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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在線:柬埔寨想靠生力啤減貧 李華華

2010-10-27  AD




 

生力啤係香港人 嘅朋友,呢句嘢聽咗唔知幾多年,但有理由相信,生力啤未來嘅真正朋友,會多埋柬埔寨子民!柬埔寨《星洲日報 》報道,話生力啤睇好當地經濟前景同投資環境,有意去嗰度進行投資,而生力啤主席蔡啟文星期一上午去完見人哋個總理洪森之後話,有意響當地搞吓能源、天然 氣、電訊同埋化工……而點解諗住響當地幹一番事業,佢話係因為柬埔寨政治局勢穩定同埋響國際上享有良好信譽……咁主人家洪森又有咩講呢?佢當然話歡迎生力 啤嚟投資,仲話生力啤可以進一步促進柬埔寨工業多元化、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從而協助柬埔寨政府完成減貧工作!要外資幫手減貧,估唔到佢咁都講得出口,唔知 洪森係咪隊咗一打生力先講o架呢?


中環 在線 柬埔寨 想靠 生力 減貧 華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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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經濟增長不一定減緩貧困 教育投資減貧力度較大

中國經濟增長與減緩貧困之間,到底是一個什麽關系?改革開放30多年來,這一問題其實並沒有明確的答案。從表面上看,經濟發展了,貧困就會減少。但事實果然如此?

12月27日,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講師、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研究員詹鵬,這兩位學者拿出最新研究成果。

該研究成果認為,經濟增長不一定必然引起貧困規模減小。中國的經濟增長發揮了減緩貧困的作用,但相比其他發展中國家並不強。

經濟應“益貧式增長”

數據顯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迅速,2014年人均GDP幾乎達到1978年的20倍。中國的貧困人口規模相對應也大幅下降。

按照最低的貧困標準(1984年標準),中國貧困人口規模從1978年的2.5億人下降至2007年的1479萬人;按照最新的貧困標準(2010年標準),貧困人口規模從2010年的1.66億人下降至2014年的7017萬人。相比其他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經濟增速和減貧速度都非常驚人。

“經濟增長是擺脫貧困狀態的主要推動力。那麽,中國經濟增長對減緩貧困的貢獻有多大?”李實說,經濟增長是否有利於減緩貧困,取決於窮人是否能夠從經濟增長中獲益,或者說經濟是不是益貧式增長。

傳統發展經濟學認為,經濟增長的收益會自動擴散到社會的各個角落,這一觀點被稱作“涓滴假說”。不過,20世紀60年代以來,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的好處並沒有被全社會共同分享,甚至在有些國家伴隨著經濟的增長,窮人福利水平反而下降,這一現象被稱為“貧困化增長”。對這些現象的深入挖掘使得不少學者開始批判“涓滴假說”,並逐漸形成“益貧式增長”的觀點。

上述兩位學者在研究中發現,當采用較高的貧困標準時,貧困發生率對經濟增長的彈性值相對較高,這進一步表明經濟增長更多地讓非窮人受益,窮人的受益程度相對較低。

李實解釋說,貧困發生率的變化可以分解為增長效應和分配效應。貧困發生率變動中的增長效應普遍高於分配效應,而且增長效應一般都會降低貧困發生率,但分配效應大多數情況下都會使貧困狀況惡化。

若按約10億農村戶籍人口算,貧困人口規模下降了約1.3億人,而分配效應僅為1.60,農村收入不平等的擴大使得貧困發生率上升了1.60個百分點,增加了約0.16億貧困人口。最終合計的貧困發生率下降了11.76個百分點。此外,增長效應趨於下降,分配效應的絕對數也趨於下降。

研究發現,2002~2007年,我國經濟增長的窮人受益特征可能是最為令人吃驚的。這一期間貧困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出現了負增長,降低貧困線標準時尤其明顯。這導致這一時期的經濟增長具有較低的窮人受益性。

