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奧巴馬周三緊急召集衛生和健康部官員，討論茲卡病毒對美洲地區經濟和社會的嚴重影響。因為目前還無法防治茲卡病毒，奧巴馬呼籲迅速研發茲卡病毒的疫苗和治療的方法。

美國在最近才出現茲卡病毒，但這種主要由伊蚊傳播的病毒已經在非洲、東南亞、太平洋半島、南美洲、中美洲等地區暴發。上周五，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又將加勒比海、拉丁美洲和墨西哥大部分地區，以及美國兩個地區波多黎各和薩摩亞(Samoa)加入了旅行警告名單。

CDC警告，已經懷孕的婦女和準備懷孕的婦女都不應該在最近前往這些地區。

世界衛生組織(WHO)預計將於本周四在日內瓦舉行記者會討論茲卡病毒在全球泛濫的最新進展。

美國科學家：疫苗研制和投入使用至少需要10-12年時間

茲卡病毒同黃熱病(Yellow Fever)，西尼羅河(West Nile)病毒，基恐肯亞病毒(Chikungunya)和登革熱屬同一傳染病科。若孕婦遭蚊蟲叮咬感染這類病毒，會產下患腦部發育不良的“小腦畸形癥”嬰兒。雖然科學界在1940年開始就知道茲卡病毒，但直到最近幾個月巴西報道茲卡病毒同“小腦癥”嬰兒有關後才引起全球密切關註。

和其他幾種傳染病不同，目前還沒有預防茲卡病毒的疫苗和治療茲卡病毒的藥物和方法。

得克薩斯大學醫學院的一支專家小組目前專門從事研究茲卡病毒的工作，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研制預防茲卡病毒的疫苗。

這支專家隊伍已經前往了巴西並采集了病毒樣本，並正在得州南部的一個高度封閉的實驗室進行研究工作。

進行此項疫苗研制的專家們表示，茲卡病毒疫苗可能可以在2年後進入試驗階段，但要最終通過檢驗和投入臨床使用可能還需要10年的時間。

“其中最長的時間是等待美國食品和藥品管理局(FDA)以及其他管理機構的批準，公眾可能還要等上10-12年才能接種這種疫苗。”這支小組的一位醫學專家韋斯拉吉斯(Nikos Vasilakis)教授表示。

在科學家們剛剛開始研制疫苗的階段，美國全國各地已經出現多例感染茲卡病毒的病例，並由此引發可能會繼續蔓延全美的擔憂。

“茲卡病毒就在我們一門之隔的墨西哥。” 韋斯拉吉斯教授指出，“如果茲卡病毒一旦在美國南部落地大肆傳播的話，我們可能會有2500萬到3000萬人面臨被傳染的風險。

韋斯拉吉斯教授認為，除了攜帶茲卡病毒的蚊子之外，攜帶茲卡病毒的人也是最大的傳播方式，而因為攜帶此病毒的成人大多沒有明顯的感染病狀，因此也讓檢測變得更為困難。

衛生專家警告：不僅是美洲 全球都不能輕視茲卡病毒

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1月26日的報道，在巴西，由於孕婦遭到茲卡病毒感染，已有近4,180名初生嬰兒有小腦癥，其中51名嬰兒夭折。

在大部分拉美國家都在密切註意新生兒中是否有茲卡病毒傳染案例的同時，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要求全美婦產科醫生對曾經前往過24個茲卡病毒泛濫國家的孕婦都要進行嚴格的超聲波以及各項婦科和產科檢查。

喬治城大學奧尼爾全國和全球衛生法研究中心主任古斯丁(Lawrence Gostin)指出，盡管茲卡病毒並不通過人和人之間傳播，但國際旅行有可能將疫區的蚊子帶入美國，而且任何一只在美國的蚊子在叮咬了已經被感染茲卡病毒的人後都可以將病毒傳染給他人。

“茲卡病毒確定已經進入了美國，並且我認為傳播的速度也會非常快。”古斯丁說。

休斯頓大學醫學院院長霍鐵茲(Peter Hotez)指出，美國的一些貧困地區，特別是在墨西哥灣的溫暖地區可能更容易遭到茲卡病毒的傳播，因為這些地區有很多露天的地面垃圾，並且很多房屋都沒有或者缺少紗窗。而且，那些室內沒有冷氣的地區的人們更有可能有大量的時間待在室外，而讓他們容易遭到傳染茲卡病毒的蚊子的叮咬。

