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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業協會會費“減負”5000萬 外包服務迎來增長風口

2月27日，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簡稱“基金業協會”)召開第二屆理事會暨監事會會議，會議提出要落實“六穩六進”的工作要求，推動資產管理業務回歸本質，實實在在支持實體經濟發展。

並且，基金業協會2017年將根據行業發展情況、協會履職需要以及會員數量和結構的變化，擬對2016年之前加入協會的會員總體減免2017年度會費5000萬元。

第一財經也了解到，《私募投資基金服務業務管理辦法》即將發布，基金業協會希望相關會員機構將減免的會費用於購買外包服務。

一位第三方理財機構人士指出，隨著市場的成熟，監管自律規則的相繼出臺，市場秩序不斷健全，市場體系將會逐步完善，各自職能責任將會規範，這也使得對專業化的訴求呼聲越來越高。

服務實體經濟

2017年2月27日，基金業協會第二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暨第二屆監事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聽取了協會2016年度工作總結，審議並表決了協會2017年度工作要點、2016年度財務決算與2017年度財務預算、各專業委員會主席和聯席主席人選名單以及協會日常辦事機構調整等事項。

會議也強調，協會要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精神，不斷強化“四個意識”，按照證監會黨委的要求，牢牢把握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切實貫徹落實2017年全國證券期貨監管工作會議提出的“六穩六進”工作要求，推動資產管理業務回歸本質，行業機構回歸本業，堅守資管底線，緊緊圍繞投資者權益履職盡責。

在前一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證監會主席劉士余表示，過去的一年，證監會系統緊緊圍繞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這個大局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努力做好資本市場穩定改革發展各項工作。一年來的工作，可以概括為三個字：“穩、嚴、進”。

2017年全國證券期貨監管工作會議提出，“穩”要把握六個方面：一是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改革方向不偏離，這是最大的穩;二是市場證明行之有效的監管政策和做法不動搖、不折騰，務求實效;三是資本市場運行要穩，這是改革發展措施的基礎;四是持續打擊資本市場違法違規行為，稽查執法力度只能加強，不能弱化;五是對市場運行中的各種問題和現象反應要靈、判斷要準、行動要迅速;六是應對風險的各種預案要全、責任要明、出手要果斷。

“進”則體現在六個方面：一是“四個意識”必須要增強;二是服務實體經濟和國家戰略的能力要提升;三是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改革要深化，市場基礎性功能要強化;四是資本市場生態環境要凈化，敢於亮劍，善於亮劍;五是證券期貨行業服務能力和國際競爭力要有所提升;六是開放要有新舉措，法制建設要有新成就。

“現代資產管理行業必須從改革開放大局和經濟社會發展趨勢出發，恪守行業本質，發揮專業能力，在我國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轉型的關鍵時期，實實在在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為社會創造不可替代的獨特價值。”基金業協會指出，資產管理機構應當嚴控風險，依法合規經營。作為行業自律組織，協會將繼續推動資產管理行業更好地把握社會發展趨勢，服務於改革開放大局。

2017年，基金業協會將繼續推動《基金法》精神落地，維護各類會員公平競爭權利，完善自律規則體系，加強信用體系建設，加快推進REITs、ESG(環境、責任和治理)投資和養老金政策等制度研究，拓展行業發展空間，促進行業可持續發展，完善從業人員管理，打造專業化特色行業服務。

減免會費5000萬

本報了解到，截至2016年10月31日，基金業協會成立4年來資產總額為16260萬元，2012年6月至2016年10月收入總額是37431萬元，其中會費收入31008萬元，占總收入的83%。為做好會費收繳和管理工作，協會從成立之初就制定了《協會會員會費收繳辦法》，明確了會費收繳標準。

“基金業協會是基金行業的法定自律組織，不以營利為目的，是非營利性社會團體。在會費之外，協會沒有商業性收入。”協會相關負責人強調。

今年來，基金業協會根據行業發展情況、協會履職需要以及會員數量和結構的變化，對會費收繳標準進行了調整。一是降低行業負擔，部分會費標準有所下調。

其中，普通會員的入會費由10萬元降低為2萬元，觀察會員的入會費由2萬元降低為1萬元。聯席會員的會費下限由10萬元下調至2萬元。同時考慮到基金銷售機構在基金行業的重要性日漸提升，基金銷售機構的會費標準上限由10萬元調整為20萬元;二是結合會員類型，具體細化了會費計算辦法。

