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反貧困之戰便拉開帷幕。經歷了近40年的減貧之路，扶貧對象、扶貧標準、扶貧政策進行了數次調整。從“片區”到縣、到“整村推進”，再到精準到戶，扶貧政策呈現出從面到點的變化路徑。
按照中央統一部署，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將全部脫貧，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所確定的減貧目標。
脫貧最快那8年
1978年是我國農村改革開始的時間。此後到1985年的8年間，是中國貧困人口減少最快的時期。人民大學教授汪三貴認為，這一減貧現象的主要推動力來自於農村改革和農村經濟的發展。
同時，這一周期內，我國的收入分配制度比較平等。1978年，中國農村居民的基尼系數只有0.2124。到1985年，已經提升至0.3042。到2008年，該系數一度攀升至0.491。
在收入分配比較平等的前提下，當時農村改革通過聯產承包責任制，把土地分給每家每戶。1985年，糧食和棉花的統購改為合同訂購，放開了豬、牛、羊、水果、水產品及蔬菜等農副產品價格，實行市場調節，增加農戶的生產積極性。
通過一系列的綜合性農村改革推動經濟發展，這一階段里農村經濟和農民收入飛速增長，農村貧困大幅度下降。
從效果上看，1978年至1985年是高速增長階段。農村改革為農民收入增長帶來了強大動力，短短8年間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978年的133.57元增加到1985年的397.6元，增長2.98倍，年均遞增16.88%。
沒有解決溫飽問題的貧困人口由1978年的2.5億下降到1985年的1.25億，每年脫貧的人數達1786萬。
這期間，國務院還發布了一份重要文件——1984年9月，劃定了18個需要重點扶持的貧困地帶，國務院頒布了《關於幫助貧困地區盡快改變面貌的通知》。
“這個階段並不講扶貧，而是講改革開放、發展生產，普遍性地實現經濟增長、收入增加，從而擺脫貧困。此後，扶貧工作從廣義的扶貧逐漸轉變為狹義的扶貧。”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李小雲向第一財經1℃記者表示。
“扶貧辦”來了
從1986年到1993年，是我國有針對性、大規模扶貧政策逐漸形成並實施的階段。
1986年，中國成立了專門的扶貧機構——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國辦發〔1986〕39號文顯示，上述領導小組的基本任務是：組織調查研究;擬定貧困地區經濟開發的方針、政策和規劃;協調解決開發建設中的重要問題;督促、檢查和總結交流經驗。小組下設辦公室(下稱“扶貧辦”)，負責辦理日常工作，設在當時的農牧漁業部。
1986年6月10日，國辦轉發了該領導小組第一次全體會議紀要。紀要稱，據有關部門調查統計，全國農村人均年純收入在200元以下的約有1.02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12.2%，其中150元以下的3643萬人，占4.36%。
“對於人均年純收入150元以下的連片貧困區，由省、自治區、直轄市負責，適當集中人力、財力、物力，采取有針對性的特殊政策和措施，一片一片、一批一批地改變面貌;對於零星插花的貧困鄉、貧困村、貧困戶，由所在縣負責，加強領導，采取重點扶持、互助互濟等相應的措施。”上述領導小組第一次全體會議稱。
1986年，我國制定了國家貧困線認定標準，為農民人均純收入206元。
與此同時，中央政府還第一次確定了國家貧困縣標準：1985年年人均純收入低於150元的縣和年人均純收入低於200元的少數民族自治縣;對民主革命時期作出過重大貢獻，在海內外有較大影響的老區縣，給予重點照顧，放寬到年人均純收入300元。根據這一標準，全國確定了328個國家級和370個省級貧困縣名單。
“盡管從1978年到1985年通過改革大規模減貧，效果很好，但是一些比較偏遠地區、少數民族地區的百姓生活依然困苦。但當時國家的能力不能針對每家每戶開展脫貧工作，所以選擇以區域、以縣為單位進行重點扶持。”汪三貴告訴記者。
伴隨扶貧職能機構的建立和扶貧標準的出臺，包括以工代賑、財政扶貧資金、貼息貸款等一系列的扶貧政策在這一階段先後出臺。
這一階段，農村貧困人口由1.25億人減少到8000萬人，平均每年減少640萬人，年均遞減6.2%;貧困人口占農村總人口的比重從14.8%下降到8.7%。
“八七”扶貧攻堅
1994年4月15日，國務院引發了一份扶貧的標誌性文件，《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
“八七”的含義是：對當時全國農村8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力爭用7年左右的時間(從1994年到2000年)基本解決。以該計劃的公布實施為標誌，我國的扶貧開發進入攻堅階段。“當時標準比較低，這一政策就是為了解決溫飽問題。”汪三貴說。
該計劃稱，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國家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的扶貧工作，實現了從救濟式扶貧向開發式扶貧的轉變。
