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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隨筆131112最純潔的種族（二）領袖崇拜 掌門天地

SENSE隨筆131112

最純潔的種族（二）領袖崇拜

Alan執筆

英國作家 George Orwell在其著名的諷刺小說《一九八四》裡說過， 「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He who controls the past controls the future. He who controls the present controls the past.」。

這種自古以來專制統治慣用的技倆在共產主義國度一向被廣泛施行。 現在的北韓也透過重塑自身民族起源與發展的歷史，以達穩固政權的目的。

據《最純潔的種族— 北韓人眼中的北韓人》作者 B. R. Myers所言，北韓的官方宣傳重點建立在民族至上的極端種族主義基礎上面。 內容大致可分為重塑歷史神話，領導人崇拜，以及對外關係三方面。

歷史神話

自漢唐起，中韓間雖偶起戰端，但韓國大部分時間均藩屬於中土政權。國內文化制度多源於漢唐，常以傳統儒家文化守護者自居，並奉商朝遺臣箕子為始祖。***

根據《史記》、《尚書大傳》、《漢書》等中國史書的說法，箕子於公元前12世紀率臣民東遷，與當地原住民共同建立政權，為朝鮮半島帶來文明。 這就是所謂「箕子朝鮮」的說法。

13世紀初，高麗僧侶 一然 在其著作《三國遺事》中提出朝鮮族起源的另一說法。他引用《魏書》（北魏史官 魏收所著，因作者借修史酬恩報怨，此書被貶稱為「穢史」。）部分內容，指 桓因（佛教中帝釋天的別名）庶子 桓雄與部下在太伯山（即長白山）的神檀樹下降臨人間，創立名為 神市的國家，並與化作人樣的熊女成婚。二人生一子，名為 檀君王儉。 檀君在堯即位五十年後即位，以平壤為都，朝鮮為號。檀君在位1,500年，後因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檀君遂退隱阿斯達山中直至逝世，享年1,908歲。這就是所謂「檀君朝鮮」的說法。

除《魏書》外，現存的《三國志》、《魏志》及《北魏書》均無相關記載。

一然關於朝鮮起源的說法一直未獲重視。 1919年日本武力鎮壓韓國「三一獨立運動」之後，對韓政策出現大轉向。由以往極高壓轉向較懷柔，而且著力於宣傳，試圖切斷韓國與中國的文化羈絆，檀君神話便成為可資利用的工具。

日本統治者以自己的神話結構重塑檀君，於是檀君成了日本神武天皇一類的人物，同時亦誘使韓國人如日本人崇拜富士山般崇拜 “白頭山”（中國稱長白山）。 金日成掌權後為強調朝鮮種族的單一純淨性，故仍延續這股檀君崇拜。

北韓官方的歷史反覆強調，朝鮮民族具有單一、天真、純潔和愛好和平的特性，只因統治階層無能，乃使國家不停受到中國、日本，以至後期的西方列強欺壓，文化也備受儒家思想和帝國主義所荼毒。 可幸，民族的救世主—金日成終於誕生，他除了保護國民，免受外侮，更把民族性還原至原初的天真純潔。

領導人崇拜

金日成出身平凡，1912年生於平壤一個農家庭，在中國接受教育。1931年，18歲的金日成加入中國共產黨，翌年被編入游擊隊，活躍於中朝邊境，主要任務為滋擾日軍，以及綁架朝鮮人作苦力，也綁架富人（除了日本人，也包括朝鮮人、中國人、白俄人等）索要贖金。

期間他唯一受人注目的行動是 “攻打普天堡”， 其豐功偉績體現於手刅兩名日本平民。 1941年他遭到日軍圍剿，撤退回蘇聯，直至戰爭完結。因此整個太平洋戰爭過程，金日成均無緣參與。

日本投降後，盟軍與蘇聯南北兩分韓國，南方盟軍沿用舊日韓籍統治階層，但北方蘇聯則欲扶植自家人上位。 在選項不多的情況下，蘇聯唯有讓金日成登位。作者認為，金日成及其戰友（即早期北韓領導層）在蘇聯時間不長，且不愔俄語，對共產主義認識只屬皮毛。

雖然共產主義與北韓種族主義神話存在著諸多矛盾，但建國初期，金日成地位未穩，事事有求於蘇聯，只得同時著力於兩種宣傳。 韓戰結束後，金日成逐步肅清國內的親蘇和親中勢力，共產主義口號也在國內日漸消失，從北韓不同時期的宣傳海報可觀察到箇中端倪。

共產主義一般崇尚紅色，視為革命的象徵。 (編按：一般認為源自法國大革命，人民揮舞被殺士兵的紅色制服，是為第一面紅旗。) 中國甚至把這種紅色稱為自古已有的「中國紅」。（據聞其地位最近已被「土豪金」取而代之。) 然而，北韓卻一直崇尚白色，認為更能代表純潔的民族特性。有別於中共式的火紅熱血，北韓的宣傳海報多以白色為主調，雪地作背景。

北韓官方宣傳中，金日成的形象更為特別，他被描繪成最天真、最自然、最有感情、也最純粹的韓國人—最像韓國人的韓國人。

一般獨裁領袖多以嚴父般雄偉冷酷的形象示人，讓國民心生敬畏，當今的普京便是相當成功的例子。 然而，金日成在海報中常常被畫成和藹可親，平易近人，像 “慈母”般愛護他的子民。

順帶一提，許多人會疑惑，金日成同時被宣傳為偉大的戰略家，領導軍民驅逐美帝日寇，然則心計深沉的形象，如何與純真無邪的面貌契合呢？北韓的宣傳部門初期想到的解釋是：他的許多偉大戰略都是夢中想出來的！可能後期覺得太不可思議便沒再提起了。

北韓人接受了檀君神話，並接受居於在一位檀君般的領導人治下。他們究竟如何於世界之內定位自身，如何看待外國人，如何推動國家未來的走向呢？這一切將在後文作終極解析。

書目：《最純淨的種族：北韓人眼中的北韓人》作者麥爾斯B. R. Myers

周鴻禕：我為啥這麼崇拜一個Loser ！

【導讀】Netscape瀏覽器開啟了美國的互聯網時代，微軟捆綁瀏覽器而引起司法部的反壟斷調查，正是因為Netscape瀏覽器的犧牲，換來了美國互聯網從1997年開始長達十多年的繁榮。在此黑馬哥分享這篇老周開講的文章，中美互聯網之間的巨大差距既不是在技術、產品上，也不是在商業模式上，而是在文化上，馬克﹒安德森，作為一個曾經的失敗者，開創了偉大的時代。

