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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銷員與大狀 左丁山

2010-6-24  AD






 

曾特首自喻係南 韓,余若薇係阿根廷,算佢十分有風度,起碼有英美政壇人物之幽默感。可惜嘅係,佢在辯論台上,過份拘謹,唔識講吓流行用語以抵禦余若薇之諷刺,即二流推銷 員推銷次貨、不合規格產品。余大狀背後謀臣度到呢條橋,將曾特首定位為推銷員,政改方案為次貨,實在相當巧妙,比較之下,特首背後之政治班底,相形見絀。 照計何安達、劉細良兩人加上譚志源、黃偉綸,都係計仔多多之人,何故人在特首辦辦公,就會忘記了市井智慧?葉劉淑儀議員在有線電視惡評特首嘅班底,話佢哋 冇鬼用,肥仔K聽到,大嗌一聲話:「唉吔,葉劉議員連佢嘅頭馬都鬧埋一份!」

何出此言?肥仔K話:「陳岳鵬吖嘛,史丹福碩士,讀公共政策, 舊年成班留美學生在怡東酒店飲酒,我在其中,識咗佢,佢咪係幫葉劉搞匯賢智庫嘅囉。兩個幾月前先轉咗去特首辦做助理之嘛,乜葉劉咁快翻面不認人?特首出街 起錨,陳岳鵬陪伴左右o架!」

 

有時駡人駡得興起,邊會記得連自己嘅前任得力助手都鬧埋吖,政治係咁o架嘞。肥仔K認為余大 狀之推銷員比喻十分恰當,但言辭之間,對「行街」(推銷員俗稱)呢行,似乎帶有貶義,令眾多「行街」朋友,聽得唔舒服,覺得大狀有職業歧視之嫌。肥仔K覺 得特首其實可以即時回應:「我係推銷員出身,服務政府咁多年,大半生用於在本地推銷公共政策,在外地推銷香港,職業無分高低,推銷員勤勤懇懇工作,要買私 樓,多數從買上車盤開始,然後希望逐步搬到市區一千呎樓,然後希望搬上半山區住兩千呎,唔似得早已住在馬己仙峽道嘅成名大律師,一搬就話要上山頂獨立屋。 我現在推銷嘅政治方案係上車盤,上咗車先至有希望由細樓搬大樓,余議員,唔係人人都係資深大狀,唔可以一買樓就買帝景園嘅啫!」唔,守中帶攻,可以係北 韓,只輸一比二俾巴西,唔似南韓輸一比四俾阿根廷喎!頭大咗,學北韓與葡萄牙鬥攻,就會輸足零比七o忝。不過輸多少無關重要,最緊要係出線進入十六強,在 陸羽飲茶碰到議員W,佢好肯定咁話:「民主派分裂,政改方案會通過嘅嘞!」



推銷員 推銷 與大 大狀 左丁 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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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銷員不死——電影人於冬奮鬥史

按: 他問天行國際(993) 高息借了錢。

http://www.infzm.com/content/67752

於冬當發行員賣的第一部電影,是徐克的《黃飛鴻之獅王爭霸》,主演李連杰。十七年後,於冬當了老闆,徐克找他投資3D版《龍門飛甲》,主演還是李連杰。

從北影廠一位普通發行員,到一個美國上市公司的董事長;把只有幾個人的民營小公司,做成國內第一的民營電影公司,出生於1971年的於冬,用了18 年時間。「我從業18年,中國電影改革進行了18年。博納的發展和我個人的成長,是個挺艱難的過程,也是電影產業艱難崛起的過程。」

喝出「副科長」

1993年,於冬在北京電影學院管理系讀大三,去北京電影製片廠發行科實習。發行科楊科長領著他們去吃羊肉泡饃,拿了瓶二鍋頭。一頓酒下來,於冬沒倒,處長指著他說:「這小子不錯,可以跑發行。」

中國電影發行體制的改革剛起步。以往的發行方式是「統購包銷」——電影製片廠拍完電影全部賣給中影公司,中影每個電影預付100萬,根據賣拷貝的數 量給製片廠結賬,一個拷貝10500元,多退少補。如果賣了500個拷貝,中影結賬時再給片廠400萬;如果只賣了20個,等於片廠欠了中影80萬,會從 下一部電影的預付款裡扣除。

在這樣的體制下,出現了大批粗製濫造的小成本電影。「大家都是二三十萬拍個電影,交給中影,拿回的錢基本上發工資了,沒錢再拍片。整個製片業都陷入惡性循環。」於冬回憶。

1992年末的全國電影廠長會上,以韓三平為代表的廠長們集體炮轟中影的統購包銷,提出製片廠自主發行。呼籲得到了廣電部支持。1993年4月,電影局發佈「3號文件」,電影製片廠獲得了自主發行權。大聲呼籲改革的韓三平們得到重用。

於冬第一次出差,跟著楊科長坐火車沿著京廣線先到了河南。國產片不好賣,北影給港片《獅王爭霸》搭上另外3部國產電影一起賣,給河南省發行公司開價150萬。對方幾個代表誰都不肯接,沉默了5分鐘,一位老發行科長說:「楊科長太瞧得起河南了。」所有人都笑了。

談判陷入僵局,河南公司只是一個勁地灌酒,於冬的任務是替領導喝酒。接下來的兩天,北影一行人所到之處,省發行公司都是領導全程陪同,全程埋單。「我當時感覺北影真牛。」於冬說。

北影廠當時的確是老大。全國電影廠大多開不出工資時,北影靠一批香港合拍片,突破了賣拷貝的發行模式,嘗試票房分賬,利潤近2000萬。後來於冬才知道,省公司全程陪同是不讓他們接觸鄭州和各地市發行公司。

這之前《獅王爭霸》在上海上映10個拷貝,按價格,北影頂多拿20萬。票房分賬後,北影拿到600萬。但影片在江蘇談判時,遇到江蘇省發行公司強烈 抵制。當時的電影版圖上,江蘇是全國「諸侯」裡的老大,連續10年佔據電影製片廠10%的發行收入。江蘇省公司堅持要買拷貝,單價加到15000元,不搞 上海式的票房分賬。談判破裂後,北影繞開了省公司,直接向蘇州、無錫、南通、常州四個地市電影發行公司供片,放棄江蘇其他地市市場。

河南省發行公司的收入主要依靠省會鄭州,如果北影複製「江蘇模式」,搞鄭州突破,那省公司多一半的收入就沒了。離開鄭州前一天晚上,河南和北影達成 了最後協議:4部電影打包價38萬。如果按照改革前的方式,《獅王爭霸》在河南賣6個拷貝,3部國產片每部賣2個拷貝,北影最多拿到13萬。接下來的湖 北、湖南,北影如法炮製。

半年實習結束,酒量好加上是黨員,家在北京又不用分房,於冬通過了發行處的鑑定。1994年夏天,於冬成為北影廠正式員工。1996年,韓三平簽署了任命書,26歲的於冬成了北影廠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副科長。

弄不好就是「推銷員之死」

作為北影廠的發行負責人,於冬幹勁十足,天天在全國跑。

香港電影和進口大片一統天下,國產電影日子難過。作家陳染的《與往事幹杯》,由導演夏鋼拍成電影,片子很好,但屬文藝片,不好賣。全國跑了一圈,山 西省就要了一個拷貝,於冬不甘心,跑到山西各地做了很多宣傳,最後「往事」在太原一個影院放了兩個月,票房拿了40萬,一戰成名。

1999年2月,廣電總局將原中國電影公司、北影廠等7家國企合併,組建中國電影集團。於冬和13位同事被北影的人事處長帶著移交給了中影,負責國產片發行。忙活一年多,業績不好,於冬所在團隊被合併到發行大區。

