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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在中美間如何下註？

2018年3月6日上午，被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名為新任駐澳大使的哈里·哈里斯前往澳大利亞，這位前美國太平洋戰區司令部司令、日裔上將，被提名為駐澳大使，是美國拉攏澳大利亞、離間中澳關系、為“印太戰略”提速的一石三鳥之策。（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3月15日《南方周末》）

澳大利亞存在一條與中國打交道的“中間道路”。要走好這麽一條“中間道路”，考驗著澳大利亞的政治智慧。因為它會不時地遭受盟國的“威逼利誘”。

“是有滋有味地繼續做美國乖巧的小夥伴，還是追求更為獨立自主的外交安全政策，在澳大利亞國內的相關民調中，分歧已經顯現。”

2018年3月6日上午，被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名為新任駐澳大使的哈里·哈里斯前往澳大利亞，這位前美國太平洋戰區司令部司令、日裔上將，以“在東海和南海強硬對抗中國”的強硬態度而出名。哈里斯任職之際，正值澳大利亞欲抽身南海之時。

2月25日，澳大利亞總統特恩布爾召開記者招待會，公開表示今後針對南海糾紛，澳大利亞將不會再參與。媒體輿論和業內人士觀察認為，作為對中國南海指手畫腳的“急先鋒”，哈里斯擔任駐澳大使，是美國拉攏澳大利亞、離間中澳關系、為“印太戰略”提速的一石三鳥之策。

哈里斯的到來，是不是美國迫使澳大利亞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這為當前已歷經多輪風雨的中澳關系，蒙上了一層陰影。

“澳大利亞”支點

“就澳大利亞而言，中國在南太平洋地區的影響力日增，讓澳大利亞認為自己的安全空間受到了擠壓。”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訪問學者周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2017年11月，澳大利亞發布的十三年來首份《2017年外交政策白皮書》，反複強調“變化”和“不確定性”，折射出澳對地區和國際形勢變化發展的擔憂。在白皮書的卷首，就直言“中國正在挑戰美國的地位”。書中明確指出，“在印太地區，包括東南亞地區，中國的實力和影響力正不斷接近甚至超越美國。”

為了應對這種不確定性，白皮書稱澳美同盟關系是澳大利亞印太政策的核心。“這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自特朗普上任後，逐漸用‘印太地區’替代‘亞太再平衡’表述的思路。”中山大學大洋洲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喻常森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澳大利亞此類白皮書的出爐，實際上並不新鮮。

早在2009年，一份《在亞洲太平洋世紀中保衛澳大利亞：2030年軍力》的國防白皮書，就把“中國威脅”“中國崛起”視為亞洲的重大威脅。同樣，澳大利亞國內的反華情緒，在澳大利亞的前任總理任期內也曾有過。不過，值得註意的是，澳大利亞國內的此次反華情緒有所不同。

“新一波‘中國威脅論’浪潮撲面而來。實際上，正在形成中的‘中國威脅’浪潮覆蓋西方世界和他們的盟友，包括美國、歐洲的德國、亞太的澳大利亞和日本等。‘反華’的情緒和行為表現在各個方面，可以說是全方位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日前撰文稱。

在地區問題上，有生火之人，自然也有滅火之人。2018年2月24日，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稱，自己的後任——特恩布爾正在把澳大利亞的對華立場帶入另一個極端，從辯護者變為對抗主義者。“特恩布爾對一些口號的幼稚模仿引起了北京的強烈反應——這一切都是為了強化他維護澳大利亞的強硬態度。”

相比於特恩布爾，陸克文在中國大陸學過中文，又曾是澳大利亞駐華使館的官員，能操一口熟練的普通話。看起來斯文的陸克文，曾被認為能給澳中關系帶來很大改變。然而，在他任期內也常常為了應對國內對他的“親華”指責，而變化其對華態度。

如今從總理位置退下來的陸克文，穿梭於中澳之間。他建議特恩布爾要有一套系統、全面的國家對華戰略。在他看來，澳大利亞存在一條與中國打交道的“中間道路”。

“所謂中間道路就是兼顧中美關系，不偏廢一方，不走極端。”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周方銀教授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事實上，這一道路絕非陸克文首創。“與美國關系非常重要，同時我傾註大量精力與中國發展關系也是如此，兩者並不沖突。”澳大利亞前總理霍克的話，就道出了其中的本質。

