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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汙泥處理是不惜代價” 中日汙泥處理差距:至少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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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洲汙泥處理中心講解員吉田很享受“汙泥”與“城堡”的巨大反差在參觀者臉上造成的表情變化。(南方周末記者 譚暢/圖)

在日本大阪,舞洲汙泥處理中心由政府投資建設,日常運營完全依靠居民的汙水管理費。在一些地方,汙泥焚燒制磚之後,除了補貼,政府優先購買用於市政建設。在另一家汙泥處理工廠,甚至負責人就是市長,政府部門協作極少“打架”。

名詞解釋

汙泥碳化:通過加溫和加壓釋放汙泥中的水分,同時最大限度地保留汙泥中的碳質。

汙泥熔融:將汙泥高溫熔化,再冷卻固化,這樣處理後的汙泥熔渣性質穩定,重金屬和有毒物質不會溶出。

2016年4月18日,一輛大巴停在了日本大阪市舞洲人工島上的一座“童話城堡”前。

69歲的講解員吉田先生穿著藍色工裝,將一臉錯愕的中國參觀者迎進了會議室。這座有著藍色煙囪、橙色外墻的“城堡”,是他們計劃參觀的舞洲汙泥處理中心。每天,大阪市12座汙水處理廠產生的約四千噸汙泥(含水量98%),通過地下管道流入這里,經過脫水、幹燥、熔融,最後變成25噸無害的黑色顆粒狀熔渣。

自2007年建成以來,舞洲汙泥處理中心已接待參觀者近兩萬人次。吉田很享受“汙泥”與“城堡”的巨大反差在參觀者臉上造成的表情變化。

不過這一次,面對“中國青年豐田環境保護資助行動”研修團(以下簡稱研修團)的連番發問,感到驚訝的反而是吉田。

“你們的問題,我有的答不出來。”吉田不明白,為什麽比起汙泥處理技術和工廠外觀,這群中國人更關心在他看來理所當然的問題:“你們建設、運營的錢從哪里來”“你們廠是事業單位還是國有企業”“你們和政府關系怎麽樣”“不同的政府主管部門會不會打架”……

吉田不知道,這些問題正是中國汙泥處理與處置困境的癥結所在。

汙泥是汙水處理過程中形成的沈澱物,富含大量有毒有害物質及重金屬。中國水處理產業長期“重水輕泥”,住建部城建司水務處處長曹燕曾表示,截至2014年底,中國近50%的城市汙泥未做到無害化處理。

中日差距二十年

就在研修團赴日的一周前,住建部城市建設司巡視員張悅宣布,環保部和住建部即將聯合發布通知,將汙泥處理處置與減排核查正式捆綁,一旦無法核實汙水處理廠汙泥去向,將扣減汙染物減排量。

“文件下來以後,大家會有一定壓力,但是壓力不是直接給各位汙水處理廠廠長的,是給城市政府。”張悅在一個汙泥處理處置的研討會上表示,政策通過把汙水處理廠的汙泥納入總量減排核算,責任落實到地方政府,以此推動汙泥的無害化和減量化。

“汙泥難題不是一天兩天了。”張悅感慨,“我們爭取把它作為一個重點工作,在十三五期間解決了。”

北京市市政工程設計研究總院副總工程師杭世珺至少已為此奔走呼籲了二十年。而中日在汙泥處理上的差距,也“至少二十年”。

杭世珺在1980年代留學日本,研修城市汙水處理。“那時候,日本的(汙泥)焚燒爐都建得滿滿的了。”2016年4月14日,杭世珺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

日本最早的汙泥處置方式是海洋投棄。在1920年代,日本第一座汙水處理廠運行過程中產生的汙泥,就直接傾倒入海。

其後,日本汙泥處理經歷了自然幹燥、脫水填埋等一系列演變。到1960年代,因為征地困難,日本開始推進能快速實現汙泥減量化的焚燒技術。1977年成立了汙泥處理調查委員會,強調汙泥的資源化和再利用。1996年,日本修改下水道法,要求公共下水道管理者用脫水、燃燒等方式實現汙泥減量的同時,應當盡量將汙泥作為燃料或肥料實現再生利用。

據東京大學水環境控制研究室教授、日本下水道協會成員古米弘明介紹,近十年來,日本汙泥年產生量變化不大。2010年,日本全國產業廢棄物總量約3.86億噸,含水率97%的汙泥占約19%,約7471萬噸。

