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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探灵魂 梁文道牛棚讀書記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109f230100govu.html


每一本香港的流行杂志都会定期刊登名人或者设计别致的家居采访，告诉读者屋主的品味爱好，设计师的巧意匠心；然后我们叹服，甚至效仿。可是，我几乎没怎么 看见过有一个家庭是有书房的。就算有，也多是虚有其名的书房，除了一张桌子放了文件和电脑之外，往往就是一两座架子空空洞洞（或者简约？）；书呢？往往连 一柜都装不满。假如这家人有小孩，情况可能好一点，课本和参考书总是要的。这也说明了香港的主流想法，读书是学生的事，长大就不必读了；正如钢琴是孩子必 须面对的刑具，进了大学就可以放下这苦杯了。

常言道：“书是一间屋子的灵魂。”为什么如此华贵如此耀目的居家环境可以没有灵魂呢？让记者来拍照这样的房子，在我看来，就像展示一座重金修建的陵墓，里头没有活人的气息。

如果这话说重了，那就再说一则我百听不厌也很乐意到处散布的真实故事。话说一个刚进哈佛的大学生很不幸地选了一门中古英语文学课，授课的老教授是个闷蛋， 和课程的内容搭配得天衣无缝。好不容易暑假来了，于是这年轻人兴奋地开始他在旧书店的暑期工，每天开车去不同地点搬运人家不要的旧书，忙得不亦乐乎。有一 天他应召前去市郊一幢有着漂亮小花园的老房子收书，女主人开门引他入内，这才发现要收的就是那闷蛋教授的书，他死了，这年轻人是他教过的最后一批学生。

年轻人在教授的房子里巡视，看见一整柜的侦探小说，想不到老人有这么有趣的嗜好，他微笑。再看，通向花园的后门旁是两柜园艺书，寡妇说：“他喜欢种花”， 然后年轻人注意到玻璃门外阳光下的草地上犹有刚洒过的水珠发亮，恰巧他自己的最大嗜好正是园艺。接着他下了一个决定，他要自己买下教授的所有藏书。

为什么？他后来对人解释：“自我看见教授的书，才知道他在课堂以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那些书是他的完整灵魂。如果我把它们运回书店，这些书就会被拆散分置 到不同的书架上，那就等于他的彻底消亡了”。为了让教授不死，直到毕业他还在替旧书店老板打工还债，好在这老板也是个有情人，给了他五折。

书是一个人的灵魂，藏书是一间房子的灵魂所在。为了窥探且公开他人的秘密，我一直想做本书去访问我最好奇的读书人，看看他们的家，请他们介绍自己的藏书。 后来我发现台湾的边城出版社出了本《逛书架》，干的就是这等勾当，里面有杨泽、张大春和陈建铭等人壮观的书屋，比起平常在杂志上见到的那些样办房，实在富 足。后来他们的魔爪又伸向了香港的读书人，编制出《逛逛书架》一集，我只好叹息自己的动作太慢。

还好我又找到了机会，替香港电台客串一个读书节目，跑去一些名人的家里看书（到底是电视节目嘛）。可惜部份爱书的名人太精了，例如董桥先生，平常对着我等 后辈总是很亲切；但这回他还没听完我的话，就立刻笑着打断：“不行不行，这种事怎么可以？可不能让那么多人看”。（书房之一）

创业 梁文道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109f230100n6ne.html

本来我应该接着谈客家擂茶，但近日遇到两件事却让我心绪难平，不吐不快，只好暂时先放下客家不管，看看我们香港这个家了。

第一，那天我在报纸上见到某投资银行高层告诫年青人，劝他们不要满脑子炒楼炒股，赚快钱绝非王道。趁年少应该投资在自己身上，好好钻研一门功夫，将来才可以创业自立。

第二，我家附近有个公共屋邨，邨内的菜市场不大，但至少有一行“冬菇亭”，开了四家大牌档格局的食肆。上个月他们忽然歇业，原址 来了几个工人挖开地面搞工程。最初我以为这只是修整水渠没多久便会回复原貌。后来听街坊说起，才晓得原来是租约期满，“领汇”收 回物业，打算打通它们，合四为一，推出个空间密闭装冷气的新餐厅，让人投标再租。

我想不用我多说，大家也都能看出这两件事之间的联系了吧。

我不算那几家冬菇亭大牌档的常客，但偶尔也会帮衬一下。比方说“玲姐”当家的茶餐厅，炒河炒米在方圆一里的范围内也算得是第一 了，但更主要的卖点是玲姐她对动物特别友善。每回有人拖狗过来，她都立即端上一碗水给它们解渴，而且还会分几块多士给大家喂狗取乐（当然是在主人批准的前 提下）。又如一对夫妇开的面档，他们最晚关门，所以有时候空腹夜里归家，我会去他们那里吃碗牛腩河加碟油菜。坦白讲，他家东西平常，可是便宜。那丈夫年纪 不小了，总是拖着一条不太灵便的腿，满头大汗地斩肉下面。夜空下，我们三人无话，他们忙着干活，我忙着吃面，凉风正好消去一身暑热。