教育投資的減貧力度較大,每萬元投資平均減少9.62個貧困人口。攝影/章軻

教育投資減貧力度較大

“經濟增長的減貧效果一方面取決於經濟增長的速度,另一方面取決於低收入家庭從經濟增長中獲益的大小。”李實解釋說,根據農村家庭的特征差異和收入來源,可以大體分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兩條途徑:初次分配過程的主要目的是讓有勞動能力的低收入家庭獲益,而再分配過程的主要目的是讓缺乏勞動力的低收入家庭獲益。

研究發現,政府的公共投資能夠從多方面發揮減貧效果。

有專家根據官方公布的宏觀數據和計量模型估算了主要投資的減貧回報。其中教育投資的減貧力度較大,每萬元投資平均減少9.62個貧困人口,然後是研發、公路、電話、電力和灌溉等。

交通基礎設施主要以輔助的形式發揮增收和減貧作用。在一定的條件下,這些投入有助於增加非農人口的就業機會,降低農業生產、運輸和勞動力轉移成本,提高社會服務可得性,並促進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和鄉村旅遊資源開發等。

不過,農村公共服務投資對不同收入組家庭的影響並不相同,由於貧困家庭在資源獲得過程中處於不利地位,這導致貧困與非貧困群體間的收入差距、貧困群體內部的不平等程度不斷擴大。

近年來,農村金融被賦予扶貧脫貧的重任,研究也發現,穩定的金融市場能夠為農村地區提供更多融資機會,有助於扶貧開發政策的順利實施。

根據省級面板數據的研究發現,金融發展除了可以通過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渠道對貧困減緩產生間接作用外,其本身也可以通過金融服務等渠道產生直接的減貧效應。但另一項研究也發現金融波動會抵消金融發展的減貧效果,這些金融波動主要來自金融風險的分散化。

減貧需從多方面入手

研究還發現,由於城鄉差異的存在,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一般可以獲得更高的回報。通過對1997~2001年中國農村貧困監測數據的研究發現,擁有一名外出勞動力時農村家庭人均收入將提高8.5%~13.1%。

不過,由於貧困家庭外出勞動力相對較少,外出務工的減貧效果相對較弱。有專家根據1995年、2002年和2007年的CHIP數據(中國居民收入調查數據)測算了不同收入來源對減貧的貢獻比例,其中外出務工收入對減貧的貢獻在1995年僅為3.71%,但2002年和2007年分別上升至12.79%和18.35%。

“隨著我國農民工規模的擴大,外出務工的減貧效果逐漸增強。”李實說,與外出務工相伴隨的現象是城市化的發展。從減貧角度看,城市化可以通過改變勞動密集度體現減貧效果。從要素稟賦看,農村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的最大稟賦是低技能勞動力,因而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對減貧的貢獻比較大。

此外,研究發現產業結構轉型對減貧也能發揮作用。在不同的產業大類中,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增長的減貧效果非常顯著,第二產業微弱。若進行更細致的研究,會發現一個產業的勞動密集程度會顯著影響該產業的減貧效果。有針對性地提高低收入家庭人力資本水平所帶來的長期減貧效果預期也會比較顯著。

因病致貧在很多地區比較普遍。研究發現,健康對收入增長的貢獻具有規模報酬遞減的作用。提高中國農村勞動力的健康水平,將能夠發揮較好的減貧作用。

研究還發現,社會救濟、基本建設支出和農業性公共支出對減貧具有顯著效果,但科教文衛支出作用不顯著。社會救濟支出增加1%會使農村貧困發生率下降0.0575個百分點。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課題組發現,公共轉移性收入使得2013年農村貧困發生率下降了4.2個百分點,其中低保政策使得貧困發生率下降了0.6個百分點。

兩位學者認為,增強經濟增長的減貧效果需要從多方面入手。針對勞動力稟賦、家庭結構、環境條件等不同的家庭,應選擇相配套的解決方案。

針對有勞動能力的家庭,一方面應提供更多增收機會,另一方面應提高其獲得收入的能力,如通過公平性的基礎教育提高低收入家庭受教育水平;對於缺乏勞動能力的家庭,應采取一些保障性措施提高其福利。

