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至5日，周世鋒、胡石根、翟巖民、勾洪國顛覆國家政權犯罪案件一審先後由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並當庭宣判。周世鋒、胡石根、翟巖民、勾洪國分別被判處七年半至三年不等有期徒刑，其中翟巖民、勾洪國被宣告緩刑。4名被告人均當庭表示認罪懺悔、服從判決，不上訴。
法槌落下，余音鏗鏘——
案件的依法宣判，意味著少數不法律師、非法宗教組織、網絡推手、職業訪民、境外反華勢力深度勾連，以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為平臺，通過在公共場所非法聚集滋事、炒作熱點案事件、攻擊國家憲法法律制度、煽動制造官民沖突甚至大規模流血事件，企圖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犯罪行為受到法律的公正懲罰;其所謂“整合國內反體制力量、促進黨內分裂、爭取國際社會介入”三大目標和“轉型方案、建國方案、民生方案、獎勵方案、懲罰方案”五項方案等陰謀，也暴露在法治和正義的陽光之下。
案件的依法宣判，更向西方反華勢力發出嚴正宣告：中國的憲法法律底線不容挑戰，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容踐踏。面對披著所謂“民主”“人權”外衣的所謂“推墻”運動和“顏色革命”，中國沒有麻痹，中國早已警醒，中國將以最堅定的決心和最強大的力量捍衛自己的制度和政權。任何妄圖破壞中國和諧穩定、顛覆中國國家政權、阻止中國和平崛起的圖謀，註定不得人心，也必將受到法律嚴懲，最終走向可恥的失敗。
惡意炒作聚集滋事 “死磕”個案意在“死磕”體制
2015年5月20日，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大門前，突然出現了這樣一幕——
一名光頭大胡子中年男子帶領一些不法人員，以聲援一起案件為由，在法院大門口給該院院長擺設“靈堂”，並高聲叫罵、侮辱誹謗，引來大批群眾圍觀，造成周邊道路長時間堵塞，嚴重擾亂單位工作秩序和社會秩序。
這名男子就是“網絡名人”“超級低俗屠夫”、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行政助理吳淦(另案處理)。當日，吳淦等人被南昌市公安局東湖分局行政拘留;5月27日，吳淦因涉嫌尋釁滋事罪、誹謗罪被福建省廈門市公安局思明分局刑事拘留。
境外媒體很快刊登出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主任周世鋒關於此案的評價。周世鋒在接受采訪時汙蔑國家機關構陷吳淦，惡意攻擊我國人權狀況，並將吳淦美化為“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煽動不明真相的一些人對國家政權的仇恨。
這並不是個例。近年來，全國各地出現多起類似案事件，其炒作手法幾乎如出一轍：法庭內，少數不法律師打著“追求真相”“維護公平正義”的旗號，罔顧法律事實，當庭侮辱法官、大鬧法庭，甚至蓄意讓自己被逐出法庭，繼續以此炒作;法庭外，一些職業訪民圍觀“聲援”、舉牌滋事;同時，有人還在網上網下炒作，接受境外媒體采訪，將案件不斷炒熱、炒大。
——2015年2月，在江蘇蘇州一起故意傷害案庭審過程中，代理該案的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女律師王宇(另案處理)無端鬧庭、辱罵法院工作人員，阻撓庭審進程;在法庭外，王宇與上百名職業訪民一同打橫幅、喊口號，企圖幹擾法院依法審理。