找靈感、挖黑馬、評熱點、抄本質-這裡是黑馬通訊社：這個月初，我去美國出差，去硅谷，終於見到了我心目中的英雄——馬克﹒安德森。這個剃著光頭、面色紅潤的大塊頭在24歲的時候創立了Netscape公司，1994年因為Netscape瀏覽器的問世，被認為是拉開了互聯網時代的序幕。

在商業歷史上，馬克﹒安德森曾是一個失敗者。微軟公司認識到Netscape瀏覽器會威脅到Windows操作系統，於是在Windows中默認捆綁了Internet Explorer瀏覽器。Windows操作系統在PC中佔據了壟斷地位，每台電腦一出廠都有一個IE瀏覽器，於是用戶不再費力氣下載Netscape瀏覽器。「瀏覽器大戰」的結果是，馬克﹒安德森被迫把Netscape賣給美國在線，黯然出局。

這次我見到馬克﹒安德森，他很驚訝，問我為什麼這麼努力想見到他?我說，我只想說兩句話：第一你是我心目中的英雄，當年做Netscape瀏覽器敢於挑戰微軟的壟斷地位。第二我要感謝你，你的 Netscape在我內心種下了一個創新的種子，現在360的商業模式就建立在瀏覽器上。

Netscape瀏覽器開啟了美國的互聯網時代，微軟捆綁瀏覽器而引起司法部的反壟斷調查，這個案例讓日後的壟斷巨頭不敢輕易濫用市場地位打壓創業公司。換句話說，正是因為Netscape瀏覽器的犧牲，換來了美國互聯網從1997年開始長達十多年的繁榮。設想一下，如果沒有對微軟的反壟斷調查，微軟利用捆綁幹掉Netscape以後，完全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幹掉Google;或者Google利用搜索引擎的優勢，屏蔽掉Facebook，讓用戶找不到它。大公司這樣的玩法，在中國互聯網是屢見不鮮的。如果沒有反壟斷法，美國互聯網就會變得跟中國互聯網一樣，成為弱肉強食的叢林環境。

我去硅谷的次數越多，就越能感覺到中美互聯網之間的巨大差距。這種差距既不是在技術、產品上，也不是在商業模式上，而是在文化上。美國不在乎自己有沒有大公司，而在乎有沒有公平的市場機會讓小公司出頭。無論是官員，還是平頭百姓，對他們來說，公司越大反而越可能做邪惡的事情。美國教科書明白地寫著，從19世紀中期開始，美國的大公司，不管是鐵路、石油、銀行、汽車，直到今天的互聯網，一旦沒有有效的市場監督和法律約束，對於商業利益的強烈衝動就會促使它們去做傷害消費者利益的事情。

因此，從19世紀末開始，反壟斷法經過百餘年的實踐，像一把劍一樣懸在大公司的頭上，讓大公司面對小公司的崛起不敢濫用壟斷地位，不敢輕舉妄動。正因為有了這把劍，我們看到美國在互聯網領域創新不斷，每過五年十年都會有新的公司快速崛起。

但在中國，我們都偏愛大公司，大公司代表著GDP，代表著稅收，代表著就業，代表著穩定的工作。對大公司濫用壟斷地位，我們是委曲求全;小公司因為創新而傷害了大公司的利益，我們則是求全責備。

今天我們也出了市值千億美元的大公司，我們的互聯網人口第一，但行業的產值和在全球的地位，與美國相比，還差很遠。從投資角度來看，美國的VC和孵化器只給每個種子項目幾萬美元，但在中國，創業公司在種子和天使階段，至少得籌資幾百萬人民幣，可失敗率仍然很高。

移動互聯網好像是開啟了一個新的大門，然而它也越來越成為大公司的遊戲。每次我見到充滿激情的創業者，看到他們夜以繼日地辛苦加班工作，我想除非你們做成一個長不大的盆景，否則總有一天會遭遇到大公司設置的天花板。在弱肉強食的叢林裡，一旦看你趟出了路子，它們可以利用壟斷優勢，一夜之間把跟你相同的產品捆綁到上億用戶的電腦上。你怎麼捅破這層天花板?你有膽量挑戰大公司嗎?

現在，馬克﹒安德森已經是硅谷著名的天使投資人，他雖然退出了創業第一線，但他在不斷催生創新的種子。Netscape的失敗讓美國再次通過反壟斷法形成了對大公司的制約，而對大公司的制約反過來讓他從投資中獲得了豐厚的回報。這樣的投資活動又讓創新進一步繁榮，由此美國互聯網形成了正向循環。誰說馬克﹒安德森在瀏覽器上的失敗，對於這個國家、這個行業乃至他個人，不是一件好事呢?

所以，我說，馬克﹒安德森，作為一個曾經的失敗者，開創了偉大的時代。

黃祖斌：股票投資要破除對「大師」的崇拜 投資人黃祖斌

朋友圈爆火的這些偶像，是如何收獲崇拜的？

李靖 2016-07-20 11:25

不知從何時開始，我們經常在朋友圈看到這樣的新聞：

誰誰，不想當房奴，90後小夫妻回到古村，釀最美的酒，種最好的菜，睡在最愛的人身邊。

誰誰，放棄幾百萬年薪，只為造一把保護環境的勺子。

這篇文章，李叫獸就帶你重新思考：這些偶像為什麽能被崇拜？如何成為這種偶像？

一、偶像是一種商品，而我們很需要他

一個普通人，為什麽需要偶像？我們為什麽喜歡在朋友圈里，轉發90後小夫妻放棄房奴身份、回歸農村生活的消息？

我們知道，任何一種事物持續存在，一定是因為它滿足了某種用戶需求——就像椅子的存在是因為其滿足了人們“坐”的需求。

而“偶像”的存在，也是因為它滿足了我們“心理替代”的需求——我們看到別人回歸農村生活，建立了相同的幻想，以替代自己實際回歸農村生活的體驗。

之所以有這樣的效果，是因為神經科學近些年發現，人大腦情緒表現有兩個重要特征：

（1）想象體驗和真實體驗是相似的——你幻想自己去勇敢揭露黑幕，和自己實際這樣做，在大腦情緒體驗上，是分辨不出來的。

在一組實驗中，心理學家讓一群人幻想吃奶酪，結果發現腦部的反應和真正吃奶酪的人類似。更神奇的是，幻想吃奶酪的人結束幻想後，甚至食欲也得到了一定的滿足。

（2）他人體驗和自己體驗是相似的——因為鏡像神經的存在，我們看到一個與我們相似的人行俠仗義，和自己實際行俠仗義，情緒體驗也是一樣的。

在一組實驗中，看到別人賭博贏錢，和自己賭博贏錢，檢測到的大腦反應也非常類似（只不過程度有所不同）。

（PS.之前聽說的某父親因為年輕時想當公務員當不上，就百般逼迫自己孩子考公務員，也是相似的需求——看到自己孩子當了公務員，和自己當年真的成為了公務員，其實情緒體驗類似。）

