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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房地产公司昌盛集团2008年曾上市,虽有高盛“帮忙”仍不成功,最后还欠了高盛2500万美元的债。昌盛集团董事长邹锡昌日前向 《理财周报》透露内情,高盛旗下创投基金GSSIA投资部的人主动找上门,称可以帮他上市。最后签订的协议是:昌盛集团向GSSIA创投基金发行2500 万美元可赎回可转换债券,利率7%;如果不成功,要加罚21%的利息。高盛方面派一个人出任执行董事,参与公司管理。
高盛进入后,天天 叫land bank(土地储备),说一般房地产企业上市都要300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才有胜算,而昌盛只有80万平方米。具体买什么地,高盛与邹锡昌也有冲突。在高 盛力主之下,昌盛竞买了中山广场的一块地。邹锡昌本打算价格超过5个亿就不要了,因为只有2亿多资金,还差5-6个亿。当时高盛派驻的执行董事请示亚太区 总裁Kevien,他说,“不要紧,不就6个亿,我们可以借给你”。
但在花了8.34个亿拍下土地后,高盛却说,“我们高盛有的是钱, 但作为股东,不能够借钱给你,即便是借了,根据联交所的规定,上市之前也必须要还掉,否则就是关联关系”。邹锡昌非常生气,问拍卖之前怎么不说?对方回 答,当时都没有想到。无奈,昌盛花了两个多月时间才找到苏格兰皇家银行,以年息13%借了6个多亿。
邹锡昌认为,就是因为这次借钱,上 市被迫推迟到2008年1月份,最后错过时机导致上市失败。最让邹锡昌气愤的是,由于昌盛集团融资达不到高盛要求的5亿美元,高盛不仅自己不做承销保荐, 而且也不参加路演宣传,甚至不让昌盛提高盛的名,禁止在媒体上说跟他们的关系。对方说,“我们只是CB合伙人,不是股东。”
据邹锡昌事后了解,国内与高盛CB合作最后失败的不止一家,而他是赔得最惨的一个。邹锡昌的教训是,国际投行主要是玩资本,是奔着迅速上市套现来的,根本不会考虑企业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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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三,全球最大太陽能股之一、在美國主板上市的無錫尚德,因拖欠內地九大銀行逾七十億元人民幣債項,被無錫法院宣布破產,消息震動整個財經界。表面上,這是一間從內地「走出去」的民企,因瘋狂併購及管治不善,導致欠下巨債無力償還。實質上,是過去地方政府為谷政績、替企業包底、再由內地銀行向企業無限「放水」濫借的典型案例。「水源」,正是○八年金融海嘯後,中央推出的四萬億元救市方案。不過自今屆人大、政協兩會期間,中國銀監批示內銀要「自己擦屁股」後,無錫尚德這間光伏(即太陽能)公司首當其衝,而九大內銀因其問題巨債,亦紛紛中伏。 記者走在無錫街頭,深深感受到這裡較其他內地城市「先進」:在新發展地區的馬路兩旁,豎滿一支支裝上太陽能板的圓柱;泊在路邊的單車,設太陽能防盜系統,泊車位亦以太陽能運作;無錫尚德位於高新技術開發區的廠房,就更誇張,辦公大樓的整個外牆,裝上了兩塊超巨型的太陽能板,恍如玻璃幕牆,氣勢磅讛。 知名度僅次「無錫排骨」 這家無錫尚德,在Google search上搜查,排序僅次於「無錫排骨」。創辦人施正榮曾是中國首富,更「紅」到出國際,有「綠色英雄」之稱,被英國《缳報》選為「拯救地球五十人」,又被《時代周刊》譽為「環保英雄」。公司在無錫落戶,連帶全國其他太陽能公司亦爭相在這裡設廠,人人富起來。不過,記者上週在無錫街訪,原來現在人人都對無錫尚德恨到「牙癢癢」。「政府很豬頭!破產就好了!」無錫人李小姐說,無錫人都知地方政府在尚德身上,花了過億元,「最討厭這個尚德,政府的錢不就是納稅人的錢!你說是不是?」另一無錫人周先生也嘆道:「唉,我本來就不看好新能源,不好做,都是政府搞的鬼!但這麼容易就破產?」無錫尚德的確是吃無錫政府的「奶水」長大,其起與落,正是內地政府、銀行及企業之間「三角關係」的最佳寫照。 起:政府補助撐腰 ○○年,原籍江蘇、在澳洲研究太陽能電池的「海歸派」施正榮,回流並創立太陽能企業,本想落戶上海,最後被無錫政府的誠意「感動」,落戶當地。連當地的士司機肖先生都知:「當年尚德本來想在上海浦東發展,是無錫政府和市委,硬把這項目拉回來,想把無錫發展成一線城市嘛。上海出什麼條件,無錫出更好,稅收優惠啊、土地啊,這些年來,政府資金、政策都補貼很多。」當時施正榮只須掏出四十萬美元現金,其餘六百多萬美元資金,由六間有政府背景的企業承擔。當然無錫市政府亦有「回報」,成功向中央取得逾億元國家和省市各類科技研發基金,前總理溫家寶甚至曾參觀無錫尚德廠房。這種招商引資的「你爭我奪」,在內地極為平常;私募及創投基金傲揚投資集團總監尹滿華,便體驗過這種「關切」:「大陸鮋地方政府,其實同一間公司無分別,為引資會用盡方法。好似我去常州武進區投資一間公司,剛拍板落實,隔籬市個市長第二日就打來,話如果我取消單deal(交易),搬去佢個市,條件會好一倍!」他解釋說:「佢懐要升官發財,必須要政績,即係就業、稅收,所以會為企業提供稅務優惠和地方,有時連廠都幫你起埋﹗」 承:市值近千億港元 ○五年,無錫政府送佛送到「西」,為尚德成為在美國首間上市民企做好準備,其間控制尚德七成五股權的國有股東集體退出。美國主板上市後,尚德不斷擴充產能,營業額由○五年的二億二千多萬美元,攀升至○八年近廿億美金。一家盈利只有三千二百多萬美元的公司,市值竟然達一百二十億美元,市盈率高達三百七十五倍!