會議提出，為響應國務院減稅降負相關政策，堅決履行協會《會費收繳辦法》設立的“科學規劃、厲行節約、規範收繳、公開透明”的原則要求，堅持一切要有利於行業發展的初衷，本著“收支基本平衡、降低行業負擔、確保協會正常履責、保障財務安全邊界”的原則，根據2017年行業發展情況、協會履職需要以及會員數量和結構的變化，理事會計劃對2016年底之前加入協會的會員總體減免2017年度年會費5000萬元。

協會將通過調研等方式充分聽取會員意見後形成具體減免方案，提交理事會審議確定。

據悉，為了保障財務安全邊界，充分體現協會的非營利性組織的公益性質，協會還設立了收支盈余的“止盈”和“止損”機制。當上年度收支結余超過本年度預算支出一倍以上時，協會可以對經營虧損或者所有會員減免年會費;當收不抵支時，可由特別會員認繳特別會費。

另外，《私募投資基金服務業務管理辦法》即將發布，理事會希望相關會員機構將減免的會費用於購買外包服務，提高專業化運營能力，促進社會就業。

“與快速增長的資產管理規模相呼應，私募基金服務業務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一家大型券托管部執行總經理認為，隨著2016年以來對私募基金行業的自律規範日漸趨嚴，通過采用外包方式降低基金運營成本、提升基金運營的規範化水平成為更多資產管理機構的選擇。

2017年新增減負將超400億元 上海推六大“政策組合拳”為企業降成本

為減輕企業負擔，2017年，上海將推出六大“政策組合拳”降低企業成本。

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周波在3月31日上午舉行的市政府新聞發布會上表示，2016年上海為企業綜合減負500億左右，2017年將力爭在去年的基礎上，新增減負超過400億元。

這六大政策措施為貫徹落實國家各項減稅政策、減免或取消部分政府性基金、取消或停征部分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繼續適當降低社保繳費比例、降低企業能源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這些措施力爭在今年4月1日實施。

在全面實施國家各項減稅政策方面，重點是貫徹小微企業稅收優惠政策。今年在支持小微企業發展中，國家將出臺兩項政策，一是擴大小微企業享受減半征收所得稅優惠的範圍，從應納稅所得額30萬提高到50萬。二是將科技型中小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由50%提高到75%。

上海市稅務局巡視員胡蘭芳表示，擴大小微企業享受減半征收所得稅優惠的範圍的這項政策從去年的執行情況來看，涉及到的企業有24萬戶，享受的所得稅減免有14億。今年的範圍從30萬提高到50萬，按照去年的數字來測算，估計今年可以再降低稅負10億元左右。

在社保繳費方面，去年上海社保費率總共降了2.5個百分點，去年全年全市企業降低繳費在135億左右。今年上海將繼續降低社保費率，總計1個百分點，其中，階段性下調失業保險單位繳費比例0.5個百分點，制度性下調職工醫療保險單位繳費比例0.5個百分點，預計可以降低企業繳費80億元左右。

上海市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局副局長費予清表示，這次失業保險費率和醫療保險費率的下調不會影響到參保人員的總體待遇水平。因為從目前的社保基金情況來看，總體收支情況比較好，有一定的積累，同時年度有節余。今年還將適度提高失業保險金和醫療保險待遇的水平。

此次，在取消或停征部分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方面力度也比較大。

一方面是取消部分地方非資源補償類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取消上海市設立的內河貨物港務費、深基坑工程評審費、涉密信息系統安全保密測評費、藥品包裝材料容器生產申報註冊檢驗費和藥品包裝材料生產潔凈度註冊檢驗費等5項收費項目。

二是落實中央清理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有關措施。根據國家關於取消或停征35項中央設立的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的要求，清理由上海市現行執收、納入地方管理的14項涉企收費項目，包括：停征河道工程修建維護管理費、藥品檢驗費、計量收費等10項收費項目;取消環境監測服務費等4項收費項目。此外，對其余21項由中央有關單位執收的收費項目，按照國家統一部署實施清理。

周波表示，上海的行政事業性收費比例是全國最低的，約為12.2%。國項國標和國項地標的項目清理權限全部在中央，接下來上海還將爭取國家有關部門的支持進一步降低收費。在地項地標的項目上，上海將按照盡可能降低企業負擔的角度來清理這方面的收費項目。

