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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政府救市方案涉及的天文數字,令人麻木。早前一份美國雜誌刻意將數字印在封面上──4,000,000,000,000,看來震撼,但相對美國全國總負債51萬億美元,政府的救市力量其實好有限。 4萬億救市杯水車薪 美 國政府以負債纍纍出名,不過相比以上總負債,8萬億元國債佔總負債不足六分之一;美國政府又以印銀紙見稱,但以流通貨幣加存款計算的貨幣供應(M2),亦 約為8萬億元。因此,面對龐大負債,政府的兩個重要救市板斧──發債和印銀紙──加起來的力量只是杯水車薪。要妥善處理沉重的負債,美國始終要靠生產力。 中國被視為世界經濟衰退中的重要火車頭,最近的經濟數據卻令人失望。工業生產倒退,雖然官方統計數據不可靠,但最簡單直接的電力銷售也倒退,顯示國內經濟 活動形勢急轉直下,經過幾年寬鬆的銀行貸款政策,貸款資產質素良莠不齊很難避免。錢易儲自然易使,即使沒有因此做出錯誤的投資決定,產能過剩也需時消化。 中美經濟差,香港金融服務業和貿易難免受衝擊。不過,香港有良好的基礎度過海嘯,金融業見慣風浪,由65年銀行擠提,到73年股災、84年信心危機、97 年及00年泡沫爆破,我們早已明白,股災風暴、金融海嘯,都是投資和經濟周期的一部份,並非世界末日。雖然東亞(023)曾經出現小型擠提,但沒有擴散至 其他銀行,說明普遍市民對本港金融體系有信心。 香港經歷風浪捱得過 見慣風浪而經得起考驗,對當時人來說,其實付出了沉重代 價,不過,如果不是當初付出沉重代價,今日後果更不堪設想。98年美國聯儲局協調下,避免了對冲基金長期資本管理(LTCM)可能觸發的衍生工具災難,想 不到造成更大惡果。07年,香港沒有出現97年的瘋狂樓市和過度借貸,也是我們經一事,長一智的表現。如果興衰是資本主義社會不能避免,香港這小島又像大 海上的孤舟隨波逐流,我們只好裝備自己。雖然前景不明朗,香港有較充足的準備面對挑戰,從這角度看,今天──平安夜,應該很溫暖。陸日勤 http://penandsky.blogspot.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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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寫了一篇關於“不倒閉便發達” 基金的文章,事隔兩個多月,現在可以來一個小結。那時,基金的選股目標是那些因為某單一事情或行業由看好變成不看好,令到公司股價大跌,但其實又有實力度 過這次危機的股票。而當基金初成立時,便馬上買入了三只股票,分別是九龍建業(00034.HK),合生創展(00754.HK)跟玖龍紙業 (02689.HK)。買入的原因,這裡不再多說了,如果大家想知道,可以重看11月初的那篇文章。經過了兩個月,三只股票中,升幅最厲害的是合生創展。 由買入的一刻,直至現在股價回了下來,升幅亦達到了兩倍。相反,九龍建業跟玖龍紙業便遜色得多了。這次內房股大反彈浪,證明瞭利用基本分析選擇股票是非常 重要。如果基金一開始買的並不是合生創展,而是另一隻同樣跌了90%,但實際上並不便宜的碧桂園(02007),那麼基金的回報便相差得遠了。在這一段時 間里,合生創展反彈了兩倍,而碧桂園的反彈幅度連一倍也不到。 其實于過去的兩個月中,基金亦曾經買入及賣出過不少股票。廣船 (00317)便是其中一隻,買入的時候大約是5元左右,經過了一個多月,其他股票狂升而它不升的情況下,最終基金于7元左右便沽了它。