意氣風發的施正榮,更曾致公開信給美國總統奧巴馬,希望對方支持太陽能業,稱陽光是人類「與未來溝通的另一種語言」。無錫尚德配股,獲投資銀行高盛、英聯等垂青;由於發展太陽能的原材料、尤其多晶硅的需求激增,價格被推高,他說:「多晶硅由○三、○四年約廿幾蚊美金一公斤,升到去○八年的四百蚊。」為此無錫尚德與多晶硅供應商簽了近六十億美元的十年期貨合約,由此種下了禍根。 轉:內銀借貸「托市」 ○八年一場金融海嘯,就將無錫尚德「打殘」;隨後,海嘯蔓延至歐洲,歐債危機爆發,歐洲國家自己都「勒緊褲頭」,自然削減對太陽能之補貼,加上供應過多,令光伏產品價格插水,對於有一半生意來自歐洲的尚德,可謂屋漏兼逢連夜雨。再者,美國又推出反傾銷稅打擊來自中國的太陽能產品,多晶硅價格暴跌至二十美元,打回原形,令尚德損失慘重。○八年第四季,尚德錄得季度虧損六千五百萬美元,毛利率僅百分之零點六。這時內地宣布四萬億救市方案,一眾內地銀行大力放水,為無錫尚德等民企製造「巨型水泡」。同時間,北水南調,不少公司打覑「新能源」的旗幟,亦排隊來港上市抽水,如大唐新能源(1798);另一方面,從事環保電廠的保利協鑫(3800)亦「轉投」太陽能發電懷抱,加上其他光伏股,一時間「五光十色」。翻開尚德的年報,銀行貸款由○五年上市時只有五千六百萬美元,增至去年八月底的十四億四千萬美元﹙約九十一億元人民幣﹚,七年間激增二十五倍,負債比率突破百分之百。 結:爆煲無力挽 來到中國銀行的無錫分行,職員徐小姐直言,中行是尚德的「頭號債主」,「以前銀行批得很鬆,尚德來借錢,沒有東西做抵押,全是信用貸款,政府扶植的企業,怎想到會破產呢!為了發展業務,就算出問題,也得放貸,有政府在背後撐覑嘛,以為尚德千年不還,萬年不賴!」年報顯示,○五年至一一年期間,中國銀行供尚德借取的信用貸款,達三十四億元人民幣,而國家開發銀行,亦在一一年底尚德股價跌至幾毫時,批出十九億元人民幣信用貸款,當中還未計由兩間銀行牽頭、達十二億五千萬人民幣的銀團貸款,讓尚德繼續以收購自救。不過,一名審閱過尚德資產的會計師質疑指︰「不斷收購,提升產能,賭市場需求,肯定輸鰦!點解銀行咁驚?如果鱓錢買鮋係無形資產、技術同產能,咁真係貼牆紙好過!」去年尚德榮登財富中國500強「虧損榜」第二位,為一眾走向行業低潮的太陽能股,如保利協鑫、興業太陽能(750)等,敲響警鐘。不過施正榮繼續錢途「光明」,與公司有多宗關連交易。一○年,尚德與亞洲硅業簽署了總額達十五億美元、為期七年的長期供貨合約。翌年五月,亞洲硅業卻明目張膽成為施正榮家族的控制企業;搵銀模式與一眾民企老闆「相似」。 四萬億救市「埋禍」 中行及國開行充當「大好友」,某程度獲地方政府擔保;去年九月,無錫市時任市長朱克江親自出面,要求銀行拯救,免得尚德破產,無錫市臉目無光。不過今年全國人大、政協兩會,要求整頓銀行業後,就以無錫尚德突然破產告終。投資銀行德銀估計,中銀過去向太陽能企業的借貸總額達二百億元人民幣,分分鐘凍過水。內地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王增武直言,○八年金融海嘯後、內地銀行「大放水」,能否收回成為疑問︰「四萬億資金主要經商業銀行流到市場,去到基建項目、高新技術企業等,銀行壞賬風險值得關注。」基金經理尹滿華說得更白︰「尚德係龍頭企業,信譽高,政府都要靠佢交稅,就算有咩事銀行都覺得政府會包底,所以一定易借錢。今次政府無俾錢救,真係好意外,市場好大回響。相信中國政府未來方向,都係會『減少干預』o架!」屆時內銀的貸款質素,便徹徹底底露出水面。 國開行真面目 國家開發銀行近年「大水喉」的姿態惹人注目,如為港交所(388)提供高達一百四十億港元信貸額度,「鯨吞」倫敦金屬交易所。另外,去年底泰國正大集團有意接手礇豐(5)的平保(2318)股票,有傳亦由國開行向正大提供貸款,涉資四百四十億港元。「大水喉」如此豪氣,背後當然有靠山。國開行董事長陳元乃中共元老陳雲之子,而陳雲與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皆是中共八大元老,關係密切。陳元更於本月中結束之政協會議中,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於九四年成立的國開行,亦有「中國第二財政部」之稱,過去投資於「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新農村建設」、「走出去」等大型基建項目,於一一年的貸款額高達五萬五千億元人民幣。故此,國開行批出的貸款,往往被市場視為國家行為,地位昭然可見一斑。 |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領導的政府本是為了削減債務而啟動增稅計劃。這項計劃如今受挫,不但明年的增稅行動被迫推遲了18個月,還可能迫使安倍政府再度為了刺激經濟增加發債。日本財政的困境未能緩和,政府違約的風險不減反增。
日本政府債務目前約為1000萬億日元(約合8.5萬億美元),彭博統計,日本的公債與GDP之比已高達226%,穩居世界第一。按原計劃,今年4月上調銷售稅後,日本的政府稅收將會增加。日本投資機構Mirae Asset Global Investments Co.和美國經濟研究咨詢機構High Frequency Economics等機構均預計,增稅導致日本消費大跌,經濟陷入衰退,日本政府將不得不為了提振經濟增加發債。
本月公布數據顯示,日本三季度GDP環比年化增長率下滑1.6%,遠不及市場預期的增長2.1%。在二季度大幅下滑7.1%後,日本GDP增長再次減速,四年來第三次陷入經濟衰退。