盡管多數衛生和健康專家都不認為茲卡病毒會在美國大規模暴發，但今年夏天即將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奧運會被認為將會使茲卡病毒影響到全球各個國家。

“奧林匹克運動會將是茲卡病毒傳播的最快的媒介。”匹茲堡大學醫學中心學者阿達佳(Amesh Adalja)表示，“這個時候全球各地的人們都聚在巴西，然後他們各自返回他們的國家，也很有可能會把茲卡病毒一起帶回去。” 阿達佳說。

美國科研人員11日宣布，他們利用激光幹涉引力波天文臺(LIGO)於去年9月首次探測到引力波，證實了愛因斯坦100年前所做的預測，同為黑洞專家的英國天文物理學大師霍金表示，他相信這是科學史上重要的一刻。

霍金(Stephen Hawking)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專訪時表示：“引力波提供看待宇宙的嶄新方式，發現它們的能力，有可能使天文學起革命性的變化。這項發現是首度發現黑洞的二元系統，是首度觀察到黑洞融合。”

“除了檢驗(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我們可以期待透過宇宙史看到黑洞。我們甚至可以看到宇宙大爆炸時期初期宇宙的遺跡、看到其一些最大的能量”，霍金說。

研究人員宣布，當兩個黑洞於約13億年前碰撞，兩個巨大質量結合所傳送出的擾動，於2015年9月14日抵達地球，被地球上的精密儀器偵測到。

資助這項研究的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U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負責人柯多瓦(France Cordova)表示，“如同伽利略首度把他的望眼鏡指向天空，這項對天空的新觀測，將會加深我們對宇宙的理解，引發超乎預料的發現。”

這個現象由兩個設在美國的地下探測裝置觀測到，此裝置主要用來偵測引力波的微小震動，這項觀測計劃的名稱是Laser Interferometer Gravitational-wave Observatory，簡稱LIGO。

科學家花費數個月時間驗證數據並通過審查程序，才宣布這個訊息，標誌著全球各地研究團隊數十年努力的最高潮。

柯多瓦說：“LIGO迎來天體物理學全新領域的誕生。”

愛因斯坦1916年左右在廣義相對論中提出引力波理論，認為聚集成團的物質或能量的形狀或速度突然改變時，會改變附近的時空狀態，效應就像漣漪以光速在宇宙傳播。

引力波以光速傳遞，無法加以阻擋或阻撓。由於引力波產生的時空扭曲非常微小，在此之前科學家從未成功觀測到。

過去數十年來許多跨國科學團隊都致力於找尋引力波存在證據，但引力波對於附近時空的沖擊因距離地球太遠，弱不可見，加深觀測的難度。以地球和4.3光年之外的半人馬座α為例，被引力波扭曲的太空可能只有一根頭發般的變化。

“逼格”很高的引力波究竟是個什麽鬼?

引力波示意圖

引力波就像時空結構中的漣漪，如果把空間想象成一塊巨大的橡膠膜，那些有質量的物體就會讓橡膠膜彎曲，就像我們站在蹦床上時引起床墊變形一樣。質量越大，空間被彎曲得越厲害。

比如地球圍繞太陽轉動的原因就是因為太陽非常重，導致太陽周圍空間出現巨大變形，如果試圖在巨大的變形周圍以直線運動，你會發現其實是在沿著一個圓運動，這就是軌道運轉。並沒有實際的力拉著行星運轉，僅僅是因為空間的彎曲。

只要有質量的物體加速，改變了空間形狀，引力波就產生了，你可以想象湖面的漣漪。當高密度、大質量的物體在宇宙里加速——比如黑洞或者中子星——它們會在時空的墊子上泛起漣漪。這些波紋攜帶著大質量物體的引力輻射，在廣闊的宇宙中傳播。激光幹涉引力波觀測站的存在就是為了捕捉這種微弱的波動。

1915年，愛因斯坦發表廣義相對論論文，革新了自牛頓以來的引力觀和時空觀，創造性地論證了引力的本質是時空幾何在物質影響下的彎曲。1916年愛因斯坦在廣義相對論的框架內，又發表論文論證了引力的作用以波動的形式傳播。

發現引力波意味著什麽?

