，並不是用來劃分收入高低的界限，而是從征管便利的角度考慮的。因此，“12萬以上是高收入”純屬誤讀和推演，上述《意見》要對高收入者加稅更是無稽之談。

現行《立法法》規定，稅種的設立、稅率的確定和稅收征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只能通過立法來實現需要通過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決定。換句話說，國務院無權作出所謂的“加稅”決定。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大城市生活成本高，年收入12萬元在一二線城市肯定不屬於高收入者。當前個人工資薪金所得最高邊際稅率過高(45%)，適用標準過低，不利於中國吸引高端人才。

上述熟悉個稅改革方案的人士表示，在中低收入和高收入的劃分上，全球都沒有法律確定的標準，稅法上也從來沒有確定過高收入的標準。未來將結合國際上的做法和我國實際情況，統籌研究和考慮。

目前中國現行工薪所得采取七級累進稅率，其中適用30%以上稅率的年所得42萬以上，為2015年城鎮職工平均工資(62029元)的近6.8倍;適用45%以上稅率的，年所得在96萬元以上，為2015年城鎮職工平均工資的近15.5倍。而美國適用最高39.6%稅率的年所得為40萬美元以上，約為美國人均收入的9.3倍。

增加個稅扣除項

個稅改革是這一輪財稅改革的重頭戲，但發力點並非在加稅上，改革目標的定調為“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稅制度”。

“改革總的想法就是進一步降低中低收入者稅負，適當加大對高收入者稅收調節力度。而降低中低收入者稅負主要是通過增加教育支出、住房支出等專項扣除來實現。”上述熟悉個稅改革方案的人士表示。

現行個稅制度是分類所得稅制，具體被分為11類，分別是工資、薪金所得：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偶然所得；經國務院財政部門確定征稅的其他所得。

未來個稅改革將對現行11項分類所得中的勞動所得進行適當歸並為綜合所得，比如對將工資、薪金所得、勞務報酬、稿酬所得和特許權使用費所得等具有勞動報酬性質的收入，納入到綜合課稅的範圍中。

利息、股息、紅利，屬於投資所得，財產租賃屬於讓渡使用權所得，財產轉讓屬於所有權變動所得，可考慮仍按照現行的分類方式計征。

這就是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稅制度。對於綜合所得，未來將逐步建立“基本扣除+專項扣除”的稅前扣除制度，這也是新一輪個稅改革中降低中低收入者稅負的關鍵環節。

上述熟悉個稅改革方案的人士表示，現行工資薪金個稅基本扣除額為3500元，這一標準是考慮了居民日常生活費用支出和贍養撫養系數綜合計算得出，在這一標準下月收入四五千的工薪階層基本不用繳納個稅。今後個稅改革，扣除額標準在此前基礎上，還會將家庭的支出因素考慮進去，使得扣除標準更加合理，降低中低收入者稅負。

“現在居民住房支出和教育支出金額較大，還有養老等其他支出，未來個稅改革將增加一些家庭扣除項，降低中低收入者的負擔。”該人士稱。

樓繼偉在今年兩會上也談到了個稅改革中的專項扣除：“比如說個人職業發展、再教育的扣除，比如說基本生活的這一套住宅的按揭貸款利息要扣除，比如說撫養一個孩子，處於什麽樣的階段，是義務教育階段，還是高中、大學階段，要給予扣除。當然我們現在是放開‘二孩’了，大城市和小城市的標準，真正的費用到底是多少，也不太一樣。稅法也不能說大城市就多點，小城市就少點，總是要有一個統一的標準。還有贍養老人，這些都比較複雜，需要健全的個人收入和財產的信息系統，需要相應地修改相關法律。”

樓繼偉

建立自然人稅收管理體系

在降低中低收入者稅負的同時，個稅改革還要加大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力度。而這些都離不開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的建立，這是個稅有效征管的重要前提條件之一。

上述《意見》明確提出，建立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在確保信息安全和規範利用的前提下，多渠道、多層級歸集居民和非居民個人的收入、財產等相關信息，運用大數據、雲計算等技術，創新收入監測方式方法，提升居民收入信息監測水平。

國務院近期正大力推動部門數據共享，這將逐步實現與財政、工商、銀行等相關部門的網絡連接，建設更為完善和符合征管需要的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

根據國務院辦公廳2015年底發布的《深化國稅、地稅征管體制改革方案》，2018年將實現征管數據向稅務總局集中，建成自然人征管系統，並實現與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互聯互通。

此外，正在修訂中的稅收征管法已經明確建立自然人納稅識別號，這將歸集個人工資、薪酬、證券、不動產、保險、銀行存款信息，成為個稅改革中以納稅人自行申報納稅為主的重要一環。

普華永道中國個人稅務咨詢合夥人張健菁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稅務總局推廣的金稅三期就是收集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很好的平臺。

金稅工程是經國務院批準的國家級電子政務工程，是國家電子政務“十二金”工程之一，是稅收管理信息系統工程的總稱。1994年以來，已歷經了三期工程建設。

金稅三期工程2013年率先在廣東、山東等6省(市)國地稅局試點，現在全國範圍內逐步推廣，去年擴大到了14個地方國地稅局，今年上海、北京等6地也被納入，計劃今年10月份完成全國推廣。

