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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產業革命

　　按照此書的說法，所謂「第三次工業革命」指的是可再生能源方面的進展正在引發一場能源業、電力設備製造業、建築業、汽車業乃至社會方方面面的大革命。可再生能源當然就是太陽能、風能這些世人皆知的東西，然後利用氫存儲技術和類似互聯網的智能電力分配網使所有的建築物都成為發電廠，家家戶戶都成為電力經營商。姑且不談這些被世人談論了多年的東西的現實可操作性有多強，就算這個說法真的在看得見的未來（例如今後20年）實現了，其影響力也只侷限於數量有限的幾個產業，且經濟回報有限而投入巨大。把這說成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純屬忽悠。

　　從作者的背景和書中喋喋不休的政商兩界遊走經歷來分析，此書最多是一本新能源產業外圍遊說機構的二三流腳本，既無理論，又無邏輯，更無可行性分析。與近年光能風能產業盛極而衰，一地雞毛的現實相比，顯得尤其可笑。

　　在亞馬遜網站上，只要輸入「第三次工業革命」或「新工業革命」的主題詞查找，就會找到新近出版的幾十本相關主題的書籍。其中好壞參半，賣狗皮膏藥的居多。如果真地認為新工業革命迫在眉睫，有興趣深入思考相關話題，尋找投資或創業的戰略機會，我個人建議不妨讀讀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上個月的新著《製作者：一場新工業革命》（《Makers: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作者認為，今天已經到了利用開源設計和3D打印技術將產品製造通過互聯網平台與個人計算機相結合的時代。這個新時代將創造出一個全新的機制，可以集合千萬人的經驗智慧，按需設計，自我製造，可以重振美國製造業，衝擊和重組世界經濟產業鏈和價值鏈。這種依託互聯網展開的全新的數據化設計和數據化製造的巨大創新給予所有互聯網用戶以創造實物的能力，形成「實物長尾」（the long tail of things），所以是一場新的工業革命。

　　我個人基本認同安德森的觀點。越來越多、越來越明顯的產業趨勢也在支持這樣的觀點。安德森長期擔任頂尖網絡業雜誌《連線》的主編，出版過產業預測暢銷書《長尾理論》，而且幾天前辭職下海，擔任一家從事3D打印技術創新公司的CEO。所言即所行，他的看法很值得網絡業和投資界的重視。

　　網絡業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不斷擴張地盤，挖其他傳統產業牆角，整合創新的歷史。互聯網先寄生於電信業，然後喧賓奪主；進而挺進媒體業，然後取而代之；接下來連續進軍影視娛樂業、零售物流業、IT業，在這些領域呼風喚雨；現在輪到了設計製造業，將一步步走向人類社會生活的中心位置。如果說一場新工業革命即將到來，那麼其推動力和主角一定是互聯網業，而不是什麼能源業、生物製藥業、材料科學業，因為整個世界都在互聯網化，萬事萬物都在數據化。互聯網是綱，其他都是目，綱舉才能目張。

　　不過，也許安德森是因為角色轉換，入戲太深，他的新書把數據製造（digital manufacturing)作為新工業革命的中心，也有點過分渲染之嫌。無論從邏輯上還是事實上，互聯網進入產品製造都是發展過程的必經階段。在早期階段，互聯網以作為新聞、知識和通訊的數據為主要服務對象，接著以數據化的人和社會為新的服務對象，現在輪到以數據化的物質世界為服務對象了。

　　所以，數據製造也是大數據時代到來的一個標誌，它也許會引發一場新的工業革命，而整個大數據時代卻要引發整個世界，整個人類社會的全面革命。

　　遺憾的是，國內媒體界和網絡業仍長時間地對這一趨勢無動於衷，沒聽說哪家網絡公司將數據製造作為創新的方向，看到聽到更多的卻是販賣假工業革命理念的鬧劇喧囂，這令人無奈之中一聲嘆息。■

真假家庭農場

家庭農場，一個充滿著美好生活想像的詞語，在現實中卻面目模糊，並遭遇產權、資金等諸多難題。

不管什麼形式，如何讓家庭農場聯結農業與各路資金，使農村土地煥發出農業意義的生命力，是關鍵所在。

「家庭農場」的第一次亮相，就是在「一號文件」中。

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鼓勵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流轉。

這個充滿著浪漫美好氣息的詞語，迅速流行開來。農業部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12月底，全國土地流轉面積約2.7億畝，佔家庭承包耕地面積的21.5%。全國33個農村土地流轉規範化管理和服務試點地區，家庭農場已超過6670個。

家庭農場到底是什麼？現實狀況又如何？南方週末記者採訪發現，由於中央並未作出明確規定，家庭農場依然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而各地興起的熱潮，主要分為三種，一是農民自己成為農場主，二是城裡人下鄉圓農場夢，三是城市資本下鄉。

城裡人下鄉記

「這能讓我內心安靜。」王菲（化名）喜歡站在自己的農場裡，聽著風吹松濤的聲音。這裡有花，有樹。周圍環繞著青石板壘起的牆。

2007年，重慶人王菲退休後，一次市郊徒步時發現了西山村天子寨。童年的農村生活記憶被當地情境激活，她與另三個朋友一起租下了這塊地。

擁有一個農場，這簡直是無數城市人的夢想。尤其是，隨著近年中國人生活方式的變化，以及食品安全問題日益嚴重，越來越多城市人開始像王菲一樣，反向向農村流動。

有趣的是，自從6年前重慶被批准為統籌城鄉綜改試驗區以後，這裡對於各路資金進入農村一直保持著相對寬鬆的氛圍，各種試驗一直十分活躍。家庭農場自然也不例外，王菲身邊就有不少人以各種方式下了鄉。

不過，當初想像中的浪漫，很快遇到堅硬的現實，首當其衝的便是「錢」。

當時他們與村委會談妥，租地40年，租金35元/畝。44畝地，一次性繳納20年，約3.2萬元。沒想到，第一年，修路、拉電線、做水塘、買樹苗，花了約40萬，但果樹死亡近80%，損失15萬。

2009年，重慶市政府提倡全市種樹，於是他們改種香樟、水杉、桃樹等。這次又投入十幾萬，樹苗至今成活了約八成，但還需三四年，才能長成。花了十幾萬打井，卻不出水，導致高價做的水池也荒廢掉了。

現在，光農場一年的正常維護費，就要幾萬元。而其他股東心灰意冷，不肯再投入，就靠王菲夫婦每月不到五千塊的退休工資支撐。貸款的念頭也曾有過，但很快就放棄了，能不能貸到不知道，即使貸到了，也付不起利息，因為農場沒產出。

而陌生的農村，也讓城裡來的這些人充滿了不安全感。王菲的樹苗時常被偷，連雞、狗也難逃厄運，「最初一年，我們有200隻雞，到年底只剩六十多只了。」

想建生活用房，地方說政策不允許。好不容易村裡口頭答應，三個村幹部搶建房生意，搞得沒法動工。

更讓他們擔心的是林權和地權。

「希望辦下林權證，這樣才有安全感。就像蓋了房子要有房產證。」7年間，他們種樹花費了近20萬。但相關部門告知，需要先認定退耕還林，才可能爭取林權證。2011年，林業部門來調查取證後，卻一直沒有下文。

從村民手中租來的地，則是更大的麻煩。

2011年冬天，一名股東在山上被一個顫巍巍的老村民攔住要求還地，理由是當時是兒子簽的字，他沒同意。這個股東請他喝了酒抽了煙，才平息下去。

事實上，從2010年開始，就陸續有村民找上門要收回土地，即使當時明明已經簽過協議。

這讓沒有地權的股東們變得迷茫，不知道該怎麼辦。

「『一號文件』已經出台」，王菲將最後的希望寄託在政府身上，即使她並不知道家庭農場到底是什麼，她所註冊的也並非是家庭農場，「希望重慶快點出台家庭農場政策，幫幫我們」。