引力波的發現意義重大，從科學意義上看，引力波可以直接與宇宙大爆炸連接。廣義相對論中預言的引力波也可以產生於宇宙大爆炸中，這就是說大爆炸之初的引力波在137億年後的今天仍然可以探測到。一旦我們發現了宇宙大爆炸時期的引力波，就可以揭開宇宙的各種謎團，甚至了解宇宙的開端和運行機制。因此也有這樣的說法，如果引力波的發現被確定，那麽幾乎可以肯定會入選諾貝爾獎。1993年的諾貝爾獎就是授予了間接發現引力波存在的科學家，當時兩位科學家泰勒和赫爾斯對脈沖星雙星系統PSR1913+16進行研究，發現其系統內有兩顆中子星，它們快速圍繞對方公轉，最終發現了引力波間接證據。

一旦我們發現了宇宙大爆炸時期的引力波，就可以揭開宇宙的各種謎團，甚至了解宇宙的開端和運行機制

2014年3月，BICEP2望遠鏡科學家稱發現了宇宙大爆炸時期產生的原初引力波，這個發現瞬間轟動了世界，科學家在宇宙微波背景輻射中探測到B模偏振，認為這是原初引力波的證據。這個發現不僅意味著我們探測到引力波，而且還發現大爆炸時期的引力波，更令人驚訝的是根據這個理論我們甚至可以推出平行宇宙的存在。不過，很快BICEP2望遠鏡的發現成果被否定，科學家驗證後發現是銀河系的塵埃對觀測形成幹擾，這個發現是錯誤。

由此也可以看出，引力波對於現代天文學而言是多麽重要，一旦發現引力波直接證據，我們就能夠通過這個途徑觀測並研究它，進而揭開宇宙深層奧秘。

引力波科學的發展歷史

在過去的六十年里，有許多物理學家和天文學家為證明引力波的存在做出了無數努力。其中最著名的要數引力波存在的間接實驗證據——脈沖雙星PSR1913+16。1974年，美國物理學家家泰勒(Joseph Taylor)和赫爾斯(Russell Hulse)利用射電望遠鏡，發現了由兩顆質量大致與太陽相當的中子星組成的相互旋繞的雙星系統。由於兩顆中子星的其中一顆是脈沖星，利用它的精確的周期性射電脈沖信號，我們可以無比精準地知道兩顆致密星體在繞其質心公轉時他們軌道的半長軸以及周期。根據廣義相對論，當兩個致密星體近距離彼此繞旋時，該體系會產生引力輻射。輻射出的引力波帶走能量，所以系統總能量會越來越少，軌道半徑和周期也會變短。

泰勒和他的同行在之後的30年時間里面對PSR1913+16做了持續觀測，觀測結果精確地按廣義相對論所預測的那樣：周期變化率為每年減少76.5微秒，半長軸每年縮短3.5米。廣義相對論甚至還可以預言這個雙星系統將在3億年後合並。 這是人類第一次得到引力波存在的間接證據，是對廣義相對論引力理論的一項重要驗證。泰勒和赫爾斯因此榮獲199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圖3：PSR1913+16轉動周期累積移動觀測值與廣義相對論預言值的比較。

圖中藍色曲線為廣義相對論的預測值，紅點為觀測值。兩者誤差小於0.2%，此發現給引力波科學註入了一針強心劑。

在實驗方面，第一個對直接探測引力波作偉大嘗試的人是韋伯(Joseph Weber)。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他第一個充滿遠見地認識到，探測引力波並不是沒有可能。從1957年到1959年，韋伯全身心投入在引力波探測方案的設計中。最終，韋伯選擇了一根長2米，直徑0.5米，重約1噸的圓柱形鋁棒，其側面指向引力波到來的方向。該類型探測器，被業內稱為共振棒探測器(如下圖)：

圖4：韋伯和他設計的共振棒探測器。

引力波驅動鋁棒兩端振動，從而擠壓表面的晶片，產生可測的電壓。圖片來自：馬里蘭大學。當引力波到來時，會交錯擠壓和拉伸鋁棒兩端，當引力波頻率和鋁棒設計頻率一致時，鋁棒會發生共振。貼在鋁棒表面的晶片會產生相應的電壓信號。共振棒探測器有很明顯的局限性，比如它的共振頻率是確定的，雖然我們可以通過改變共振棒的長度來調整共振頻率。但是對於同一個探測器，只能探測其對應頻率的引力波信號，如果引力波信號的頻率不一致，那該探測器就無能為力。