——2015年1月，在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借口聲援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律師謝某東代理的一起案件，吳淦等人在州人民政府、州人民檢察院、中級人民法院等地張貼攻擊性大字報，駕駛貼有相同內容大字報的車輛圍著法院兜圈並高聲叫罵，嚴重幹擾法院正常工作秩序，並通過互聯網惡意炒作攻擊司法機關、抹黑司法制度。
——2014年5月，河北省保定市一起敲詐勒索案審理期間，周世鋒數次前往當地，授意該所律師拍攝照片，醜化檢察官、法官形象，編造“保定市委政法委領導為搞形象工程整出冤案”等謠言，並指使吳淦等人在互聯網上惡意炒作，抹黑、汙蔑地方黨委和司法機關。
……
這些人如此熱炒究竟是為了什麽?吳淦等多名證人證言顯示，這些行為來自周世鋒的直接授意或得到周世鋒的幕後支持。周世鋒之所以這樣做，除了提高知名度、獲取更大經濟利益外，還隱藏著一個不可告人的目的——“推墻運動”。
“推墻運動”，這個大多數人都不甚理解的概念，卻在周世鋒等人的思想和言行中根深蒂固——所謂“推墻”，就是要推翻中國現有體制和制度，實現“顏色革命”。
周世鋒自稱為律師界“宋江”，不僅將其他律師事務所不敢聘用的“死磕派”律師王宇等人招至旗下，也聘用有多次違法記錄的吳淦、刑滿釋放的劉某新為行政助理，號稱“文有劉某新、武有吳淦”;還特意聘用曾在某國家機關工作的黃某群、曾在某中央媒體任職的謝某東等人，並四處炫耀。
“我對整個司法體制和政府存在不滿。我把一些‘死磕派’律師和吳淦這個網絡推手吸收進律所，讓他們在辦理敏感案件過程中挑戰法律、挑戰政府。”周世鋒承認，“通過這些人，采用侮辱、誹謗、捏造事實等方式，攻擊官員、政府和司法體制。”
除了在用人方面“招降納叛”，在代理案件方面，周世鋒也要“精挑細選”——
“鋒銳所接納我之後，周世鋒說過，別人不敢接的案件咱們敢接，別人不敢做的案件咱們敢做。”王宇在證言中說。
劉某新等人證實，周世鋒等人專挑敏感案件代理，如果案件不夠敏感、影響不夠大，就想盡辦法炒熱、炒大。只要案件夠敏感，周世鋒甚至可以不要代理費用，主動出錢出力，目的就是將事態擴大。
“周世鋒號稱不靠法律做案件，他經手的案件，在法庭上動輒言語攻擊法官、法院。如果還達不到目的，他就以刑事控告書為要挾，恫嚇法院、法官。”謝某東說。
證據顯示，周世鋒對這樣做的後果也十分清楚，一方面時常提醒“隨時會進去，要註意安全”;另一方面，卻又指揮手下在一次次炒作中“沖鋒陷陣”。
“周世鋒是領導者、組織者，把這些人糾集到一起形成一股勢力。”黃某群說，表面上是“死磕”司法個案，其實是“死磕”司法制度和社會制度，煽動更多人對國家政權產生仇恨、怨恨的心理，這就是搞“推墻”運動的一種形式。
“精神領袖”深藏幕後 散布“推墻”思想蠱惑人心
黑龍江建三江、山東濰坊、河南鄭州……在多起熱點案事件的惡意炒作中，都有一些職業訪民參與其中，不問真相、不顧事實，與不法律師彼此呼應、非法聚集滋事。而擔任現場組織指揮角色的，就是被稱為“訪民經紀人”的翟巖民。
翟巖民在供述中說，每次事件都是少數不法律師先挑起事端，第一時間到達現場，職業訪民迅速跟進，繼續炒作、發酵;把事件炒起來以後，就開會進行組織、策劃、預謀，決定具體分工。他負責現場總指揮，另外有人負責網上募捐、發帖炒作。“這是一個固定的模式”。
事實上，正如翟巖民自己承認的，這些案事件都與他自己沒有任何關系，他為何如此熱衷參與其中?翟巖民說，自己做生意失敗後，把不滿轉化為對體制和政府的怨恨，最終接受“推墻”思想，追隨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從事顛覆國家政權的犯罪活動。
翟巖民追隨的人是胡石根。胡石根1994年因犯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2008年刑滿釋放。然而，胡石根並沒有悔改。2009年後，他以非法宗教活動為平臺，網羅一些不法律師和職業訪民，散布顛覆國家政權思想，實施一系列顛覆國家政權的犯罪活動。
胡石根是如何散布“推墻”思想的?