要走好這麽一條“中間道路”，考驗著澳大利亞的政治智慧。因為它會不時地遭受盟國的“威逼利誘”。

2018年2月24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與到訪的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會談時，敦促澳大利亞加入在南海秀肌肉的所謂“航行自由”行動，就國際權利問題向北京發出信息。當時，美國卡爾·文森號核動力航母戰鬥群在南沙群島航行。

近段時間，“印太地區”被華盛頓頻頻使用，一條跨越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巨型戰略弧仿佛正在生成。

在美國的地緣版圖中，印度是西部支點，日本是東部支點，澳大利亞則是不可或缺的南部支點。“這也反映出美國尋求構建以美日澳印四國為樞紐的軍事安全合作網絡，企圖主導印太地區的安全秩序。”周方銀說。

面對美國的敦促，特恩布爾的表態模棱兩可。他心里清楚，一旦卷入南海的泥潭，在軍事上能否全身而退，都是個未知數。

“兩頭下註”

澳大利亞“總喜歡扮演排頭兵，甚至打手的角色”，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原所長金一南少將曾形象地比喻澳大利亞為亞太地區“憲兵”。

澳大利亞是美國的傳統盟國，上世紀曾經和美國一起參加過五次大的戰爭，本世紀還參與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特別是在伊拉克戰爭中，澳大利亞在本國常備軍不多的情況下，派去的兵力卻僅次於美軍和英軍。

時針撥回到2010年11月，美國和澳大利亞舉行了“2+2”防務外長的會議，強化軍事同盟關系。這次會議被外界普遍解讀為美國“重返亞洲”，以抗衡中國崛起的一個重要行動。

七年之後，特朗普借助亞太之行，在2017年11月5日抵達日本後發表的演講中即稱：“我們將與朋友和盟友們一起，力爭建立一個自由和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區域。”這也被解讀為特朗普版的新對華戰略。

“每次美國亞太戰略的變動，都能看到澳大利亞的影子。這是因為澳大利亞的防務主要還是跟隨美國，其政策跟隨性非常強。”喻常森認為，“相反，在與中國的安全合作方面，中澳實難有制度上的推進。”

換言之，澳大利亞在安全上依賴美國，而經濟上嚴重依賴中國。

2017年3月，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啟程對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進行正式訪問，這也是國務院總理11年來首次訪問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一時間，中澳雙邊關系傳遞出積極的信號。

“此訪不僅僅為了牛肉，還有雞肉，還有很多方面的合作與交流。”抵達澳大利亞當天，李克強幽默地表示。

這句話說出了中澳兩國產業高度互補的事實，也強調了兩國經貿互惠合作的廣闊前景。在經貿合作的道路上，兩國存在著巨大的共識。2017年，中國對澳大利亞進出口總值9234.1億元人民幣，中國已連續多年成為澳大利亞第一大貿易夥伴、第一進口來源地和第一大出口市場。

對此，澳大利亞有著清晰的認識：在經濟這一頭下註，澳大利亞就必須搞定與中國的關系。

澳大利亞這根“扁擔”，一頭它想挑起中國，另一頭自然就是美國。

“一直以來，澳大利亞習慣了美國主導下的亞太秩序，它擔心美國把註意力集中於國內事務，甚至進行一定的戰略收縮。”周方銀說，“特朗普政府在印太安防事務上的‘三心二意’，加劇了澳方這方面的擔心。”

基於這種兩頭下註的心理，澳大利亞與中方的關系，起起伏伏，反反複複。故而，每當其行為引發中國反感後，它的對外政策就會反彈。

“中國擁有巨大的實力……但我們沒有看到敵意。我們不能把中國描述為一個威脅。”特恩布爾2月在啟程訪美前接受采訪時說。這與三個月前的表態已大相徑庭。

然而，語氣的轉變或許只是表象。深藏在澳大利亞內心的憂慮卻始終未能解決。周龍說：“澳大利亞經濟依賴中國，政治緊跟美國的路子，長時間內都不會有變動。”

