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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房是攻堅戰 -1 思想花园

http://sixianghuayuan2.blogspot.com/2011/06/1.html

(1)
在中國﹐意義重大的攻堅戰﹐通常由排順位第一的副總理負責﹐已經成為一種慣例。例如早年的國企改革﹐銀行改革﹐就都是由當時還是當副總理的朱熔基和溫家寶負責的。

原因有幾個﹕

第一﹐是總理接班人的上位考驗。中國總理的人選對中國的發展非常重要﹐甚至遠高於總書記。李鵬的能力有所不逮﹐當政時是中國發展最停滯時期﹔反之﹐趙紫陽﹐朱熔基﹐溫家寶能力高﹐是中國那些年份發展的主因。

總書記主管意識形態﹐國家安全﹐人事組織﹐對國家的發展反而沒有那麼重要。例如江澤民能力不怎麼樣﹐但不影響中國的發展。

所以﹐總書記和政治局常委的配置﹐通常是政治勢力平衡的結果﹐反而﹐總理的人選﹐以才能和功勣為最重要﹐能者居之。

第 二﹐一個影響深遠的重大決策﹐單單在一個總理的任期屆內﹐是不可能得到解決的﹐甚至兩屆也不能。例如朱熔基的國企改革﹐溫家寶的金融改革﹐非有十幾年以上 的時間﹐長期持續跟進﹐不足以見其功。讓負責其事的副總理出面﹐已經可以有幾年時間﹐當出任總理後﹐又有兩屆十年的時間跟進﹐等於有了起碼十五年的時間﹐ 在制度上﹐最大程度保障了政策的持續。

第三﹐從政策本身而言﹐讓一個下屆政府仍然在位的領導﹐等於向地方政府發出清晰無比的信號﹐中央是來真的﹐從而可以得到最大的推動效果。

例如﹐當年朱熔基任副總理時的推行的分稅制﹐嚴重影響地方利益﹐自然很容易受到抵制﹐但地方諸侯都知道﹐朱熔基是下屆的總理﹐將是他們的老闆﹐自然不敢不賣帳。

保障房政策有同樣的含義﹐只有靠中國這種特有的制度安排才能推行下去﹐假如換王歧山來推行﹐就沒有這樣的效果﹐失敗的機會大很多。

最後一個原因是﹐凡是攻堅戰﹐都有失敗的可能﹐如果是總理來主持﹐會在政治上引起很大動蕩。例如一九八八年趙紫陽主持的物價改革失敗﹐導致中共差點下台。

中共應該是以後吸取了教訓﹐以後這種屬於爭議性比較大﹐有風險﹐但又很重要的政策﹐由副總理來出面主持﹐如果闖關失敗了﹐總理和中央還有迴旋余地﹐而且還有上述的效果。

所以﹐李克強督戰保障房政策實施﹐發放的信息是非常意味深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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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房是攻堅戰 -2 思想花园

http://sixianghuayuan2.blogspot.com/2011/06/2.html

(2)
保障房的建設目標﹐大得驚人﹐但由於規模太大﹐反而給人一種海市蜃樓﹐不真實的感覺。

中央提出的目標是三年建設三千萬套﹐一年一千萬套。

三千萬套﹐以每戶三到四口人計﹐就等於覆蓋了一億多人﹐以中國城鎮戶籍人口三億計﹐差不多等於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可以受惠。

三千萬套﹐估計一九九八房改以來﹐這麼多年來建設成的商品房也沒有這麼多。

而且﹐我們不能忘記﹐中國城鎮居民﹐大都數是有房的﹐而他們的房子大多數是以前的單位分房﹐中國城鎮居民真正無瓦遮頭的只是少數。

三千萬套﹐如果真的能全部落成的話﹐中國的房屋問題能徹底得到解決﹐至於房地產泡沫問題自然不在話下。

香港八萬五就可以把整個樓市沖垮一半以上﹔三千萬套保障房﹐等於中國十幾年落成的商品房總量﹐一下在三到五年內集中釋放﹐對中國樓市的衝擊﹐難以想象。

正是因為難以想象﹐所以人們都不會把它當真。

所以﹐保障房作為一場攻堅戰﹐其意義不下於當年的國企改革和金融改革。

(3)

保障房政策的實施﹐自然是困難重重。

首先﹐自然是地方政府的抵制。中央不出錢﹐大包大攬﹐卻要地方政府來承擔﹐而地方政府沒有絲毫好處﹐自然不會熱心。

保障房政策如果真的全部落實﹐衝擊的﹐是整個房地產市場。而作為中國最大地產商的地方政府﹐其利益受到侵犯。又要出錢吃力﹐結果還是令自己荷包受損﹐地方政府如何樂意。

北京市政府最近土地出讓金已經大幅減少﹐已經快到暴煲邊緣﹐每個月收入不夠付息。幾家內地銀行公佈十大客戶﹐排頭位的都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儲備中心。房地產調控加保障房﹐受害最深的﹐是地方政府的荷包﹐甚至財政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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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新年「攻堅戰」:禁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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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下旬,中央軍委下令,要求接待工作不安排宴請、不喝酒,對積習已久的「軍中酒文化」動刀。

禁酒調查組主要由各大軍區紀委牽頭,抽調司政後裝各部門人員組成。重點在各大酒店暗訪,尤其加大夜間和節假日的檢查力度。

「我們場站,胃病發病率幾乎佔了三成多,大多是酗酒造成的。」廣州空軍某場站的醫生發現:禁酒令之後,胃病發病率降下來了。

軍中曾有段流行語:首長端起一杯「引路酒」,端起大杯「不醉不歸」;端起小杯,就要有所節制。「洗車」就是換啤酒,「輸血」是換紅酒,「炸碉堡」,就是拼了,同歸於盡。

蛇年春節前後,一場自上而下的禁酒風暴正席捲部隊:天經地義的集體聚餐叫停,年復一年的春節團拜會取消,連正大光明地開會也改吃自助餐了。

如今,領導檢查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打招呼:吃便飯,不喝酒。基層部隊也不會自討沒趣,「請人家喝酒,等於給領導添亂」。

以前上級機關下部隊檢查工作,吃頓飯、喝場酒,稀鬆平常。「雖然沒人讓你招待,但是已經習慣成自然。」一位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坦言。

自從2012年12月下旬,《中央軍委加強自身作風建設十項規定》下發全軍,要求在接待工作中不安排宴請、不喝酒。「禁酒令」印發之際,正是歲末年初部隊評比考核、檢查調研、走訪慰問活動密集之時,然而向來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的解放軍,立即「令行禁止」。

2013年,一場轟轟烈烈卻又不見硝煙的「酒阻擊戰」已經打響。

禁酒令下,「氣氛立刻變了」

「以前部隊哪好意思這麼幹啊!」

任職於總部機關的紀檢幹部李軍華,已經三學「禁酒令」了。第一次是2012年12月初,中共中央辦公廳下發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群眾的八項規定;12月下旬又下來了第二個文件——《中央軍委加強自身作風建設十項規定》;最後一次是春節前,他所屬總部下發的禁酒配套規定。

每一個文件下來,都會讓軍隊公款吃喝的難度係數增大。

元旦前,李軍華局裡的一名士兵要復員返鄉,全局幹部為歡送他在招待所聚餐。領導做開場白時說:「這次就當年終聚餐,元旦和春節就一鍋燴了」。中央軍委文件當時剛剛下發傳達,但依循老規矩,李軍華還是從辦公室帶了一箱牛欄山二鍋頭,每瓶價值兩百塊。「總共七八個人,每人喝了五六兩吧。」在李軍華看來,吃得真不算奢侈,「最後剩了一些菜,領導還打包帶走了」。

春節前,總部下發了要求更為具體和嚴格的禁酒令,李軍華發現「氣氛立刻就變了」。在隨後例行的招待老幹部聚餐時,局領導就乾脆沒讓老領導們喝酒,全都喝薑汁可樂,「也沒有對老首長多解釋,他們天天看新聞,明白是怎麼回事。」

在北京某軍隊研究所工作的陳新也有類似遭遇。據他所知,研究所並沒有完全禁止喝酒,「看望老首長可以喝酒,但酒不能太貴」。至於公款接待上級和集體聚餐,「那絕對不可以」。

研究所基本上每週都要邀請兄弟部隊、地方專家開項目評審會,「以前開完會後肯定要喝酒慶祝一下」。這套程序陳新已經很熟悉:會議結束前他要趕緊打電話訂飯店,「一桌菜怎麼也要兩三千塊,酒都是自帶——茅台或者五六百塊錢的紅瓶二鍋頭」。

自從有了禁酒令,一切都變了:開會能不吃飯就不吃,直接打發專家回家;實在過了飯點就訂快餐,可選的就幾家:麥當勞、肯德基,或者吉野家。這讓搞會務的人省心不少,陳新在吉野家訂餐就選三種飯:牛肉飯、雞肉飯或者雙拼飯,「不訂麻婆豆腐或者魚肉飯,太怪,一些人可能忌口」。

除了每人訂一盒飯,往往還配有沙拉和紫菜蛋湯,「每人四五十塊錢絕對打得住」。開完會,把盒飯往專家手裡一發,他們提著就走了。陳新有時候覺得不可思議,「以前部隊哪好意思這麼幹啊!」

與解放軍總部所在地北京相比,地方部隊對禁酒令的理解並不完全一致。2013年1月上旬,華東某軍事院校英語老師聞小東,依然在系裡的年會上喝到了七八十塊錢的當地酒——兩相和。上級的禁酒令在1月中旬下達學校,學校立刻發通知,要求所有沒提早開年會的單位,年會必須挪到機關食堂舉行。

按照老規矩,學校給每人補貼600塊錢,用以抽獎、表演節目以及吃飯。但因為禁酒令,喝酒的檔次大幅降低,統統改成二三十塊錢的68度二鍋頭,每桌限喝一瓶。

同樣在軍事院校,2013年1月24日,南京一所軍校也接到了上級機關頒佈的禁酒令,一些系立刻把在飯店訂好的年底聚餐活動取消。「我們比較聽話,上面怎麼要求我們就怎麼做。」該校一位副教授說。

每年春節前後,在福建任職的技術軍官張松林都要到廣東出差一個月,2013年也不例外。這次出差他發現,對方招待他喝酒的次數明顯減少,「過去幾乎天天有酒喝,現在一週也就兩三次」。給張松林最大的感受是,喝酒的容器也變了,「以前是用裝水煮魚的盆倒啤酒,現在改用杯子喝了」。

某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在下部隊時,特別提醒下級不要超標接待——不迎接,不擺水果,不喝酒,不送土特產。有兩次他去武裝部檢查工作,直接鑽到伙房裡吃午飯,「弄個白菜湯,燉個魚就挺好」,他笑笑說。

軍中曾有段流行語:首長端起一杯「引路酒」,端起大杯「不醉不歸」;端起小杯,就要節制。這杯「引路酒」,「洗車」意思是換啤酒,「輸血」是換紅酒,「炸碉堡」,就是拼了,同歸於盡。

現在,領導帶了好頭,對於基層就是榜樣。

調查組在行動

「大吃大喝,即便你說自己付錢也不行。」

除了各類文件傳達、集中開會動員,一些部隊為了禁酒開始「上手段」。廣州軍區紀委幹部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比如海軍陸戰旅等一些特戰部隊,營區門口都安裝了酒精檢測儀器,就像交警查酒後駕車一樣,發現一個當即扣下處理。」

在軍隊周圍的酒店裡,解放軍各個層級的禁酒調查組也遍地開花。中央軍委法制局趙幹事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調查組主要由各大軍區紀委牽頭,抽調司政後裝各個部門人員組成,為了應付出現個別人員耍酒瘋,有的軍區甚至將保衛部的人員納入其中。」

調查組重點是在各大酒店暗訪,尤其加大夜間和節假日的檢查力度。陳新就聽說過一個調查組的典型活動方式:「他在飯店裡轉悠,要是找不到線索就在櫃檯那兒等著。一看來一個人結賬,你也不知道旁邊站的是誰,結完賬開發票,寫著某某單位,立刻被他抓到,說你大吃大喝,即便你說自己付錢也不行。」