什麼都得自己幹的農場主

與王菲們不一樣，張澤城是土生土長的農民。而且，張是重慶首家工商註冊的微型企業家庭農場主，經營著20畝土地。

2012年3月以前，張澤城還在東莞做保安隊長，每月近4000塊收入。公司倒閉後，打工多年的張決定回家——一個距離東莞1700多公里的村莊，重慶市萬州區長嶺鎮涼水村7組。在外打工多年，他整天看家鄉的新聞，「電視裡說惠農政策很好，家鄉發展得很快」。

回家後，他準備種蔬菜，父母也來一起幹。

「最初的投入約3萬元。」張澤城說。包括購買菜種、建沼氣池、買肥料等等。其中政府給予微企補貼24000多元。

最大的成本則是土地流轉金。20畝土地，租金平均300元每畝，近6000元。一開始，即使願意掏錢，也租不到地——有人嘲笑他，「這年頭還回來種地，怕你虧得租金都付不起。」

後來，父母親出面，地總算租下來了。但地裡所有的活，幾乎都得張家人自己來幹。

2013年3月的一個早上，8點鐘，張澤城起床幹活了。他推著1400多元買來的耕田機下了地。在外打工多年，張澤城對農活早已生疏，「回來複習了近一年」。

初春的上午，陽光灑在地裡翠綠的油麥菜、萵筍上，他和父母正在地裡施肥。中午睡上一會，下午接著幹活。半夜他就得起床騎著摩托車去市場上賣菜。

這就是這位農場主的日常生活景象，幾乎所有的一切，都得自己動手。雖然中央與地方都並沒有具體規定，但這樣的職業農民的農場，顯然毫無爭議地正是「一號文件」所鼓勵的家庭農場。

不過，這樣的家庭農場，卻普遍十分脆弱。

讓張澤城最為擔憂的是，即使他勤奮勞作，即使他努力去參加政府組織的種菜技術學習，也難以避免風險。

2012年6月，他種的娃娃菜沒有生長，他認為買了假種子。現在，他又發現地裡的香菜不見長，損失已是必然。2012年，張澤城的農場每月收入約1萬塊。平分到5個人，才2000多元，「這比打工累，也賺得少」。

3月9日，凌晨2點多下起雨，隨後是冰雹，眼看要收割的油麥菜和萵筍被打得千瘡百孔，「就像被雞啄了一樣，全報廢了。」張澤城說，「損失3000塊吧。」

資金之困

除了風險，對這些由個人來支撐的家庭農場主們來說，另一個發愁的問題是資金。

即使是在最早發展家庭農場而且民間資本實力雄厚的寧波，這也依然是個普遍的難題。

寧波家庭農場主吳家輝養了500頭豬，現在維持豬場運轉的資金主要是來自早年做建築生意的積累，他用「勉力支撐」形容。

如果豬價很好，資金尚能周轉，可是一遇到豬價不好，錢就不夠用了。

一頭豬養到兩百斤的成本是一千五百塊錢，也就是說成本七塊五毛錢一斤，但最近豬價只能賣到每斤七塊一左右。「每賣一頭豬我要虧一百塊，賣出去越多虧得越多。但不賣會虧得更多，豬要吃，也可能得病。」吳說。

如果要擴大規模，錢的缺口就更大了。

吳家輝算了一筆賬。首先是造房子，基礎設施建設，然後需要引種。引種之後還有前期的費用，比如說產仔。從引種到豬出欄要花去一年時間，這一年完全是投入期，沒有盈利，第二年才可能收回成本。

吳家輝想去銀行貸款，第二年就能還回去。但是銀行需要房產證作抵押，而吳的農場雖然有十幾畝地，卻沒有產權證。他很羨慕周邊的工廠，「工廠廠房能辦產權證，可以用作抵押」。

寧波農業局經管處辦公室主任趙立新介紹，「寧波市政府目前還沒辦法，但區縣一級有。例如餘姚，政府出面擔保由銀行向農場主貸款，最高20萬元。」

不只是寧波，在全國各地都還沒有好辦法。即使偶有突破，也只是很小規模。

在家庭農場試點較早的武漢，允許使用土地承包經營權做抵押申請貸款。但是銀行對規模較小的企業，特別是農戶不願意放貸。因為現在農業風險很大，生產週期長，效益產出慢。

武漢市農村經濟經營管理局農村土地承包管理科科長王文才說，「我們與銀行協調過，也向上級部門反映。政府要求銀行對農戶予以扶持，但銀行有難處，只能繼續協調。」

而張澤城則把希望寄託在政府補貼上。

他所在的重慶萬州區，不僅農場成功申請註冊商標就能補助2000元，而且對微型企業家庭農場還有補貼傾斜。

「成立一個微企家庭農場，財政會補助30%-50%。」萬州區工商分局副局長向俊說，「一般農戶缺少抵押物，銀行這條路基本走不通。只能從微企扶持資金上想辦法，但最多只能有15萬元。」

資本下鄉悖論

渴望資本的農業，在「一號文件」的春風裡，盼來了各路工商資本。

咖啡館裡，杜敏穿著一雙布鞋，盤坐在沙發上，體型看上去像一尊佛。他的對面，一位諮詢者正說明來意：「現在大多數做農業的公司都是外行，所以必須找你幫忙。」

杜敏是重慶市碧天農業發展有限公司的負責人。2008年開始，他與弟弟、弟妹、岳父母5人成立公司種蔬菜。到現在，他已有了3個蔬菜基地，在當地頗為出名。

這些天，找他合作的公司很多。他感覺到，「農業迎來了春天」。

據當地媒體報導，2012年重慶市就有一千多家企業涉足農業，資金規模約300億。

不過，農業的錢並不好賺。重慶市統籌辦對10家農業企業進行抽樣分析，發現這些企業累計投資已達25億元，累計利潤僅2.5億元。相當於投入10元，目前只掙回1元。

在杜敏所在的璧山縣，他眼見著身邊的同行「死了」一批又一批，從2008年到現在他是唯一的「倖存者」。

一大難題是找不到人幹活。這些資本下鄉之後，往往需要僱用許多農民幹活，可是農村留下的人並不多。杜敏的第一個蔬菜基地璧山農場，需要13個工人。但招了5年，也只招到12個。

現在，他的幾個農場裡僱用的工人加起來超過150個，但90%以上的年齡都在50歲以上，因為年輕人多進城打工去了。

更大的風險則在於價格波動，不過杜敏用直銷解決了這個擔憂。

他借鑑了美國的社區支持農業模式，客戶交納一年數千元的費用，公司將蔬菜直接配送到客戶家中。在連虧了兩年之後，直到第三年客戶超過400家時，公司扭虧為盈。「直銷避開了蔬菜價格波動，只要能壓低生產成本，就能賺錢。」杜敏說，「現在我們每公斤成本在6毛錢。」目前，其公司每年毛利約180萬。

但是，這些大資本，對於農村來說，又盼又恨，因為農業也往往容易被資本所傷害。

「如果只做農產品的話，效益太低。」李斌（化名）說。他是一家農業公司老總，其所在的公司屬於當地一家大型房地產企業。

李斌在重慶郊區「流轉」了近3000畝土地，準備搞觀光農業，而且計劃生產有機農作物供給高端市場。但他們也打算在這些地上再建一個高檔酒店。

對農業附屬設施用地規模，國土資源部、農業部規定最多不超過20畝。為了獲得更多的土地，李斌們的辦法就是「增減掛鉤」——如果將農民集中起來蓋樓房居住，退出的宅基地復耕為耕地，就能按一定條件「兌換」農村建設用地指標。「我們把整個流轉地的農民都遷出去，騰出來的指標，除了給他們蓋樓房，剩下的就能用來蓋酒店。」

早在2001年，《中共中央關於做好農戶承包地使用權流轉工作的通知》就提出，工商企業投資開發農業，應當主要從事產前、產後服務和「四荒」資源開發，不提倡工商企業長時間、大面積租賃和經營農戶承包地。