此外，共振棒探測器還有一個嚴重的局限性：引力波會產生時空畸變，探測器做的越長，引力波在該長度上的作用產生的變化量越大。韋伯的共振幫探測器只有2米，強度為10 -21的引力波在這個長度上的應變量(2×10 -21米)實在太小，對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物理學家來說，探測如此之小的長度變化是幾乎不可能的。雖然共振棒探測器沒能最後找到引力波，但是韋伯開創了引力波實驗科學的先河，在他之後，很多年輕且富有才華的物理學家投身於引力波實驗科學中。

(綜合中國網、澎湃新聞網、cnbeta網站、觀察者網)

英國研究人員最新宣布了一項發現，使用全新的方法來識別，能夠發現腫瘤的免疫細胞，將使得下一代“癌癥免疫療法”更加精準，這為觸發人體自身免疫防護系統來對抗腫瘤提供了新的治療途徑。因此，被認為是腫瘤領域幾十年最重大的發現。這項研究於當地時間3月3日在《科學》上發表。

倫敦大學科學家的這項發現通過識別能夠抵達所有腫瘤細胞的T細胞來提高T細胞的反應率，從而產生更為有效的療法。過去T細胞通常只對腫瘤的一個集團產生作用。所謂T細胞，其實是負責免疫反應，包括攻擊異物的一種白細胞。T細胞免疫可以提供終身記憶，防止疾病複發，但是在慢性疾病，比如癌癥面前，T細胞往往處於抑制狀態，因此需要激活。而就在2月在華盛頓舉行的美國科學進步協會的年會上，一項最新的研究結果也顯示，驅動人體內的“記憶T細胞”，可以讓人體對癌癥的免疫力至少持續14年。

參與這項研究文章發表的作者之一Sergio Quezada教授把這項重大的突破比喻成“警察能將所有的罪犯一網打盡”。他稱，“腫瘤細胞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比如實施一個犯罪活動也有不同種類的分工，有些人負責搶劫，有些人負責望風，但是人體免疫系統無法‘淩駕’於它們之上進行全方位的監控，但是現在新的研究不再需要警方在不同的街區漫無目的地搜索犯罪嫌疑人，而是提供給警方一個組織犯罪活動總頭目的名字，從而能夠讓一些征兆微弱的腫瘤細胞也被一網打盡。”

所謂免疫療法，是為了激發人體內能夠抵抗疾病的T細胞，T細胞能夠追蹤並殺死腫瘤細胞。長期以來，通過免疫療法治愈癌癥一直是科研人員努力的方向，也被視作是一種革命性的療法。免疫療法過去已經被證明可以延長癌癥患者幾個月甚至幾年時間的生命，但是第一批上市的藥物只在大約1/3的患者身上有效。科研人員希望通過激活人體免疫細胞的記憶功能，讓細胞記住疾病並能扮演終身“看門人”的角色，也就是當疾病再次襲來時，能自動抵禦，從而人不會察覺到疾病的發生。

賽諾菲亞太研發總部總裁江寧軍在這項新研究宣布後第一時間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的采訪，他認為研究結果“非常有趣”。江寧軍表示：“腫瘤的表現形式不是單一的，而是有多種表現，這就限制了過去癌癥治療的效果。這項研究可能會讓T細胞將所有腫瘤細胞都一網打盡，對免疫療法的意義將產生深遠影響。”

倫敦大學的科學家通過與美國和歐洲其它院所合作，來更好地理解免疫系統的工作方法，比如免疫系統是如何保持追蹤腫瘤細胞的基因突變。基因突變是腫瘤難以治療的根本原因。

腫瘤細胞非常狡猾，會偽裝自己使得人體免疫系統難以分辨和追蹤。不過科學家發現，一些早期的腫瘤細胞在基因突變時會產生抗原，抗原是疾病激發免疫系統所釋放的信號，而有些抗原在一系列連鎖的基因突變中都有顯示。研究人員就在幾百名癌癥患者的腫瘤細胞中提取出共同的抗原，然後用兩名肺癌患者的T細胞來識別這些抗原，發現能夠識別共同抗原的T細胞，也能夠識別其它種類的抗原。