「調查組可能抓不了多少違規者,意義更多的是殺一儆百。」春節前後,調查組工作量很大,廣州軍區從基層部隊抽調了不少政治幹部。

陳曦就是其中之一,她的主要任務是負責軍區周邊幾個酒店的巡視,有時候,還要喬裝改扮成顧客、推銷員之類的身份。「那些身體健碩、走路步伐緊湊,走路有節奏感的男人」正是重點監控對象。一旦發現問題,陳曦就立即上前盤查身份,其中也出現幾個烏龍事件,查到的是一些退役的軍轉幹部。

在總參某部機關工作的趙樂義發現,調查組在飯店裡只查兩種人:穿軍裝的和開軍車的。「現在單位接待上級來訪,再也不出去吃了,直接安排在部隊招待所吃,即便喝點啤酒也沒人知道。」趙說。

不過,常做軍隊生意的酒店也有因應之道。位於北京市朝陽區鼓樓外大街的金悅酒店,毗鄰總參、總政、總裝和空軍等軍隊大院。2013年2月24日,該酒店服務員在電話裡說,「絕對不會有人查到,我們可以為軍車提供遮擋牌照服務」。在海淀區西翠路的另一家高檔海鮮酒店北京靜雅大酒店,前台服務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停車位置有後院或者地下停車場可選,如有要求也可以為顧客遮擋車牌。

調查組也接受來自軍隊內部的舉報,政工網上專門設置了投訴舉報專欄。據一位調查組內部人員透露,有極個別部隊年終搞集體聚餐時,把空的易拉罐裡裝上白酒,與會者心照不宣地喝白酒,還讓人誤以為是飲料,這些現象後來都被檢舉發現。

禁酒令制定者早已料到可能出現的反彈,中央軍委法制局趙幹事承認,「推動禁酒必須多管齊下,財務監督也是堵住漏洞的一個方面。」

從1991年起,全軍就頒佈了幾項法令規定,規範軍隊財務制度。這幾年來,軍方採取了一些技術手段加強財務管理。最有成效的就是,公款支出的公務卡和發票相一致的報銷制度。

在財務管理方面,陳新感受最明顯,他現在訂會議餐都遇到了麻煩。按照上級規定,公款用餐必須用公務卡或者支票支付,不得使用現金。「像麥當勞、肯德基和吉野家這樣的快餐店,送餐時幾乎沒拿POS機的,也不會開支票。」陳新說,如果用現金結賬,根本不符合財務制度,沒法報賬,「有時候,我們不得不在訂餐前跑到餐館裡刷卡才行」。

「禁酒令去除了很多負擔,也帶來了一點煩惱。」來自瀋陽軍區的政治幹部梁慶典也體會到,如果部隊想做個宣傳的條幅,一般家居裝潢店並沒有POS刷卡機,更不能開發票,這筆錢只能自己出。

「感情都在酒裡」

喝出了氛圍,但誤事又損害身體,更有損形象。

「禁酒令」並非在解放軍中第一次提出,2008年空軍就在全軍率先施行《空軍部隊從嚴控制飲酒的規定》,其後在全軍範圍內得到推廣。

五年前開始的上一輪軍隊禁酒,並未針對公款吃喝等不良作風,其重點在打擊軍人工作期間的飲酒行為。「週一到週五都是在上班,部隊又有打仗的特殊使命,因此空軍才規定工作日24小時都不能喝酒。」一位要求匿名的空軍大校認為:空軍的禁酒令,實際上是弘揚一種新的部隊工作文化。

北京軍方國際問題學者陳濤就深有體會。有一次,他應邀到一個軍區講國際形勢課。因為飛機晚點,直到晚上快九點他才被接到招待所。在飯桌上,迎候多時的軍區副參謀長上來就說:「你遲到了,得先罰。」陳濤說,「遲到也不是我的原因啊!」副參謀長笑,「你不罰,那我先喝。」說完他就喝了兩杯,陳濤一點沒辦法,「誰讓人家比我級別高,又是將軍呢。」他一下就喝了六杯。

喝六杯有三兩白酒,這只是個開頭。在場的副參謀長手下,一會兒這個處長那個主任,紛紛向陳濤敬酒。「酒場上就是找各種關係,比如咱倆是老鄉,就得再喝一杯,或者咱倆在一個學校學習過,或者共同認識一個人,這都得喝。」陳濤明白,喝酒就是為了營造一種融洽的氛圍,「喝酒容易把哪兒人,什麼經歷,一些趣事說出來」。

「感情都在酒裡」,這是和平時期,軍營酒桌上經常流傳的一句話,正如富商打高爾夫聯絡感情一樣。

梁慶典是來自地方院校的國防生,在校園時,他就耳聞軍隊酒文化盛行。當時,他對軍隊酒文化的理解是,「沒有酒就沒有戰友情誼,不能喝酒就不會得到領導的賞識」。為了及早適應軍營生活,從大一時,梁慶典就經常到學校門口的便利店,花上兩三塊錢購買小瓶裝的「二鍋頭」,再配上些油炸花生米和新鮮黃瓜做下酒菜,與國防生同學一起「煉酒膽」。

喝酒既容易誤事也損害身體,軍中多數人其實都明白,「但老戰友來了,領導來了,你喝不喝?」廣州軍區紀委一名幹事說,禁酒令推行之難,「在於酒承載的是一種人脈關係,也帶有一種歷史慣性,不喝好像代表不熱情。」

冷兵器作戰時,喝酒可以給士兵壯膽,然而當世界已經進入信息化作戰時代,「戰爭的勝負不僅僅是戰士的勇敢和士氣,要依靠先進的陸海空武器裝備,以及整個國家工業體系支撐。」國防大學軍事法學專家錢壽根教授認為,禁酒令對於提升部隊戰鬥力,改變軍人社會形象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喝酒的規矩在變

每桌開始擺上一瓶紅酒,很少有人拿起開瓶器。

本次中央軍委發起的自上而下的禁酒行動,更多與限制公款消費相關。

2013年2月24日,經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批准,解放軍四總部又聯合印發《厲行節約嚴格經費管理的規定》,明確了按戰鬥力標準花錢辦事、從嚴管控會議集訓和公務接待開支等17條具體規定要求。

第二天,某軍分區政治部主任聽了一天軍區領導的電視會議,「上午是軍區政委,下午是司令員做報告。圍繞兩條:一個是杜絕鋪張浪費,另一個是學習黨章,弘揚優良作風」。

圍繞中央軍委的進一步指令,底下部隊又動員開來。

從內心感受來看,大多數部隊單位接待上級領導喝酒並不情願,如今從上到下都有禁酒令,讓接待也變得簡單,就是吃便飯。「沒人會頂風作案,聰明人誰會去幹這個啊!」上述軍分區政治部主任說。

「我們場站中,胃病發病率幾乎佔了三成多,大多是酗酒造成的。」廣州空軍某場站的醫生發現:禁酒令之後,胃病發病率降下來了,「我們工作輕鬆了很多,主要就是對付感冒頭痛之類的小病。」

以前,部隊為了接待軍內記者採訪也花費不小,通常一個記者下來至少要三四個人陪著。「按照5人用餐標準,飯菜價格在400元左右,酒水要300多,再加上煙、茶等等,一頓飯起碼要花800多塊錢。」廣州軍區紀委一名幹事算了一筆賬。新規定出台後,記者來了全部去食堂吃飯,加起來也就花100多塊錢,並沒有傷害感情,「很多記者朋友很喜歡軍隊食堂的伙食,食品天然,純手工製作」。

在不違背「禁酒令」的前提下,一些部隊已經慢慢摸索出新的喝酒之道。在山東沿海城市任職的營職幹部李全發現,單位裡再沒有人敢開著軍車去酒店了。「以前雖然也有規定公車不得私用,但執行得不嚴,現在大家變自覺了。」單位的土規定是,「即便是私下聚餐,晚上十點前必須結束酒局」,但為了防止喝得太多,每次李全跟朋友聚餐八點多肯定回營房,「過去喝5瓶啤酒,現在只喝3瓶」。

在研究所工作的陳新,已經被單位統一口徑,「萬一被人問起有沒有公款吃喝,一律說沒有」。雖然不太容易下賬,他覺得單位還得繼續儲存酒,「主要是為了省錢,出去喝酒太貴了,畢竟單位裡的小金庫錢不多,總之就是為了多喝幾瓶」。

廣州某部工作的孫星星,至今仍免不了接待上級領導,「但我們不會拿高檔酒出來,改成杜康或者紅花郎」。用於買酒的費用也在縮減,好在之前單位儲存了幾十箱茅台,「一時半會兒喝不完」。

開學之後,新的禁酒措施下發。在華東一所軍事院校機關自助餐廳裡,從1月份開始,每桌開始擺上一瓶紅酒。「據說學校參照了上級機關的做法——許多軍官在國外有過工作經歷,他們已經習慣於中午吃飯也要來一杯紅葡萄酒。」不過,該校教員聞小東發現,很少有人拿起開瓶器開紅酒喝,「喝可樂雪碧的都不多,大部分喝果粒橙」。

對于禁酒令可能對酒類產品帶來的影響,某知名酒廠駐京辦副主任張先生倒沒那麼悲觀。作為一名老兵,他很清楚酒對部隊意味著什麼。1979年他參軍時,部隊首長到他老家宜賓招兵,特意問他:「能喝酒嗎?」他回答說,「還可以。」首長點點頭,他就這樣入伍了。

「軍隊是離不開酒的,沒有酒怎麼打仗?」他笑著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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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寧轉型攻堅戰

2014-06-02  NCW
 
 

 

未來的電商業將會走向「京東+騰訊」和阿里的寡頭壟斷格局,蘇寧能否躋身前三的第一陣營?

◎ 財新記者 何春梅 文hechunmei.blog.caixin.com 參觀完蘇寧雲商南京總部的雨花物流基地、概念店和企業展廳,北京商人張曉峰最直觀的感受是蘇寧的成本和負擔太重了。

「如果這些硬投入不能充分利用,對蘇寧來說損失太大。 」蘇寧的倉儲和物流設備很先進,概念店也很炫,但張曉峰在展廳的實時監控畫面上看到的,卻是幾乎沒有什麼人的蘇寧線下門店。

5月13日,包括張曉峰在內的「天馬幫」80餘名成員組團參觀了蘇寧總部。

天馬幫是易觀商業解決方案公司組織的商圈,成員主要是傳統企業的經營者。

對蘇寧來說,這些企業是其線上開放平台的潛在商戶,來訪得到了蘇寧雲商運營總部執行總裁李斌、蘇寧開放平台事業部總經理郭良等高管的熱情接待。

在天馬幫成員與蘇寧高管們的溝通會上,李斌和郭良詳細介紹了蘇寧開放平台的招商政策,除了主打「三免」優惠政策,即免年費、技術服務費以及重點招商品類佣金,還推出了重點商戶扶持政策,從營銷、流量、大數據、O2O、培訓、專人對接、綠色通道幾個方面扶持重點商戶。不過,面對誘人的招商政策,天馬幫成員關心的卻是,蘇寧的線上線下平台到底能給他們導入多少流量、帶來多少消費者?

讓張曉峰意想不到的是,沒什麼人氣的蘇寧門店在三天後就有了明顯改觀。5月16日,李斌發了一條微博:為擴 大門店人流,蘇寧首批在34個城市的門店免費向所有人提供手機貼膜服務,免費貼膜也將成為門店的標準服務之一。

消息公佈前三天,不少蘇寧線下門店排起了長隊。按照李斌給出的數據,僅僅三天,全國蘇寧門店就為用戶貼膜80萬張;同時,用戶要想貼膜還須下載蘇寧易購客戶端,註冊成為蘇寧會員,三天時間裡,蘇寧易購客戶端推薦下載激活量達到了22萬。

在幾乎沒有成本就能新增一條銷售渠道的機會面前,天馬幫不少成員躍躍欲試。 「我們目前正在拍照,想把新的圖片做好之後再遞交過去,跟蘇寧的合作意向是確定的。 」張曉峰所在的博遠東方(北京)國際貿易公司主要做羽絨服外貿,也在天貓上有旗艦店。他告訴財新記者,雖然並不清楚未來蘇寧開放平台能有多大流量和轉化率,但既然沒什麼成本,門檻也不很高,何樂不為?