将来这四家小店变成一间有规模的室内餐馆，这对夫妇可有重新投标的本钱？玲姐生意一向好，说不定她能取下这个盘，但我肯定那不再会是家欢迎猫狗进来坐坐的 铺子。街坊又说：“唔使审，第日实系俾咗‘太刻薄’嗰啲大集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对这个屋邨感兴 趣，不过这位街坊倒是说出了今日香港人的心思。似乎每有小店结业，大家就会联想到无良发展商（还有‘领汇’）；每当商场大装修， 大家就会预计一间连锁集团的进驻。这种猜想或者不科学，然而主观经验却现实得很。你看，那怕是蔡澜点名叫好过的地方，一回头他也找它不着了。为甚么？当然 是扛不住租金。回想起我小时候，去日本玩可是一件非常昂贵的活动；但今天你却很容易感到日本的“划算”。尤其吃饭，付出同样的价 钱，东京绝对要比香港吃得好。为甚么？答案当然还是租金。一个吃顿饭要把六成消费拿去应付租金的地方能够叫做“美食之都”吗？

那位劝人创业的银行家到底有甚么毛病？在这样的时局底下有钱不炒股，岂不是叫人送死？每天逛街，我都能写一篇创业者之死的故事；每天看地产广告，我都能想像“一脉相连九龙塘”的致富之道。这就是我的香港。

真假难辨 梁文道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109f230100o834.html

去年大陆出了一个贪官，疏财仗义，扶助弱小，被捕之后受到不少百姓声援，称之为“侠贪”。假如一个贪官把贪来的钱拿去做善事可以叫做“侠贪”的话，那么我们能不能说一个专骗骗子的人是“侠骗”呢？

新年伊始，电视台便揭发一个行骗网站，指责它声称善于教授造假鸡蛋的秘诀，其实根本就是骗人，它教的方法根本做不出假鸡蛋。一个专门欺骗想当骗子的人的网站，一群专门对付坏人的坏人，这不是侠骗，是甚么？

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之严重，早就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假鸡蛋和毒奶粉都已经是大家见怪不怪的老皇历了，现在的最新话题是假红酒。红酒之假是你凭感官和经 验就能轻易辨识得到的，一点也不难。比方说“拉菲”，今日中国到处都有人在饭局上拿出几瓶“拉菲”，说是真货正牌，来源可靠。再夸张一点，还要把取货过程 讲得十分悬疑惊奇，是他家有人在中南海做事，这才恰巧得到几瓶拉菲专门做给领导人喝的供品。不是开玩笑，我真听过有人这么说，大概他以为法国酒庄全都成了 茅台酒厂的分号，每年也要留点“特供”献给党中央。可是用点常识动动大脑吧，这世界哪来这么多“拉菲”？就连一个三线城市马路上的商店都有得卖？中国市场 上现存的“拉菲”数目恐怕要比“拉菲”创庄以来的总产量还大。

也许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思考，假如那些制造假“拉菲”的人不再躲藏幕后，而是干脆光明正大地宣布自己做的是“拉菲代用品”，那又会怎么样呢？假如生产假鸡蛋的人不再试图鱼目混珠，反而声明自己干的是“神似鸡蛋、更胜鸡蛋”的“人工鸡蛋”，那大家又能不能接受呢？

没错，假酒假鸡蛋这些“伪劣食品”，全都有害健康，全都能把人吃死。可是再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那些“不法商人”良心发现，决定要让自己的产品更安全更卫 生，哪怕是地沟油都能在精密的炼制过程里头变得无毒可亲，请问大家愿不愿意对它们张开怀抱，使之成为“人工食品”，而非“伪冒食品”呢？

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理解“伪冒”与“人工”的分别，最好的例子莫过于人造牛油和植物牛油，难道它们不也是种“伪冒产品”吗？想当初人造牛油刚刚面世的 时候，美国社会也曾为它掀起过一场长达数年的辩论。一开始，它的确是冒充真牛油的贗品，但是当生产者不再骗人，打正旗号表明自己卖的就是人造牛油，而且还 要向天然牛油下战书，看看到底谁对健康更有益的时候，情况就有点不一样了。

假如人造牛油不再伪冒天然牛油，那就表示它的制作和生产开始浮出水面，暴露在阳光底下了。假如它的整个制作流程能够公开，让人监管；而且生产商和贩卖者全 都有名有姓，可供查考，那么的卫生安全也就不会是个太大的问题了。既不假冒，也不危险，那么大家还有甚么好辩论的呢？有的，那便是“人工”与“仿造”究竟 道不道德。在很多人看来，任何以人工方式仿造某种既有食味的做法就一定是错的，不管它的味道有多对，也不管它的成分有多好。为甚么？因为它是“假”的。然 而，“假”的确切意义又是甚么呢？如果人家都已明言人造牛油是牛油的代替品，是天然牛油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了，我们又何必捉着不放，硬说它是不正宗不道德的 “假”货呢？想像一下，没有蟹肉，于是以炒蛋白顶替？没有鱼鲜，然后仿其味做出鱼香豆腐和鱼香茄子，这又叫不叫做假？值不值得谴责？

我绝对无意替那些假酒假鸡蛋辩护，只不过是想搞清楚当我们在批评它们“假”的时候，我们想说的到底是甚么？是它们混充真货？是它们伤人害理？还是它们模仿了一些我们心目中的真实？

賣國賊 梁文道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8-24/100428188.html

　日本成人電影演員蒼井空退休之後，發現自己在中國很受歡迎，便在微博上頻頻向中國影迷 示好，反應相當不錯。直到前陣子倫敦奧運，她替中國健兒打氣，才真正遇上了挑戰。不少網友覺得她身為日本人，卻為了中國市場出賣祖國，反過來給中國人喊加 油，是很不愛國的表現；他們直呼她「賣國賊」。

　　被人罵「賣國賊」，問題就真的很嚴重了，因為這三個字在中國所有罵人的話裡，大概可以被列入最具貶義的那一等。然而，它在公共言談出現的頻率又 似乎有點過高，高到貶值的程度。你批評中國的政治模式，當然會被一些人罵做「賣國賊」；你拿外國護照，卻跑回中國拍愛國電影，自然也有機會當上「賣國 賊」；甚至你說中國羽毛球隊不該在奧運讓賽，在某些人看來，那還是一種「賣國賊」。