但是研究結果是否適用於所有的腫瘤病人還有待進一步實驗。因為每一個病人身上的腫瘤細胞是獨一無二的，這就使得個性化治療很有必要。參與報告撰寫的作者Charles Swanton教授表示：“這需要個性化治療來解決，在每個病人身上使用不同的治療方法。不過這也將意味著起初治療的成本會非常昂貴。但是長遠來看，免疫療法的成本將會低於目前市場上的腫瘤藥物，因為它的持效更長。”過去12年的數據顯示，目前美國藥監局批準的71種抗癌藥物的平均花費為10000美元/月，而效果並不明顯，平均延長壽命僅兩個月。

倫敦大學針對這項研究的臨床試驗預計在兩年內開啟。這將幫助科研人員理解為何免疫療法在一些患者身上有用而在另一些患者身上不起作用，同時也將讓患者最大程度上享受到科研成果的好處。

寨卡病毒與小頭癥的關系一直被醫學界深深懷疑，但還從未被證實。在最近一期“Cell Stem Cell”《細胞-幹細胞》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第一次用科學實驗證明了寨卡病毒與小頭癥有非常大的關聯性：它可以通過直接感染人類神經前體細胞，影響它們的生長雕亡，從而可能影響到胎兒大腦的發育。

盡管這一研究結果不足以確認寨卡病毒就是小頭癥的直接誘因，但是仍然足以為今後的科學實驗提供重要基礎，尤其是為短期內研制出抗寨卡病毒療法奠定了關鍵一步。

中國團隊主導的實驗

這項研究由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明國莉和宋洪軍教授領導的實驗室與弗羅里達州立大學唐恒立教授領導的實驗室主導完成，並由埃默里大學醫學院金鵬教授實驗室提供基因表達測序技術。這支研究團隊中有三分之二研究人員來自中國。《第一財經日報》日前獨家采訪到參與此項研究的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研究員，也是文章的作者之一的溫哲钘博士。他向記者詳細介紹了整個實驗的過程。

神經前體細胞是正在發育的大腦中的一種幹細胞，它可以分化成多種神經細胞而參與人類大腦的組成。研究人員發現，當神經前體細胞被暴露在寨卡病毒中，它們不但會被感染，而且可以大量複制寨卡病毒。同時，寨卡病毒會殺死這些受感染的神經前體細胞，或限制它們的生長，從而可能引發我們所看到的“小頭癥”。

“我們把人體皮膚細胞‘重新編程’，讓它們變為誘導多能幹細胞(iPSCs)，並分化成大腦皮層神經前體細胞(NPCs)，這類細胞類似發育中胎兒的大腦皮層神經幹細胞，也是小頭癥患者欠發育的細胞。研究結果顯示，當此類細胞暴露在寨卡病毒中56小時後，高達90%的細胞被感染。這就說明寨卡病毒能夠直接感染神經前體細胞。”溫哲钘對記者表示。

此前，寨卡病毒已經被發現能夠感染很多種類的人體細胞，不過這項最新的研究揭示了神經前體細胞對寨卡病毒尤其敏感。“我們也想知道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在未來的測試中，我們會獲取更多證據。” 溫哲钘對記者表示。

另一方面，該項研究還揭示了寨卡病毒能夠多大程度損害大腦的發育。這是通過基因表達測序(RNA-seq)來證明的。研究人員把寨卡病毒放入幹細胞中，基因表達測序結果顯示，與細胞周期(cell cycle)有關的基因表達都下調了，但與細胞死亡有關的基因表達則是上調的。這些控制細胞生長的基因表達被破壞，意味著細胞無法生長形成正常的腦組織。

盡管這些體外培養的細胞模型的表現缺陷目前還不能直接和小頭癥聯系起來，但是這個研究結果提供了一個人類細胞的模型，能夠更加便於科學家研究寨卡病毒的機理，特別是對胚胎大腦發育影響的機理。此外，研究還提供了一個藥物篩選的平臺，為抗寨卡藥物的研制鋪平道路。溫哲钘說：“我們會繼續以這個模型深入研究寨卡病毒的作用機理，也會用一個體外大腦三維模型(mini-brain)來進一步研究寨卡病毒和小頭癥更直接的關聯，同時我們會用神經前體細胞作為平臺進行藥物篩選。”