上海市財政局巡視員袁白薇表示，上海對於地項地標項目清理主要是側重於行政管理類、提供公共服務類，政府職能方面的收費，通過財政經費保障盡量取消對企業的收費。

在降低企業能源成本方面，上海市還將根據國家要求，在今年4月下調上海市工業用戶天然氣價格。同時推進輸配電價改革，促進電網企業降本增效，降低工商企業用電成本。

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方面，上海全面推行出口退稅全流程無紙化和辦稅事項全城通辦，年內實現全市通辦事項線上辦理，加快實施“網上申領+就近取票”。

“我不喜歡它，但不得不把錢交給它” 培訓班如何占領學校“減負”後的地盤

只要重點大學和重點高中的入學機會是稀缺的，家長給孩子“增負”的需求就難以降低。

“教育的本意是‘教養’，但是現在社會的教育焦慮不是為了教養，而是為了獲得進入更高社會的門檻和更多的機會。”要改變這點，社會要給普通人提供更多階層流動通道。

“如果需求側不發生改變，供給側的調整就無法治本，甚至會導致教育培訓市場在大規模清理整頓之後，被少數幾家壟斷的現象。”

93%的中國內地父母，都正在或曾經為子女支付私人補習費用，高出63%的全球平均水平。這是匯豐銀行發布的2017年全球調查報告《教育的價值》中的調查結果。

根據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陳誌文的觀察，10年前，一線城市上輔導班的家庭還不到30%，現在，北京、上海的家庭年度輔導班開支超過10萬元的比比皆是。十年時間，校外輔導從“可選項”變為“必選項”，幾乎成了學齡孩子家庭的常態。

“減負”政策也隨之從校內延展到了校外。2018年2月底，教育部、民政部、人社部、工商總局等四部門印發了《關於切實減輕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的通知》。

該通知最為人們關註的有三點：要求堅決糾正校外培訓機構開展“超綱教學”“提前教學”“強化應試”等不良行為；堅決查處將校外培訓機構培訓結果與中小學校招生入學掛鉤的行為；堅決查處中小學教師課上不講課後到校外培訓機構講，並誘導或逼迫學生參加校外培訓機構培訓等行為。

南方周末記者多方采訪家長、老師和校外機構，發現校外培訓的癥結在校內。因為優質教育資源有限，為了考上更好的學校，家長在“減負”的校內學習之外給孩子“自主增負”。因為家長的需求旺盛，校外輔導機構的市場就格外火爆。

對於校外輔導機構，一位家長說，憎惡談不上，主要是焦慮和無奈，孩子累、收費高，“我肯定也不喜歡它，但不得不把錢交給它”。

重點大學名額有限，補不補？

葉非是一名上海三年級女生的父親。從幼兒園中班開始，他們家就走上了校外培訓之路，一開始是興趣班，“小主持人”、武術之類。也報了“看圖說話”課，其實是語文輔導，因為家長群里在傳播一種焦慮，如果不補拼音和寫字，一年級完全跟不上。

進入小學，他們開始讀校外機構“學而思”的奧數班，早先還因為入學名額緊張，需要早早排隊。三年級，他發現女兒英語落後了，於是加上了英語課。“語文沒報，實在是沒有檔期了。”他說。

他家的校外輔導主要安排在周末，占掉一天半時間。大人需要陪讀，基本是坐在教室外面刷手機。每個月的校外輔導花銷在3000元以上，算是少的。

葉非的女兒說，“班級里很多都補”。數學語文應該補，英語是必然補，因為家長會上老師說了“如果你小孩真的要學會英語，必須要在外面補”。

因為公立學校的英語教學要求太低，遠遠達不到升學選拔的要求。比如葉非女兒現在三年級，剛把字母學完、開始學打招呼，但在校外輔導班已經教“祈使句”了。而一些來自名校的學生已經學過了祈使句、過去時這些知識。

為什麽要趕上他們的進度？主要是為了小升初的選拔。對於目前滬上炙手可熱的民辦名校來說，面試就是為了擇優，並不以“綱”為限，英語面試“超綱”就是很自然的。雖然相關部門也給了各種限制，比如小升初的面試不允許選拔類的測試、不能帶紙筆進去，但是葉非了解到，有的現場會一人發一個iPad作答。

只要名額有限，學生就會競爭。“並不是我們家長神經病，一定要把孩子逼死。孩子是自己的，教委怎麽可能比家長更愛我們的孩子呢？如果學校里教的和選拔機制匹配了，我們就不補。”葉非說。