副科長位置沒了。大區副經理是自己的師弟。「特別沒面子,算了下崗吧。」於冬狠心出了北影廠大門。

出來以後賣誰的片子呢?於冬想起在中影看過《說出你的秘密》,黃建新導演,王志文主演。電影拍完3年,在中影擱了一年多沒人理。他私下約黃建新:「當時中影給你的60萬太低了,我現在出來單干,給你保底120萬,先給你30萬作定金。」

黃建新不願電影放在倉庫裡,說服了投資商浙江電影製片廠,把片子給於冬做發行。

於冬找了幾個親戚組建博納文化交流公司。這時博納還沒有電影發行資質。公司註冊資金30萬元裡,有7萬是合作夥伴的,20萬是從親戚那裡湊的。30 萬匯票給了浙江廠,付了第一筆定金,拿著授權書、文件、合約,於冬開始周遊全國。十幾個省轉一圈回來,靠以往的老關係,100萬現金到手。加上北京、上海 等幾個城市分賬發行,最後《說出你的秘密》總票房1000萬元。於冬淨賺五六十萬。

陳凱歌為《和你在一起》做宣傳發行,和於冬一起跑遍了主要城市。他嘆道:「於冬,你每天背著個拷貝,到了哪都是一頓大酒,你這弄不好叫『推銷員之死』。」

2001年,博納公司獲得了電影局頒發的《電影發行經營許可證》,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家持有電影發行許可證的民營公司。

港片愛上博納

至今《我的兄弟姐妹》仍被於冬認為是博納最重要的電影:「它考驗了我的眼光和判斷力,營銷策劃都對路。」導演俞鐘是新人,最知名的演員是崔健、梁詠琪。投資人是香港電影人文雋。

於冬同時在二十多個城市媒體上做宣傳,號稱該片是「2001年的催淚核彈」,並且協調各地發行公司同一時間上映。《我的兄弟姐妹》最終在內地獲得了2000萬元票房。

文雋200萬的投資,獲得了700萬利潤,回港後到處給於冬做廣告,還拉他參加香港金像獎「亞洲新力量」論壇。

於冬在論壇上認識了施南生。「施南生當時是寰亞的執行董事,知道我是《我的兄弟姐妹》發行人,願意給我合作機會。」於冬還碰到了老朋友鐘再思,他正在製作《天脈傳奇》。競爭這部電影發行權的還有他的老東家:中影集團。

為了拿下「天脈」,於冬第一次提出了「保底分賬」:「500萬保底再分賬。我當時手上的錢都不夠500萬,但如果這個電影成功,將是博納的一個飛躍。」

沒想到中影安排了《蜘蛛俠》在同期上映。「鬧到電影局去協調,最後他讓了我一週的檔期,就這一週,我搶了2000萬票房。」於冬對南方週末記者回憶。

「天脈」總票房近3000萬,超過香港的1700萬港幣票房,在當年內地票房排行榜上排名第七。多賺的利潤中,又給了寰亞近100萬分賬。劉德華、張柏芝主演的寰亞賀歲片《老鼠愛上貓》,施南生主動建議給博納發行。

從「愛上貓」開始,於冬按國際慣例,將全國票房做成日報,詳細列出各地電影院的名字、銀幕數、觀看人數、票價,每天傳真到香港。許多香港電影公司找 上了於冬。博納靠專髮香港電影,成了電影發行業不可忽視的力量。在博納發行的港片中,成龍主演的《神話》利潤是最高的。「保底700萬,但當時發了近1億 票房,我賺了800萬,還給英皇又分回了1000萬。」

再與香港電影公司合作,於冬採取全年整包的方式:把電影包下來,預付定金。等影片完成,再根據具體陣容、投資規模定出價格。緩解了香港公司資金周轉問題。

參與投資,交出學費

2003年,於冬給博納戴上了一頂叫「保利」的紅帽子。國有大型企業保利集團入股北京博納,成為「保利博納電影發行有限公司」的大股東。於冬和管理層的股份稀釋到49%。

這次融資實非得已。那兩年,有兩部香港大片的發行權博納沒有拿到:成龍的《寶貝計劃》給了華誼兄弟,因為華誼參與了前期投資;徐克的《七劍下天山》,投資商北京慈文把發行權給了另一家公司。

在《英雄》巨額票房的刺激下,眾多投資公司介入電影製作。民營機構逐漸取代國營機構,成為中國電影市場的主力軍。

於冬很受刺激:「這樣下去,很多電影我就拿不到了。我算了筆賬,票房保底加上後面的分賬,足夠前期買你的成本。我參與投資,除了分紅外,還可以優先獲得發行權。但資金是一個制約槓桿。」

於冬希望保利增資,但此時分管領導更換,無意增資,還要每年利潤分紅。「這種破壞性分紅對公司發展很不利。」於冬回購控股權,2007年,博納開始大規模參與電影投資。

《竊聽風雲》是博納全額投資的電影,成本不到3000萬,內地票房近億。2008年,博納在香港成立電影發行公司,把內地公司投資的「港片」賣回香港。「版權是我的,還賣香港和東南亞市場,我實現了香港電影的反銷,這是對以前『合拍片』的顛覆。」

《十月圍城》是當年投資最大的一部電影。「這個電影讓我經歷了以前沒有經歷的事,比如外景地的超期、反覆,製作費超支,導演陳德森和監製陳可辛創作理念的衝突……這些是我在發行領域碰不到的。」

計劃投資8000萬的《十月圍城》,最後總成本達1.05億。影片光行政管理費用就高達五百多萬。

《十月圍城》票房2.93億,各方算是略有盈餘。但合作傷了臉面,博納與陳可辛合資成立的人人電影公司宣告解體。

「打入好萊塢內部」

2009年,博納引進新投資者,融資1億人民幣,開始投資國產片,結果賠了不少錢。「姜文的《太陽照樣升起》,何平的《麥田》,如果單從生意上考慮,可能不會投。」

於冬開始放大博納的品牌,從《新警察故事》開始,博納發行的所有電影都掛上博納的標識。至今於冬已經成為二百多部電影的出品人。

2010年,博納影業集團完成上市重組,於冬成為最大股東。2010年12月9日,博納在納斯達克上市,融資近1億美元。但由於對資本市場的陌生和操作失誤,股票上市當天破發。

「美國人不瞭解博納的電影發展模式,只要我業績好,股票還會回去的。」於冬很從容,「2011年我們總票房如果包括《大魔術師》,應該超過15億,佔了中國國產電影總票房25%。」

於冬很樂意講他的「上下游垂直整合全產業鏈」發展模式:發行、製片、電影院建設。影院建設是重中之重。「未來十年,如果中國電影銀幕達到三萬張,票 房接近600個億,就是全球第二大市場。中國一線城市的影院已經快建完了,再建肯定是二三四線城市,我們現在已經去北京順義郊區了。」

博納現在看好的下一個潮流,是和好萊塢合拍。於冬打算在洛杉磯的比弗利山莊開博納美國分公司,「打入好萊塢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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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宏達電 院長、部長傻做推銷員

2012-8-20  TCW



財政部公布七月份國內出口總值為 二百四十八億五千萬元,比去年同期減少一一.六%,衰退主因竟來自於宏達電手機銷售衰退。此話一出,行政院長陳冲連忙要幫 宏達電找業績「解藥」,經濟部長施顏祥更跳出來,請大家愛用宏達電手機,央行總裁彭淮南也跳出來呼籲,要相關單位出面協助。

諾基亞(Nokia)曾經是芬蘭代表,對芬蘭稅收貢獻度一度超過十分之一,現在下降到三%;索尼(Sony)曾經是日本驕傲,卻在二○一一年度創下史上最 大虧損紀錄,達四千五百六十七億日圓(約合新台幣一千七百五十億元)。德國驕傲之一的賓士集團(Daimler),二○一二年上半年每股稅後盈餘達二.五 九歐元,成績持續亮眼。這些曾是各國的驕傲,經過時間考驗,業績出現消長,關鍵來自於企業競爭力,絕非喊喊口號支持就可。