粗放的扶貧開發不一定能夠讓極端貧困家庭受益,在許多專項政策的實施過程中需要仔細探究其對不同人群的實際影響。

專家 經濟 增長 一定 減緩 貧困 教育 投資 減貧 力度 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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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減貧扶貧路

自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反貧困之戰便拉開帷幕。經歷了近40年的減貧之路,扶貧對象、扶貧標準、扶貧政策進行了數次調整。從“片區”到縣、到“整村推進”,再到精準到戶,扶貧政策呈現出從面到點的變化路徑。

按照中央統一部署,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將全部脫貧,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所確定的減貧目標。

脫貧最快那8年

1978年是我國農村改革開始的時間。此後到1985年的8年間,是中國貧困人口減少最快的時期。人民大學教授汪三貴認為,這一減貧現象的主要推動力來自於農村改革和農村經濟的發展。

同時,這一周期內,我國的收入分配制度比較平等。1978年,中國農村居民的基尼系數只有0.2124。到1985年,已經提升至0.3042。到2008年,該系數一度攀升至0.491。

在收入分配比較平等的前提下,當時農村改革通過聯產承包責任制,把土地分給每家每戶。1985年,糧食和棉花的統購改為合同訂購,放開了豬、牛、羊、水果、水產品及蔬菜等農副產品價格,實行市場調節,增加農戶的生產積極性。

通過一系列的綜合性農村改革推動經濟發展,這一階段里農村經濟和農民收入飛速增長,農村貧困大幅度下降。

從效果上看,1978年至1985年是高速增長階段。農村改革為農民收入增長帶來了強大動力,短短8年間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978年的133.57元增加到1985年的397.6元,增長2.98倍,年均遞增16.88%。

沒有解決溫飽問題的貧困人口由1978年的2.5億下降到1985年的1.25億,每年脫貧的人數達1786萬。

這期間,國務院還發布了一份重要文件——1984年9月,劃定了18個需要重點扶持的貧困地帶,國務院頒布了《關於幫助貧困地區盡快改變面貌的通知》。

“這個階段並不講扶貧,而是講改革開放、發展生產,普遍性地實現經濟增長、收入增加,從而擺脫貧困。此後,扶貧工作從廣義的扶貧逐漸轉變為狹義的扶貧。”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李小雲向第一財經1℃記者表示。

“扶貧辦”來了

從1986年到1993年,是我國有針對性、大規模扶貧政策逐漸形成並實施的階段。

1986年,中國成立了專門的扶貧機構——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國辦發〔1986〕39號文顯示,上述領導小組的基本任務是:組織調查研究;擬定貧困地區經濟開發的方針、政策和規劃;協調解決開發建設中的重要問題;督促、檢查和總結交流經驗。小組下設辦公室(下稱“扶貧辦”),負責辦理日常工作,設在當時的農牧漁業部。

1986年6月10日,國辦轉發了該領導小組第一次全體會議紀要。紀要稱,據有關部門調查統計,全國農村人均年純收入在200元以下的約有1.02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12.2%,其中150元以下的3643萬人,占4.36%。

“對於人均年純收入150元以下的連片貧困區,由省、自治區、直轄市負責,適當集中人力、財力、物力,采取有針對性的特殊政策和措施,一片一片、一批一批地改變面貌;對於零星插花的貧困鄉、貧困村、貧困戶,由所在縣負責,加強領導,采取重點扶持、互助互濟等相應的措施。”上述領導小組第一次全體會議稱。

1986年,我國制定了國家貧困線認定標準,為農民人均純收入206元。

與此同時,中央政府還第一次確定了國家貧困縣標準:1985年年人均純收入低於150元的縣和年人均純收入低於200元的少數民族自治縣;對民主革命時期作出過重大貢獻,在海內外有較大影響的老區縣,給予重點照顧,放寬到年人均純收入300元。根據這一標準,全國確定了328個國家級和370個省級貧困縣名單。