　　「賣國賊」的普及，也恰好反證了我們中國人對「愛國」的尊崇與執著。

　　沒錯，愛國的確是今日中國人最欣賞（至少在口頭上）的美德之一。想當年有官員為了讓全體港人放心回歸，直言稱「黑社會也有愛國的」，可見愛國之德甚至足以蓋過不少非法行為。我還聽過有人如此稱讚一名女士：「她長得不好看，粗魯不文，而且性格有問題，但她真的很愛國。」

　　托馬斯·潘恩可能是世界史上影響力最大的公共知識分子。今人知他，乃因他是《常識》的作者，據說當時每一個華盛頓將軍率領的士兵的背包裡頭都有這本小冊子，時不時就有人在夜裡拿出來誦讀鼓氣。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一個歷史細節，那就是潘恩的身份——他其實是個英國人。

　　美國獨立之後，潘恩名滿天下，但他的生活並不如意，沒在這個新國家混到什麼顯赫的職位。好在他的興趣廣泛，除了哲學與政治，他還喜歡橋樑工程， 並且設計了一款新型橋樑，想把它推介給美國和法國。可惜兩國政府與業界的興趣都不大，客氣接過他的草圖，就沒有什麼下文了。為了實現他的新夢想，潘恩趁回 英國看母親的時候，順便把建橋方案送到英國皇家學院，得到相當正面的回應。這是每一本潘恩傳記裡頭都會提到的小細節，不值得大書特書。

　　可是等一下，他回英國？在他成功鼓吹美國獨立之後？他怎麼回得了國？他又是怎麼回去的呢？我再三翻那些傳記，沒有任何人提到其中波折，似乎根本 沒有波折。反而大家都喜歡描述他回國之後的風光，說他和布萊克等人成為好友，是倫敦文人圈子裡的紅人；又說他在當年最流行的報刊上寫文章，成功出版《人的 權利》第一卷。直到法國巨變的前夕，這位一輩子和革命脫不了關係的狂熱分子才又渡海出國。

　　當然英國政府後來還是受不了潘恩，是因為他後來鼓吹共和，建議一套由累進稅支撐的社會福利主義，獲得英國本土庶民的熱烈迴響，還啟發了愛爾蘭的 獨立運動。雖然白廳以煽動叛亂的罪名把他告上法庭，但從未執行法庭的判決。他們沒有捉他入獄，也沒有讓他神秘失蹤，更沒有讓他「被自殺」。相反地，他們的 絕招是找人在媒體上和他筆戰，鼓動百姓對他的仇視。

　　奇怪的不是潘恩，因為歷史上出過太多為了理念而「賣國」的人物，他們總是因為自己心中的真理和正義，逆反執政者的立場甚至全國人民的情緒；奇怪的是英國，這個「賣國賊」的祖國。

　　細讀歷史，便能發現除了潘恩，當時同情美國獨立運動的英國精英大有人在。例如保守主義者伯克，他曾經是潘恩的好友，欣賞後者在美國一事上的表 現。後來的首相威廉·皮特，也是當年國會裡頭有名的「親美派」，不只在理念上認同美洲人的訴求，在實利上也不壓制美洲代表的訴求。伯克和皮特都是出了名愛 國的人，只不過，他們對愛國的理解和兩百多年後的中國人不太一致，同樣地，對賣國的認知也和我們截然不同。

　　換一個角度看，像潘恩這種「不遠萬里而來」搞革命的人，我們過去大概會稱他為真正的「國際主義者」。

　　可見愛國和賣國的內涵既非普世，亦非永恆，不同年代不同地區自有不同的看法。有趣的是，在失去了北美十三州殖民地之後，那個看起來「虛弱」到要動用輿論才對付得了異見者的島國，才真正踏上了「日不落帝國」的道路。■

看新聞學哲學 梁文道

1 : GS(14)@2010-08-08 13:08:3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109f230100kk1p.html
聽說有些教通識教育的老師喜歡告誡學生，讀報紙看新聞一定要小心，千萬不能隨便相信，因為“新聞不是客觀的真相”。其實你根本不用對香港學生說這番話，再 誇張點說，全中國人都知道電視新聞絕對不是什麼客觀的真理。這還不只是因為大家都覺得如今的傳媒甚不可信，而且是因為傳媒的不可信，導致我們多數習染了一 種粗糙的相對主義習氣，常常不加思索地否定了客觀真理的存在。

舉個例子，早上扭開收音機聽時事節目，你最容易聽到的一句口頭禪就是“這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於是從財政預算案有沒有照顧到低下階層的需要，一直到傳閱 藝人私下拍攝的照片算不算侵犯私隱，全都是觀點和角度差異的問題，不用強分對錯。有時甚至發展到了連基本事實的存在與否，也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皆無 不可。英國哲學作家巴吉尼（Julian Baggini）在《新聞挖挖挖》（Making Sense：Philosophy Behind the Headlines）裡調侃這種心態：“若是對澳洲首都所在地抱持不同意見，澳洲也不會因此就出現兩個首都；在這種情況下，明顯可見兩人之中一定有一人是 錯的”。