上海市國家稅務局總經濟師蔣旭濤曾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按照金稅三期工程統一標準，上海在今年2月上線了個人所得稅代扣代繳網上建檔，企業的財務部門需要填個人詳細資料，這就是自然人的全員建檔，將解決自然人涉稅信息采集、建檔應用難題，提升對自然人的稅收征管水平，並為個稅改革、房地產稅改革鋪路。

“大家關心的個稅、房地產稅改革想要在全國推廣，首先需要全國統一的基礎數據，這必須通過稅務總局這個平臺來做，而這個平臺就是金稅三期工程。”蔣旭濤表示。

稅負勞動高於資本的尷尬將解 科研人員已先受惠

個人勞動所得的個稅稅率最高能達到45%，而資本所得稅率為20%，同樣是通過辛勤勞動獲取回報，但勞動所得稅負卻明顯高於資本所得稅負。這一現狀將會改變。

近日，國務院發布《關於激發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的實施意見》(下稱《意見》)，要求合理調節財產性收入。平衡勞動所得與資本所得稅負水平，著力促進機會公平，鼓勵更多群體通過勤勞和發揮才智致富。

稅務律師丁斌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個人所得稅采取分類征收，在勞動所得方面，個人工資、薪金、年終獎稅率采取七級累進稅率，稅率為3%~45%。個體工商戶個稅稅率也采取累進稅率，稅率為5%~35%。而資本所得稅率為20%，比如利息、股息、紅利、財產轉讓所得等。因此勞動所得稅率最高能達到45%，而資本所得稅率為20%，勞動所得稅負明顯高於資本所得。未來個人所得稅(個稅)改革中，采取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改革方向，將會適當降低勞動所得稅負，適度提高資本所得稅負，做到兩者平衡。

在按家庭征收個稅的大改革方向下，丁斌預計，未來勞動所得稅負將會有所下降。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今年兩會上答記者問時曾表示，綜合所得個稅改革很複雜，因為要把個人所得收入，即11項分類所得綜合在一起，然後再做一個不是簡單的工薪項下的扣除，而是說要做分類的一些扣除。

“比如說個人職業發展、再教育的扣除，比如說基本生活的這一套住宅的按揭貸款利息要扣除，比如說撫養一個孩子，處於什麽樣的階段，是義務教育階段，還是高中，還是大學階段，要給予扣除。當然我們現在是放開‘二孩’了，大城市和小城市的標準，真正的費用到底是多少，也不太一樣。稅法也不能說大城市就多點，小城市就少點，總是要有一個統一的標準。還有贍養老人，這些都比較複雜，需要健全的個人收入和財產的信息系統，需要相應地修改相關法律。”樓繼偉稱。

這意味著，中國未來有望逐步建立“基本扣除+專項扣除”的稅前扣除制度，包括子女教育、職業教育、首套住宅按揭貸款利息等逐漸被納入專項扣除項目。適時引入家庭支出申報制度，優化稅率結構。

普華永道中國個人稅務咨詢合夥人張健菁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其實目前財稅部門在平衡勞動所得稅負和資本所得稅負上已經采取了行動。比如今年9月財政部和稅務總局聯合印發《關於完善股權激勵和技術入股有關所得稅政策的通知》(下稱《通知》)，正是平衡勞動稅負和資本所得稅負一大舉措，這減輕了科研人員等勞動所得稅負。

在上述《通知》出臺之前，企業給予員工的股票(權)期權、限制性股票、股權獎勵等，員工應在行權等環節，按照“工資薪金所得”項目，適用3-45%的7級累進稅率征稅;對員工之後轉讓該股權獲得的增值收益，則按“財產轉讓所得”項目，適用20%的稅率征稅。

而為了減輕股權激勵獲得者的稅收負擔，解決其當期納稅現金流不足問題，此次《通知》將上述工資薪金所得和財產轉讓所得兩個環節征稅合並在一個環節，且適用財產轉讓所得的20%稅率。

張健菁認為，這個《通知》就平衡了勞動所得稅負和資本所得稅負，消除了此前個人行權環節勞動所得稅負，統一采用財產轉讓所得稅率。

此前財政部稅政司有關負責人在解讀這一《通知》時表示，在轉讓環節的一次性征稅統一適用20%的稅率，比原來稅負降低10-20個百分點，有效降低納稅人稅收負擔。這將進一步加大了對創新創業的支持力度，對於激勵科技人員創新創業、增強經濟發展活力、促進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將發揮重要作用。

總理承諾兌現：營改增7個月後行業稅負實現只減不增

12月1日，離5月1日全面推開營業稅改增值稅(下稱營改增)過去了7個月，離全年營改增5000億元減稅目標只剩一個月。

此次營改增全面推開後，是否實現了四大行業26個細分行業稅負只減不增的承諾?全年超5000億元減稅預期能否達到?增值稅中央與地方五五分成後，地方財力是否得到保障?這些也是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想了解的。

11月29日李克強主持召開了國務院常務會議，聽取相關部門匯報營改增情況，上述問題已經有了答案：26個細分行業稅負實現了只減不增。全年減稅總規模預計將超過5000億元。為均衡地方財力，2016年中央對地方實施增值稅定額返還，並通過對地方均衡性轉移支付和其他各類財力補助，來提高地方財力保障水平。

承諾兌現、5000億目標將完成

2016年是營改增收官之年。5月1日，隨著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和生活性服務業四大行業1000多萬戶納稅人被納入試點，營改增正式全面推開。