“盡管從1978年到1985年通過改革大規模減貧,效果很好,但是一些比較偏遠地區、少數民族地區的百姓生活依然困苦。但當時國家的能力不能針對每家每戶開展脫貧工作,所以選擇以區域、以縣為單位進行重點扶持。”汪三貴告訴記者。

伴隨扶貧職能機構的建立和扶貧標準的出臺,包括以工代賑、財政扶貧資金、貼息貸款等一系列的扶貧政策在這一階段先後出臺。

這一階段,農村貧困人口由1.25億人減少到8000萬人,平均每年減少640萬人,年均遞減6.2%;貧困人口占農村總人口的比重從14.8%下降到8.7%。

八七”扶貧攻堅

1994年4月15日,國務院引發了一份扶貧的標誌性文件,《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

“八七”的含義是:對當時全國農村8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力爭用7年左右的時間(從1994年到2000年)基本解決。以該計劃的公布實施為標誌,我國的扶貧開發進入攻堅階段。“當時標準比較低,這一政策就是為了解決溫飽問題。”汪三貴說。

該計劃稱,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國家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的扶貧工作,實現了從救濟式扶貧向開發式扶貧的轉變。

總體而言,這一階段大體延續了1986年開始的扶貧政策,同時也做出了調整。比如國家級貧困縣的數量328增加到592個;出臺了東西對口扶貧的政策,並一直延續到現在;進一步完善了定點扶貧、強化扶貧的監測和評估等。

值得註意的是,除了常規調查之外,國家統計局從1997年開始對國家級貧困縣會單獨做一項監測,每年抽樣5萬農戶,出臺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

到2000年底,按當時扶貧標準,農村貧困人口已降至3209萬人,貧困發生率下降到3.7%。“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確定的目標基本實現。根據國際經驗,當一國、一地區的貧困發生率降至3%時,即可認為已完成減貧任務。

扶貧高標準

從2000年開始,中國每10年發布一個完整的戰略——《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從2000到2010年的主要任務是要繼續解決八七攻堅沒有完全解決問題,鞏固脫貧的成果。

這一階段,貧困縣“國家隊”的分布和名稱發生了調整:盡管592個總數沒有變,但貧困縣指標全部調至中、西部地區,東部地區不再有名額;從2001年開始,改名為“國家扶貧工作重點縣”,並延續至今。在保留了592個扶貧重點縣之外,又確認了15萬個貧困村,成為扶貧的重點。

“長期以來扶貧以縣為單位,盡管有效,但是這一方式留下了‘缺口’:不在貧困縣內的貧困人口就無法得到扶持,因此除了貧困縣之外還確定了15萬個貧困村,其中大部分貧困村在貧困縣之中,也有一部分在非貧困縣。為了扶持貧困村,專門出臺了一項政策叫‘整村推進’。”汪三貴介紹說。

貧困是相對的,貧困線標準也在不斷調整。

被全世界普遍接受的絕對貧困線是世界銀行制定的國際貧困標準, 但各個國家也會根據自己的國情制定本國的貧困線。世界銀行在《199年世界發展報告:貧困》中公布了“1天1美元”的國際貧困線標準。到2005 年,世界銀行將這一條標準提高至每天支出 1.25 美元。

到2000年底,按當時中國的扶貧標準,農村貧困人口已降至3209萬人,貧困發生率下降到3.7%。但是這一標準遠低於世行“1天1美元”的國際貧困線標準,只針對這3209萬扶貧對象的話,存在範圍過窄,覆蓋人群不夠等問題。

到了2000年,國內首次出現了兩條貧困標準線並存:低收入線和貧困線。“1998年就出現了低收入線:880塊錢。按照這一標準低收入人群有1億多人口。但是正式統計並公布出來是從2000年才開始。”汪三貴解釋,當時既有低收入人口,又有貧困人口,兩類都是扶貧對象。

到2007年,貧困人口還剩下1400多萬。在這一情況下,政府在2008年將貧困線取消,原來的低收入線——1196元錢被劃為貧困線,相當於提高了貧困縣標準。

精準扶貧

2011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提出總體目標是,到2020年要穩定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在保留592個扶貧工作重點縣和12.8萬個貧困村的基礎上,國家又確定了14個連片特困地區。

