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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之爭,還是公私之爭 《功甫帖》引發的「群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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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價822.9萬美金的《功甫帖》,對藏家劉益謙來說,不是最貴的,也不是最「國寶」的。持續幾個月的「真假口水戰」,有人站台,有人推倒,《功甫帖》成了熱門帖,也成了劉益謙龍美術館最大的噱頭。

「沒工夫去看《功甫帖》」

很多人厭倦了,不想再談《功甫帖》。但好奇的人還是大把。

2014年3月28日,劉益謙的龍美術館(西岸館)開館大展,《功甫帖》獨佔一間近80平米的展廳。同時展出的還有劉益謙私人收藏的三百餘件藏品。一位畫新水墨的藝術家忙著把他中意的作品一張張發上朋友圈,「沒工夫去看《功甫帖》」。

策展人王璜生初選作品時,原本想剔除《功甫帖》:爭議太多了。

2013年9月19日,《功甫帖》在紐約,由蘇富比拍賣,劉益謙的女兒在現場觀戰,他本人不在。

這不影響他的決心:必須拿下《功甫帖》。底價30萬美金,劉益謙最後以電話競拍的方式,以822.9萬美元(約5037萬人民幣)如願拍下。

劉益謙事先諮詢了十幾位專家,全是市場派人士。絕大部分專家認為:《功甫帖》值得擁有,儘管它只有九個字,卻是蘇東坡存於民間的惟一墨寶。

12月21日,上海博物館的三名研究員鐘銀蘭、單國霖、凌利中,在《新民晚報》上公開聯合指認《功甫帖》並非真跡,而是後人「雙鉤廓填」出的偽本,應該出於道光四年到同治年間。所謂雙鉤廓填,指的是先勾出筆畫的邊緣,再將內部上墨填滿,屬於最低級的偽造手法。

2014年第一天,《新民晚報》又用三版的篇幅,刊登了上博研究員兩篇詳細的研究報告。結尾意味深長:「本文所析《劉錫敕》、《功甫帖》兩件鉤摹偽本……更從一個側面折射了晚清商賈為追逐利益而無技不施的狡獪。」

拍賣界立即炸開了鍋。蘇富比方面「表示驚訝」,不久也拿出一份研究報告,反駁上博的說法。

2月18日,劉益謙把《功甫帖》帶到北京驗明正身。這一趟之後,「基本上就沒爭議了」。他口氣篤定地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但就在龍美術館(西岸館)開館之前兩天,3月26日,上海博物館再度在大眾媒體上發表研究報告,列出了「非真跡」的新證據:對照最新找出的鑑藏文獻,劉益謙的《功甫帖》,少了應有的兩位藏家的五枚印章,現有的四枚也與記載不符。

《功甫帖》在劉益謙數千件的私人藏品中,既不算最貴,也不算最「國寶」,但三個月「真偽之辯」下來,名氣大增,「毫無疑問成了鎮館之寶」,龍美術館執行館長黃劍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最終,美術館把《功甫帖》和其報導放在一起,做成了文獻特展。王璜生發現,效果「有點像《蒙娜麗莎》,大家都爭著看」。

觀眾問個不休:到底真的假的?

「『到底是真是假』把書畫鑑定描述為一種客觀事實,實際上鑑定是主觀意見,即使專家也無共識。」中央美術學院教授龔繼遂對南方週末記者說。一兩個月前,他就不再看關於《功甫帖》的「學術爭論」。真偽之爭並非《功甫帖》爭論的實質,爭論真正的原因在真偽之外。

陰謀論滿天飛

三個月來,「看真」和「看假」自動形成了兩個陣營。

大批藏家、拍賣界人士一邊倒地支持「真跡說」。體制內專家則傾向於看假。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院教授陳傳席畫國畫,也做收藏,他看了上博和蘇富比的研究報告,判斷《功甫帖》「多半是假的」。《東方早報》藝術評論主任顧村言,身為蘇軾書畫的愛好者,第一眼就覺得《功甫帖》缺乏蘇軾的神采。