提供這麼優惠的條件,是因為當前的蘇寧需要優質商戶們來完成其全品類佈局的戰略。自2009年上線蘇寧易購以來,蘇寧在互聯網轉型之路上已經走了5年。其間蘇寧的互聯網戰略多次調整,從「全面去電器化」 ,到向「沃爾瑪 + 亞馬遜」模式全面轉型,再到2013年確立「電商 + 店商 + 零售服務商」的發展模式。蘇寧明確了「一體兩翼」的互聯網路線圖, 「一體」即以互聯網零售為主體, 「兩翼」則是指 O2O 模式和開放平台。至此,蘇寧雲商董事長張近東宣佈,蘇寧互聯網戰略得以定型。

不過目前的蘇寧正處於轉型最為痛苦的時刻。今年一季度,蘇寧雲商(002024.SZ)營收228.69億元,同比減少15.93%,連續四個月同比下滑。實現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虧損4.33 億元,同比下滑187.98%。其中蘇寧線下實體門店收入下降14.2%,線上易購含稅收入33億元,同比下降26.7%。

在易觀商業解決方案執行總裁張鷹 看來,過去蘇寧的轉型,從 IT 技術到商品採購、從門店的協同到客戶服務、從營銷到物流, 「沒有一處是順的」 。已經連續虧損三個季度的蘇寧,面臨著市場的質疑和股東的壓力,急需向外界說明「為什麼和怎麼辦」 。

在5月8日蘇寧舉辦的股東大會上,張近東總結說,直到2013年蘇寧進入加速轉型期才深刻發現,蘇寧轉型之痛,一方面是因為在新興專業領域上照搬了傳統的經驗和做法,另一方面則是在管理機制上還保留了連鎖時代的集約管控、標準化複制和大兵團作戰,與互聯網組織的迭代創新、內部競爭和小團隊自主管理並不兼容。

意識到問題並且開始直面轉型難題 的蘇寧,2014年迎來了其戰略落地的關鍵時期,其管理層開始變得開放,身段也開始越來越柔軟:成立 「股東吐槽群」 ,召開開放平台商戶溝通會,直面商戶的各種吐槽。如張近東所言,蘇寧所走的路並無前人經驗可借鑑,而在死磕完自己、理順發展思路之後,蘇寧是否能夠在多變的商業環境、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走出一條新路,只能且走且看。

管理革命

5月8日下午,在南京的蘇寧總部大樓裡,張近東面對約200位投資者。除了一場反思式的演講,蘇寧的高管團隊還 就O2O運營、物流、IT新業務等項目,分別與投資者進行了專題交流。

這也是蘇寧第一次系統梳理其在轉型過程中走過的彎路。張近東稱,由於專業認識的侷限,蘇寧面對新業務和新領域,沒能十分客觀地評估自己原有能力和結構是否能夠有效牽引,從而導致蘇寧在轉型過程中出現經營吃力、專業性不足、考慮準備不夠全面、操作執行不夠到位等各種問題,最終導致推進效率無法達到預期。

作為傳統零售業的大佬,過去的成功讓蘇寧在新興電商模式的崛起面前經歷了從「看不起」到 「追不上」的歷程。張近東直言,蘇寧轉型效率低下的最大問題,並不在其硬件設施上,而是團隊,一方面是既有包袱太重,不想面對風險;另一方面則是新型商業模式下管理能力的缺失。

大企業病、內部利益割據、執行效率差、傳統經驗制約等毛病,讓蘇寧的轉型幾乎經歷了傳統企業自我革命必須經歷的所有難關。

在蘇寧轉型初期,其線上業務由獨立的團隊運作。線下的成功讓蘇寧易購早期低估了發展電商的難度,依然是高舉高打、大量的廣告轟炸。但線上的玩法完全不同,用戶體驗差、重複購買率低讓蘇寧易購的銷售規模始終上不去,同時還遭到了消費者蜂擁而至的投訴。

用戶體驗問題不解決,再多的營銷 投入也會打水漂。而在相當長的時間裡,蘇寧易購前端的技術能力和後端的倉儲物流系統都「完全不給力」 。蘇寧2005年時就已經上線了 SAP 系統,為提升物流能力,蘇寧後來開始上線 LES (物流執行)系統,從原來的「進銷存」提升為涵蓋整個物流體系甚至第三方快遞的管理系統。 「但這個號稱先進的系統與蘇寧原有的 SAP 系統銜接不上。 」業內人士告訴財新記者,物流系統的切換讓蘇寧 「幾近癱瘓」 。

也是從去年開始,痛定思痛的蘇寧打掉牙往肚裡咽」 ,重新召集一大幫軟件工程師,幾乎將原有的軟件系統推倒重來。在物流系統技術升級的過程中,有說法稱去年12月初到2014年2月底,蘇寧幾乎不能正常發貨,導致一線員工無法有效完成銷售目標。

在迎接大規模網購客戶方面,蘇寧此前也缺心理準備。和門店一到兩次就完成售後服務不同,電商的售後瑣碎又漫長,大量的客戶投訴讓蘇寧的客服系統猝不及防。同時,線上線下、採購物流、客服售後等各個不同組織之間的協同效益差也亟待解決。

而決策流程過長、采銷地方割據等 「大企業病」 ,都曾讓蘇寧走了不少彎路。今年年初,蘇寧對其組織結構進行了大重組。整個公司被分成了三大條塊,所有商品的品類管理和採購由上市公司總裁金明負責;蘇寧線上線下兩大平台的運營,由李斌出任運營總部的負責人,而原北京大區負責人侯恩龍則被調回總部,組建新的物流公司,負責蘇寧所有的物流配送、調倉調庫。

在組織架構大調整之外,張近東還開出了具體的管理 「藥方」 。他認為管理層思想認識的轉變是第一位的,蘇寧的經理們需要將心態歸零,客觀看待行業規律,用專業的視角和心態重新構築自身的能力;同時,還不能有 「鴕鳥心態」 ,對問題視而不見。

在組織管理上,蘇寧也做了不少細化。在總部,張近東領銜 「總裁辦戰略管理部」 ,親自抓重大項目的執行落地;同時,蘇寧摒棄了連鎖時代的集約管控和大兵團作戰模式,在公司內部建立起以項目為核心的工作機制,強化跨體系協同,倡導員工大膽自主創新、自主管理,推出了包括事業部獨立運作、員工內部創業機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在此背景下,蘇寧於今年年初成立了物流、紅孩子、金融、PPTV 等八大獨立運營公司,寄望於用專業的團隊做專業的事;蘇寧也開始探索內部競爭機制,比如將自營與開放平台完全獨立運營,促使內部采銷團隊和第三方商戶同台競技,倒逼內部在用戶體驗和供應鏈 運營方面提升能力。

首戰 「引流」

傳統優勢門店客流銳減,而客流到店的轉化率也在銳減,這是蘇寧轉型過程中「最痛」之處。和老對手國美電器相比,蘇寧門店的同店增長率已經連續5個月低於對方,且在2014年一季度出現了13.4%的負增長。

一般認為零售的本質是 「產品、價格和服務」 ,張鷹則認為,還應該加上「客流」 。 「零售業的一切前提是客流,表現結果也是客流。 」張鷹稱,傳統零售強調 「位置、位置、位置」 ,而位置最終決定的也是客流。

「引流」無疑是當前蘇寧的當務之急。李斌祭出的重要一招就是免費貼 膜。根據蘇寧的計劃,5月19日起,免費貼膜政策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南京、青島、武漢、西安、成都、天津、重慶、瀋陽、蘇州、杭州、哈爾濱、蘭州等34座城市試點,6月初則在大陸地區的近1600家蘇寧門店全部實施。

在免費貼膜的帶動下,蘇寧線下門店的到店用戶明顯增加,同時也帶來了蘇寧手機、電腦等3C 產品以及彩電、空調等季節產品的銷售增長。據李斌介紹,推出免費貼膜服務的當週,其銷售額環比上週增幅高達120%。資本市場也有了連鎖反應,蘇寧股價連漲四天,從6.21元漲至6.75元,累計漲幅達到8.6%。

李斌稱,未來蘇寧將不斷利用「免費貼膜」式的互聯網思維來吸引客戶,提升門店的客戶粘性,形成與純電商差異化的競爭壁壘。

事實上,過去幾年蘇寧一直都在努力 「引流」 。零售出身的蘇寧,在電商尚未形成衝擊之前,其轉型方向是「類萬達模式」的商業地產,而其商業零售是要與其商業地產相匹配的。 「蘇寧如果繼續做以電器為核心的家電連鎖,吸引客流的能力會不斷下滑,因為家電產品越來越標準化了,而蘇寧轉型綜合品類零售商,就是為了釋放其跟商業地產伴生的聚集客流的能力。 」張鷹對財新記者分析稱。

蘇寧提出「全品類」的發展模式,也是為了跳出品類侷限性來吸附客流。不過張鷹卻認為,蘇寧在擴品類方面可能進入了一個誤區, 「因為他們更願意選擇在網上銷量比較好的品類進行擴充,但沒有考慮到如何利用自身的優勢」 。張鷹分析稱,比如蘇寧收購的紅孩子,其銷售的母嬰產品和電子產品一樣,都是標準品,奶粉和尿布是電商熱銷產品,也是價格透明、運費佔比高的低毛利標準品,同樣不依託於實體的體驗——這對於整合發揮蘇寧的門店優勢而言,效應並不明顯。

張鷹認為,蘇寧過去的實踐證明瞭用PC 電商的辦法打 PC 電商是不行的,充分發揮門店及大件物流的效用,才是蘇寧取勝之道。 「在品類拓充的重點上,我個人傾向於建議蘇寧擴充強體驗產 品,比如大家居,而不是服裝鞋帽這些輕品類。因為大家居能夠將蘇寧門店以及蘇寧的大件物流渠道結合起來。 」他分析稱, 「簡單來講,淘寶和京東沒做好,或者做不好的,恰恰是蘇寧應該重點進攻的。 」重新定義門店的核心價值,在張鷹 看來也尤為重要。他認為蘇寧的戰略設計對門店依賴越小,蘇寧就越辛苦。 「蘇寧想要簡單通過蘇寧易購實現反超不太可能,他們需要充分發揮既有資源優勢,找到適合公司發展的核心和重心。 」他說, 「任何一家電商都不可能有1000 多家門店,覆蓋全國一二三級城市。蘇寧是可以自己玩 O2O 的,但京東和天貓自己玩不了O2O,需要和便利店或者銀泰等聯盟,但那是鬆散聯盟。這就是蘇寧的優勢所在。 」

重構核心競爭力

為了讓用戶隨時隨地感受到蘇寧「雲商」的存在,蘇寧的計劃是要將其 PC 端、移動端、TV 端及門店端 「四端打通」 ,借助蘇寧易購、蘇寧易購 APP、PPTV 以及蘇寧線下門店,讓消費者隨時體驗 「雲購物服務」 。

想法說得通,但這需要紮實的後端基礎建設。張近東稱,互聯網零售本質上是運用互聯網技術提升零售的核心競爭力,而這將最終體現在供應鏈、物流和用戶體驗上。換句話說,下一階段蘇寧發展的重心,就是重構其零售的核心競爭力。

張近東介紹稱,在供應鏈方面,蘇寧將改變過去以談判博弈為主導的模式,向以用戶需求為驅動的商品合作模式轉型。和TCL 麼麼噠及美圖手機的合作,是蘇寧高管們經常拿出來講的案例。蘇寧對長期積累的會員資料、訂單 信息等大數據進行深入挖掘之後,以網絡流行語 「麼麼噠」 ,向 TCL 定製了一款名為「麼麼噠」的手機。4月1日當天,10萬部 「麼麼噠」手機售罄。

張近東稱,蘇寧將通過對其會員資 料、訪問流量、訂單信息等大數據進行挖掘,以包銷定製、團購預售等營銷 方式,和廠商們建立新的合作模式。他說: 「比如我們正在和三星等一些供應商積極謀劃成立獨立的聯合事業部,從用戶群體、產品需求到訂單預測、聯合推廣,打通全價值鏈。 」在品類選擇上,蘇寧制定了「鞏固大家電,凸顯3C,培育母嬰」的自營策略;同時,通過打造開放平台蘇寧雲台吸引第三方商戶。從2014年起,蘇寧的開放平台與自營產品完全獨立,對於開放平台的招商政策,蘇寧稱將用自營管理的嚴格要求來發展商戶、管控商品,真正做到精選優選,借此區別於天貓等其他開放平台。