行政院長、經濟部長、央行總裁等重量級首長,與其聚焦在宏達電身上,倒不如多花些時間,制定有利於國家經濟發展的長期政策,才不會因為宏達電業績「跌跤」,就把國家經濟弄得馬仰人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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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衍生工具推銷員發硬財 巴黎的價值投資

來源: http://parisvalueinvesting.blogspot.hk/2014/10/accumulatoraccumulator1401005.html

巴黎:

以下是止凡兄的第一個例子:

拿金融海嘯時令不少富豪損手的accumulator(累計期權)來作個比喻,accumulator的操作就像一張合約,例如投資者在當時匯控股價140元買入後,只要股價還在100元以上就每月收取5厘息,但股價跌低過 100元時,每天就要買入100萬股。這樣的合約聽起來很奇怪,當年大多數人都不認為匯控會跌低過100元,買入很多類似的accumulator而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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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剖析:

因爲在140水平的匯控股價,如此遠的價外100元認購期權,不大機會有5厘。因此筆者把它改成較合理的11月到期125認沽期權,而收取6.25元,除以125便是5釐。

設匯控每股派息是7元,並11月前除淨,它的股票Yield按140元計便是5%,但若以只持有它由10月15日至11月底一個半月計便有40%。

設乙在兩天前買進140原始的股票,為了保護自己,他便找一個對手說:“我給你0.78元(6.25/12x1.5),如果匯控到11月底,跌低過125元的話,無論何價,你也要用125元買我手上的股票。“

如果甲手上有125元,並認為在個半月觀望這心水價出現過程中,能收取0.78元是件不錯的事,他便答應乙的要求,這一紙合約就是市場稱的股票掛鈎定期。

回頭看乙,他先收了甲125元並把它馬上做個半月定期收1厘(年息)或0.083元,所以乙給甲的0.78實際出自乙的口袋只是0.697,如果再計即將收取的7元派息,乙淨現金會有6.003,即若匯豐從140往下跌,直至低過133.997,乙才入肉。但因為再往下跌低過125元有甲去承擔以下損失,所以乙輸盡只是兩者中間之數8.997元。也可以說他以輸盡是8.997元,在11月底前博取由125以上的任何匯豐的升幅。

乙己穩收40厘,並且風險固定,甲則只收5厘並風險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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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例子:

朋友舉了例子,現時購買一手和黃要$97,050,他分析和黃的基本面沒有問題,並看好歐洲業務,當歐洲推出量化時,歐洲經濟有機會轉好,因而估計和黃在未來一兩年會有所得益,估計和黃兩年後股價為105-108元左右;為此,他現時介紹我買和黃認購證14120,現價時0.155元,行使價是98.223元,年期989日(3年),槓桿有3.8倍。

他再解釋道,如果買和黃現價股我們要付出9萬元,但買權證則只要3萬就能控制9萬元的資產,剩下的6萬又可以買其他股票,而且我們持貨一般為兩年左右,這認股證很適合買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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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剖解:

這交易有二人,若以100%對沖計,甲為己手持97050和黃股票(每年應收2400元股息),另一個乙是手持128223現金。

甲希望乙給30000元給他,同時承諾989天內一旦和黃升超過98.223,無論超越多,乙可再給他$98223換取甲手上一千股和黃。在這段期間甲仍可穫得和黃派的息2400x3年。
若甲再把乙先付的3萬元以年息一厘做3年定期,當然政府債息應更高,而這例子只為方便,連同3年9百元定息,甲共穫現全38100,以一千股和黃計,他的成本己減了38.1元(39.25%)至58.9元,而58.9元與3年後的市價任何98.223以下的就是他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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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一和二可以清楚顯示市場上的所有由投行或銀行推出的股票掛鈎定期或窩輪,莊家都先計出一個贏了9成的對沖自己手上的貨的衍生工具,然後透過包裝去混淆散戶,第二個例子是最多散戶喜愛的備對認(購)股証,這些輪通常都會在正股舞高例如10%後,以美女推銷,並說陳正股如何好好好,若散戶再津貼39%給發行者,差不多說和黃要3年升50%以上,散戶才能開始有利潤。

筆者的另一支股財險2328幾個月己升了25%,我沒有美女但以個人招牌說,這支股前景光明,現價是13.72,3年內必見17元,只要你付5元給我,3年內14.2元以上的都歸你,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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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花最佳推銷員 施純鎰學口條、當廣告明星 賣襪45年 78歲老董「手洗」出新梗

2014-12-01  TWN

 

「三花棉業」是四十五年的襪子品牌,創辦人施純鎰也年屆七十八歲,每天對於公司的大小事情,依然熱情滿點。如今老品牌力拚轉型,在老董事長的帶領下,能激發出什麼樣的新活力?

撰文‧許瓊文

「全台灣每三個人就有一人穿三花!」靠一句廣告標語,三花棉業品牌早已深植台灣消費者的心。這個伴隨我們長大的四十五年老品牌,如今也面臨轉型的挑戰。

三花棉業每年營業額約二十億元,七成以上業績為外銷代工,而國內市場這幾年面臨知名平價品牌競爭,業績掉了兩、三成。未雨綢繆的董事長施純鎰,五年前就帶領公司轉型,即使年屆七十八歲,仍是三花棉業最有活力的人。

二○○九年,施純鎰開始擔任自家產品代言人,「我有四十年生產、製造、銷售襪子的經驗,沒有人比我更了解!」他說。三花每年八、九千萬元的廣告預算,讓施純鎰曝光度高漲,也成為國內知名的「廣告明星」。

資深廣告明星

天天試穿,開發出暢銷品與施純鎰同輩的企業家多半已呈半退休狀態,但他不僅親自上陣推銷產品,即使到現在,仍然每天上午八點準時到公司報到。

施純鎰的次子,目前擔任三花總經理的施養謙說,公司裡的大小事情,施純鎰都清清楚楚,「一天要巡視新北五股的工廠五、六次,天天如此,不曾少過。」施純鎰的好朋友、媒體主持人鄭弘儀透露,早年施純鎰都跟著已故的「經營之神」王永慶一起打高爾夫球,每天都是凌晨三點多就到球場報到,「帶著手電筒打球,球打完,天都還沒亮呢!」鄭弘儀說,這位董事長至今仍打高爾夫,無論打幾洞,總是固定打到七點十五分,然後準時八點進公司。

施純鎰曾說:「有一天我死了,也一定要員工們帶著我的棺木,把所有的工廠都繞過一圈,巡視完才能放心。」鄭弘儀透過這段談話深切了解,這種第一代企業家的創業精神永無休止,「公司是他最重要的生活,讓他不管,才是最痛苦的事。」創業四十多年來,施純鎰每天晚上都穿著自家的襪子睡覺,是最嚴苛的「試穿員」。每一款他一定穿半年以上,確定品質後才能生產。三花最暢銷的「無痕肌」,就是他試穿二年,確定鬆緊束口處沒有問題,才正式上市。

創業精神如一

連外包裝logo也管很細不只試穿而已,施純鎰堅持自己洗襪子,所有試穿產品絕不假手幫傭,以便能感受手洗或洗衣機洗,會對產品造成什麼影響。

施養謙回憶,對於要賣出去的產品,董事長連外包裝都非常重視,「他曾經為了一個外包裝的logo(標誌)大小,縮小百分之十或五,前後改過好幾次。」這樣的精神,也感染了同是創業家的晚輩。圜達實業董事長林錫埼,讀了施純鎰在二○○八年出版的個人傳記《踏實》,深受感動,一口氣買了上百本送公司員工,並舉辦讀書會分享心得。施純鎰透過出版社牽線,兩人從此成為好友。

林錫埼觀察,「施純鎰是活到老學到老、不斷自我挑戰的人,一直給自己設定新的目標,追求進步。」最好的例子,就是施純鎰近幾年開始受邀到各個高中演講,原本只習慣講台語的他,為了讓學生聽懂,自我要求「全程說國語」。