一位在廣州兩所校外輔導機構教語文的老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與考試內容相比，現在校內的教材太簡單了，更像是活動大綱，沒有豐富的習題和講解。“教材不講，但考試都會考”。學生們只好去上輔導班、買參考書，因此也活躍了教輔書市場。

“在重點大學入學名額有限的情況下，誰敢放松課業？學校減負，減少教學時間和作業，那正好被課外培訓機構接手。”他說。

校外的應試教育“幹貨”

在校外輔導機構的教學中，讓葉非最不滿意的，是過於應試。從前他寄期望於激發孩子興趣的地方，卻承擔起了從前學校的角色——填鴨式教學。

比如最近，他三年級的女兒用了兩個小時，就在校外輔導機構學完了數學的“分數”，用一些朗朗上口的口訣解出了題，但是對於這個概念到底什麽含義，“孩子是懵的”。

校外機構會把知識點細化成一個個關卡，孩子學完了就會在“成長樹”上打個鉤，解鎖新成就。葉非說，這讓家長看到花錢的效果，但是知識的積累和“吃透”很難衡量，“成長樹”的方式更直觀，雖然孩子可能不是“學會”，只是“記住”。

在一家著名校外輔導機構教書多年的老師王強也對南方周末記者坦陳了這種功利性。

按照正常的教學順序，英語是“課文－單詞－語法”三步，數理化是先有問題導向，再引出理論和分析。但是在輔導機構，會直接砍掉“課文”和“問題導向”的部分，直接進入“幹貨”，背單詞、記解法。他說，其實這符合不少學生和家長的願望，他們不覺得積累和循序漸進有什麽用，認為是在浪費時間，看不到效果。

對於學生來說，應試習慣甚至已經阻礙了正常交流。比如在語文作文中，學生不關心文章怎麽寫得好，只關心得分點，看到“記敘文寫作註意情節的抑揚起伏”這樣的要求，會問：“是不是有句子交代‘抑揚起伏’就給分？”

“應試教育是真不分校內、校外的。”王強感慨，要“素質教育”肯定要淡化考試，但有選拔、有考試最終攔在那兒，就要分出高低優劣來，家長的焦慮總會爆發出來。

關於是誰在要求“應試”，一家培訓機構的創始人也委婉地說，在這個市場里，輔導機構是被動的一方，家長才是主動的。需求決定供給。

王強也說，確實存在“提前教學”的情況。對於學生來說，比別人學得早、別人不會時他會了、別人課堂測試還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時候他已經做熟了……這些是很有誘惑力的，而且一個“早學”就會帶動一片，很容易形成攀比。

此次四部委發布的專項治理通知，要求堅決糾正校外培訓機構的“超綱教學”“提前教學”“強化應試”等不良行為。在王強看來，考慮到孩子不同年齡的接受能力、對思維成長的培養，這幾點確實應該規範、糾正，但是從具體實施來說，前兩者好辦，“強化應試”這一點較難界定。

以數理化而言，做題是不是應試？但是不做題就沒法講課了。以語文來說，很多人分不清應試和理論研究的區別，比如老師說“來，我教你考場作文框架”，這顯然是應試，但如果說，“來，我教你用‘思維導圖’構思文章”，聽起來就很“素質教育”，但在教學中其實二者差別不大。

此外，四部委的治理通知中有更細化的要求，“校外培訓機構開展學科類培訓的班次、內容、招生對象、上課時間等要向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門進行審核備案並向社會公布。”

對此，一位培訓機構創始人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這些信息進行審核備案並向社會公布是可行的。但是具體到上課內容，其實監督會比較困

難，因為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比如你上報涉及了某個考點，具體的講課過程中，給學生拓展一下行不行？

2018年3月3日，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在全國兩會上，回應“課後三點半”現象、補課亂象。（東方IC/圖）

火爆的培訓

上海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吳國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根據中國教育學會公布的報告，2016年中國中小學課外輔導產業的產值高達8000億元，相當於全國最富裕的省份之一江蘇省全年的財政收入。

以單個企業的增長，也能看出來這個行業迅速的攀升曲線。

在美國紐交所上市的公司“好未來”，前身就是中小學教育機構“學而思”。2018年2月末，好未來市值超過184億美元，大幅超越曾以出國留學為主業的教育龍頭公司新東方（144億美元）。