學術派專家和市場派人士的鴻溝是天然的。

「學術討論沒有時限,可以永無止境。市場派只能認死理,不然拿什麼交易呢?拍賣公司要做生意,真偽是學術問題,我們只負責交易。」榮寶拍賣公司總經理劉尚勇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藏家朱紹良和劉益謙關係很鐵,他公開表態:如果劉益謙不堪其擾要放棄《功甫帖》,他願意接盤,「資金都準備好了」。

按照蘇富比的規定,只要有兩名以上專家認定是假,買家可以退貨。

轉手或退貨,都不是劉益謙的選擇,一方面有蘇富比的鑑定和市場派人士的撐腰。另一方面,「我為什麼要放棄?它的價值擺在那兒呢。」劉益謙依照的是市場邏輯,「你看它從30萬美金到800多萬美金,這是真刀實槍的」。

爭論很快脫軌,真偽退居次要,互揭「黑幕」成了主題。

上海收藏家顏明質問劉益謙,背後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紐約蘇富比中國古代書畫部的張榮德2013年剛剛履新,拍賣《功甫帖》是他到蘇富比後首次主持書畫業務。2005年,他曾與劉益謙合資創辦上海道明拍賣公司並擔任總經理,兩人關係匪淺,很可能聯手造局;另外,劉益謙找來站台的,都是市場人士,而不是體制內專家,這些人可信嗎?

更多的人將上博置於靶心,傳聞《功甫帖》原出自天津銀行家許漢卿家,「文革」時抄家藏於上博,「文革」結束後,鐘銀蘭判定為贋品,退還主人,致使《功甫帖》流失海外。如果是實情,按照國家文物保管法規,上博要承擔法律責任。故宮博物院研究員、鑑定大家徐邦達1992年在《故宮博物院院刊》上寫過,蘇書《功甫帖》「現藏上海博物館,真跡無疑」。而江蘇省書畫鑑定委員會主任李路平也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有上博內部人員告訴他,《功甫帖》確實是從上博流出去的。

3月26日,上博發佈研究報告的同時,反駁「文物流失」陰謀論:上博出示的「退還許漢卿舊藏文物的清單」,《功甫帖》不在其中。

蘇富比方面始終不能理解:三位來自官方博物館的專家,竟以個人名義對個別私人藏家購買的藝術品作出公開評論。到目前為止這是首例。

關官方博物館什麼事?

2月18日,劉益謙帶《功甫帖》上京,舉辦媒體會,開始一場大張旗鼓的反擊。

北京空氣乾燥,《功甫帖》紙面都起了皺。它從玻璃箱中被取出,接著用高倍掃瞄儀,放大到200倍,每一個筆畫都被拿來仔細檢視。

到場的媒體有140多家,加上各路專家,加起來有兩百多人,另有十幾名保安散佈在人群中,防止有人潑水、搞破壞。場面看上去很亂。

「我不是來打群架的。」馬未都澄清:書畫真偽原本是個學術問題,不需要讓大眾知道,上海博物館在大眾媒體公開質疑私人藏品,是「公器私用」、「透支國家信譽」。雖然上博澄清這只是」個人行為」,「可老百姓不這麼認為。」馬未都說:「公權私用就是腐敗。」

「學術報告應該先發在學術刊物上,直接在《新民晚報》上發表觀點,不嚴肅。」馬未都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藏家易蘇昊搬出條文質疑:「國家鑑定委員會成員不能在媒體上對任何博物館的東西進行真偽質疑,是一條工作紀律。」鐘銀蘭、單國霖、凌利中都是國家鑑定委員會成員。

事實上,國家鑑定委員會並沒有這麼一條「不能在媒體上公開質疑」,這樣的「工作紀律」也沒有。準確說法是:成員不得在文物拍賣企業任職;未經許可,不得以本會委員身份執行文物鑑定任務;不得以本會委員名義開具鑑定證書;與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無關的個人行為,須自行承擔責任。

龔繼遂解釋,對公立博物館來說,為公眾作鑑定或諮詢並不是義務,相反,最好劃清界限,這恰恰是為了保護它自身的利益:「藝術鑑定是高度專業和有風險的行業,現在有大量謀利行為,在中國的誠信環境下,官方機構哪有精力去進行無謂的糾纏?」

