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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經濟增長不一定減緩貧困 教育投資減貧力度較大

中國經濟增長與減緩貧困之間，到底是一個什麽關系?改革開放30多年來，這一問題其實並沒有明確的答案。從表面上看，經濟發展了，貧困就會減少。但事實果然如此?

12月27日，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講師、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研究員詹鵬，這兩位學者拿出最新研究成果。

該研究成果認為，經濟增長不一定必然引起貧困規模減小。中國的經濟增長發揮了減緩貧困的作用，但相比其他發展中國家並不強。

經濟應“益貧式增長”

數據顯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迅速，2014年人均GDP幾乎達到1978年的20倍。中國的貧困人口規模相對應也大幅下降。

按照最低的貧困標準(1984年標準)，中國貧困人口規模從1978年的2.5億人下降至2007年的1479萬人;按照最新的貧困標準(2010年標準)，貧困人口規模從2010年的1.66億人下降至2014年的7017萬人。相比其他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經濟增速和減貧速度都非常驚人。

“經濟增長是擺脫貧困狀態的主要推動力。那麽，中國經濟增長對減緩貧困的貢獻有多大?”李實說，經濟增長是否有利於減緩貧困，取決於窮人是否能夠從經濟增長中獲益，或者說經濟是不是益貧式增長。

傳統發展經濟學認為，經濟增長的收益會自動擴散到社會的各個角落，這一觀點被稱作“涓滴假說”。不過，20世紀60年代以來，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的好處並沒有被全社會共同分享，甚至在有些國家伴隨著經濟的增長，窮人福利水平反而下降，這一現象被稱為“貧困化增長”。對這些現象的深入挖掘使得不少學者開始批判“涓滴假說”，並逐漸形成“益貧式增長”的觀點。

上述兩位學者在研究中發現，當采用較高的貧困標準時，貧困發生率對經濟增長的彈性值相對較高，這進一步表明經濟增長更多地讓非窮人受益，窮人的受益程度相對較低。

李實解釋說，貧困發生率的變化可以分解為增長效應和分配效應。貧困發生率變動中的增長效應普遍高於分配效應，而且增長效應一般都會降低貧困發生率，但分配效應大多數情況下都會使貧困狀況惡化。

若按約10億農村戶籍人口算，貧困人口規模下降了約1.3億人，而分配效應僅為1.60，農村收入不平等的擴大使得貧困發生率上升了1.60個百分點，增加了約0.16億貧困人口。最終合計的貧困發生率下降了11.76個百分點。此外，增長效應趨於下降，分配效應的絕對數也趨於下降。

研究發現，2002~2007年，我國經濟增長的窮人受益特征可能是最為令人吃驚的。這一期間貧困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出現了負增長，降低貧困線標準時尤其明顯。這導致這一時期的經濟增長具有較低的窮人受益性。

教育投資的減貧力度較大，每萬元投資平均減少9.62個貧困人口。攝影/章軻

教育投資減貧力度較大

“經濟增長的減貧效果一方面取決於經濟增長的速度，另一方面取決於低收入家庭從經濟增長中獲益的大小。”李實解釋說，根據農村家庭的特征差異和收入來源，可以大體分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兩條途徑：初次分配過程的主要目的是讓有勞動能力的低收入家庭獲益，而再分配過程的主要目的是讓缺乏勞動力的低收入家庭獲益。

研究發現，政府的公共投資能夠從多方面發揮減貧效果。

有專家根據官方公布的宏觀數據和計量模型估算了主要投資的減貧回報。其中教育投資的減貧力度較大，每萬元投資平均減少9.62個貧困人口，然後是研發、公路、電話、電力和灌溉等。

交通基礎設施主要以輔助的形式發揮增收和減貧作用。在一定的條件下，這些投入有助於增加非農人口的就業機會，降低農業生產、運輸和勞動力轉移成本，提高社會服務可得性，並促進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和鄉村旅遊資源開發等。

不過，農村公共服務投資對不同收入組家庭的影響並不相同，由於貧困家庭在資源獲得過程中處於不利地位，這導致貧困與非貧困群體間的收入差距、貧困群體內部的不平等程度不斷擴大。

近年來，農村金融被賦予扶貧脫貧的重任，研究也發現，穩定的金融市場能夠為農村地區提供更多融資機會，有助於扶貧開發政策的順利實施。

根據省級面板數據的研究發現，金融發展除了可以通過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渠道對貧困減緩產生間接作用外，其本身也可以通過金融服務等渠道產生直接的減貧效應。但另一項研究也發現金融波動會抵消金融發展的減貧效果，這些金融波動主要來自金融風險的分散化。

減貧需從多方面入手

研究還發現，由於城鄉差異的存在，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一般可以獲得更高的回報。通過對1997~2001年中國農村貧困監測數據的研究發現，擁有一名外出勞動力時農村家庭人均收入將提高8.5%~13.1%。

不過，由於貧困家庭外出勞動力相對較少，外出務工的減貧效果相對較弱。有專家根據1995年、2002年和2007年的CHIP數據(中國居民收入調查數據)測算了不同收入來源對減貧的貢獻比例，其中外出務工收入對減貧的貢獻在1995年僅為3.71%，但2002年和2007年分別上升至12.79%和18.35%。

“隨著我國農民工規模的擴大，外出務工的減貧效果逐漸增強。”李實說，與外出務工相伴隨的現象是城市化的發展。從減貧角度看，城市化可以通過改變勞動密集度體現減貧效果。從要素稟賦看，農村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的最大稟賦是低技能勞動力，因而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對減貧的貢獻比較大。

此外，研究發現產業結構轉型對減貧也能發揮作用。在不同的產業大類中，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增長的減貧效果非常顯著，第二產業微弱。若進行更細致的研究，會發現一個產業的勞動密集程度會顯著影響該產業的減貧效果。有針對性地提高低收入家庭人力資本水平所帶來的長期減貧效果預期也會比較顯著。

因病致貧在很多地區比較普遍。研究發現，健康對收入增長的貢獻具有規模報酬遞減的作用。提高中國農村勞動力的健康水平，將能夠發揮較好的減貧作用。

研究還發現，社會救濟、基本建設支出和農業性公共支出對減貧具有顯著效果，但科教文衛支出作用不顯著。社會救濟支出增加1%會使農村貧困發生率下降0.0575個百分點。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課題組發現，公共轉移性收入使得2013年農村貧困發生率下降了4.2個百分點，其中低保政策使得貧困發生率下降了0.6個百分點。

兩位學者認為，增強經濟增長的減貧效果需要從多方面入手。針對勞動力稟賦、家庭結構、環境條件等不同的家庭，應選擇相配套的解決方案。

針對有勞動能力的家庭，一方面應提供更多增收機會，另一方面應提高其獲得收入的能力，如通過公平性的基礎教育提高低收入家庭受教育水平;對於缺乏勞動能力的家庭，應采取一些保障性措施提高其福利。

粗放的扶貧開發不一定能夠讓極端貧困家庭受益，在許多專項政策的實施過程中需要仔細探究其對不同人群的實際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