這是個“真理”二字成為笑話的年代，很多人都以為意見就是真理，分不出兩者的區別。巴吉尼又批評道：“有人說地球是圓的，有人說地球是平的，這兩種說法都 是真相。……若是同意這些說法，就等於完全放棄理性對話，和相信這種說法的討論事情根本沒有意義”。在他看來，如今英國也很盛行這種幾近犬儒的粗俗相對主 義，因為很多人自詡開放寬容，過份強調要尊重不同的觀點，乃至於直接跳到根本不用追求真相的結論。很不幸地，這也是當前香港的寫照。各種觀點表達過了，再 次證明這是個自由社會就夠了，大家不必勞神辯論。

雖離校多年，我至今保有閱讀哲學的習慣，以希臘哲學為私人嗜好，用大衛森（Donald Davidson）的精緻論文防止老年癡呆的過早出現，政治哲學則是寫評論做節目的謀生本錢。可以說花去我最多閱讀時間的，依然是哲學。但是翻看過去幾年 寫下來的書話，卻發現幾乎沒怎麼介紹過哲學書。原因可能是現代哲學的專業程度太高，越看得多就越沒有信心去談。直到最近有朋友辭去記者工作，打算專心攻讀 一個哲學的碩士學位，叫我介紹幾本讀物，我才想起巴吉尼這本《哲學挖挖挖》實在是部非常適合初學者的好書。

巴吉尼不算一流學者，但他在英國《衞報》和《泰晤士報》開的專欄卻使他成了家喻戶曉的哲學入門導師。《新聞挖挖挖》尤其值得報紙看得太多的人一讀，因為它 處理的全是和新聞事件有關的題目，例如安樂死和墮胎的道德爭議，發動戰爭的理由，以及香港人最近特別關切的公眾人物私隱問題。藉著這些常常見諸報端的題 材，他一方面示範哲學的思考方法怎樣幫助我們掌握埋在各種俗見之下的問題本質；另一方面則引入各式各樣的哲學概念與理論去給出不同的解答路徑，完全不會讓 讀者覺得陌生難懂。再加上他的文字清淺，術語不多，實在是再適合門外漢不過。尤其可以向大家報喜的，是除了中譯書名很無聊之外，譯者陳信宏的表現相當忠 實，看原著與看譯本的分別不大。

哲學最好玩的地方，是它看起來毫無實際價值，偏偏少了它又不行。就拿政府剛剛公佈的財政預算案來說吧，有些人批評它對弱勢社群不夠慷慨，有人則認為它已經 太過大方。要解決這個爭論，最理性的辦法不只是羅列更多的貧民慘況（雖然這麼做會很有情感效果），也不是比較歷年以來花在福利上的開支，而是去探討什麼叫 做公正。只有搞明白了公正的定義和衡量它的標準，我們才知道如何是慷慨如何是吝嗇。而這就進入了哲學範疇的討論了。

問題是哲學家這幫人實在有太多不同的意見，你拿一個從新聞上引申出來的議題去請教他們，往往沒有兩個人給出的答案會是一致的。更可怕的是，就算他們的立場 一致，理由也可以極為不同。那麼，這是否表示我們還是逃不過“觀點與角度”的宿命呢？例如基因改造食品，有些哲學家認為它干預了自然，極不可取；但也有些 人像巴吉尼這樣，根本懷疑所謂“干預自然”的定義。又如建造水壩，環保份子就常以“干預自然”的罪名攻擊各種充滿野心的建壩計畫。巴吉尼於是用河狸也會造 水壩來反問“河狸算不算環境恐怖份子？”。不要誤會，他不是贊成大建水壩，也不是無條件地支持基因食品，而是想指出：“河狸與人類都干預自然，差別只在於 人類的行為規模較為龐大，破壞性較強。因此，錯的不是干預自然這項行為本身，而是這項行為造成的後果”。

哲學的作用不在於解決一切爭論，雖然這股雄心或許是推動它的動力；哲學也不是為了簡單地告訴我們應該站在那一邊，因為立場的一致不代表所有支持這個立場的 理由都是對的。哲學不會贊同粗糙的相對主義，他們只是“隨時以理性檢視各種信念”，“對於每一項議題都只期待合理的精確程度”。所以他們的態度應該是開闊 的，只是這種開闊乃一種嚴肅的開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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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abbychau(1)@2010-08-08 13:13:14

如今英國也很盛行這種幾近犬儒的粗俗相對主 義

我感到世界快要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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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熱捧作家梁文道 道長爆紅之道

1 : GS(14)@2010-09-19 14:33:07

2010-9-11 iM

梁文道近來是非多多，中港兩地文化人同時向他開炮，分別與內地著名科普作家方舟子，以及本港「神級」文化人陸離展開筆戰；前者在個人博客借轉載文章，暗嘲梁文道扭曲史實以闡述個人觀點，後者則罵他做學問不夠認真、寫文章常有錯處。

有說是因梁文道近年在內地爆紅，樹大招風。2003年開始轉移精力往內地發展後一炮而紅，至今，梁文道把兩地的方方面面，包括文化上的差異、優勢劣勢，甚至生存規則，都看得透晰，進駐內地已7個年頭的今天，不但沒後悔當初的決定，更鼓勵港人北上發展，放眼全中國。

早有聽聞梁文道在內地走紅的程度，他在內地開講座，主辦單位派出5名保安將他團團包圍，才可安全步出會場。但親身感受到內地人對他的熱愛，還是在個多月前，於本港一個讀者分享會上。分享會當天，現場座無虛席，九成以上的聽眾都是專程來港支持的內地人。這些內地讀者除了紛紛向梁文道索取簽名、要求合照，表現得十分興奮之餘，還認真地與他討論其曾寫過的某篇評論文章的內容與感想。