李克強多次強調，營改增要實現試點行業稅負只減不增，這也是他給稅務機關下的“死命令”。

（2016年5月23日，營改增全面實施近1個月，李克強考察湖北十堰市民服務中心，細詢實施效果，並再次重申“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

7個月以來，為了確保稅負只減不增，明確營改增操作細節，財政部和稅務總局出臺了四五十份營改增補丁文件，加起來字數超過20萬。

國家稅務總局數據顯示，今年1—9月，營改增累計減稅達3267億元，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的目標順利實現;而且，減稅規模呈逐步擴大態勢，全年減稅5000億元也幾乎是“板上釘釘”。

不少企業也實實在在感受到營改增帶來的減稅紅包。

一位日用消費品企業稅務總監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受惠於營改增，進項抵扣增多，公司今年減稅規模達1億元，稅負有所減輕。

“營改增全面推開，讓松鶴樓這棵老樹發出新枝，預計今年將是松鶴樓史上經濟效益最好的一年。”蘇州松鶴樓餐飲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趙羅平說，松鶴樓今年營收預計達到4.5億元—5億元，減稅高達1600多萬元，公司全年盈利達到2500萬元以上。

減稅效應凸顯後，納稅人更願意繳納增值稅，截至10月底，上述四大行業新增加53萬納稅戶。

不過，金融業等實施增值稅仍異常複雜，政策設計仍待完善。“金融業目前反映比較多的問題是，線下的同業拆借能否免增值稅。”普華永道中國中區流轉稅服務的主管合夥人李軍對第一財經記者稱。

前述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下一步，要密切跟蹤試點情況，對運行效果開展第三方評估，針對金融、建築等試點行業企業反映的問題，及時研究明確相關領域納稅政策口徑，在風險可控、制度公平前提下進一步完善相關措施，擴大減稅效應。

另外，會議提出要深入重點行業開展政策輔導，幫助企業用好用足增值稅抵扣機制。改進和優化納稅服務，提高辦稅便利程度。

值得註意的是，上述會議要求，明年要按照政府過緊日子、更多為企業發展減負的要求，繼續大力實施減稅降費政策。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院長胡怡建對第一財經分析，中央今年首次提出了降低宏觀稅負，而且減稅降費也是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要一步，可以降低企業成本，因此明年繼續大力實施減稅降費政策符合預期。

李克強在上述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說，從當下看，減稅無疑會帶來財政收支平衡的壓力。但他強調，要讓企業過好日子，政府就要過緊日子。而從長遠看，這項改革不光對企業有利，對國家財政也有利。

增值稅定額返還平衡地方間收入

營改增除了要處理好政府與企業間的關系，確保試點行業稅負只減不增外，另一大關鍵是原來屬於地方收入的營業稅改為中央地方共享稅種增值稅後，如何穩住地方財政收入，調動雙方積極性。

在營改增全面推開前夕，國務院發布《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後調整中央與地方增值稅收入劃分過渡方案》，明確了以2014年為基數核定中央返還和地方上繳基數，確保地方既有財力不變，在增值稅分成比例上，中央與地方在增值稅收入上五五分成。此前地方增值稅分成比例為25%。

此次國務院常務會議對此作了進一步補充。即從2016年起，中央對地方實施增值稅定額返還，對增值稅增長或下降地區不再增量返還或扣減，這意味著中央取消了對增值稅返還與地方增長率掛鉤。

早在1994年的《國務院關於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稅收返還改為與本地區增值稅和消費稅增長率掛鉤的通知》明確，1994年以後，稅收返還額在1993年基數上逐年遞增，遞增率按本地區增值稅和消費稅的平均增長率的1∶0.3系數確定，即上述兩稅地區平均增長1%，中央財政對地方的稅收返還增長0.3%。

一位地方財政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按照此前的增值稅增量返還，東部發達地區增值稅增長較快，稅收返還得多，而中西部的欠發達地區的增值稅增長得慢，稅收返還得少，這反而拉開了東部與中西部的財力。現在采取增值稅定額返還，有利於地區間財力均衡。

山東財經大學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潘明星告訴第一財經，1994年分稅制，中央對地方增值稅增量按照1：0.3實行稅收返還。全面營改增後，需調整原來的稅收返還辦法。這次國務院明確“定額返還”，並在下一步安排對地方均衡性轉移支付和其他各類財力補助時，將統籌兼顧東中西部實際情況，妥善解決困難地區財力缺口，這既有利於保證地方既有財力，也有利於逐步提高地方財力保障水平。

財政部副部長劉昆近期表示，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後，增值稅收入中央與地方劃分比例由此前75：25變成50：50，預計今年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加1780億元，全部用於對地方的稅收返還，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總量不會變。

財政部：“營改增”後26個細分行業全部實現稅負只減不增

2日，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稱，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以來，預計2016年全年減稅超過5000億元，在當前經濟形勢下，可有效降低企業成本，激發市場活力，增加有效供給。

營改增試點是財稅體制改革中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重大舉措。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全面實施營改增，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5月1日，營改增全面推開，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4大行業納入試點。自此，所有營業稅納稅人都改為繳納增值稅，標誌著營改增試點稅制轉換階段工作已經完成。