蘇寧在供應鏈打造以及核心品類的選擇上,與其老對手國美近來的戰略似乎越走越近。過去一年來,國美電器也一改過去零供關係的談判模式,提出了「經營商品」的理念,向供應商大規模定製商品,以差異化商品來提高毛利率;同時,國美也將其傳統優勢產業消費電子自營,其他品類則放到國美在線的開放平台上。

為彰顯對用戶體驗的重視,蘇寧直接提高了面向客戶的部門的地位和授權,藉以縮短客戶服務的流程。張近東還將用戶體驗工作納入總裁辦的直接管理範圍。

與此同時,蘇寧成立了 「用戶體驗觀察團」微信群。一位蘇寧員工給財新記者展示了該微信群,觀察團主要由投資者和蘇寧的高管組成,只要體驗者提出要求意見,馬上就會被反饋到相應的部門做出調整。

物流配送也是用戶體驗的關鍵之一。蘇寧在成立獨立的物流公司、全力提升蘇寧的物流配送「體驗」之外,還計劃在今年三季度將物流系統向第三方開放,並優先為開放平台商戶服務。張近東認為,未來物流比拚的是網絡的佈局、技術的提升和運營的能力,而截至目前,蘇寧全國大小件倉庫總面積達到180萬平方米,2014年底將達到207萬平方米。

雲商落地

如果說最初蘇寧發展電商是為了應對電商的挑戰,在經歷一系列艱苦轉型之後,當前的變革多了一份跟自己較勁的意味。

2013年是蘇寧深度轉型的關鍵之年。這一年3月,蘇寧由蘇寧電器更名蘇寧雲商,從根本上改變了戰略定位和方向; 6月,蘇寧推出線上線下同價戰略,這成為導致蘇寧毛利迅速下降的主要因素,而蘇寧此舉的目的,是為其後期 O2O 運營打基礎; 9月,蘇寧發佈了開放平台戰略,成為蘇寧邁向全品類的重要節點;而在這一年年底,蘇寧正式提出「一體兩翼」的發展戰略,其互聯網零售企業的轉型戰略基本宣告完成。

在與投資者們交流時,張近東稱,早期上線蘇寧易購,是為了將線下資源在線上放大; 現在推 O2O模式,是為了將線上資源在線下兌現價值,並助推線下門店的互聯網化;推開放平台,則是要探索全新的互聯網零售模式。據郭良介紹,目前蘇寧開放平台上已經有八千個商家開店運營,商戶的 SKU(庫存量單位)數已經超過了200萬(不包含圖書) 。

過去的蘇寧,在零售業內人士趙博看來,並沒有放低姿態去研究電商消費者的行為和消費習慣,以及電商從業者的要求。趙博認為,電商經過長達十年的發展,已經形成很多約定俗成的行業標準,比如網站打開的標準、交互性的標準,甚至購物車怎麼設置等細節,消費者都已經被淘寶和京東 「教育」 過了,蘇寧必須從基因上做出改變,才可能在轉型中闖出一條路來。

一改「老大」態度,今年以來的蘇寧開始將身段放低。張近東坦承,過去蘇寧曾有過 「被別人牽著鼻子走」的日子,但現在蘇寧已經找準了自己的位置: 「我們現在有強大的線下平台,未來要建立強大的線上平台。這其中具體的流量問題、支付問題,都會逐步得到解決。 」張近東開始屢屢提及 「開放」一詞,他甚至表示,蘇寧的易付寶用的人一定不多,如果讓消費者體驗不好,為什麼不能用微信?

連續虧損三個季度,讓張近東時刻感受著來自投資者的壓力。不過張鷹 說, 「我倒是希望蘇寧再虧一段時間,因為現在虧損對蘇寧是好事,前提是錢要用在正確的方向上」 。他認為,蘇寧做資本性的投入是建立門檻,做戰略性的投入則拉高了門檻,再虧一年下去,將來國美就再也追不上了;同時,虧損 還能讓蘇寧的員工正視現實。

蘇寧面臨的競爭環境也在發生深刻變化。隨著京東商城5月22日在納斯達克掛牌上市,未來將更具競爭力。易觀商業解決方案副總裁田崢認為,京東上市後,會獲得微信的一級入口,同時QQ 也會提供流量支持,騰訊的 QQ 與微信的資源傾斜,將給京東移動端帶來 無限想像空間。

「未來的電商業將會由現在的壟斷 競爭走向以『京東+騰訊』和 『阿里』的寡頭壟斷格局。 」他說, 「預計未來一到三年,寡頭壟斷格局最終只能容納不超過三家的綜合類電商平台。 」田崢認為,在此格局下,由於轉移成本和領先效應,電商邊際效益遞增,馬太效應加劇,最終會形成贏家通吃的局面。中小型電商或垂直類電商企業將受到巨大的生存壓力,他們的空間會進一步擠壓,擺在這類電商面前的,除了「小而美」 、設計師品牌之外,道路將越來越窄。

對門店和服務人員、廣告、配送、客服體系、供應商資源、資金實力等方面全部重新定位之後的蘇寧,能否擠進 「前三」 ,能否打好這一桌新的組合牌?

張鷹認為,此前蘇寧的壓力在於巨大的資源投入了,但資源投入的方向、節奏、重點不是最優;而從2014年的頂層戰略佈局來看, 「我對蘇寧有信心,但是在執行和落地上,挑戰仍然很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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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港爆炸背後:危化品治理攻堅戰任重道遠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8/4678448.html

天津港爆炸背後:危化品治理攻堅戰任重道遠

第一財經日報 王培霖 趙康傑 2015-08-28 06:00:00

在許多正在謀求轉型的城市里,往往一邊是新興化工園區的“攻城略地”,而相隔不遠的另外一邊,城市街道已經成型,並且充滿了對於美好城市生活的渴望。於是,願景和現實的對立幾乎成了中國一些城市在產業升級中的難題。

一場將重心置放於全國60個危險化學品重點區域的安全生產攻堅戰還在進行中的時候,天津港“8·12”特大火災爆炸事故爆發了。

在許多正在謀求轉型的城市里,往往一邊是新興化工園區的“攻城略地”,而相隔不遠的另外一邊,城市街道已經成型,並且充滿了對於美好城市生活的渴望。於是,願景和現實的對立幾乎成了中國一些城市在產業升級中的難題。

危化品如何與城市生活和諧共生?天津爆炸事故再次提出了這個命題。

“攻堅戰”

去年2月,國務院安委辦印發了《危險化學品重點縣(市、區)安全生產攻堅工作方案》。

根據這一方案,以及縣域危險化學品企業數量和近年來危險化學品安全生產現狀,國務院安委會辦公室確定了全國60個縣(市、區)為危險化學品安全生產重點縣(市、區)。

方案指出,從今年2月到2015年12月,用近兩年的時間實施危化品安全生產攻堅工作。這一工作的目標除了“全面實現標準化、自動化和信息化”,還將“加快推進重點縣危化品安全監管信息系統建設,實現危化品動態監管、應急救援和電子政務等功能”。

此外,方案還要求各個化工園區建立並運行安全生產一體化管理體系;危險化學品事故起數和死亡人數下降50%以上,有效遏制較大以上事故,力爭杜絕重特大事故;政府安全監管能力明顯提升;危險化學品安全生產工作的長效機制初步形成。

參與“攻堅戰”的60個縣域涵蓋了天津濱海新區。但至少從目前來看,戰役所要實現的部分功能並未完全建立,甚至在天津港“8·12”特大火災爆炸事故中發生了“失效”。

“戰鬥”在持續一年後,國務院安委會辦公室在今年3月,甚至開展了60個危險化學品重點縣縣委書記的集體談心對話活動,與會的對象群體之一是來自這60個重點區域的縣委書記及安全監管局局長。

安監總局的網站上並沒有公布首次“談心對話”活動的發言文字內容,但天津市濱海新區、遼寧省沈陽市經濟開發區、江蘇省泰州市泰興市、浙江省寧波市鎮海市、安徽省池州市東至縣、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克拉瑪依化工園區等7個重點縣縣委書記圍繞堅守安全生產“紅線”、創新監管方式、深化安全生產攻堅工作、促進危險化學品行業安全發展等方面采取的舉措,在會議通知上被要求作好重點發言。

此後,相應類型的會議在多地召開。

相關媒體在去年4月25日報道稱,全國60個危險化學品重點縣(市、區)安全生產攻堅工作座談會上海片區會議曾於今年4月在上海化工區召開。公開的會議內容透露,對發生較大事故或一年內2次發生人員死亡事故的企業,要將企業安全生產情況向金融、銀行、證券等部門通報,限制其融資。

記者梳理相關資料後發現,在“攻堅戰”打響後,天津市副市長何樹山與危險化學品重點地區、重點企業負責人也曾開展談心對話活動。

公開資料顯示,何樹山曾針對當前高溫、高濕、暴雨等極端天氣等狀況,要求危險化學品企業結合天津全市正在開展的“危險化學品企業夏季百日安全大檢查”和“油氣等危險化學品罐區專項安全大檢查”,嚴密組織好企業自查檢查活動。檢查項目包括了危險化學品重大危險源的監控措施以及各項規章制度執行落實情況,以及危險化學品庫房通風、降溫設施和物品存放情況,還有危險化學品重點工作完成情況。

“大檢查”的時間則是從6月中旬持續至9月底。但此次檢查活動的結果尚未公布,瑞海國際物流的危險品倉庫就發生了爆炸。

GPS定位和“出口”的氰化鈉?

事發後一周,即8月19日,何樹山在該事故的第十場新聞發布會上透露,已經掌握了爆炸倉庫里的危化品種類和數量,大約有40種、2500噸。

何樹山在發布會上透露,這40種危化品主要是三大類,一個是氧化物,也就是硝酸銨、硝酸鉀,加起來1300噸左右;第二大類是易燃物體,主要品種是金屬鈉和金屬鎂,加起來大約500噸;第三類是劇毒,以氰化鈉為主,大約是700噸。

這是首次初步公布的相關危化品種類和數量。至於劇毒物“氰化鈉”的用途,之前的相關說法是“出口”。

事發後,瑞海國際的倉儲情況一度無法確定,也不為外界所知。天津市濱海區安監局副局長高懷友此前在回應危化品倉庫情況時表示,發生爆炸的倉庫是中轉倉庫而非固定倉庫,危化品的種類和數量都不固定。此外,由於倉庫辦公場所損毀嚴重,一時無法從其臺賬信息獲取危化品種類、數量等數據。瑞海公司相關負責人提供的相關信息和調查部門通過核查海關單據、推斷物流倉庫貨物的數量,數據上有較大出入,因此一時無法確定倉庫內的存貯狀況。

至於相關數據“出入較大”的說法曾廣泛流傳,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認為,此次在爆炸地點堆放化學品的種類和數量在相關部門調查充分後才對外公布,足見其謹慎,而像700噸“氰化鈉”這樣的大宗高危化學品在程序上必須納入“嚴格監管”的行列。

該人士認為,按照我國《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條例》,對危化品的生產、儲存、使用、經營、運輸有一整套規範科學的處置,這個運輸和存儲過程都應全程嚴格監管。只要相關方按規定要求報關,安監部門和公安機關都可以及時了解相關信息。

比方說,將危化品從廠家運輸至港口具有資質的倉儲地點,除了提供相應的文件證明,必須使用裝載GPS定位系統的運輸車輛。光這項就比普通貨物運輸多出上千元的運輸成本。裝載定位系統,就是為了運載過程中全程跟蹤,並做到遇險時可以及時處置。”該人士說。

業內專家指出,化工品的海運領域大體上分成兩類,一般化工品和危險化學品。一般化工品也就是所謂的普通貨物,而且危險品需要區別於“半危品”,也就是沒有“半危品”這個說法。

該人士指出,很多人會認為有“半危品”和“危險品”的區分,但事實上“半危品”就是“危險品”,正常情況下必須按照危險品進行“出運”處理,而危險品的運費比普通貨物要高很多,一旦有客戶想把“危險品”當作普通貨物蒙混出去,被海事和海關部門抽樣查驗查到,不僅會被列入黑名單,還會有罰金等相應處罰,情節嚴重者移交緝私部門查處。

那麽緣何會在危化品的數量上出現“出入較大”的情況,業內專家指出,倘若公司方面出於通關方便或減少成本等考慮,將危險品的名稱用普通貨物名稱替代報關,或者在種類和數量上“動手腳”,存在著逃避相關的危化品監管程序等主觀嫌疑,就會因為危化品種類和數量不明確,最終造成監管以及救援上的困難。至於這樣做的好處,則在於可以加快通關的速度,減少貨物滯留的時間。“否則,按照現有的危化品通關方式,手續、成本,特別是通關時間都要比普通貨物增加不少。”該專家認為。

目前,尚未有任何官方消息足以證明這些猜測。

但是根據《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條例》第25條規定,儲存危險化學品的單位應當建立危險化學品出入庫核查、登記制度。對劇毒化學品以及儲存數量構成重大危險源的其他危險化學品,儲存單位應當將其儲存數量、儲存地點以及管理人員情況,報所在地縣級人民政府安全生產監督管理部門(在港區內儲存的,報港口行政管理部門)和公安機關備案。所以,相關人士認為,雖然瑞海公司辦公場所受損,但是如果手續齊備,從備案機關也可以及時獲知危化品的種類和數量。

業內人士認為,700噸氰化鈉從河北運抵天津,不可能做到“瞞天過海”。

危化品“過關”可能需要哪些證?