多名證人指證，胡石根以“傳教”為名，實質卻是進行“洗腦”。胡石根經常將律師炒作的敏感案事件作為“成功案例”進行煽動，大談需要怎麽炒作、提供支持;同時鼓勵職業訪民參與聲援圍觀，“以被拘留為榮”，承諾如被拘留將發放“拘留補助”，還會為其家屬送去慰問金。
證人劉某平在證言中說，胡石根之所以要拉攏職業訪民，看中的就是他們“膽子大、易煽動、聽指揮”，可以作為顛覆國家政權的一支行動力量，利用他們鬧事能夠迎合“同情弱者”的社會心理，從而爭取更多社會公眾的支持。
同為胡石根追隨者的勾洪國也供述：“訪民這個群體無論有何種訴求，或多或少都對政府存在不滿，把他們組織起來就可以形成一種合力，跟政府對抗。把骨幹訪民拉進來，就能帶動更多訪民，像滾雪球一樣越聚越多。”
“胡石根是我們的‘精神領袖’。”翟巖民供述，“胡石根對我‘推墻’思想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參加的一系列敏感事件的組織、策劃、聲援、炒作，都是以胡石根的思想為指導的。”
多名證人證言顯示，胡石根深知自己乃至非法宗教活動力量薄弱，不足以“推墻”，卻企圖通過炒作一起起熱點案事件，不斷激化社會矛盾，通過“剔縫掏磚”的方式逐漸實現“顏色革命”。
炒作“慶安槍擊事件”，就是“推墻”思想付諸實施的一次實際行動——事件發生後，少數不法律師迅速建立“慶安事件維權”微信群，趕到慶安火車站打橫幅;吳淦等人造謠“警察槍殺訪民”“央視視頻造假”，煽動“下一個死者就是你和我”，發起對當事民警“人肉搜索”;周世鋒等人連續發表聲明、接受境外媒體采訪，故意歪曲事實、抹黑攻擊;胡石根指使翟巖民組織職業訪民，分多批次前往慶安舉牌滋事，事後在北京設宴為被拘留的職業訪民“慶功”，稱他們為“維權勇士”……由此，在這些人的周密組織和精心“導演”下，一次民警依法合規的履職行為被歪曲為“民警槍殺訪民”，演變成一起重大輿論事件，嚴重誤導廣大網民和群眾，在海內外造成惡劣影響。
“這些律師、訪民都有共同的‘推墻’思想，都在所謂的‘民運’圈。”翟巖民說，他們的這些行為就是要對抗現今的法律，抹黑公安機關形象，把事情炒大，引起更多人圍觀此事，讓百姓上街，造成官民沖突，再讓國際社會介入，推翻共產黨領導，實現所謂“顏色革命”。
證據顯示，胡石根還企圖整合“民運圈”“死磕律師圈”“訪民圈”等，進一步壯大參與“推墻”運動的力量。
2015年2月，胡石根在北京“七味燒”餐廳參加由周世鋒、李和平(北京高文律師事務所律師，利用境外某非政府組織資金從事顛覆國家政權活動，另案處理)、翟巖民等15人參與的聚會，圍繞“律師如何介入勞工運動”和“律師如何介入敏感案事件”等議題進行商議。
多名證人證言印證，這次聚會不是一次簡單的飯局，而是一次交流、完善顛覆國家政權思想，策劃、實施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聚會。聚會既有固定嚴格的討論規則，又有明確、具體指向顛覆國家政權的討論主題;既是對2014年實施的顛覆活動的總結，又是對2015年繼續組織、實施顛覆活動的密謀和策劃;既提出系統化的顛覆國家政權思想、方法和步驟，又是胡石根等人組織、策劃、實施顛覆國家政權的實際行為。
對此，胡石根供認不諱：“我多次在‘同城飯醉’中，向一些律師、訪民大談自己的‘和平轉型’理念，提出國家轉型的‘三大因素’‘三個階段’和建設未來國家的‘五大方案’。我把這些理念灌輸給其他人，就是想達到‘顏色革命’的目的。”
境內境外深度勾連 妄圖顛覆中國國家政權
周世鋒、胡石根等人在國內大肆進行“推墻”運動的背後，時時閃現著西方反華勢力的影子——
2014年3、4月間，胡石根指派勾洪國等人赴境外參加由分裂分子參與的具有反華性質的培訓，接受推翻政權思想和方法的言傳身教。勾洪國參加培訓返回北京後，將培訓內容向胡石根進行匯報，並將相關資料交給胡石根。
“這個‘領袖營’有‘藏獨’‘疆獨’等代表參與，學一些理論和技能，理論就是反對中共，技能是怎麽對抗政府，怎麽對抗執法等。”胡石根在供述中說。
“我感覺這就是一個各種反動群體代表的大聚會。”勾洪國說，“胡石根本人無法出境，他就是想將我培養成為一個在國外‘民權’組織活動時他的代言人以及在國內推行‘民主’運動的骨幹。一旦國內爆發‘運動’，可以利用我在培訓中的所見、所學來組織大家對抗政府。”
