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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發展：高管換屆未見恒大身影 多為原班人馬

廊坊發展8月19日晚間公告，公司於2016年8月19日以通訊表決方式召開第八屆董事會第一次會議。會議審議通過多項選舉公司董事會新成員及高管的議案。值得註意的是，選舉的管理人員多為廊坊發展原班人馬，並未出現恒大相關人員的身影。

此次會議通過議案包括：關於選舉公司第八屆董事會董事長的議案、關於選舉公司第八屆董事會副董事長的議案、關於選舉公司第八屆董事會各專 門委員會成員的議案戰略委員會成員、關於聘任公司總經理的議案、關於聘任公司董事會秘書的議案、關於聘任公司其他高級管理人員的議案。

此前， 恒大地產累計耗資9.57億元三次舉牌廊坊發展，持股比例至15%。 恒大在對上交所有關問題的問詢做出回複時稱：暫時不會對廊坊發展現狀進行單方面改變，且暫時並沒有取得廊坊發展控制權的明確計劃。但不排除獲取實際控制權和參與管理的可能，也不排除改變董事會成員和監事會成員的可能。

日本地震後核電站未見異常 中國不受影響

日本再一次遭到了地震的襲擊，震級高達7.4級。幸好，日本核電站目前處於安全狀態。

海嘯警報已解除

來自日本氣象廳的消息稱，當地時間22日5時59分，日本福島縣附近海域發生7.4級地震。地震震中位於北緯37.3度、東經141.6度，震源深度約10公里。日本關東地區和東北地區多地有較明顯震感，福島縣和茨城縣部分地區觀測到5度弱的地震烈度。

日本氣象廳發布海嘯警報，稱福島縣、宮城縣、巖手縣等沿岸地區可能觀測到1米至3米的海嘯。7時左右，福島縣相馬港、小名濱港和巖手縣大渡船港等地相繼實際觀測到高度0.3米至1.4米的海嘯。

到東京時間上午10時，預測中的3米多高的海嘯並沒有襲擊日本福島縣和宮城縣。日本氣象廳為此解除了這兩個縣的海嘯警報。

根據日本氣象廳的觀測，震源地位於福島海域，深度達25千米。由於此次地震發生在5年前大地震後趨於活躍的地區，氣象廳稱，今後一周可能發生同等規模的地震，如果發生，可能再次引發海嘯。

震中接近上次福島地震但未對核電站產生影響

值得關註的是，日本本次地震與其2011年發生大地震加強海嘯的震中非常接近。不過，東京電力已經確認，福島第一第二核電站沒有觀察到異常情況，東北電力表示，宮城女川核電站沒有觀察到異常情況。

對於此次日本發生的7.4級地震，中國國家海洋局今天表示，日本地震引發局地海嘯但不會對中國沿岸造成影響。

中國核電企業同樣關註本次日本地震。

中核集團官方微博22日上午發布一則引述日本原子能安全廳的話的消息稱，此次地震，日本核電站“未發生核泄漏問題”。

2011年3月11日，太平洋和北美板塊的相撞引發了日本有史以來最強烈的地站並導致大規模海嘯。海嘯穿過防波堤，淹沒了福島核電站的備用發電設施。備用電源無法運行就意味著核電站控制室無法得到照明，控制裝置無法顯示電廠轉臺數據，設備無法運行。因為沒有了電，負責往核反應堆內抽水的水泵在斷電狀態下已經無法工作。這最後釀成了史上最嚴重的核電事故之一。

當時技術人員對福島核電站的檢查

2011年，日本那場地震和海嘯導致逾1.8萬人死亡，並導致日本核工業遭受巨大損失。

日本官方曾表示，盡管東日本大地震已經過去5年了，但是因為“311”大地震時里氏9級強震，其影響將會更加長遠。而現在，還沒有證據證明22日的地震和上次“311”地震之間是否有關聯。

受2011年日本福島核電事故影響，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核電建設的步伐曾一度被打亂，有關上市公司股價遭受重創。但也得益於福島核電事故，中國對國內核電站進行了安全審查，審查結果表明，中國正在運行的核電站是安全可靠的。

第一財經註意到，中核集團上述消息還引述中國工程院院士、核反應堆及核電工程專家葉奇蓁的話說，日本福島的核電站和中國的有很大區別，原因是該核電站建設較早，且采用的技術在很多方面相對落後，“我們比它進步了很多”。

葉奇蓁說，我們已經在一定程度考慮了嚴重事故的影響，以及嚴重事故的應對措施。“我們的核電站是很安全的。”他說，“我在核行業也工作了快五六十年了，在核電呢也有二三十年，經過這麽多年的實踐，我對中國核電的安全完全有信心。”