日本共同社評論稱,三季度GDP印證了4月消費稅上調後經濟低迷,安倍政府曾樂觀預計,今年夏季前後經濟將重返增長軌道,這一結果表明“安倍經濟學”已窮途末路。
日本財務省網站公布,在始於今年4月1日的2014財年,安倍政府計劃以發售證券融資181.5萬億美元。這一創紀錄的計劃融資額幾乎等於澳大利亞一年的GDP。
迫於國內經濟下滑、尚未擺脫通縮威脅的壓力,安倍上周二宣布,原定明年上調消費稅的日程推遲18個月,並於上周五解散眾議院,提前舉行議會選舉。
在安倍宣布推遲增稅後,日元匯率創七年新低。同時,保護日本債券違約的日本國債CDS價格連續八日上漲,體現出市場預計未來日本政府違約風險增加。
日本財務大臣麻生太郎上周表示,在增稅推遲18個月後,政府更難以達到2020年實現財政盈余的目標。此前他曾說過,達到這一財政目標“非常困難”。
據彭博報道,管理620億美元資產的Mirae Asset旗下基金經理Will Tseng透露,他會遠離日本債券。Tseng在郵件中寫道:
“(日本)政府的政策已經失敗。為了幫助經濟,他們還會發行更多的債券,增加印鈔。他們陷入了真正的惡性循環。”
High Frequency Economics的首席經濟學家Carl Weinberg預計,日本會回到為刺激經濟增長而增加發債的老路。現在日本要做的是允許移民,避免國內人口不斷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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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七大國有煤炭集團負債總額已超過萬億,體量相當於山西省2015年的GDP。(CFP/圖)
2016年4月以來,山西省的煤炭企業連續發生多起債務違約以及債券暫停、取消發行情況。
巨債壓頂之下,山西銀行業不得不通過寬松信貸,及發行債券,幫扶困難企業渡過難關,並使“僵屍企業”有序退出。
上世紀末曾幫助山西煤炭國企脫困的“債轉股”,有機會卷土重來。
目前,七大國有煤炭集團負債總額超過萬億,體量相當於山西省2015年的GDP,總體資產負債率達80%,山西煤炭的債務大部分在銀行。
“上個禮拜,基金經理打電話給我,他們非常擔心。”近日,山西一家國有銀行的高管任東風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其所在銀行幫山西一家煤炭企業承銷了債券,打電話詢問的基金正是債券持有者,基金經理關心即將到期的債券能否兌現。
這是山西債券市場最緊張的時刻。2016年4月以來,據不完全統計,山西煤炭企業已連續發生兩起債務違約以及三起債券暫停、取消發行事件。
中煤集團子公司山西華昱能源有限公司4月6日正式宣布,其一筆本息共計6.38億元的短期融資券違約。這是首家煤炭央企出現債務違約,中煤是中國第二大煤炭生產企業。所幸有驚無險,經過多方籌措,幾天後該公司得以足額償付本息,並支付了違約金。
然而,另一家違約的安泰集團就沒有這麽幸運了。4月8日,安泰集團(600408.SH)發布“銀行債務逾期”公告稱,從2015年底開始,受宏觀經濟和行業形勢的嚴重影響,安泰集團陷入了流動資金緊張、銀行貸款逾期並且不斷新增的漩渦中。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計銀行貸款等債務逾期3.9億元,目前正在與債權銀行協商解決。
安泰集團是山西介休市一家民營的大型選洗煤、焦炭企業,旗下擁有一家上市公司,正常運營的時候,擁有員工十幾萬人。
安泰集團債權銀行一位知情者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安泰集團貸款總額一百多億,實際上經營並沒有遇到太大的問題,但由於煤炭已被銀行視為“壓縮退出行業”,許多小銀行紛紛抽貸,導致最後“抽不動了”,大的貸款到期也還不了了。
像安泰這樣的大型民營涉煤企業在山西已經不多。2008年,主要出於安全因素的考量,山西啟動了煤礦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整合。在這個過程中,大部分民營煤礦因不符合產能規模的要求,被兼並進入省屬七大國有煤炭集團。
煤炭市場的自然榮枯周期是“十年上坡,十年下坡”,私募基金中經豐利CEO王豫剛長期跟蹤研究山西煤炭產業,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2009-2011年的煤炭繁榮周期頂峰,山西大型煤炭集團大量整合中小礦井。再疊加2011-2013年高達13%-15%的市場實際融資利率,一些民營煤炭企業通過信托、民間信貸等方式獲取資金的融資成本甚至達到20%。
2014年開始,眾多擴建、新建產能開始釋放,再加上下遊鋼鐵、化工、水泥普遍產能過剩開工萎縮,導致煤炭企業不斷降價保量。這是煤炭企業現金流近年來急劇惡化,被迫舉債維持經營的重要原因之一。
山西煤炭的整體債務情況未曾披露,但因國企負債占了大頭,所以可從省屬七大國有煤炭集團中窺出個大概。
目前,七大國有煤炭集團僅公布了2015年前三季度的財務數據。焦煤集團、同煤集團、潞安集團、晉煤集團、陽煤集團、晉能集團、山煤集團分別負債1984.82億、2107.06億、1494.56億、1694億、1723.35億、1728.94億、725.24億,負債總額超過萬億,體量相當於山西省2015年全年的GDP,總體資產負債率達80%。
“60%在銀行,40%是債券之類的。”據任東風估計,山西煤炭的債務大部分仍在銀行。但從去年開始,銀行開始轉化手中的煤炭債務,主要是幫助國有煤炭集團發行債券。債券的持有者大多是銀行、保險、信托等機構投資者,基金也持有一些,像債券型基金最終將被個人投資者所持有。