那麽,事發地點堆放的700噸氰化鈉從廠家“河北誠信”公司發往瑞海國際物流倉儲空間可能需要哪些程序,並要辦理哪些證件?

一位長期從事危化品運輸的相關人士稱,危化品要辦理通行證至少需要7種文件,它們分別是工廠營業執照和化學品經營許可證(兩證需齊全)、外貿公司營業執照和化學危險品經營許可證(兩證需齊全)、環保證明(工廠的附函說明)、外貿公司與外方簽訂的銷售合同、外貿公司與工廠簽訂的銷售合同、劇毒品購買憑證(外貿公司或工廠在當地公安局辦理的購買憑證)、工廠的聯系人和聯系電話。

在確定屬於危險品後,準備出境的大宗危化品還需要辦理業內統稱的“危包證”,它的全稱為《出境危險貨物運輸包裝使用鑒定結果單》。

該人士說,該證的發證方是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貨物原產地當地申報的檢驗檢疫局的公章、簽字、證明書編號不僅唯一,而且不可重複。經檢驗檢疫機構對空運、海運出口危險貨物包裝容器性能檢驗合格的,申請人可以領取《出境貨物運輸包裝性能檢驗結果單》。

同時,運輸期間,運輸方必須具有運輸劇毒品的資質,否則各檢驗道口的工作人員不會放行該車進港區。

危化品一旦要“出口”,並裝運船只,則還要進行一些特別的要求和查驗工作。如預訂船艙時需要提供的材料一般有“危包證”複印件、訂艙委托書等。而在報關時需要報關委托書、出口報關單、發票和產品說明等。

申請報關的工作可以由船務代理公司來執行。相關人士透露,船開前3~4個工作日,由船務代理公司截止申報,快的一般為1~2天,慢的為4~5天,並需要提供正本“危包證”、技術說明書等相關證件。

同時,申請方也要向海事部門進行相關的申報工作。危化品進入港口前,還需要提交有一個安排計劃,如正常進港的貨物由於查驗,必須將貨物箱子重新運到危險品倉庫進行查驗,隨後再由危險品倉庫安排運回堆放地點,按照程序實施裝運。

“由於危險品在物流中轉過程中的危險性巨大,因此危化品在堆場的存放時間有嚴格規定,即從“危險品倉庫”運輸至碼頭進行裝卸的時間間隔很短,一般在8~16小時,而且對於夏天等高溫天氣也有特殊規定,如危險品被責令只能在夜晚進行物流和裝卸,並且嚴格在太陽底下過曝,防止危險品因為溫度過高而發生爆燃等事故。”該人士指出,一旦運載的船期延誤抵達碼頭,這些危險品將被重新送回“危險品倉庫”,不允許長時間在“堆場”滯留。

危化品計劃進港前,操作單位會向港務部門申請一個危險品進港聯,需要提供正本危包證給運輸車隊使用,交由各道口危險品倉庫檢驗。

在危險品貨物各種包裝類型和裝箱技巧上,業內人士稱,一些劇毒物品需要在船只旁邊直接裝運,基本會安排在裝運船只離開前的2~3個小時。出於安全的考慮和國外港口運輸的要求,危險品在裝載上必須打托盤,以保護裝運的危化品。

截至發稿,天津官方未公布與此次爆炸事故相關的操作細節和在流程上是否出現了紕漏。

規劃與居民區的距離

在江蘇省江陰市雲亭鎮變身為雲亭街道時,居民林晨(化名)認為,這是該鎮在城市化進程中的重要一步。與市區相隔10多公里,長期因為交通不便而在產業上得不到發展,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雲東路上的數家化工企業一度成了這里的創收大戶。

但眼下的街道里,數家化工企業已經陸陸續續地搬離。林晨說,倒不是因為經營不善,而是城市的發展和街道人口的密集逐漸變得不需要它們了。

雲東路深處的百川化工只剩下了一個車間在運作,更多的技術力量和管理人員去了更遠的江蘇如臯,在那里,他們新設了一家環保標準更加嚴格的工廠。

讓林晨感到憂慮的是,當地一些長期從事化工行業的工人很可能會因此失去工作,但在充滿異味的空氣和失業面前,他寧可選擇前者。

45歲的林晨相信,自己可以加入到街道的服務業中,比方說餐館、小型超市以及棋牌室。就這點而言,要比生活環境的惡化來得好。“誰不想活得更長些?”林晨說。

雲東路上的化工生產區域已經漸漸地被住宅所包圍,沒有大型車輛,也沒有運載危化品的罐車。在江蘇無錫市,市民願意相信,因為城市產業更新換代的需要,化工企業正在逐漸遠離城市。

但在長江的北邊,69歲的曹玲(化名)的10多畝自耕田已經在2013年秋天讓位於濱江工業園的建設,而和村民們的新住處是相隔工業園不遠的騰龍禦園小區。

在曹玲家的窗口上,還可以看到到處聳立塔吊,以及灰色的工業園煙囪。距離曹玲居住小區不遠處,數棟18層高的居民小區拔地而起,它們也將安置被征地的農民們。

小區與化工園區的直線距離相鄰一條河道和S231省道。居民說,雖然步行要繞道,感覺很遠,但相隔的距離很近,因為不僅能夠清晰地看到煙囪,而且可以在夜間聞到臭味。

曹玲甚至不敢在晚上晾曬衣服,因為第二天衣服上會留有臭味。因為這莫名的臭味,附近通揚路的廣場上,夜晚居民歡樂的廣場舞很可能草草收場。

在居民們所猜測的那些飄來異味的地方,不少石油化工和精細化工均在熱火朝天地建設。8月26日的下午,記者甚至註意到,泰州東聯化工廠有限公司的門口,3名保安抽起了煙。

保安說,自從天津事發後,安監部門的抽查三天兩頭進行,但是廠里的操作程序非常規範,也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故。

他們的廠是4年前搬到這里的,“你看,好多地空著等著化工企業入駐呢。”保安說著,狠狠地踩滅了自己丟在地上的煙頭。

有關“化工異味”的指責,甚至在形態較為成熟的化工園區也能找尋得到。張家港市保稅區揚子江化工區到處可見“生態工業園”的字樣,並且入駐了世界級的化工企業,但在園區遍布綠化的長江路附近,異味有時會隨著風向而飄忽不定。附近金港鎮的居民感到難以忍受,但對於這些在夜晚散發出的異味,往往難以舉證,網友將不滿發泄到了論壇上。居民戲稱,只要找尋化工區,甚至都不用導航,聞著味就可以了。

“(化工廠)對生活肯定會有影響的。淄博這個地方的空氣條件,你也清楚,並不是很好。東嶽公司距離我們學校也很近,中學的時候我們上晚自習有時都會聽見園內的爆炸聲,總之還是比較擔心的。”淄博市桓臺縣居民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說道。

不過在他們那里,很少有人舉報或者上訪,據這位居民說原因是“大家都見怪不怪了吧,這麽多年了,也都麻木了。”

同樣,從城市布局來看,爆炸發生地的天津市開發區及濱海新區,化工廠、民居、學校等相互交錯。

危化品生產區域事故根除不易

記者梳理了相關資料發現,在安監總局公布的60個危險化學品安全生產重點縣、市、區中,有多家關聯企業近年來事故頻頻。

在2008年7月5日晚,丁字沽三號路附近一家化工單位發生危險品泄漏事故,附近居民緊急疏散。

今年6月28日,鄂爾多斯市準格爾旗準格爾經濟開發區內的伊東集團九鼎化工有限責任公司合成氨生產裝置發生爆炸著火事故,造成3人死亡、6人受傷。這是繼3月3日內蒙古天潤化肥有限公司發生3人灼燙死亡事故後,該旗轄區內發生的又一起較大典型事故。國務院安委會辦公室決定對這起事故的查處實行掛牌督辦。

2012年12月28日22時左右,安徽八一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氯苯車間主體裝置西側降膜吸收區域發生火災,造成重建的年產6萬噸氯苯生產裝置部分設施受損,雖無人員傷亡,但因廠區鄰近人口密集區,引發關註。

事發後,全國各地展開了危化安全大檢查。8月13日晚,四川省政府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地迅速開展危險化學品等重點行業安全生產大檢查。成都市安監特邀兩位危化品安全專家,前往成都龍泉驛區洪安危險化學品倉儲區域,對3家危化品倉儲、中轉企業進行安全檢查。

長春市則從8月20日起至12月20日在全市範圍內開展一次危險化學品和易燃易爆物品安全專項整治行動。對長春市轄區內所有危險化學品和易燃易爆物品生產、經營、儲存(倉儲)、使用、運輸等企業進行一次徹底排查。發現重大事故隱患的必須立即整改,一時難以整改到位的,要責令企業立即停產、停工、停用,安排專人24小時盯守。

據悉,該行動特別要求落實實氰化物等劇毒品、硝酸銨等易燃易爆物品的特殊監管措施,以及突出排查居民集中居住區、人員密集場所以及危險貨物站場、機場、車站、危險品運輸物流中轉場所、油氣罐區等的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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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港爆炸背後:危化品治理攻堅戰任重道遠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8/4678448.html

天津港爆炸背後:危化品治理攻堅戰任重道遠

第一財經日報 王培霖 趙康傑 2015-08-28 06:00:00

在許多正在謀求轉型的城市里,往往一邊是新興化工園區的“攻城略地”,而相隔不遠的另外一邊,城市街道已經成型,並且充滿了對於美好城市生活的渴望。於是,願景和現實的對立幾乎成了中國一些城市在產業升級中的難題。

一場將重心置放於全國60個危險化學品重點區域的安全生產攻堅戰還在進行中的時候,天津港“8·12”特大火災爆炸事故爆發了。

在許多正在謀求轉型的城市里,往往一邊是新興化工園區的“攻城略地”,而相隔不遠的另外一邊,城市街道已經成型,並且充滿了對於美好城市生活的渴望。於是,願景和現實的對立幾乎成了中國一些城市在產業升級中的難題。

危化品如何與城市生活和諧共生?天津爆炸事故再次提出了這個命題。

“攻堅戰”

去年2月,國務院安委辦印發了《危險化學品重點縣(市、區)安全生產攻堅工作方案》。

根據這一方案,以及縣域危險化學品企業數量和近年來危險化學品安全生產現狀,國務院安委會辦公室確定了全國60個縣(市、區)為危險化學品安全生產重點縣(市、區)。

方案指出,從今年2月到2015年12月,用近兩年的時間實施危化品安全生產攻堅工作。這一工作的目標除了“全面實現標準化、自動化和信息化”,還將“加快推進重點縣危化品安全監管信息系統建設,實現危化品動態監管、應急救援和電子政務等功能”。

此外,方案還要求各個化工園區建立並運行安全生產一體化管理體系;危險化學品事故起數和死亡人數下降50%以上,有效遏制較大以上事故,力爭杜絕重特大事故;政府安全監管能力明顯提升;危險化學品安全生產工作的長效機制初步形成。

參與“攻堅戰”的60個縣域涵蓋了天津濱海新區。但至少從目前來看,戰役所要實現的部分功能並未完全建立,甚至在天津港“8·12”特大火災爆炸事故中發生了“失效”。

“戰鬥”在持續一年後,國務院安委會辦公室在今年3月,甚至開展了60個危險化學品重點縣縣委書記的集體談心對話活動,與會的對象群體之一是來自這60個重點區域的縣委書記及安全監管局局長。

安監總局的網站上並沒有公布首次“談心對話”活動的發言文字內容,但天津市濱海新區、遼寧省沈陽市經濟開發區、江蘇省泰州市泰興市、浙江省寧波市鎮海市、安徽省池州市東至縣、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克拉瑪依化工園區等7個重點縣縣委書記圍繞堅守安全生產“紅線”、創新監管方式、深化安全生產攻堅工作、促進危險化學品行業安全發展等方面采取的舉措,在會議通知上被要求作好重點發言。

此後,相應類型的會議在多地召開。

相關媒體在去年4月25日報道稱,全國60個危險化學品重點縣(市、區)安全生產攻堅工作座談會上海片區會議曾於今年4月在上海化工區召開。公開的會議內容透露,對發生較大事故或一年內2次發生人員死亡事故的企業,要將企業安全生產情況向金融、銀行、證券等部門通報,限制其融資。

記者梳理相關資料後發現,在“攻堅戰”打響後,天津市副市長何樹山與危險化學品重點地區、重點企業負責人也曾開展談心對話活動。

公開資料顯示,何樹山曾針對當前高溫、高濕、暴雨等極端天氣等狀況,要求危險化學品企業結合天津全市正在開展的“危險化學品企業夏季百日安全大檢查”和“油氣等危險化學品罐區專項安全大檢查”,嚴密組織好企業自查檢查活動。檢查項目包括了危險化學品重大危險源的監控措施以及各項規章制度執行落實情況,以及危險化學品庫房通風、降溫設施和物品存放情況,還有危險化學品重點工作完成情況。

“大檢查”的時間則是從6月中旬持續至9月底。但此次檢查活動的結果尚未公布,瑞海國際物流的危險品倉庫就發生了爆炸。

GPS定位和“出口”的氰化鈉?