正是大腦的這種設置，才讓我們可以在各種欲望之中得到一定的平衡，通過自身幻想以及觀看他人的行為，來獲得一定程度上的欲望滿足（即使沒有實質上的獲得）。

很多人想獲得性但實際上又難以低成本獲得，於是有了Porn（色情片）。

很多人想獲得快意恩仇、大殺四方的體驗又迫於法制，於是有了被稱之為ActionPorn的粗暴動作片。

同樣，日常繁忙工作的白領們，要背房貸，要升職，要養家庭，要維持社會身份，總有很多想做但不能做的事情，於是有了很多“行為偶像”：去回歸農村，去麗江開旅館，去勇敢反對無恥的制度，去證明女性的平等……

而當我們去轉發、支持、關註這些偶像的時候，也相當於獲得了跟自己實際付出行動去做類似的情緒體驗。

如果說為替代“性體驗”而產生的商品是“Porn”，那麽這種為了替代“做出某些想做卻不能做的行為”而產生的商品，就可以叫“Behavior Porn”了。

過去我們經常講KOL（Key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那麽現在就不得不提一種新的領袖——KBL（KeyBehavior Leader，關鍵行動領袖）了。 

二、為什麽他們會成為“關鍵行動領袖”？

我們知道，關鍵行動領袖（也就是本文所定義的“偶像”）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他們滿足了人進行“心理替代”的需求——我們一直想鼓起勇氣去辭職創業，但迫於各種內心的壓力，沒有做出這樣的行動。而此時有人這樣做了，我們進行看電影式的角色替換，並且幻想，也獲得了類似於自己實際去做的情緒體驗。

那麽這些人成為這種偶像的關鍵是什麽呢？

其中的關鍵就是，讓大眾覺得：“我做了你想做的事情，但我和你唯一的區別就是克服了某種心理阻礙。”

比如我認識的一個“關鍵行動領袖”王辣辣，因為放下一些世俗的工作去泰國賣酸辣粉，結果火了，並且得到很多人的崇拜。

因為這些崇拜者（很多是在一線城市工作的白領文藝女青年），也一直想要去風景優美的地方開店，也跟王辣辣身份、形象等類似，但就是迫於某種心理阻礙因素（比如生活壓力或者不願意付出努力），而沒有去做。

這個時候，她們看到王辣辣去做了自己一直想做但沒做的事情，就容易產生崇拜、支持等情緒，從而進行一定的“心理替代”，獲得跟自己實際去做類似的情緒體驗。

去做別人想做卻不能做的事情——這是成為偶像的關鍵。

那麽是不是只要做了“別人想做但不能做的事情”，就能成為偶像？

當然不是，你做的事情必須具備“可模仿性”——讓人覺得他們之所以沒能做到你做的事情，只不過是因為某種自身的心理障礙（比如不夠努力），而不是因為一些難以控制的因素（比如有背景）。

比如，為什麽即使在前幾年百度市值超過阿里的時候，崇拜李彥宏的人也遠遠沒有崇拜馬雲的人多？

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覺得馬雲的成功更多是領導精神、奮鬥、魄力等，而覺得李彥宏的成功是因為掌握了牛逼的搜索技術。

普通人要學習和模仿馬雲，覺得好像很簡單，只需要克服某種心理阻礙就行了——比如更加奮鬥，更加慷慨激昂。

而要學習和模仿李彥宏，那就看起來麻煩多了，學習技術至少要買本C++的書來看吧，還不一定看得懂。

這就意味著，馬雲作為偶像，具有很強的“可模仿性”，而李彥宏，並沒有多少可模仿性。

崇拜偶像，就是為了在內心進行“模擬”，以獲得和自己實際去做類似的情緒體驗，而你不具備這種“可模仿性”，又怎麽成為偶像呢。

再比如，說到最崇拜的投資人，只要是金融圈以外的人，估計10個人會有9個人會說是巴菲特。

是因為巴菲特是最牛基金經理嗎？自然不是。

實際上，很多人沒聽說過“詹姆斯·西蒙斯”，他是一個很偉大的量化投資基金經理，他投資的長期回報率並不弱於巴菲特，甚至有的年景收益率比巴菲特還要高。

那民眾為什麽不崇拜西蒙斯呢？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巴菲特崇尚“價值投資”，講究的是投資哲學，按股不動，看價值；而西蒙斯崇尚量化投資，需要精密的數學分析和大量的模型推算。

對普通民眾來說，這兩個人都做到了“他們想做但不能做的事情”，但區別就在於——可模仿性不同。

巴菲特可模仿性高，民眾覺得要模仿巴菲特，更多是偏“心理”的因素（比如相信長期價值、相信趨勢的力量），只要自己在內心克服了這些阻礙，自己也能行。

而西蒙斯可模仿性就差太遠了，普通民眾可能不願意去研究什麽叫做“回歸模型中的序列相關性”。

所以，如果要成為行動領袖，一個關鍵就是要讓人覺得：我跟你一樣，都沒有資源，沒有技能，唯一的區別就是我勇敢去做而你不去做（比如馬雲的魄力），或者我有某個信仰你沒有（比如巴菲特對長期價值的信仰）。

這樣就具備了可模仿性。（雖然大家並不是真的去模仿）

那麽你應該如何尋找這些“別人想做但沒做的事情”？

三、成為“關鍵行動領袖”，如何尋找那些“想做卻沒有做的事情”？

我們有太多想做但沒有做的事情，如果有個跟我們看起來相似的人，主動去做了這件事，我們就會支持、點贊，在內心奉其為偶像，以獲得真實做這件事類似的“情緒體驗”。

李叫獸在這里就列舉幾種最簡單的尋找方法：

1、想做某件事，但迫於長期目標

有些事情，我們一直想做，但迫於某個不得不堅持的長期目標，最終沒有去做。如果有人能夠直接放棄這個長期目標，去做這件事，我們就會產生崇拜。

比如攢錢買房，對一線城市的人來說是一個不得不堅持的長期目標，為了完成這個目標，我們犧牲了很多其他的價值——比如不得不選擇高薪穩定的工作、不得不克制消費、不得不仔細管理家庭的財務。