王宇及其丈夫包龍軍(另案處理)也曾多次在境外反華組織資助下，赴英國、瑞士、泰國和臺灣、香港等地接受培訓。“都是他們主動聯系我，給我免費提供到境外參觀、考察西方司法制度、人權方面體制或現狀的機會，灌輸西方的‘普世價值’理念，然後借這種形式攻擊中國政府;還讓我學習如何使用翻墻軟件、加密軟件和安全刪除軟件，就是為了逃避偵查。”王宇說。
在組織少數不法律師、“民運”分子赴境外培訓的同時，一些境外反華組織還以直接資助、安插境內代理人的方式，為“推墻”運動推波助瀾。
據李和平供述，他於2013年開始與境外某基金會開展一個為期3年的合作項目，該基金會提供資金，他負責項目實施。
李和平的助理高某證實，這個合作項目的實質是在國內挑選少數不法律師和部分職業訪民，組織召開研討會、舉辦培訓班，煽動他們對中國司法制度和社會制度的不滿情緒，慫恿和資助他們參與一些敏感案事件炒作。選擇的敏感案事件或確定的培訓項目均要提前報給該基金會，獲得批準後再開始實施，所有費用實報實銷。2015年上半年，吳淦等人前往南昌，在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門前公然侮辱他人、擾亂單位秩序，相關費用即由該境外基金會報銷。
證據顯示，西方反華勢力參與“推墻”運動的伎倆還有更多——
胡石根、李和平、吳淦等人先後多次獲得境外反華組織頒發的獎項。2013年1月，周世鋒收到某境外反華組織寄送的賀卡，上面寫道：“中國正處在大變的前夜，天就快亮了。”
周世鋒還在供述中承認，“死磕派”律師加入律所，以及沖擊法庭、擾亂司法的行動，引起了境外勢力的興趣。“他們積極拉攏我，是想利用我們繼續沖擊法院審判，沖擊整個中國的審判秩序和其他司法制度，給中國政府制造麻煩。他們的最終目的，是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在周世鋒、李和平、王宇等人被公安機關采取刑事強制措施後，2015年9月，王宇的兒子包某某(未成年)在內蒙古被不法人員蒙騙裹挾，從雲南偷越國邊境進入緬甸，及時被緬甸警方截獲，移交中國公安機關。據涉案人員供述，此次偷渡由西方反華勢力一手策劃，目的就是要將包某某帶往緬甸，再經泰國轉道至某西方大國，從而作為要挾中國政府的“人質”。
“不法律師、非法宗教組織、網絡推手、職業訪民、某些境外反華組織，這些圈子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實際上有著嚴密的組織、明確的分工以及隱密的聯絡，還有境內外資金支持，已經達到深度勾聯的程度。”辦案人員指出，不法律師利用司法個案挑起事端;非法宗教組織拉攏吸收職業訪民並“洗腦”;網絡推手負責組織串聯、網上炒作;職業訪民負責到各地圍觀滋事;境外機構提供資金支持和輿論抹黑攻擊。各個圈子平時相對獨立，每當發生敏感案事件時，周世鋒、胡石根、李和平等各個圈子的上層人物就密切聯系，帶領各股“推墻”勢力共同參與、相互策應、各司其責，實施一系列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犯罪活動，企圖引發大規模官民對抗，制造大規模流血沖突，把國家搞亂。
面對法庭認罪懺悔 與人民為敵者難逃國法懲罰
如今，面對莊嚴的法律，多名被告人幡然醒悟、深刻懺悔——
“境外反華勢力不願意看到一個強大的中國屹立於世界東方，他們想方設法對中國發動‘顏色革命’。一些外國機構、組織和媒體，這些年來之所以頻繁地跟我接觸，給我支持，就是看中了我作為律師的特殊身份，以一個熟悉法律的人來挑戰法律、挑戰制度，破壞力更大，更能夠實現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他們的企圖得以實現，我們國家幾十年的發展建設、十幾億中國人民的辛勤付出換來的成果，都會毀於一旦，老百姓將成為最大的受害者。到那時，我將成為國家和民族的罪人。我現在對自己的行為真是追悔莫及。”在悔過書中，周世鋒痛悔地寫道。
“因為自己的知法犯法，給全國律師從業者抹了黑，我為自己給律師行業帶來的負面影響感到內疚。”周世鋒說，希望律師界各位同仁以我為戒，時刻警惕境外勢力顛覆中國的險惡用心，嚴守法律底線，堅守職業道德。