14個片區中有630個片區縣。片區縣和扶貧重點縣多有重合,去重合之後,當前的扶貧對象實際上是:14個片區+832個貧困縣(片區縣、貧困縣在內)+12.8萬個貧困村。

2013年11月,“精準扶貧”的概念首次提出,此後成為扶貧工作的核心。

李小雲認為,經過近40年年的扶貧工作,貧困本身發生了諸多轉變:“比如從普遍性貧困轉變為集中、特殊性性貧困;從收入性貧困轉化為非收入性貧困;從絕對性貧困為主轉向以不平等和收入差距為特征的相對性貧困;從深度性貧困逐漸轉向以轉型貧困為主,比如留守兒童就是農村轉型中出現的問題。”

2015年11月27日召開的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作出了到2020年全國所有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一道邁入全面小康社會的承諾。

“發展到今天,扶貧的戰略和政策也應該發生轉變,首先應該把致富和扶貧分開。致富是發展問題,扶貧是社會道義問題。現在的扶貧政策把兩者混在一起,造成了所謂的‘瞄準偏離’的問題。”李小雲對1℃記者表示,真正的窮人應主要依靠社會政策來實現“兩不愁、三保障”的要求,而不是經濟政策。講精準扶貧,要優先考慮防止貧困的代際傳遞問題,保障貧困家庭兒童的教育、營養和健康,解決教育、健康等社會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問題。

李小雲認為,“對貧困人群來講,最核心的問題是包括醫療、養老在內的社會保障問題,但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分散在大病救助、低保、合作醫療等項目中,社會保障的碎片化導致單項的支持力度不夠,反而降低了托底的能力。因此,精準扶貧需要在頂層設計上做調整,真正要發揮社會保障的兜底作用,實現社會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是精準扶貧的基礎。”

四十 十年 減貧 扶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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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40年減貧之路

中國有計劃和有組織的扶貧工作開始於改革開放階段,從1978年開始到2018年,中國扶貧工作走過了40個年頭,在如此長時段的扶貧開發歷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扶貧開發道路,這也為世界減貧事業貢獻了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這40年的扶貧工作實踐,我們大致可以將其劃分為四個階段。

中國40年扶貧工作的四個階段

1.體制改革扶貧階段。

從1978年到1985年的這個階段,官方稱之為體制改革扶貧階段,在本階段並沒有專門的扶貧工作計劃和扶貧工作機構,而扶貧與減貧工作主要依賴體制改革,改革的目標是放松甚或解除對農民的各種限制,為農村人口獲取財富提供更加廣闊的空間。具體看,通過土地制度改革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從而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村生產力得到解放。與此同時,工業的發展為農業生產提供了必要的生產資料,農業產出獲得極大提升。除去土地制度和農業經營體制改革,農產品價格逐步放開,各地鄉鎮企業迅速發展,這些都為貧困人口的脫貧提供了難得的改革紅利。農村生產力的發展也為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市和其他產業的轉移提供了前提和基礎。

從1978年到1985年,中國貧困人口從2億多人下降到1億多人,農民人均純收入在這段時期內增長了2.6倍,年均減貧人口超過1000萬人。

2.大規模扶貧開發階段。

從1986年到2000年,我們稱之為大規模農村開發扶貧階段。經過改革開放一段時間後,東部區域獲得了率先發展,而受各種條件的限制,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越發突出。體制改革紅利的作用衰減,農民增收的幅度開始放緩。貧困現象出現了從以往的普遍存在到區域性集中凸顯的轉變。

為此,1986年,國家成立了專門的扶貧工作機構,同時制定相應的政策和資金,以變革以往單純依靠體制改革推動扶貧的思路。從此,有計劃、有組織和大規模的扶貧開發就正式開啟了序幕。同年,國家確定了592個國家貧困縣,1994年制定並實施了《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在本階段,除了繼續擴大農村人口獲得財富的空間,尤其是通過社會流動獲得社會財富的空間外,政府則直接使用財政與行政管理手段對減貧與發展進行幹預,比如設立貧困地區發展專業資金、劃定國家貧困縣和集中連片貧困區等。開發式扶貧仍采用區域瞄準的方式,其並不對準具體個人,而事實證明,這種以區域為開發單位的扶貧瞄準與減貧工作取得了相當成效。