到目前，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運行已經超過半年。

史耀斌評價稱，這是用政府收入的“減法”，換取企業效益的“加法”和市場活力的“乘法”，是一舉多得的重大舉措。總的來看，減輕了企業負擔、增強了企業活力，一定程度上對沖了經濟下行壓力。從稅制運行實時監測情況來看，試點總體上取得了良好效果，達到了預期目的。

他提到，前三季度，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成本為85.87元，同比減少0.17元。戰略性新興產業同比增長10.8%，增速比規模以上工業高4.8個百分點。5月1日以來，四大行業新辦戶數逐月穩步增加，累計增加53萬戶，帶動了就業創業。

此外，通過促進專業化分工協作，拉長產業鏈，一些研發、設計、營銷等內部服務環節從企業主業剝離出來後，更加專註於提供某類型服務，成為效率更高、專業更強的創新主體，催生了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拓展更為廣闊的空間，也為民營經濟和小微企業營造更為寬松的發展環境。

對於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史耀斌說，這既是改革的目標之一，也是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

他表示，財政部和稅務總局在政策設計階段做了妥善安排，總體可實現所有行業全面減稅、絕大部分企業稅負有不同程度降低。同時，在政策執行時又抓好落實。一方面，做好培訓和督導，使政策有效落地，另一方面密切跟蹤試點情況，及時完善試點政策。

他提到，目前，試點運行已超過半年，從運行情況看，營改增作為本屆政府成立以來最有力的降成本舉措，減稅降負效果已經並將持續顯現。

據統計，5-10月，新納入試點範圍的4個行業共有1064萬戶納稅人完成稅制轉換，累計實現應納增值稅5554億元，與繳納營業稅相比，累計減稅965億元，26個細分行業全部實現了總體稅負只減不增的預定目標，稅負下降14.8%。除四大行業本身減稅外，由於可抵扣進項稅增加，前期已試點的“3+7”行業減稅939億元，原增值稅行業減稅966億元。

上述合計，5-10月減稅2870億元，加上1-4月份營改增減稅847億元，2016年1-10月營改增試點累計減稅3717億元。考慮到減稅規模呈逐月放大趨勢，預計此項改革全年減稅超過4700億元，加上帶來的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減收，總規模將超過5000億元。

史耀斌稱，下一步，財政部和稅務總局將會同相關部門，繼續發揚“工匠精神”，把試點各項工作做實做細，以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的政策紅利增加企業發展的動力，使各類企業在改革中擁有更多、更強的獲得感，更好發揮稅制改革促進創業創新、推動產業升級、穩定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

中美競減稅負，搶占制造業投資高地

“中國制造業的綜合稅務跟美國比的話，比它高35%。”全國政協委員、福耀集團董事長曹德旺近日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的表態引發廣泛關註。曹德旺此前還透露，計劃投資10億美元，在美國建廠生產汽車玻璃。

一時間，“中美經營成本之爭”刷屏。

曹德旺

事實上，無論是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是前不久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均將著力振興實體經濟作為2017年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不僅延續了奧巴馬的“制造業回流”計劃，更準備通過大幅降稅等措施，吸引更多制造業企業在美國投資。

換句話說，對於未來經濟的振興，中美雙方都選擇押寶制造業，“經營成本之爭”的實質是“中美制造業之爭”。

對於未來中國在振興實體經濟方面的政策措施，一些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專家表示，2017年最值得期待的減稅措施是兼並四檔增值稅稅率，從而降低制造業17%的增值稅稅率;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改革也將降低中低收入者稅負;此外還需繼續大力清理各類不合理收費，適度降低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的征繳費率，減輕低收入群體和用工企業的社保負擔;企業用能及物流成本也有待進一步降低。

曹德旺之言籠罩制造業

曹德旺所言非虛，中國制造業綜合成本高不高，企業體會最深。

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後14日在一個論壇上也表示，當前做實體經濟太難、投資成本高，國家應繼續落實積極的財政政策，降低企業稅費，“一個國家沒有實體經濟，國家想要富強，我想不可能。”

伊利董事長潘剛也撰文表示，當前實體經濟企業的經營難度不小，原材料、勞動力等企業綜合經營成本大幅上升。

除了著名企業家的表態，不少在本土成長起來的制造業企業也早已付諸行動。以全球最大的精密銅管制造商——金龍銅管為例，早在2013年，該集團就在美國南部亞拉巴馬州43號高速公路邊投資建設了第一家美國工廠。

“之所以要去美國建廠，主要是美國對我們反傾銷裁決的推動。”金龍集團董事長李長傑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而當時在美國建廠選址的過程中，公司最看重的是當地政府的支持力度和政策。

在奧巴馬政府“制造業回歸”的導引下，美國各州政府前兩年開始就在為增加就業，推出各種吸引外資的政策優惠與創新。金龍在美國建廠，就獲得了免費的土地、優惠的能源及稅收。

第一財經記者采訪了解到，金龍銅管從亞拉巴馬州各級政府處爭取到的優惠政策，總價值高達2億美元，除了2000萬美元的現金優惠，還包括相關稅收、土地成本的免除和勞工培訓補貼等。

李長傑同時表示，在美國建廠需要投資約1.1億美元，可能在國內只需要6000萬美元，但在工廠建成投運後，很多成本要素甚至比國內還要便宜。

比如金龍生產所需的最大成本是銅等原料，而位於南美洲的智利擁有世界最大的銅礦，從南美進口銅原料到美國，相比進口到中國，運費要便宜不少;再比如金龍生產所需的另一大成本電力等燃料費用，美國當地的電費每度也比國內便宜一半左右。