根據其年報，好未來在2010年上市後營收快速增長，2017財年營收達到68億元，較2016年增長68.3%，2012至2017財年營收增長646%。

在培訓人次上，好未來從2013年的82萬人次增長到2017年的393萬人次，2017同比增長高達163萬人次，急速擴張。

據2017年11月發布的《2017胡潤80後富豪榜》，37歲的第一大股東、董事長兼CEO張邦鑫以400億成為“80後白手起家首富”。

不僅是好未來如此，新東方集團2017財年總營收增長22%，其中，直接與好未來競爭的優能中學增長40%，泡泡少兒收入增長率超過55%。這兩項總營收已經占據新東方總營收的55%，新東方已經從一家出國留學培訓機構逐漸蛻變成針對學齡孩子的校外培訓機構。

一位曾任大型連鎖教育機構高管，而後出來創業的教育機構創始人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從2000年起整個行業就開始變化了，越來越火，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人均收入的增加，小家庭有了剩余的財富可以放在培養下一代身上。

一般從一個家庭有了孩子開始，這個支出就產生了。在小學以前，有種類繁多的早教班、興趣班，上了學以後，仍然有興趣班、競賽班，還有學習輔導班。三年級以前，一般以興趣為主，三年級以後應試需求更多。

“現在，學生教育經費已經基本上成為了一個家庭除了房子以外的第二大支出了。”他說。

校外輔導的普遍費用是一節課200-300元，每節課兩小時。此外也有昂貴的培訓，比如音樂學院老師教鋼琴、與美國教育接軌的自然興趣班，一套課程全年花費數萬元。

王強說，“單獨看一套課程可能價格還好，關鍵是報五六門課的大有人在，這樣一年下來大幾萬就沒了。”

就教師收入而言，他透露，普通教師一般是一小時150-200元，專家更多。一位培訓機構的老師，如果每周安排16小時的課，加基本工資，稅後收入也能上萬，而且時間自由。在學校的老師每天去上班，收入也不一定高過這個水平，但是在校老師的好處是戶口、宿舍、固定假期，“在學校和培訓機構當老師，說白了就是體制內外的差別”。

求解三點半現象

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到，讓校外輔導機構成為一些家庭“標準配置”的一個客觀原因是，小學生放學太早，一般在三點半左右，被稱為“三點半現象”。

一位曾擔任上海市教育部門領導的采訪對象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自己的外孫也在上小學，此前三點半左右放學是常態。放學以後沒地方去，他指著家對面的馬路，“這里面就有很多培訓機構，好多大樓里都有，有的在教育部門登記了，有的沒有”。

在他的印象中，“減負”之後，每節課的時間縮短了，從前一節課45分鐘、50分鐘，後來縮短到35分鐘或40分鐘。而且孩子們在校吃完午飯就上課了。上課時間壓縮了，放學時間就提前了。

葉非也說，自己的孩子一、二年級是下午三點半放學，現在是四點多，下午在學校是自修課和活動課，如果不想參加，家長兩點半就可以把孩子接出來，在外面再排一節課。

目前，在一線城市上班的家長，罕有能在下午五點半之前到家的。這樣的現實下，校外培訓機構實際上承擔了“托管”的責任，讓孩子在父母下班前去那里學習、寫作業。

2018年3月3日，在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開幕會結束後，教育部部長陳寶生現身人民大會堂北大廳的“部長通道”，記者向他提出了“三點半放學”的問題，他表示已有25個省份發布了符合各自實踐的政策措施，並列舉了北京、上海、南京、廣西探索的四種模式，對於校外托管班亂象，則將加強相關立法予以治理和解決。

自2000年以來，國家教育相關部門先後發過不同版本的“減負令”。在上海，先後規定小學不留書面家庭作業，中小學作業控制在1小時以內，學校不得占用學生休息時間集體補課，不得隨意增減課程門類、難度和課時等等。2017年，上海奧數“四大杯賽”中的三個或停辦，或更名。

南方周末記者看到一份《上海市基礎教育“減負”問題反思報告》，這是里瑟琦智庫基礎教育委員會在調研三十余位基礎教育教師和百余位學齡段家長的基礎上形成的報告。

報告顯示，針對2017年上海市政府提出將減負的著力點定在整頓規範教育培訓市場這件事，老百姓多數表示“不買賬”。很多人認為，學生負擔過重的背後是家長“自增負擔”，是家長為優質教育資源配置失衡“埋單”，“無奈”但“無悔”。

