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市委書記陳一新調任中央深改辦專職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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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網 林小昭 2015-12-01 19:13:00

在區域均衡發展方面，根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統計，目前浙江所有地級市人均GDP均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堪稱是全國各省份均衡發展的典範。因此，連續兩任浙江省委政研室“一把手”進京擔任要職，也許有助於浙江轉型升級和改革創新的經驗在更大範圍內推廣。

深改一周年 交通銀行走到了哪兒？

自國務院批準同意《交通銀行深化改革方案》至今，已經一年有余。在這期間，交通銀行(601328.SH)做了哪些方面的改革?又會如何反映到業績“考卷”上?在該行8月25日的中期業績發布會上，記者向交行高管發出提問。

“成效初顯，任重道遠。”交行行長彭純用這8個字來形容這一年的改革路。

員工持股：待政策、爭首批

整體來看，彭純表示，過去一年交行的深化改革是圍繞著三大重點領域推進的，分別是：探索大型商業銀行公司治理機制、深化內部經營機制改革、推進經營模式轉型創新。

在公司治理機制層面，最受關註的話題莫過於員工持股，而數日前國務院國資委發布的《關於國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業開展員工持股試點的意見》還明確了改革將在年內啟動試點，更是打開了市場的想象空間。

從交行打下的伏筆來看，過去兩年間，董、監、高和管理中層已經以自有資金從二級市場多輪“團購”自家A股和H股，分別合計1500萬股和985萬股，涉及人數約400人。

彭純也在業績發布會上表示，交行力爭成為首批實現員工持股的國有銀行。

不過，從國資委的試點動向來看，涉及到金融、文化等國有企業的員工持股，仍是參照“中央另有規定的依其規定執行”，因此交行方面目前仍在密切關註政策進展，同時與監管部門保持溝通匯報，以求在辦法出臺後用好、用活、用夠政策。

此外，交行還推行了三級授權經營體系，即股東大會對董事會授權、董事會對管理層授權、高管層對下逐級授權。在董事會對管理層授權方面，交行董事長牛錫明此前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要給予行長日常經營管理事務的充分權限，實行“行長經營管理負責制”，讓管理層決策和承擔風險，“形成董事會與高管層相對獨立、協調運轉、相互制衡的運作機制”。

而在市場頗為關註的發揮匯豐銀行戰略投資者作用方面，彭純表示，董事會已經推選匯豐銀行總裁王冬勝為交行非執行副董事長。

用人制度：“大鍋飯”沒得吃了

近兩年來，傳統銀行遭遇“離職潮”尷尬，不少精兵強將帶著手上的客戶和業務跳槽，或是從大機構跳去用人機制相對靈活的小機構，或是幹脆“逃離體制內”，進入互聯網金融行業等。

面臨同樣的行業問題，在內部經營機制改革方面，交行將“大刀”改革管理人員薪酬考核機制，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而職業經理人制度最終落實到位意味著國有大行原本某些幹部管理的“任命制”、“終身制”將被打破，替代以更貼近市場的選聘和流動辦法;而在績效考核、薪酬福利方面，彭純表示，交行已開始推行全員全產品計價考核，把全行數百個產品具體化為分值，實現員工業績評價和薪酬掛鉤。

外界曾認為國有大行的用人制度有“大鍋飯”的成分，而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意味著憑業績升職、拿錢，“大鍋飯”沒得吃了。

在推進經營模式轉型創新方面，彭純表示，原本交行的利潤驅動主要依托省分行，而現在，事業部加了進來，成為了新利潤驅動器。

業績方面，半年末交行六大事業部制利潤中心(離岸金融、信用卡中心、資產管理、貴金屬、票據)稅前撥備前利潤同比增長33.14%。對比數據是，交行本身凈利潤同比增長為0.90%。

活期存款大漲，定期存款少了

業績方面，半年末交行資產總額為人民幣79563.22億元，較年初增長11.19%;上半年實現凈利潤376.61億元，同比增長0.90%。

報告期內，交行凈經營收入為1036.09億元，同比增長6.65%;其中，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為209.64億元，同比增長8.14%，占比20.23%，同比提升0.27個百分點。