雖有汙泥熔融、碳化等新技術出現,但焚燒依然在日本占據主流。2008年,日本幹汙泥(經過脫水等處理後的汙泥)年產量220萬噸,其中焚燒灰渣占68%。

在進行減量處理的同時,日本很註重汙泥的再生利用。

日本2014年度下水道新技術研究所年報顯示,汙泥有效利用率從1988年的15%,已提高到2010年的78%,2011年37%的汙泥用於制作建築材料。

“汙泥處理在中國的演變過程跟日本很相似,但中日的差距主要不是技術。”杭世珺表示。

中節能博實(湖北)環境工程技術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錢鳴亦有類似觀點,該公司2008年引進日本的汙泥碳化技術。“日本下水道協會把碳化作為替代熔融和焚燒的技術,是比較先進的。我們在引進時也根據中國汙泥狀況做了改進。技術不是問題。”錢鳴謹慎地說,“但是,在推廣過程中還是有一些障礙、一些困惑。”

“我們完全沒考慮要掙錢”

錢鳴遇見的障礙,首先就是汙泥處理處置的費用不足。

“國家在技術政策中明確指出,汙泥(處理處置)的費用在汙水處理費中代收,但代收多少沒有明確界定。既然不明確,政府也就不論技術好壞,反正哪個方法便宜,就先用哪個對付一下。”錢鳴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很多運營汙水處理的公司喊窮,現在汙水處理費都不夠,還拿多少給汙泥呢?”

“我們運行靠的也是居民的汙水處理費。”在舞洲汙泥處理中心,南方周末記者將錢鳴的困惑轉告吉田,得到這樣的回答,“我們完全沒有考慮要掙錢。我們收的(家庭月用水量)10立方米以內550日元(不含稅,約33.6元人民幣)就是根據運營成本核算好的,再向居民收取。”

舞洲汙泥處理中心的建設費用為620億日元,其中六成來自日本國家政府,四成來自大阪政府。建成以後,其日常運營費用不再依靠國家補貼。

在日本,居民需按月用水量交納水道費和下水道費,後者相當於中國居民水價中的汙水處理費。大阪市水道局網站顯示,當家庭月用水量在10立方米以內時,水道費為1026日元,下水道費為594日元(含稅)。在10至20立方米之間,下水道費為66日元/噸(約合人民幣4.04元)。

“大阪的汙水處理費在日本各大城市中是最低的。”吉田強調了兩次。但這個數字已足夠讓他的中國同行羨慕——中國一家產業研究機構的水價數據庫顯示,目前全國36個省會城市及計劃單列市的汙水處理費平均為0.82元/噸。

和中國一樣,日本的汙泥處理費被包含在汙水處理費中。日本國土交通省數據顯示,2012年日本下水道維持管理費共9008億日元,汙泥處理費占5%,即450.4億日元(約27.52億元人民幣)。

“中國排水費(即汙水處理費)就這麽一點,汙泥處理費高了就吃不消。排水費要提高,自來水費就得上去,那就要開聽證會,老百姓又可能不理解你。”上海交通大學固體廢棄物處理處置技術研究所所長朱南文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上海一座汙水處理廠和某水泥集團談一個汙泥建材化利用項目,談了七八年也沒開建,“就是價格談不來”。

朱南文研究過大阪市對汙泥建材化利用項目的支持機制。大野汙水汙泥處理廠(除了舞洲,大阪另外一個汙泥處理工廠)用汙泥焚燒灰制造透水性磚,政府除了按照汙泥填埋的同等價格進行補貼外,還會優先購買用於市政建設,保證銷路。“日本的整套體系都設計好了,不會卡在哪個環節。”朱南文說。

“日本汙泥處理是不惜代價,他們的工程建設成本和運行費用其實比我們高多了。”錢鳴表示。

而在中國,汙泥處理處置費用該誰出,還是一筆糊塗賬。張悅的意見或許代表了目前的政策思路:“(汙泥)無害化治理,政府應該承擔成本。”

“體制差別,沒法借鑒”

“原來,吉田是公務員啊!”就舞洲汙泥處理中心的性質糾纏了將近二十分鐘以後,研修團終於搞清楚了吉田的身份。

舞洲汙泥處理中心隸屬於大阪市建設局下水道部,但負責運營的是一個共同企業體。目前的工作人員共有85人,其中9人是大阪市建設局的公務員,包括吉田在內。

吉田聽不懂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的區別,而汙泥處理廠和政府的關系問題,對他而言也過於微妙。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解釋:“我們是屬於大阪市的,但為了更好地運營,有專門的運營單位。”

在中國,作為第一個將汙泥碳化技術投入商業化運營的企業負責人,錢鳴不僅要處理和政府的關系,還要處理和政府不同部門之間的關系。

“日本的汙泥處理,協同性做得好。比如將汙泥和餐廚垃圾協同進行厭氧處理,咱們國內也有幾個項目,但在實際操作中總有些瓶頸突破不了。垃圾屬於城管部門的,市政汙泥屬於水務部門,汙水處理廠建設屬於住建部,監管又歸環保部,不在一個體系里面,怎麽協同?”