信達參股的28家企業,大多現金流難以覆蓋利息,還要舉借更多債務,進入“龐氏融資”的企業有13家。
多位山西銀行系統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除了發行債券,從2015年開始,山西銀行業向煤炭企業實行了較為寬松的信貸政策。
如過去正常的情況下,貸款到期後,銀行要先從企業收回款項再放貸。後來企業到期還不了,就給企業做“展期”,也就是延長還貸期限;還有一種方法是“再融資”,即企業從銀行借新的貸款還舊的貸款。
可是如果前兩種方法都用了,企業還是還不了利息,正常情況下這筆貸款應立刻劃為不良貸款。但是現在,銀行仍然會把利息款借給企業。
“利息都還不了,銀行還借錢給你,實際上是把銀行的風險敞口放大了,這不正常。”一位國有銀行信貸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擔憂。
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在上一輪“債轉股”時,擁有了數百億煤炭企業股權。從2012年起,信達在28家參股企業中,選取了17家規模較大的企業展開統計。結果顯示,現金流難以覆蓋利息,還要舉借更多債務,進入“龐氏融資”(即債務人的現金流既不能覆蓋本金,也不能覆蓋利息,債務人只能靠出售資產或者再借新錢來履行支付承諾)的企業有13家。
隨著煤炭等產能過剩行業風險蔓延,企業和銀行只能攜手共渡難關。截至2015年底,山西省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良貸款余額為881.65億元,較年初增加123.62億元,不良貸款率4.75%。山西省副省長王一新指出,信用風險已逼近警戒線。
“銀行的信貸員現在一半時間都花在追要利息上。”在民營煤炭產業集中的山西省古交市,熟悉當地煤企生態的王誌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古交幾十家洗煤廠目前僅剩一家,還是處於半停半生產狀態。而這家企業在2015年的時候,只有一個月正常還過利息,欠息最多的時候達三四百萬。
他還透露,古交民營的涉煤企業,貸款已經很少有正常的,大部分都處於“關註期”,如果情況再惡化就是不良貸款。
“達到一定規模的企業不想死,從銀行的角度講,只要有一線希望,他們也不想讓企業死。”王誌說,目前山西提出的口號是“以化解優先”,在化解的基礎上“能不進不良就不進”,因為一旦劃入不良貸款,銀行無論如何都有損失。
銀行的損失,不僅是將不良資產打包賣給“壞賬銀行”時,打折打得很厲害。更重要的是,銀行在煤炭企業的抵押物處置方面處於弱勢。煤炭行業抵押的資產大多是采礦權、機器設備等,這些抵押物的市場價格在不斷波動,銀行無法進行預估。任東風拍賣過五年前估值非常高的私有采礦權,但現在這個形勢下,“無人接手”。此外,因為涉及國有資產流失問題,如果作為不良資產,處置起來非常麻煩。
任東風說,國有煤炭集團大約有20%的貸款都是沒有任何資產抵押的信用貸款,“抵押也沒什麽太大意義,將來你怎麽執行呀?”
山西煤炭業債務風險目前主要集中在民營企業身上,對於中大型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銀行還會盡量保持原有貸款額度。
為進一步控制風險,在山西銀監局的統籌推動下,4月13日,十家代表銀行聯合成立的“債權人委員會”在山西省正式落地,希望鼓勵銀行一致行動,共同幫扶困難企業,並使“僵屍企業”有序退出。
依據這一制度,截至2015年年末,在三家及以上銀行業金融機構進行債務融資,且債務融資余額在5億元及以上,或債務融資余額1億元以上,但已有不良或產生逾期的企業、企業集團,今後均需成立“債權人委員會”。
據《山西晚報》報道,山西省轄內亟須組建債權人委員會的企業共有233戶,主要分布在煤炭、鋼鐵、焦化、電力、交通等主導行業。
多位受訪者認為,山西煤炭業債務風險目前主要集中在民營企業身上,國有煤炭集團雖然困難,但風險可控。
“‘債權人委員會’主要是針對中小企業協調,五大煤炭集團只不過是掛個名而已。”參與“債權人委員會”組建的銀行業人士許小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對於暫時遇到困難的中小企業,銀行將共同幫扶,實在難以救活的,法律上采取債務保全這種方式進行處理,主要防止企業在剝離債務的過程中逃廢債,給銀行帶來損失。
而對於中大型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銀行還是會盡量保持原有貸款額度,不會增加也不會減少。國有銀行對山西煤炭企業整體的授信額度余地很大,例如截止到2015年9月末,同煤集團有銀行授信額度合計1812億元,其中還有995億元剩余未用。
“我們也想收緊貸款,但是我們不能這麽做。”許小平解釋,因為一家銀行收貸款,全部銀行都會去收,而任何一家國有企業倒下,都很容易引起連鎖反應。“銀行違約還好說,債券違約就特別嚴重。”
在王豫剛看來,山西煤炭企業只要還能支付銀行利息就可以了,畢竟比起1994-2001年上一個煤炭下行周期,情況還是要好不少,無論是煤炭企業還是各級職工,都在“黃金十年”積攢下了一定的家底,比如企業的采礦權基本實現資本化,同時煤炭集團旗下均有上市公司。
2016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山西省長李小鵬在代表團開放日活動上表示,山西省就是要通過淘汰一批、延緩一批、重組一批、廢除一批、核減一批等方式,堅決化解過剩產能、提升優質產能。