寫內地評論給內地人看

梁文道說，自己往內地發展，是在很偶然的情況下發生的。1999年他獲鳳凰衛視中文台邀請，成為該台王牌節目之一《鏘鏘三人行》的常任嘉賓，自此開始為內地人所認識，2009年，他在內地出版了第一本專欄集錄《常識》，大賣逾10萬本，隨即成為了內地文化界的紅人，並以此為起點，內地媒體的工作也愈接愈多，漸漸更把工作重心轉往內地。

梁文道該聽過許多人質疑，既然以寫時事評論出身，怎麼會放棄言論自由的香港，而選擇在言行處處受掣肘的內地發展？

對此，他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如果說做時事評論，只是從做得爽不爽這方面看的話，或許是在香港比較好，但如果這麼說，那為甚麼不是全世界寫時事評論的人一起搬去英國寫呢？又或者可以選擇荷蘭，因那裏是全世界言論自由指數最高的地方。」

梁文道解釋，正正是因為關心中國，所以要回到內地寫，寫給內地人看，「我也有很多朋友在香港寫中國評論，你可以很自由地寫，你寫給香港人看，教他們怎麼去了解和分析中國的事情，但你對中國的讀者，或是一些需要被影響的人，有多大的影響呢？我很懷疑，所以寧願花工夫在內地。」這樣做，雖然犧牲了部分言論自由，有很多事情不能直接、坦白地說出來，像是六四、法輪功、一黨專制等，但卻有機會慢慢地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去討論、分析個別問題。

慨歎香港並無言論自由

說起言論自由，梁文道指出香港在這方面的問題所以：表面上來看，香港的言論是比內地自由，但若深入分析的話，其實並不能一概而論，「我不覺得香港很言論自由，不光是說政治敏感，香港有另一種限制。」他所說的，一是指本港報章雜誌的篇幅，所給予評論的空間愈來愈小；二是指香港人對深度的容忍程度，其實相當低，對此，在社會上工作的頭10年裏，以在香港寫評論為主的梁文道，慨歎感受很深，「有很多觀念，你沒辦法很清楚地去展示，從這個角度去看的話，香港的言論自由是被浪費了的。」反觀內地，其實十分注重學術性地評論政治時事，文章動輒可發揮數千字，寫出來的文章，也能得到更多回響，「在內地那個梁文道，或許更貼近真正的我。」

除了言論自由外，梁文道告訴記者，以一個文化人的身份在內地，比起在香港，可得到更多的尊重，地位也較高。他笑舉例說，在內地曾收過不少作家和藝術家的名片，印在上面的名銜，每每讓人忍俊不住，「他們會稱自己為『中國當代藝術家』、『京城五大才子之一』等等，雖然我不知道其餘那四大才子都分別是誰。」

以香港做基地面向中國

但這也說明了，內地的文化人，以自己的身份為傲，不像在香港，「在香港，人們很喜歡用『員』這個字，像我是做評論的，就被稱為『時事評論員』，令人想起好像操作某種引擎的技工，被放在狹小的縫裏，看不清全局。」而香港的文化人，不少都生活潦倒，不但居住環境差、房子的採光差，工作上更要寫很多專欄，才能維持生活。

以這一點來看的話，梁文道絕對是較喜歡在內地工作的，這也可能是他在內地，能如魚得水的原因之一。

不過，雖然梁文道現在每個月，有三分一時間都在內地到處跑，卻從沒打算搬往內地居住，理由也拉到言論自由上。他說香港資訊自由，內地始終不及，香港可隨時上網、落街便可買到《FT》和《Economist》，對一名文化人來說尤為重要。

因此，他以香港為基地，繼而面向整個中國，「就像一個在昆明的作家，他以昆明為基地，然後面向全國，那我是以香港為基地，兩者是一樣的。」他自己很早便了解到這一點，但許多香港人，對於要前往內地發展，在觀念上仍然很放不開，覺得等於是去了另一個世界。

「有些香港人，很人為地塑造出一種對立的狀況，好像去內地發展就意味着一種很保守的政治取態，就一定是個政治投降派，是誰說的呢？我在中國內地寫東西，但我一樣在香港參加遊行示威。」他指出，在這方面完全沒有矛盾可言，就算有，也是一個被虛構出來的矛盾，是香港人加給自己的框。

因此，梁文道覺得，特別是新一代的「八十後」香港人，應該要在這方面改變已有的觀念，「你可以在香港做你身為『八十後』要做的事，那回內地為甚麼不可以做同樣的事？同樣的事，不會說到了內地，就會變得不一樣了，應該是一樣的。」

廣東話有排唔死得

在這次舉行的讀者分享會上，剛開始以廣東話作開場白的時候，梁文道便被一名內地讀者打斷：「可以用普通話演講嗎？」面對九成內地讀者，對於這個要求，梁文道卻笑說：「為甚麼？這是在香港呀，要說廣東話，我誓死支持廣東話。」

當然，這只是句玩笑話，之後梁文道也以廣東話、普通話交替演講，但之所以有這麼一段小插曲，也是因為近期對「廢除廣東話」及「粵語保育」等事件的激烈爭辯所導致。

有流行文化在背後支持

對於這些的爭論，梁文道指出，語言其實是一個政治性很強的東西，像是中國的政權一直集中在北方，那普通話也就成為主導性的語言，而其他地區的慣用語，也就相對地被稱為了「方言」。而在芸芸「方言」中，廣東話其實已算是特別的存在了。「你看除了廣東，還有哪個地區有一條電視頻道是24小時以當地方言播出的？就連上海，也只是在某個時段裏，有上海話的節目。」

廣東話之所以有別於其他的「方言」，是因為它有整個香港文化在背後支持，「一種語言不能只有歷史，也要有新的東西，香港的流行曲、電視劇，都在為這種語言不斷添加新字詞。」因此，梁文道說：「廣東話有排唔死得！」