資產端，半年末交行客戶貸款余額(撥備前)為39837.56億元，較年初增長7.03%。其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行業貸款余額較年初增長10.99%，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貸款余額較年初增長18.27%。

零售行業中，交行房貸快速增長，6月末的按揭貸款余額已達6877.11億元，較年初增長13.79%，跑贏全行7.03%的平均貸款增速6.76個百分點，按揭貸款占比達到17.26%。

負債端，半年末交行存款余額為人民幣47346.27億元，較年初增長5.57%，而這都是活期存款的“功勞”：活期存款余額為23209.86億元，較年初增長14.42%，占比49.02%。不過，半年末交行的定期存款余額為24101.56億元，較年初不升反降1.73%。

對於此中原因，《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獨家從內部人士處獲悉，在穩住息差的指揮棒下，一方面，原本諸如保險公司等“協議存款”發生了下降，表內理財余額也有所壓縮;另一方面，低成本的負債來源，諸如現金管理、產業鏈、代發工資等成為“抓手”，交行在上半年做高了低成本存款的日均余額，據悉較上年增幅已接近10%。

半年末，交行不良率1.54%，較去年末上升0.03個百分點，撥備覆蓋率150.45;資本充足率為13.18%，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10.92%。

記者觀察| 金融監管框架啟動“深改”

混業發展、分業監管的格局即將改變。近日一行三會遵循國務院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小組第四十二次會議的要求，由人民銀行牽頭，共同起草《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下稱《征求意見稿》)。

文件目前只是征求意見稿，但其中對風控標準統一、監管權屬劃分、詳細產品信息共享等核心問題的改革思路，體現出對監管框架深度改革的決心。正如文件中所稱，“不回避困難和要害問題，不怕觸及現有利益格局，針對突出風險，提出統一、明確、可行的標準規則”。

不得不改，且必須深改。資產管理業務是混業特征最為明顯的金融業態，銀行理財、公募基金、信托計劃、券商資管、基金專戶、保險資管等都在其內。證監會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6月底，我國資管業務規模約為60萬億，大體接近上年GDP總量。

如此龐大的資管規模，一直處於三會的分割監管之下。監管標準不統一，又缺乏統一監測，既不利於投資者保護，也會導致市場分割。還易引發監管套利，增大系統性風險隱患。同時，也會導致資金脫實向虛，加大實體經濟成本。

從影子銀行風險爆發，到債市腐敗案被查，再到後來互聯網金融密集“跑路”，資管風險急劇上升，2015年夏天達到頂峰。隨著上半年A股一路飆漲，上證指數沖上5000點，大批違法違規資金通過層層嵌套的資管計劃進入二級市場，以高杠桿推升泡沫，為暴跌埋下了隱患。

股災對中國資本市場甚至整體經濟的影響難以預計。幸運的是，期間暴露的問題引起了監管層對混業風險的充分關註。

證監會副主席李超去年11月曾提出，分業監管體制下，各大類資管產品，在產品準入、投資範圍、募集推介、信息披露、資金資產托管、投資者適當性管理等方面，監管標準並不一致，有的還存在比較大的差異。

而且缺乏統一的監測監控，各類結構化資管產品日益複雜，資金來源、交易結構橫跨銀行、證券、保險業，投向上層層嵌套，對其信息報送要求在各監管部門之間也不盡相同。產品難以看穿，對行業整體風險的監測統計和預測研判缺乏及時有效的信息支撐。

此次《意見》當中，正是對這些核心問題提出解決辦法，以期改變監管困境。據筆者總結，主要有以下五條關鍵改革。

一是讓產品與風險承擔能力匹配，完善投資者適當性制度，二是讓資本與其開展資產管理業務所承擔的實際風險相匹配，完善資本約束與風險準備金計提規則;三是統一杠桿要求，消除多層嵌套;四是充分共享信息，建立綜合統計制度，實現監管者對底層資產和最終投資者的穿透識別;五是明確監管權屬劃分，明確“監管部門”為風險處置第一責任人。

改革觸動核心利益，一經提出就遭遇現實挑戰。比如針對綜合統計制度，銀監會建議，對資管產品統計制度僅提出原則性要求，不宜重複建設系統並要求金融機構多頭報送。保監會也不贊成金融機構向人民銀行直接報送產品基本信息，建議各監管部門利用現有系統匯總數據後與人民銀行共享。

