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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公司的人均價值有多大？

你為所在企業創造的年收益是多少？你所在的公司員工平均年收入是多少？企業與員工的關係歷來耐人尋味，而不同行業員工與企業之間的價值轉化也存在極 大的差別。Facebook在申請IPO時，外界估值達1000億美元，它僱傭了3000名員工。而2010年，通用汽車上市時，估值只有414億美元， 卻需要僱傭20.2萬員工來創造這些價值。

其實這樣的懸殊對比，毫不為奇。相比之下，生產一輛汽車需要的投入的資源遠比開發一個應用要多得多。

我們可以將公司的估值/市值換算到每個員工身上，看人均為公司創造了多少價值：在截至2011年9月30日的9個月中，蘋果員工人均創造營收最多， 以134.9萬美元排名第一；其次為Netflix，為106.8萬美元；第三名為谷歌員工，人均創造營收84.2萬美元；Facebook員工以人均 69.1萬美元位居第四。

同期，按照淨利潤計算，蘋果員工以人均創造32.98萬美元排名第一，其次為Facebook員工的21.88萬美元，第三為谷歌員工，人均21.66萬美元。

按市值計算，Facebook員工人均創造2244萬美元至3125萬美元估值，處於絕對領先，其次為蘋果員工，人均710萬美元市值，谷歌為597萬美元排名第三。

如今蘋果已經成為全球最能盈利的科技公司，這當然也是蘋果員工相對而言較為高產的表現。從分析公司Pingdom的研究結論（源自雅虎的公開財經數 據）來看這也是個必然的結論。這項研究調查了幾個科技品牌的單位（員工）利潤值，這些公司均在紐約證券交易市場或者納斯達克公開上市，並且包括谷歌、英特 爾、微軟、惠普等巨頭。2008年領跑這張榜單的公司是谷歌，但現在蘋果已經大大超出了谷歌。這並不是因為谷歌的業績不佳，而是蘋果的業績太過突出。

那麼，我們能從中看出點什麼門道？

平均每位蘋果員工在過去的12個月中為公司貢獻了32.98萬美元的利潤。對比之下，谷歌的每位員工貢獻了21.66萬美元，微軟為18.72萬美元。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單個員工的利潤值並非由公司規模決定。

這裡的科技公司基本是都是互聯網公司，互聯網的一個本質是可複製性，不僅具備快速低成本規模化的能力，邊際成本極低。而且互聯網是一個智力資源密集型，而非體力資源密集型產業。舉例來說，一個好的程序員比10個差的程序員更有價值，他的智力資源也是可複製和復用的。

你有多自由? 取之有道

虧損百億燒到本業 面板夢一場空 八十四歲不拚了 許文龍放手奇美電 僵持兩年多的奇美電兩大股東爭執大戲，終於在許文龍家族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後，畫下句點。宣布退出後的第三天，許文龍在自家宅邸拉琴、宴客，透露出他的好心情。他很清楚，無法再為奇美電打拚，只能選擇放手。 撰文‧賴筱凡 五月十八日，就在奇美集團創辦人許文龍捐贈博物館的那個下午，一場小型演奏會緊接著在許文龍家上演。琴聲如訴，緩緩自小提琴弦上滑出，就好像許文龍這天的好心情一般，在他心裡，企業是一時的，唯有博物館與醫院之於社會的貢獻，才能長存。 這是奇美實業宣布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後的第三天，許文龍表現平靜，「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了。」貼近許文龍身邊的人士透露，奇美電與群創合併走一遭，經歷整合問題、美國反壟斷訴訟案，乃至於龐大的債務問題，五月十五日奇美實業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後，許文龍心中的大石終於放下。 據了解，許家不得不壯士斷腕，從去年奇美實業年報可窺一二。過去石化業有「北台塑、南奇美」兩強，奇美實業更是公認的幸福企業，但去年在龐大轉投資的業外損失拖累下，竟繳出五十年來最大虧損成績單，在本業獲利僅七十一．九七億元，不若前三年的逾百億元水準，認列投資損失達一一九億元，最後每股稅後虧損達二．二一元，原來奇美電大虧六四七億元的那把火，已經燒到奇美實業。 幸福企業五十年首見虧損 二○一一年，面板業的景氣蕭條，等不到面板報價回穩，奇美電大虧六四七億元，時任奇美電董事長的廖錦祥，為了奇美電銀行聯貸，擔心到耳中風，「他們都很清楚，聯貸案這關不過，奇美實業也會被拖下水，光看他們手上奇美電股票幾乎都質押，就曉得壓力有多大。」知情人士透露，即使奇美電與群創合併，但給許文龍家族的壓力未減。 眼看奇美電虧損累累，奇美實業只好進行內部大瘦身，「只要資源重疊的部分就整合，cost down再cost down。」奇美實業的員工私下抱怨，「虧錢的明明是（奇美）電子，卻連（奇美）實業也要一起苦。」對於奇美實業五十餘年的幸福企業員工來說，「打從○八年金融海嘯，奇美電大虧開始，奇美實業就不再幸福。」確實，過去一年來，奇美實業的營運費用大幅削減，以前一年營業費用得支出一四八億元，去年縮減到八十六億元。「（奇美實業總經理）趙令瑜上台後，整頓得很厲害，但一切還在常軌。」貼近許家身邊的人士不諱言，趙令瑜節省支出不遺餘力。 一頭灰白頭髮，面對記者追問，趙令瑜總是秉持著低調原則，一貫的笑容、快步離開，但奇美實業上下都知道，這位從基層做起的總經理，採購人員在他眼皮底下，很難搞鬼。 如果年輕三十歲 就跟它拚不過，奇美電的虧損壓力越來越大，即使奇美實業的塑化本業撐住，卻挺不住轉投資的虧損一再擴大。 甚至，奇美電兩大股東之間的矛盾，還倒打奇美實業一巴掌。 奇美電內部人士透露，在群創班底進入奇美電之後，奇美電董事長段行建把採購、財務等大權一手攬，過去奇美實業提供奇美電需要的塑化原料，可是，去年奇美實業送去的報價，居然被打回票。 這看在老奇美人眼裡，幾乎是大忌，「或許兩家公司的關係不若以往，但面對奇美電這種態度，奇美實業能忍嗎？」對此，奇美電發言人陳彥松回應，任何採購案都有其程序，奇美電不會因供應商不同而有差異，實在無需擴大解釋。 隨著外界不斷用放大鏡檢視奇美電兩大股東的關係，許文龍家族與鴻海之間的裂痕更大。就在奇美電董事會召開前兩周，許文龍家族的代表直接向段行建開口，決定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段行建馬上表達挽留之意，卻已留不住許家要退出奇美電的決心。 「我很清楚，如果今天年輕個三十歲，還可能跟它（面板）拚，但我已經八十四歲，能做的有限。」許文龍曾私下和身邊的人如此透露。 最終，奇美實業不得不放手，「或許（許文龍家族）退出，對奇美電好、對奇美實業也好，許董、廖董都比以往寬心得多，所以還能釣魚、拉琴，心情也不像去年跟著銀行聯貸起伏。」知情人士說。 面對外界猜測是否要將股權轉手中資，或讓奇美電引入其他策略聯盟對象，許家人揮了揮手，「許董的立場很清楚，他是重然諾的人，答應銀行團的（對奇美電）增資都會繼續做，其他的就留給段總安排。」許文龍八十四歲的人生，從石化業起家，拓展到電子產業，要投入面板業時，他曾問當時奇美實業總經理何昭陽一句：「賠了，會不會影響到奇美實業？」何昭陽很明確地回答，「不會。」然而，時光移轉，面板景氣不再如他們當年所想，奇美電的百億虧損終究還是燒到奇美實業門口，為奇美電、也為了奇美實業好，許文龍的面板大業最終還是一場夢。