為了吸引十幾歲高中青少年的注意,施純鎰在一群企業家好友面前,反覆練習演講至少十幾次,「他要求我們先聽過,並且一定要給他建議,演講的PPT(簡報)也不斷地修正,像是『發明』這個詞,為了要有正確的咬字發音,不要念成『花明』,他就練習很久。」林錫埼說,從這裡就可看到施純鎰的認真精神,實在令人佩服。

說起自家產品,施純鎰不須提問就打開話匣子。面對三花下一步,還有哪些創新的機會?他一樣胸有成竹地說,他創立三花超過四十年,今後要以「從心所欲」之年,帶領三花轉型。

開啟通路時代

「三花生活館」捲土重來

近幾年來,除了在電視上持續看到三花的廣告外,漸漸地,在台北市的大安路、士林文林路街邊,也可以看到「三花生活館」,目前已有八家店,今年預計展店到十二家。

其實,成立自己的銷售據點,並不是最近才有的創新想法,施純鎰說,「早在二十年前就開過店,一口氣做到十七、八家店,卻因不善管理,三、四年後失敗收場。」「當時想要做得像寶雅那樣賣百貨,但坪數太大、品項太多,不容易管理,人事、物流都沒有經驗。」這一次,施純鎰看到台灣的服務業漸漸嶄露頭角,人才也比較容易培養,再次捲土重來,先以自家產品為主聚焦經營。

施純鎰說:「國際知名平價時尚品牌進軍台灣,不可能對我們沒有影響,業績掉了二、三成,所以我們更要透過生活館,強化在消費者心中的品牌形象。」有了生活館,可以嘗試銷售一些比較創新的款式,「這是很好的管道,先試一試水溫,降低產品生產風險;此外,還可以成為和消費者直接溝通的渠道。」施養謙說。

和消費者對話

不只賣男客,今年也攻女客最佳例子是,過去三花從未生產女性內衣、內褲;今年冬天,三花要開始銷售女性機能性的發熱衣了。「因為我們有一半以上的消費者其實是女性,他們買內衣褲給自己的先生、男朋友,卻常向我們抱怨,為什麼這麼好穿,卻只做給男生穿?」透過生活館,聆聽消費者聲音成為創新的基礎。

施純鎰以四十多年來對純棉品質的堅持,用專業的紡織技術,建立了同業難以複製的高門檻,例如以零壓力舒壓織法,讓襪口不緊繃、無勒痕,並採最新電腦商標提花技術,將商標改良至襪底,讓襪身與肌膚接觸更舒適,照顧消費者的雙足,現在,則要用生活館溝通消費者的心。

三花生活館目前八家店,經過二、三年的調整,都已損益兩平,開始有獲利。施純鎰有信心地說,未來目標要在台灣開出二百家店。

除了棉本業外,三花也漸漸朝多元化經營發展,近來也投資汽車經銷,是新北市福斯汽車唯一代理商,甚至投資海鮮餐廳、頂級日本料理,跨入服務業領域。施純鎰看好台灣未來服務業是趨勢,期待三花能再綻放出不一樣的花朵。

在施純鎰的辭典裡,沒有「退休」兩字,「我自己有興趣啦,沒有辦法!」他笑著說。即使轉型挑戰很辛苦,但對這位每天穿自家襪子當測試員的董事長來說,沒有比做事業更快樂的事情了!

施純鎰

出生:1936年

現職:三花棉業董事長

經歷:台灣醫學發展基金會董事、名儕醫學文教基金會董事

學歷:小學肄業

三花投資公司

品牌成立時間:1969年(三花棉製業)

負責人:施養謙

資本額:1.2億元

主要業務:棉製品製造、代工、銷售

年營收:約20億元

施純鎰的接班哲學,從第一線開始磨施純鎰育有二男一女,雖然從未有「退休」的想法,但對於接班,很早就開始規畫。

長子施養鴻從大學時期,就先到日本襪子工廠學習生產,三年後再到施純鎰的貿易公司,接著才回總公司從基層做起,目前負責大陸廠的生產及外銷接單工作。

次子施養謙的專長則是財務分析、投資分析,畢業後,先到日盛銀行工作一段時間,再進三花從第一線原料、生產端摸索;2012年接任總經理,負責台灣及三花其他轉投資事業。

女兒施貞菲高中就留學日本,學成歸國後一直在日商公司工作,「以後讓她回來協助基金會的事務,同時也參與三花生活館的規畫。」施純鎰說。

二代共治,當每個人看法意見不同時,怎麼解決?施養謙說,「董事長有一個很大的原則,只要『傷皮不傷骨』,就會放手讓大家去做。」舉例來說,三花第三家店士林文林路上選了一個點,當時施純鎰覺得地點不太恰當,施養謙說,「但我們覺得台北士林夜市的門戶,怎麼可能賠錢呢?沒想到大馬路上的店面,其實有分陰面(人潮少)、陽面(人潮多),結果真的賠錢。」施純鎰立刻接話,「很多時候,還是有經驗的比較準啦!後來透過一些裝潢、產品陳列的調整,文林店還是賺錢啊。」間接替施養謙的決策解圍,也表示肯定。

施純鎰常對孩子說,「你們的能力、學歷都比我好,但用功的精神還不到我的六成。」他打趣地說,「我覺得我已經拚了全部,怎麼還是達不到標準。」三花的接班,花了超過20年的時間,施純鎰透過身教、言教,慢慢引導兒子趨近自己的經營理念,在台灣的製造業裡,實屬難得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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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推銷員」的變與不變 蔡力行

2014-12-22  TWM

 

轉換跑道到中華電信,蔡力行現在最常談的是廣告行銷與客戶需求,從鐵血走向柔軟,是他最大的轉變。

站在電視牆前,一個熟悉的身影熱情地推薦著:「這部電影我看過,很好看,一個月隨你看,只要一九九元。」語畢還不忘回頭問:「你家有裝MOD嗎?」眼前這位笑容滿面的「超級推銷員」不是別人,他是中華電信董事長蔡力行,一個我們以前從未看過的蔡力行。

你能想像,以前開口談的都是半導體製程的蔡力行,如今能對金馬獎得獎電影如數家珍?你能想像,以前他連金城武姓「金城」都不知道,如今卻一腳踩進金城武的廣告拍攝現場探班?

接受《今周刊》專訪的這天,蔡力行到任已經十個月。在此之前,他是台積電太陽能與固態照明公司董事長,甚至曾是被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指定的接班人選,還以超高執行力被業界形容為「鐵血蔡力行」。

卸下那個光環,蔡力行挽起袖子,離開耕耘近三十年的半導體領域,走進服務千萬消費者的電信業,這是他職涯的大轉變,也是中華電信的挑戰,如何與這位從半導體業來的老闆磨合。

「講老實話,我以前從沒自己去辦過門號什麼的。」聳了聳肩,蔡力行的臉上難得露出一絲不好意思。過去,中華電信之於他,是一個再模糊不過的概念。

然而,當他真正走訪全台十七個營運處和各地服務中心,事情開始變得不一樣了。「以前再厲害,面對一百個客戶就很多了,但現在,中華電信光是行動門號就有一千一百萬個用戶,走在街上到處都是我的客戶。」角色的改變,在他的生活裡發酵相較於在台積電面對的是企業用戶,來到中華電信,蔡力行首先要學會的,就是了解這一千一百萬名用戶。「以前(在台積電)不太需要廣告宣傳,客戶就蜂擁而至,但現在面對不同TA︵目標客群),有很多學問。」就連走在路上,蔡力行看到街邊廣告,也會開始不自覺地思考,何種行銷手法可以吸引客戶。「如果看到好的廣告,我就會回來和他們(指中華電信員工)講一講。」像是剛落幕的金馬獎,他信手拈來就是得獎名單,甚至還花了兩個小時、挑了一部入圍影片《掃毒》來看, 「以前的我大概不會幹這事兒。」角色的改變,已經發酵在他的生活裡。