但資本下鄉圈地的衝動難以遏制。截至2012年12月底，全國家庭承包經營耕地流轉面積達到2.7億畝，佔家庭承包耕地總面積的21.5%。其中，流入工商企業的耕地面積為2800萬畝，佔流轉總面積的10.3%。

資本就像雙刃劍，為農業帶來動力的同時，亦帶來問題。

農業部在給南方週末記者的回覆中稱，工商企業直接經營農地後，為了贏利，多數會搞「非糧化」生產，有的甚至進行「非農化」建設。針對工商企業長時間、大面積租賃農戶承包地導致的「非農化」和「非糧化」問題，2013年「一號文件」進一步明確提出，「探索建立嚴格的工商企業租賃農戶承包耕地（林地、草原）准入和監管制度」，規範企業租賃農戶承包地的經營行為。

重慶市農業委員會對外合作處負責人方玲介紹，目前，市裡並沒有出台工商資本下鄉准入制度。只要求企業要從事農業產業，而且充分尊重農民的意願。

她強調，下鄉企業必須進行農業生產，不能以農業名義從事非農產業。

【麻煩大了】真假榮華月餅

真假之爭，還是公私之爭 《功甫帖》引發的「群架」

現價822.9萬美金的《功甫帖》，對藏家劉益謙來說，不是最貴的，也不是最「國寶」的。持續幾個月的「真假口水戰」，有人站台，有人推倒，《功甫帖》成了熱門帖，也成了劉益謙龍美術館最大的噱頭。

「沒工夫去看《功甫帖》」

很多人厭倦了，不想再談《功甫帖》。但好奇的人還是大把。

2014年3月28日，劉益謙的龍美術館（西岸館）開館大展，《功甫帖》獨佔一間近80平米的展廳。同時展出的還有劉益謙私人收藏的三百餘件藏品。一位畫新水墨的藝術家忙著把他中意的作品一張張發上朋友圈，「沒工夫去看《功甫帖》」。

策展人王璜生初選作品時，原本想剔除《功甫帖》：爭議太多了。

2013年9月19日，《功甫帖》在紐約，由蘇富比拍賣，劉益謙的女兒在現場觀戰，他本人不在。

這不影響他的決心：必須拿下《功甫帖》。底價30萬美金，劉益謙最後以電話競拍的方式，以822.9萬美元（約5037萬人民幣）如願拍下。

劉益謙事先諮詢了十幾位專家，全是市場派人士。絕大部分專家認為：《功甫帖》值得擁有，儘管它只有九個字，卻是蘇東坡存於民間的惟一墨寶。

12月21日，上海博物館的三名研究員鐘銀蘭、單國霖、凌利中，在《新民晚報》上公開聯合指認《功甫帖》並非真跡，而是後人「雙鉤廓填」出的偽本，應該出於道光四年到同治年間。所謂雙鉤廓填，指的是先勾出筆畫的邊緣，再將內部上墨填滿，屬於最低級的偽造手法。

2014年第一天，《新民晚報》又用三版的篇幅，刊登了上博研究員兩篇詳細的研究報告。結尾意味深長：「本文所析《劉錫敕》、《功甫帖》兩件鉤摹偽本……更從一個側面折射了晚清商賈為追逐利益而無技不施的狡獪。」

拍賣界立即炸開了鍋。蘇富比方面「表示驚訝」，不久也拿出一份研究報告，反駁上博的說法。

2月18日，劉益謙把《功甫帖》帶到北京驗明正身。這一趟之後，「基本上就沒爭議了」。他口氣篤定地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但就在龍美術館（西岸館）開館之前兩天，3月26日，上海博物館再度在大眾媒體上發表研究報告，列出了「非真跡」的新證據：對照最新找出的鑑藏文獻，劉益謙的《功甫帖》，少了應有的兩位藏家的五枚印章，現有的四枚也與記載不符。

《功甫帖》在劉益謙數千件的私人藏品中，既不算最貴，也不算最「國寶」，但三個月「真偽之辯」下來，名氣大增，「毫無疑問成了鎮館之寶」，龍美術館執行館長黃劍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最終，美術館把《功甫帖》和其報導放在一起，做成了文獻特展。王璜生發現，效果「有點像《蒙娜麗莎》，大家都爭著看」。

觀眾問個不休：到底真的假的？

「『到底是真是假』把書畫鑑定描述為一種客觀事實，實際上鑑定是主觀意見，即使專家也無共識。」中央美術學院教授龔繼遂對南方週末記者說。一兩個月前，他就不再看關於《功甫帖》的「學術爭論」。真偽之爭並非《功甫帖》爭論的實質，爭論真正的原因在真偽之外。

陰謀論滿天飛

三個月來，「看真」和「看假」自動形成了兩個陣營。

大批藏家、拍賣界人士一邊倒地支持「真跡說」。體制內專家則傾向於看假。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院教授陳傳席畫國畫，也做收藏，他看了上博和蘇富比的研究報告，判斷《功甫帖》「多半是假的」。《東方早報》藝術評論主任顧村言，身為蘇軾書畫的愛好者，第一眼就覺得《功甫帖》缺乏蘇軾的神采。

學術派專家和市場派人士的鴻溝是天然的。

「學術討論沒有時限，可以永無止境。市場派只能認死理，不然拿什麼交易呢？拍賣公司要做生意，真偽是學術問題，我們只負責交易。」榮寶拍賣公司總經理劉尚勇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藏家朱紹良和劉益謙關係很鐵，他公開表態：如果劉益謙不堪其擾要放棄《功甫帖》，他願意接盤，「資金都準備好了」。

按照蘇富比的規定，只要有兩名以上專家認定是假，買家可以退貨。

轉手或退貨，都不是劉益謙的選擇，一方面有蘇富比的鑑定和市場派人士的撐腰。另一方面，「我為什麼要放棄？它的價值擺在那兒呢。」劉益謙依照的是市場邏輯，「你看它從30萬美金到800多萬美金，這是真刀實槍的」。

爭論很快脫軌，真偽退居次要，互揭「黑幕」成了主題。

上海收藏家顏明質問劉益謙，背後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紐約蘇富比中國古代書畫部的張榮德2013年剛剛履新，拍賣《功甫帖》是他到蘇富比後首次主持書畫業務。2005年，他曾與劉益謙合資創辦上海道明拍賣公司並擔任總經理，兩人關係匪淺，很可能聯手造局；另外，劉益謙找來站台的，都是市場人士，而不是體制內專家，這些人可信嗎？

更多的人將上博置於靶心，傳聞《功甫帖》原出自天津銀行家許漢卿家，「文革」時抄家藏於上博，「文革」結束後，鐘銀蘭判定為贋品，退還主人，致使《功甫帖》流失海外。如果是實情，按照國家文物保管法規，上博要承擔法律責任。故宮博物院研究員、鑑定大家徐邦達1992年在《故宮博物院院刊》上寫過，蘇書《功甫帖》「現藏上海博物館，真跡無疑」。而江蘇省書畫鑑定委員會主任李路平也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有上博內部人員告訴他，《功甫帖》確實是從上博流出去的。

3月26日，上博發佈研究報告的同時，反駁「文物流失」陰謀論：上博出示的「退還許漢卿舊藏文物的清單」，《功甫帖》不在其中。

蘇富比方面始終不能理解：三位來自官方博物館的專家，竟以個人名義對個別私人藏家購買的藝術品作出公開評論。到目前為止這是首例。

關官方博物館什麼事？

2月18日，劉益謙帶《功甫帖》上京，舉辦媒體會，開始一場大張旗鼓的反擊。

北京空氣乾燥，《功甫帖》紙面都起了皺。它從玻璃箱中被取出，接著用高倍掃瞄儀，放大到200倍，每一個筆畫都被拿來仔細檢視。

到場的媒體有140多家，加上各路專家，加起來有兩百多人，另有十幾名保安散佈在人群中，防止有人潑水、搞破壞。場面看上去很亂。

「我不是來打群架的。」馬未都澄清：書畫真偽原本是個學術問題，不需要讓大眾知道，上海博物館在大眾媒體公開質疑私人藏品，是「公器私用」、「透支國家信譽」。雖然上博澄清這只是」個人行為」，「可老百姓不這麼認為。」馬未都說：「公權私用就是腐敗。」