2003年龔繼遂請上博的專家汪慶正鑑定瓷器,並問他為什麼上博不向社會開放鑑定服務。汪慶正說,曾有人請上博通過熱釋光技術鑑定瓷器,檢測結果為贋品,而送檢藏家竟認為鑑定結果影響了商業價值,對上博提起法律訴訟。「博物館實在沒有精力招攬這些無妄之災。」汪慶正對他感慨。

為了維護「公立機構的聲譽」,官方博物館都各自有嚴格規定。

故宮博物院的官方網站,一打開,就會跳出來一個窗口,義正詞嚴提示:「故宮博物院在職離退休人員參加社會文物鑑定等公務性活動時,都應獲得故宮博物院的書面授權。凡沒有書面授權的,均屬個人行為,其後果由本人承擔,故宮博物院對此不承擔任何責任。」

《國際博物館協會職業道德準則》也規定:「為避免任何受賄嫌疑,博物館專業人員不應向一位公眾人士推薦任何特定的商人、拍賣商或其他人。」

這套準則同時另有一款:對博物館專業人員應鼓勵他們把自己的專業知識及經驗分享給專業同行與普通公眾。

上博的支持者也抬出了看上去很正當的理由:私人收藏品鑑,當然以藏家滿足為上,但《功甫帖》被當作重量級文物從海外回歸,享受了高額關稅減免,還進入美術館,承擔美術教育普及的功能,已經成為「社會問題」,官方博物館當然不能坐視不理。

顧村言堅決支持上博發聲,無論以機構還是個人身份:「為什麼不可以發聲?當下藝術市場已經混亂到讓人無法容忍的狀態,一些偽劣炒作事件遠遠超出了底線,包括所謂『國寶幫』到處鑑定,部分國寶文物回流的炒作等。對公眾影響較大的標之以『國寶』文物,無論是在中國民間收藏還是在海外,對其真偽價值,國有文化機構的專家都應當發聲。」

劉益謙將《功甫帖》帶到北京,用高倍掃瞄儀放大至200倍,每個筆畫都被仔細檢視。左為《功甫帖》,右為翁方綱的鉤摹本,劉益謙希望借此對比證明,《功甫帖》並非如上博專家所說,是「雙鉤廓填」摹本。 (劉益謙供圖/圖)

買賣第一

在《功甫帖》之前,紐約蘇富比的中國書畫交易,中止了二十年。

二戰後,美國成為中國古畫研究的重點,收藏、鑑定、教學和展覽方面都彙集了一批頂尖人物,包括高居翰、方聞、王季遷、王方宇。

1993年以前,國內不允許文物交易,二級評議以下的文物,經特批,可以用外匯價出口。此前十年間,紐約因此經歷了中國書畫拍賣最輝煌的時期。紐約佳士得時任中國書畫部主任黃君實回憶,最高峰在1989年,其中一場拍賣,成交額達八百多萬美金。

1993年中國拍賣市場建立,中國買家遠遠多於美國,中國書畫價格幾乎立刻超趕美國,蘇富比中國書畫交易很快江河日下。1995年,蘇富比相關部門關閉,中國書畫部主任龔繼遂和中國瓷器部、日本和韓國部的主管同時辭職。

2011年蘇富比恢復中國書畫交易,過去的單件成交額大約在1.5萬到3.5萬美金,現在已經動輒幾百萬美金了。

「也就是十五六年時間,越來越貴,」陳傳席記憶猶新,「幾年前,一張齊白石的畫,200萬拍走的,過了十個月同一個公司拍賣,2000多萬。」

龔繼遂2001年回到中國,發現中國買家越來越有錢,真正的珍品越來越少,交易標準也越來越寬鬆。

「沒東西可賣了,沒有白面吃,你就吃粗面,沒有粗面吃,你就只能吃榆樹皮。比如,一模一樣的對聯或者畫作,做了七八個副本,在四五個拍賣行賣了兩三年,上海賣完了,在北京賣,又到香港去賣,這種事多極了。」

另一方面,國際拍賣市場上,同等份量的作品,中國古代書畫大概只是西方古畫價格的1/10。看上去,中國書畫的升值空間還很大,指望著從中獲利的人不少。

劉益謙收藏二十年,藏品數千件。他的收藏要訣是,第一,跟大型拍賣公司合作,第二,對準封面拍品下手,「買大的」,他因此有個外號叫「封面男郎」。《功甫帖》就是蘇富比2013年秋拍圖錄上的封面拍品。