他力薦親朋好友裝MOD,「有一個周末,我一連接到兩通朋友的電話,問我為什麼MOD沒有《紙牌屋》?」原來正值MOD新舊方案交接期所以短暫下架,蔡力行趕緊向「客戶們」解釋。

不變的堅持,在經營裡實現這些改變,是《今周刊》二○○九年專訪蔡力行時從未見過的。當時的他,講究效率、執行力,就連手錶永遠都調快十分鐘;現在的他,和我們談廣告行銷、談客戶想要什麼。問他哪些原則是不變的?「要求不能打折,做對的事,絕對不打折!」走在中華電信總部的園區裡,蔡力行很果斷地這麼說。

從台積電到中華電信,蔡力行很清楚他的任務是什麼:「第一件事,營收成長要先做到,這個沒做到,什麼都不用講。」此外,當遠傳、台灣大都為投資4G而提高資本支出時,蔡力行卻替中華電信設下減少一○%資本支出的目標。

有人批評蔡力行的作法是空降思惟、不懂電信業,蔡力行卻比誰都認知到中華電信面臨的困境,「你看中華電過去五年的財報,雖然每年一股可以賺四元,可是營收成長卻很有限,這是最大的挑戰,再持續下去是很不理想的。」蔡力行無奈地擺了擺手,「像現在,大家都用LINE,不付我們錢呀。所以我們的資本支出是要精準、有效,是要能夠創造投資效益,我們不做無謂的投資。」中華電信員工多達二萬四千人,平均年齡高達四十九.五歲,經年累月的企業文化,也等著蔡力行去注入新的DNA,他開始導入「矩陣式」管理模式,打破過去中華電信的慣性「縱向」思考,直接挑戰中華電信的內部文化。

這絕對是大工程,尤其當十個月的董事長遇上七十年老店,蔡力行不打算強硬地來,這一課是台積電教給他的。這次,他放下身段,逐步與中華電信員工做溝通,分五梯次,北中南地跑,到前線去告訴他們中華電信的新方向。

初步效益如何?蔡力行坦言,「做得不夠好,但是總比不做的好。」他很樂觀以對,「因為只要開始做,就會有效益。」對比半導體二十五年的商業模式沒有大變化,電信產業卻因為網路崛起、4G技術演進,掀起了天翻地覆的大變革,這些,蔡力行都看在眼底,他研究谷歌、亞馬遜的獲利模式,也研究為何新加坡電信能順利走向國際,要為中華電信打造一套新成長方程式。

專訪到最後,蔡力行依舊向我們推銷裝MOD的好處,因為他深信,「一家公司最好的銷售員,就是它的CEO。」

(何佩珊)

超級 推銷員 推銷 的變 變與 不變 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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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企業》讓鄉民甘願當推銷員 揪眾募資賣小農鮮奶 微風超市也聞香求上架


2015-06-08  TWM

撰文•鄧 寧

三月六日,一場別開生面的「生乳品茗會」上,被夥伴暱稱為「阿嘉」(台語發音)的龔建嘉披著醫師白袍,滿口鄉民語彙,正式為他的新創事業「鮮乳坊」與群眾見面。

一九八五年次的龔建嘉,今年剛滿三十歲,是全台現有三十餘位大動物獸醫中最年輕的一位。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巡迴分布在彰化、雲林、台南、屏東的三十家牧場,為動物做檢查。

約訪當天,五月梅雨浸透了彰化芳苑鄉、福寶村一帶,牧場裡牛糞的味道在溼氣中更顯沉重,阿嘉戴上長及上臂的手套,熟練地伸手插進一隻隻乳牛的肛門進行直腸 觸診,「像這樣每天都要摸便便,還要自己開車奔波,想做的人當然少。」每天都得奔波全台不同的牧場,龔建嘉從事的是獸醫界的冷門工作,長期和酪農互動,讓 他對酪農的苦楚感同身受,當媒體報導牧場違法用藥,「牛奶駭人」事件掀起市場恐慌時,他興起協助改善小農的念頭,決定創立「鮮乳坊」,與小農合作乳品品 牌。

一決定創業,他打去年秋天起,便報名創業營,每周末回台北上行銷課,培養創業的思惟與實作,並成立鮮乳坊粉絲頁,沒想到,僅靠理念就吸引五千人按讚。

獸醫為酪農找出路,打破鮮乳壟斷今年初,群眾募資平台Flying V主動找上門,邀請龔建嘉提案,短短三天就突破預計募款金額一百萬元,最後募資六百餘萬元,合計有近五千名贊助者與約五萬瓶訂單,阿嘉說:「真的很難想像 能獲得這麼多人支持,但是看著數字成長,覺得壓力越來越大,沒有不做的理由。」群眾的力量推著龔建嘉前進創業之路。他把募來的資金,請了七名員工,還買了 一輛冷藏配送車,和厚生市集合作配送事宜;同時投入資金架設網路,作為未來消費者預購下單之用。他的設想是,如果能縮短從一個小農乳品生產者到消費者之間 的距離,踏出成功的第一步,就有機會繼續找第二個、第三個小農合作。

一開始,阿嘉先找到豐樂牧場,雙方在瓶身標籤上共同掛名,消費者會知道喝到的是哪一家牧場的牛乳;而對酪農黃常禎來說,這是嘗試小農品牌的新途徑,「做牛 奶毛利真的很低,但阿嘉是用高於乳品廠一五%至二○%的價格跟我收購,品牌也一同持有。」與阿嘉相熟的酪農阿進哥(化名)就說:「以前乳品廠曾經限制收乳 量,但牛還是會泌乳啊!我只好自己加工賣給店家,扣掉配送成本,根本賺不了什麼錢!」小農想自創品牌難度很高,一直到三聚氰胺事件後,乳品廠才將合約改為 全數收購,酪農阿泉指出,「我們交給乳品廠比較穩定啦!像阿嘉這樣很有心,但要我們從生產做到行銷,很難啦!」打出「食安牌」,大廠、百貨搶合作然而,三 月的「生乳品茗會」上,有一百多位參與募資者,前來聆聽阿嘉的理念;當他還在煩惱集乳後的生產後期作業,台農鮮乳廠主動寫信,表示願意替鮮乳坊代工滅菌與 裝瓶;接著,五月十八日正式順利啟動配送。熬過起頭難的陣痛,阿嘉的創業理想,此刻終於邁開步伐。

阿嘉說,「中間剝削愈少,利潤才能回歸到酪農,所以傳統通路,我統統都不要!」接下來,他將採用網路預購宅配制,實體通路則跳脫傳統框架,如現在就有一家地方藥局販售鮮乳坊的牛奶。

採訪當日更傳來好消息,阿嘉興奮地說:「欸!對了,我們今天開始上架微風超市!」主動登門求親的微風態度很積極,還有意幫鮮乳坊辦記者會造勢,對新創團隊來說,無疑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面對創業的成績,阿嘉並不急躁,他說:「我們要的消費者是更在意食物本身的人,會因此對食品更要求,間接幫助小農,帶動獨立品牌。」每一口鮮奶都是一個酪農故事,但願阿嘉永遠勿忘初衷。

鮮乳坊

創辦人:龔建嘉(1985年生)成立時間:2015年3月

初期資本:250萬元

主要業務:透過群眾募資+網站訂購,經營小農鮮乳直送成績:2個月募資600萬元

創業日記:

2014.8 層出不窮的食安事件,大品牌讓人喪失信心,每天和酪農生活,是不是能做一些改變?