「學術報告應該先發在學術刊物上，直接在《新民晚報》上發表觀點，不嚴肅。」馬未都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藏家易蘇昊搬出條文質疑：「國家鑑定委員會成員不能在媒體上對任何博物館的東西進行真偽質疑，是一條工作紀律。」鐘銀蘭、單國霖、凌利中都是國家鑑定委員會成員。

事實上，國家鑑定委員會並沒有這麼一條「不能在媒體上公開質疑」，這樣的「工作紀律」也沒有。準確說法是：成員不得在文物拍賣企業任職；未經許可，不得以本會委員身份執行文物鑑定任務；不得以本會委員名義開具鑑定證書；與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無關的個人行為，須自行承擔責任。

龔繼遂解釋，對公立博物館來說，為公眾作鑑定或諮詢並不是義務，相反，最好劃清界限，這恰恰是為了保護它自身的利益：「藝術鑑定是高度專業和有風險的行業，現在有大量謀利行為，在中國的誠信環境下，官方機構哪有精力去進行無謂的糾纏？」

2003年龔繼遂請上博的專家汪慶正鑑定瓷器，並問他為什麼上博不向社會開放鑑定服務。汪慶正說，曾有人請上博通過熱釋光技術鑑定瓷器，檢測結果為贋品，而送檢藏家竟認為鑑定結果影響了商業價值，對上博提起法律訴訟。「博物館實在沒有精力招攬這些無妄之災。」汪慶正對他感慨。

為了維護「公立機構的聲譽」，官方博物館都各自有嚴格規定。

故宮博物院的官方網站，一打開，就會跳出來一個窗口，義正詞嚴提示：「故宮博物院在職離退休人員參加社會文物鑑定等公務性活動時，都應獲得故宮博物院的書面授權。凡沒有書面授權的，均屬個人行為，其後果由本人承擔，故宮博物院對此不承擔任何責任。」

《國際博物館協會職業道德準則》也規定：「為避免任何受賄嫌疑，博物館專業人員不應向一位公眾人士推薦任何特定的商人、拍賣商或其他人。」

這套準則同時另有一款：對博物館專業人員應鼓勵他們把自己的專業知識及經驗分享給專業同行與普通公眾。

上博的支持者也抬出了看上去很正當的理由：私人收藏品鑑，當然以藏家滿足為上，但《功甫帖》被當作重量級文物從海外回歸，享受了高額關稅減免，還進入美術館，承擔美術教育普及的功能，已經成為「社會問題」，官方博物館當然不能坐視不理。

顧村言堅決支持上博發聲，無論以機構還是個人身份：「為什麼不可以發聲？當下藝術市場已經混亂到讓人無法容忍的狀態，一些偽劣炒作事件遠遠超出了底線，包括所謂『國寶幫』到處鑑定，部分國寶文物回流的炒作等。對公眾影響較大的標之以『國寶』文物，無論是在中國民間收藏還是在海外，對其真偽價值，國有文化機構的專家都應當發聲。」

買賣第一

在《功甫帖》之前，紐約蘇富比的中國書畫交易，中止了二十年。

二戰後，美國成為中國古畫研究的重點，收藏、鑑定、教學和展覽方面都彙集了一批頂尖人物，包括高居翰、方聞、王季遷、王方宇。

1993年以前，國內不允許文物交易，二級評議以下的文物，經特批，可以用外匯價出口。此前十年間，紐約因此經歷了中國書畫拍賣最輝煌的時期。紐約佳士得時任中國書畫部主任黃君實回憶，最高峰在1989年，其中一場拍賣，成交額達八百多萬美金。

1993年中國拍賣市場建立，中國買家遠遠多於美國，中國書畫價格幾乎立刻超趕美國，蘇富比中國書畫交易很快江河日下。1995年，蘇富比相關部門關閉，中國書畫部主任龔繼遂和中國瓷器部、日本和韓國部的主管同時辭職。

2011年蘇富比恢復中國書畫交易，過去的單件成交額大約在1.5萬到3.5萬美金，現在已經動輒幾百萬美金了。

「也就是十五六年時間，越來越貴，」陳傳席記憶猶新，「幾年前，一張齊白石的畫，200萬拍走的，過了十個月同一個公司拍賣，2000多萬。」

龔繼遂2001年回到中國，發現中國買家越來越有錢，真正的珍品越來越少，交易標準也越來越寬鬆。

「沒東西可賣了，沒有白面吃，你就吃粗面，沒有粗面吃，你就只能吃榆樹皮。比如，一模一樣的對聯或者畫作，做了七八個副本，在四五個拍賣行賣了兩三年，上海賣完了，在北京賣，又到香港去賣，這種事多極了。」

另一方面，國際拍賣市場上，同等份量的作品，中國古代書畫大概只是西方古畫價格的1/10。看上去，中國書畫的升值空間還很大，指望著從中獲利的人不少。

劉益謙收藏二十年，藏品數千件。他的收藏要訣是，第一，跟大型拍賣公司合作，第二，對準封面拍品下手，「買大的」，他因此有個外號叫「封面男郎」。《功甫帖》就是蘇富比2013年秋拍圖錄上的封面拍品。

「貴也不見得是真。」陳傳席最近發現一種技術，可以分析畫家印泥有哪些成分，然後造出一模一樣的來。

紐約經營了165年的Knoedler畫廊，僱用上海畫家錢培琛，仿造63幅美國現代主義大師的作品，當真跡賣出，買家包括私人藏家和美術館、博物館，總價高達八千多萬美元（約合4.9億人民幣）。

2013年，美國聯邦調查局介入調查，畫廊主被捕。

「美國起碼有人管。」陳傳席對比中國，「中國假畫到處都是，拍賣會大部分賣的也是假畫，但沒人問。」

儘管文物法規定，拍賣文物的拍賣公司必須有5個高級職稱的鑑定專家，但中國拍賣法第六十一條寫明了：「拍賣人、委託人在拍賣前聲明不能保證拍賣標的的真偽或者品質的，不承擔瑕疵擔保責任。」也就是說，拍賣公司沒有保真的義務，也不必擔責，幾乎零風險。

即使是蘇富比這樣的拍賣公司，也無法保證中國書畫的真假。至於拍賣公司是不是知假賣假，根本無從判斷。

「目前我國尚無法定權威藝術品鑑定機構，是真是假在法律上無法確定誰說了算。」中央財經大學拍賣研究中心主任劉雙舟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拍賣法要求拍賣公司至少要提前7天發佈拍賣公告，公開展示不能少於兩天，其間允許買家自己來鑑定，劉雙舟說這等於是將「判斷真偽的風險轉移給了意向買方」。

比起真假，買家更看重的是買賣。

拍賣公司一般都有規定，如果有三名國家級別鑑定專家證明是贋品，可以向拍賣公司申請退貨。但退貨很少發生。「藝術品這幾年漲得太快了，去年買一個十萬的，今年可能就上百萬了。在市場好的大背景下，藝術品真偽對它的市場影響不大，只要是好的東西都可以流通。」劉雙舟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所謂「好的」，不一定必須是真跡，只要作品不是新仿，又傳承有序。