當然,事後當然十 分後悔,因為它竟然于這個星期兩天內升了差不多40%。有關這一隻股票,還有一點題外話,便是早幾天廣船狂升後,我收到了一封感謝電郵。他說因為讀了我一 篇有關廣船的分析,因此他便決定買入此股票。直到星期三為止,他賬面上賺了300多萬元。于星期三當天,他亦已經沽了超過一半,收回了所有成本,讓賺回來 的錢繼續滾下去。當我收到了這封多謝電郵時,當然是很開心,但其實他要感激及多謝的應該是他自己,而不是我。因為我相信于4或5元買入了廣船的人應該不 少,包括我自己。但是又有多少人可以一直持有,持有至最近狂升的兩天?因此,他賺大錢完全是他的本事,並不是因為我分析得夠詳盡。 其實,這也是分析員跟基 金經理或那些所謂股評人的分別。分析一隻股票,跟你讀讀那些年報上的數字,然後給它一個目標價有多難?我相信即使不是大學畢業生,只要有一點財務及會計上 的知識,任何人都可以做到。但是有炒股票的人都知道,一隻股票由1元升到10元,中間一定出現了幾十次的上上落落。于這幾十次的上上落落中,真正炒好一隻 股票,于它身上賺大錢的人又有多少呢?我想大家心中有數。 |
2010年上半年对大多数投资者来说并非好日 子——上证指数下跌了26.82%,沪深300指数更是下跌了28.32%。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能够取得绝 对收益的投资者、投资机构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令人遗憾的是,这其中少见价值投资者的身影。
作为价值投资者,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毕竟,巴菲特有两条投资原则,第一条是“不要亏损”,而第二条是“不要忘记第一条”。按此来推,价值投资者似乎 更应该取得正收益。
我认为,半年的时间太短了,不足以对投资者的能力作出结论。我们以巴菲特的经历来作说明。
1966年, 巴菲特合伙企业创造了历史最佳的成绩,收益率高达20.4%,而道琼斯指数下跌了15.6%。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佳绩,主要是 因为四类投资中的Generals-Relatively Undervalued 类:
其收益主要来自于一项投资。此项投资是合伙基金1965年和1966年的最大单项投资,其业绩大幅超越了持股期间(1964、1965、1966年)的市场平均业绩。我认为它在未来3-4年内取得超额收益的可能性也非常大。这只股票的非凡吸引力和相对确定 的收益使我在1965年11月新加入了一条“基本原理”:允许持有单只股票不超过合伙基金资产的40%。
……这种集中投资的策略肯定会导致短期收益大幅波动,更中可以肯定的是,有些波动并不 让人高兴。在某些较短的期间内(短于合伙基金的报告期半年或一年),合伙基金的业绩已经出现过这种令人不悦的波动。所以,我认为频繁的业绩报告不仅愚蠢,而且会误导投资人。
问题是,国内的投资人能否都像巴菲特那样幸运——令人不悦的波动发生在半年之内,恐怕未必。事实上,即使是巴菲特本人,后来也曾有了买入一只股票(华盛顿 邮报)后浮亏两年以上的经历。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还可以知道,投资集中度越高,业绩波动越大,巴菲特的搭档查理·芒格就曾经深受其害[1]。今年上半年,知名价值投资人 李驰先生担任投资顾问的几只信托产品业绩排名靠后,也是因为集中度高,而重仓的金融股又表现不佳。