2014.10 到ALPHA Camp上課,試著以行銷頭腦來思考用網路與傳統產業連結。

2015.1 上Flying V募資,居然獲得這麼多人支持,看著數字成長,覺得壓力越來越大,這下子更不能退縮,沒有不做的理由。

2015.4 慘了,原本談好的代工廠突然來電話,說不能幫我們代工!這下可好,得想想怎麼辦。

2015.5 這一天心裡充滿感動,我跟著冷藏車司機一組一組的把牛奶送出去,好像生一個小孩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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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投行“推銷員”金立群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0636

金立群被提名為亞投行候任行長中方候選人。圖為2014年10月24日,金立群在北京出席籌建亞投行備忘錄簽字儀式。 (CFP/圖)

3月5日,中方曾在北京發起了一次探討世界銀行等現有國際機構框架的會議,當天金立群“多次與歐洲各國的代表消失在會場的其他房間”。

6月,財政部經過一個多月的通宵加班,完成了亞投行有關章程的制定。“各個國家拍桌子的事情太多了,每一步都是吵架吵下來的”。

中國人在國際組織中任職的數量,還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

2015年7月6日,中國政府正式提名金立群為亞投行候任行長中方候選人。

事實上,《籌建亞投行備忘錄》簽署前數月,金立群就已經與“亞投行”這個標簽形影不離。他先是被任命為財政部亞投行籌備組組長。亞投行籌建多邊臨時秘書處成立後,他又被任命為秘書長,親自搭建起亞投行框架。

亞投行,這個由中國發起創立的第一個多邊國際機構,總部設在北京,法定資本1000億美元,未來將重點支持亞洲基礎設施建設。2014年10月29日,亞投行第一次亮相時,僅有22個創始成員國,而截至2015年4月15日,它的創始成員國達到57個,包括亞洲大部分國家以及美日加之外的主要西方國家。

在亞投行版圖擴大的背後,有金立群穿梭遊說於各國的身影。

金立群是誰?此前他一直不為公眾熟知。財政部有關工作人員婉拒了南方周末記者約訪金立群的請求,“等8月底才能塵埃落定”。到時亞投行將舉行第六次首席談判代表會正式選舉候任行長。

財政部在一個簡短公告中,評價他“具有在政府部門、國際機構和私營部門豐富的領導和管理經驗”。他是外媒筆下“彬彬有禮且行事老練的前中國財政部副部長和前亞洲開發銀行官員”,是財政部工作人員眼中好讀文學書籍的領導,各國政要眼中“說話有技巧”的金融外交家。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法語也不錯。

在未來的亞投行議程中,金立群被寄予了平衡各國利益的期待。從林毅夫到朱民,再到金立群,盡管國際組織中的“中國面孔”越來越多,但中國人擔任國際公務員和國際機構領導層的人數,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仍然不成比例。

亞投行的推銷者

時間回到四個月前。2015年3月12日,英國財政部官網突然發布一則消息,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寫道:“我很高興在此宣布,英國今天決定成為加入亞投行創始成員國行列的首個主要西方國家。”

這對亞投行籌備組而言,無疑是一次戲劇性轉折。

就在2014年10月24日,《籌建亞投行備忘錄》在北京簽署時,意向創始成員國只有21個。之後的138天里,它的合作版圖僅擴大到了27國,除了新西蘭之外,其他全是亞洲國家,被西方國家調侃為“亞洲國家的自娛自樂”。

英國的決定打破了歐洲的沈默,18天內,17個歐洲國家宣布加入亞投行。亞投行籌備組在2015年4月15日公布,截至報名結束時,意向創始成員國猛增到57個。亞投行將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新生國際多邊機構。

“他(金立群)在籌建崗位上做了很多鋪墊工作,面對大量國際合作方,以客觀合理的方式,使對方對我們的倡議和發展要領有了理解和認同。”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這138天的“窗口時間”里,財政部亞投行籌備組與世界各國經歷了怎樣的博弈?

“他(金立群)作為組長,那幾個月去見了很多國家的人,一直在不斷遊說,”財政部一位不願具名的官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很擅長協調各方利益,說話很有技巧。”

最初,美國曾希望歐洲各國抵制亞投行。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室主任劉東民分析,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美、日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以下簡稱“亞行”)已存在多年,美國也因此一直占據國際金融秩序的頂點。但對歐洲國家而言,以重點支持亞洲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為目的的亞投行,機會顯而易見。

“亞投行對世界銀行、亞行是一個補充,而不是替代,是對現有國際金融秩序的完善和推進,而不是顛覆”,對外界的疑慮,金立群這樣回答。

《日本經濟新聞》披露,2015年3月5日,中方曾在北京發起了一次探討世界銀行等現有國際機構框架的會議,當天金立群“多次與歐洲各國的代表消失在會場的其他房間”。

英國最早按捺不住。“這里面肯定也是有英國保守黨自己的利益考量”,財政部上述官員說,他拒絕透露更多談判細節。英國媒體猜測,有可能是英國首相卡梅倫考慮到5月的大選,為了迎合英國經濟界而做出的決定。

金立群在各國穿梭遊走,促使他們早做決定。對各個國家來說,董事席位、行長和副行長人選、以及未來亞投行分行所在地,都會成為競爭的重點。“他(金立群)斡旋歐盟各成員國的功力已在北京傳為美談”,英國《金融時報》這樣評價。

例如,盧森堡2015年3月11日就悄悄遞交了申請,準備2周後對外公布。消息傳到英國政府的版本是:一個不知名的“歐洲小國”會比英國更早加入亞投行。焦慮的倫敦把本應在2015年3月17日公布的消息,提前了5天公布。

隨後,歐洲諸國唯恐落後,法國甚至直到與德國、意大利發表聯合聲明的2015年3月16日上午,才抵達北京討論加入亞投行的細節。俄羅斯加入亞投行的決定,則是在博鰲亞洲論壇上現場宣布的。

財政部的“英語文學碩士”

長於言辭、談吐有文學修養,是金立群的特點。“他能說很典雅的英文,熟知東西方文明”,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說。另一位財政部工作人員則回憶,金立群在給部里開講座時,“常引用詩歌”。

在與澳大利亞全國基金協會主席Steve Howard交流時,金立群將對方比作該國小說《人類之樹》中的墾荒人,向其示好。英國記者吉密歐這樣描述金立群:“他與英國人交流時喜歡引用莎士比亞的話;他還向法國人講述自己多麽迷戀法國文化;並且跟德國人說,因為他們誠實,所以自己最喜歡他們”。

他在英文翻譯方面也有心得,曾為自己導師王佐良主編的《英國詩歌選集》擔綱過註釋和修訂,還主持翻譯過美國作家羅恩·徹諾的暢銷書《摩根全傳》。

2009年在美國的一次會議上,有人問經濟學家許小年,怎麽把中文的“不折騰”翻譯成英文,讓外國人能聽懂,同在會上的金立群被請來救場。他直率地說:“不要想找出一個詞,但要努力去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歷史。例如,從‘大躍進’到‘文革’……我們國家曾經‘折騰’過多次。”

他先提出用莎翁的“much ado about nothing”(無事生非)來對應“折騰”,又覺得不夠好,“如果硬要翻譯,我覺得最接近的詞就是‘don't rock the boat’,或者‘no boat rocking’(不要晃船)”。

金立群出生於江蘇一個教師家庭,初中曾自學大學英語教材。他在寫給高中母校南菁高級中學130周年校慶的文章中,曾憶及自己因為太著迷於英語,甚至被英文老師“約法三章”,要求他“學英文不能影響其他學科”。

高一念完後,“文革”就來了,他在常熟農村插隊務農十年,高中英文老師廖慕禹給他寄的莎士比亞戲劇原版書,成了他“在鄉間長夜中自學時的良友”。

1978年,29歲的他考上北京外國語學院(現北京外國語大學)“文革”後的首屆英語研究生班,師從英文大師王佐良、許國璋。那一屆只錄了12名學生。之後,他以一篇語言學論文獲得了英語文學碩士學位。