事發後一周,即8月19日,何樹山在該事故的第十場新聞發布會上透露,已經掌握了爆炸倉庫里的危化品種類和數量,大約有40種、2500噸。

何樹山在發布會上透露,這40種危化品主要是三大類,一個是氧化物,也就是硝酸銨、硝酸鉀,加起來1300噸左右;第二大類是易燃物體,主要品種是金屬鈉和金屬鎂,加起來大約500噸;第三類是劇毒,以氰化鈉為主,大約是700噸。

這是首次初步公布的相關危化品種類和數量。至於劇毒物“氰化鈉”的用途,之前的相關說法是“出口”。

事發後,瑞海國際的倉儲情況一度無法確定,也不為外界所知。天津市濱海區安監局副局長高懷友此前在回應危化品倉庫情況時表示,發生爆炸的倉庫是中轉倉庫而非固定倉庫,危化品的種類和數量都不固定。此外,由於倉庫辦公場所損毀嚴重,一時無法從其臺賬信息獲取危化品種類、數量等數據。瑞海公司相關負責人提供的相關信息和調查部門通過核查海關單據、推斷物流倉庫貨物的數量,數據上有較大出入,因此一時無法確定倉庫內的存貯狀況。

至於相關數據“出入較大”的說法曾廣泛流傳,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認為,此次在爆炸地點堆放化學品的種類和數量在相關部門調查充分後才對外公布,足見其謹慎,而像700噸“氰化鈉”這樣的大宗高危化學品在程序上必須納入“嚴格監管”的行列。

該人士認為,按照我國《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條例》,對危化品的生產、儲存、使用、經營、運輸有一整套規範科學的處置,這個運輸和存儲過程都應全程嚴格監管。只要相關方按規定要求報關,安監部門和公安機關都可以及時了解相關信息。

比方說,將危化品從廠家運輸至港口具有資質的倉儲地點,除了提供相應的文件證明,必須使用裝載GPS定位系統的運輸車輛。光這項就比普通貨物運輸多出上千元的運輸成本。裝載定位系統,就是為了運載過程中全程跟蹤,並做到遇險時可以及時處置。”該人士說。

業內專家指出,化工品的海運領域大體上分成兩類,一般化工品和危險化學品。一般化工品也就是所謂的普通貨物,而且危險品需要區別於“半危品”,也就是沒有“半危品”這個說法。

該人士指出,很多人會認為有“半危品”和“危險品”的區分,但事實上“半危品”就是“危險品”,正常情況下必須按照危險品進行“出運”處理,而危險品的運費比普通貨物要高很多,一旦有客戶想把“危險品”當作普通貨物蒙混出去,被海事和海關部門抽樣查驗查到,不僅會被列入黑名單,還會有罰金等相應處罰,情節嚴重者移交緝私部門查處。

那麽緣何會在危化品的數量上出現“出入較大”的情況,業內專家指出,倘若公司方面出於通關方便或減少成本等考慮,將危險品的名稱用普通貨物名稱替代報關,或者在種類和數量上“動手腳”,存在著逃避相關的危化品監管程序等主觀嫌疑,就會因為危化品種類和數量不明確,最終造成監管以及救援上的困難。至於這樣做的好處,則在於可以加快通關的速度,減少貨物滯留的時間。“否則,按照現有的危化品通關方式,手續、成本,特別是通關時間都要比普通貨物增加不少。”該專家認為。

目前,尚未有任何官方消息足以證明這些猜測。

但是根據《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條例》第25條規定,儲存危險化學品的單位應當建立危險化學品出入庫核查、登記制度。對劇毒化學品以及儲存數量構成重大危險源的其他危險化學品,儲存單位應當將其儲存數量、儲存地點以及管理人員情況,報所在地縣級人民政府安全生產監督管理部門(在港區內儲存的,報港口行政管理部門)和公安機關備案。所以,相關人士認為,雖然瑞海公司辦公場所受損,但是如果手續齊備,從備案機關也可以及時獲知危化品的種類和數量。

業內人士認為,700噸氰化鈉從河北運抵天津,不可能做到“瞞天過海”。

危化品“過關”可能需要哪些證?

那麽,事發地點堆放的700噸氰化鈉從廠家“河北誠信”公司發往瑞海國際物流倉儲空間可能需要哪些程序,並要辦理哪些證件?

一位長期從事危化品運輸的相關人士稱,危化品要辦理通行證至少需要7種文件,它們分別是工廠營業執照和化學品經營許可證(兩證需齊全)、外貿公司營業執照和化學危險品經營許可證(兩證需齊全)、環保證明(工廠的附函說明)、外貿公司與外方簽訂的銷售合同、外貿公司與工廠簽訂的銷售合同、劇毒品購買憑證(外貿公司或工廠在當地公安局辦理的購買憑證)、工廠的聯系人和聯系電話。

在確定屬於危險品後,準備出境的大宗危化品還需要辦理業內統稱的“危包證”,它的全稱為《出境危險貨物運輸包裝使用鑒定結果單》。

該人士說,該證的發證方是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貨物原產地當地申報的檢驗檢疫局的公章、簽字、證明書編號不僅唯一,而且不可重複。經檢驗檢疫機構對空運、海運出口危險貨物包裝容器性能檢驗合格的,申請人可以領取《出境貨物運輸包裝性能檢驗結果單》。

同時,運輸期間,運輸方必須具有運輸劇毒品的資質,否則各檢驗道口的工作人員不會放行該車進港區。

危化品一旦要“出口”,並裝運船只,則還要進行一些特別的要求和查驗工作。如預訂船艙時需要提供的材料一般有“危包證”複印件、訂艙委托書等。而在報關時需要報關委托書、出口報關單、發票和產品說明等。

申請報關的工作可以由船務代理公司來執行。相關人士透露,船開前3~4個工作日,由船務代理公司截止申報,快的一般為1~2天,慢的為4~5天,並需要提供正本“危包證”、技術說明書等相關證件。

同時,申請方也要向海事部門進行相關的申報工作。危化品進入港口前,還需要提交有一個安排計劃,如正常進港的貨物由於查驗,必須將貨物箱子重新運到危險品倉庫進行查驗,隨後再由危險品倉庫安排運回堆放地點,按照程序實施裝運。

“由於危險品在物流中轉過程中的危險性巨大,因此危化品在堆場的存放時間有嚴格規定,即從“危險品倉庫”運輸至碼頭進行裝卸的時間間隔很短,一般在8~16小時,而且對於夏天等高溫天氣也有特殊規定,如危險品被責令只能在夜晚進行物流和裝卸,並且嚴格在太陽底下過曝,防止危險品因為溫度過高而發生爆燃等事故。”該人士指出,一旦運載的船期延誤抵達碼頭,這些危險品將被重新送回“危險品倉庫”,不允許長時間在“堆場”滯留。

危化品計劃進港前,操作單位會向港務部門申請一個危險品進港聯,需要提供正本危包證給運輸車隊使用,交由各道口危險品倉庫檢驗。

在危險品貨物各種包裝類型和裝箱技巧上,業內人士稱,一些劇毒物品需要在船只旁邊直接裝運,基本會安排在裝運船只離開前的2~3個小時。出於安全的考慮和國外港口運輸的要求,危險品在裝載上必須打托盤,以保護裝運的危化品。

截至發稿,天津官方未公布與此次爆炸事故相關的操作細節和在流程上是否出現了紕漏。

規劃與居民區的距離

在江蘇省江陰市雲亭鎮變身為雲亭街道時,居民林晨(化名)認為,這是該鎮在城市化進程中的重要一步。與市區相隔10多公里,長期因為交通不便而在產業上得不到發展,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雲東路上的數家化工企業一度成了這里的創收大戶。

但眼下的街道里,數家化工企業已經陸陸續續地搬離。林晨說,倒不是因為經營不善,而是城市的發展和街道人口的密集逐漸變得不需要它們了。

雲東路深處的百川化工只剩下了一個車間在運作,更多的技術力量和管理人員去了更遠的江蘇如臯,在那里,他們新設了一家環保標準更加嚴格的工廠。

讓林晨感到憂慮的是,當地一些長期從事化工行業的工人很可能會因此失去工作,但在充滿異味的空氣和失業面前,他寧可選擇前者。

45歲的林晨相信,自己可以加入到街道的服務業中,比方說餐館、小型超市以及棋牌室。就這點而言,要比生活環境的惡化來得好。“誰不想活得更長些?”林晨說。

雲東路上的化工生產區域已經漸漸地被住宅所包圍,沒有大型車輛,也沒有運載危化品的罐車。在江蘇無錫市,市民願意相信,因為城市產業更新換代的需要,化工企業正在逐漸遠離城市。

但在長江的北邊,69歲的曹玲(化名)的10多畝自耕田已經在2013年秋天讓位於濱江工業園的建設,而和村民們的新住處是相隔工業園不遠的騰龍禦園小區。

在曹玲家的窗口上,還可以看到到處聳立塔吊,以及灰色的工業園煙囪。距離曹玲居住小區不遠處,數棟18層高的居民小區拔地而起,它們也將安置被征地的農民們。

小區與化工園區的直線距離相鄰一條河道和S231省道。居民說,雖然步行要繞道,感覺很遠,但相隔的距離很近,因為不僅能夠清晰地看到煙囪,而且可以在夜間聞到臭味。

曹玲甚至不敢在晚上晾曬衣服,因為第二天衣服上會留有臭味。因為這莫名的臭味,附近通揚路的廣場上,夜晚居民歡樂的廣場舞很可能草草收場。

在居民們所猜測的那些飄來異味的地方,不少石油化工和精細化工均在熱火朝天地建設。8月26日的下午,記者甚至註意到,泰州東聯化工廠有限公司的門口,3名保安抽起了煙。

保安說,自從天津事發後,安監部門的抽查三天兩頭進行,但是廠里的操作程序非常規範,也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故。

他們的廠是4年前搬到這里的,“你看,好多地空著等著化工企業入駐呢。”保安說著,狠狠地踩滅了自己丟在地上的煙頭。

有關“化工異味”的指責,甚至在形態較為成熟的化工園區也能找尋得到。張家港市保稅區揚子江化工區到處可見“生態工業園”的字樣,並且入駐了世界級的化工企業,但在園區遍布綠化的長江路附近,異味有時會隨著風向而飄忽不定。附近金港鎮的居民感到難以忍受,但對於這些在夜晚散發出的異味,往往難以舉證,網友將不滿發泄到了論壇上。居民戲稱,只要找尋化工區,甚至都不用導航,聞著味就可以了。