本階段年均減貧人口超過700萬人,到2000年底基本實現了《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中規定的基本解決貧困人口溫飽問題的目標。到了2000年,即使提高了貧困線的標準,中國貧困人口也縮減為3000萬人。

3.經濟發展、扶貧攻堅與社會扶貧共治的扶貧階段。

2000年以後,中國扶貧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2000年,中央制定並頒布了《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如綱要所強調的那樣,這10年的中國扶貧致力於改善貧困地區基本生產生活條件,鞏固溫飽成果,提高貧困人口的生活質量與綜合素質,繼續加強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為全面小康建設提供堅實保障。

與之前的兩個階段相同,貧困人口仍然不斷下降,但與此前不同的是,農民收入的增加主要依賴於非農收入的增加。為了強化減貧成效,針對農村人口的改革紅利繼續釋放,農業稅費改革和多樣化的財政轉移支付(兩免一補、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新型農村養老保險、種糧補貼、農村低保)等,都為貧困人口脫貧提供了強大動力。

隨著區域性扶貧瞄準工作的不斷實施,因貧困群體中不同個體能力稟賦的差異,貧困人口分享扶貧利益的情況出現了顯著的分化。因此,扶貧瞄準從原來的區域性瞄準下沈到以貧困村瞄準為主。全國共確定了約15萬個貧困村,將整村推進、產業發展和勞動力轉移作為扶貧工作的重點。

與政府在扶貧工作中的主體與主導作用相對應,政府也開始引導更多的社會組織和社會力量參與扶貧工作,這不僅是中國特色扶貧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中國扶貧工作獲得成效的重要經驗。各類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以多種方式參與扶貧工作,顯現了深厚的發展潛力,逐步推動形成了社會大扶貧的格局。

到2010年末,中國農村貧困人口為2688萬,貧困發生率為2.8%。該階段的扶貧工作不僅鞏固了此前的扶貧工作成果,還為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城鄉及區域發展差距的縮減貢獻了力量。

4.精準扶貧階段。

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以“精準扶貧”為核心的扶貧開發戰略思想,2015年精準扶貧戰略正式在全國開始實施。精準扶貧戰略的核心是要實現四個精準,即精準識別、精準施策、精準管理和精準考核,改變過去扶貧工作“大水漫灌”和“撒胡椒面兒”的做法,也避免扶貧資源分配中的精英俘獲,從而確保扶貧資源能夠精準地與貧困個體對接,幫扶措施能夠切實有效,確保扶貧利益能夠落實在扶貧對象身上。2015年,中國做出了“打贏扶貧攻堅戰”的決定,明確提出到2020年實現現行標準下貧困人口的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區域性整體貧困問題得到解決。

在精準扶貧工作中,我們提出了“五個一批”的工程,分別是發展生產脫貧一批、異地搬遷脫貧一批、生態補償脫貧一批、教育扶貧脫貧一批和社會兜底脫貧一批,即針對不同貧困個體的不同致貧原因形成有針對性的扶貧舉措,從而做到“真扶貧”和“扶真貧”。

在精準扶貧階段,以精準扶貧為中心,扶貧工作為貧困人口貧困村實施了建檔立卡,大量扶貧幹部和扶貧工作隊被派駐進村,一系列精準扶貧政策接連出臺,扶貧工作的政策與體制紅利仍在持續釋放。經過幾年的實踐,精準扶貧戰略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到2017年底,新貧困線下中國貧困人口為3046萬人,2012年以來年均減少貧困人口超過1000萬。

精準扶貧戰略的出臺是經濟發展減貧效應遞減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時期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內在規定,只有更加精準的扶貧工作才能克服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才能更好地回應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向往。精準扶貧是實現小康社會建設的重要保障,同時也是提升國家貧困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