我們想掙脫房奴的身份，但又無法做出實際的行動。

這個時候，如果我們突然看到：

《不想當房奴，這對城里的90後小父親回到500歲的農村，釀最美的酒，種最好的菜，睡在最愛的人身邊》

於是就通過轉發、點贊、支持甚至崇拜等行為，完成了“心理替代”，獲得了自己真實在做這件事的類似體驗（前面提到過，看到別人某件事，和自己實際做這件事，能獲得類似的體驗）。

看了這個事件後，大部分人不會真的不買房，但內心不免釋懷了幾分，感覺有了後路（萬一真買不了房，我也不會比這對夫妻更差啦）。

所以，要成為某個方面的“行為領袖”，可以不斷尋找人們苦苦堅持的某個長期目標。

畢竟，任何人在辛苦堅持某個長期目標（比如學業、升職、買房等）時，總有為了這個目標而犧牲的東西，總有那麽一剎那，想著要是不用完成這個目標就好了。

而作為行為領袖，你就可以扮演他們理想中的這個自我，放棄某個長期目標，滿足他們的幻想。

這樣的例子有很多：

《逃離時尚圈，她帶著一大家子從巴黎到農村，成了世上最美的農婦》——放棄辛苦的職業目標（來自公眾號“有束光”）

《不滿教育體制高中輟學，他靠稿費一年收入上千萬》——放棄高中生辛苦的高考目標（ps.這是李叫獸改寫的韓寒故事）

《北大出身，不求收入卻只求詩和遠方，如今他的作品讓億萬人春暖花開》——放棄餐具職業競爭的長期目標（ps.這是李叫獸改寫的“海子”的故事）

2、想做某些事，但迫於行動成本

在社會上，我們一直在被要求履行各種責任，比如愛國、環保、懲惡揚善、孝敬爸媽等，但迫於行動成本太高，最終沒有去做。

這個時候，如果有人能夠願意承受巨大的行動成本，去做這件事，我們就會產生崇拜、支持。

比如，“環保”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也想做，但行動起來的確很麻煩（難不成讓我辭職去種樹）。

不過，這不做的話，又有負罪感——作為一個高素質公民，怎麽能不為環保做件事呢？

很簡單，轉發這樣的文章，崇拜這個人並且進行內心的角色替換就行了：

《為了幹掉全球垃圾，他發明能吃的勺子，沒想到卻被1500W吃貨瘋搶到脫銷》

此時，這個偶像就相當於一種獨特的“情緒商品”，讓我們可以通過支持行為，獲得和自己實際做這件事類似的體驗（當然強度不同）。

一旦轉發這樣的文章，進行鼓動、支持和崇拜，就瞬間感覺自己也是一個環保的人，多年對環保不做貢獻的碌碌無為感，也就減少了。

所以，想成為某個方面的“行動領袖”，可以不斷尋找人們本應該做，但因為行為成本太高最終沒有做的事情。

這是因為對於這些任務，我們追求的往往不一定是實際效果，而是一種“我做了這件事”的心理佐證。

比如很多簡單粗暴的愛國行為（抵制肯德基）就是這種。

我們知道，對愛國來說，在需求側做些努力（比如抵制肯德基，選擇吃國貨），遠遠不如在供給側做些努力效果好——比如努力學習、提升自己的技能、更加勤勞地工作，從而生產出更好的國貨，提高中國制造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但為什麽每次出現了這些事件，大家的第一反應不是加班或者學習技能，而是去做這些事？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抵制肯德基行為成本更低。

所以，為了引領人們的行動，你需要不斷尋找：人們本來應該做哪些事，但是因為行動成本太高沒有做？

然後讓他們通過“支持你”，來低成本地滿足這個需求。

比如：

《這個姑娘發明了一本可以喝的書，改變了6.63億人的命運》——支持她，低成本滿足慈善需求

《放棄超模與蘭博基尼，這位年輕的哥譚首富，竟然為了懲治罪犯而體驗監獄》——支持他，低成本滿足懲惡揚善的需求（ps.李叫獸改編的蝙蝠俠故事）

《大部分人在論壇嘴炮愛國，但這位北大美女卻用五星紅旗設計衣服，震驚巴黎時尚圈》——支持她，低成本滿足愛國需求（ps.這個故事是李叫獸編的）

《誰說消費者任人宰割，這位40歲的英語老師在500強企業樓下，一錘砸掉質量不合格的冰箱》——支持他，低成本滿足維權需求（ps.改編的羅永浩砸冰箱故事）

3、想做某件事，但迫於自我設限

我們有很多想實現的夢想，但迫於自己內心給自己設置的局限（比如我沒有背景，再努力也沒有用的），就是不做出行動。而如果有人能夠打破這種“自我設限”，去做這件事，我們就會去支持、崇拜。

比如很多女性把性別當做局限，認為“女人學不了技術”、“女人爭不過男人”，從而放棄對一些目標的追求，而打破這一自我設限，主動去追求的人，就會被當成偶像：

《沒有她就沒有wifi，這個史上首位全裸出境的艷星，最後卻自學成了喬布斯一樣的技術大神》

在日常的生活中，“自我設限”的行為有很多，而要成為“行動領袖”，就可以考慮：你的成功，打破了哪種常見的自我設限？

《沒有180cm，也沒有18cm，這個黃種人僅靠衣品就讓歐美人繳械投降》——人種問題的設限（來自公眾號“杜紹斐”的故事）

《誰說人老了就不行？這群打折吊瓶身患癌癥的老人，訓練6個月，騎摩托車環遊臺灣》——年齡問題的設限（來自大眾銀行的廣告）

《不高不富不帥的普通英語老師，靠這3個決定，創造千億市值的大公司》——背景、長相等問題的設限（李叫獸改編馬雲故事）

4、想做某件事，但迫於群體規範

活在社會上，我們有無數被迫遵守的“群體規範”（比如下級服從上級），從而無法做某件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果有人能夠打破這種“群體規範”，去做這件事，我們就會支持、崇拜。

比如我們經常被人要求無理由幫忙，好像不幫的話自己反而理虧了，非常想直白地大罵一頓（你個傻X，老子再也不幫你了），但迫於群體規範沒有這麽做（中華文化中的“不傷和氣”規範）。

