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7-27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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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W以前在周 刊做廣告推銷,係神童輝嘅主力手下,近年轉型做餐廳,先在駱克道,現於軒尼詩道/波斯富街經營日本家庭料理。呢日餐廳W搵咗昔年周刊老總L與財經記者C等 等上去試菜,帶挈埋左丁山。餐廳W親力親為,幾乎係兼職打雜,當今餐廳生意競爭激烈,生存不易,中小企老闆非施展渾身解數不可。我哋乘機訪問餐廳W:「最 低工資假若定於三十三元,對你有冇影響?」餐廳W話:「托賴啦,我哋叫做有啲生意,夥計數目亦唔算多,所以平時畀人工,時薪在三十元以上,最低工資如果係 三十三元,對我哋冇影響嘅,但我知道好多行家畀唔到呢個時薪,一般在二十七、二十八蚊左右啦。張建宗局長冇講錯嘅,有咗最低工資之後,一啲六十幾七十歲嘅 兼職洗碗清潔工、與有障礙嘅工人,係會解僱嘅嘞,畀三十三蚊,梗係會請個眼明手快,比較年輕兼做得嘢嘅啦,送外賣嘅老人家最受影響o忝。」 原 來餐廳W所言,與一般經濟學者嘅估計,大致相同。如雷鼎鳴教授講過,各國經濟學家對最低工資做過大量實證研究(empirical studies),已證明最低工資不會有利於年青人、老人及殘障人士,無助於推低失業率。如何民傑(西貢區議員)在《蘋果日報》評論版(七月二十日)所 講,最低工資會削弱社會上最弱的一群,呢個係客觀市場現象,不以個人立場(堅持或轉軚與否)為依歸。 飯後返到中環,地鐵站 見到旅遊S,醒起惡女珍,於是同佢開玩笑:「喂,上京推廣誠信旅遊啦,做好香港形象。」旅遊S話:「你咪咁天真啦,現實社會唔係咁美好嘅。我在內地一個大 城市行入一間旅遊社視察過,旅行社職員對一位女士講,嗱,我哋嘅香港團只收一千幾,隔籬旅行社嘅團,同樣住在××酒店,要收四千,落到去香港,主要目的都 係購物啫,參加我哋個團,慳番二千幾蚊,買多個手袋啦。位女士覺得幾有道理,於是選擇咗平價旅行團,點知道落到嚟要強逼購物兩萬幾銀至得o架。呢啲嘴頭, 日日發生,日日有羊生羊太上當,內地旅行社搵內地人笨,出事就影衰香港,冇得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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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专栏讲的是这个道理:在中国,以垄断专卖的方式实现的专营收入使政府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这种治理逻辑从来没有改变过。因此,历史上所谓的“轻赋薄徭”在大多数时候是一句谎话。最糟糕的政府是,一方面征收很高的税,另一方面还在靠垄断专卖获利。
专营制度的后果
在读中国史书的时候,当一个朝代被认为是盛世的时候,史家就会用这两句话来形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利用不竭而民不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下的财富日渐增多,可是老百姓的税赋却没有增加,国库里的钱越来越多,可是老百姓却没有觉得自己被剥夺了。
这是多么好的情况呀。可是如果你要钻牛角尖的话,就会生出一个疑问:天下的钱就那么多,如果老百姓的钱没有少,那么国库里的钱是怎么多出来的呢?这绝对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大秘密。
从有关史料看,早在宋代,司马光就对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这一理念提出过严厉的质疑,他在《迩英奏对》中写道:“此乃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
法的国家制度,其最终达成的结果是“利归权家”—由权势阶层独享经济利益。 刘师培进而指出,从历史经验来看,国有化制度的名义是抑制富商而有利于贫民,其实,它非但不能平抑贫富,甚至将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因为,“国家于一 切利源既向富民夺取,不得不假以特权,且司理其事,仍不得不用富商,故富商假国家之势以劫民财。”这里所谓的“富商”其实已出现了性质和身份上的转变,他 们不再是以市场化的方式获取利益,而是通过获得政府的授权以垄断的方式分享专制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商人彻底地丧失自主的能力,变成专制机器中的一个寄生 阶层。 刘师培在1919年就去世了,可是他说的话到现在还很新鲜。有时候,夜深人静之时,我翻读旧书,常常无言以对。