中國特色扶貧開發道路

經過40年的扶貧工作實踐,中國已經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扶貧開發道路,對於這條道路的基本經驗,習近平總書記有過準確的總結:一是堅持改革開放,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為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發展出臺優惠政策;二是堅持政府的主導作用,把扶貧開發納入國家總體規劃,開展針對性大規模的扶貧行動;三是堅持開發式扶貧,把發展作為脫貧的根本手段,扶貧且扶誌,調動扶貧對象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四是堅持動員全社會參與扶貧工作,發揮中國的體制優勢,形成政府、市場與社會共同參與的多元扶貧治理格局;五是堅持普惠政策與特惠政策相結合,基礎設施建設與政策制度建設並重。

有學者將中國特色扶貧開發道路的經驗概括為六個“堅持”,即:堅持根據中國國情不斷建立完善扶貧戰略政策體系;堅持開發式扶貧方針;堅持政府主導層次分明的扶貧戰略;堅持實施少數民族地區扶貧攻堅戰略;堅持實施區域性扶貧戰略;堅持實施開放共享的扶貧戰略。

中國農村的扶貧工作具有典型的階段性特征,中國扶貧的經驗就是根據階段性貧困特征來制定相應的扶貧工作方案。中國扶貧工作以貧困人口脫貧為目標,以開發式扶貧為手段,以激發貧困群體內生動力為根本,綜合實施有產業扶貧、易地搬遷、教育培訓、健康、科技、基礎設施等多種模式的扶貧工作,最終讓中國扶貧經驗與方案具備了可複制、可學習和易推廣的特征,中國減貧經驗成為中國經驗走出去的代表。

在筆者看來,以經濟發展為基本依托,中國扶貧工作在過去的40年當中,始終堅持做到了結構與行動雙重結合的扶貧,所謂的結構角度的扶貧,主要是破除對貧困不利的各種政策、制度和環境約束,通過釋放改革紅利,讓貧困地區和貧困群體獲得更良好的體制與結構性位置,進而避免陷入結構性貧困陷阱;而與此同時,扶貧工作註重對貧困村村幹部的培訓和貧困個體能力與素質的提升,從而在區域和個體層次上提升其擺脫貧困的內生動力,以自身的行動來改變貧困的處境,因此才有了扶貧先扶誌、扶貧要扶智的倡導。以政府主導的扶貧工作,最終還是要通過與貧困個體進行銜接與轉化後,才能產生扶貧成效。因此,從行動與結構這一對關系中同時著手做好扶貧工作,才使得中國扶貧開發形成了特色鮮明的道路和經驗。

未來展望

盡管中國已經形成了獨具特色且成效顯著的扶貧開發道路,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扶貧工作就可以一勞永逸。在新時代,中國扶貧仍面臨多方面的挑戰:隨著貧困的轉型,中國扶貧工作也需要做好相應調整;隨著深度貧困地區貧困問題的凸顯,原有的扶貧戰略仍顯力不從心;隨著貧困人口分布的進一步分散,貧困治理的難度也越發上升;隨著貧困結構性特征的不斷凸顯,如何防止貧困固化並做好流動性貧困的治理,仍是難題。

即使我們在2020年順利實現了現行標準下貧困人口的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但在相對貧困的意義上,我們仍需做好扶貧工作的長遠規劃。當前,中央已經就後2020年的扶貧工作政策展開調研與討論,而這也是中國扶貧工作的優秀品格,也是體現中國共產黨領導扶貧工作政治優勢與社會主義制度體制優勢的又一次體現。不久之後,我們的扶貧工作將取得階段性的勝利,但是扶貧工作的艱巨性、長期性、階段性與複雜性等內在特征,均要求我們在持續的扶貧實踐中要不斷推動扶貧工作的創新與發展,讓中國扶貧道路成為國際減貧道路上的耀眼明星,為全球減貧事業繼續做出新的貢獻。

(作者系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副教授)