与芒格相比,巴菲特投资的集中度低一些,按我的理解,他更照顾合伙人们的感受。但是,在内心中,巴菲特还是更重视长期业绩。我们看同样是在1966年 度合伙企业报告中他是怎么说的。
到1965年 年末,我们在该项目上共投入1,956,980美元,持股价值 达到2,358,412美元,收益401,432美元。股票价格的上升阻碍了我们的投资计划。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希望股票价格降至成本线以下,这可能会影响合伙基金1965年的业绩,也可能会影响各位有限合伙人的好心情,但这会增加合伙基 金的长期收益——因为我们的收益源于不断地买入,而非卖出。
1966年,短期业绩和长期业绩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我们以前毫不知情的另一个股东,提出了收 购要约,这样合伙基金基本上已无可能进一步买入。在这种情况下,最佳的选择就是出售持股。
这看似增加了1966年的业绩,但我一点也不高兴,一座金矿转眼变成了一个土丘。如果1966年股票市场价格下跌5%,我们将能以更低的价格买入,合伙基金的长期业绩将更加理想。
手中的股票逆市上扬,巴菲特不喜反忧,估计有人会骂老人家得了便宜还卖乖。问题是,如果你着眼于长期收益,那么巴菲特的反应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大多数人 恰恰是追求短期收益的。
与巴菲特相比,塞思·卡拉曼似乎更加重视绝对收益。他曾经大力抨击机构投资者的相对表现定位。
相对表现是指不是以一种绝对值标准来评估投资业绩,而是根据与股市指数,如道琼斯工业 平均指数或标准普尔500指数,或者其他投资人的业绩的比较来 衡量业绩。多数机构投资者以相对表现来衡量自己的投资是否成功。希望取得较指数或者其他经理人更好表现的资金管理人可能不会关心自己的投资是否诱人,甚至 不关心投资的绝对回报。
在我看来,投资者完全不看相对表现也是不可能的,巴菲特本人早年曾这样阐述他的业绩目标:
我们致力于扩大合伙基金相对道琼斯指数的长期优势,而不关注基金某一特定年份的绝对收 益。在我看来,如果道琼斯指数下降25%,而合伙基金仅下降15%,这样的结果比基金和道琼斯指数同步上涨20%要好得多。
……我希望,长期来看,我们的年收益率超过道琼斯指数大约10%。也就是说,如果市场下降35%—40%(我认为这在未来十年内是很可能发生的),我们大约只会下降15—20%;如果市场基本持平,我们的业绩大约会在10%左右;如果市场上升20%或 者更多,我们将尽力达到这个水平。
我认为巴菲特阐述的这个目标相当合理,并且将它作为我自己的目标来努力。在巴菲特致伯克希尔股东的信中,每年也总不会忘了将当年的业绩与指数作个比较。
其实,尽管对衡量业绩标准的看法略有分歧,卡拉曼对“不要亏损”的理解和巴菲特是一样的,并不偏执:
我也认为防止出现亏损应是每个投资者的主要目标。这并不意味着投资者应永远也不要承担 任何可能出现损失的风险。实际上,“不要亏钱”意味着经过几年之后,投资组合中的本金不应出现明显损失。
根据这样的理解,价值投资者在今年上半年出现了暂时性的亏损并不可悲,而如果有人为了追逐短期收益而放弃了价值投资理念,那才真正可悲。
图1:巴菲特合伙企业1957-1968年收益率
图2:上证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2001-2010年上半年收益率
http://www.21cbh.com/HTML/2010-8-27/0OMDAwMDE5NDU0OA.html
大股东黄光裕与国美电器(00493.HK)的董事会之争,到底有没有回旋的余地?