這個時候如果有人主動做出行為，帶你去罵、去反駁，你就容易支持TA。

而且更神奇的是，你看TA去反駁去罵，和自己實際上鼓起勇氣去做這件事，獲得的情緒體驗是類似的。

再比如，百度出了劉超事件後，可能百度公司很多人都想罵這個人身居高位能力卻不高，出去給公司丟臉。

但迫於群體規範（公司團結的規範），可能很少有人真正去做。

這個時候，如果你是百度的員工，看到這個人真正去做了，就油然而生一種支持感：

還有，我記得我小學時候，得到很多同班同學的崇拜，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斷挑戰老師的問題、當眾質疑老師講的一些理論，從而打破了這種規範。

所以，如果你發現大家因為某種群體規範，而無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如果打破這種規範，就容易得到支持，成為“行動領袖”。

5、想做某件事，但迫於外部形象

很多事情，我們一直想做，但迫於覺得沒面子，最終沒有做。如果有人放棄了這些外部形象，真正去做了，我們就容易產生支持和崇拜。

比如很多人想展示真實的自己（例如素顏），但迫於形象，卻很少去做。

這個時候能放棄形象，真正去做，就容易得到支持，成為“行動領袖”。

澳大利亞的一個網紅Essena o’neill就是這樣，她本來在ins上有57W粉絲，整天秀美好生活美麗外表。

但突然有一天，她認為這些“秀生活”的都太虛假了，於是打算放棄，開始素顏出鏡，分享真實的生活。

結果得到了大量的支持、贊賞和崇拜。

所以，你可以去發現：有哪些事情，是我們一直想做的，但迫於形象沒有去做的？

如果別人迫於形象不好意思一個人去看電影（意味著社交糟糕），那你就一個人去看電影。

如果別人迫於形象不好意思買廉價的衣服，那你就買廉價而簡單的衣服，追求真實的自我。

（PS.當年的凡客體就是這麽做的）

當你這麽做之後，就更加容易收獲支持。

6、結語

如果無法成為“關鍵意見領袖”（KOL），那麽不妨成為“關鍵行動領袖”（KBL）。

獲得支持，一定不是因為你大量的走穴演講，而是因為你做了哪些別人一直想做但沒有做的事情：

•    想做某件事，但迫於長期目標

•    想做某件事，但迫於行動成本

•    想做某件事，但迫於自我設限

•    想做某件事，但迫於群體規範

•    想做某件事，但迫於外部形象

當你做了這些事情，普通人就更容易獲得心理的滿足——因為看別人做某件事並建立幻想，和自己真正做這件事，體驗類似。

說明：

本文所定義的偶像，是“因為對行為的崇拜和支持”而產生的偶像，而因為大眾喜歡顏值、喜歡某個作品而火的明星，不在討論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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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最崇拜的前輩都是誰？

每個人的心中都有自己崇拜的榜樣，美國總統們不例外，想競選成為總統的候選人們也不例外。

美國總統奧巴馬曾不止一次指出，他所崇拜的前美國總統是同為來自伊利諾伊州的林肯總統。在2009年以美國歷史上首位非洲裔美國人總統身份宣誓就職的時候，奧巴馬還效仿了林肯在1861年的做法，從費城乘火車前往首都華盛頓參加就職典禮。

特朗普崇拜艾森豪威爾

林肯還是羅斯福和尼克松等多位美國總統心中的偶像。最瘋狂的“林肯追星族”要數羅斯福，在1905年的總統就職典禮上，羅斯福手上所帶的一枚戒指里面鑲嵌了林肯的一根頭發。

而作為多位美國總統的偶像的林肯也有自己的偶像。對林肯來說，美國建國國父喬治·華盛頓已經不僅僅是一位偉大的領袖和英雄。用林肯的話說，喬治·華盛頓總統值得每一個人銘記，因為他是一個“完全徹底完美的人，人的本性可以通過相信一個人能夠那樣完美而變得更美好”。

特朗普多次表示，自己最崇拜的美國總統包括喬治·華盛頓、林肯，還有里根。這三位美國前總統也被看作是一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必須”要當成偶像的人。

然而，特朗普一直沒有大肆宣揚的真相是，他真正的總統偶像是艾森豪威爾。在7月的一次競選活動中，特朗普坦承了自己對艾森豪威爾的崇拜。

做為二戰期間美國在歐洲的戰略指揮將領，艾森豪威爾是美國近代史上唯一一位沒有經過政治選舉成為美國總統的候選人，這一點同目前沒有任何政治經驗在競選總統的特朗普類似。

政治分析人士指出，1946年出生的特朗普曾生活在艾森豪威爾執政的鼎盛時期(1953-1961年)。美國媒體指出，上世紀50年代晚期，在艾森豪威爾乘坐豪華轎車前往觀看紐約揚基隊的棒球比賽時，特朗普曾和他的同班同學一起排隊圍觀艾森豪威爾經過紐約街道的場景。在艾森豪威爾競選連任的時候，特朗普還在胸前別了一枚“我支持 ‘IKE’( 艾森豪威爾)”的胸針。

美國政治學者指出，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也同對艾森豪威爾的崇拜有關。因為，特朗普成長於上世紀50年代，在他的心里，那個時代才是美國繁榮鼎盛的最典型寫照。“二戰之後，美國做為超級大國的自信和權力達到頂峰。”哈佛大學歷史和社會學教授科薩爾(Alex Keyssar) 表示，“特朗普所說的‘讓美國再次偉大’就是讓美國回到那個時代去。”

在特朗普所列舉的執政綱領中，大力加強美國的基礎設施建設是一個重點任務。特朗普承諾要進行的基礎設施建設的規模幾乎是希拉里所承諾的兩倍，而通過加強國家基礎設施建設而知名的美國總統中，艾森豪威爾的影響力幾乎無人能及。正是在艾森豪威爾時期，美國修建了覆蓋全國的州際高速公路。

希拉里最崇拜的不是克林頓

雖然自己的先生比爾·克林頓是受很多美國人喜愛的前總統，希拉里在今年年初被問到自己最喜愛的總統是誰時，坦誠回答：對不起奧巴馬總統，對不起比爾，我認為最偉大的是林肯總統。希拉里指出，林肯在發動美國內戰期間同時做的事是將美國團結到一起，這也是林肯最偉大的政治遺產之一。

和多位美國前總統一樣，希拉里不僅將自己的政治藍圖描述成是要發揚和繼承林肯的政治遺產，還在多次重要的演講場合中引用林肯執政核心理念的《分裂之家演說》和《葛底斯堡演說》中的精彩片段。

雖然對這位美國歷史上首位共和黨總統充滿敬意，希拉里卻對林肯之後的共和黨總統們沒有太多贊美的詞句。在談到競爭對手特朗普的時候，希拉里更是直接指出，林肯的共和黨已經變成了特朗普的共和黨，林肯所一直努力實現的國家團結正在被特朗普一點一點破壞，“這不僅是美國民主的損失，更是對美國民主的威脅”。