有一次,錢鳴在日本秋田市參觀了幾個固廢處理中心。在其中一個推行汙泥與餐廚垃圾焚燒協同發電的處理中心,他很感慨:“你知道這個中心的主任是誰嗎?就是秋田市的市長!市長是處理中心的一把手,下面的管理體制就比較簡單了。”

在杭世珺看來,目前中國汙泥處理處置最嚴峻的問題,不是缺少經濟杠桿。“這不是我一個專家的意見,大家都認為後門堵死了。”

管理上政出多門。例如目前我國建設部門在汙泥處置上鼓勵土地利用。“問題是,農業部不讓汙泥進土地。建設部門有擬定標準,但農業部不認。東北一個汙泥堆肥廠做得很好,但沒出路。”杭世珺研究了一輩子汙水和汙泥,參與了許多標準制定,她將中國汙泥處理的癥結歸為政府部門間的阻力太大。

赴日研修團中有一位媒體人。在參觀舞洲汙泥處理中心之前,他想寫一篇文章介紹日本的汙泥處理處置經驗。但參觀結束後,他放棄了這個念頭:“體制差別太大,沒法借鑒。”

(感謝中國青年豐田環境保護資助行動的支持)

日本 汙泥 處理 不惜 代價 中日 差距 至少 二十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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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釋放之後,千億生意在哪 汙泥處理:“說不要錢,那是忽悠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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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在江蘇南通的國內首家好氧發酵系統工業化成套裝備工程應用試驗室,正在協同處理汙泥、畜禽糞便等。國內不少汙泥處理處置技術投入使用,都沒有經過實驗。(CFP/圖)

向地方政府施壓的政策出臺之後,汙泥處理處置市場迎來轉折點。但這一行業的商業模式依然是政府補貼,部分企業認為資源化利用之路尚早。

汙泥處理處置市場正迎來轉折點。

繼2015年國家出臺“水十條”,吹響治泥號角之後,2016年2月,環保部和住建部聯合發文,要求將汙泥處理處置納入城鎮汙水處理減排統一監管。這一政策將汙泥處理納入政績考核,旨在向地方政府施壓。這被業內視為“轟動性的政策”。

“十二五”期間,汙泥市場發展不如預期。政策乏力、付費機制不明確等因素導致市場明顯下降。汙泥處理企業一年一個項目的尷尬情況不斷湧現,業內自嘲處於“黎明前的黑暗”。

對於從事汙泥處理的企業而言,地方政府的壓力就是釋放汙泥市場的核心推動力。平安證券2016年5月發布的行業報告預計,2016至2020年,汙泥處理處置市場規模將達到1892億元。

目前,我國汙泥處理行業市場高度分散。從事汙泥處理處置的企業數量雖已達數百家,但尚未出現業界公認的龍頭企業。業內人士預測,汙泥行業的市場格局將在未來五年發生實質性變化,市場集中度上升,領軍企業即將顯露。

“靠汙泥發財,定位不對”

釋放市場是一回事,能從汙泥中賺到真金白銀又是另一回事。雖然資源化利用能部分彌補汙泥處理處置成本,但其核心收益仍依靠政府補貼。

以北京中持綠色能源環境技術有限公司承接的科技部863項目為例,該項目於2012年竣工投產,將浙江寧海縣域內的汙泥、糞便等有機廢棄物集中進行厭氧協同消化處理。如果不考慮收益,每噸汙泥的運行成本在130元至150元。項目運行過程中產生沼氣,處置後的汙泥可作為園林綠化營養土使用。據總經理邵凱介紹,園林企業以約百元一噸的價格收購營養土,“這樣一平衡,運營成本就大大下降了”。

剩余部分仍靠政府補貼。“如果有人和你說,我做汙泥不要國家給錢就能賺錢,這人能得諾貝爾獎。靠汙泥發財,這定位就不對。”

邵凱認為,即便將處理汙泥作為一門生意,首要解決的還是汙染問題。在汙泥穩定化、無害化的基礎上,再考慮通過資源化利用達到經濟平衡。

“這個行業,到哪里都靠居民出錢和政府補貼。”留法博士、華南農業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教授吳啟堂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法國,如果農民想要汙泥制成的肥料,堆肥廠免費送上門,農民不用出一分錢。“農民肯用,企業算撿到了,不然還得花錢填埋。農業利用是資源化利用,已經便宜了,在國外把汙泥拿去填埋、焚燒都比農業利用貴。”