在最後陳述時，胡石根表達了深刻悔意。“我深深認識到自己違法犯罪問題的嚴重性，自己的所作所為給國家、社會造成嚴重危害，也給自己、家人帶來了巨大傷害，現在想來，悔恨萬分。國家把我培養成一個大學教師，本該努力工作，報效國家，卻由於長期受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影響，出獄後不思悔改，在反黨反政府的犯罪泥潭里越陷越深。”他說，這次教育比以往任何一次法紀教育都更為深刻，觸動靈魂，我決心以後不再參與反黨反政府的活動，遵紀守法，做一個合格公民。
“我認罪並且真誠悔罪，我深感對不起國家，更對不起家人，追悔莫及。如果時光能夠倒流，讓我重新選擇的話，我絕對不會與那些敵對勢力和別有用心的人為伍。希望法庭能給我一次改正錯誤重新做人的機會，我願意現身說法，以我的深刻教訓警醒世人擦亮眼睛，看清境外敵對勢力和國內一些別有用心人員的醜惡嘴臉，不要被他們標榜的所謂‘民主’‘人權’‘公益’等蒙蔽，走上違法犯罪道路。我今後一定遵紀守法，回報社會，認真改造，在有生之年多為國家、為家庭做有益的事。”翟巖民一度哽咽，當庭鞠躬謝罪。
同時，涉及本案的一些人員也在深刻反思之後及時醒悟。
境外媒體報道稱，境外個別組織計劃向王宇頒發人權獎。對此，王宇說：“我是一個中國人，我愛我的祖國，這是生我養我的地方，我只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我認為他們頒獎的目的是想利用我來攻擊抹黑中國政府，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今後無論境外什麽組織頒給我什麽獎，我都一樣不承認、不認可、不接受。”
庭審內外，有更多人心生共鳴、感觸尤深——
旁聽了庭審的南開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陳耀東說，這是一次公開、公正的審判，中國司法機關面對這樣的重大敏感案件從容應對、有條不紊，在依法審理的同時將庭審打造為一堂深刻的政治課、法治課和“顏色革命”警示教育課，充分展現了中國司法的信心和定力。法治中國沒有法外之地，更沒有法外群體。任何顛覆國家政權的活動，無論采取暴力手段還是“和平演變”“街頭政治”，都將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對於每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而言，維護國家安全、政權穩定，是基本的法律底線，也是應盡的公民義務，更是全體國人的根本利益和福祉所在。
“‘顏色革命’的本質是某些西方國家和利益集團煽動受害國內部矛盾、勾結受害國反動勢力、驅使教唆受害國反動分子，企圖幹涉該國內政、制造國內混亂、推翻國家政權、影響國際政治格局，進而從中獲利的一種惡意政治行為，與真正的民主、進步背道而馳，會給社會帶來極大危害，註定是不得人心的。”天津市人大代表王澤慶表示，“這些敵對勢力跟我們國家和社會發展進步的主流力量比起來，只是強大主旋律中的一些噪音，他們的‘推墻’運動不可能成功，‘顏色革命’陰謀不會得逞。當前，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正在深入推進，這些都是文明、進步、積極的因素，能讓中國老百姓更加幸福。”
旁聽了庭審的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國浩律師事務所首席執行合夥人呂紅兵深有體會地說，本案教訓深刻、警示意義重大，特別是警示廣大律師要守住律師職業的底線和紅線，不得利用律師身份策劃、煽動、組織某些利益群體，幹擾破壞正常司法活動和社會秩序，更不得借炒作個案破壞憲法確立的國家基本制度，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一定要敬畏法律、忠於事實，做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者、社會主義公平正義保障者、國家治理現代化推動者、經濟社會發展服務者，厲行法治，維護法律尊嚴和權威。”