另一種情況是，即便買到贋品，有些買家也不會聲張，「打了眼是很丟人的事情，再說就算買錯了，只要能把它再賣出去，誰會打官司告狀呢？」

少數退貨的買家，告到法院，大部分的結果是和解。

全系偽作？

即使拍賣市場不太平，上博插手私人收藏，還是難平眾惑。

「包括上博在內的官方博物館，為了完整地保存中國古代文化，都有大量的存疑品。上博中國古代書畫圖錄裡一共六百多件，其中一百多件，當年六個專家的鑑定都是沒有一致意見的。」龔繼遂說，「我們歷來對古代尤其是宋元畫『從寬』，因為即使是臨本、仿本，作為古代藝術的信息載體，它的教育功能、審美功能，都很重大。人文科學邏輯上不可能確真，不管是個人意見，還是機構意見，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依然可以討論下去。」

截止到發稿，上博還未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也從未正面回應過劉益謙的疑問。不露面，反倒更讓群情激憤。

「上博就是利用公權欺負人，這是明擺著的事。」馬未都無論公開還是私下場合，都說得很直白，「最近流行的一種心境叫羨慕、嫉妒、恨。」

值得羨慕的，首先是私人藏家資金充裕，且使用靈活。

2002年，宋徽宗的《寫生珍禽圖》由嘉德公司拍賣。「當時上博等官方博物館也想收藏，湊不齊那麼多資金，最後失之交臂。」黃劍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寫生珍禽圖》當場以2530萬元被尤倫斯拍得。2009年，《寫生珍禽圖》再次出現在拍賣會時，官方博物館仍然有收藏的意願，但最終以6171萬元被劉益謙競得。

「後來國家有錢了，對這種東西也會志在必得，但是要湊幾千萬來買一件藝術品，對國家博物館來說，至少還有程序的問題。」黃劍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香港藏家許禮平3月26日公開翻舊賬：1999年，上海博物館舉辦《金剛神韻──傅抱石金剛坡時期作品特展》，展出44件作品，全是偽作。

辦展之前，台北藏家蔡一鳴提醒當時的上博館長陳燮君、副館長汪慶正：這批畫有爭議。陳燮君答覆：「我們看好。」

有人透露，這場展覽的場租加贊助學者出國訪問，花費了250萬元。

不久，傅抱石之子傅二石代表全家公開聲明：展出作品「全系偽作」，理由是：抗戰八年居住金剛坡時期，傅抱石作畫他們總在旁幫忙，而特展的「金剛坡時期作品」從未見過；當時居住環境狹窄，作品一般在四尺以下，而這次展出的畫，大都是巨幅之作；畫中籤名不符，畫作本身也漏洞很多。

和私人收藏與拍賣行魚龍混雜的情況相比，這些年，官方博物館的聲譽也每況愈下。

2013年11月，一位私人藏家將收藏的《出師頌》題跋捐贈給故宮，和《出師頌》正文合璧，在國家博物館展出。這件號稱「中國現存最早書法孤品」的《出師頌》，曾引起過一場不小的風波。

2003年，故宮博物院行使「優先購買權」，以2200萬從嘉德購得《出師頌》。事先倒是請了一批專家鑑定：徐邦達、啟功、傅熹年，都是響噹噹的大名字。事後質疑一片，一方面，文物真偽不辨，另一方面，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肖燕翼，和嘉德公司週末拍賣部中國書畫的業務主管肖洋，是父子，有「關聯交易」嫌疑。而故宮在收藏文物時，並未向公眾說明出價標準。

「展出或收藏藏品，都是由博物館業務主持人經專業研究自行決定，再上報行政主持及董事會批准，過程中他們當然也會徵詢館外專家意見，但沒有在本館之外再追加一個權威論證的鑑定流程。」龔繼遂說。

在解放初期，博物館的專家要是做錯了鑑定，是要受處罰、擔責任的。

龔繼遂記得徐邦達曾跟他說過，自己曾因為收錯東西，被降職、罰薪：「過去專家個人要負責任，現在博物館有了專家庫，集體決定，個人免責。沒人負得起那麼大責任。」

免責的好處是：專家們敢於說話，但也意味著，沒人承擔最終責任。

1994年發生了盡人皆知的「北魏陶俑」案。國家博物館一位館員在潘家園發現一批騎馬俑，專家集體鑑定後認定是北魏時期的珍貴陶俑，幾家博物館迅速開展「搶救性收購」，幾個月，收購了數百件北魏陶俑，據透露，中國歷史博物館花了八十萬，故宮花了十萬。可北魏陶俑卻越賣越多，價格也越發便宜，警方介入調查，才發現這批「寶物」全部產自洛陽某村。

涉及中國古代書畫時，收藏困境很容易發生。1990年代，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溪岸圖》被人爭辯，一方以高居翰為首，堅稱是張大千造的假畫，另一方以耶魯大學的中國藝術史學者班宗華為首，認為它價值無上。

事情很嚴重，如果公眾認同高居翰對《溪岸圖》的指責，不但影響大都會的學術聲望，也將拖垮贊助人對大都會的信任，還會損害捐贈人的經濟利益。為了維護名譽和利益，大都會1999年12月公開舉辦了一場討論會，雙方展開激烈的公開辯論，現場，「800個座位全無虛席」。

聽眾最想知道的還是那個問題：真的還是假的？

當場，擔任學術競爭裁判的藝術史教授韓文彬（Robert Harrist）回答得很乾脆：你不能期望會得出石蕊測試一般真偽立現的結論。

爭論到今天，仍然沒有定論。

真假神話 易明的生活點滴

　　說起港澳發展，相信老一輩的股民應該會有印象，港澳發展，正是今天中國農產品的前身。

　　話說當年的港澳發展於一九八一年停牌，於一九八七年復牌，當年復牌之時，又是推出了一個較為簡單的供股計劃，１股供２５股，每股供１元，每供１股送２５股認股證。當時，連我也不懂得計算其除權後的理論價應該是多少，因為認股證的價值雖然可以簡單地計算出來，但未必準確。

　　當時，我有一位朋友停牌前持有１萬股，復牌後再以３．５元買入１萬股去供股，原來那１萬股的本錢是多少我不知道，只知道當時他要供５０萬股，連同以３．５元買的１萬股總共用了５３．５萬元，供股之後擁有５２萬股正股及５０萬股認股證，結果新股及認股證出籠之時，正股市價超過３元，認股證市價也達２．５元，以此價計算，其所擁有的正股加認股證市值２８１萬元，大賺２２７．５萬元，羨煞不少旁人。

　　當年我頻頻叫他獲利，他卻說獲了利沒有什麼股票可以投資，不捨得賣，結果一九八七年的十月發生了股災，停市四天，復市當日港澳發展的股價從停市前的２．５元暴跌至０．８２元，認股證更是跌至不似人形，結果一場富貴夢一夜之間變成了噩夢，從此再也不復見高價，他手上的港澳發展也由大賺２２７．５萬元變成了大額的虧損，從此踏上了合股、供股、再合股、再供股漫長的、痛苦的不歸路。

　　港澳發展於九十年代曾經再次締造一個神話，當時人人爭相進入國內發展地產業，港澳發展當時也聲稱於國內擁有一千多萬米的土地儲備，股價一周之內從７元水平暴漲至１５元水平，令人看得如癡如醉，不過，也正是於１５元水平慢慢回落，從此萬劫不復，當時又殺了一大批股民。

　　這些年來，港澳發展一再改名，從寶榮坤、中國數碼港、中國置地、珀麗酒店、中國高速，到今天的中國農產品，真是令人眼花撩亂。

　　原來二０一一年已經改名的港澳發展曾經再次以大比例供股，１０股合為１股，１股供３０股，每股供０．１９５元，相信當年應該也曾經出現過一次神話，可惜當年我沒有做紀錄，無法了解當年的實際情況。

　　回頭再來看今年其「假神話」的過程，二月二十一日，先從除權價的０．５１１元兩天之內炒高至２．７４元，有誰敢相信其股價會於三月二十六日跌至供股價的０．４６５元水平？當三月五日其供股權上市買賣之時已經跌至１．５５元水平，不必等到新股出籠的三月二十六日，三月二十一日其股價已經開始暴跌，從１元水平暴跌至新股出籠當日的０．４３５元的水平了。