許小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究竟是主動去產能還是被動去產能,在山西一直存有很大爭議。主動去產能即完全按照市場規律來,被動去產能則“要承擔很多東西”,尤其像並購重組,需要許多資金運作,這些資金最終要有獲利。最為棘手的是,並購方要承擔全部的債權債務,還要安置被並購方的員工。
王豫剛認為,與內蒙古等地的煤炭企業不同,山西的煤炭企業規模大,有的甚至一家企業就是一座城市,“市場化解決”就意味著地方社會秩序受到較大影響。而始於2008年的煤炭整合,私人煤礦退出,國有七大煤炭集團高位接盤,可能正是山西煤炭困局的根源。
2016年1月4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奔赴山西,實地考察煤炭、鋼鐵兩大行業的運行情況,並主持召開多省主官、煤鋼企業負責人的去產能座談會。內蒙古自治區主席巴特爾在會上匯報時表示,盡管產能過剩,但內蒙古過剩產能的企業中,基本為民企,他們也不找政府要什麽支持,內蒙古不存在這方面的壓力。
而山西則不同。山西省煤炭工業廳近日發布公告,要求全省所有煤礦在國家法定節假日和周日原則上不得安排生產,嚴格以276個工作日組織生產。還將減產份額逐個攤派在全省562座煤礦身上,減產量占2015年山西原煤產量9.44億噸的25%。
在化解過剩產能期間,中央財政每年支出1000億元,主要用於煤鋼企業的職工安置,幫助煤炭鋼鐵等行業渡過難關。許小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山西已經獲得部分財政資金。另外,省里也要配套一部分資金。
信達手中持有的多家山西煤企股權至今未能處置變現,客觀上造成了信達與煤企及地方政府的“雙輸”局面。
上世紀末的國企“三年脫困”改革期間,大批經營困難的國企通過“關停並轉”退出市場,銀行也積累了巨額不良貸款。眼下被熱炒的“債轉股”,彼時也曾廣泛運用於山西煤炭國企脫困,即把原來銀行與企業間的債權債務關系,轉變為資產管理公司與企業間的股權關系。
當時銀行剝離的不良貸款,由1999年成立的專司不良資產處置的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接手。其中,信達資產管理公司成為處置煤炭企業不良資產的主力。它接手了山西、安徽、河北等地的煤企股權,一躍成為“中國最大的煤老板”。在山西,信達就同時持有同煤、陽煤、晉煤等煤炭集團股份,如果按照當時的談判價格執行“債轉股”,信達也將成為山西各大煤企的控股股東。
但是隨著2001年中國加入WTO,開啟“煤炭黃金十年”。各地“債轉股”煤企以及地方政府認為信達占了便宜。為此,雙方一直沒能將“債轉股”落地,直到2005年,獲得采礦權作價補充資本金的山西煤企重新奪回“控股權”,雙方這才簽署協議。其中,信達持股比例最高仍然達到了40%。
然而至今,信達手中持有的多家山西煤企股權仍未能處置變現,客觀上造成了信達與煤企及地方政府的“雙輸”局面。
信達持有的是煤炭集團股權,不是上市公司股權,而煤炭集團多數負擔重,盈利差,再加上制度因素,即便後來達成“債轉股”協議,信達長期以來也難以獲得分紅收入。
同時由於信達持股比例較高,通常在煤企具有“一票否決權”。而煤炭集團自2008年整合後,需要大量建設資金,大體的思路是希望將集團資產註入上市公司,從二級市場進行融資。但信達顯然不願意看到優質資產不斷從集團剝離。
王豫剛認為,作為上市公司而言,其對國有控股股東最重要的職能就是融資,實際上今日山西各煤炭集團的資金困局,與5年前行業高峰期未能利用好上市公司平臺進行大量股權融資有直接關系。
他還指出,歷史上,山西解決較好的“債轉股”案例是中煤平朔,中煤集團通過回購中國銀行在安太堡露天煤礦的股權及債權,實現了中煤能源的整體上市。此外,信達在冀中能源、開灤股份和盤江股份上的退出,則是通過集團股權置換上市公司股權來實現的。
如今,信達想要退出山西煤企依然有兩個選擇,一個是把股權轉讓給山西省國資委,另外就是置換成上市公司股權。而這兩種方案都涉及最頭疼的定價問題,在煤炭周期低迷的現在,定價則更為艱難。
2016年“兩會”期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記者會上提出新一輪“債轉股”,他表示,可以通過市場化債轉股的方式來逐步降低企業的杠桿率。
此輪“債轉股”的對象聚焦為有潛在價值、出現暫時困難的企業,以國企為主。這類企業在銀行賬面上多反映為關註類貸款甚至正常類貸款,而非不良類貸款。也就是說,此輪債轉股,並不支持過剩產能“僵屍企業”參與,同時財政不再兜底。
山西的煤炭國企並非沒有機會。據王豫剛分析,此輪“去產能”山西各集團更應該借鑒“神華模式”。央企神華是集鐵路、航運、港口、煤炭、電力、化工、冶金,以及產融結合於一身的能源集團,具備自身對沖能力。上一個煤炭低谷,正是神華大幹快上的時候,神華的煤礦、電廠、鐵路不斷投產,技術上幾乎領先兩代,從而迫使其他競爭對手退出競爭。
許小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山西正在研究新一輪“債轉股”,不過僅限於小範圍討論,還沒有拿出最終文件。
(應受訪者要求,任東風、王誌、許小平為化名)
規模高居全球首位的中國非金融企業債務問題引人關註。如IMF第一副總裁利普頓此前對第一財經記者強調了其對於中企債務的擔憂,“中企業債務約占GDP的145%(而2010年不足100%),顯著高於國際平均水平。”