2018年2月，美國防長馬蒂斯在出席完德國慕尼黑安全會議返回美國途中時稱，美國決定把中國和俄羅斯視為戰略競爭對手，是國際安全形勢帶來的必然結果。他還特別提到，將這種競爭關系公開化的行動是“中國將南海的島礁變成軍事哨所”。

這與新任駐澳大使哈里斯的觀點不謀而合，在這種情況下，澳大利亞還會成為美國在南海遏制中國的馬前卒嗎？

“後遺癥”

2018年1月，《澳大利亞人報》網站轉述印度媒體的說法，澳大利亞將受邀與印度、美國和日本一起參加今年的“馬拉巴爾”海上聯合軍演。

喻常森預測：“澳大利亞有可能會接受這一邀請。因為澳大利亞同樣屬於印度洋國家，在新形勢下加強與印度的安全合作，是可以預見的。”

特恩布爾拒絕證實上述報道，他在布里斯班對記者說：“我們正在討論。過去，我們也曾參加過此類演習，我們一直期待與地區夥伴在此類演習中合作。”

2007年，澳大利亞也曾參加“馬拉巴爾”演習，但陸克文政府在中國表示關切後退出了演習。也是在陸克文政府時期，日本就曾牽頭要和印度、澳大利亞搞亞太地區民主同盟，因為澳大利亞對民主同盟不感興趣，而最終夭折。

時隔十一年，澳日“抱團”的傾向愈發明顯。2018年1月18日，特恩布爾新年首訪日本。其中，最受矚目的莫過於兩國簽訂了《互惠準入協定》，協定將為日澳聯合訓練與演習、情報共享、國防工業合作提供便利。這也是日本除美國盟友之外，簽署的首份類似協定。日澳“準同盟”關系邁出標誌性一步。

與日本的良好互動相反，總理特恩布爾訪華的計劃卻一直未提上議程。自然，這引起了部分媒體關於中澳正處在“外交冷戰”的猜測。

“有這樣的猜測不足為奇，因為中國崛起無形中推動了澳大利亞向美日印靠近，這是中國不願意見到的。”周龍說。

對此，澳外交部長畢曉普辦公室發言人日前稱，“澳大利亞外長期待訪問中國，與中國外長進行2018年度外交和戰略對話。”並對媒體報道中的“冷戰”一說，予以否認。

然而，從最近的一些信息，我們還是能找到中澳兩國關系並不順利的蛛絲馬跡。在教育產業領域，“反華後遺癥”已然顯現。據報道，2017年澳大利亞等教育機構招收的持有學生簽證的新生中，中國人仍占據榜首，但其比例相比2016年已經下降。

對中國有著密切經濟來往的澳大利亞來說，除教育領域外，其旅遊業、農產品產業，也都十分擔憂中澳關系惡化帶來的沖擊。

比較而言，中方的態度較為克制。去年底，特恩布爾的有關言論見諸媒體時，中國外交部立刻召見了澳大利亞駐華大使，表達了對澳政府近期反華言行的強烈不滿。除此之外，中國並沒有采取進一步的行動。

“由於經濟貿易上的高度契合，中澳關系不可能走向‘冷戰’。”喻常森說，“中方一直理解澳大利亞合理的安全訴求，但澳方的對華政策若與中方利益漸行漸遠，中方的制裁手段是較多的。”

周方銀認為，澳大利亞在印太地區變化局勢中，仍然處在一個自我尋找、自我定位的過程。“是有滋有味地繼續做美國乖巧的小夥伴，還是追求更為獨立自主的外交安全政策，在澳大利亞國內的相關民調中，分歧已經顯現。”

澳大利亞的艾爾斯巖是世界最大的獨石山，它在澳大利亞西部高原拔地而起，突兀在廣袤的沙漠上。一如獨占一塊大陸的澳大利亞，四面是大洋，不和任何國家接壤。長期以來，澳大利亞沒有所謂的外敵入侵。它的國家安全，遠遠不像它在國防白皮書中所說的那麽危險。

在周方銀看來，印太地區秩序轉型中不確定雖然存在，但其程度和影響都被澳方明顯誇大了。“在此時，澳大利亞政府把外交政策放在安全議題上，並不明智。”

如今，美軍“鷹派”上將哈里斯轉任駐澳大使，特恩布爾能頂住壓力，讓已過不惑之年的中澳關系行穩致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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