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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皮書:北京城遊蕩著大量“半城鎮化的人”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2242.html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北京藍皮書課題組1日發表的最新研究成果稱,在北京城遊蕩著大量的“半城鎮化的人”。這些常住外來人口在計算流入地的城鎮化率的時候被吸納,而在享受流入地的社會保障等方面不被計算在內,享受不到流入地的社會福利並被排斥。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日共同發布北京藍皮書《北京社會治理發展報告(2015~2016)》。藍皮書中《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社會階層結構分析報告》認為,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社會階層結構中,中產階層的比例小,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的質量低,而且他們的社會階層地位也比較差,社會階層區域分布失衡。

報告作者、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市情調查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李曉壯介紹,此項研究使用了2014年國家衛計委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以職業為基礎,分析了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的社會階層結構現狀。

研究發現,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社會階層結構中,中產階層的比例小,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的質量低,而且他們的社會階層地位也比較差,社會階層區域分布失衡。

數據顯示,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總數已經達到2170.5萬人,戶籍人口達到1347.9萬人,常住外來人口達到822.6萬人,其中,常住外來人口占人口總數的37.9%。

“如此規模龐大的常住外來人口勢必對北京市社會階層結構總體型態產生深刻影響。”李曉壯說。

調查發現,從出生年代上看,“80後”和“70後”是構成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的主要群體,兩者共占86.3%,“90後”占比超過10%,“50後”和“60後”占比較小。

這說明,“50後”和“60後”等“一代”人口群體已經開始逐步退出北京常住外來人口這個舞臺,“80後”和“70後”以及“90後”等“二代”人口群體已經成為北京常住外來人口的主力軍,同時,他們是勞動力群體中的青壯年,源源不斷地為北京勞動人口缺口提供補充。

從戶口性質看,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中的70%為農業戶口。從第一個特點,可以得出,青壯年占較大比重的常住外來人口中約70%具有農業戶口身份,這表明他們中很多都是社會地位不高的新生代農民工。同時,來京的30%的常住外來人口為非農業戶口。

報告說,這兩部分群體都在京居住半年以上,那麽,他們中有多少被統計入北京市城鎮人口,並貢獻城鎮化率?北京市相關部門並沒有公開的統計數據說明,但是,他們只能被稱為“半城鎮化的人”。換句話說,這些常住外來人口在計算流入地的城鎮化率的時候被吸納,而在享受流入地的社會保障等方面不被計算在內,享受不到流入地的社會福利並被排斥。

從學歷上看,來京的常住外來人口中有近60%為高中以下學歷,占有常住外來人口較大比重的青壯年大多是高中以下學歷,這表明,盡管他們能夠彌補北京勞動力不足的缺口,並貢獻一定人口紅利,但是,他們的學歷水平低,知識文化程度不高,職業技能也較低。所以,他們並不構成完整意義的人力資源,貢獻的人口紅利質量也不高,且亟須提升。

從戶籍所在地看,來京的常住外來人口主要是來自北京市臨近的河北省、山東省、河南省,三省流入人口共計占北京常住外來人口的約50%。

李曉壯說,從這三個省的情況看,他們都是人口大省、高考大省、農業大省,尤其是河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很多發展指標均低於全國水平(例如城鎮化率),至今還有300多萬的貧困人口。李曉壯預測,近階段在北京市產業轉移與河北省壓縮鋼鐵、水泥等高耗能、高汙染產能的轉接時期,河北省的產業人口擠出效應會大於產業承接吸納效果。上述這三個省份,尤其是來京的河北省的常住外來人口應該作為北京市以及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框架共同治理的主要對象。

分析顯示,從流動原因看,常住外來人口中90%以上都是來京務工經商,結合上述分析特點,可以得出,他們大都是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是務工而非經商。

報告稱,通常來說,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越發達,社會發展越進步,這一國家或地區的社會階層結構就越趨合理,即中產階層比例較大。根據目前北京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基本形成首都功能核心區、城市功能拓展區、城市發展新區、生態涵養發展區四個功能區圈層化的梯度格局。