【管理藝術】國企有多吃香？壟斷業的暴利

一、國企佔據壟斷性資源

金融、能源、電力等行業完全被國企所控制。對私企的進入設置了較多政策性門檻。魏橋事件弄得沸沸揚揚，山東魏橋集團自建電廠向外供電，價格比國家電網低1/3，利潤還頗豐。壟斷損害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這是經濟學常識。

二、國企利用壟斷性位置獲取暴利，利潤由政府掌握

拿一些手頭上的數據舉例。如圖一，2011年中國股市最賺錢的8家企業，全是國企。其中5家是銀行，3家在能源行業。這8家企業背後的股東，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財政部、匯金公司等。2011年，這8家企業通過分紅，向國有股東貢獻2千多億元利潤。這只是冰山一角！這麼多的利潤，流入到政府的手裡，而沒 有被廣大人民所享受，可能會導致國富民窮。

三、國富民窮絕對不是好現象

按理說政府手中有錢了，部分財富自然會流到人民口袋裡。此話不假，可是財富分配過程中，勢必會因為部分人謀取私利而導致分配的不合理性。房價高了， 物價高了，老百姓獲得的可支配收入打了折扣。鄧小平同志說「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我們 落實了前半句，希望別忘記落實後半句。

你的透明度有多高？

　　金融海嘯之後，我有一次去一家台灣知名的高科技代工公司演講，與負責人聊到年初他們公司營運的驚險萬狀，因為訂單的透明度只有兩個月，幾萬個人的工 廠，再加上品項複雜的產品備料，一般而言，沒有6個月的訂單週期，公司的營運非常困難。而當時訂單只有兩個月，全公司都像熱鍋上的螞蟻，銷售急著搶訂單， 而生產在線更像救火一般，一有訂單就要急著備料、安排生產線。一切都是急、急、急，一直到第二季末一切才慢慢穩定下來。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透明度」的重 要，透明度會影響公司的成敗，會決定公司的命運。

　　以前我理解的「透明度」，是用來觀察公司的財務狀況，透明度高的公司，外界的分析師很容易理解公司的營運狀況，不會有任何意外發生。經過這次經驗，我 開始用「透明度」來觀察所有事務，在每個月的營運檢討時，我開始問所有的營業主管對未來營運狀況的估測，結果得到令我意想不到的理解：最優秀的主管，可以 清楚描述未來半年的營運狀況。他會告訴我，到第三季結束，所有的業績目標已經可以確保完成；至於第四季的目標，現在正在做幾項項目，如果順利，那全年的預 算都已經在掌握中。

　　稱職的主管則告訴我，未來一至兩個月他很清楚，但超過三個月的業績他就無法預測。不稱職的主管，連下個月的業績他都還在努力奮戰，超過一個月以上根本沒想過。簡單歸類，好主管營運的透明度有半年以上，一般主管透明度為一季，而不稱職的主管只有一個月。

　　再進一步追蹤，好壞主管之間的差異在於對未來的預測不同。所有的主管都很努力工作，可是好主管會仔細預測工作成長，一旦發覺工作成果如不能達成原先設定的目標，立即會再「做一些事」去強化成果，或者開拓新業績。而不稱職的主管就只是按現況努力工作，然後就等待結果。

　　同樣的思考，複製到我自己的工作上，我嚇出一身冷汗，我發覺我們公司的營運透明度很高，我完全能預測未來一年的業績成果。但是我們所處行業的透明度則 完全不明，我甚至不知道我們這個行業未來在世界上還存不存在，主要的原因是紙媒介受到數字科技的衝擊，正面臨歷史的大轉折。

　　同樣的思考，回到我的人生規劃，現在的生活方式，我還能維持幾年？現在的人生軌道，未來會怎麼走？我能預測我未來一年、兩年，還是三年的生涯歷程呢？

　　想完這些事，我心情豁然開朗，原來我的不安和透明度有關，我不知道明天會如何，不知道我所工作的行業未來會不會存在，不知道公司未來的營運好不好……這些不明讓我不安，這些都是透明度的問題。

　　我決定在每天的埋頭工作中，抬頭預測一下工作成果，想一下環境變動，然後調整一下現在的工作方法，來增加未來的透明度。

■後 記

　　透明度其實是結果，不是原因，當我們把所有的工作做好、做透，把所有的能力都學成、學通，那我們的體質是健康的，我們做任何事都胸有成竹，所以透明度是結構問題，而不是技術問題。