　　中國農產品從除權當日炒高、到新股出籠之時跌破供股價的過程，幾乎都是大多數細價股供股期間的歷程，明白了，就不會為其於除權後的亮麗股價所迷惑而墜入莊家「向下炒」的陷阱。

　　　　　　看看中國農產品的圖表走勢就更加容易看見其股價的表現

真假“限貸松綁”文件：政策天機變？

文章來源：一財網   授權華爾街見聞轉載。

昨日晚間，一份看似某銀行《住房金融業務部業務通知單》的文件流傳於網絡, 文件內容直指上海放松購房限貸政策。此前，已有30多個城市為限購松綁。這份文件，讓業內人士直呼“一線城市限貸也開始松動了”。

可是，真的如此嗎？這個問題可以分解為兩個小問題：第一，這份文件是真的嗎？是審批後正規發布的嗎？第二，如果文件是真，就代表限購松綁嗎？

這份“文件”主體有四點重磅內容，其中前兩點涉及銀行重新認定“首套房貸”情形。這兩種情形分別為：第一，對於因公調動工作單位遷居上海市的，原所在地住房貸款結清，在上海首次購房算首套；第二，對於上海市居民，2011年1月房地產調控政策出臺前已貸到兩筆及以下房貸，現已全部結清的，在上海市首次購買商品房申請貸款可認定為首套房貸。

此外，對於居民家庭僅有一套自有住房或無住房，名下購房貸款已全部結清的，在上海市購房申請貸款可認定為二套房貸款。在價格上，首套房最低可打八折利率，但享受八折的客戶在該行金融資產必須大於等於貸款總額的80%。

文件真發了？

第一個“中槍”的是建行。從文件發自住房金融業務部，“主送”的“大客戶一部、浦東分行、自貿區分行、各城區行、縣支行、營業部”，“抄送”授信審批部的部門設置來看，雖然不少銀行都有類似部門，但只有建行的稱法最接近。

建行上海分行相關人士明確否認，其表示，一來，該行雖有4個大客戶部門，但這些部門不做個金業務；二來，該行沒有“授信審批部”這個提法。

“一說房貸，建行永遠躺槍啊。”一名建行人士私下表示。

建行否認，那是否會是對個人房貸業務相對較為支持的工行、農行、中行、交行、浦發、興業？記者隨即聯系這些銀行，皆得到“不知情”或“沒發過文件”的回複，其中不少銀行沒有“房地產金融部”設置。

當銀行人士拿到網上流傳的“文件”圖片後，擬慣了文件的行政部門人士開始推敲這份網傳稿的格式。“銀行文件格式都差不多，標題黑體三號，正文仿宋小三”。一名大行行政部門人士稱。而這份網傳文件從格式上並不規範。從文件編號上，“房金通知第（20140815）號”也讓不少銀行人士覺得“怪怪的”。

可是，空穴不來風。即便這份文件從格式來看和正式行業務政策文件有所不同，但“也許是一份內部傳達稿，或者沒有正式獲批的內部意見稿”，一名大行資深業務人士對本報表示。在他看來，文件里一些政策表述尚有“草稿”痕跡，但相關業務部門想推動房貸業務、讓更多業務情形變得簡單易貸的思路是清晰的。

截至本報中午時間發稿，尚未有銀行來“認領”這份文件。

限貸松綁沒？

比追求文件出處更重要的是，限貸是不是真有松綁跡象？如果文件是真，至少有兩種曾不屬於“首套房”的業務情形在認定上被“明確”或被“調整”為“首套房”。

然而，以上業務情形的量究竟有多大？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進行了逐條分析。

第一條（因公來上海且外地購房貸款已還清）的情形，張大偉認為這種案例數量不會很多；第二條（2011年1月政策限制前有房貸且還清、家庭名下無房）的情形，張大偉從其業務實踐來看，認為數量“微乎其微”。他表示：“大部分家庭有購買第二套房的需求，但正常情況下名下無房的可能性非常小”。

圍繞券商股的負面傳言幾多真假？

中國留學生打架事件調查 真假“城管幫”

學生打架本不是新聞，發生在中國留學生身上，就成了新聞。實際上，“精英留學”的時代早已過去，當大量學生湧出國門，良莠不齊現象自然難以避免，應理性看待。

不過，真問題需要面對。尤其是近幾年中國留學生觸法乃至犯罪的案例頻現，固然有文化背景和法律制度的差異因素，但也反映了國內教育對培養學生法律意識的缺失。

所謂“城管幫”並未真正形成幫派組織，最終也沒有成為指控的內容。不過，這群年輕的中國學子被指經常在校園里打架、鬧事，最後因觸犯法律付出了沈重代價。

中國城管以特殊的方式“出口”到了美國。

2015年1月底，一起中國留學生打中國留學生的事件傳到了國內，媒體打出了這樣的標題——中國留學生組“城管幫”砸暈同胞。

案子審了近半年，直到7月15日以一名留學生被判監禁落幕。“城管幫”最終沒有成為指控內容，但對中國留學生的形象，又一次激起了爭議。

中國留學生除夕夜打架

美國東部時間2014年1月31日，正逢中國農歷春節。

當晚，默里迪恩小鎮的東方超市已經關門，旁邊的極限臺球&卡拉OK廳剛剛到了最熱鬧的時候。

這里距離密歇根州立大學僅5分鐘車程，未能回國與家人團聚的中國留學生們正唱著歌與朋友們共同慶祝春節的到來。

然而，就在卡拉OK廳里，密歇根州立大學本科生李巖（音譯）遭到毆打，頭部因受重擊留下了4厘米寬、1厘米深的傷口。

根據被害人及其女友和現場一些目擊證人的描述，默里迪恩鎮警察局將兩名密歇根州立大學的中國學生逮捕。

他們是24歲的精算和計算機專業畢業生李夢龍（音譯）和22歲的數學系學生高山（音譯）。

在郵件中，默里迪恩鎮警察局警察格雷格·弗萊格告訴南方周末，經過調查警方發現李夢龍與原告在2013年11月發生過另一場鬥毆，而那次事件中，李夢龍作為嫌疑人之一對李巖及其同伴進行了毆打。弗萊格說，警方認定那一場口角的發生是2014年春節打架事件的導火索。

“你還記得我嗎？上一次被打的滋味如何？”根據李巖對接警警員的描述，當兩人在卡拉OK廳里再度相遇，李夢龍主動發起了挑釁。

警方的事故報告還原了沖突的過程：在被送到醫院後，李巖告訴接警警員，由於害怕再次受到傷害，他很快回到自己的包間。幾分鐘之後，包括李夢龍、高山二人在內的15-20名中國學生沖入房間，李夢龍用大啤酒罐擊打李巖的頭部，啤酒罐的把手也在毆打中破裂。

事發近一年之後，英厄姆縣檢察官辦公室對李夢龍、高山二人提起起訴，案件開庭審理。

2015年2月6日，密歇根州英厄姆縣巡回法院的12人陪審團對高山作出了無罪釋放的判定，但未能對李夢龍作出裁決。英厄姆縣檢察官辦公室遂對李夢龍提出了第二次訴訟。

6月4日，陪審團認定李夢龍的行為構成危險武器傷害罪和毆打罪。7月15日，法官正式對其定罪，判處一年監禁。

但在庭審過程中，李夢龍始終堅稱沒毆打李巖，只承認兩人有過過節。

他向法庭描述了一個反轉的故事：2013年寒假期間，李夢龍聽到李巖在四處打聽自己的電話號碼，他認為這是一種“找麻煩”的表現。如果不給，則顯得自己“像個懦夫”。當兩人再度相遇時，李夢龍為此事向李巖詢問，得到否定的回答後便回到自己的房間。然而當他的同伴聽說李巖曾索要李夢龍電話後，便追隨李巖進入其房間並實施了毆打。