“在管理层内部一直有主张双方和解的声音。”一位接近国美高管团队的人士在24日对记者透露说。
“虽 然高管团队力挺陈晓,但是在内部,他们并不愿意看到大股东与董事会直接走向对决,还是希望有回转的余地。”该人士说。据其透露,对于董事局目前回应黄光裕 诉求的方式,国美高管团队并不全然赞同,并认为处理方式也有欠妥的地方。事实上,高管团队的主流意见只是希望黄光裕家族回归大股东的本位,而让国美的“去 家族化”进程继续下去,而此事也凸显了中国家族企业规范化运营探路过程中的复杂和艰难。
“君主立宪派”
自从黄光裕家族与董事会矛盾公开后,国美管理层的态度有些微妙。
最 具代表性的一幕发生在8月13日,北京鹏润大厦国美电器总部的一间会议室内,李俊涛、孙一丁、牟贵先、何阳青四位副总裁,以及首席财务官方巍集体亮相,公 开表态支持公司董事会。其中被黄光裕动议点名要排挤出董事会的孙一丁更直言,“我们只做正确的事情,如果看不到企业未来的发展,留下就没有必要了。”此 前,国美总裁王俊洲、执行董事魏秋立均已公开表态,对“大股东行动很失望”。
高管层的态度,外界则将此形容为“集体倒戈”,毕竟,高管成员基本皆黄的旧部,深受信任,尤其是王俊洲和魏秋立两人,曾在黄光裕出事后被指定为其私人代表,授权可“按照有关董事会的指示签有关的文件”。
至 于倒戈原因,外界普遍的解读是,陈晓为首的董事会给予了这些高管股权激励,实现了利益捆绑。2009年7月7日,国美电器推出了“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 共惠及了国美各级高管105人,由黄光裕家族推荐的4名董事王俊州、魏秋立、孙一丁、伍建华,皆在“被激励”之列。在黄光裕家族看来,该方案目的则是“连 横争取全体国美高管”。
在“金手铐”之外,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吕良彪对此有着另一层的解读,“管理层的态度未必都一致,但是,他们有 共同的责任,就是如何尽快将国美稳定下来,在黄光裕与陈晓的对决之间,管理层最佳策略就是抱团取暖,一致行动。在这种前提下,某种仪式性的表态就成了一个 可选项。”
前述接近国美高管团队的人补充了另外一个重要细节,即高管团队和黄光裕家族其他成员存在利益冲突,尤其是黄光裕的两个胞妹。
据悉,早在黄光裕出事前的2005年,虽然其妻子杜鹃仍然担任CFO,但黄就曾开始试图主推“去家族化”,将两位胞妹逐步边缘化,其中黄秀虹出任上海大区总经理,负责地区业务。
而 在黄光裕身陷囹圄之后,此前部分已日渐远离决策圈的黄氏家族的成员希望再次进入董事会,这让国美管理层非常紧张,他们担心黄光裕家族成员再次介入国美的实 际运营,会破坏既定的职业经理人维持日常运作的架构。在该人士看来,这一为人忽视的因素,成了国美管理层集体倒向陈晓为首的董事会的一个重要诱因。
而 在黄、陈两人对决的态势下,其实部分高管团队更倾向于走有点“君主立宪”意味的第三条道路,一方面,他们并不乐见黄家重新介入执行层面,干预日趋规范化的 运营,无论上市公司还是自身利益、话语权,都会因此严重受损;另一方面,他们愿意尊重黄光裕家族的大股东地位。无奈目前大股东与董事局势同水火,这种“立 宪派”的声音在双方对垒的舆论声势下被掩盖了。
忠诚于谁?