【发在《第一财经周刊》的专栏】桑弘羊是汉武帝时期的财政大臣,他的“老师”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管仲说,万乘之国的人口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缴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 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如果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酌量提价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而在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征 税,不致引起人民的“嚣号”反对。
看到这里,你应该就恍然大悟了,原来管仲所实施的是变相的“人口税”,他在正常的税赋收入之外,增加了一块庞大的专营收入。用他的话说,表面上,国家并没征税,实际是“无不服籍者”。
当今所有熟悉经济学理论的人都知道,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赋,数百年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如卡尔·马克思就曾经论述说:“赋 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而当代的制度经济学也认为,国家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 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
这篇专栏讲的是这个道理:在中国,以垄断专卖的方式实现的专营收入使政府变成了一个有赢 利任务的“经济组织”,这种治理逻辑从来没有改变过。因此,历史上所谓的“轻赋薄徭”在大多数时候是一句谎话。最糟糕的政府是,一方面征收很高的税,另一 方面还在靠垄断专卖获利。 专营制度的后果 在读中国史书的时候,当一个朝代被认为是盛世的时候,史家就会用这两句话来形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利用不竭而民不知”,什么意思呢?就是 说,天下的财富日渐增多,可是老百姓的税赋却没有增加,国库里的钱越来越多,可是老百姓却没有觉得自己被剥夺了。 这是多么好的情况呀。可是如果你要钻牛角尖的话,就会生出一个疑问:天下的钱就那么多,如果老百姓的钱没有少,那么国库里的钱是怎么多出来的呢?这绝 对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大秘密。 从有关史料看,早在宋代,司马光就对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这一理念提出过严厉的质疑,他在《迩英奏对》中写道:“此乃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马迁书 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 桑弘羊是汉武帝时期的财政大臣,他的“老师”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管仲说,万乘之国的人口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缴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 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如果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酌量提价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而在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征然而在中国,自管仲、桑弘羊以来,政府收入却是由税赋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的,后者的实现,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完 成的。在这种体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这种不同的经济理念,其实正是中国与西方诸国最大的差异所在。
从管仲、汉武帝到今天,中国的朝代换了一茬又一茬,可是,上面讲的这种治理逻辑却从来没有改变过。
千年以来,除了朱熹产生过怀疑之外,很少有人真正的去思考过这一制度的利弊。一直到了清末民初,才有一个叫刘师培的学者对之进行了系统化的批评。他写 过一篇《论中国古代财政国有之弊》,对专营制度进行了详尽的解读,在他看来,这些制度的基本逻辑就是—“垄断天下之利源,以便其专制”,其手段则是“以国 家之手操纵商业”,就是将抢劫变成一种公开合法的国家制度,其最终达成的结果是“利归权家”—由权势阶层独享经济利益。