而就在他臨近畢業的1980年,中國恢複了世界銀行的成員國地位,而英語人才是奇缺資源。有誌於學術道路的金立群,人生發生了改變。許國璋教授的昔日弟子請他從研究生中推薦一人調財政部後赴世界銀行工作,許老建議金立群考慮這一方向,因為“中國更需要經濟和金融人才”。他最終決定采納許老的建議。

第一個亞行副行長

“放眼看去,找不到比他(金立群)更合適的(亞投行行長候選人)人選,無論是知識結構、工作經驗還是國際舞臺上的人脈”,財政部一位不願具名的官員肯定地說。

金立群從1980年開始,一直在與金融和投資行業打交道,他亦是改革開放後,國內第一批接觸國際金融事務的政府工作人員。他在財政部工作23載,官至副部,其間四次赴海外工作。

1982年底,金立群奉調回國。那是中國開始接受世界銀行貸款的第2年。在財政部外事財務司任副處長的他,主管的領域正是世界銀行貸款。他先後負責了公路、鐵路、港口、發電和輸變電、農村水利等基礎設施的準備和談判工作。

“那時,中國的基礎設施是非常老舊的。……當時沒有高速公路,沒有高壓電路,也沒有集裝箱的港口。在黃浦江下並沒有隧道,郵局比電信的速度還快,沒有辦法打電話只能通過寄信方式交流”,這段經歷讓金立群看到,當國家外匯緊缺、基礎設施破舊時,來自多邊銀行和機構的借貸有著重大的意義。

1987年,金立群作為漢弗萊獎學金獲得者(Humphrey Fellow),被送到美國波士頓大學進修一年經濟。

在這個外國文學碩士的描述中,經濟學並不難學。“需要學高等數學課程,覺得自己也沒有費太大的力氣”,他說。他還在一次采訪中回憶道:“經濟學基本的東西我都讀了,但是我沒有一頭紮到學術深海里,沒有時間去搞過分理論性的東西……更重要的是政策水平,看問題的視角。”

其後,他先後擔任過世界銀行中國副執行董事、財政部世界銀行司司長、財政部副部長等職務。在就任財政部副部長期間,他曾參與中國金融行業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並在亞行、世界銀行集團和全球環境基金組織擔任副理事。

2003年,時年54歲的他成為亞行副行長,成為這家多邊合作銀行1965年成立以來的首位中國籍副行長。根據亞行傳統,4位副行長中,一位要來自列第一大股東的日本或美國,一位來自歐洲,亞洲地區共同競爭兩個副行長,此前二十余年,中國人未能成功當選。

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在近日金立群與各國大使的一次聚會中,他曾談到,自己擔任亞行副行長時,遇到給柬埔寨的貸款出了問題,他曾經飛到金邊,與柬埔寨總理洪森面談。

此後六年,他又先後在中國投資責任有限公司和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工作。2014年10月,在兼任了數月的亞投行籌備組組長後,金立群正式從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離職,全職準備亞投行的相關事務。

“他有非常大的 可能性會當選”

按亞投行候任行長遴選程序,意向創始成員國須在2015年7月31日前提名候選人,之後將在8月下旬舉行的第六次首席談判代表會議上確定候任行長人選。

“北京提出的候選人實力很強,”7月6日中方提名公布時,德國駐華大使柯慕賢表態稱,“以往(多邊機構的)傳統是,如果最大的股東提出了一個令人信服的候選人,通常是這個候選人勝出。”

目前,中國以297.804億美元的認繳股本和26.06%的投票權,居現階段第一大股東和投票權占比最高的國家。

外交學院教授蘇浩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亞投行行長應該具有發展中國家的成長背景、英語語言國家的文化背景、豐富的金融管理經驗,以及成員國的認可和接納。而在未來,亞投行涉及各個經濟體的利益分配,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管理者。“這樣的人在亞投行成員國中並不多,”他說,“我們的人選是很有說服力的。”

截至2015年7月15日,印度、俄羅斯、韓國、澳大利亞等亞投行的主要股東,都還沒有公開提出自己的候任行長候選人。

比起無風無浪的行長位置,各個創始成員國更關註的是,本國能否在其他管理職位或董事會中謀取一席?遊戲規則又是怎樣的?

2015年6月,財政部經過一個多月的通宵加班,完成了亞投行有關章程的制定。“這里面各個國家拍桌子的事情太多了,每一步都是吵架吵下來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財政部長樓繼偉宣布,“半年左右的時間里,各方已就亞投行的宗旨、成員資格、股本及投票權、業務運營、治理結構、決策機制等核心要素達成重要共識,形成了高質量的協定文本。”

當月29日,亞投行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代表聯合簽署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以下簡稱“亞投行協定”)。有媒體披露,亞投行將執行一套不同於世界銀行和亞行的管理方式——由一個無報酬的、非常駐董事會來進行領導,治理結構主要包括三層:理事會、董事會和管理層。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學院副院長金燦榮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亞投行的管理架構是1個行長、10個副行長。而根據《亞投行協定》,亞投行董事會設12名成員,域內(即亞洲國家)9名,域外(即非亞洲國家)3名。

“所有國家都是當然理事成員,再從中推舉出行長、副行長和執行董事,”金燦榮說,“副行長是各個國家都會爭取的。”據他介紹,董事會成員人選的博弈,取決於國家地位、出資額和地區代表性。

目前,各個域外國家已經摩拳擦掌,相繼對外表態,火藥味十足。

2015年5月21日,柯慕賢對外表示,德國將在亞投行的董事會中獲得一個席位。7月1日,澳洲財長霍基(Joe Hockey)也向外透露,他得到保證澳洲將會在亞投行董事會獲得一個席位。7月初,俄羅斯駐華大使傑尼索夫也對俄國媒體放出了風,稱俄羅斯不僅有一定比例的投票權,而且在銀行的管理層中也占有一定比例的崗位。

“這麽多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制度的國家參與進來,各自謀取話語權、謀劃未來利益,在未來的治理中,怎麽樣協調不同意見?”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室主任劉東民期待:“希望在投票和人員選拔環節做到公開公正,在尊重現代治理規則的背景下,把內部利益調節好。”

國際組織中的中國人

金立群著手籌辦亞投行後,他在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工作經歷也被人們所津津樂道。近十幾年來,在重要國際組織中尋找中國面孔,比以往要容易得多。

“剛打開國門的時候,中國就是一抹黑,人才、經驗全沒有,經過三十多年發展,對國際規則熟悉了一些,人才培養也有了很大進步,”金燦榮說,“國力、政策和人才的共同推動,讓中國在國際組織中發言權越來越大。”

根據南方周末記者不完全統計,除世界銀行原常務副行長章晟曼於1995年開始擔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兼秘書長外,其他人都在2000年後才接任國際組織要職。

目前,在世界主要金融機構工作的中國籍高官中,廣為人知的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朱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秘書長林建海、國際金融公司執行副總裁兼CEO蔡金勇、世界銀行原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林毅夫,以及世界銀行原常務副行長章晟曼。

這5位中國高官都是“50後”男性,都有留學經歷,除章晟曼留學加拿大,其他四位都留學美國。其中,朱民和蔡金勇是1978年上的大學,與金立群同屬於“文革”後恢複高考的“新三屆”大學生。

如果把目光投向更多領域的國際組織,在擔任相關機構高管的中國人中,“50後”也占了多數,鮮有“60後”身影。值得註意的是,聯合國國際法院、外國郵政聯盟國際局、國際電信聯盟等專業性較強國際組織的高管,都來自相關專業領域,且多有英國或美國的留學經歷。而聯合國、國際展覽局等組織的高管主要是外交官。

據不完全統計,除了來自香港的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來自臺灣的林毅夫之外,高管們全部來自江浙滬三省,例如林建海、章晟曼、國際電信聯盟秘書長趙厚麟、聯合國國際法院成立以來首位中國籍院長史久鏞、國際展覽局前主席吳建民等等。

但是,中國人在國際組織中任職的數量,還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以聯合國為例,截至2013年6月30日,供職聯合國秘書處非翻譯類職位的中國籍專業人員是74名,遠低於聯合國開列出的恰當幅度——116到157人。而在這其中擔任高級管理職務的中國籍職員是11人,低於美國48人,法國18人,日本14人,英國19人,德國17人。

為此,聯合國的微博連續兩年針對中國放出招聘啟事。由中國聯合國協會與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際合作司合辦的國際公務員能力建設培訓班,在今年將舉行第五期。

蘇浩分析,盡管國際組織中的“中國面孔”越來越多,但是目前,中國人擔任國際公務員和國際機構領導層的人數,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不成比例。人才供給不足,是中國籍公務員人數偏低的原因。

“國際很多重要機構,我們雖是成員國,但並沒有作為國際公務員在里面獲得一些職位,我們融入國際社會還不夠,要讓更多中國人有機會去國際機構任職和發揮作用。”他說。

(南方周末記者劉斌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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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介農產品,20位省部級“金牌推銷員”拼了!