中國企業去杠桿迫在眉睫。然而,在企業總杠桿率不斷攀升的情況下,我國中小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並沒有顯著改善,“流動性陷阱”的擔憂已經浮現。上述矛盾暗示著,我們需要對中國企業債務的構成做更為細致地研究。就此問題,同濟大學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去年新晉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得主鐘寧樺接受了第一財經的專訪,他認為,中國大量負債集中在幾千家企業上,而大量企業在過去十幾年中的負債率在持續下降。
少數企業急速積聚大量負債
中國企業負債分布高度不均是鐘寧樺研究強調的重點。他考察了兩個不同的數據庫,一個是1998-2013期間近400萬個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據庫。2013年,在該庫中總共有35萬家企業,所有企業的負債總額為49.1萬億,其中負債最多的500個企業的總負債就超過1/4(為13.5萬億),負債最多的2000個企業的總負債接近一半(為23.5萬億)。另一個是我國上市企業數據庫,2015年,我國上市公司的總數是2268家,他發現,其中負債最多的50家企業的總負債就高達11萬億,占到當年所有上市公司負債總額的一半以上(54%);負債最多的300個上市企業的總負債達到16萬億,占到負債總額的82%。
此外,如圖1所顯示的,負債最多的這50家上市企業在2006年時的負債總額約為1萬億,在之後的9年中,這50家企業的新增負債近10萬億,這意味著,它們平均每年新增負債1萬多億。
在上市公司中,負債最多的單個企業是中國石油,這一家企業2015年的負債就達到1萬億元人民幣。負債排名2-6位的企業依次是:中國建築、中國石化、中國鐵建、中國中建和中國交建,這5家企業的負債總額超過3萬億元。圖2顯示,在過去十年中,這6家企業的總負債都在急劇上升。
負債也高度集中在幾個行業中:2014年,在我國上市公司中,建築業企業負債總額3.5萬億,采礦業企業負債率總額3萬億,房地產業2.7萬億,公用事業1.7萬億,交通運輸業1.2萬億。將這幾個非制造業行業的上市公司的負債加總,高達12萬億。
大量非上市企業的資產負債率不斷下降
除了上述負債率高企的國有企業,鐘寧樺的研究認為,1998-2013年期間,我國大部分非上市工業企業的負債率其實是在不斷下降,在這16 年中呈現出了顯著的、整體性的“去杠桿”趨勢,因此不應該以“一刀切”的眼光來看待“中國企業巨債”。
圖3分析了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據庫中近400萬個企業樣本的平均負債率(即,負債總計/總資產),該比率從1998年的65%持續下降到2013年的51%,即15年間下降了14%,平均每年下降近1%。
鐘寧樺按不同的期限把負債作了區分,發現平均短期負債率(短期負債/總資產)從1998年的55%下降至2013年的47%;如圖4所示,平均長期負債率(一年期以上負債/總資產)從1998年的11%降至2013年的6%。
鐘寧樺的研究隨後按不同的口徑把這400萬個企業樣本進行分類,並給出詳細的統計描述。經過反複考察,他研究得出了以下結論:
一是大企業的負債率小幅下降,而中小企業的負債率大幅下降。
大企業與中小企業的劃分是按照2003年國家經貿委、國家計委、財政部、國家統計局研究制訂的《中小企業標準暫行規定》,將從業人員2000人以下、或營業收入3億元以下、或者資產規模4億元以下的樣本劃為中小企業,否則為大企業。圖5顯示,大企業1998年的平均負債率約為61%,中小企業為65%;到2013年時,大企業的平均負債率降至57%,而中小企業下降至51%。即中小企業的負債率有明顯的下降趨勢。
二是重工業企業負債率的下降幅度一般要比輕工業企業小很多;公用事業企業的平均負債率呈上升趨勢。
按國民經濟行業分類標準的二級行業可以將所有樣本企業分成39組。整體上,鐘寧樺的研究觀察到,重工業企業的平均負債率下降的幅度要小很多。比如,圖6中畫出了幾個典型行業的平均負債率。其中,農副食品加工業從1998年近72%驟降到2008年的47%。而屬於重工業的煤炭開采和洗選業的負債率從61%降至2009年的49%,隨後又上升至2013的58%。此外,公用事業企業即包括電力、熱力、燃氣、和水的生產和供應類企業的平均負債率都有一個顯著上升的趨勢。圖6中就顯示,水的生產和供應企業的平均負債率從40%上升至55%。
三是東北和中部地區企業的平均負債率下降的幅度最大,超過20%;東部發達地區企業的平均負債率相當穩定。
圖7顯示,東北、中部和西部地區的平均負債率在1998年時非常接近,都在69%左右。然而,到2013年,東北和中部地區的負債率大幅度下降至45%左右,下降24%;西部地區下降14%至55%左右。東部地區的平均負債率的下降幅度最小,從1998年63%下降至55%。這一事實和近期各地的經濟增長速度一致,即東北和中部的增速低於東部和西部地區。
他隨後對每個省的平均負債率都做了考察,圖8顯示,有五個省份的負債率比較穩定,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廣東和浙江。此外,西藏是所有省份中唯一的一個平均負債率顯著上升的,不過西藏在1998年的初始水平很低。
四是國有企業的平均負債率始終高於私營企業,私營企業基本高於外資企業。在各類企業中,國有企業平均負債率的下降幅度最大。然而,存續時間長的國有企業的平均負債率是穩定的並且在2009年之後上升。