筆戰中港

最近引得梁文道再次在網上與人展開筆戰的，是內地科普作家方舟子，與本港著名文化人陸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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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方舟子

方舟子在內地，以反學術腐敗現象，及批判新聞的不真實報道而聞名，早前以在微博上一口氣發出21條信息，揭發了新華都集團總裁兼CEO、內地著名的打工王帝唐駿的學歷造假事件，為人所津津樂道。最近又在個人博客上轉載了一篇名為《揣着糊塗裝明白的梁文道》的文章，引來熱烈討論：

「無意中看到梁文道的一篇博文《耳朵以外，聆聽的文化構成》，乍看是關乎接受美學和音樂欣賞的討論，但說到後來，便又落到『權力』和『民主化』上去了…… 大談『西方古典音樂』的梁文道，居然在論及莫扎特和貝多芬這兩位大音樂家的時候，信口開河，錯誤百出……像梁文道這篇開頭大談古典音樂的文章，本身雖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卻意外顯露出自己對西方音樂史的無知，這種跨界充內行、強不知以為知的文風，根本就是揣着糊塗裝明白……果然要當有『常識』的『文化人』，容易得緊。」（節錄）

對此，梁文道寫了洋洋數千字予以回覆：

「我必須先聲明，那（《耳朵以外，聆聽的文化構成》一文）不是我親手所書，而是我一次演講筆錄……目前所有冠我姓名的博客都已不是我本人經營的了，我不曉得他們為甚麼還會自動更新……在該次演講之中，我拿莫札特和貝多芬並舉，目的是要說明一個音樂史上的重大趨勢……然而，這個觀點不是我個人的獨得之妙，而是音樂史與音樂社會學中廣為人知的判斷，由於這個說法太過平凡，所以我就沒有在演講中引經據典地一一說明其來源了……『果然要當有「常識」的「文化人」，容易得緊』這一句，也許是我愚鈍，就我的體會而言，這可以十分艱苦的一件事，哪怕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也還是當不好。」 （節錄）

VS陸離

其後，又有香港文化人陸離對梁文道展開了另一輪「攻勢」，對於陸離，年輕一代的香港人未必認識，但這位文壇老前輩，是把《史諾比》花生漫畫引入香港的第一人：

「其實我『正式閱讀』梁文道，僅始於大約半年前。緣起2009年12月，梁文道在《讀書好》訪問陳冠中，四次將《中國學生周報》誤作《中學生周報》。當時我懊惱想，一次錯，可以是校對或筆誤的問題，錯四次，應該是作者『烏龍』了……梁對一個英文字的結尾s似乎略有麻煩……印象中，早期梁文道應該不是這樣的。他愈漸粗疏，以乎是『紅』遍中港台之後的事……」（節錄）

對此，梁文道又寫了文章回應：

「也許可以教陸女士稍感寬慰的，是我已決定從下期開始，便不會再替《讀書好》雜誌做人物訪談了，應該可以減少她的煩惱，我知道有些朋友會覺得我今日犯下的錯誤都是我『紅』了之後心高氣傲的結果，不過我可以衷心地說，對於『紅』不『紅』這種事我一向沒有太大感覺，如果有，那也只是更加厭惡自己……盡管我常常要花一個通宵才能勉強完成這個工序，可我就是無法防止把《中國學生周報》弄成《中學生周報》之類的筆誤。除了無能，時間不夠肯定是個很要緊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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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

2009年：於內地出版第一本專欄集錄《常識》，其後陸續出版《噪音太多》、《我執》、《讀者》等書

2008年：於鳳凰衛視中文台開闢一檔新節目《文道非常道》

2003年：開始為內地的《南方都市報》及《南方周末》撰寫時事及文化評論

1999年：加入鳳凰衛視中文台，成為清談節目《鏘鏘三人行》的常任嘉賓

1998年：為香港新城電台主持財經節目，後來被引薦加入香港商業電台成為香港商業電台第一台台長及顧問，期間擔任《打書釘》、《風波裏的茶杯》、《光明頂》等節目主持，後因《風波裏的茶杯》發生封咪事件而為港人所熟悉

1994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

1985年：從台灣回港生活及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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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tcw1984(3057)@2010-09-20 10:43:08

湯兄對道長有乜睇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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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GS(14)@2010-09-20 21:28:42

2樓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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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兄對道長有乜睇法呢?

真是有料，但是太忙，忙中有錯，值得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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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tcw1984(3057)@2010-09-20 23:00:48

樹大招風，呢點同湯兄一樣啊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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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GS(14)@2010-09-20 23:13:23

4樓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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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大招風，呢點同湯兄一樣啊 :D

至少我無樣睇，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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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食品 梁文道

1 : GS(14)@2011-02-10 22:52:17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109f230100ozoz.html
说到食材，没有人不喜欢“天然”的，或许觉得它味道好一点，或许觉得它对健康好一点；甚至以为“天然”就是天生的好，不需要理由，正如“人工”在这个过度人工化时代里就必然地坏一样，是件用不着解释的事。我当然也喜欢天然食品，但我总是忍不住怀疑“天然”这个概念到底有多天然。

最近读书看到番茄酱名牌“ Heinz”的故事，很值得拿出来和大家讨论。

话说二十世纪初，美国人开始疯狂爱上番茄酱，似乎甚么东西都得放上番茄酱才能入口。例如薯条，大家总觉得番茄酱定当是它的最佳搭档，盘古开天地以来便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事实不然，这只是老美在过去一百多年中的发明。你看比利时人，他们吃薯条的历史要比美国长远，他们的炸法也比美国人的更讲究，可是他们至今都不爱拿番茄酱去糟蹋薯条。