但常住外來人口的社會階層結構並沒有按照四個功能區圈層化的梯度格局的邏輯發展,實際呈現的是,經濟社會越發達的地區,常住外來人口社會階層結構中的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所占比例越高。例如,首都功能核心區的東城區和西城區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所占比例分別達到86.9%和92.7%,城市功能拓展區的朝陽區等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所占比例在70%左右,城市發展新區、生態涵養發展區的懷柔區等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占60%、50%左右。

報告建議,提高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的社會階層質量,壯大中產階層規模;創造下層向上層流動機制,提升其社會地位;合理配置區域資源,優化社會階層結構的治理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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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管委主任:城市管理既要補短板 又要有“戰略忍耐”

11月26日,在由浙江大學、中國區域科學協會聯合主辦的“2016中國城市管理學科發展年會”上,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員會主任孫新軍稱,當前的城市管理非常複雜,面臨末端施力、“九龍治水”等難題。對城市管理者來說,缺的不是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而是如何解決問題。

他認為,在大城市,“大城市病”都是顯而易見,甚至是反複出現的,而且又跟老百姓非常接近,但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卻很難,甚至個案解決了,也並不代表著可以全局複制。針對這些難題,在實踐探索中,城市管理者既要補短板,還歷史欠賬,又要有“戰略忍耐”,對歷史有敬畏,對後人有期盼。當然還需要一大批具有國際視野、人文情懷和素養的管理隊伍。

城市管理的難題

孫新軍說,城市有規劃、建設、管理三道程序,但到了城市管理部門這邊,木已成舟。至於如何管理,就只能末端施力了。

他表示,如果規劃、建設部門“改規劃亂建設”,管理部門面對“已經端上餐桌的飯菜”,就只能“亂管理”了。比如供暖,北京每年竣工幾千萬平方米的建築面積,不論如何,城市管理部門都不得不硬著頭皮將暖氣接進去。他認為,當前城市管理面臨“緊平衡、缺彈性”的困境,因為對於城市管理部門來說,沒有辦法阻止,但又不能不管。

此外,城市管理還面臨著“九龍治水”的難題。他說,城市管理可以理解為無所不包,在老百姓看來,出現問題就都是管理問題,這導致城市管理部門每年會接到數百萬起投訴反映問題。現在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員會成立,才將過去分散於多個部門的職能綜合了起來,最後進行指揮、協調、監督、考核,才起到“九龍治水、一龍當先”的“龍頭”作用。

孫新軍還提到,由於城市管理部門的所有工作都是在眾目睽睽之下開展,躲無可躲,藏無可藏,一有矛盾馬上就會暴露出來,這給了職能部門一種無形的壓力。而且每年還會接到大量的上級批示,所以在城市管理領域一定要能夠忍辱負重,否則會扛不住巨大的壓力。

面對城市管理難題,他認為,從研究角度來看,重在提出棘手的問題,但在城市管理者看來,缺的不是要提出問題,而是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更困難的是,甚至個案解決了,也並不代表著可以全局複制。

城市功能疏解要多“留白”

孫新軍稱,之前,北京曾做過一項關於影響居民舒適度的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影響居民舒適度的因素,排在首位的是交通,而且是停車難,並非開車。由於停車資源不夠,導致居民下午4點就無心上班,而要回去搶占車位。其次才是擁堵。第三是霧霾,“這是誰都躲不過去的。”

他說,做城市管理,要兩條線作戰,一個是彌補歷史欠賬,另一個就是,要做讓老百姓滿意的事情,政府不能想當然的去做一些事情,要做到點子上,更多的體會他們的需求。

還有,在城市功能疏解方面,他認為,城市要多留點“沒用”的地方,即所謂的“留白”。騰籠換鳥要“多騰不換”,要換也換一些綠地、基本設施,把空間留下來,要清醒地認識到歷史局限性,有些事幹不了先別幹,要對歷史有敬畏,對後人有期盼,這也是一種“戰略忍耐”。有些事情暫時解決不了,也別著急,能控制住不惡化可能就是功勞。比如北京的停車難問題,目前正在努力解決,但這不是一兩天可以解決的。

除此以外,孫新軍認為,未來的城市管理離不開一大批具有國際視野、人文情懷和素養的管理隊伍。不管采取何種策略,應用什麽樣的新技術,都離不開情懷,因為城市管理需要精細化管理。只有重視老百姓的感受,為人民服務才能把這事做好,否則只有冷冰冰的技術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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