“四川是畜牧業大省,今晚我來吹吹牛!”4日晚,在省部長推介品牌農產品專場上,四川省副省長楊興平侃侃而談,當地從歐洲引入品種,經現代科學家培育了30多年,最近幾年才培育出來的新品種“蜀鮮花牛”。

“吹牛”只是專場的一個側影。

專場上,還有嘹亮高歌一曲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黨委常委徐誌新誇起兵團的紅棗,“綠化了戈壁荒灘,改善了生態環境,奉獻了它的一生”。湖北副省長任振鶴更是用地方語言介紹起了從異國他鄉來到中國的小龍蝦,他說,“世界龍蝦看中國,中國龍蝦看湖北,看過都說好,就是忘不了,好吃,真的好吃,不信你嘗嘗!”說完就一筷子夾往自己口中。

這是一場別開生面的推介會。主角是農業部部長韓長賦,雲南省委書記、省長陳豪,以及來自全國18個省份的副部級領導。他們一起講述中國農業品牌故事,聯合為我國品牌農產品代言。

為了更多吸引現場采購商們的關註,有部級領導還別出心裁,化身“金牌推銷員”,比如手拿一捆水稻推介“龍江大米”的黑龍江副省長呂維峰,河北、寧夏、內蒙古、甘肅四省領導還專門手提竹籃走上臺前PK當地馬鈴薯等。

黑龍江副省長呂維峰手拿一捆水稻推介“龍江大米”

值得關註的是,馬鈴薯於2015年已經在國家戰略層面上成為繼水稻、小麥、玉米之外的第四大主糧。數據顯示,中國的馬鈴薯種植面積550多萬公頃,產量達到9500多萬噸,面積和產量均占世界的1/4左右,已經成為馬鈴薯生產第一大國。

在會上,農業部副部長、土豆領域專家屈冬玉稱,馬鈴薯現在是全國消費最大的一道菜,中國式的菜——炒土豆絲,去年全國賣了221億盤。為推動馬鈴薯的品牌建設,農業部一再推行特色品牌,第一是區域品牌,第二是企業品牌,第三是特色品牌。首先要確定區域品牌,然後再做企業品牌和特色品牌。

農業部副部長屈冬玉發言稱,要做大企業品牌和特色品牌

為進一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推動農業品牌建設,切實發揮品牌引領作用,推動供需結構升級,本屆農交會把品牌推介、產銷銜接、幫農民推介農產品作為重中之重。此次專場活動以推介區域公用品牌為核心,推介產品涉及大米、馬鈴薯、茶葉、水果等我國傳統優勢農產品,涵蓋了種植、畜牧、水產、“互聯網+”、精準扶貧等重點領域和當前工作重點。來自波蘭、斯洛文尼亞的國家農業部長也帶來了本地品牌農產品進行現場推介和互動。

農業部部長韓長賦和雲南省委書記、省長陳豪登臺推介優質農產品

韓長賦在活動現場強調,品牌就是信譽,就是信用,就是信任。發展現代農業,一定要創造一批又一批的優質農產品品牌。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創造更多的品牌,增品種,提品質,創品牌,讓消費者買得更放心,讓農民賣得更開心。

陳豪稱,高原特色現代農業目前已經成為雲南的一個品牌,省委省政府正大力發展,將其作為主要產業來培育發展,同時這一產業也已經成為雲南農村地區最現實、最直接的脫貧致富的產業。在脫貧致富中,走出一條具有雲南特色的發展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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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事通:幸福推銷員

1 : GS(14)@2012-08-08 11:47:42

http://www.sharpdaily.hk/article ... 8%E9%8A%B7%E5%93%A1
早兩日,介紹一位朋友加入我平日去開嗰間Gym做會員。該處「會籍顧問」見有客送到上門,自然非常之健談。講講吓,講咗去份工嗰度。
「下個月,我會去考保險、證券同健身教練。」雖然我睇唔出上述三樣,有何共通之處。不過,我睇得出呢位妹妹,都算係上進嗰種,覺得反正要跑數,就不如搵一門專業。
「其實,反正都係跑數,點解唔諗吓做地產呢?」我問。
老實講,如果要搵一行去跑數,我諗都唔諗,就會揀地產。香港人,十個有九個,都想買樓,問題係有錢定冇錢。所以,成功嘅地產經紀,最大本事,係搵出有錢人喺邊,同埋佢想買乜。
當然,講就易啦。不過,我發覺好多地產代理分行經理,成日叫班後生去街企,真係有用咩?唔通香港真係富貴到,隨街都可以捉到人,「大嗱嗱」攞幾千萬買個單位?
講番推銷。其實,前特首當年都自稱係寂寞的推銷員。香港人對呢一行,有少少誤解,覺得推銷員係下等工。其實,我好鍾意推銷,尤其當我覺得件產品好用,我更加落力去推。
推銷最怕遇着垃圾產品都要死推爛推。跑唔夠數事小,斷人脈代價更大。所以我認為最幸福嘅推銷員,係可以為自己塑造出來嘅產品跑。產品係乜?咪自己囉!
李兆富
富事 事通 幸福 推銷員 推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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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廠推銷員變特首

1 : GS(14)@2017-02-18 09:44:21

【本報訊】由預科畢業成為藥廠推銷員,到成功考入政府做行政主任,曾蔭權不但進一步成為政務官,更當上特首,是唯一一個做過三個最高官職的公僕。加入政府45年,外號煲呔曾的曾蔭權政績好壞參半,任財政司司長時,擊退大鱷炒家獲得掌聲,但任特首的7年間,雖然成功推動政改,但房屋政策令人詬病。


動用外匯儲備打大鱷


生於1944年10月7日的曾蔭權為家中長子,他預科畢業後在輝瑞藥廠當推銷員,他曾自嘲是「孤獨的推銷員」。1967年他加入政府,1995年成為首位華人財政司,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他與金管局總裁任志剛、財經事務局局長許仕仁,動用千億元外匯儲備入市打大鱷,成功阻止炒家狙擊港元。曾蔭權於2001年出任政務司司長,4年後前特首董建華因腳痛下台,由他接任特首。2007年曾蔭權以「我會做好呢份工」為競逐連任口號,以高票數擊敗對手梁家傑。2010年他以「起錨」為口號宣傳政改方案,政改方案後獲通過,落實普選時間表。香港現時樓價高企,外界歸咎曾蔭權欠缺針對房屋的政策。金融風暴後樓市大冧,政府於2002年停售居屋撐樓市;金融海嘯後樓價上升,但曾始終不肯復建居屋;至2010年推出「置安心」計劃,翌年才宣佈復建居屋,卻無助壓抑樓市。曾在任期間先後爆出濫權,早在1996年他以財政司辦公室信箋致函醫委會,要求豁免英國學醫回港的長子曾慶衍考執業試;2009年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向市民派慳電膽現金券,但被揭姻親莫錦泉是「慳電膽大王」在計劃中可受惠。■記者黃幗慧




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70218/19932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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