　　時間管理上有所謂的緊急與重要的說法，大多數的時間都會用在緊急的事情上，而重要的事反而會被忽略，但忽略了重要的事，結果招致更多救火與緊急。對透明度的思考也一樣，我們現在不想未來、不預做準備，最後所有的事都會變成緊急的救火工作。

　　所以透明度等於成熟度、熟練度，等於體質健康度，能力強的工作者、主管，其透明度越高，工作成果的掌握度也越高，要掌握未來，最基本的方法是練好所有的基本工夫。

　　透明度的技巧只有一件事：不論我們現在多忙、多急，處境多危險，一定要空下一些時間想想未來，為未來預做一些準備與佈局。

何飛鵬
台灣《商業週刊》創辦人，現任台灣最大出版集團—城邦出版集團副董事長。他的新書《聰明糊塗心》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地方政府有多缺錢

大規模的財政擴張，與緊繃的財政現實，就像是中國地方政府這枚硬幣的兩面，在旋轉加速下，互為因果，彼此救贖。

　　在2012年已過去的半年多時間裡，來自省級及主要城市的千億級萬億級投資規劃層出不窮，被視為地方的「4萬億」計劃，指向經濟「穩增長」。

　　幾乎在同一時間，各地財政減收漸成趨勢。在中國最富庶之地，北京、上海、浙江和廣東，上半年財政收入增幅均從去年同期的20%-30%，下降到10%以內，北京在一二月出現同比負增長，比2009年初，有過之無不及 。

　　蠢蠢欲動，地方「4萬億」卻提示了四年之間的差異。這一次，中央政府未再以擴張性的財政支出拉動經濟，並成為地方政府渡過難關的墊腳石。中央對房地產市場嚴格的調控措施，卡住了多年來不少地方政府高度依賴的土地財政之路。

　　地方財政的巨大壓力懸於眼前。在內陸，曾經造城聞名的鄂爾多斯，由於房地產市場崩潰、 煤炭滯銷，地方經濟幾乎停擺，財政頹勢更不待言；而在經濟發達的東南沿海，經濟失速和轉型困局，將富裕的深圳、東莞逼向赤字邊緣。

　　為謀求中央最終在財政刺激和調控政策上鬆口，地方努力搶跑投資，亦在地產調控中竭力博弈。但在政策未明解套未至之前，一增收二挖潛，瘦社會的身，瘦自己的身，先瘦誰的身？

　　結果不難猜。財政部最近公佈《2012年7月份財政收支情況》，1-7月地方本級收入3.7086萬億元，同比增長13.8%，得益於地方非稅 收入大幅增長25.7%。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陳少強坦言，地方政府將目光從受經濟景氣影響較大的稅收，轉向國有資產、公共資源等，尋找新財源。

　　增收壓力分解給地方行政執法部門的風險也在加大。稅費徵管上的調劑尺度在收緊，補漏和處罰收費的力度在加大。陳少強坦言，這非中央政府本願，但在嚴峻形勢前，「我擔心會出現新的潛規則」。

　　地方舉債需求也更為迫切。即便不斷清償已逾十萬億的債務，如果財政壓力不能根本緩解，地方政府債務仍將不斷向後累積而無解。

　　減支，收縮，是地方政府財政解套惟一的長久計。但在撐過眼前的危機之前，以繼續擴張化解過度擴張帶來的債務壓力，是其本能反應。

水落石出

「最有錢的地方沒錢了」

　　2012年，東莞政府與其供應商的關係發生了變化。

　　在東莞經營一家印刷廠的肖功俊發現，那些常年與政府為伴，欣然接受付款拖欠的企業老闆們，開始不再接受政府訂單了。因為他們相信，政府真的沒錢了。

　　老闆們的賬算得清。他們將集體討債的供應商們的債務簡單相加，計算政府負債的真實數據。「估計有30多億元了。」肖功俊對財新記者說。

　　這位曾經任職深圳大學的東莞經濟研究者，8月18日在實名微博上直指東莞市樟木頭鎮政府負債16億元，各村負債7億元，總計23億負債。「 理論上該鎮已經破產，成為名副其實的東莞希臘。」肖功俊說。

　　在市一級，按照東莞年初制定的2012年財政預算案，當年的財政收入仍可有10%的增長，達到922.4億元，絕對數字在中國地級市中仍首屈一 指。但在2012年前兩季度結束時，這個自2006年以來GDP年均增長仍有11%的「世界工廠」，增速萎縮到2.5%，為全省之末。東莞市經信局的資料 顯示，全市33個鎮街，只有15個鎮街增速出現正數，18個鎮街為負數，最差的為-11.6%。 順理成章的是，9個鎮街和一個園區的地方稅收出現負增長。

　　一葉知秋。 廣東省省長朱小丹在7月召開的上半年經濟形勢分析會上坦言， 「經濟下行壓力之大超乎年初預期。」 投資、消費和出口三駕馬車全部疲軟，「面臨的困難甚至比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全面爆發時還要大。」

　　政府稅源深受打擊。朱小丹在此次會議上披露， 2012年上半年，廣東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下降近20%，虧損企業虧損額增長超過100%，企業虧損面超過20%。根據對現代產業500強項目中近100家企業調查，銷售收入和利潤雙降的佔39%。6月廣東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為50.4%， 創近幾個月的新低。資金、勞動力等要素也出現由供不應求轉向需求不足的苗頭。

　　直接結果是， 全省地方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僅增長8.6%，比年度預期目標低1.4個百分點，稅收收入僅增長4.3%，增幅同比回落18.8個百分點。增速均低於年度預期發展目標，也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在同樣富庶的江浙地區，境況類似。浙江諸暨市委一名常委告訴財新記者， 「今年的稅收增長壓力很大，經濟發達的地區要挑起擔子，承擔起責任」。

　　從財政部公佈的全國上半年稅收收入情況分析可見，1-6月全國稅收總收入完成54931.63億元，同比增長9.8%。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 19.8個百分點。與經濟指標密切相關的稅種收入增速均放緩。如在稅收總收入中佔比均超過20%的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增速分別回落11.6個百分點和 21個百分點。