「貴也不見得是真。」陳傳席最近發現一種技術,可以分析畫家印泥有哪些成分,然後造出一模一樣的來。

紐約經營了165年的Knoedler畫廊,僱用上海畫家錢培琛,仿造63幅美國現代主義大師的作品,當真跡賣出,買家包括私人藏家和美術館、博物館,總價高達八千多萬美元(約合4.9億人民幣)。

2013年,美國聯邦調查局介入調查,畫廊主被捕。

「美國起碼有人管。」陳傳席對比中國,「中國假畫到處都是,拍賣會大部分賣的也是假畫,但沒人問。」

儘管文物法規定,拍賣文物的拍賣公司必須有5個高級職稱的鑑定專家,但中國拍賣法第六十一條寫明了:「拍賣人、委託人在拍賣前聲明不能保證拍賣標的的真偽或者品質的,不承擔瑕疵擔保責任。」也就是說,拍賣公司沒有保真的義務,也不必擔責,幾乎零風險。

即使是蘇富比這樣的拍賣公司,也無法保證中國書畫的真假。至於拍賣公司是不是知假賣假,根本無從判斷。

「目前我國尚無法定權威藝術品鑑定機構,是真是假在法律上無法確定誰說了算。」中央財經大學拍賣研究中心主任劉雙舟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拍賣法要求拍賣公司至少要提前7天發佈拍賣公告,公開展示不能少於兩天,其間允許買家自己來鑑定,劉雙舟說這等於是將「判斷真偽的風險轉移給了意向買方」。

比起真假,買家更看重的是買賣。

拍賣公司一般都有規定,如果有三名國家級別鑑定專家證明是贋品,可以向拍賣公司申請退貨。但退貨很少發生。「藝術品這幾年漲得太快了,去年買一個十萬的,今年可能就上百萬了。在市場好的大背景下,藝術品真偽對它的市場影響不大,只要是好的東西都可以流通。」劉雙舟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所謂「好的」,不一定必須是真跡,只要作品不是新仿,又傳承有序。

另一種情況是,即便買到贋品,有些買家也不會聲張,「打了眼是很丟人的事情,再說就算買錯了,只要能把它再賣出去,誰會打官司告狀呢?」

少數退貨的買家,告到法院,大部分的結果是和解。

這幅《煙江疊嶂圖》,是1957年上博研究員謝稚柳從畫商處購得,眾人「公認」是假畫。謝稚柳受到批評處分,同時自掏腰包買了這幅畫。「四清」運動中,因為此畫關係,謝被扣上「與國家爭購文物」罪名,「假畫」被當作「投機倒把」的證據沒收。改革開放後,謝稚柳任全國書畫鑑定小組組長,帶領啟功、徐邦達等一批頂級專家,在全國範圍內鑑定字畫。不久,《煙江疊嶂圖》被評定為國家一級文物。1990年代,謝稚柳把這幅《煙江疊嶂圖》捐給上博,成為鎮館之寶。上博為此獎勵謝稚柳200萬人民幣。 (CFP/圖)

全系偽作?

即使拍賣市場不太平,上博插手私人收藏,還是難平眾惑。

「包括上博在內的官方博物館,為了完整地保存中國古代文化,都有大量的存疑品。上博中國古代書畫圖錄裡一共六百多件,其中一百多件,當年六個專家的鑑定都是沒有一致意見的。」龔繼遂說,「我們歷來對古代尤其是宋元畫『從寬』,因為即使是臨本、仿本,作為古代藝術的信息載體,它的教育功能、審美功能,都很重大。人文科學邏輯上不可能確真,不管是個人意見,還是機構意見,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依然可以討論下去。」

截止到發稿,上博還未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也從未正面回應過劉益謙的疑問。不露面,反倒更讓群情激憤。

「上博就是利用公權欺負人,這是明擺著的事。」馬未都無論公開還是私下場合,都說得很直白,「最近流行的一種心境叫羨慕、嫉妒、恨。」

值得羨慕的,首先是私人藏家資金充裕,且使用靈活。

2002年,宋徽宗的《寫生珍禽圖》由嘉德公司拍賣。「當時上博等官方博物館也想收藏,湊不齊那麼多資金,最後失之交臂。」黃劍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寫生珍禽圖》當場以2530萬元被尤倫斯拍得。2009年,《寫生珍禽圖》再次出現在拍賣會時,官方博物館仍然有收藏的意願,但最終以6171萬元被劉益謙競得。