由于番茄酱热销，彼时遂有不少人投身这个行业。问题是番茄酱不经腌制也不发酵，不能久存，于是所有生产商都必须在产品里头加一种叫做苯甲酸的防腐剂。这种防腐剂的好处是无色无味，完全改变不了新鲜番茄酱的天然口味。可它有个坏处，那便是有害健康，吃多了会叫人得胃病。然而一般番茄酱用不着下那么多苯甲酸，所以也不致于引来大害，除非你拿番茄酱当正餐，从早吃到晚。

那年头是防腐剂的黄金岁月，在发达国家里面，几乎任何人制炼过的食品都有防腐剂，无人觉得不妥。直到第一代天然食品运动兴起，少数医生科学家加上政治人物大力鼓吹，媒体才开始广泛宣扬防腐剂的坏处。怎么办呢？美国人既爱番茄酱，又不免担心苯甲酸的副作用，有没有可能做出不含防腐剂的番茄酱呢？大部分厂家都觉得这是个不可达成的任务，你不能又要它好看、原味，又要它耐存不坏，这是个自相矛盾要求。

HenryHeinz就在此时找到了答案，他在新鲜番茄酱里倒入超出正常分量几倍的盐、糖，还有醋；如此一来，就算不下苯甲酸，番茄酱也能在瓶子里躺上好一段日子。配合天然食品运动，他的公司趁机大卖广告，而且聪明地抬高售价，让消费者相信愈是天然愈是昂贵的道理。终放，“Heinz”消灭掉无数对手，成就一方霸业，直到现在还是全球番茄酱的龙头老大。至于过量的糖和盐会对人体造成甚么坏处，那已经是几十年后才有人开始关注的课题了。

这段历史有趣的地方在于当年的“Heinz”标榜天然，标榜自己绝不添加防腐剂，但它的味道却一点也不天然。那股浓甜那股重咸，完全不是天然番茄酱该有的味道。几年前我第一次尝到某餐厅自家鲜制的番茄酱，觉得它的口味好奇怪好陌生，想来必是自己的口舌早已习惯“Heinz”式番茄酱之故。事实上，我们有谁不是被这种“天然”味道养大的呢？说不定那些早已消逝了的老厂家，它们那种放了苯甲酸但不加倍使用糖和盐的番茄酱，反而比较接近我曾经尝过的新鲜产品。你说，到底哪一个比较“天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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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abbychau(1)@2011-02-10 22:58:45

茄醬其實很多白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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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弟和老大 梁文道

1 : GS(14)@2012-05-05 14:47:52

http://hk.apple.nextmedia.com/te ... 389&art_id=16308240
行走江湖最重要是講面子，幾個中學生年紀的小流氓在街上被人欺負，他們的大哥當然要過問一下，否則日後在道上還怎麼混？同理，「主管」幾條街道的地區小頭目的地盤遭人「踩場」，明明亮過自家招牌，卻一點用都沒有，這時候他的大佬也不能不出面吧？一般而言，這類無日無之的小糾紛絕對驚擾不了最頂層的龍頭老大；除非這個幫派太過虛弱，縱是最底部最前線的小弟少了根寒毛，也算是丟了龍頭的大臉。
或許這個類比有些不倫不類，但我還是要把它當做瞭解共產黨現況的起點。沒錯，如今的黨國就是這麼一個最基層的鄉鎮小幹部都能順勢綁架到最核心領導人的局面；此所以陳光誠先生揭發鎮級幹部惡行，卻要遇到整個國家的壓力；此所以汶川一個縣級領導「負責」丟官，沒多久卻能在異地升遷回歸原級。過去的強人可以眼都不眨就像剪指甲一樣地剪掉這些小雜碎，現在的體制則得一路保人保到村子裏去。
這個邏輯很簡單，全由利益串連。下級交了「保護費」，和上頭某人有了關係，那個上級就得照顧下級；否則一遇事，不僅有損自己這條線的利益和尊嚴，搞不好還會連自己也被拖下水，遭到其他路線的清算。如此這般，幾乎全中國每一個地方都能扯出一條上達天庭的利益輸送鏈。而這許許多多的鏈條，就是大家所說的「利益集團」的其中一種版本了。
所以陳光誠得罪的不只是某個地方計生辦的小官員，還是整個計生機構背後的保家。當他進一步碰上了政法官員，那就是整套政法系統的大患了。在外國媒體和人權組織也開始加入關注之後，這位盲人律師更升格成了「國家公敵」。走上「國家公敵」的道路，從鄉鎮開始；開罪小混混，也就等於搧了龍頭一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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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梁文道

1 : GS(14)@2012-05-08 23:13:59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5-04/100386799.html
　今天的中國讀者認識傅高義（Ezra F. Vogel），大概是因為他寫了本《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而30多年前的老讀者瞭解他，是因為這位哈佛教授出了本《日本第一》。回想起來，那真是本了不起的乘浪之作——不是「逐浪」，是因為當年大家都曉得日本的厲害，但不曉得它後來會厲害成這個樣子。傅高義在日本還未跑到第一而已有這股勢頭時，預示了它的走向；結果之後日本果然成了大家傚法的對象，傅高義本人也成了全球競邀的「趨勢大師」。這難道不是一次經典的「乘浪」示範嗎？