李夢龍還說，他不僅沒有參與打人，反而還試圖將打架雙方拉開。

2014年大年初一夜晚，警察來到李夢龍學校宿舍，發現其穿著與被害人女友對打人者的描述相符，經詢問後將其帶走。

但根據密歇根州立大學獨立校報《州立新聞》的報道，警察沒有在李夢龍身上發現打鬥的痕跡以及血跡。

截至發稿時，南方周末未能聯系到李夢龍本人，他的律師也沒有回複南方周末的采訪請求。

是“gang”還是“group”

與密歇根州立大學的眾多學生群體一樣，中國學生也會因其違法行為而被當地媒體報道。而李巖被毆打一案之所以震動到了中國國內，卻是因為“城管幫”。

2015年1月26日，密歇根州英厄姆縣巡回法院開庭審理此案。第二天，當地最大日報之一的《蘭辛日報》以“密歇根州立大學疑似中國學生幫派成為庭審焦點”為標題對庭審作了報道。

據該文記者凱文·格沙對密歇根州立大學中國學生自媒體平臺“NEBULA工作室”的敘述，當他看到檢察官在開庭陳述里提到了“gang”（幫派）一詞後，就覺得有故事可挖掘。

在這篇流傳最廣的報道中，出庭檢察官金伯莉·赫絲在第一次審理的開庭陳述中對法庭解釋道：“城管”的名稱來自於帶有“城管”標誌的貼畫，包括李夢龍和高山在內的學生則將貼畫貼在自己的車上；他們是一個幫派組織，其中李夢龍是“打手”，而高山則是幫派里低一級別的成員。

按照密歇根州刑法，“幫派”是一個由5人或5人以上組成的組織或聯盟，有統一的標誌、行為，或是其他能夠顯示成員的方法，同時，一個幫派的構成需要建立明確的領導階層和會員準入標準。如果幫派成員犯下重罪，而其所屬幫派又為其犯罪提供了動機、方式或機會，那麽該名成員將會面臨最高20年的監禁。

在法庭上，兩位被告均否認他們與任何幫派有聯系，學校里也沒有以“城管”為名的幫派存在，並稱在他們的群體里沒有領導層級。高山說，在車上貼“城管”貼畫只是“為了好玩兒”。

當第一次審理進入最後陳述時，《蘭辛日報》註意到，赫絲沒有再就幫派行為對被告進行指控。

南方周末多次致電或通過郵件向赫絲尋求有關“城管幫”的解釋，但截至發稿時仍未收到任何回複。

最先使用“幫派”一詞的是警察。

“一個有組織的罪犯群體，”弗萊格對南方周末這樣解釋他對幫派的定義，“受到我們調查的這個群體對於被認定為幫派或許認同，也或許不認同。我認為他們確實是幫派。”

在呈給法庭的事故報告中，被害人及部分證人表示，李夢龍和高山屬於一個自稱“城管”的20人左右的中國學生群體（group），“通過暴力和威脅在亞洲學生群體中建立他們的惡名”。但是，警察在報告中卻是用幫派（gang）一詞對這群學生加以描述。

那麽在留學生同胞的眼里，這20多個年輕人究竟是個什麽樣的群體？

“惡有惡報。”當密歇根州立大學會計系中國學生空空（化名）從當地媒體得知李夢龍和高山被捕時，他認為這是一件讓人“拍手稱快”的事情。

空空告訴南方周末，“城管”組織在校園里經常打架、鬧事、欺軟怕硬。但他不認為，這群學生在校園內組成了幫派。他與這個群體也有過過節。

在車上貼“城管”貼畫，在空空看來只是一種很“裝逼”的舉動。

然而隨著消息的進一步擴散，空空意識到哪里似乎出現了問題。

回到中國輿論發酵

南方周末發現，作為少數自始至終持續關註此案的媒體之一，《蘭辛日報》在最初報道的標題中用的是“疑似中國學生幫派”的描述，而自從檢察官不再提及幫派，直至最終判決，標題都不再出現幫派一詞，內文中更是使用群體或直接用“城管”一詞進行替換。

與此相同的是，《州立新聞》在開庭第二天打出的標題是“檢方指控中國學生打架案涉及幫派”。在後續報道中，該媒體的標題措辭上使用的都是“疑似中國幫派”，或者根本不提幫派。

《州立新聞》負責跟蹤報道此事的記者麥克·科恩茲告訴南方周末，自己從未聽說過在美國大學系統中有任何由國際學生或是國內學生組成的幫派。

然而，當中文媒體介入後，風向變了。

1月28日，芝加哥某華僑媒體引用了來自底特律自由報和一個叫做“MSU迪克聯盟”的微信公眾號的內容，成為最早對本案進行中文報道的媒體之一，標題是：《MSU城管幫：中國留學生變古惑仔？》

2月2日，開庭審理後的第一個周一，此案開始得到中國媒體的關註，從此，“城管幫”的字眼隨著案件長達半年的審理，頻頻出現在各類媒體的報道標題中。如《數名留美學生組“城管幫”涉嫌打人受審》、《中國留學生在美成立“城管幫”組團鬥毆恐嚇他人》。

南方周末註意到，國內媒體報道或轉發相關內容時，在標題中使用“涉嫌”或是“檢察官指控”等字眼來描述“城管幫”的寥寥無幾。

在中國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輸入“城管幫”，躍入眼簾的第一個結果便是百度百科新增的“城管幫”詞條，其解釋也專門針對這一事件。

對於大量暗示中國學生組成幫派的媒體報道，密歇根州立大學國際學生和學者辦公室（簡稱OISS）助理主任克里斯·巴喆斯特克表示十分擔憂，她認為這樣的表述具有誤導性，“就我們所知，這是一場學生之間的口角。”

巴喆斯特克在給南方周末的郵件中說，幫派在美國通常與有重複性的、有意而為的違法行為有關，在密歇根州立大學以及當地社區都從來沒有聽說過幫派活動發生。

密歇根州立大學警察局中士弗樂倫·麥克格洛辛安-泰勒也向南方周末證實，其所屬部門從未發現有與中國學生有關的幫派活動發生。

國人的標簽與形象

中國留學生形象的話題，近些年屢屢被各種熱點事件點燃——比如2012年南加州大學留學生寶馬車內遇害案，還有最近的中國留學生綁架施虐同胞案。

比起這兩起重大刑事案件，“城管幫”事件明顯不值一提，之所以備受關註，除了吸引眼球的“城管”標簽外，恐怕與其群體性質有關。

作為美國最大的公立學校之一，密歇根州立大學的國際學生數量極大。密歇根州立大學OISS的數據表示，到2014年秋季，學校國際學生來自130多個國家，註冊總人數達到7643人，其中中國學生共有4733名；本科生占到了中國留學生總數的81%，為3848人。

助理檢察官赫絲在一審結案陳詞時就表示，李夢龍和高山“開著帶有‘城管’標誌的豪華車，警告每一個人他們是在校中國學生的老大”。

根據《蘭辛日報》的報道，高山在一審時曾承認，自己擁有一輛吉普大切諾基。另外，有兩名學生證人分別擁有一輛英菲尼迪和一輛奔馳，他們均向法庭承認自己的車上也有“城管”貼畫。

這很難不讓人對部分留學生產生這樣的想象：不思進取的中國“富二代”。

在《州立新聞》對此案的系列報道頁面下面，有不少這樣的留言：

“老實講，在密歇根州立大學，我還沒有遇到過太多勤奮刻苦的中國學生。看起來，他們所做的一切就是把父母的錢浪費在車和派對上，他們對於教育沒有一點敬重之心。”