　　一線城市廣州和深圳遭遇的麻煩，疊加了另一種偶然因素：舉辦賽會。2010年的廣州亞運會與2011年深圳大運會，均在地方政府傳統的以賽會撬 動投資、拉動經濟的邏輯下申辦，並基於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對未來的財政收益有較好預期。以賽會的名義推動的大規模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可謂不計成本。

　　以深圳為例，2007年深圳申辦大運會成功後，深圳市和龍崗區兩級政府的固定資產投資近2000億元。這些開支，「單靠當年財政結餘肯定不夠，動用儲備結餘外，還大筆貸款融資。」 深圳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財政稅收研究所所長徐進告訴財新記者，在經濟下行給財政增收帶來壓力之下，深圳大運會項目工程把深圳多年結餘的儲備花完了，「這是深圳市政府財政吃緊的重要因素」。

　　手頭不再寬裕，連深圳稅務部門都開始降工資。一名要求匿名的稅務人員告訴財新記者：「按級別高低降，級別越高降得越多，最高5000、3000的都有。」

　　而在廣州，財政需要支付的亞運會項目款項尚未結清。廣州市政工程公司人士稱，向政府催債，「幾千萬，我們要錢都要得不好意思了。」就算這樣，最近因「對政府財政吃緊可能有所察覺吧，催款比以前勤快一些」 。

　　事實上，地方政府熱衷於賽會經濟與土地有關。舉辦國際賽事將使地方獲得建設用地指標的額外放開，使得地方政府更便於圍繞土地做文章。

　　土地出讓金是地方政府最易用於調節財政收支的非稅收入。土地出讓金作為地方財政的固定收入，全部劃歸地方所有，也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財源。在許多二三線城市，土地出讓金能佔到當地財政收入的30%，甚至更高。

　　除了土地出讓金的直接收益，土地也是地方政府用以招商引資的最重要資源，除獲取大的產業項目和投資外，也可通過融資平台公司，成為地方的債務槓桿。地產帶來經濟總量增長、政績和稅源，是毋庸置疑的支柱產業。

　　隨著2011年的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出台，地方的土地財政受創嚴重。中國指數研究院統計顯示，2012年上半年， 全國300城市土地出讓金總額6525.98億元，較去年同期下降38%。其中，上海從前兩年的第一名滑落到第九名，出讓金總額184.2億元，僅佔去年 同期四成；北京更是無緣前十，出讓金總額僅為144.88億元，較去年同期減少55.65%；廣州上半年土地出讓金收入94.58億元，同比下降 42.2%，減收69.05億元。

　　對土地財政依賴度最高的城市已經坐不住了。世聯地產今年初完成了一份報告， 指出依賴度排在前10位的城市，地方政府多傾向於迂迴取消對房地產限價限購的政策 ，以度時艱。

　　最大的時艱，卻當屬壓不下的開支。為應對「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地方政府壓縮開支的動力不足、空間有限。僅以民生開支為例，僅保障房一 項，2011年全國地方的預算開支就達2292億元，決算更達到3491.87億元。在財新記者查閱主要城市的財政預算收支數據中，幾乎全部出現收入增幅 和支出增幅倒掛，甚至絕對值的倒掛。

　　重慶以土地儲備為槓槓，大規模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公租房建設和加工貿易園區建設，2010年以來，一般預算支出均高於一般預算收入。2010年 缺口700億元，2011年缺口擴大到1100億元。2012年上半年，預算收入增長18.4%，已遠低於預算支出33.8%的增長幅度。

　　在中國，財政結餘轉為地方儲蓄極為罕見，當期財政收入應付當期財政支出。 也正因此，深圳君亮資產管理公司首席執行官吳君亮認為，實體經濟結構較為單一的地方，在經濟下行和調控雙重壓力下，財政迴旋餘地甚小，「一兩個季度就出問題」。

撐過去

短期應對，惟有保證現金流不斷，撐過困難期

　　一份稅務通知單，發到了廣東省公路勘察規劃設計院有限公司一名員工手中。通知單稱其兩年前曾經在外接了一單私活，涉及3000元金額，未繳納個人所得稅，要補。不止這位，還有多位同事亦被要求補繳個人所得稅，追溯時間最長的到2008年。

　　地方政府短期「輸血」的意圖開始顯現：增收挖潛。

　　深圳企業所得稅下滑幅度較大。2011年，該市個人所得稅首次在總量上超過企業所得稅，成為第二大稅種。2012年一季度，企業所得稅同比下降12.72%，個人所得稅大幅增長57.1%。

　　這與個人所得稅徵稅起征點提高並不相符。徐進告訴財新記者，儘管企業經營效益不佳，但員工的工資收入與用工標準掛鉤。深圳市政府每兩年上調一次最低工資標準，決定了員工基本收入上升， 即徵稅的基數開始上升。加之個人所得稅截至申報期在一季度末，超過了這個時限，就要罰款。上市公司也多在一季度實行分紅。以上種種，均體現在一季度個人所得稅增幅上。

　　更重要的是，地稅局徵管力度大為加強。「為保障稅收，在可以抓住的稅源上，加強了徵管力度。」徐進說。這在各地，都有跡象可循。

　　在內陸大城市重慶，財政預算收入早已不足以覆蓋大規模的城市開發建設，而以投資集團向社會融資為主的市場化運作方式，實現「用市場的錢辦公共的 事」。在此之外，2011年，該市推行一項房地產稅收專項檢查，一次性增收45億元。在這項檢查中，僅龍湖地產一家企業，就補稅3億元。而在2012年年 中，房地產企業已被要求提前預繳四季度稅收。

　　在上海，企業主抱怨，預售賬款也要收稅，符合政策的清退也不退，入庫的門檻非常高。浙江紹興的一名地稅局局長則透露，一些政策與稅收開始掛鉤了，比如企業申請用地指標，必須達到一定完稅額度，「 對稅收這塊越來越嚴」。