“(化工廠)對生活肯定會有影響的。淄博這個地方的空氣條件,你也清楚,並不是很好。東嶽公司距離我們學校也很近,中學的時候我們上晚自習有時都會聽見園內的爆炸聲,總之還是比較擔心的。”淄博市桓臺縣居民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說道。

不過在他們那里,很少有人舉報或者上訪,據這位居民說原因是“大家都見怪不怪了吧,這麽多年了,也都麻木了。”

同樣,從城市布局來看,爆炸發生地的天津市開發區及濱海新區,化工廠、民居、學校等相互交錯。

危化品生產區域事故根除不易

記者梳理了相關資料發現,在安監總局公布的60個危險化學品安全生產重點縣、市、區中,有多家關聯企業近年來事故頻頻。

在2008年7月5日晚,丁字沽三號路附近一家化工單位發生危險品泄漏事故,附近居民緊急疏散。

今年6月28日,鄂爾多斯市準格爾旗準格爾經濟開發區內的伊東集團九鼎化工有限責任公司合成氨生產裝置發生爆炸著火事故,造成3人死亡、6人受傷。這是繼3月3日內蒙古天潤化肥有限公司發生3人灼燙死亡事故後,該旗轄區內發生的又一起較大典型事故。國務院安委會辦公室決定對這起事故的查處實行掛牌督辦。

2012年12月28日22時左右,安徽八一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氯苯車間主體裝置西側降膜吸收區域發生火災,造成重建的年產6萬噸氯苯生產裝置部分設施受損,雖無人員傷亡,但因廠區鄰近人口密集區,引發關註。

事發後,全國各地展開了危化安全大檢查。8月13日晚,四川省政府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地迅速開展危險化學品等重點行業安全生產大檢查。成都市安監特邀兩位危化品安全專家,前往成都龍泉驛區洪安危險化學品倉儲區域,對3家危化品倉儲、中轉企業進行安全檢查。

長春市則從8月20日起至12月20日在全市範圍內開展一次危險化學品和易燃易爆物品安全專項整治行動。對長春市轄區內所有危險化學品和易燃易爆物品生產、經營、儲存(倉儲)、使用、運輸等企業進行一次徹底排查。發現重大事故隱患的必須立即整改,一時難以整改到位的,要責令企業立即停產、停工、停用,安排專人24小時盯守。

據悉,該行動特別要求落實實氰化物等劇毒品、硝酸銨等易燃易爆物品的特殊監管措施,以及突出排查居民集中居住區、人員密集場所以及危險貨物站場、機場、車站、危險品運輸物流中轉場所、油氣罐區等的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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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寧化:革命老區的脫貧攻堅戰

“當年我們就是在這里吃完最後一頓飯踏上了長征路”,廖大甲談起當年事情仍然記憶猶新,“出發很倉促,大夥兒都是輪流過來吃,吃完一撥就走一撥”。這位已經101歲高齡的老人如今是村里唯一健在的參加過長征的紅軍了,他口中紅軍吃飯的地方是村里的一座老祠堂——廖氏家廟。

禾坑廖氏家廟,始建於明朝萬歷年間,現存建築為清朝康熙年間重修。馮蕓清 攝

在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之際,中宣部“重走長征路”媒體采訪團一行來到福建省三明市寧化縣淮土鎮禾坑村,這里是寧化204個革命基點村之一,村里許多人的祖輩都曾經參加過紅軍,參加過長征。

禾坑村委書記廖羅金說,當年村里去長征的幾乎都在湘江戰役中犧牲了,他的二爺爺和三爺爺也是在長征途中被國民黨的轟炸機炸死的,廖大甲是屈指可數的幸存者之一,但是和大部隊走散了所以回到村里。

說起湘江戰役,它是整個禾坑村乃至寧化縣永遠的傷痛。

1934年10月上中旬,中央紅軍及中央機關共86000多人,從福建的長汀、寧化和江西的瑞金、於都等地出發,開始了戰略轉移——長征。中央主力紅軍連續突破國民黨三道封鎖線後,於1934年11月下旬,到達敵人40萬重兵設置的第四道嚴密封鎖線湘桂邊的湘江東岸。

當時,含有大量寧化籍將士的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一直擔任後衛阻擊任務,在廣西灌陽縣水車至文室一線,與多於十幾倍的國民黨軍經四天五夜激戰,該師4000多名紅軍指戰員血染湘江。余部1000余人突圍後,艱苦轉戰桂北湘南等地,於1936年冬在湘南九嶷山遭敵“圍剿”,大部犧牲。紅三十四師是湘江戰役中唯一成建制基本犧牲的紅軍主力部隊。

當時,寧化是中央蘇區的擴紅、支前模範區。僅有13萬人口的寧化,參加紅軍的就有13777人,為革命壯烈犧牲的就達6600多人。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後,寧化籍紅軍指戰員僅存58人。全國解放後,寧化列入中國英明錄在冊烈士達3300多人,幸存老紅軍28人。

當時紅軍第四軍的軍旗,現保存於寧化縣革命紀念館。馮蕓清 攝

寧化還被喻為中央蘇區的“烏克蘭”。第二次國內革命時期,寧化不僅為紅軍提供了兵源,還是中央蘇區糧源、財源最有力的保障。

據史實記載,1934年6月,中央蘇維埃政府人民委員會想中央根據地的各級黨組織和蘇維埃政府發出指示信,要求“緊急動員24萬擔糧食供給紅軍”。寧化縣在僅一個月的時間里就收集糧食7480擔,超額完成了任務。在8月間,僅半個月的時間又收集糧食3.4萬擔,閉關組織運輸隊搶運糧食。

現存石壁立新村的紅軍標語。馮蕓清 攝

綜合施策的精準扶貧

曾經著名的革命老區如今是福建省23個扶貧開發重點縣之一,如何讓老區人民奔小康成為寧化的新挑戰,禾坑村也在摸索中走出了一條適合本村的脫貧之路。

據村委書記廖羅金介紹,2014年,禾坑村全村共538戶2328人,其中貧困戶為62戶196人。到了2016年,只剩下28戶,77人。“村里的黨員、幹部想了很多辦法,有的是結合省、市的政策,有的是根據我們村的實際情況,目標是到2018年全部脫貧”,廖羅金說。

從1994年開始,福建連續23年實施“造福工程”——茅草房改造和連家船民上岸定居等異地扶貧搬遷,禾坑村也將山上的農戶整體搬遷,為此必須先遷移367座祖墳,騰出地來。

“這在農村是大忌,但是我們村一個月就全部遷完了,因為村里的老人支持我們,這就是我們老區人民的覺悟”,廖羅金自豪的說,“我從2008年開始做書記,最大的感受就是老百姓打從心底里支持黨和政府的工作,這也是紅軍留給我們的遺產”。

如今,已經有82戶村民住上了新房,用上了水電。不僅如此,村集體還想抓住美麗鄉村建設的契機把村里的基礎設施、道路、綠化等全部修整,又是村里的老人們站出來,否則連征地拆遷都進行不下去。

通過扶貧搬遷,禾坑村的村民已經住進了新樓。馮蕓清 攝

除了“造福工程”,禾坑村的另一個脫貧舉措就是開辦了翔龍鞋面加工廠,讓村里留守的女人在家門口就業。

41歲的曾鳳琴剛來加工廠不久,丈夫長年在外打工,她負責在家照顧孩子和婆婆,本來全家的收入都靠丈夫,現在她也可以每個月拿2000元左右。

“工作是計件的,做熟了可以拿到5000元呢,而且還有午休,不耽誤我回家給孩子老人做飯”,曾鳳琴笑著對記者說。她現在很滿意這份工作,覺得不但增加了收入,還能兼顧家庭。

如果是沒人照顧的孤寡老人,則可以免費住進村里建的老年公寓,由村幹部每天輪流值班,加以照顧。此外,村里的公益性崗位優先聘請貧困戶,比如村里的巡山員、衛生保潔員等等。

廖羅金還告訴記者,為了進一步精準扶貧,村里的每個幹部都被指定了幫扶對象,然後分析每個貧困戶的致貧原因,比如是因病、因殘、因學、因災,還是缺技術、缺資金、缺勞力、缺動力,再根據情況提供相應的幫助。

翔龍鞋面加工廠里,女工們正在忙碌。馮蕓清 攝

 

卓有成效的產業扶貧

年近50的淮陽村村民羅上海2011年生了一場大病,不僅花光了所有的積蓄,還欠下許多外債。好不容易治好了病,身體卻垮了,幹不了體力活,一家4口人全靠妻子在外打工的收入過日子,十分貧困。

不過,記者見到他時卻沒有預想中的愁容滿面,因為“寧化客家小吃培訓中心”讓他有了重新找到工作的希望。“我現在已經會做勺子粉、燒賣、兜湯了,我想學好後就去打工,這份工作我的身體可以承受,家里的負擔就能減輕一點了”,羅上海說。

寧化客家小吃源自中原一帶漢族先民飲食習俗,距今有1000多年的歷史,300多種小吃品種均為就地取材、手工制作而成,具有用料考究、做工精細、營養均衡、風味獨特的特點,是寧化客家人千百年來烹飪技藝的結晶。

2012年初,寧化縣委、縣政府為推動農村剩余勞動力自主創業、帶動就業,決定發展寧化客家小吃產業。至今,培訓中心共開辦培訓班158期,培訓學員8747人,開辦寧化客家小吃店3023家,帶動從業人員9166人,小吃店輻射16個省36個城市,合計年營業額達7.58億元。其中,培訓貧困學員752人,占學員總數的8.6%,貧困人員開店167家,帶動430戶貧困戶約1500個貧困人口脫貧。

記者從羅上海口中得知,培訓中心實行免費培訓、免費吃住、免費發放一套廚師服裝、免費發放中式烹飪初、中級《職業資格證書》,屬於貧困人員的免健康證體檢費。而且,優先推薦貧困學員就業。

該培訓中心負責人表示,現在已經有兩個公司願意長期招收貧困學員,能保證有需求就業的貧困人員就業。未來還將組織培訓教師下到鄉、村為建檔立卡的貧困人口進行為期兩天的寧化客家小吃培訓,發現一些符合條件的貧困人員動員其到縣培訓中心進一步深造。

寧化客家小吃培訓中心里,培訓教師正在講課。馮蕓清 攝

想為家鄉建設出把力的福特科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黃恒標5年前把分公司開到了寧化。在他的廠里,員工的平均月收入在4000多元,年收入在5萬元以上,這在寧化當地已經算高收入。

黃恒標說,希望到2020年能夠解決3000人的就業問題。“在這里,紅土地精神一直鼓舞著寧化人民,我知道產業扶貧可以改善老區人民的生活,老百姓既可以學到技術,又可以賺到錢,最終實現脫貧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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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三會:實現精準金融服務 打贏脫貧攻堅戰

根據國家扶貧日活動安排,10月16日,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國務院扶貧辦在北京共同舉辦了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的金融扶貧”為主題的金融扶貧平行論壇。全國性銀行業金融機構、證券業協會、有關保險公司負責人參加了論壇。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楊子強、保監會副主席陳文輝、國務院扶貧辦副主任歐青平出席論壇並講話。

楊子強指出,中央作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以來,人民銀行等金融部門緊緊圍繞“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基本方略,加強金融扶貧的頂層設計和工作部署,推動金融扶貧信息共享,完善貧困地區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健全激勵約束機制,聚焦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實現精準金融服務,為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了強有力支撐。

當前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中央及時精準地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金融部門要做好金融對扶貧投入的加減法,通過優化資金投入結構,提高金融扶貧質量和精準度,優化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各金融機構要按照“五個一批”的要求,更加註重精準對接建檔立卡貧困人口的特別需求,踐行普惠金融,註重金融服務的多樣化供給,強化市場化機制建設,提高貧困人口金融服務的可及性和獲得感。同時要推動建立健全風險分擔機制,發揮社會各界扶貧的整體合力,加強部門協調聯動,提高金融扶貧質量和效果。

陳文輝指出,保險業金融機構將不斷健全貧困地區保險服務網絡,進一步深化銀保合作,完善脫貧攻堅金融服務。歐青平對如何發揮部門政策合力,更好實現“精準”扶貧,改進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金融服務提出了意見建議。