税,不致引起人民的“嚣号”反对。 看到这里,你应该就恍然大悟了,原来管仲所实施的是变相的“人口税”,他在正常的税赋收入之外,增加了一块庞大的专营收入。用他的话说,表面上,国家 并没征税,实际是“无不服籍者”。 当今所有熟悉经济学理论的人都知道,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赋,数百年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如卡尔·马克思就曾经论述说:“赋 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而当代的制度经济学也认为,国家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 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 然而在中国,自管仲、桑弘羊以来,政府收入却是由税赋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的,后者的实现,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完 成的。在这种体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这种不同的经济理念,其实正是中国与西方诸国最大的差异所在。 从管仲、汉武帝到今天,中国的朝代换了一茬又一茬,可是,上面讲的这种治理逻辑却从来没有改变过。 千年以来,除了朱熹产生过怀疑之外,很少有人真正的去思考过这一制度的利弊。一直到了清末民初,才有一个叫刘师培的学者对之进行了系统化的批评。他写 过一篇《论中国古代财政国有之弊》,对专营制度进行了详尽的解读,在他看来,这些制度的基本逻辑就是—“垄断天下之利源,以便其专制”,其手段则是“以国 家之手操纵商业”,就是将抢劫变成一种公开合刘师培进而指出,从历史经验来看,国有化制度的名义是抑制富商而有利于贫民,其实,它非但不能平抑贫富,甚至将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因为,“国家于一 切利源既向富民夺取,不得不假以特权,且司理其事,仍不得不用富商,故富商假国家之势以劫民财。”这里所谓的“富商”其实已出现了性质和身份上的转变,他 们不再是以市场化的方式获取利益,而是通过获得政府的授权以垄断的方式分享专制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商人彻底地丧失自主的能力,变成专制机器中的一个寄生 阶层。
刘师培在1919年就去世了,可是他说的话到现在还很新鲜。有时候,夜深人静之时,我翻读旧书,常常无言以对。【发在《第一财经周刊》的专栏】
http://epaper.nbd.com.cn/shtml/mrjjxw/20110901/2413858.shtml
中國遠洋(601919,SH)租船合同糾紛仍在發酵。
昨日(8月31日),有外媒報導稱,香港金輝航運有限公司警告中遠,如果其背棄租船合同,將面臨嚴重後果。這是中遠系列租船合同糾紛中首家公開表態的亞洲船東。兩個月來,中國遠洋因涉嫌拖欠租船費用,已被船東扣留了三艘船舶。
此前,中國遠洋堅稱,控制成本、調整租金是公司應廣大股東的強烈要求,中國遠洋所屬干散貨航運公司的行為符合廣大股東的根本利益,並認為所有的扣船事件 只是一個正常的合同業務糾紛。當天,記者就此事分別採訪了中國遠洋投資者關係部和金輝航運副總裁RaymondChing,但截至發稿時,雙方均未作出正 式回應。
據報導,目前,中國遠洋正在支付承租金輝航運船舶的所有款項,並未出現拖欠費用行為。但兩家公司已經在租船費率問題上發生了分歧。
RaymondChing表示,兩家集團之間在租船費率問題上有很多信件往來,且雙方已經在這一問題上發生了一些爭議。「不管交易對方是誰,拒絕支付租費都是不對的。我們不認為這是正常的商業做法。」他還宣稱,金輝不會容忍租費或其他任何款項長時間內被拖欠。
金輝航運上半年公司營業收入1.7億美元,增長3%,但其淨利潤卻降至5500萬美元,同比下降28%。
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航運業陷入低迷前,中國遠洋一直十分看好行業形勢,對航運市場執意「看多」,或許是導致中國遠洋在租船費用高峰期簽訂大量長期合同的重要原因。
有分析人士認為,中遠與船東因租費費率調整而屢次產生合同糾紛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說明中遠對未來市場行情的風險把握不足,尤其是在航運市場行 情很好的情況下,對未來形勢估計過於樂觀;另一方面,行業中因租費費率變化導致雙方調整協商的情況並不少,這造成中遠對風險的判斷產生麻痺思想。
隨著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距離美國政府被迫關門時間僅剩10幾個小時。人們對於政府關門後果的預期,有些是相當的簡單,認為會帶來不少好的消息。但事實上,美國政府關門所帶來的後果不僅不少而且還很嚴重。