不過，李長傑也坦陳，在美國建廠，當地的人工成本要比國內高得多，比如普通工人在國內每月工資2500~3000元人民幣的話，但在美國則需要2000~2500美元。而且在工廠投產後，當地工會的介入，更是讓公司經歷了不少在中國沒有遇到過的“麻煩”，比如工人要求保護自己權益，增加加班費，勞動保險等。

與金龍集團不同，上海高端醫療設備初創公司聯影想在美國辦廠的原因更直接：特朗普已表示要把美國制造業的稅率從35%降到15%。

“美國的原材料也更便宜，比如液氮和液氦的采購價格要比中國低三分之一左右。此外，如果在美國生產，輻射到南美和中東、歐洲等地更便宜。”聯影美國方面的工作人員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一項目將於明年啟動。核心部件研發成功後，我們完全是有可能通過這種方式走向全球的。”

上述聯影工作人員還透露，之所以在美國設立公司，並把總部安排在休斯敦，因為該市所在的得克薩斯議州的稅收比較便宜，接近於零，拿地也比較便宜，“除了研發以外，我們也開始希望把工廠建在美國，這樣醫療設備很多大的部件就可以運過去，進行組裝測試。海運出口、物流成本也相對較低。”

30%~40%的“死亡稅率”

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雖然圍繞企業稅負輕重還有一些爭議，但是企業家的感受最為真實，現在企業稅負仍然較重。

今年上半年，李煒光率領課題組對民營企業家稅費負擔進行了調研，其間與100多位企業家座談。調研初步結果顯示，企業家認為稅收負擔很重和較重的比例很高，達到87%，這反映出我國總體稅費負擔水平可能已經拖累了企業經營。

李煒光表示，目前30%~40%宏觀稅負對企業來說過高，甚至可以稱作“死亡稅率”。因為我國大部分企業利潤率不到10%，30%~40%的稅費負擔會導致大多數東部沿海加工業企業處於困境之中，甚至虧損倒閉，這也是目前實體經濟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實上，政府早已意識到企業被稅費所累，降成本也早已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任務之一，今年也是本屆政府減稅降費力度最大的一年。

為減少重複征稅，國務院5月1日全面推開營業稅改增值稅(下稱“營改增”)。國家稅務總局數據顯示，今年1~9月，營改增累計減稅達3267億元。四大行業26個細分行業實現了稅負只減不增。財政部預計營改增全年能夠達到5000億元的減稅目標。

為降低企業社保費用負擔，同樣在5月1日，國務院降低了企業社保繳費費率和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初步測算，這些措施每年可減輕企業負擔1000多億元。

另外，政府還清理規範政府性基金收費項目，擴大18項行政事業性收費的免征範圍，兩次下調電價來降低企業成本負擔。

這些減稅降費改革舉措也讓一批企業受惠，不少企業切實收到了營改增減稅大紅包。

一位日用消費品企業稅務總監曾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記者，受惠於營改增全面推開，公司進項抵扣增多，今年減稅規模達1億元。不過，這位總監也坦承，盡管減稅規模達到1億元，但是相比巨額納稅仍屬杯水車薪。

巨額的減稅數據為何依然沒獲得企業家們的認同?財政部副部長劉昆今年6月在國新辦就促進民間投資健康發展專項督查有關情況發布會上表示，目前企業認為稅費負擔仍然較重有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企業認為當前稅費規則體系比較複雜，制度履行成本比較高;二是行政性收費需要進一步清理，稅收政策需要進一步落地;三是一些優惠政策的可達性不是很高，有些政策不能直接讓企業有比較好的獲得感，還需要對政策做一些調整;四是“營改增”等改革確實對國家、企業的管理水平要求比較高，有些企業因為自身管理沒有跟上，抵扣鏈條又不完整，這種情況下企業操作比較困難。

中國也要降制造業稅率

面對特朗普針對制造業的“張良計”，中國也有“過墻梯”。

今年7月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首次提出“降低宏觀稅負”，有別於此前穩定宏觀稅負的表述。國稅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認為這是財稅戰略的重大調整。

上周五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強調，2017年要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

李克強總理近期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2017年繼續實施大規模減稅降費政策。李克強在會上表示，從當下看，減稅無疑會帶來財政收支平衡的壓力。但要讓企業過好日子，政府就要過緊日子。從長遠看，這項改革不光對企業有利，對國家財政也有利。

通過增值稅稅率簡並，來降低制造業17%的增值稅稅率，是2017年降成本可期待的舉措。

目前增值稅稅率有17%、13%、11%和6%4檔，稅率檔次過多，實際操作中企業類似業務適用不同稅率，不利於公平競爭。

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近日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下一步要完善增值稅改革，現有的4檔增值稅率需要簡並。17%制造業增值稅稅率雖然高，但同時進項抵扣也較多，因此並不意味著稅負一定高，未來是否降低還需要統籌研究。

目前學界對簡化增值稅稅率有不同聲音。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認為可以設定10%的增值稅基本稅率和5%的低稅率兩檔。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鄭新業表示，增值稅稅率可以由17%降至9%。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馮俏彬曾對本報分析，現階段減稅空間有限，最大的減稅招數營改增已經全面推開，未來降低企業成本應該把降費作為主要抓手，這包括政府繁多的收費、政府性基金和社會保險費用。