只要重點大學和重點高中的入學機會是稀缺的、優質民辦初中和廣大公辦初中之間存在培養標準的顯著差異，家長對孩子的自主增負就不會停止。

在一些教師看來，公辦學校教學大綱的要求已經非常低了，甚至可以說已經“無負可減”。減得越多，留給私立學校和培訓機構的空間越大。

在複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員陸一的文章《日本教育減負30年反思》中寫道，1976年開始，日本實行了一系列減負政策，包括降低教學大綱標準、減少規定學時和公立學校去重點化。“寬松教育”產生了兩大現象：私立學校一票難求，以及課外補習成為家庭必備。

當“減負”約束公立學校後，想要受到更有競爭力的教育的學生都轉投私立學校。補習方面，根據日本文部省調查，全日本中學生校外補習比例從1976年的38%上升到1993年的60%，小學生補習比例從12%上升到24%。

幾十年來，課外補習產業蓬勃發展，經過一番市場競爭兼並，構成了著名的首都圈“四大塾”格局，由四家機構把持補習產業。且不說高昂的學費，許多家長發現，如果在家中不做充分的預習準備，連較好的補習學校都進不去。

上述里瑟琦智庫的報告中說，“如果需求側不發生改變，那供給側的調整僅能治標而無法治本，甚至可能會導致教育培訓市場在大規模清理整頓之後被少數幾家‘存留’機構壟斷。”

在市場需求火熱的現實下，課外培訓市場上會不會形成日本這樣的壟斷型課外教育機構，已引起不少人士的擔心。

吳國平教授在意的則是整個社會流動的通道：“教育的本意是‘教養’，但是現在全社會的教育焦慮不是為了教養，而是為了獲得更高進入社會的門檻和更多的機會。如果社會不給普通人以通道、提供更多流動性機會的話，談‘減負’和‘素質教育’沒有意義。”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葉非、王強為化名）

殘保金4年3調整，尋求企業減負和保障殘疾人就業的平衡點

百億級殘疾人就業保障金（下稱殘保金）在降低企業負擔大浪潮下接連調整。

繼去年擴大小微企業免征範圍和設定征收標準3倍上限後，近日財政部發文稱，為了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自2018年4月1日起，將殘保金征收標準上限，由當地社會平均工資的3倍降低至2倍。這將讓工資高於當地平均工資兩倍以上的未足額安排殘疾人就業的企業直接受益。

研究殘保金的上海財經大學曾軍平副教授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殘保金制度還有進一步調整空間。殘保金征收目的在於保障殘疾人就業，因此殘保金應該對安排殘疾人就業多的企業獎勵，並對不安排殘疾人就業多征殘保金，以此來促進殘疾人就業。

減負基調下密集調整

所謂殘保金，是為保障殘疾人權益，由未按規定安排殘疾人就業的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繳納的資金。以此倒逼企業按不得低於本單位在職職工總數的1.5%比例來安排殘疾人就業。

自從2015年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和中國殘疾人聯合會頒布《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辦法》，規範殘保金征收使用管理以來，殘保金已經在4年里有過3次調整。

隨著近些年經濟增速放緩，企業減稅降費呼聲越來越高。

關註殘保金的上海財經大學副教授溫嬌秀曾告訴第一財經，按照職工平均工資來繳納殘保金給用人單位帶來較大負擔。

她舉例，比如2014年，每少安排1名殘疾人就業，北京市的用人單位需繳納殘保金41712元，天津市的用人單位需要繳納51120元;當年全國31個省份中，殘保金計算基數最高的是江蘇省，其用人單位每少安排1名殘疾人就業，需要繳納的殘保金高達57985元。

對此，國家實施的大規模減稅降費政策的一組合拳中，就涉及殘保金。

財政部發文稱自2017年4月1日開始，擴大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免征範圍。將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免征範圍，由自工商註冊登記之日起3年內，在職職工總數20人（含）以下小微企業，調整為在職職工總數30人（含）以下的企業。同時首次設置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征收標準上限。用人單位在職職工年平均工資未超過當地社會平均工資3倍以上的，按當地社會平均工資3倍計征殘疾人就業保障金。

2018年4月1日，財政部再發文將上述3倍上限降至2倍。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馮俏斌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由於近些年工人平均工資增長較快，殘保金總體收入也快速增長，並伴有大量結余。

根據財政部數據，2010年至2014年殘保金收入從162億元增長至284億元，結余資金也從約104億元增至212億元。

保障就業而非為了收入

作為社會弱勢群體，殘疾人由於自身發展能力受到限制，在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情況下很容易陷入貧困和被邊緣化狀態。在這種背景下殘疾人就業問題尤為重要，這不僅意味著收入增加，也是他們融入社會實現自身價值的關鍵。