国美大股东和董事局的争斗,无疑具有戏剧性和偶然性,然而,在大成 律师事务所资本市场部主任、大成纽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董华春看来,不应该太过意外。“双方都是在利用公司法律的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正当行使自己的权利,这 是一场正常的公司治理结构中控制权争夺战,在成熟资本市场经常发生”。
只是,对于一贯视董事会和管理层为控股股东“傀儡”的中国企业而言,这却还是一个新鲜课题。
根据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邓峰的介绍,由于历史因素,在中国的整个商业和法律文化氛围中,都一直倾向于把公司看成是股东的“手臂”和“私产”,董事会的独立地位和权威并没有得到足够的保证。吕良彪评述说,中国企业更习惯于“一元制”的权利架构体系。
在 大股东“一元制”管控的思维影响下,国内企业对于董事会独立地位和权威的漠视则属常事。邓峰就曾在国内法院里见过不少这样的纠纷案例:董事会发起前,众股 东就开始约定,大股东多少名董事席位,二股东多少。如果选举结果和约定的不一样了,就会产生纠纷。这种股东约定瓜分董事会席位的做法在我国并不鲜见,但若 放诸欧美,则属违法。
“董事必须经过选举产生,不能由股东瓜分名额,而且,不能说谁掌握了多少股权,就要有几个席位来向他负责。无论是谁担任了公司董事,都要向公司负责,或者全体股东负责。”邓峰说。
事 实上,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一般原则,董事会作为公司权力的最高行使者,对公司的经营全面负责。因此,一般而言,股东不应该越过董事会来直接管理公司, 如果股东直接越过董事会操纵公司的管理经营,那么常常是会被宣布为非法的。在邓峰看来,在上市公司中,董事会之于股东的关系,就像“代议制政府”一样,尽 管主权在民,但人民不能越过政府直接管理国家。
而在董事会,董事分为执行董事与非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中则根据董事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而分为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其中,只有非独立的非执行董事与其所代表的部分股东间存在代理关系。在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丁远看来,一家公司的 执行董事,他在公司领薪,其首要职责是公司经营任务,不应该只代表某一部分股东的利益。
因此,当一个家族企业开始逐步成为公众公司,掌舵的 家族就需要将自己对与企业的部分控制权,让渡给董事会,从“一姓之天下”的企业掌控者,向一个企业大股东的角色转变。其中,虽然大股东拥有董事的提名权, 但经选举程序产生的董事却要首先服从于“公司利益”,代表整个股东乃至所有利益相关方,而非控股股东。
对于国美电器而言,自从其借壳上市开 始,黄光裕家族不断减持股份,客观上推动了国美向一个公众公司转变的进程:2006年4月,黄光裕向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等出售股份,套现12.46亿港 元,持股比例下降至68.26%;2006年7月,国美电器换股收购永乐。黄光裕持股比例被摊薄至51.18%;2007年9月,黄光裕再度出售股份,套 现23.36亿港元,持股比例下降至42.84%;2008年1-2月,在黄光裕掌控之下的国美电器,高价回购了黄光裕所持的部分股份,黄光裕持股比例下 降至39.48%。
在这个过程中,公司利益与家族利益即有可能出现矛盾,甚至产生法律诉讼。国美董事会在8月5日,决议对公司的间接持股股 东及前任执行董事黄光裕提起诉讼,诉称黄光裕在2008年初后回购公司股份中违反信托责任,并要求黄进行相关赔偿。“董事会此次起诉行为具有合法性。董事 会作为受托管理机构,有权代表股东利益对于违反信托责任的董事提出诉讼。”董华春评点说。
公司属性发生变化,职业经理人的行事逻辑也自然随 之发生转变。在北大纵横咨询公司合伙人熊浩看来,评论国美高管层是否道德上有亏,需要从国美四类利益相关方的角度综合考量:第一是股东;第二是企业自身发 展;第三是消费者、供应商和内部员工;第四是对社会的公众利益。虽然民间普遍对于黄光裕家族持有同情态度,受访的专业人士则基本一致,这件事不能简单做道 德评价。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企业的创始家族就不得不考虑自身的定位。据清华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宁向东教授介绍,在美国,一般认 定一个企业是否为家族企业的标准是30%的股权比例,低于30%就被认为是公众公司。“那么,家族企业持续的生命力何在?主要是对于家族品牌的忠诚,而家 族成员之间的经验、知识传递也是无保留的。”