國家開發銀行、農業發展銀行、郵政儲蓄銀行、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中國證券業協會以及貴州農村信用聯社有關負責同誌分享了他們在金融助推脫貧攻堅方面的工作經驗和做法。銀監會普惠金融部李均鋒、證監會辦公廳曾彤、保監會財險部何浩、扶貧辦開發指導司吳華、中國人民大學馬九傑、河北省扶貧辦王留根、貴州省金融辦李瑤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的金融精準扶貧進行了交流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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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蘇爾攻堅戰:盤根錯節的利益之爭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1607

11月9日,在伊拉克北部城鎮摩蘇爾南部,伊拉克警察部隊向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武裝發射迫擊炮彈。(新華社/路透/圖)

摩蘇爾,一個曾經風景秀麗被稱為“雙春城”的城市,一個伊拉克頗有經濟、政治和文化地位之地。

然而這座城市,自從被極端組織ISIS於2014年6月攻下,便失去了它的活力。那些古老的清真寺、修道院、宗教學校,在長達兩年極端統治中毀於一旦,留下一堆堆花白的磚瓦。

2016年10月17日淩晨,伊拉克總理阿巴迪宣布,收複摩蘇爾戰役正式開始。伊拉克政府軍、庫爾德武裝和國際聯盟一同向摩蘇爾進攻,要扼殺城中的“困獸”。

兩個月來,乍看是力量懸殊的戰鬥,卻因為各方勢力糾纏,久久無法完結。摩蘇爾攻堅戰,局勢遠比想象中複雜得多。

難以快速結束的戰火

伊拉克政府軍和什葉派民兵目前是攻城主力,除了依靠盟軍們的四面合圍之外,政府軍依靠少量特種部隊小股滲透為先導逐步進入幼發拉底河以東的城區,與ISIS組織進行巷戰。

這種四面合圍加上穿插分割的戰術表明,伊軍的司令部指揮體系開始成熟、參謀班子策劃能力提高明顯,基層部隊戰術技能熟練決心堅定,通訊指揮網絡也基本可靠有效。庫爾德武裝在面對ISIS試圖“圍魏救趙”發動對自己轄內基爾庫克的突襲時候,陣腳絲毫不亂從容擊潰之,也說明他們的組織訓練水平和指揮人員的部署調度能力均有進步。

而ISIS方面,雖然困居城中的算是處於孤立無援的狀態下,但是其組織內部,森嚴的紀律和宗教狂熱顯然是其武裝分子能夠繼續戰鬥下去的動力。他們點燃油田試圖用火焰阻擋伊拉克安全部隊,用濃煙來遮蔽美法等國空軍支援力量的視線,甚至多次使出了慣招——自爆卡車,同時伴以靈活的城市遊擊戰和地道戰當然據守人口密集的城區進行巷戰,讓進攻的政府軍頗有投鼠忌器之感。

摩蘇爾攻城戰役打響已經兩個月,原本伊拉克總理宣布應當在本年內結束戰鬥,但是就目前形勢看來恐怕不能太樂觀。美國陸軍中將斯蒂芬·湯森在當地時間12月6日表示,目前正在進行的摩蘇爾戰役,未來還將持續兩個多月才能結束。在疏散平民、減少人員和財產損失等多方面原因制約之下,政府軍難以高效率進攻。

內憂不平,何以對外

摩蘇爾的地緣環境十分微妙。

這個城市跟目前伊拉克北部近似“獨立王國”的庫爾德自治區的首府埃爾比勒距離不遠,它周邊的油田其實就是庫爾德自治區經濟命脈,所以控制了摩蘇爾的勢力必然會直接影響著伊拉克庫爾德人的收入。

庫爾德武裝正是抱著複雜的考慮前來參與對摩蘇爾的圍攻作戰,這就直接導致了他們會在戰場上重視保存實力作戰不甚積極,追求打“順風仗”不去攻堅克難。

摩蘇爾本身人口多數屬於遜尼派,與控制巴格達中央政府的什葉派原本就恩怨甚多。目前之所以當地部族武裝也出現在圍攻摩蘇爾的陣營中,除了存在“看風向”的因素之外,主要也是因為ISIS組織極端主義之下的種種倒施逆行讓當地民眾不堪忍受。當然“站隊正確”會讓遜尼派能夠在未來的摩蘇爾占據一席之地,顯然會隱然有了更多對抗巴格達中央政府的本錢。

偏偏目前作戰最為積極努力的什葉派民兵已經開始與當地部族發生了諸多摩擦,這無疑會成為巴格達政府的一大頭痛之事,一旦處理不好造成當地部族臨陣倒戈,就很可能前功盡棄。

各種利益沖突之下,打擊ISIS能否順利進行,變得無法預測。但目前伊拉克軍隊還是取得了一定進展。12月7日,國際聯軍支援伊拉克安全部隊襲擊摩蘇爾東部被ISIS武裝分子當作指揮部的阿爾薩利姆醫院。雖然艱難,但摩蘇兒攻堅戰,總會有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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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線下網點和場景 民營銀行的線上“攻堅戰”

線下缺少網點和場景、線上缺少流量和資源的民營銀行們要如何“殺出一條血路”,甚至從線上反撲到線下?最近,有兩家民營銀行不約而同地給出了類似的答案。

先是華瑞銀行正式發布了一款名為極限的軟件工具包,通過這個聚合了賬戶、支付、投資、融資、數據、企業服務等金融服務的產品將嵌入不同的APP,進而觸及更多的小微企業和個人用戶。

兩日後,新網銀行則宣布“牽手”智能信貸技術服務公司讀秒,後者通過嵌入不同的場景入口獲取客戶並利用大數據風控技術,聯合新網銀行對用戶進風控考察,最後的借款協議由用戶與新網銀行直接簽訂。

不管是華瑞還是新網,它們都試圖通過構建“開放平臺”打破網點和場景不足的局限。通過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穿透不同的平臺,提供專業的金融服務和產品。

缺少網點如何線上展業?

盡管從股東構成來看,不管是背靠新希望集團、小米、紅旗連鎖等實業和互聯網巨頭新網銀行,還是由民營龍頭企業均瑤集團等發起成立的華瑞銀行,在渠道資源、品牌、客戶上都有一定的基礎。

但在線上線下獲客成本日益擡升、互聯網“馬太效應”愈發顯著的當下,除了依托騰訊和阿里生態的微眾銀行、網商銀行,大多數先天缺少場景和網點的民營銀行在展業中,尤其是零售業務上的瓶頸十分明顯。

無路可走有時候卻恰恰會逼出一條好路。“開放平臺在互聯網行業已經屢見不鮮,但在銀行業,還是個新思維。”華瑞銀行行長朱韜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

華瑞找到的路子,是做“開放平臺”:把自有的標準化、模塊化的金融產品上到平臺上,供合作夥伴調用、甚至允許“貼牌”成合作夥伴APP上的產品名。“把銀行開在了別人家的APP里。”朱韜把這種模式與“銀行把的ATM放到地鐵、商場里”做了類比。

新網銀行同樣打出了“開放”這張牌。據《第一財經日報》了解,開業三個月以來,新網銀行已經同超過50家金融科技公司進行了合作。

新網銀行執行董事江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表示,“對金融服務來說,場景無疑是強大的,它能產生強關聯,但也不是萬能的。我們希望產品是向全網開放的,不針對特定客群,不依托特定場景。”

以讀秒為例,它將不同場景的交易歷史、用戶習慣、消費場景、外部征信等數據進行甄別和解碼,借助生態矩陣及強大的數據化授信等技術,將前互聯網金融時代相對獨立的金融模塊進行解構與重組,以完成信貸各環節的決策。

目前,這個智能風控決策引擎已經內嵌進了中國電信翼支付、安盛集團、微店、小米、去哪兒、攜程、康德樂、58同城等不同領域的平臺。新網銀行通過這個合作夥伴便無形中把觸角延伸到了更多元化的場景中。

在操作層面,據新網銀行方面介紹,讀秒等金融科技公司獲客後,它們將聯合新網銀行對用戶進風控考察,最後的借款協議由用戶與新網銀行直接簽訂。所有這些步驟,從獲客到風控到簽約,都是在線秒級完成。

相比之下,華瑞銀行的模式則往前更進了一步。

這家資產規模已超300億、在同族群銀行中強於對公業務的民營銀行,順著既有的科創企業客戶的“藤”,開始向企業的下遊“摸瓜”:用開放平臺金融輸出的方式,把融資、支付等一系列金融業務,延伸到這些既有企業客戶的生態和場景里。

這是朱韜對業內既有的場景“閉環”打法提出的新思路:“我們的平臺可以開放出去,但用戶一旦使用,支付數據是華瑞送的、貸款是華瑞放的、電子合同的金融服務供應商是華瑞銀行。”

以華瑞銀行與一家線上租房創業公司的合作為例,後者在自己的租房APP上嵌入了華瑞的平臺,但可“貼牌”上這家公司自己對金融產品的命名;在平臺上,這家租房公司的租客們可調用由華瑞銀行開發上架的標準化、模塊化產品,比如現已開發上線的賬戶、支付、融資產品等。

這套模式背後的技術邏輯是:通過集成多個API功能接口,並串聯API接口之間的業務邏輯,同時包含邏輯間頁面設計,提供一套多功能、即插即用、菜單選擇的對外服務軟件包/插件,這使其可以被快速植入各個企業的應用APP中。

雖然這個名為“極限SDK”的綜合金融產品剛剛才正式上線,但華瑞的這套體系早在去年秋天就已開放給種子用戶試用。

通過和互聯網上的初創企業合作把金融業務延伸到線上平臺的C端,目前華瑞已經“順藤摸瓜”,覆蓋了120多萬的客戶。合作企業的行業已包括在線租房、在線教育、酒店設備、內容服務等領域。

萬能適配器”的挑戰

“無論場景多麽大,其業務終究是有天花板的,只是在閉環的生態鏈中經營。依托於場景的銀行只是設定了一個固定的產品模式,客戶也只能去“套用”這個產品。”在闡釋新網銀行定位時,其行長趙衛星說到。

在他看來,新網銀行的目標不止於場景銀行。無論是擁有怎樣個性的個人,無論是擁有怎樣屬性的公司,都需要一個萬能的轉換器來進行連接和適配,新網銀行希望成為那個轉換器、適配器。

“萬能適配器”在連接資源和聚合流量上的優勢顯而易見,但這背後各方資源、數據、風險、利益的共享與分擔機制的建立卻也是一個繞不去的挑戰。

據了解,在新網銀行與讀秒的合作中,根據不同業務模式以及客戶需求,用戶可以選擇網上開戶或者不開,信貸資金可以直接發放至客戶在新網銀行開立的賬戶或者他行賬戶。由於是聯合風控,收益也是兩家共享。

定價、風控翻花樣

在華瑞銀行的模式之下,風控與定價是雙方合作的重要內容。

在貸款定價方面,朱韜表示,華瑞給到作為中間方的合作企業一個“底價”定價,合作企業可根據在他線上平臺上更為了解的C端貸款客戶情況,通過“手續費”的方式在一定範圍內事實上實現微幅價格調節功能。

“有的合作企業會收取一些手續費,有的合作企業則會進行‘補貼’以增加獲客和客戶黏性。”朱韜說。

除此之外,還有合作的風控模式,合作企業和華瑞銀行的兩道風控形成了“雙保險”。仍然以上述線上租房公司合作為例,除了銀行本身中後臺的風控環節外,這家租房公司對客戶租金“付三押一”中的“押一”,事實上也形成了這些租客申請消費信貸的一種類“保證金”。

在這種新型組織架構中,“客戶經理”、“產品經理”等職能角色其實是由銀行和居於中間人位置的合作客戶一起完成的,各個角色已經“虛實結合、互為支持”。

而在經營考核方面,為了提高合作平臺們的積極性從而擴大銀行業務規模,華瑞開創了分潤機制,根據合作方所帶來的客戶數、交易量、營收情況等進行效益考核與評估。

一批新銀行在互聯網金融道路上的實踐,或可成為傳統銀行業在盈利能力低速增長時期的一種有益探索。某股份行零售條線負責人告訴記者,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利率市場化及金融脫媒的影響還會不斷發酵,如何打破既有的業務模式,找出一條新的可持續發展的成長路徑是所有銀行,尤其是零售板塊都亟待解決的。

不過在他看來,通過與外部機構合作拓寬自己的業務邊界和生存空間是不少同業都在嘗試的方向,但如何讓傳統的銀行模式與新生的互聯網生態相結合,如何把握不同場景和用戶的風控標準,如何建立一個可持續合作機制等仍需要一定周期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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