隨著2007年殘保金制度逐步推開，殘保金在促進就業方面的威力逐步顯現。一個最明顯的數據是用人單位按比例安排殘疾人就業人數（下稱按比例就業）和占比的攀升。

根據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公布數據，2016年城鄉持證殘疾人就業人數為896.1萬人，其中按比例就業66.9萬人，成為農業種養加、靈活就業外最主要渠道。

在當前降低企業稅負背景下，殘保金繳費負擔降低而引起用人單位的“逆向選擇”問題也值得關註。

曾軍平告訴第一財經，目前存在的一種現象是一部分用人單位出於各種原因寧願繳納殘保金也不願意安排殘疾人就業，繳納“殘保金”反而成為其拒絕接納殘疾人就業的“正當理由”。這也是近些年殘保金制度小幅調整的原因之一。

有專家認為，由於殘疾人事業預算經費定的過低、支出範圍缺乏靈活性、就業失業覆蓋面較為狹窄導致了結余資金過高。而結余資金過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殘保金並未充分用於殘疾人就業失業發展，這顯然不利於殘保金對殘疾人就業促進作用的發揮。

專家建議優化殘保金支出結構和使用效率，擴大殘保金適用範圍和覆蓋面，讓更多人的殘疾人參與到康複訓練、職業教育與培訓活動中來，享受殘保金帶來的政策性福利。並加強對殘保金使用的監督。

曾軍平認為，殘保金使用也應該多用於獎勵那些安排殘疾人就業多的用人單位，進一步鼓勵他們接納殘疾人就業。同時加強征管，確保那些沒有安排或沒有足額安排殘疾人就業的用人單位足額繳納殘保金，體現制度的公平性。

大慶油田“減負”啟示：國企應聚焦主業

國有企業關乎國計民生，在中國經濟中舉足輕重，近年因體制機制因素難以適應現代經濟體系，其改革成為共識且備受關註。

世界銀行此前發布《東亞與太平洋地區經濟半年報》上調中國經濟增長預期，很重要的一個原因便是中國持續而深入的國企改革。報告稱，過去5年中國以前所未有的決心和力度推進國企改革，並做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體量龐大且大多身處國民經濟命脈行業的國企呈現出發展思路和經營方式的更新。

大慶油田改革就是其中典型，因能源或某項重要任務而興建一個城市，在共和國歷史上並不鮮見，大慶的代表性和特殊性還在於改革開放前“工業學大慶”的口號。大慶因大慶油田而建，所以很長時間大慶油田承擔了大量的“辦社會”職能，截至目前整個大慶市供熱和物業管理面積的1/3、教育和醫療的一半以上和公交市場的70%由大慶油田提供。

這種情況在國企改革中成為重點改革對象，因為企業需要聚焦主業。根據國務院國資委、財政部2016年發布的《關於國有企業職工家屬區“三供一業”分離移交工作指導意見的通知》，國有企業職工家屬區供水、供電、供熱（供氣）及物業管理（統稱“三供一業”）分離移交是剝離國有企業辦社會職能的重要內容，有利於國有企業減輕負擔、集中精力發展主營業務。

對大慶油田而言，社會職能也屬於“包袱”，因為需要依靠關聯交易支付高價，維持其高成本的運營。如今，大慶油田正在與這部分職能做出切割，將其移交給市政或第三方社會力量，這場涉及眾多職工、居民以及110億元資產的大移交，計劃於2018年底完成。

大慶油田決意分離這些原本就應該由政府或社會興辦的職能，目的自然是突出聚焦主營業務，這也是國企改革的方向之一。當然，國企改革需要做的很多，十九大報告就提出，要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加快國有經濟布局優化、結構調整、戰略性重組，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

國有企業曾經控制著中國經濟的命脈，雖然在近年市場經濟蓬勃發展後，國企在工業產出中的比重過去15年間由40%降低到15%左右，但地位仍十分重要。而且，國企主要分布於關乎國計民生的行業，並占據主導。

然而，受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以及國際環境變化和國內結構調整、動能轉換等因素影響，國企生產經營遇到了諸多困難與挑戰，在高速增長時期積累的矛盾和問題逐漸顯現。比如，國企因體制機制因素，市場化程度不高，效率與民企相比存在差距。