總體而言，這一階段大體延續了1986年開始的扶貧政策，同時也做出了調整。比如國家級貧困縣的數量328增加到592個;出臺了東西對口扶貧的政策，並一直延續到現在;進一步完善了定點扶貧、強化扶貧的監測和評估等。
值得註意的是，除了常規調查之外，國家統計局從1997年開始對國家級貧困縣會單獨做一項監測，每年抽樣5萬農戶，出臺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
到2000年底，按當時扶貧標準，農村貧困人口已降至3209萬人，貧困發生率下降到3.7%。“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確定的目標基本實現。根據國際經驗，當一國、一地區的貧困發生率降至3%時，即可認為已完成減貧任務。
扶貧高標準
從2000年開始，中國每10年發布一個完整的戰略——《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從2000到2010年的主要任務是要繼續解決八七攻堅沒有完全解決問題，鞏固脫貧的成果。
這一階段，貧困縣“國家隊”的分布和名稱發生了調整：盡管592個總數沒有變，但貧困縣指標全部調至中、西部地區，東部地區不再有名額;從2001年開始，改名為“國家扶貧工作重點縣”，並延續至今。在保留了592個扶貧重點縣之外，又確認了15萬個貧困村，成為扶貧的重點。
“長期以來扶貧以縣為單位，盡管有效，但是這一方式留下了‘缺口’：不在貧困縣內的貧困人口就無法得到扶持，因此除了貧困縣之外還確定了15萬個貧困村，其中大部分貧困村在貧困縣之中，也有一部分在非貧困縣。為了扶持貧困村，專門出臺了一項政策叫‘整村推進’。”汪三貴介紹說。
貧困是相對的，貧困線標準也在不斷調整。
被全世界普遍接受的絕對貧困線是世界銀行制定的國際貧困標準, 但各個國家也會根據自己的國情制定本國的貧困線。世界銀行在《199年世界發展報告:貧困》中公布了“1天1美元”的國際貧困線標準。到2005 年，世界銀行將這一條標準提高至每天支出 1.25 美元。
到2000年底，按當時中國的扶貧標準，農村貧困人口已降至3209萬人，貧困發生率下降到3.7%。但是這一標準遠低於世行“1天1美元”的國際貧困線標準，只針對這3209萬扶貧對象的話，存在範圍過窄，覆蓋人群不夠等問題。
到了2000年，國內首次出現了兩條貧困標準線並存：低收入線和貧困線。“1998年就出現了低收入線：880塊錢。按照這一標準低收入人群有1億多人口。但是正式統計並公布出來是從2000年才開始。”汪三貴解釋，當時既有低收入人口，又有貧困人口，兩類都是扶貧對象。
到2007年，貧困人口還剩下1400多萬。在這一情況下，政府在2008年將貧困線取消，原來的低收入線——1196元錢被劃為貧困線，相當於提高了貧困縣標準。
精準扶貧
2011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提出總體目標是，到2020年要穩定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在保留592個扶貧工作重點縣和12.8萬個貧困村的基礎上，國家又確定了14個連片特困地區。
14個片區中有630個片區縣。片區縣和扶貧重點縣多有重合，去重合之後，當前的扶貧對象實際上是：14個片區+832個貧困縣(片區縣、貧困縣在內)+12.8萬個貧困村。
2013年11月，“精準扶貧”的概念首次提出，此後成為扶貧工作的核心。
李小雲認為，經過近40年年的扶貧工作，貧困本身發生了諸多轉變：“比如從普遍性貧困轉變為集中、特殊性性貧困;從收入性貧困轉化為非收入性貧困;從絕對性貧困為主轉向以不平等和收入差距為特征的相對性貧困;從深度性貧困逐漸轉向以轉型貧困為主，比如留守兒童就是農村轉型中出現的問題。”
2015年11月27日召開的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作出了到2020年全國所有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一道邁入全面小康社會的承諾。
“發展到今天，扶貧的戰略和政策也應該發生轉變，首先應該把致富和扶貧分開。致富是發展問題，扶貧是社會道義問題。現在的扶貧政策把兩者混在一起，造成了所謂的‘瞄準偏離’的問題。”李小雲對1℃記者表示，真正的窮人應主要依靠社會政策來實現“兩不愁、三保障”的要求，而不是經濟政策。講精準扶貧，要優先考慮防止貧困的代際傳遞問題，保障貧困家庭兒童的教育、營養和健康，解決教育、健康等社會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問題。
李小雲認為，“對貧困人群來講，最核心的問題是包括醫療、養老在內的社會保障問題，但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分散在大病救助、低保、合作醫療等項目中，社會保障的碎片化導致單項的支持力度不夠，反而降低了托底的能力。因此，精準扶貧需要在頂層設計上做調整，真正要發揮社會保障的兜底作用，實現社會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是精準扶貧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