　　在深圳前兩季度的稅收數據中，各稅種的增、減輪動，也明示稅收嚴查的趨勢。如一季度大幅飆升的個人所得稅，在二季度大幅回落，增幅亦跌為負數。 同樣在一季度增長高達91.47%的城市建設維護稅，在二季度亦是絕對值與增幅同步大幅回落。反之，企業所得稅從一季度負增長12.72%，恢復到二季度 的增長5.95%，車船使用稅則從37.7%的增幅提高到72.86%。

　　來自深圳地稅部門的消息稱， 今年以來，高科技和電子製造業企業聚集的南山區，展開幾年來少有的大面積自查行動，要求企業對自己存在的偷稅漏稅情況進行查漏， 上溯到企業稅收兩三年前賬本。工廠聚集的寶安、龍崗兩區也開始查賬，特別是針對坪山新區的企業，稅務部門相信這裡的企業「相對更有錢一些」。

　　不過，畢竟經濟不景，稅收增收畢竟有限。浙江杭州市財政局一名官員坦言：「企業是真困難，財政不敢下手太狠。真的按稅法收，很多企業就持續不下去。很糾結。」

　　近來，關於擴大試點甚至普遍開徵房產稅的說法，甚囂塵上。相對於正在推進的「營轉增」試點，房產稅是在保有環節徵收，屬於地方稅種，可以增加地方收入。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撰文稱：「我相信這一天終將到來，因為政府需要這筆錢。」

　　茲事體大，在數日自相矛盾的表態後，湖北地稅局最終否認了將試點開徵房產稅的消息。新稅種開徵不易，地方政府將徵收力度轉向非稅收入。今年7 月，財政的非稅收入同比增速比6月突然增加了30多個百分點。其中，地方非稅收入同比增長20.8%；中央非稅收入同比增長58.8%。財政部對此解釋， 在中央層面，主要是受石油特別收益金繳庫辦法改變的影響；地方主要是地方加強國有資源（資產）有償使用收入等徵管。

　　陳少強說，在增收思路上，「中央和地方有異曲同工之妙」。非稅收入的增長主要來自公共資源、國有資產的收入，包括以前不太受關注的廣告權、道路使用權等。

　　徐進告訴財新記者，過去一些非稅收入徵管時標準放寬或實行了減免，但現在這些正在收緊。如果某些項目收入上升幅度非常大，往往不僅是應徵部分加 強徵收，還包括補征以前漏的部分。公共資源收費項目繁多，如涉及個人的公共資源收費，電費、水費、排污費；到政府機關獲得公共權益時，要支付相應工本費； 企業出口需政府給予檢驗，鑑定時亦產生相關費用等等。各地情況不盡相同，自由裁量極大。

　　如在廣西，除強化稅收徵管外，最近更部署增建公共停車泊位、戶外廣告徵收機制、改革垃圾處理收費方式、加大土地出讓金徵繳等工作。

　　更為顯性的是，在稅收增長比較困難的時候，地方政府對國有資本收益的要求提高，「能多收一些儘量多收一些，以保障政府的正常需求」 。

　　以短期應對財政壓力的手段而言，除了在增收上想盡辦法挖掘潛能，舉債也是極其常見的。在鄂爾多斯尋求銀行貸款而不得，而東莞風傳政府貸款支付公務員工資之時，杭州融資平台的境遇卻在好轉。

　　杭州財政局一位官員稱：「去年貸都貸不到，（利率）起碼上浮10%以上，20%以上都拿不到。」但在今年，經濟下行，銀行不寒而慄，對企業放貸非常謹慎。「 兩害相權取其輕，還是願意放給地方政府平台 。」銀行上門推銷，令政府融資平台得以較優惠的利率甚至基準利率拿到貸款。

　　另一種手段則是開放民間投資。7月16日，廣東省發改委宣佈首批推出省市面向民間投資招標重點項目44項，總投資2353億元，涉及交通、城建、社會事業、產業園區等向來以財政和國有資本壟斷的領域。

　　儘管此舉已經推動多年，是「對涉及公共資源利用的項目實行競爭性配置」 的改革需求，但廣州發改委一名官員也向財新記者坦言，財政吃緊，各級政府都在抓緊拿項目出來，向民間資本開放。

　　開源發力的同時，地方政府的節流減支卻被認為「停留在口號」。

　　前述杭州市財政官員對財新記者坦言，地方對緩解財政壓力根本思路與2008年無異：「保證地方現金流不斷，寄希望於中央政策放鬆，地價好轉，難關就渡過了。」

擴張止不住

以繼續擴張解決擴張帶來的困難

　　與勒緊褲腰過日子相比，地方政府更有「做大蛋糕」的衝動。國家統計局投資司調研員王寶濱在2011年底曾撰文指出， 2011年以來，中央項目投資低速增長，而地方項目投資增長高位運行， 地方項目投資佔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的比重達到94.1%，成為投資增長絕對主力。

　　這一趨勢在2012年變本加利。宏觀經濟內外受壓之下，各地政府正在為「穩增長」加緊宣示投資計劃。在已公佈1-6月固定資產投資數據的28個 主要城市中，增速超過全國增速20.4%的達到21個，其中貴陽增速高達57.9%，蘭州、海口超過40%，東部沿海的寧波、福州，投資增速亦在30%以 上。

　　從西部的貴州、中部的長沙，到東部的廣州，數以千億計的政府投資計劃相繼曝光，虛虛實實。此舉被視為「地方版4萬億」，以拉動經濟和資產價格提升。地方仍然期待，中央政府終會打開閘門，重演2008年「4萬億」刺激計劃那一幕。

　　前述杭州財政局官員認為，地方領導對經濟形勢和資產價格極為敏銳。「只要中央敢稍微放點風聲，它就敢做得很大。」

　　擴張， 意味著更多的負債更大的槓桿。按審計署的統計，截至2010年底，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大致10.2萬億元，其中還不包含政策性銀行提供的融資平台公司債務約6.2萬億元，非平台公司的地方政府債務4萬億元，佔到GDP的25.4%。審計署報告也指，截至 2010年底，有78個市級和99個縣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債務的債務率高於100%，分別佔兩級政府總數的19.9%和3.56%。由於償債能力不足，部分地方政府只能通過舉借新債償還舊債，截至2010年底，有22個市級政府和20個縣級政府的借新還舊率超過20% 。