近幾年，國企改革效果亦頗為明顯，包括體制機制改革邁出重要步伐，中央企業混合所有制涉及面占到68%以上，地方國有企業有92%建立了董事會，許多國企還壓縮了總部人員；布局結構優化，十八大以來共有34家央企進行了重組，省級監管企業有136家開展了重組，使資產更加優化、資本更加集中；資產監管體制進一步完善。

成效雖不小，但國企仍面臨不少問題。比如，國企消耗過多資源，占用了中國銀行業大量的信貸資源，一半左右的公司債發行主體是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相比，國企盈利水平不盡如人意。

因此，改革仍不容懈怠，包括應進一步放寬國企所在行業的市場準入限制，進一步推進補充性改革措施，以及通過改革去杠桿、降成本，降低國企負債率和信貸資源占用過多等問題。

社論：規範社保征收勿忘企業減負

近期，在降稅降費和加強稅收征管同步推進之際，關於企業負擔，尤其是中小企業稅負問題引發的討論越來越多。

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修改個人所得稅法決定，財政部相關負責人介紹，新個稅法施行後一年將減稅3200億元。僅10月1日率先執行的起征點和稅率變化，可讓月收入2萬以下的中低收入人群減稅幅度50%以上。期盼已久的個稅改革終於落地，國人為之慶賀；然而，同樣即將執行的規範企業社保繳納和社保費率將由稅務部門統一征繳，則引發了對於中小企業稅負的擔憂。

值得一提的是，一張“收入表”這兩日在網上熱傳，按照這張圖表中的計算方式：同樣是5000元工資，“起征點”上調前個人需納稅45元，社保費率按照最低工資（1800元）標準扣除，最終個人到手工資4625元；“起征點”上調後個人納稅降為0元，社保費率變成按照實際工資繳納，到手工資僅剩4080元，企業負擔則前後相差了近1200元。

這種對比方式自然是混淆視聽，一方面個稅改革和社保稅費是兩件不甚相關的事，另一方面，規範稅收和社保費率征繳，是這兩年改革的方向，且應該正面看待。有論者稱，目前不少中小企業主要依靠不規範納稅或少交社保維持不高的利潤，一旦規範征收對中小企業沖擊會比較大。

根據第三方機構發布的《中國企業社保白皮書》，2016年社保繳費基數完全合規的企業僅占24.1%，而這一數據在2015年是38.3%，意味著75.9%的企業未按職工工資實際核定繳費基數繳費，其中22.9%的企業統一按最低基數繳費。很明顯，中小企業長期以來這種近乎公開的秘密，既損害了國家利益，也是不顧員工權益的做法，不能一直放任，這對合規納稅與繳納社保的企業也不公平。而且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用人單位應當按照國家規定的本單位職工工資總額的比例繳納基本養老保險等費用。

另一項可以佐證的是，許多企業長期在稅務機關的工資個稅數據上的工資金額，遠高於社保所對應的工資額度。此前社保與工資個稅數據隔離分開，由社保局和稅務機關兩個部門分別管理。待社保劃歸稅務機關征繳後，依據大數據平臺對社保與工資進行比對，企業不規範繳納行為將規避，且有利於形成統一的數據。

當然，對於加強稅收征管以及規範社保繳納可能給中小企業稅負帶來的影響，也是必須考慮的問題。

著重為中小企業減稅必不可少。官方數據顯示，近五年累計減輕市場主體負擔超過3萬億元，不過由於稅收征管的加強，中小企業感受不太明顯。因此，未來減稅降費應該重點傾向於中小企業，諸如擴大小微企業享受減半征收所得稅優惠的範圍，提高享受暫免征收增值稅優惠政策的小微企業月銷售額，通過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清理對中小企業的收費等。

而在規範社保征收的同時，應降低社保費率以降低企業負擔。目前境內企業需要承擔的社保費率達到所發員工工資的40%左右，居全球前列。如此高的社保費率，也成為了七成企業不合規繳納的重要原因。近年雖然一直在推動社保費率下降，但降幅有限，根據不少研究測算，社保費率可以下調到25%左右，如此可對沖規範征繳對於部分中小企業造成的影響。

此外，兼顧創業發展和培育新動能的實際，不回溯追究也是實踐中穩妥推進改革的有效方式。

應該說，不論是加強稅收征管還是規範社保繳納，都是體現社會公平的改革方向，但由此帶來對於中小企業負擔的影響也需要考量，可通過降低社保費率和重點減輕中小企業稅負來對沖。

責編：許雲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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