這是按企業的登記註冊類型對全樣本做分組,然後考察不同所有制企業的平均負債率所得出的結論。圖9顯示,國有企業組的平均負債率從1998年的73%下降到2013年的62%;私營企業組從58%下降到50%,外資企業組從55%下降到50%。國企的平均負債率始終顯著高於私營,而私營基本高於外資。此外,值得註意的是:私營企業越來越難借到錢,這個趨勢似乎從04年附近就開始了,而不是從2008年金融危機後才開始的。
圖9還顯示,在99-13期間內,國有企業的負債率的下降幅度是最大的。然而,關於企業的所有制和資本結構之間的關聯,更有趣的結果是在圖10中。圖10描述了1998-2013期間持續存在的、穩定的企業的負債率,國有組從1998年的59%上升到2013年的62%;而其他所有制企業組的負債率都是下降的。
五是在主板上市的制造業企業的平均負債率不斷上升;2009 年之後超過非上市公司。
這部分加入了我國在主板上市的制造業公司。圖11顯示,這些企業在1998年的平均負債率是39%,處在較低的水平。這點不難理解,上市公司通過股權融資方式籌集到了大量的資金,因此其債權融資的比例通常更低。然而,圖11中更重要的一個發現是,上市制造業企業的平均負債率在以一個很快的速度上升;在2009年達到55%,和非上市制造業企業的平均負k債率相等,並在2009年之後超過非上市公司。
與前一部分的圖表合在一起,這些圖表和研究結論說明,我國企業負債率的上升主要集中在大型、國有、上市的公司上。而大量中小、民營、非上市企業的負債率卻持續下降。
“流動性陷阱”與去杠桿
上述這些分析雖然是簡單的統計描述,但對於討論我國企業的去杠桿問題卻可能提供了的一些基礎。這些分析也解釋了近期的一個熱點問題,即“流動性陷阱”。
近年來,我國廣義貨幣供應量M2激增,2008年末,M2僅為47.5萬億,而至2015年末,M2達到了139萬億;即7年內,M2激增了90萬億。M2與GDP的比值也從2008年的1.5倍上升到2015年的2倍以上。然而,“金融不支持實體”的現象越來越突出。根據英國Economist雜誌最近的一篇報道的估計,在2008年危機前,我國1元錢的新增貸款能創造1元錢的GDP,而現在則需要4元錢的新增貸款。
我國國有銀行的放貸偏好或許是其背後主要的原因——在央行釋放流動性後,國有銀行為了規避風險,將資金源源不斷地貸給了大型、國有企業,以及外部融資約束最小的上市公司;反之,大部分企業並沒有受惠於當下的貨幣政策。
鐘寧樺向記者表示,這些分析說明,我國經濟高杠桿是一個突出的結構性問題,對於這樣的問題,大而一統的貨幣政策,無論是緊縮的、還是寬松的,都可能會是低效的、甚至會加劇已有金融資源錯配問題的嚴重程度。
他認為,對於這樣的“結構性”的問題,需要“結構性”的政策來解決。首先,必需果斷地在低效的地方“去杠桿”;為此,需要持續推進國有企業改革,“關停並轉”,以真正實現二十多年前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目標。
同樣重要的是,要在高效的地方“加杠桿”;為此,必須逐步糾正現有金融中介、尤其是銀行體系配置資金的低效,並削弱非市場化的力量。需要繼續推進我國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中介的市場化改革,使得寶貴的信貸資源能真正配置到有現實生產力、有足夠資本回報率的企業中。
鐘寧樺說,在當前我國整體經濟結構轉型的大背景下,增量資金的配置效率事關我國未來中長期的經濟增長的潛力;而在當下那麽高的總負債率的情況下,新增信貸又是特別寶貴的資源,需要善加利用。若能不斷糾正結構性的失衡,則能夠為我國的經濟增長激發出新的動力和活力。
中國經濟正在尋覓那個“L型拐點”,而對於中國的未來,業界、學界人士的觀點從未如此一致——中國巨債、國企改革是關乎經濟未來的第一關鍵。
這一共識也不斷在各大討論中得到驗證。10月16日,題為“十字路口的中國經濟——機遇與挑戰” 的複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舉行。“未來中長期的增長前景,受到三個威脅——第一就是現在巨額的債務存量,怎麽破解?”複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表示,中國的債務當中,超過一半的信貸增量實際上是用於對債務的再融資,而利息展期的負擔也越來越重。
與之緊密相關的則是國企改革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李揚此前曾表示,鑒於在中國這些債務主要是國企的,因此處理債務問題要和國企改革密切結合。“目前的市場化債轉股可能是降杠桿的路徑之一。”九州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鄧海清在論壇期間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就在10月16日,雲南錫業集團(控股)有限責任公司(下稱“雲錫集團”)成為A股第一家直接參與市場化債轉股的上市公司。
聚焦債務的結構性問題
如果要去杠桿,首先要看清的無疑是杠桿在哪里,而後才能對癥下藥。
“我認為中國債務本身是一個結構性問題,它最主要的本質就是資本在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之間的錯配,事實上居民、政府債務並不高,企業債務非常高,而企業債務中60%~70%是國有企業債務。民營企業過去十年在去杠桿,而真正加杠桿的是國有企業。”麥格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胡偉俊在論壇期間表示。