　　陳少強對財新記者說，地方政府的選擇，一是像以前一樣，大干快上，債務不斷往後累積，爭取在發展和增長中化解債務； 二是招商引資化解債務；三是產業結構轉型，發展新的增長點。但在地方政府任期之內，大干快上仍是最為有效積累「政績」的方式，也是做大經濟規模的不二法則。

　　至於償債，前述杭州財政局官員對財新記者說，他曾詢問某地方政府官員，「借這麼多錢怎麼還呢？」對方回答說：「這個問題我們不考慮。」他指，缺乏問責的地方政府，傾向將債務風險轉嫁給銀行，期待最終由中央政府兜底。

　　事實上，這也是地方政府自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後找尋到的發展捷徑。分稅制後，稅收大頭在中央，中頭在省裡，市縣一級可以得到的錢相對少，這 一機制刺激地方政府把經濟蛋糕做大，「可以多分一點」。1998年預算外資金使用規範化後，地方政府最大的主題就是土地財政，平台融資。

　　「現在這輪調控最大打擊點就是土地財政。」上述官員指出，但多年來的慣性之下，地方仍傾向繼續舉債擴張，等待土地財政解套。明顯的例子，除了 「地方4萬億」姿態的擺出，是上至北上廣深，下至義烏、蕪湖、中山等地方政府表態嚴守中央政策紅線，實則積極推出「擦邊球」地方辦法，頻頻試探中央房地產 調控政策的鬆動跡象 。

　　另一方面，客觀上，地方解決民生的剛性需求存在，也使得地方財政擴張難以止住。8月22日，《中國證券報》發表興業證券的研究文章指出，「目前部分大城市因為道路擁堵而採取機動車限購政策，排水管網建設滯後導致城市內澇來看，地方政府的投資不是多了，而恰恰是少了。」

　　以深圳為例，2012年，深圳市政府投資重點投向公共服務、社會管理和綜合治理、城市基礎設施、資源利用和生態環境等社會建設和民生領域以及產 業轉型升級領域，共安排投資計劃401.6億元，佔全市政府投資計劃的87.1%，其中：社會建設和民生領域投資385.3億元，佔全市政府投資計劃的 83.6%；自主創新和產業升級領域投資16.3億元，佔全市政府投資總規模的3.5%。

　　 與欠發達地區不同，發達地區很難再以土地財政為這些支出買單。 陳少強告訴財新記者：「在不少發達地區，土地指標把『十二五』的都用完了。像江浙一帶，把荒地、復墾的都用了，已經沒有什麼地可以用了。」

　　興業證券的研究文章稱，地方政府投資與中央項目涉及的大產業投資不同，本身主要還是為地方公眾服務，其中約50%屬於使用者付費的盈利資產，可 彌補另外50%的非盈利資產虧損，整體上就可以實現盈虧平衡。而這些投資改善城市面貌和人民生活，從而間接促進地方經濟的增長與稅收收入提高。

　　但是，擴張性地方財政能否被規制在民生和地方產業結構調整等正確方向，不得而知。「大政府經濟」失控，將導向經濟轉型和政府稅源涵養的反面。

　　中國社科院金融重點實驗室主任、華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劉煜輝指出，當政府不斷透過所控制的資源，如稅收優惠、補貼、土地、環保標準、礦權等等， 引致私人投資時，企業將偏離利潤最大化的方向，異化為營收最大化目標，以累積更多與地方政府談判的籌碼，企業利潤越來越靠政府補貼和土地等不動產升值。

減支難

必須減支，但從何減起？

　　從經濟發展的長遠計，中央政府自2010年以來推行結構性減稅，其中重要一條即是在地方推行「營改增」試點。 劉煜輝認為，這次減稅的內質「實際上是減支，準確地講是減阻礙成長的開支」。

　　地方政府也預期「營改增」後會加劇地方財政收入減收。作為地方稅種的營業稅，將變成中央75%和地方25%共享的增值稅。地方政府對此極為冷淡。

　　深圳地稅局人士透露，營改增在當地將分步走，第一步稅收還是100%歸繳地方。深圳將在11月1日正式實施營改增，目前系統仍在測調試。

　　隨著「營改增」試點逐步擴大，再不減支，而以短期的增收挖潛應付越發困難。

　　在那些財政收支騰挪突然由寬裕變得困難的地方，政府過緊日子的姿態也很明確。在東莞工業鎮石排， 已數次召開鎮黨委會議討論削減開支，計劃將包括「三公」經費在內的政府專項資金經費削減掉幾千萬元。

　　在省級層面，廣東省長朱小丹在上半年經濟工作會議上，亦強調「要厲行節約，實行最嚴格的支出控制」，要求黨政機關帶頭壓減行政支出，過「緊日 子」，並控制臨時新增開支，嚴格執行公務接待標準，「省下錢來保民生」。在省會廣州和深圳，官方數據都顯示，一般公共服務支出近兩年處於零增長或低增長。

　　劉煜輝指出，中國政府減支的空間巨大，包括維穩開支、三公消費、低效的產業政策和區域政策所形成的財政補貼等等。不過，在現有的財政收支機制下推行減支，這些領域的減支推進極其有限。

　　以三公消費而言，中央在2011年給省級地方政府提出的公開三公經費的期限是「兩年內」。目前，北京、上海、廣東、新疆、四川、湖南等省份已開始對外公佈相關數據，但在市、縣一級政府，以及政府財政控制的國有機構，則仍沒有公開時間表，更無法涉及「減支」。

　　一直致力於政府財政信息公開的吳君亮認為，當下減支力度只是浮光掠影。政府連年提高財政開支，到去年亦是歷史最高點，「能花的都花掉了」，處處是能升不能降的剛性支出。慣性之下，在財政壓力中焦躁不安的地方政府，轉身自省奮而改革的機會，究竟有多大？