東方資產：今年前三季不良貸款率1.76% 仍未見頂

11月23日，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發布《2016年中國金融不良資產市場調查報告》(下稱《報告》)顯示，截至2016年第三季度，不良貸款規模達到1.49萬億元，不良貸款率高達1.76%。

《報告》還指出，不良率尚未見頂，未來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和不良率仍面臨雙升的壓力。

相比較2016年第一季度1.39萬億元的不良貸款規模和1.75%的不良率，可以看出，不良已有企穩跡象。但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宏觀經濟面臨下行，可能會引起不良率進一步上升。中國經濟產能過剩，經濟結構從“需求側”向“供給側”轉型，供給側改革的實質性深入或導致銀行不良率進一步上升。

另外，關註類貸款持續上升。截至2016年第三季度，這一比例達到4.1%，較2014年底大幅增長99BP，高於不良貸款率增速，這意味著不良率尚未見頂，未來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和不良率仍面臨上行壓力。

《報告》還按照銀行的機構性質，將銀行分為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和外資銀行五大類，並對五類銀行的不良貸款余額和不良貸款率的變化趨勢進行分析。截至2016年第三季度，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和外資銀行的余額占總的不良貸款余額的比重分別為51.26%、21.22%、9.96%、16.49%和1.05%。

從不良資產余額的絕對數看，由於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規模占比較大，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規模與總的商業銀行規模走勢趨於一致，呈持續攀升態勢。其中，農業銀行、工商銀行和建設銀行不良貸款持續超千億。

從不良率走勢縱向看，不良率最高的是農村商業銀行，最低的是外資銀行。

《報告》提示，一方面要註意農村商業銀行的不良風險;另一方面，外資銀行不良率持續低於國內銀行不良率，這雖然與我國國情、體制機制有一定關系，但也提醒我國銀行業要積極學習國外領先銀行的經營方式方法，提升風控水平，控制不良風險。

從區域來看，在不良貸款規模和不良率普遍上升的同時，不良貸款從沿海向內陸滲透和蔓延，內陸城市的不良貸款規模和不良率的增幅都比較快。不良貸款重災區依然是江浙等東南沿海一帶，不良資產余額絕對數排名前三為浙江、廣東、江蘇，分別是1600.7億元、1151.5億元、1104.4億元。值得註意的是，除浙江外，廣東、江蘇、山東的不良貸款規模在2015年首次突破千億元。

從行業來看，制造業、批發和零售業、個人貸款排名前三，此三類行業的不良貸款規模均超千億，屬於不良貸款規模集中的行業。

針對銀行不良貸款持續攀升的嚴峻形勢，有關部門近期出臺了一些政策措施，主要涉及地方資產公司、債轉股以及去產能等方面。

《報告》對不良資產處置的政策措施提出了一些建議。首先，應對本輪不良資產周期、化解金融風險的政策應該依然由國家主導，進行制度安排和給予政策保障。資產管理公司是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體系中的關鍵環節，但大規模的不良資產處置僅依靠資產管理公司的消化能力是遠遠不夠的，可以嘗試國家、銀行、資產管理公司三方共同參與的方式。

國家可嘗試成立大型長期金融不良資產專項基金，由資產管理公司和銀行共同擔任GP，資產管理公司負責具體管理和處置不良資產，國家、銀行、資產管理公司按一定比例認購LP份額，亦可募集市場資金認購LP份額，開展市場化的不良資產處置運作。資金缺口部分，可以政策性安排央行再貸款，或者用基金擔保發債的方式解決。此模式的優點在於用結構化安排的方法實現了各方利益的捆綁，化解銀行與市場投資之間剝離價格的爭議，同時也解決了長期資金的占用問題。而且這種方式還可以實現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在表外運作不良資產的目的。

應對氣候變化，地方政府和企業要有前所未見的行動

“2℃聯盟：清潔能源論壇”現場。（主辦方供圖）

蘋果全球供應鏈清潔能源項目負責人Katie Hill表示，“清潔能源”是影響蘋果制定當前供應鏈戰略的關鍵因素。“我們先看當地有沒有清潔能源，然後再選址做數據中心。”

美國宣布退出《巴黎協定》再次將氣候變化這一議題推上風口浪尖。在國家常是應對氣候變化主體的主流話語下，“2℃聯盟”提出了一個不同的思路——地方政府和企業同樣可以發揮強大的能動性。

2017年6月7日，第八屆清潔能源部長級會議的官方邊會“2℃聯盟：清潔能源論壇”在北京舉行，論壇由氣候組織(The Climate Group)、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政府、中國四川省政府和能源基金會共同舉辦，多國地方政府和企業代表出席。