“作為中國的新一代，我們已經清醒地意識到‘顏色革命’的危害和風險，我們深知，維護國家安全和政權穩定是我們不可推卸的責任。最好的愛國行為，就是努力學習、做好工作，為中國的繁榮昌盛貢獻力量，讓‘顏色革命’的圖謀永遠遠離這片值得我們深愛的國土!”清華大學法學院研究生李廣德語氣堅定，透出自信和力量。
記者 李玉敏
在聚鑫源公司及劉孝義拿到3.5億元的貸款後，除支付貸款利息486.5萬元外，隨即給了張磊個人好處費2000萬元，給中間人劉某好處費850萬元，歸還其他銀行貸款7800萬元，其余錢款被其用於歸還劉孝義個人高息民間借貸及炒作期貨的虧空。
近期蘿蔔章成了一個熱詞，企業主串通銀行員工詐騙的操作模式令人驚詫，而且防不勝防，成為銀行業務中隱藏的重大風險隱患。本報記者梳理三四年前發生的一件銀行案件，再次給同業敲響一個警鐘。
A股份行長春分行和B股份行無錫分行，這兩家相距約2000公里的銀行，卻因一起同業糾紛案件糾纏在了一起。
經營基本處於停滯狀態，利潤為零甚至虧損，房屋土地等總資產只有4000余萬元的民營企業柳河聚鑫源米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聚鑫源公司），因有巨額的債務和實際控制人劉孝義炒期貨虧損需要償還，便挖空心思想從銀行貸款。雖然串通支行行長助理張磊，但多次運作未果，最終經人介紹，通過“同業委托投資”的方式獲得了貸款。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獲得的司法文件顯示，A股份行長春分行以同業存款的方式將3.5億元存入B股份行無錫分行，A股份行的“內鬼”張磊偽造了聚鑫源公司符合A股份行長春分行貸款資質的盡職調查報告、授信批複等資料，又通過偽造的《委托定向投資協議》、《投資指令》等協議及公章，將資金通過委托投資的方式貸給了這家企業。
雖然騙取貸款的企業主以及違法違規的銀行員工均被判刑，但最終仍無法彌補造成的近3.5億元巨額損失。兩家銀行也圍繞同業存款、委托投資合同是否有效，應由誰承擔損失等問題進行了長達三年之久的漫長訴訟。
2015年6月，A股份行長春分行以《同業存款協議》為依據訴至吉林省高院，請求判令B股份行無錫分行向其支付存款本金3.5億元以及存款利息和違約金。該院作出的（2015）吉民二初字第16號判決支持了這一訴求。
不過，隨後B股份行無錫分行不服該判決，並上訴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院作出（2016）最高法民終800號民事判決扭轉了此前的結果，認為B股份行無錫分行與A股份行長春分行之間不存在委托定向投資法律關系，《同業存款協議》依法應認定無效，A股份行長春分行要求B股份行無錫分行支付3.5億元存款本金、利息及違約金的訴訟請求不成立。故判決撤銷吉林省高院（2015）吉民二初字第16號民事判決，駁回A股份行長春分行的訴訟請求。
正常貸款未果後“繞道”同業
工商資料顯示，本次騙貸案的主角聚鑫源公司成立於2006年7月，註冊資本2000萬元，主要從事糧食收購、加工、銷售業務，法定代表人為劉孝義，目前該公司已處於吊銷狀態。
江蘇省高院的一份刑事裁定書顯示，2013年下半年，劉孝義通過他人介紹，認識了時任A股份行長春分行汽車廠支行行長助理的張磊。當時劉孝義以聚鑫源公司需購糧資金等為由，隱瞞該公司具有巨額債務需要償還及劉孝義本人炒作期貨虧損的事實，請張磊幫該公司向A股份行長春分行申請貸款3.5億元。二人進行了一系列操作，但均未成功。
為達到A股份行長春分行的放款條件，張磊擅自修改了聚鑫源公司提供的財務報表數據及房地產評估報告，調高了企業信用評級標準，並偽造了A股份行長春分行對聚鑫源公司發放貸款的《盡職調查報告》和《授信批複》等文件。
意圖通過直接向銀行貸款方式融資未果後，劉孝義等人開始繞道“同業業務”，通過銀行間定向委托投資的方式發放貸款並獲得了成功。
2014年3月，張磊通過他人介紹認識了B股份行無錫分行的侯某。張磊與侯某商議，先由A股份行長春分行以同業存款名義將3.5億元轉入B股份行無錫分行，B股份行無錫分行再根據與《委托定向投資協議》及《投資指令》，通過中山證券、平安銀行深圳分行等資金通道，向A股份行長春分行指定的聚鑫源公司發放貸款。
銀行內鬼偽造合同及公章