獲批兩週年，「特區中的特區」擔當探路尖兵 前海改革有多「前」

「如果深圳還希望像改革初期那樣，一下子就得到非常到位的政策，和其他地區拉開好大的政策差距，也不太現實。給多了，萬一遇到不可控因素怎麼辦？」

對前海改革，許多人將目光投向了中央政府。「從嚴格意義上說，前海改革是中央政府主導的。」

站在北緯22.53度、東經113.90度附近，你手機中的地圖可能會提示：你已經置身大海中。但實際上，你腳下是結實的土地，身邊是忙碌的工程車和飛揚的塵土。

這裡是前海，深圳西部一塊填海而成的「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這裡被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稱為「深圳的未來」，被冀望擔當中國下一步改革的探路尖兵。

2012年8月26日，前海迎來兩歲生日，一系列基礎建設項目開工，約2725億元的擬投資總額已經敲定。8月初，規格頗高的前海合作區諮詢委員會成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華建敏受聘主任委員。

前海再次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不過和一兩年前相比，這一次輿論鮮有提及「體制創新」、「制度改革」。熱議的話題包括前海附近的房地產項目前景、「前海概念」股票的大漲，以及前海如果實行免稅政策，是不是不用跑到那一頭的香港去買化妝品了。

呱呱墜地之初，被稱為「特區中的特區」的前海曾因「體制創新」、「制度改革」備受關注。兩年過去，前海管理局的內部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坦承：「前海的改革實踐現在還沒有更多的特色」。

授權不夠，政策法規對改革創新的支撐不夠，被一些人認為是前海改革躑躅不前的主要因素。但也有人針鋒相對地提出：指望一步到位獲得極為超前的改革政策，既不現實，又有「等靠要」的嫌疑。

一塊面積僅僅15平方公里的土地，究竟應該如何承載改革遐想？與曾經「殺出一條血路」的深圳改革相比，深圳前海所代表的這一輪改革拓荒與制度創新，面臨著截然不同的環境，挑戰更為複雜。

法律權威，還是行政權威？

2012年8月22日，深圳市市長許勤在香港設宴幾十桌，招待企業家和金融人士，目的只有一個：推介前海。

前海合作區規劃獲國務院批覆兩年來，許勤頻頻組織或參與類似活動，不遺餘力地利用一切機會向各方人士推介前海。2012年兩會，前海開發也是許勤進京重點談及的問題。

「前海工作是許勤市長直接抓，各部門都非常積極地配合。」前海管理局經營發展處處長王錦俠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王錦俠很感謝市委市政府的重視，但他又有些擔心：這是不是走回了與其他開發區相同的老路上？

為了體現政府的重視並更有效地推進工作，將領導職位「高配」是中國大多數開發區的共同特徵。以同在珠三角的兩個開發區為例，廣州南沙開發區管委會主任由市委常委、南沙區委書記直接兼任；珠海橫琴新區的管委會書記，身份也是市委常委。

但前海不同，它想走出一條靠法律權威、不靠行政權威的新路子。承載這一變化的，是前海管理局「法定機構」的特殊身份——這種介於政府與企業之間的機構，如其名稱所示，首先對法律而非上級負責。

「法定機構」是前海最重要的體制創新之一。按照局長鄭宏傑的說法，法定機構意味著企業化運作的政府，講究投入和產出，講究效益和效率。

深圳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劉玉浦曾表示，「如果想把這個地方搞得活躍一點，搞得創新一點，就不能搞一個純政府機關在裡頭，但如果由純企業來開發前海，將 來下一步很嚴重的問題就出來了，將來它的社會管理誰來承擔？」深圳發展前海合作區的設想，正是在他擔任深圳市委書記的任內提出的。

「設立法定機構，主要是為了強調它有更多的自主權，強調它的依法運作，減少行政行為的隨意性。」深圳市政府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吳思康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前海合作區和南方科技大學，都是深圳法定機構的改革試驗田。眼下，這兩家機構都面臨著改革困惑。由於登記註冊時可以選擇的類別依然只有「黨政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等選項，找不到「法定機構」這一類型，前海管理局仍然登記為事業單位。

前海管理局的工作人員大多來自市委市政府各部門。他們放棄了公務員身份，但因為登記屬性的緣故，依然擁有事業單位編制。管理局現有8個處，編制56人。人員的辦公用品、出差標準等，也都必須遵照事業單位的「標配」。

在現實運行中，前海開發處處可見政府的影子。深圳市金融辦、發改委、交通運輸委、規劃國土委、監察局等十多家部門均負責了前海建設的一項或多項任務。

前海管理局要想獨立提供公共服務、整合各部門資源，單靠法定機構的定位，顯得力不從心。「我們對傳統體制內部門的動員能力很弱，只能找市政府領導，否則『玩不轉』，沒辦法協調工作。」王錦俠說。

「改革環境已經變了」

前海要想憑藉一己之力而不是市領導的權威「玩轉」各項工作，就必須由政府各部門移交一部分權力。但是，法定機構究竟可以擁有多大的權力，與政府部門如何對接，這些問題目前仍存在爭議。

深圳市人大代表、綜合開發研究院研究員劉魯魚全程參與了被稱為「基本法」的前海條例（《深圳經濟特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條例》）審議工作。他透露，條例第一稿中的不少內容都在申請獲得各種授權和政府部門事權移交，但這些條款後來基本均被刪去。

「各方權力邊界沒有釐清，討論中沒有形成共識。」劉魯魚對南方週末記者解釋說。

前海最初想要的授權，並不止一部分事權。「我們在制定前海條例時，預想是能夠像迪拜那樣。第一稿裡提出：現有的法律法規制度可以不適用於前海——不是說『不適用』，而是『可以不適用』。」王錦俠說。

作為中東地區的經濟和金融中心，迪拜在伊斯蘭教法規方面放鬆管制，甚至聘請英國前首席大法官為上訴大法官，整體移植普通法體制。

在王錦俠看來，如果得到改革充分授權，體制機制的創新就沒有包袱。「什麼機制能夠適應、推動、發展現代服務業，就實行『拿來主義』，吸收借鑑世界各國最合理、最先進的制度，經過本土化，建立一個全新的制度框架體系。」