具體而言,同濟大學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鐘寧樺此前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根據其考察的中國上市企業數據庫,2015年,我國上市公司的總數是2268家,其中負債最多的50家企業的總負債就高達11萬億元,占到當年所有上市公司負債總額的一半以上(54%);負債最多的300家上市企業的總負債達到16萬億元,占到負債總額的82%。而這些企業多是國有企業。
在上市公司中,他發現,負債最多的是中國石油,這家企業2015年的負債就達到1萬億元。負債排名2-6位的企業依次是:中國建築、中國石化、中國鐵建、中國中建和中國交建,這5家企業的負債總額超過3萬億元。在過去十年中,這6家企業的總負債都在急劇上升。而除此之外,“我國大部分非上市工業企業的負債率其實是在不斷下降的,在這16 年中呈現出了顯著的、整體性的‘去杠桿’趨勢,因此不應該以‘一刀切’的眼光來看待‘中國企業巨債’。”鐘寧樺告訴記者。
國企龐大的債務也導致了高昂的再融資成本。張軍引用標普分析師的數據表示,中國信貸增長中,超過一半增量是用於債務再融資,“事實上,融資規模增速已經兩倍於GDP的增速,這也是因為債務存量過大,負債利息滾動速度很快,債務展期導致利率很高。”
張軍稱,“一位加州大學教授的研究測算顯示,這兩年債務存量產生的利息理論上等於當年GDP增量的兩倍。該教授表示,2013、2014年由債務存量產生的利息就要超過10萬億元。可見,再融資就變得十分重要。”
在張軍看來,目前中國社會融資的規模不僅存量很大,而且增速並未真正放緩,但GDP的增速卻沒有加快。如果這個現象持續,其可能會不斷吞噬可以用於經濟增長的資源,所以必然會達到一個天花板。“因此中國金融面臨一個巨大的挑戰——要維持未來增長的潛力,我覺得在債務問題上面,真的要做大量的工作。”
市場化債轉股推進
作為化解上述難題的途徑之一,市場化債轉股當前也正在進行。
胡偉俊對記者表示,中國延續現有趨勢,其債務對GDP之比可能在幾年內突破300%。屆時,政府可能需要通過債務重組來減少國企需要償付的利息,例如債轉股。
10月10日,國務院同時公布《關於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意見》和《關於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通過債轉股,將為負債率高企的企業提供了一條化解債務風險、降低杠桿率的通道。
對此,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院李錦對媒體稱:“目前部分國有企業負債高,風險大,債轉股主要針對的就是國有企業。此前各界對是否開展債轉股的爭議比較大。此次文件對開展債轉股開出了‘負面清單’,估計能夠開展債轉股的企業主要會集中在過剩行業的龍頭企業。”
10月16日,雲錫集團與建設銀行在北京簽訂總額近50億元的市場化債轉股投資協議。雲錫集團在過去三年累計虧損超60億元,三年前凈資產為150億元,現在凈資產不到100億。
雲錫集團董事長張濤在協議發布會上稱,之所以進行債轉股,是為了擺脫當前遇到周期性的資金困難。此前雲錫集團的戰略和發展思路出現偏差,沒能聚焦於錫的主業,而是投資到了地產等板塊,帶來了極大的資金壓力。再疊加2012年底起有色金屬市場價格震蕩下行的形勢,雲錫集團現在融資成本高、資金鏈相對緊張。
值得註意的是,此次《指導意見》明確了債轉股適用企業和債權範圍,鼓勵面向發展前景良好但遇到暫時困難的優質企業開展市場化債轉股。對於“僵屍企業”、有惡意逃廢債行為的企業和可能助長過剩產能擴張的企業則嚴禁作為市場化債轉股對象。
穆迪分析師此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根據近一兩年的債務違約案例也可見,此後政府和銀行體系將更加有選擇性地依照各國企在國家戰略政策目標中的相對重要性來提供支持。
目前不會爆發債務危機
不可否認,盡管目前一系列去杠桿措施正在進行,但仍不乏國內外人士擔憂中國爆發債務危機的可能性。
胡偉俊對記者表示,當前這種可能性很小。在他看來,首先,中國的債務主要以內債為主,以外幣計價的外債不超過總債務的5%,同時中國也有相當高的外匯儲備和貿易順差,這些都和歷史上爆發債務危機的新興市場國家有本質不同。
其次,中國的債務構成中,主要值得擔心的是企業債務,而其中主要債權人則是國有金融機構。和完全市場經濟下的債務問題相比,中國在國有企業、國有金融機構和政府之間騰挪的空間要大很多。
第三,中國的銀行幾乎全部為國有,因此儲戶並不擔心銀行會破產。
此外,很多人擔心,高杠桿會導致“明斯基時刻”的出現。就是說,當市場出現恐慌的時候,由於所有人都想拋售資產,一時間賣家遠遠超過買家,市場流動性迅速枯竭,從而引發資產價格大跌,並觸發進一步的拋售,這也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起因。但是,在胡偉俊看來,如果政府能夠及時為市場註入資金並穩定市場情緒,就可以避免資產拋售和價格的螺旋形下跌。
就債務問題的未來,鐘寧樺對記者表示,對於一些產能過剩、亟待轉型的行業企業,政府救助的可能性在下降;而如寶鋼等中央直屬企業,則可能采取兼並重組的方式,進一步降低產能。
同時,嘉實財富在報告中稱,對於高新技術產業,對於高端先進制造業等的信貸政策還會繼續傾斜,這部分杠桿不但是必要的,更是有益的,將會推動整個杠桿的結構性改善,以及實現經濟增長動力新引擎的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