劉孝義、張磊等人的刑事判決書顯示，在這個過程中，為了獲得A股份行長春分行的3.5億元資金，張磊僅向同業部門負責人謊稱是3.5億元的同業存款，而隱瞞了該資金要通過B股份行無錫分行等資管通道放貸給聚鑫源公司的事實。
A股份行長春分行同業部門負責人向公安機關的證言也表示，“2014年5月26日，張磊打電話向其介紹一筆B股份行無錫分行的同業存款業務，後該行與B股份行無錫分行簽訂同業存款合同。”
2014年5月30日，雙方簽訂《同業存款協議》，約定A股份行長春分行在B股份行無錫分行存款3.5億元，存款期限為364天，存款利率為年利率6.2%。
為了符合貸款條件，劉孝義也偽造了4億元的虛假糧食購銷合同，虛構了貸款用途。而2013年6月末，聚鑫源公司的評估資產僅有4149萬元。與此同時，張磊又偽造了《委托定向投資協議》及《投資指令》等合同，並加蓋了私刻的公章，指示B股份行無錫分行將資金通過定向投資的方式貸款給了聚鑫源公司。
據B股份行無錫分行侯某給法庭的證詞：2014年5月27日上午，其赴長春簽訂合同，見到了劉孝義、張磊二人。張磊帶其至A股份行長春分行22樓，其將打印好的《委托定向投資協議》、《投資指令》裝在一個黃色檔案袋內交給張磊蓋章。後張磊將檔案袋還給他，並告知印章已蓋好，他於當天返回無錫。
公安機關查明，在這期間，張磊謊稱將上述材料拿去蓋章，實則私下加蓋了偽造的A股份行長春分行公章和法人章後交給了侯某。正是因為這些偽造的協議和公章，A股份行長春分行在B股份行無錫分行的同業存款卻悄然變成了委托投資款。
5月30日，A股份行長春分行以同業存款形式向B股份行無錫分行存入3.5億元。B股份行無錫分行根據所謂的《委托定向投資協議》及《投資指令》，與中山證券簽訂的《中山B股份行無錫1號定向資產管理計劃資產管理合同》將3.5億元資金委托給中山證券管理，並由中山證券再委托平安銀行深圳分行向聚鑫源公司發放貸款。
法院判決書顯示：根據委托投資協議，投資金額為3.5億元，投資期限自2014年5月30日至2015年5月29日，投資收益率為7.2%/年。A股份行長春分行向B股份行無錫分行支付的代理手續費率為0.5%。
誰來承擔巨額損失
張磊作為銀行員工，之所以肆無忌憚地幫助企業偽造合同和公章，騙取貸款，主要也是利益使然。
在聚鑫源公司及劉孝義拿到3.5億元的貸款後，除支付貸款利息486.5萬元外，隨即給了張磊個人好處費2000萬元，給中間人劉某好處費850萬元，歸還其他銀行貸款7800萬元，其余錢款被其用於歸還劉孝義個人高息民間借貸及炒作期貨的虧空。
如果說張磊、劉孝義等人是挖空心思想要騙取銀行貸款，那麽在這個鏈條上的銀行也暴露出了同業業務中的風控問題。
經法院審理後認定的事實顯示，早在2014年5月29日，侯某審查時便發現，A股份行長春分行在B股份行無錫分行的開戶預留印鑒是該行的財務章和法人章，與其從張磊處拿到的《委托定向投資協議》及《投資指令》上加蓋的公章和法人章不一致。
因為公章明顯不一致，不能辦理業務時，侯某便告知張磊，並要求張磊予以解決。
此後兩人商定對原《委托定向投資協議》進行修改，增加了“若附件二預留印鑒與甲方（A股份行）在乙方（B股份行）開立同業存款賬戶時的開戶預留印鑒不一致的，乙方同意甲方以附件二預留印鑒為準劃轉相關資金的印鑒，而不會因附件二預留印鑒與上述同業存款賬戶開戶預留印鑒不一致對乙方按照投資指令劃轉相關資金的行為提出異議”的內容。同時，張磊還出具了內容為“A股份行長春分行財務章已磨損，由公章代替”的《情況說明》。
2014年8月13日，B股份行無錫分行向無錫市公安局經濟犯罪偵查支隊報案稱，A股份行長春分行的張磊等人偽造公章，以A股份行長春分行名義與其簽訂《委托定向投資協議》，為聚鑫源公司劉孝義從“資管通道”平安銀行深圳分行詐騙3.5億元貸款。隨後，無錫市公安局直屬分局予以立案偵查。
經無錫中院審理後，於2015年11月5日作出刑事判決書顯示，劉孝義因合同詐騙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張磊被以騙取貸款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一百萬元。此後，劉孝義不服並提出上訴，江蘇省高院於2016年8月9日維持了原判。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