但是人民銀行認為，綜合統計是實現穿透式監管的根本基礎。目前各監管部門對資管產品信息統計存在差異，難以通過簡單合並反映行業全貌，導致整體數據缺失。必須綜合統計，才能穿透核查最終投資者和底層資產，切實防控金融風險。

再比如監管問責，銀監會提出，現行法律已經明確了監管部門的監管職責、法律責任和問責要求，不宜在《征求意見稿》中再另行規定。

但人民銀行認為，當前資管行業亂象和風險，突出反映出現行監管執法不到位，監管失之於寬和軟、監管責任推諉等弊端。《征求意見稿》進一步明確監管分工，強化監管問責，目的是讓制度和監督“長上牙齒”。

改革雖難，但方向已定。22日下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會上，保監會副主席陳文輝表示，一行三會一直在緊鑼密鼓地制定監管框架的統一設計，統一監管規則非常有必要，保監會也不主張多層嵌套、杠桿過高。

為了緩沖新政推出後帶來的沖擊，產品銜接上實施新老劃斷。但出現短期市場波動依然難以避免。不過在監管層看來，這是整頓資管市場、重塑金融秩序必須面對的問題，也是必須付出的成本，投資者也需做好心理準備。

深改委：促使高負債國企負債率盡快回歸合理水平

缺乏對國企負債的剛性約束是國企杠桿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5月1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召開，審議通過了《關於加強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約束的指導意見》。

會議指出，加強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約束，是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推動國有企業降杠桿、防範化解國有企業債務風險的重要舉措。

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員周麗莎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負債的財務杠桿作用, 可以使企業達到最佳資本結構從而實現市場價值最大，但是負債過高會帶來經營風險，國有企業負債率如果進一步上升，勢必給我國社會運行和經濟發展積累更多的矛盾和問題。降低國有資產負債，符合當前我國客觀經濟形勢的發展需求。

周麗莎稱，國有企業債務大都來自銀行信貸及其他間接融資形式。一些質量不高、缺乏活力的國有企業甚至“僵屍企業”占據部分信貸資源，導致國企產能結構嚴重失衡、杠桿率不斷高企，也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阻力最大的領域之一。

會議強調，要堅持全覆蓋與分類管理相結合，完善內部治理與強化外部約束相結合，通過建立和完善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約束機制，強化監督管理，做到標本兼治，促使高負債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盡快回歸合理水平。

周麗莎表示，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的行業多屬於資本密集型產業，具有高杠桿運行的性質，需求疲弱時易出現產能過剩。因此，需要分類加強國有資產負債約束。加大國企去產能力度，通過推進企業兼並重組、完善現代企業制度、依法依規實施企業破產等措施，有序降低國企負率率。

今年中央深改委的前兩次會議都提到了國企的“去杠桿”。4月2日召開的中央深改委第一次會議明確，要以結構性去杠桿為基本思路，分部門、分債務類型提出不同要求，地方政府和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要盡快把杠桿降下來，努力實現宏觀杠桿率穩定和逐步下降。

2017年，國企已經出現降杠桿苗頭。數據顯示，2017年國企資產負債率為65.7%，相比上一年下降了0.4個百分點。而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為55.5%，相比上一年下降0.3個百分點。

中央企業的降杠桿也初見成效。2017年末中央企業的平均資產負債率同比下降0.4個百分點。國資委已制定了中央企業降杠桿、減負債、控風險的指導意見，明確到2020年前中央企業的平均資產負債率要再下降2個百分點。

在4月16日的國新辦發布會上，國務院國資委副秘書長、新聞發言人彭華崗表示，今年央企去杠桿工作力度還會進一步加大，國資委也將進一步實施分類管控，加強工作督導，加大降杠桿、減負債工作的考核力度，確保今年降杠桿任務的落實。

關於如何促進央企去杠桿，彭華崗表示，如果把資金和資本比喻成經營當中的血液，這個過程可以說是要想辦法止血、補血並造血。

“一是要止血，就是要進一步加大清理不良資產，特別是虧損的資產企業項目。二是要補血，通過債轉股來擴大股權融資，引入各類資本，開展混合制改革、股權多元化改革。三是要造血，進一步推進瘦身健體提質增效，提升管理水平和資金使用效率，提高價值創造能力，不斷增加經營積累。”彭華崗說。