對於2017年減稅降費，財政部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近期一份調研報告給出三點建議。

一是，針對關鍵環節完善稅收制度，降低企業稅收負擔;二是進一步加大小微企業稅收優惠力度，降低中小企業的稅費負擔.，這有助於支持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增強企業競爭力和市場活力，培育新產業和新增長點;三是嚴格落實降低社保費率政策。在現行已經適度降低失業保險費率、工傷保險費率和生育保險費率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適度降低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的征繳費率，減輕低收入群體和用工企業的社保負擔。

中國企業稅負全球第12？主要是勞動力稅率高

玻璃大王、福耀玻璃集團董事長曹德旺近期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在談及制造業成本高時感慨，中國稅負比美國高很多。

中國企業稅費負擔在世界上到底處於什麽水平？根據世界銀行的最新排名，中國總稅率高達68%，位列世界第12，對此，各方的評論不一，不過，中國企業總體稅費負擔重則是不爭的事實。

中國總稅率虛高？

曹德旺近日接受第一財經采訪，吐槽中國高稅負，讓中國企業稅負問題再度成為輿論焦點

近日，世界銀行和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發布關於全球企業稅負情況的報告(下稱“報告”)，統計了190個國家和地區反映企業稅費負擔指標的總稅率，2016年所有國家(地區)平均總稅率為40.6%，而中國總稅率為68%，遠高於平均水平，位列世界第12。

總稅率排在中國前面的國家主要來自非洲和南美洲的欠發達國家，比如總稅率世界最高的國家是非洲的科摩羅伊斯蘭聯邦共和國(Comoros)，總稅率高達216.5%，南美的巴西總稅率68.4%，略高於中國。

主要發達國家總稅率也明顯低於中國，比如德國總稅率為48.9%，美國總稅率為44%，英國總稅率為30.9%。不過金磚國家總稅率並非中國最高，比如巴西高於中國，印度總稅率也達到60.6%，俄羅斯總稅率為47.4%。

報告稱，總稅率指企業所需繳納稅費占商業利潤的比例，包含利潤稅、勞動力稅和其他稅收等。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財稅專家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從世界銀行的這一指標來說，他們認為中國企業稅費負擔在世界上排第12名。

不過中國官方對這一指標並不太認可，認為中國總稅率虛高。

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所長李萬甫近日撰文認為，中國企業承擔了90%以上的各種稅費，而個人承擔各類稅費占比不足10%。但由於我國是以流轉稅為主的稅制結構，流轉稅(如增值稅等)占我國稅收比重三分之二左右，由於流轉稅依附於價格，受市場供求關系的影響，企業可以實現轉嫁，納稅人與負稅人分離，企業只履行繳稅義務，並非負擔者。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會導致按照世界銀行公布的“總稅率”指標計算的企業稅負虛高。

簡單說，世界銀行公布的反映企業稅費負擔的總稅率雖高達68%，但實際上其中部分稅費負擔企業可以轉嫁給普通消費者或產業鏈下遊，企業實際稅費負擔並沒有這麽大，因此虛高。

對這一說法，也有學者發表不同意見。

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世界銀行總稅率已經公布十年了，按照中國說法叫商業利潤稅費率，稅費主要來自企業所得稅、社會保險費用和其他稅種，並不包括可以轉嫁的流轉稅，也就是說理論上這里的稅費負擔就是企業實際承擔的稅費，因此68%的總稅率並不存在虛高，考慮到中國企業稅費抵扣不充分，甚至有可能存在低估的情況。

根據報告，中國的總稅率為68%，其中利潤稅率10.8%、勞動力稅率48.8%、其他稅率8.4%。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副院長鄭春榮對第一財經記者稱，總稅率指標分析方法並不科學。勞動力稅率其實是指社會保險繳費占企業利潤比率，在68%的總稅率中，中國的勞動力稅率高達48.8%，這一方面說明了企業社會保險繳費負擔很重，另一方面體現社會保障待遇高，保障力度大。反觀一些發展中國家，由於國民基本養老醫療保險都沒有，當然勞動力稅率就低。

李煒光認為，雖然中國社會保障五險一金(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及住房公積金)被當作職工福利，但對企業來說影響其當期利潤，本質上就是一種稅。

鄭春榮也表示，目前我國生育保險、工傷保險和失業保險資金結余量較大，客觀上應該降低費率，而這兩年政府也正在做這件事。

宏觀稅負偏高

盡管對中國企業稅負全球排名是否在12位各方有不同看法，但對於當前企業稅費負擔重並沒有爭議。

國內通常用宏觀稅負作為判斷企業稅費負擔的重要指標。近20年政府規模不斷擴大，提供的公共服務不斷增加，中國的宏觀稅負一路攀升，在減稅降費舉措下近些年穩定在29%左右。

今年7月26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降低宏觀稅負。這是一個重大的決策部署，因為此前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是“穩定稅負”。近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部署2017年經濟工作時再度強調減稅降費。即降成本方面，要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