所謂藥物篩選，就是對可能作為藥物使用的物質(采樣)進行生物活性、藥理作用及藥用價值的評估。研究人員將向暴露在寨卡病毒中的幹細胞里面添加不同的藥物成份，從而來判斷哪種藥物對於阻止細胞感染或雕亡最有效。

下一階段的研究中，科學家還要試圖解釋更多問題，比如寨卡病毒的特異性問題。不同種類的寨卡病毒對人體會產生不同的作用嗎?而全球不同地區的人對同一種寨卡病毒的反應也會不同嗎?這些問題都有待於今後的研究中得到答案。

國際社會積極響應

國際社會攜手共同抗擊全球突發性緊急公共衛生事件的努力也在此次寨卡疫情中達到高潮。截止今年2月，全球有15個企業參與了Zika疫苗的研發，20家公司參與了寨卡病毒的診斷測試。上個月世界衛生組織在華盛頓和日內瓦的通報會上對全球學界商界對寨卡病毒的重視提出表揚，稱此次各方行動速度要比應對埃博拉疫情迅速得多。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下屬傳染病和過敏性疾病研究所所長Anthony Fauci博士說：“埃博拉疫苗我們研制了10年，但是醫藥行業對此毫無興趣。我們幾年前還研發出西尼羅疫苗，然而同樣找不到合作的藥企。”

而抗擊寨卡完全是另一個故事。Fauci博士說：“我們已經有了很多主動找上門來的人，其中既有生物醫藥公司，也有大的制藥企業。”世界衛生組織寨卡研究項目負責人Marie-Paule Kieny博士在上個月的發布會上介紹稱，NIH目前已經擁有兩支正在研發的全球最先進的寨卡疫苗。她表示：“寨卡疫苗的進展非常迅速，幾乎每天都是一番不同的景象，數量與日俱增。這是鼓舞人心的，我們相信這樣下去，未來18個月內，大規模的寨卡疫苗臨床試驗就將全面鋪開。”

中國也在積極投身寨卡病毒的研究。中國科學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在數月前就成立了由八個課題組組成的寨卡攻關團隊，通過與國際巴斯德網絡系統的全面合作，正在診斷、疫苗和抗體研發、病毒至病的細胞、分子和免疫機制等多方面開展研究工作，力爭在短期內有突破性的進展。”

18個月或是18年？

鑒於寨卡疫情是全球緊急公共衛生事件，業內樂觀預期抗寨卡藥物或疫苗有望今年年內就能進入臨床試驗階段。不過按以往經驗來看，開發一種有效優質的疫苗通常所需要花費的時間為15至20年。比如，賽諾菲研制出與寨卡病毒同科的登革熱病毒疫苗就花費了長達20年的時間。賽諾菲亞太研發中心總裁江寧軍表示：“Fauci博士稱NIH的疫苗最快將於今年年底前進入第一階段臨床試驗，但是他沒有預測何時能夠大規模啟用寨卡疫苗。沒有大規模的臨床試驗，是很難知道疫苗是否真的有用。”

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科研聯合所長安瑞璋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研究病毒可能是非常漫長的過程，每一種病毒都有其特殊性，目前我們還無法預測寨卡病毒疫苗的研制需要多長時間。不過隨著信息的不斷積累，會推動研究的進程。上海巴斯德所也將加強對寨卡病毒的研究。”世界衛生組織的Kieny博士也表示：“現在還很難預測寨卡疫苗何時能夠商業化，也很難預測驗證測試需要多久。”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自去年3月，寨卡疫情在南美洲爆發以來，僅巴西感染寨卡病毒的人群就達到150萬人。去年10月以來，巴西小頭癥病例增至583例，是往年任何時候的四倍還多。上周五，哥倫比亞出現了首例疑似與寨卡病毒有關的小頭癥病例。除了被懷疑與小頭癥有關之外，寨卡還被懷疑與吉林-巴雷綜合癥(Guillain-Barré)有關，病毒會通過侵襲人的神經系統從而引發癱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