迪拜之夢不是憑空而來。「前海立足於現代服務業，而現代服務業的開放發展，就必然帶來體制機制的改革和再造。」參與了前海相關政策研究的深圳市政府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吳思康說。

在2010年底由深圳市人大舉行的立法研討會上，曾出現觀點的激烈交鋒。有人支持前海在白紙上「另起爐灶」進行創新，但也有一些專家認為，前海「不能全部推倒內地的東西，而應該在本身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框架內進行創新」。

經過與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溝通及反覆討論，前海條例一稿中提出的授權設想，在不斷地「往回收」，直至三審稿和最終出台的條例中，「迪拜夢」消失了。「先邁了些步子，後來又被扯回來了。」一位見證了前海條例審議出台過程的記者說。

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周榮生對於條例改動的解釋是：「刪除或取消了原來的一些制度設計，是因為時機和條件尚不成熟，或者是為了與現行法律法規更有效銜接，使條例更具操作性。」

在劉國宏看來，「改革環境已經變了。如果深圳還希望像改革初期那樣，一下子就得到非常到位的政策，和其他地區拉開很大的政策差距，不太現實。給多了，萬一遇到不可控因素怎麼辦？」

「更重視接軌現有的體制」

條例第一稿中曾提出法定機構運行的機制設計，包括：前海管理局設立理事會作為決策機構；再如，仿照香港的廉政公署，設立獨立的監督專員公署。此外， 官員財產公開方面亦有突破——草案規定，前海管理局理事會理事、局長、副局長、高級管理人員以及監督專員和助理監督專員應當公開其收入以及與其決策有關聯 的利益情況。

但在人大的立法討論中，這些細節設計被一一否決，代之以「宜粗不宜細」的大原則。劉魯魚透露，這一原則是在市人大召開的第一次立法研討會上就被確定了的。

吳思康不認為這是「退步」。「事實上是給了更大的空間，在具體操作過程中可以通過制定具體事項的實施細則來推進，一事一報、一事一議地解決問題。」

劉魯魚也支持「宜粗不宜細」的原則。他覺得：既然現代服務業的合作區是新鮮事物，怎麼可能現在就把未來所有情況都預測了並做出規定？

他還直言：指望政策上的突破不是改革應有的態度，成功的改革都是在制度之前進行嘗試，而不是「等靠要」。「沒有任何一場改革不冒風險，改革就意味著風險。如果已經有框框了，還叫改革嗎？那就是正常行使職能了。」

正式通過的前海條例，還將前海管理局的職能由「負責經濟、社會和環境事務的管理」調整為「著重經濟建設」。周榮生說，這是因為前海正處於招商引資和開發建設任務艱巨的起步階段，管理局不宜承擔過多的經濟開發之外的事務。

然而，也有人持不同意見。

「前海的價值不在於增加多少經濟總量，它的價值主要體現在體制、機制和法治環境的創新方面，體現在能否先行先試走出一條與國際接軌的路子。」王錦俠說。

作為條例第一稿的主要起草者之一，王錦俠認為，這份於2011年7月通過的條例「正面作用是主要的，但它更重視接軌現有的體制，顯得穩健，存在可以改進的地方」。

他坦言，這一年多來，因為立法支撐不夠，以及既有行政體制的束縛，前海管理局的改革實踐上「現在還沒有更多的特色」。

「前海改革是中央政府主導的」

儘管一些改革設想一時未能落實，但前海依然顯示出了一些特殊之處。

「計劃單列市權限」便是其中之一。經過國務院批覆，前海管理局擁有了與深圳市平級的權限，進入前海的企業不再需要到深圳市和廣東省各個部門去解決自身發展所需要的各種服務，而可以在前海合作區就地解決。此外，需要進一步支持時，還能直接跟部委掛上鉤。

與部委的互動，有另一項獨創的專門制度予以保證，即「部際聯席會議」。2011年9月，第一次聯席會議在京舉行時，共有包括交通運輸部、稅務總局等在內的27家成員單位以及國務院法制辦、國家統計局有關負責人參加。

「前海不是深圳自己搞的一個很特殊的發展區域，它是中國現代服務業對外開放的一個試點，遇到問題需要各個部委來研究決策。」吳思康說，「這種聯席會議也便於他們總結經驗和問題，為其他地方的發展提供借鑑。」

此外，鄭宏傑還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一口氣列出了許多個「第一」，以證明國務院批准的前海政策「特中之特」和「先行先試」的特點：第一次明確支持前海實 行比經濟特區更加特殊的先行先試政策而不是優惠政策，第一次明確將前海建設成為我國金融業對外開放試驗示範窗口，第一次明確前海要構建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 試驗區，第一次明確將個人所得稅優惠範圍擴展到境外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而不僅限於港澳居民，第一次在區域發展法律政策中要求探索香港仲裁機構在前海設立分 支機構，第一次明確支持前海建設深港人才特區。

但這些「第一」，都難掩前海在體制改革上遭遇的困惑。「前海機制還沒有理順，很多問題沒有解決。」劉魯魚說。他所言的問題包括：作為「事業單位」的 前海如何處理與下屬企業的關係？前海管理局如何處理與其他政府部門的關係？前海控股公司與市場又是怎樣的關係？前海是否要遵循其屬地南山區的政策……

王錦俠期待，前海可以獲得更多的改革授權。「過去，改革主要是勇氣問題；現在，改革主要是智慧問題。面對錯綜複雜的格局，怎樣一步步朝著目標邁進，需要大智慧。」

「從嚴格意義上說，前海改革是中央政府主導的。它首先不是深圳市的事情，而是中央政府的事情。」深圳市政協委員金心異說，「深圳需要結合中央的考慮部署節奏。」

但劉魯魚卻有不同的建議：讓企業唱起主角。他說，應該像當年蛇口改革交給招商局一樣，將前海改革也交給企業，特別是港資企業，而不是像現在由政府推 進為主。「前海合作區和其他開發區最大的區別在於市場化程度最高，深圳在這一點上有最好的基礎，但這個最大的優勢卻被漏掉了。」

無論設計中的改革路徑如何，各方都期待著前海更大的改革動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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