“很不好的一點是，現在的美國大學中有許多中國學生的學術表現都不好，但是他們很有錢。他們考試作弊，醉酒駕車，現在甚至還形成了幫派。對於我們這些普通的中國學生來說，這太糟糕了。那些學生之後就可以憑借家庭關系在中國找到一份好工作。但是我希望能夠留在美國並在這里工作，不想和這些惡棍有什麽關系。”

有的人幹脆說，“這些人一開始就不應該來到美國。”

空空急了。雖然與“城管”群體的中國學生有過過節，但是在和朋友建立的“NEBULA工作室”自媒體平臺上，他和朋友們共同發表了一篇文章《媒體相對論：從“城管幫”看留學生面臨的傳媒窘境》：“被曝光的兩位年輕人被無數人嘲笑辱罵，連帶著MSU的其他中國學生甚至整個留學生群體一起被送交輿論審判。”

歷時半年之久的審判在7月15日終於畫上了句號。這一天，法官正式判處李夢龍一年監禁，緩刑五個月。

根據《州立新聞》報道，李夢龍已在2015年4月份前後被哥倫比亞大學錄取攻讀研究生，但是案發後被取消了資格。

“我感覺自己讓父親和家人失望了，”李夢龍在法庭上說，“這一教訓的代價太高了。”

真假比特幣之父：“中本聰”到底是誰？

不知不覺，比特幣在一路爭議中已走過近8年歷程。從誕生之日起，人們對它愛憎分明，支持者堅信比特幣能顛覆現有貨幣體系，反對者認為它一文不值。

近日，一則比特幣之父“中本聰”（Satoshi Nakamoto）身份意外曝光的新聞，讓原本已逐漸淡出大眾視野的比特幣又火了一把。然而，平日行為低調、深居簡出的澳大利亞商人克雷格•賴特（Craig Wright）從主動承認到因“沒有勇氣”放棄證明自己是“中本聰”，僅用了5天時間。

不出意外，“中本聰”之謎仍將繼續下去。

“‘中本聰’身份的波折並沒有給比特幣市場帶來明顯影響，”比特幣中國（BTCC）總裁李啟元昨日（5月9日）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比特幣作為一種創新事物，在過去幾年時間，能夠生存下來並且穩步成長，已經標誌著一種成功。而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劉勝軍則對比特幣的發展前景感到擔憂，“目前沒有任何政府願意放棄其管理權，接受比特幣替換法定貨幣。”

“中本聰”身份之謎

2008年11月1日，“中本聰”在一個隱秘的密碼學討論小組上發表了一篇研究報告，其中首次提出了比特幣的概念。2009年，全球首款比特幣算法軟件出現，在此後短短4年里，比特幣價格出現成百甚至上千倍的增長，巨大的吸引力令其他投資標的都黯然失色。

作為比特幣的創造者，“中本聰”不僅掌握著最核心的技術，同時因其擁有著約100萬個比特幣所帶來的巨大財富（目前1個比特幣價格約為2970元人民幣），更增加了人們對他真實身份的好奇與猜測。

5月2日，賴特向幾大境外媒體公開表示，他就是所謂的比特幣創始人“中本聰”，一時間激起市場熱議。

(過去1年比特幣價格走勢)

今年46歲的賴特，是一名計算機科學家，同時也是一位企業家，他曾在2015年比特幣投資者大會上自我介紹時稱，他曾是一位學者，從事商業研究，擁有法律博士和統計學碩士學位。

國外主流媒體稱，賴特通過使用屬於比特幣創始人所擁有的比特幣，從技術角度對自己的“中本聰”身份進行了證實。賴特也公開表示，作出公開自己身份的決定並不容易，而促使自己澄清事實的原因是，他對自己工作的熱愛和關心，“希望借此消除圍繞比特幣的不實傳說和擔憂”。

正當互聯網世界對於賴特的真實身份爭論不休時，劇情出現重大轉折。

5月6日，賴特突然發表題為《我很抱歉》的公開信，表示自己“沒有勇氣”繼續證明自己是“中本聰”的身份。

“我曾相信我能夠結束過去數年的隱匿和躲藏。但是，隨著過去一周事件的發酵，我原本準備公布我擁有初始區塊的證據，可我受不了了。我沒有這個勇氣，我做不到。”賴特說。

賴特在公開身份時曾表示，自己不要錢，也不想出名，更不想被崇拜，只想一個人待著。李啟元則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如果真如其所言“想要過自己的生活”，為何突然選擇曝光自己的身份呢?

顯然，賴特的出現並沒有徹底終結“中本聰”之謎，而投資者更為關心的是，“中本聰”的現身對於比特幣價格將帶來什麽影響？

區塊鏈鉛筆創始人龔鳴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中本聰”的身份不會對市場帶來實質性影響，更多的是象征意義。除非“中本聰”大量拋售手中的比特幣，否則不會對比特幣價格帶來影響，“從2009年到現在來看，‘中本聰’不是一個對金錢很有欲望的人，不會因為幣值的高低而買賣比特幣”。

神秘光環下的艱辛之路

近日，瑞士小鎮楚格（Zug）宣布，從今年7月1日起，將允許買家以比特幣作為支付方式為其公眾服務買單。雖然這種支付方式在適用範圍和金額上還存在很大局限性，但小小的進步足以讓比特幣的堅定看好者歡欣鼓舞。

從最開始只能在網絡上購買虛擬物品，到現在可以兌換成多國貨幣，比特幣一路走來波折不斷。

2014年2月，當時全球最大的比特幣交易平臺Mt.Gox稱，因遭遇大規模黑客攻擊，導致比特幣失竊，損失總價達4.7億美元，平臺宣告破產。受此影響，比特幣價格僅在幾秒鐘內就從600多美元暴跌至102美元，跌幅達83%。

2015年1月，作為全球最可靠的比特幣交易平臺之一的Bitstamp遭黑客攻擊，導致至少500萬美元的比特幣被盜，引起部分加密貨幣持有者的恐慌。比特幣的開放性與安全性引發行業擔憂。在負面消息層出時，比特幣終於迎來監管機構的認可。

2015年9月，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首次確認將比特幣和其他虛擬貨幣定義為大宗商品，這意味著比特幣被歸類為像黃金和石油一樣的商品，交易行為將遵守所有大宗商品衍生品市場規則；同年10月，歐洲法院正式裁決，在歐洲比特幣以及其他虛擬貨幣應該和傳統貨幣一樣免征增值稅。因為根據歐盟的相關規定，“被用作法定貨幣的貨幣、銀行票據和硬幣”無需繳納增值稅。比特幣向合法化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盡管如此，市場仍擔憂曾在2013年達到歷史峰值8000多元人民幣的比特幣能否重回往日風光？

目前，比特幣價格徘徊在2900元左右，與之前的大起大落相比平穩了很多，比特幣的交易量也有大幅回落。

“我不認為比特幣由熱變冷，與2013年大幅上漲、過熱相比，我認為現在才是比特幣比較正常的價格，2013年從1月份的幾十美元在不到一年內上漲到上千美元，透支了後面的漲幅，所以2013年後，一直在回落。”龔鳴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道。

比特幣到底值多少錢？估計比特幣的玩家、交易所、礦機制造商，甚至比特幣的創造者都無法給出一個準確的答案。

雖然比特幣的價值無法給出定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比特幣的數量是一定的。由於比特幣的“發行”須依賴複雜計算獲取，因此與傳統貨幣發行的“印鈔”模式有本質區別，比特幣總量按照設計預定的速率逐步增加，增加速度逐步放緩，並最終在2140年達到2100萬個的極限，業內人士預計目前總量已經達到了1550萬個。

李啟元認為，比特幣數量有限與目前各國央行大肆印鈔導致通脹與法定貨幣購買力下降形成鮮明對比。“比特幣產生的目標不是去代替現有貨幣，而是變成世界上通用的數字資產，為人們的生活提供便利。”

業內普遍預期，隨著短期投機者的離場，以及比特幣相關應用的不斷開發、基礎設施的完善，以比特幣為代表的數字貨幣將處於良性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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