你可能只是在崇拜手機

手機成為了意識的延伸，它原本是工具，然而現在不僅僅是工具了。它成了：信仰。大眾最終拜服在手機面前，每天睜開眼第一件事情即是拿起手機，手指輕輕滑過屏幕，恰如教徒每天虔誠的禱告。

“知道”（nz_zhidao）想跟你談談，你與手機的故事。

如今，手機已經駕馭了你我。

一位名叫舍夫納克（Aaron Chervenak）的美國青年在拉斯維加斯宣布和他的手機（疑似iPhone)“結為夫妻”，並在教堂舉行了結婚典禮。在幾位親友的見證下，舍夫納克穿著燕尾服，帶著“巧梳妝俏打扮”的手機走進禮堂，舍夫納克對他的手機說了“我願意”（I do)，表示會好好照顧她，無論“貧窮富貴、生老病死”等等一大堆。

至於為什麽要和手機結婚？舍夫納克表示，手機是他最忠實的伴侶，無聊了她能讓我開心，郁悶了她能讓我振作，壓力大了她能我放松。而且跟手機的戀情，可以說是他經歷過所有的戀情中，最長最穩固的。

另據英國《每日郵報 》報道，智能手機的統治時代已經來臨。數據顯示，在非睡眠時間內，人均每四分鐘就要查看一次手機。其中花在社交軟件(如推特，臉書)上的時間更是占總時間的24%。一家研究機構最近對手機軟件使用情況開展了一項社會調查。結果顯示，每人每天平均使用手機竟達253次。這就意味著人們每天有2個多小時時間花在手機上，相當於他們一天清醒時間的1/10。

在英國，人們在工作時間查看手機至少73次，可見工作根本不能阻止他們擺弄手機。在使用手機的總時間中，瀏覽媒體軟件占13%，使用社交軟件占12%，瀏覽網頁占9%，打電話的時間僅占據13%。剩余時間會用來打遊戲，手機購物，看視頻或發郵件等。

前段時間，兩個閨蜜因為五塊錢的微信紅包而大打出手，之後的醫藥費花費了八千多。網友調侃在紅包界五塊錢就是大面額的時候，誰都不曾註意到大眾身後，直接操縱和改變了人意識的那個手機。

圍觀者的調侃，讓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識、價值觀顯露了出來。手機世界和現實世界，運行著各自的規則。人的思維首先孕育並且創造出了技術，反過來技術再對思維施加影響。技術產生一種迫使人需求它的威力，但這一威力並不能擺脫技術而獨立存在，技術是人體和感官的延伸。手機微信正是人體和感官的延伸。

微信紅包作為新技術下的產物，運行的是現實世界的規則，有點像現實規則的鏡像版。雖然涉及到財物時不少人抱著遊戲的態度對待，但人際關系卻是跟現實世界的並無二致。五塊和八千已經處在事實上的對等層面。處在一種規則的約束下，人會自然而然遵從這個規則。然而一旦理解意識錯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便會激化。

技術對個體意識的影響在於，技術的改變融入進了人參與的規則中，讓人難以窺見其身影。就像這倆閨蜜最終翻臉，人們都會覺得是兩個人不懂得妥協退讓，卻不曾想到是手機時代的遊戲規則，催生和孕育出了這樣的問題。一旦遇見類似的人和事情，新技術變成了導火索。

於是，因技術對人意識的改變，使得媒體人劉春一條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的微博，引發了一場撕逼大戰。

“掏糞”一詞，在現實世界和網絡世界里，都是侮辱性的，圍繞是否是有意的罵戰本身並不具備更多含義。值得關註的，是罵戰形式。

媒介並不是新鮮詞匯，沒有手機和網絡的時代，報紙、電視帶動起來的新意識和流行文化就曾掀起過一波又一波的熱潮。可以這麽說，媒介成為大眾的信仰，從電時代就開始了。網絡的出現，不但使得人與人和媒介的銜接變成了無縫，而且還能互動參與；手機的來臨，進一步讓無縫銜接變成了全天候360度立體式。過去的網絡圍觀只能正襟危坐在電腦前，如今手機在手，蹲著、躺著、走著都能進行。兩種媒介雜交或交匯的時刻，是發現真理和給人啟示的時刻，由此而產生新的媒介形式。手機和網絡即是這樣的雜交。

手機和網絡相結合，提升了速度和參與度，但卻降低了人思維的緩沖期，進而悄無聲息地改變著大眾整體的思維意識。

舊媒介時代，圍繞偶像粉絲之間的罵戰是孤立不相連的；新的媒介形式下，手機讓參與的成本變低，蹲著拉屎的時候都能參與。這導致人發言的時候變得不假思索甚至不計後果。或許劉春的那句“掏糞”，就是在無意識的狀態里發出的。所以，網絡世界里不少撕逼大戰，都是在無意間被逼化成有意，進而變成一場無聊的故意。

如今，贊美和謾罵可以用手機；付款消費可以用手機；甚至吃飯上廁所都離不開手機。手機延伸了大眾的觸覺、視覺和嗅覺，最重要的是，它延伸和改變了大眾的意識，手機幾乎成為人思想的一部分。

回到罵戰本身，如果說粉絲對偶像的維護是出於熱愛，不如說這是一種因手機而構建起來的媒介信仰。換言之，大眾只是在崇拜手機，崇拜手機延伸出來的新媒介形式。有的粉絲終生都沒有跟偶像有過現實的接觸交際，對偶像的了解僅限於手機、網絡、電視等構成人與外界相互聯系的媒介。雖然他所看到的偶像是媒介包裝出來的一個鏡像式的偶像，但並不能阻礙他的意識對偶像狂熱化的追捧。反之，無意或是故意對一些青少年崇拜的偶像進行侮辱，亦是新媒介的影響，只是前者是愛，後者是不愛罷了。而且，由於新舊媒介形成的思維意識不同，那些在舊媒介下成長起來，以半路出家方式接觸手機新媒介的人，與完全是在新技術媒介孕育下的毛頭小子們，在價值觀層面有一道巨大的鴻溝。前者總是以價值觀“政治正確”自居，後者就像是大鬧天宮的孫猴子。