目前,我國汙泥處置主要采用填埋、發酵堆肥、幹化焚燒、厭氧消化等技術,占比最高的處置方式還是填埋。吳啟堂表示,中國的汙泥填埋費用是不合理的便宜。“如果全成本核算,達到環保要求,填埋不該這麽便宜。主要是我們的填埋場有政府補貼地價。”中電環保固廢產業負責人朱士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該公司在南京將幹化汙泥送至電廠協同焚燒,處理費是220元/噸,而填埋僅需50元/噸。

邵凱記得,前些年,有些企業對外宣稱的汙泥處理價格低得嚇人。“甚至有的說不要錢,你讓我來運營就行。說惡劣一點,那就是忽悠政府。”

“現在大家也看清楚了,政府必須在費用和政策上清晰地支持它。隨著技術發展,汙泥處理費用降低也正常,但環保畢竟是花錢的行業。”邵凱希望,政府能清晰地算出合理、客觀、真實的汙泥運行費用,並且給足錢。“否則,本錢都回不來,社會資本怎麽敢往里投?”

有業內人士呼籲完善汙泥處理處置收費體系,在居民水費中明確汙泥的實際成本範圍。江蘇康泰環保股份有限公司運營總監徐一鳴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希望政府能在銀行融資方面提供支持,目前,銀行貸款是汙泥處理設施建設最重要的融資渠道之一。

“技術不是沒問題”

在汙泥行業里,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環境修複中心主任陳同斌自稱“技術派”。不同於“萬事俱備,只差政策”的主流觀點,陳同斌認為,目前中國的汙泥處理處置雖然存在政策和管理問題,但成熟的、適合大規模推廣的成套技術設備和工程實踐並不太多。這也是一個瓶頸,制約著規模化和市場化。絕大多數汙泥無害化工藝中,處理後的殘余物或產物僅僅是一種原料,而不是規範化、標準化的產品。

“很多專家說路不通。路為什麽不通?實際上,技術也不是沒有問題。總想著國外有各種各樣的技術,從原理上和理念上考慮似乎也能適用於中國,但是到中國一落地,就會發現還存在泥質適宜性、經濟合理性和管理水平等問題。”據專註汙泥處理處置領域的網絡評論人“泥客莊主”統計,目前全國已建成的五六十座汙泥厭氧消化裝置,能正常運行的只有幾座。

比如汙泥消化,由於中國汙泥含砂量高,不分解的砂粒會沈積在消化器底端,過一兩年需要清理出去以恢複容量。汙泥消化產生沼氣,與氧氣接觸容易發生爆炸,清理砂粒時需要惰性氣體小心地將沼氣置換出來。“就這件事,你問全中國有幾個人能幹好?”

某市曾花兩個億,從歐洲進口配套水泥窯協同處置的汙泥幹化生產線。一位參與評標的專家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並沒有任何人做過完整的實驗和工程,汙泥該從窯頭還是窯尾扔進去,扔進去會對水泥質量產生什麽影響,沒人說得清楚。

“我告訴他們,可以按你們的意思去評標,但成功的概率不會太大。果然,現在生產中暴露出生產成本高,劣質水泥銷售困難,蚊蠅、臭味、汙水等問題也全出來了。錢不是政府沒給夠,產品不好賣也不能怪市場,其實是很多技術上的細節沒考慮周全。”

對於水泥窯、火電廠而言,協同處理汙泥在經濟上並不合算,而且水泥產品的出路受市場波動的影響也較大。它們更多將汙泥視為一頂“綠帽子”,戴上以降低被關閉的風險。

在這樣的技術條件下,碧水源固廢事業部總經理劉宇甚至認為,汙泥資源化要十分慎重。他現在和地方政府談項目時,就不太喜歡講資源化的故事。“我們處理汙泥盡量閉環,不依賴後端的產業和市場。北京一天產生6000噸汙泥,變成什麽產品能不受市場行情波動,天天賣出去?去年治霧霾關了水泥廠,協同的汙泥上哪去?”

陳同斌認為,中國汙泥產業上下遊打不通,有政策問題,也有技術問題。從產業角度看,汙泥處理技術普遍存在“能用但不好用,不經濟、不方便、不連貫”的問題。他同時表示,處理汙泥不能全靠市場經濟,“經濟效益比較差,不賺錢,但是也必須做。”

政策 釋放 之後 千億 生意 在哪 汙泥 處理 說不 要錢 那是 忽悠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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