近些年政府出臺了不少減稅的政策措施。“營改增”擴圍和轉型、小微企業免征範圍擴大、允許企業追溯過去3年應扣未扣的研發費用予以加計扣除、節水及環境保護專用設備企業所得稅優惠、取消減免一批政府性基金、擴大18項行政事業性收費免征範圍等等，不斷加大減稅清費力度。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近日對媒體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明確定調，未來還會進一步降低稅費，這就相當於是顆定心丸。至於具體怎麽減、哪個稅種減，還要等待具體政策，這需要綜合權衡。從長遠來看，減稅仍必要，但相對容易。其實更重要、更難的是推動經濟社會改革，這才是降低企業負擔的根本出路。

“我們通過調研發現，體制與機制的不順暢，才是造成企業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譬如，目前中國發電企業產能過剩閑置，但同時企業用電成本又很高，其實雙方都有降低電價的需求，但當前電力體制卻使這個問題長期難以解決。再比如，有些企業抱怨中國借貸成本高，根本原因是金融體制改革不到位，造成金融與實體經濟的脫節——現在中國不是缺錢，反而資本相對過剩，很多錢一直只在金融體系里轉圈，即俗話說的‘錢生錢’。”劉尚希說。

營改增前11月減4699億元，約16萬戶納稅人稅負上升

營業稅改增值稅(營改增)年終成績單披露。

12月27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聯合召開營改增媒體吹風會，介紹了今年5月1日營改增全面推開的情況。今年前11個月，營改增累計減稅4699億元，全年能達到5000億元的減稅預期目標。新納入的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均實現了稅負只減不增，兌現之前承諾。不過，在營改增整體減稅的同時，目前有1.5%的納稅人出現稅負上升，即16萬戶納稅人出現稅負上升，這一情況引起官方高度重視。

下一步，財政部和國稅總局將繼續密切跟蹤試點情況，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全面系統評估營改增試點情況，進一步完善試點政策。結合增值稅改革和立法進程，進一步優化稅制。

減稅真真實實

此次營改增全面推開之前，李克強總理多次強調要確保行業稅負只減不增，這也是給財稅部門下的死命令。

國稅總局總會計師王陸進在會上介紹，5~11月份，四大試點行業累計實現增值稅應納稅額6409億元，與應繳納營業稅相比，減稅1105億元，稅負下降14.7%。

四大行業稅負均實現下降，兌現總理承諾。

其中，建築業減稅65億元，稅負下降3.75%；房地產業減稅111億元，稅負下降7.9%；金融業減稅367億元，稅負下降14.72%；生活服務業減稅562億元，稅負下降29.85%。

王陸進稱，2016年1~11月份營改增減稅4234億元。考慮到城建稅及教育費附加和個人二手房減稅因素，營改增帶來的整體減稅已達到4699億元。

官方測算的營改增稅負下降是否準確?

王陸進表示，財稅部門將建築、房地產、金融和生活服務四大行業進一步細分為26個小行業，確定了稅負分析的口徑。稅務總局到區縣級層層成立了專門的工作團隊，準確界定每一個試點納稅人的行業歸屬，設計專門表格通過納稅人自主申報采集基礎數據，開發稅負分析平臺自動匯總、直接生成稅負變化結果

“稅務總局對外公布的營改增稅負變化數據，就是通過上述方法由納稅人自主申報、計算機自動匯總形成的，這套數據涵蓋了每一個試點納稅人，是全樣本數據，而且細分到每一個試點行業，我們認為客觀反映了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的全貌。”王陸進稱。

國稅總局王軍局長、任榮發總經濟師11月在上海海侖賓館前臺了解營改增試點情況

為了充分說明營改增減稅效果，國稅總局局長王軍給出另外兩組數據。

王軍表示，第一組數據，今年5月1日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之後，5~11月份全國稅務部門組織的稅收收入，按照我們通常公布的扣除了出口退稅之後的口徑，平均增幅是3%。而去年同期同口徑的稅收平均增幅是8.3%。

“大家都知道，今年GDP的增幅比去年有所降低，但是差異很小，而且今年下半年以來，還有兩個拉動稅收增長的特殊因素，一是一度出現的部分城市房地產市場過熱，二是PPI從9月起結束了連續54個月的下跌，實現了由負轉正。在這種情況下，今年稅收收入增幅與去年同期相比有5.3個百分點的下降，盡管有不少的因素影響，但無疑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企業稅負明顯下降是最主要的一個原因。”王軍稱。

王軍表示，第二組數據，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信息顯示，今年5-11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利潤同比增長10.1%，而去年同期同口徑同比下降1.4%。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期同比的大幅上升，盡管也有多種因素的影響，但無疑全面營改增試點後企業減稅明顯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營改增確實是用政府收入的“減法”換來了企業效益的“加法”、市場活力的“乘法”。營改增減稅是實實在在的“真金白銀”。

16萬戶納稅人負擔上升引重視

在營改增全面推開後，絕大部分企業都實現了減稅，但也有一部分企業反映稅負不減反升。

王陸進在上述會上表示，由於增值稅特殊的抵扣機制，受投資周期、資本構成、管理情況、盈利能力等因素影響，納稅人的稅負水平在不同時點存在一定波動，並非每一個納稅人在每一個時點均實現稅負下降。

“在營改增整體減稅的同時，目前有1.5%的納稅人出現稅負上升，盡管在增值稅稅制條件下同行業不同企業稅負有升有降是正常的，但對這種情況我們是高度重視的。”王陸進稱。