新媒介下手機的催化和孕育宛如狂飆突進，絕對掌控著大眾的愛恨意識。

及至到現在，技術簡化成手機這一形式，它首先綁架了大眾，綁架的強迫意味說明大眾剛開始還有反叛意識。然而隨著技術的不斷升級更新，技術意識通過技術本身與人身體的銜接，逐漸演化成為大眾意識。它與每個人的手和意識融為一體，讓你我欲罷不能。

以至於溫州一女子走路的時候只顧看手機，終因不看路而掉進河里淹死。雖是極端個案，然而大眾對手機的依賴本身，已經在宣告著舊有意識的萎縮和死亡。而拋開延伸出的社會意識，僅純技術層面的喜愛、研究，果粉、錘粉等擁躉都數以億計了。說當下大眾是手機的奴隸也好，是它的教徒也罷，都證明其已深入人心。

像地位不高的神祗，像路邊神廟里一群彩塑的偶像，舒緩著由懷疑產生的痛苦，遏制著人們對死亡的恐懼。《理解媒介》序言里的一段話，仿佛早已預見了手機與這個時代的微妙關系。

手機成為了意識的延伸，它原本是工具，然而現在不僅僅是工具了。它成了：信仰。大眾最終拜服在手機面前，每天睜開眼第一件事情即是拿起手機，手指輕輕滑過屏幕，恰如教徒每天虔誠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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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如何打破科研評估“論文崇拜”情結？

清華大學的工程專業名列世界第一，超過了麻省理工學院，這一全球大學分專業排行榜一時引發多方關註。

上述排名來自U.S.News(U.S.News & World Report，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作為大學排名最有影響力的榜單之一，U.S.News 的排名是每年大家申請學校時必不可少的參考。

不過，在U.S.News全球大學綜合排名中，清華大學位列57名，中國僅有兩所大學進入百強，另一所是排名第53的北京大學。

近年來，中國整個工程市場規模在全球遙遙領先，市場需求、人才引進，再加上國家資金大量投入，使得中國大學的研發能力提升很快。但往往國際性大學排名更加註重論文發表情況，國內高校目前也存在以論文發表來評估教師的傾向。

專家指出，如果以此來衡量辦學的水準，最後會被功利的追求所誤導，比如屢被詬病的論文造假事件。

雖然有著這麽多的科研成果，但科研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不力一直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這里面既涉及職稱評定、崗位管理和考核評價制度等一系列評估機制問題，也事關對科技成果轉化的處置權和收益，還有創新和轉化各個環節銜接不夠緊密的原因。新修訂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旨在扭轉這一局面，東南大學等高校也在嘗試加大科技成果轉化的考核權重，科研評估機制改革已上路。

科研實力在提升

工程專業世界第一，計算機科學專業世界第二，化學專業世界第三，這一次的U.S.News榜單上，清華大學表現突出。而在工程專業領域，中國大學集體亮眼，前十中占據四席，除了清華的榜首，還有浙江大學的第五，哈爾濱工業大學的第七以及上海交通大學的第九。

浙江工業大學機械工程學院教授許雪峰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中國大學排名上升還是能反映部分情況的，這幾年中國大學的研發能力確實在提高，而就其中工程專業排名的上升來說，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國家的支持力度比較大，這十來年國家的科研經費投入相當大；二是教師體量比較大，像清華、浙大的教師規模比國外大學要大，科研的總產量比較多；三是中國的工程領域這幾年發展比較快，市場體量比較大，研究領域比較多，出成果也就較多。而歐美等國家機械工程領域的很多產業已經空心化，沒有了這些產業背景，他們更多會搞一些基礎性、前沿性的研究，比如生命科學、微納制造等，而這些是我們未來要發展的。”許雪峰說。

“現在中國的整個工程市場規模在全球遙遙領先，市場需求、人才引進，再加上資金的配合，整體工程水平確實提升很快，很多領域處於國際領先水平。”浙江大學建築工程學院的一位教授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國家在科研經費上投入很大，特別是設備方面的投入，“我們學科的設備基本上已經進入全球領先狀態”。同時，國家現在花大力氣搞“千人計劃”，引進人才的待遇已經達到甚至超過國外大學，這也是國內科研水平快速提升的一個原因。

那麽，在某些領域，中國大學的實力真的已經超過歐美大學了嗎？上述浙大教授表示，頂尖的研究成果還是歐美大學多一些，他們在創新性方面會強一些，但相對次重要的，按總量來說，中國大學現在已經處於跟歐美比較接近的水平。“每個排名體系的側重點不同，但國內有些大學的工程學科至少在研究能力方面已經進入了世界一流水平。”

許雪峰也表示，國內大學在基礎性研究、創新性研究方面相對弱一點。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則對第一財經記者稱，這個排名並不能反映學校辦學的真實情況，U.S.News每年會做全球大學排名和美國大學排名，而這兩種排名衡量標準不一樣。

記者查閱U.S.News的2017全球大學排名和2017年美國最佳大學排名各項指標權重發現，前者更註重科研項目、科研成果，而後者更偏重對本科生的培養。

熊丙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全球大學排名基本上來自兩個指標，一是發表論文的指標，包括發表論文的數量、發表期刊引用次數等；二是區域聲譽評價。“由於各個國家的教育制度不同，這里涉及學生的申請、管理、培養等，因此沒辦法拿到關於學生的指標，所以在設計評分指標的時候只能拿通用的指標，並且這些指標還要能拿到數據，具有可操作性，所以全球大學排行榜側重學術研究方面的指標。但實際上這些排行榜無法反映出學校的真實情況。如果你盯著這個東西，認為排名靠前辦學就一流，最後既會被排行榜誤導，也會被功利的追求誤導。”

改變重論文輕轉化現狀

2007年，中國的EI(工程索引 )論文數量首次躍居全球第一，ISTP(科技會議錄索引 )論文數量排在世界第二位。2010年，中國的SCI(科學引文索引 )論文數量達到全球第二，2014年中國SCI論文數量占到全球總量的13.3%。

SCI、EI、ISTP 是世界著名的三大科技文獻檢索系統，是國際公認的進行科學統計與科學評價的主要檢索工具。

“以前中國很多大學為了提高自己的名聲，全盯著EI、SCI等來發表論文，而且重金獎賞，完全是偏論文導向來辦學。好看的排行榜會讓高校領導覺得自己辦學有政績，在各種場合都要加以引用。”熊丙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雖然大家一直說大學的評價要打破唯論文論，不要再在職稱評審中、考核中去更多關註論文，但很少有大學真正做到，而且論文的傾向越來越嚴重。