中國 40 減貧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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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個體消費助減貧英學者奪經濟學諾獎

1 : GS(14)@2015-10-14 02:52:02

■迪頓獨得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諾貝爾獎】治學可以以大見小,可以以小見大,但殊途未必同歸,有時只看整體宏觀數據,會失諸粗疏。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英國出生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迪頓(Angus Deaton),就憑指出個體消費選擇的重要性,修正從整體數據分析經濟的偏差,評審指頒獎給他是「表揚他對消費、貧窮和福祉的分析」。


瑞典皇家科學院評審團昨宣佈迪頓獨取今年經濟學獎,將得800萬瑞典克朗(758萬港元)獎金。評審開宗明義指出:「要設計經濟政策去改善福祉和減貧,我們要先了解個人消費選擇。迪頓推動這方面的了解,貢獻比任何人都多。透過連結詳細的個體選擇和整體集合結果,他的研究協助改變了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



評估消費稅對不同群體影響

評審指對商品和服務的消費,是一個人福祉的基本,而迪頓的貢獻在於令外界更深入了解消費的不同面向,指迪頓數十年研究,都是關乎三大問題:消費者如何分配不同方面的開支?社會上收入有多少是花了,有多少是儲蓄了起來?如何量度福祉和貧窮最好?評審指第一個問題,不只關乎解釋和預測實際的消費模式,對評估消費稅改變和福利政策對不同群體的影響等政策效果,都很重要。經濟學家建構需求模型,分析收入、不同商品價格、性別和年齡等因素,如何影響人們花多少錢在飲食和買衣服等不同方面消費上,但過去這些模型的預測效果都不好。迪頓在1980年代指舊模型問題出於假設太多,他有份提出的「近似理想需求體系」(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模型彈性較大,較能配合現實統計數據使用,成研究經濟政策效果的標準工具。在第二個問題上,迪頓在90年代指出,過去宏觀經濟學家用整體收入變化分析整體消費改變,消費變化幅度理應大於收入變化幅度,現實卻是相反,他提出應以分析不同個體的收入和消費模式入手,從而綜合出整體圖像,評審指這一點現已廣為宏觀經濟學界接受。在第三個問題上,迪頓近年研究指出住戶消費對了解經濟發展和貧窮問題的重要性,評審指亦改變發展經濟學過去只看整體數據和理論化傾向,改為具體看個體的實證數據。



促成印度改變補貼政策

諾貝爾獎經濟學獎委員會秘書長佩爾松表示,迪頓的研究助世界銀行等機構「從最基本層次去了解貧窮」。挪威經濟學院副教授阿爾馬斯指出,迪頓從消費出發對印度的研究,發現當地鄉郊的窮人比之前所想多,促成印度政府改變測量貧窮方法和補貼政策,令有需要的窮人受惠。評審指迪頓對消費的分析,貢獻範圍非常廣泛,包括基本理論、測試理論的統計方法、現有數據質素的深入了解,以及製造新型式數據的大量工作,對經濟研究和實際經濟政策,都貢獻良多。美聯社/法新社/諾貝爾獎官網



本年度諾獎得主

醫學獎屠呦呦(中國)‧研製出新型抗瘧疾藥「青蒿素」坎貝爾(William C. Campbell,美國、愛爾蘭)及大村智(日本)‧發現蛔蟲病新療法物理學獎瑇田隆章(日本)及麥克唐納(Arthur B. McDonald,加拿大)‧發現證明中微子具質量的震盪效應化學獎林達爾(Tomas Lindahl,瑞典)、莫德里奇(Paul Modrich,美國)及桑賈爾(Aziz Sancar,美國、土耳其)‧研究有助癌症治療的DNA修復機制文學獎阿列克謝耶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白俄羅斯)‧紀實文學作品為當代的苦難和勇氣立碑和平獎突尼斯全國對話大會(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茉莉花革命後,透過和平對話實現突尼斯民主經濟學獎迪頓(Angus Deaton,美國、英國)‧對消費、貧窮與福利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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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 消費 減貧 學者 經濟學 經濟 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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