2℃是地球平均溫度升高的一個極限控制目標，高於2℃的話，冰川會溶化、淡水會消失、糧食會減產，極端天氣出現的頻率會大幅度增加。2°C聯盟召集了170個政府（含國家、地區和地方政府），占全球經濟體量的三分之一，致力於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在2050 年前實現凈零排放目標。

2°C備忘錄締約、簽署方地圖。（主辦方供圖）

 氣候組織首席執行官Helen Clarkson表示: “美國政府的決定並不意味著《巴黎協定》的終結。恰恰相反，美國各州、各城市和企業正在引領和推進氣候目標，積極的氣候行動已經開始限制全球升溫並產生經濟和民生效益。”

對於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協定的舉動，加利福尼亞州的州長Edmund G. Brown Jr.表示，“這讓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當前的道路該怎麽走。”加州在綠色能源方面做了很多努力，通過鼓勵清潔能源、電動汽車等降低碳排放，作為世界第六大經濟體，加州推動清潔能源會發揮巨大的效益。

但一個州的力量還很有限。“加州在全世界的碳排放占比1%，就算是我們能達到百分之百的去碳化，這個影響還是有限的。”Edmund說，“我們必須要用前所未見的行動力去讓地方政府、各位在座的代表去面對這些挑戰。”

另一個積極行動的地方政府例子是地處世界上最幹旱的地區之一的南澳大利亞州。在國家政府沒有簽署《京都議定書》的情況下，南澳財政部副部長Chris Pickton在會上介紹，南澳設定了自己的可再生能源的目標，提供了太陽能方面的激勵政策後，南澳平均每四個家庭都有一個家庭有太陽能屋頂，並帶動了許多商業投資。

不僅如此，南澳政府還和傳統行業的既得利益者辯論，提高他們的意識、介紹清潔能源的重要性，這樣思維的轉變提高了傳統行業的能源效率，一些落後產能電廠已經關閉。南澳政府堅持減少碳排放的目標，已做到50%能源生產來自可再生能源，這是目前為止全球最高的比例。Chris強調地方政府在推動清潔能源過程中的能動性，“我們要改變繁文縟節，讓企業規劃、批準非常快。這些行動我們做到了，我們聯邦政府都沒有做到。我們非常關註於單個州所做的工作。”

美國公司蘋果在應對氣候變化上的積極性也很高。蘋果公司在2017年4月20日發布聲明，承諾關註產品的環境影響問題，實現在供應鏈、產品生產等過程中100%利用可再生能源。

蘋果全球供應鏈清潔能源項目負責人Katie Hill在會上表示，“清潔能源”是影響蘋果制定當前供應鏈戰略的關鍵因素。“我們先看當地有沒有清潔能源，然後再選址做數據中心。”

美國捷普集團是蘋果剛剛簽署的新供應商，為蘋果生產用於iPhone手機的鋁外殼，以及塑料、矽膠和不銹鋼部件。7個生產基地都位於中國，該公司在四川、江蘇等省份獲得批準，直接從當地的風電電力公司購電。捷普供應商目前67%使用可再生能源，明年的目標要100%。

“沒有當地政府的支持和遠見，我們就無法實現這個目標。”Katie強調地方政府的支持對於企業推展清潔能源生產非常重要，蘋果公司已與四川省開展了多項太陽能、風能清潔能源基地建設合作。

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的所長戴彥德認為，由於溫室氣體排放仍在上升、全球經濟不平衡、能源消費未到頂峰，“我們地方政府必須超越政府的努力，因為確實按照目前的這個承諾很難能夠實現2℃控制。按照目前各國承諾的指標去計算，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不但沒有下降，也還在上升，每年大概上升0.46℃。” 針對這樣不容樂觀的現狀，戴彥德認為，“提高能源效率是關鍵，沒有能源效率的提高，可再生能源難以覆蓋現在所有的化石能源。”

中國地方政府在應對氣候變化上也非常積極。四川省是我國的清潔能源大省，大力發展低碳產業，成為了全國最大的清潔能源基地，和清潔能源技術先的美國加州簽署了合作。而地處長江和運河交匯之處的江蘇鎮江市推行了“金屋頂”計劃，在2016年鎮江市分布式光伏太陽能電站的裝機容量達到了220兆瓦，計劃在2018年達到500兆瓦的規模，預測約削減排放二氧化碳1200萬噸。

中國國家可再生能源中心首席專家Kaare Sandholt表示中國今年的轉變有“新常態”，不僅僅關於經濟、環境、技術，更需要更新思維方式。地方政府發揮能動性與國際社會合作，即是以一種新的思維方式發展經濟。“要不同的地方政府和企業都關註到清潔能源和氣候變化。最重要的問題還是沒意識到汙染的代價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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