“現在有的大學在論文發表上強調要發國際期刊，而且這些期刊一定是要在國際上排行前幾的。論文情結到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地步，老師們的精力大部分導向論文，人才培養被放在次要位置，甚至國內和國外都出現了專門為中國代寫論文、發表論文的機構。”熊丙奇說。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去年12月通報稱，自2015年3月開始，英國現代生物(BMC)、斯普林格(Springer)、愛思唯爾(Elsevier)、自然(Nature)等國際出版集團出現4批集中撤稿，涉及中國作者論文117篇。其中有23篇被撤論文標註了科學基金資助，有5篇被撤論文已被列入已獲得資助的項目申請書中。經調查發現，這28篇被撤論文都是委托第三方中介機構進行“潤色”並投稿，更有甚者，部分論文完全是通過論文買賣，請人捉刀代為撰寫和投稿。

同時，重論文輕轉化的傾向一直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集聚大量人才、積累海量成果的高校，大量成果在實驗室“沈睡”，老師對產業化積極性不高。

東南大學副校長吳剛認為，高校的科技成果轉移轉化面臨三大難點：一是評價體系都更關註成果產出，而忽視了成果實際轉化；二是體制機制約束了科技成果的高效轉移轉化；三是教師對企業管理、資本運營、稅收政策等了解不多，給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帶來了約束。

為此，修訂後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下稱《轉化法》)於2015年10月1日正式施行。

針對高校“重研發，輕轉化”、“重論文，輕專利”等傾向，《轉化法》明確，國家設立的研究開發機構、高等院校應當建立符合科技成果轉化工作特點的職稱評定、崗位管理和考核評價制度。

《轉化法》還對科技成果轉化的處置權和收益做了規定，比如，科技成果完成單位可以規定或者與科技人員約定獎勵和報酬的方式、數額和時限。對科研人員獎勵和報酬的最低標準由現行法律的不低於職務科技成果轉讓或者許可收入，或者作價投資形成的股份、出資比例的20%提高至50%。

東南大學去年發布《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實施方案》，推出包括70%收益獎勵“原創者”、啟動科技成果增值工程、允許學生三年內以無償許可知識產權的方式使用科技成果等在內的18條新舉措。

東南大學土木工程學院副院長王景泉曾對媒體表示，早在2014年上半年，學院正式實施綜合改革試點，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大幅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的考核權重。其中，縱向項目（主要由政府部門下達）資金和橫向項目（主要來自企事業單位等）資金的考核權重由原來的1∶8改為目前的1∶1。這意味著，教師們從企業拿到的科研資金已經超過從各級部門拿到的資金。

收視點擊與爭議話題齊飛？綜藝“流量崇拜”該剎車了

最近一段時期以來，一些收視點擊與爭議話題齊飛的綜藝節目霸占著觀眾的視野。模式涉嫌抄襲、啟用劣跡藝人、掀起網絡罵戰……各種負面新聞幾乎每周都在“滾動播出”。有些制作方、平臺卻不以為恥，甚至有意無意地利用“負面”來制造話題，炒熱度，拉流量，對流量的“崇拜”幾近瘋狂。

▲演員袁立在參加一場綜藝後連續在其微博發聲

電視或網絡綜藝節目，一味在追逐流量的路上狂飆，而漠視內容品質和社會責任，無異於“自殺式營銷”。上海溫哥華電影學院常務副院長劉海波教授表示：“在節目中設置一定的懸念、戲劇沖突無可厚非，但企圖靠‘撕一撕’‘炒一炒’增加熱度是把‘雙刃劍’。”缺乏對內容品質的追求和高尚精神的引領，所取得的註意力經濟和傳播效應都只是一時，最終將會被觀眾拋棄。

創想很美好，卻要靠醜聞、爭議來傳播

在這場“流量崇拜”中，一些地方衛視的綜藝節目未能守住底線。有宣稱要“讓圈內的年輕人正確認識自己的職業、演員的使命”。為此，邀請演藝界資深實力派演員擔任導師，與青年演員同場比拼切磋，以片段形式重現一些影視經典、口碑之作。構想很美好，可現實卻不盡如人意。節目第一期，兩位導師扔鞋掐架的視頻成了熱點；隨後是部分青年演員令人尷尬的表演，被網友調侃為演技的“大型車禍現場”；而更出現了未能晉級的演員公開批評節目“惡意剪輯、黑幕操作”，讓節目甚至衛視品牌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一些網絡綜藝甚至為低俗、惡俗內容提供了滋生土壤。一檔表現“嘻哈”的綜藝從誕生之初就爭議不斷，先是節目模式被指涉嫌抄襲韓國綜藝，進而是選手打著“嘻哈”的旗號從臺上“Diss（攻擊）”到臺下。

專家指出，綜藝節目在模式、題材上不斷創新突破，必須把握好“真”和“秀”的度。如果為了流量熱度而放任自流，就會與節目立意南轅北轍，更違背了文藝節目用來展示藝術本體、弘揚美好精神的初衷。

“流量崇拜”說到底是“資本崇拜”

有個別綜藝節目一味追求媚俗、惡俗，刻意制造戲劇沖突甚至狗血劇情，造成的負面影響透過社交媒體放大，已令公眾產生厭煩。

“流量崇拜”的驅使下，不少綜藝節目將這一大眾文藝樣式的教化和審美功能弱化乃至丟棄了。

秉持著“周周有話題，天天有爆點”，有的制作方生生把綜藝節目做成了“每周一播的狗血連續劇”。相比於在內容上用心耗力，制作方似乎更願意在宣傳推廣豪賭一把。為了炒作熱點，某網絡綜藝熱門節目90%的宣推費用在節目預熱和前兩期就已用完。

“流量崇拜”說到底是“資本崇拜”，制造沖突、話題，被有的綜藝制作方看作是成本低、效率高的運營推廣方式，企圖快速堆高綜藝的“商業價值”。據悉，某檔網絡綜藝總決賽的中插廣告就高達三千萬元，而冠名費更是高達1.2億元。如此天價，仍有廣告商趨之若鶩，不加甄別地啟用“綜藝明星”。娛樂圈的相關產業、平臺也紛紛入局，在這場“流量狂飆”中你追我趕。有網友將熱播節目中的選手、嘉賓“資源”盤點了一遍：從時尚雜誌到綜藝通告，從影視發布到廣告參演，一樣也不落下，曝光率、身價呈幾何倍數增長。

可惜這樣的商業價值不過是泡沫。過去幾檔照搬他國綜藝、惡意爆炒明星沖突話題的節目關註驟減，已是前車之鑒。依靠滿足觀眾獵奇、窺私心理走紅，一旦新鮮感過去，節目便會後繼乏力，迅速被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