深改委：推進中央經營性國資集中統一監管試點

地方經營性國有資產統一監管進展迅速，而中央國有資產統一監管相對滯後。現在，這一進程將會加快。

5月1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召開，審議通過了《推進中央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經營性國有資產集中統一監管試點實施意見》。

會議強調，推進中央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經營性國有資產集中統一監管試點，要堅持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理順中央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同所辦企業關系，搭建國有資本運作平臺，優化國有資本布局結構，提高國有資本配置和監管效率，有效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實現企業健康發展和經營性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我國國有資產主要包括經營性國有資產(含國有金融資產)、行政事業性國有資產以及資源性國有資產。經營性國有資產主要分為工商、金融、文化、軍工及涉密四大類企業，這四類企業分別由不同的部門代表國家進行管理。

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員周麗莎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從中央層面看，一是由國務院國資委履行出資人職責的部分大型企業集團，基本屬於工商類企業 ；二是由財政部代表履行出資人職責或國有資產監管職能的企業，包括中央金融企業、中央文化企業以及中國郵政集團公司、中國鐵路總公司、中國煙草總公司等企業，涉及金融類、文化類和工商類企業 ；三是由中央有關部門直接管理，財政部負責有關國有資本管理事項的企業，大多屬於工商類企業 ；四是軍工及涉密企業，由相關部門單位直接管理。

由於歷史原因各級國資委對本級政府所有金融資產、文化資產等龐大資產缺乏出資管理權限，這一權力依舊分散在各個部門手中，導致政企不分、政資不分問題仍然存在。經營性國有資產尚沒有實現集中統一監管，還存在多頭管理、職責不清的問題，國有資產出資人權利也未落實到位。

2009年9月，國務院國資委就出臺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地方國有資產監管工作的若幹意 見》。2015 年 9 月 10 日出臺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提出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以管資本為主推進經營性國有資產的集中統一監管，穩步將黨政機關、事業單位所屬企業的國有資本納入經營性國有資產集中統一監管體系，具備條件的進入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

為落實相關部署，同年 11 月國務院又印發了《國務院關於改革和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若幹意見》，明確改革和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總體要求和措施，積極推進經營性國有資產的集中統一監管。這不僅為建立經營性國有資產統一監管奠定基礎，也預示著經營性資產管理體制的改革步入了一個新階段。

周麗莎說，探索經營性國有資產統一監管，實施國有資產統一監管，對經營性國有資產實行全面覆蓋、統一規劃、分類監管，有利於實現政企分開，有利於推動國有經濟布局調整和結構優化，有利於增強國有資產監管規範性和有效性，有利於發揮國有經濟引領作用。

國企改革專家、上海天強管理咨詢有限公司總經理祝波善此前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全國經營性國有資產集中統一監管是為解決國有資產管理“多龍治水”的局面，多年來在完善國有資產管理、促進國企改革發展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實效，但目前也存在著政企不分、多頭管理、原有部門利益格局難以打破等問題。

目前雲南、江西、內蒙、山東、黑龍江、廣東等多地在積極推動經營性國有資產統一監管，部分省份更是將金融國資也納入到地方國資委的統一監管中。

周麗莎稱，全國已有半數省級國資委監管覆蓋面超過90%，部分城市國資委，包括深圳、鄭州等基本實現全覆蓋，上海、廣州、寧波等地區縣國資委也基本完成了這一工作。

“但是，相對於地方國資委，中央國有資產統一監管相對滯後。”周麗莎說。

周麗莎表示，推進經營性國有資產集中統一監管，最直接的挑戰是劃轉資產的質量不佳，一些金融、文化類企業的監管方式與實體企業不同，需要探索不同監管方式。其次是清查資產、確定方案。國有資產清查時，一些歷史遺留問題導致資產確權比較困難。對於公益性和政策性較強的企業，原來隸屬於相關的主管部門，現在由國資委進行監管，主管部門和國資委的監管權利義務、責任需要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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