按照稅務總局數據，四大行業試點納稅人共計1069萬戶，1.5%納稅人稅負上升意味著約16萬戶納稅人稅負上升。

“對營改增後稅負增加特別是增加比較明顯的企業，我們將給予高度關註，設身處地為企業的發展著想，從政策完善、服務優化、以及幫助企業完善內部管理上多下功夫。”王軍稱。

王軍局長、任榮發總經濟師11月在上海市虹口區稅務局辦稅服務大廳與納稅人交流

財政部稅政司司長王建凡介紹了下一步營改增三大工作。

一是繼續密切跟蹤試點情況，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一方面，繼續對行業稅負進行監測;另一方面，通過我們已建立的多種渠道直接溝通機制，對各方反映的問題進行解剖分析，對於行業性、整體性的問題，積極研究妥善的解決措施。同時，進一步加強對企業的輔導，幫助企業盡快適應新稅制。

二是全面系統評估營改增試點情況，進一步完善試點政策。依托部際聯席會議機制，與相關行業主管部門建立信息共享的平臺，廣泛搜集各方面對營改增試點的意見和建議，適時開展第三方評估工作，全面梳理和評估營改增試點運行效果，不斷完善試點制度安排。

三是結合增值稅改革和立法進程，進一步優化稅制。我們將按照稅收法定的要求，結合增值稅改革進展，配合有關方面適時啟動增值稅立法。在推進改革和立法過程中，將統籌研究適當簡並稅率等問題。

回應中國高稅負之爭，發改委主任說一年降成本上萬億

“我大體算了算，去年我們在降低企業成本方面大概1萬億元左右。”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在回應近期“中國制造業成本高，企業稅費負擔重”的討論時，給出這個數字。

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企業成本負擔較重背景下，過去的一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任務之一正是降成本。

在1月10日國新辦舉行的發布會上，徐紹史稱，降成本取得了積極的成效。一個佐證就是，2016年前11個月企業成本有所下降，而利潤率有所提高。這明顯好於2015年。

今年企業降成本力度將會更大。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首場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強調，要進一步推進簡政放權改革，從而真正降低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財政部有關負責人也於近日公開表示，2017年將研究新的減稅降費措施，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

“我們會進一步關註企業的訴求，進一步完善政策，簡政放權、減稅降費，進一步減輕企業的負擔。”徐紹史稱，企業也要練好內功，加強管理，這樣企業成本下降得更快。

曹德旺與1萬億降成本

近期，福耀玻璃集團創始人曹德旺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談及中國制造業成本高，企業稅費負擔重，這在全國掀起一場關於企業成本尤其是稅費負擔的大討論。

1月5日財政部從稅制改革和稅負構成的角度作了分析和回應，認為目前稅制改革有利於企業發展，並表示下一步將加大減稅降費力度。

徐紹史在上述發布會上表示，曹德旺等一些個案具有它的特殊性，不必過分解讀。他與財政部和稅務總局持有相同的看法，即國家宏觀稅負的水平總體上並不高。

“我依然相信，我國市場還是很有競爭力的，依然是外資最佳投資國之一。”徐紹史列出了2016年政府給企業降低1萬億元左右成本的詳細賬單。

第一部分是減稅降費，總額約5500億元。營業稅改增值稅(營改增)全面推開減稅大概5000億元，涉企收費包括進出口環節的涉企收費、銀行卡刷卡的收費定價機制等，大概減少了560億元。

企業用能成本降低了約2000億元是降成本第二部分。通過電煤價格聯動，輸配電價的改革，鼓勵電力直接交易等為企業減負1000億元，另外降低非居民用氣的天然氣價格也減少了企業成本1000億元。

降成本第三部分是利息負擔。徐紹史表示，去年前11個月給企業降低利息負擔787億元。

最後，通過航道疏通等舉措，企業物流成本降低約350億元。去年簡政放權系列舉措也降低了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

如果再算上去年國務院降低了企業社保繳費費率和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減輕企業負擔1000多億元，整體上去年為企業降低成本約1萬億元。

降成本還有大招

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類交易成本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減少審批環節，降低各類中介評估費用，降低企業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推動企業眼睛向內降本增效。

財政部部長肖捷在隨後召開的全國財政工作會議強調，2017年繼續落實並完善營改增試點政策，擴大減稅效應。研究實施新的減稅措施。進一步清理規範基金和收費，再取消、調整和規範一批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公開中央和各地收費目錄清單。落實好其他已出臺減稅降費政策。

隨著近期營改增試點政策和征管的完善，不動產進項抵扣規模疊加，營改增減稅規模還將進一步擴大。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院長胡怡建曾對第一財經記者估算，2017年全年營改增減稅規模可能高達6500億元。

盡管官方尚未明確新的減稅措施，但在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宣布擬將美國企業所得稅率由35%下降到15%後，一些專家也建議根據國際局勢變化，適時調整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目前為25%)。

國家行政學院馮俏彬教授建議，在全面營改增之後，要及時將重點轉向增值稅稅率的簡並，將增值稅的普通稅率從17%下調到13%左右，同時擴大可抵扣項，讓政策的春風能惠及最多的市場主體。

除了稅，隨著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加快，社保繳費的費率是否有進一步下調空間，也是社會關切的。已有的研究表明，我國綜合社保繳費率高達40%，是企業很大一塊兒成本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