　　我甚至把《日本第一》看成一種模式，一種學術研究與話題生產的模式。這種模式的特色之一，是要在大家正驚訝於某個國家和地區的表現時，率先以清晰的概念和語言歸納出它的成功之道，總結成一套兼具描述和解釋功能的「模式」，界定了討論的框架，使得後來者無論贊成與否，都離不開作者給出的模型。其更大的特色和魅力，還在於除了單純的描述和解釋，又多了一層指導現實的教化作用。因為這套模式是可以學習的；就算學習不了，起碼可以參考。正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日本第一》最奇妙的地方，是它不只吸引了美國人（也就是傅高義原本預想的主要讀者和教化對象），還吸引到了它所描寫的對象，也就是日本人自己。日本人從來著迷於「日本人論」，喜歡看人家怎樣談論自己分析自己。自從《菊與刀》以來，幾乎所有外國人寫日本的書，最大市場就是日本。傅高義的書一出版，日本人真是高興得不得了，真以為自己可以頂著第一的頭銜，跑去教訓其他人了。上世紀80年代，日本最威風的時代，他們甚至喊出了「買下美國」的狂言。那年頭的日本官商一手拿的是美金，另一手拿的恐怕就是《日本第一》。

　　《日本第一》不只把日本變成了模式，它自身也成了人人效仿的模式。越南經濟突飛猛進的那幾年，有人為這「第五小龍」著書立說；冰島成為奇蹟的那段時間，也有人撰文推行「冰島模式」。當然，在印度和巴西的GDP還未像今年表現得這麼不理想的時候，也有很多書總結過它倆的成功之道。幾年前，頗受國內「新左派」學者看重的馬克·裡歐納德（Mark Leonard）也寫了一本介紹中國的小書，其中不乏對中國某地「審議民主」和正在創造「中國道路」之智庫的歎服。對了，同一個裡歐納德，他更早的一本書叫做《為什麼歐洲會領跑二十一世紀》。

　　發明模式，指出道路，乃是不少知識分子的最大誘惑，尤其是人文社科學者，尤其在這學術出版全球化的時代。舉個簡單的例子：假設今天有個墨西哥學者寫了一篇文章批評美國民主困境，你會感興趣嗎？如果他寫的重點是墨西哥社會的獨特條件，並且以此檢視和批評主流民主化理論的不夠周全不夠普世，行內人大概就要覺得有點意思了吧？又假如他有本事上溯阿茲特克帝國的歷史，把古時殺人取心的獻祭說成是別有深意的偉大發明，再連接到墨西哥長年一黨獨大、貧富分配不均的近況，硬把它說成是不同於西方的了不起的「墨西哥道路」，恐怕你我都想馬上看到此書的中譯，並且覺得這是挑戰「西方話語權」的偉大嘗試吧？

　　一套模式不只可以扭轉許多落後地區學者長年感到的不平，過了把「我也有一套」的癮，還能讓他們引人注目、揚名立萬。除了滿足知識上要有創見的野心，擅長預言趨勢多於準確理解現狀的模式大師，還會被一些國家奉為上賓，因為喜歡聽人好話、喜歡為自己添彩的，絕不止日本。某些情況下，模式更是證明政績、表達自己很有視野的好辦法，對外它能起到政治公關的宣傳奇效，對內則能說服人民以增加統治的認受性。這便又擊中了知識分子的另一死穴，那就是喜歡當國師，想在智識上指點政治人物去指點江山。如此一來，喜歡發明模式的知識分子碰上了喜歡發明模式的政客，乾柴烈火，不啻現代歷史上的另一種「模式」。

　　可惜模式來得快去得也快。當年《日本第一》出版了十多載，日本才碰上了「失落的20年」。此後各種模式時效的速度便呈遞增態勢，模式書出了沒多久，它要談的模式就已告破產。世界變了，學問也變了。在黑格爾的年代，哲學的問題是它總是來得太遲了；在我們這個年代，哲學的問題卻是它總是來得太早。

　　作者為評論家、鳳凰衛視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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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官員說文化 梁文道

1 : GS(14)@2012-05-13 11:38:20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 ... t/20120512/16328963

今天沒人敢說香港是文化沙漠了，但我猜同樣也沒有人敢說香港政府不是文化沙漠。過去這二十年，為了文化政策，我們一群朋友少不了要和官府政黨打交道，真長見識。首先得搞清楚，香港每年花在藝術節目圖書館之類的東西上的公帑並不少，甚至在東亞地區稱得上名列前茅，最起碼要比台灣多。然而我們負責制定文化政策的部門叫做「民政事務局」，負責執行相關政策的部門稱為「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負責在議會代表文化聲音的議員則是「體育、演藝、文化」界的霍震霆，光看這些人物和名目，就知道文化的份量有多重了吧。
曾經見過一個性格很江湖的官員，擅長去車公廟替香港求籤，每回和他談到正事，就起身舉杯高叫「大家飲杯」。還見過一個典型的港英精華，和他說台北上海的進展，他就用冷笑代替「台北上海算得乜」這句不屑出口的話。那麼新加坡呢？香港不是一天到晚要和新加坡競賽嗎？他們也有文化部呀。不料他竟回應：「咁新加坡有冇文化咗呀」。我不曉得他現在再去新加坡會有什麼感想。最後那一位名義上主管香港文化政策的高官我就沒有一會的運氣了，只知道他真的熱衷「民政」，比較喜歡去大大小小的同鄉會交誼感情，據知其他文化圈的朋友們也很難見得着他。
印象至深的一回是在某高官宅邸聊西九，他想說服我們接受政府方案，於是在俯視維港的草坪上指着對岸感性地說：「你看，將來西九起咗個大型文化區，東九啟德嗰邊又起番個大型體育區，幾好睇呀！香港咁就雙翼齊飛啦！」


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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