「後來國家有錢了,對這種東西也會志在必得,但是要湊幾千萬來買一件藝術品,對國家博物館來說,至少還有程序的問題。」黃劍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香港藏家許禮平3月26日公開翻舊賬:1999年,上海博物館舉辦《金剛神韻──傅抱石金剛坡時期作品特展》,展出44件作品,全是偽作。

辦展之前,台北藏家蔡一鳴提醒當時的上博館長陳燮君、副館長汪慶正:這批畫有爭議。陳燮君答覆:「我們看好。」

有人透露,這場展覽的場租加贊助學者出國訪問,花費了250萬元。

不久,傅抱石之子傅二石代表全家公開聲明:展出作品「全系偽作」,理由是:抗戰八年居住金剛坡時期,傅抱石作畫他們總在旁幫忙,而特展的「金剛坡時期作品」從未見過;當時居住環境狹窄,作品一般在四尺以下,而這次展出的畫,大都是巨幅之作;畫中籤名不符,畫作本身也漏洞很多。

和私人收藏與拍賣行魚龍混雜的情況相比,這些年,官方博物館的聲譽也每況愈下。

2013年11月,一位私人藏家將收藏的《出師頌》題跋捐贈給故宮,和《出師頌》正文合璧,在國家博物館展出。這件號稱「中國現存最早書法孤品」的《出師頌》,曾引起過一場不小的風波。

2003年,故宮博物院行使「優先購買權」,以2200萬從嘉德購得《出師頌》。事先倒是請了一批專家鑑定:徐邦達、啟功、傅熹年,都是響噹噹的大名字。事後質疑一片,一方面,文物真偽不辨,另一方面,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肖燕翼,和嘉德公司週末拍賣部中國書畫的業務主管肖洋,是父子,有「關聯交易」嫌疑。而故宮在收藏文物時,並未向公眾說明出價標準。

「展出或收藏藏品,都是由博物館業務主持人經專業研究自行決定,再上報行政主持及董事會批准,過程中他們當然也會徵詢館外專家意見,但沒有在本館之外再追加一個權威論證的鑑定流程。」龔繼遂說。

在解放初期,博物館的專家要是做錯了鑑定,是要受處罰、擔責任的。

龔繼遂記得徐邦達曾跟他說過,自己曾因為收錯東西,被降職、罰薪:「過去專家個人要負責任,現在博物館有了專家庫,集體決定,個人免責。沒人負得起那麼大責任。」

免責的好處是:專家們敢於說話,但也意味著,沒人承擔最終責任。

1994年發生了盡人皆知的「北魏陶俑」案。國家博物館一位館員在潘家園發現一批騎馬俑,專家集體鑑定後認定是北魏時期的珍貴陶俑,幾家博物館迅速開展「搶救性收購」,幾個月,收購了數百件北魏陶俑,據透露,中國歷史博物館花了八十萬,故宮花了十萬。可北魏陶俑卻越賣越多,價格也越發便宜,警方介入調查,才發現這批「寶物」全部產自洛陽某村。

涉及中國古代書畫時,收藏困境很容易發生。1990年代,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溪岸圖》被人爭辯,一方以高居翰為首,堅稱是張大千造的假畫,另一方以耶魯大學的中國藝術史學者班宗華為首,認為它價值無上。

事情很嚴重,如果公眾認同高居翰對《溪岸圖》的指責,不但影響大都會的學術聲望,也將拖垮贊助人對大都會的信任,還會損害捐贈人的經濟利益。為了維護名譽和利益,大都會1999年12月公開舉辦了一場討論會,雙方展開激烈的公開辯論,現場,「800個座位全無虛席」。

聽眾最想知道的還是那個問題:真的還是假的?

當場,擔任學術競爭裁判的藝術史教授韓文彬(Robert Harrist)回答得很乾脆:你不能期望會得出石蕊測試一般真偽立現的結論。

爭論到今天,仍然沒有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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