“立宪共治”
在吕良彪看来,国美控制权的争夺,是创始家族与强势职业经理人的利益争夺。一个需要正视的现实是,未来不少创始家族都将不得不学习如何与职业经理人打交道。
唯一不同的是,国美是因为黄光裕深陷牢狱之灾而发生剧情突变,而对于绝大多数家族企业而言,其创业一代无法逃脱自然的法则,不得不将控制权移交出去。
然 而,能够带领企业走向新高度的接班人个人素质要求很高。宁向东将一个成功的接班者的品质归结为四大要素:判断力、组织驾驭能力、商业机会以及政商关系,其 中,“判断力和组织驾驭能力的承袭非常困难,相当依赖个人素质与长期培养,有些人由于性格缺陷,天然地不能承担其掌舵者的角色”。
遗憾的 是,由于中国内地的独生子女政策,家族企业希望传承控制权的时候,接棒的选择面很狭窄。丁远与宁向东都对此表示担忧。让宁向东记忆犹新的是,1990年 代,他曾参与了香港地产巨头新鸿基(00086.HK)的家族子女培训,郭氏家族第三代几乎可以坐满一个教室,而他参加的国内某知名公司的培训,偌大的教 室只有两个人,“一个二代,一个职业经理人”。丁远则援引欧尚公司的家庭控制者,他们在家族内部建立了一个股票交易机制,并严禁家族股票外流。
由于国美是一家香港上市公司,事实上是可以通过设计优先股、普通股的区别来保障黄光裕家族对公司的投票权的控制,丁远认为包括黄光裕在内的中国企业家还不熟悉上述的游戏规则,亦导致其权杖的失落。
在宁向东看来,如果未来中国的家族企业不能顺利将控制权传承,就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资产变现走人,要么学习如何做股东”。如选择成为股东,就不得不精心去设计、维系一个“立宪”体系,处理好与职业经理人微妙的关系。
事实上,随着公司的成熟壮大,家族创始人或者家族的影响,整体会从有形的公司影响逐渐向无形的方式来进行转变,虽然仍可能是一个家族企业,但是同样会成为透明、规范的、公正运作的家族企业。
在罗兰贝格咨询公司合伙人丁杰看来,国美的成长某种意义上到了这样的阶段,“草根系的生长可能要转化为更精细、更有规划的成长,这背后需要人本身的转换”。
而 黄光裕在这方面其实是有考虑的。宁向东曾与黄本人有过接触,“我们曾经问过他,如果他重新去南城开电器铺,有没有可能做到国美今天的规模?黄的回答是不会 了,他很明白自己的成功具有偶然性。很多企业家其实看不到这点,这妨碍了他们规范化运营公司的视野。”而按照前述那位知情人士的说法,黄光裕早在2005 年就开始了国美职业化运营的进程,然而在家族内部却有完全不同的声音,也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这种异议在黄光裕入狱后被放大了。
“为什么欧美发达国家创始家族可安心做甩手掌柜,因为他们法制环境更为成熟,股东中往往以长期投资的机构投资者为主,能缓解创始家族在这方面的压力。”宁向东分析说。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很多中国家族企业而言,国美控制权的争夺只暴露了冰山一角,而还不是最糟糕的情况。对于准备或者已经踏上企业向“两权分离”、“公开化”转轨的道路的家族而言,一个现实的焦虑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保持家族对于企业的合理控制。
据 邓峰介绍,事实上,在欧美,在相关法律制度的设计上也有相应的安排,如分类股份,将公司股份分成AB股,投票权不一样,可以使得家族在公司的股权或者表决 权不被稀释,这样对其创始家族,有一种制度保障。但中国的公司法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而是采取了高度规制的方式,同股同权、一股一权等。所以在邓峰看来, 家族企业创始人或者创始家族在企业转轨、公开化的过程中也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相应的“焦虑感”。
“好的解决方案是公司法应当放松规制,允许公司自行探索一些制度创新,在法律的框架下形成一些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做法和制度安排,以满足不同的利益群体的诉求。”邓峰说。
就 在国美股东争夺正酣的时候,有意思的是,8月26日,苏宁电器(002024.SZ)在深交所发布《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苏宁电器拟向248位司龄达到或超过五年的员工推出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8469万份股票期权,占激励计划公告 日公司股本总额的1.21%,行权价格为14.5元。
其实,无论国美还是苏宁,在家族企业传承、维系未来可能不得不面对的“立宪共治”局面,思考仅仅是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