ZH撰文評論稱,
首先,政府關門將可能增加預算赤字。對於政府的關門和重啟的花費是巨大的。回顧一下,美國政府1995年至1996年的那次關門直接增加了14億美元的財政赤字(以今天的美元來換算約合25億美元)。此外,對經濟增長帶來的震盪影響將削弱政府的財政稅收。最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政府關閉並不影響奧巴馬醫療改革的實施。因為這個改革是一個類似於醫療保險的權利。但是政府關門卻可以推遲美國公佈經濟數據。1996年那次,12月份的非農報告因為政府關門而延遲了兩週才推出。同樣,美聯儲和郵政局因為不依賴國會撥款,將不會受到關門影響。
簡言之,美國政府會關門,但財富效應將繼續。當然,美國政府的關門到底帶來多少後果,這是不得而知的。也就是說,只有在事件真正發生以後,實證觀測將是對政府關門造成的影響的最佳衡量指標。
對於目前能看到的影響,獲得認同度最高的是「市場壓力導致拋售,從而迫使兩黨達成協議。」
如果美國政府正的需要關門,那麼希望關門的時間很短暫——輿論嘩然和市場壓力將有望迫使兩黨盡快達成協議——因為短暫的數天關門將不會對經濟產生真正的影響,並且市場拋售也僅是一小部分而已。而且許多聯邦政府機構實際在政府關門後還繼續運行。
但一個顯著的現象是,多達百萬的聯邦僱員將被迫無薪休假。美國第四季度GDP增長也將會受到影響:如果美國政府關門數天的話,對經濟增長的淨影響為零。但若政府關門兩週,第四季度GDP增長將下降0.5個百分點。若關門時間為期一個月,美國第四季度GDP增長將下降2個百分點。當然,這些數值都是目前粗略的估計,含有較大的標準誤差。
美國政府關門帶來的不確定的影響比較重要的就是對消費者和企業信心的影響。修訂後的GDP數據顯示,2012年第四季度和2013年第一季度增長乏力,因為財政懸崖談判影響導致。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高度的不確定性。而這一次兩黨關於違反債務上限後對於美國政府關門的曠日持久的爭論,加重了消費者和企業對不確定性的擔憂。同時,不確定性也提高了美聯儲明年之前不會削減QE的機會。
昨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對美國及其盟友發出警告,稱對方利用烏克蘭危機“敲詐”俄羅斯是徒勞無功,俄羅斯的合作夥伴不應忘記,核大國之間的爭端牽涉什麽風險。
在接受白俄羅斯報紙Politika采訪時,出訪該國的普京指責美國總統奧巴馬,認為奧巴馬上月24日在聯合國大會上講話時公然稱俄羅斯侵略歐洲威脅全人類,這是對俄采取了敵對方式。他說:
“我們希望我們的合作夥伴要認識到,敲詐俄羅斯的企圖是徒勞無功,而且別忘了,核大國之間不和產生的後果可能影響戰略穩定。”
普京稱,奧巴馬上月稱俄羅斯在侵略歐洲,將這種侵略和埃博拉病毒、中東地區恐怖組織“伊斯蘭國”(IS)並稱為“人類面臨的三大威脅”。普京認為,
“綜合對我國所有經濟領域的制裁來看,這只能稱為敵對方式。”
普京說,試圖用“單方面的非法限制性措施”對俄施壓將影響危機解決。
“幾乎在決定施加新制裁的同時,又要達成和平進程的協議,我們怎麽可能在這種情況下談什麽制止烏克蘭的局勢升級?如果主要目的是孤立我們的國家,那種目標既是荒謬可笑的,也是虛無縹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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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通脹率出現近五年來最嚴重下降,薪資水平也隨之調整,受此影響,日本國民儲蓄率史上首次下滑。首相安倍晉三為複蘇經濟而面臨的挑戰加劇。
日本內閣府稱,日本截至今年3月的儲蓄率為-1.3%,是1955年以來首次出現負值。厚生勞動省則在周五表示,11月實際工資增速同比下滑了4.3%,連續第17個月下跌,創2009年12月以來最大跌幅。
更高的消費稅和央行的超級寬松拉高了生活成本,縮減了家庭預算,抑制了消費。內閣府表示,消費者將存款取出,以趕在4月消費稅上調前購買商品。對此,安倍的任務是說服企業在明年春季的勞資談判中同意加薪,以維持經濟複蘇。
曾在日本央行工作的瑞信銀行經濟學家Hiromichi Shirakawa對彭博新聞社表示,“日本家庭正遭受實際收入下降之苦。”
安倍正努力使經濟實現良性循環,即高收入提振消費支出,消費增長又帶動企業擴大投資規模、提高薪資水平。日本經濟財政大臣甘利明上周表示,明年政府將力爭使薪資增速跑贏通脹。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則稱,他對春季勞資談判表示“強烈關註”。
華爾街見聞昨日文章提及,日本經濟現狀並不理想。家庭支出連續第八個月下滑,經通貨膨脹調整後的家庭支出同比下降2.5%。本月初,因擔憂日本財政整頓難以實現等因素,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穆迪下調了日本的主權信用評級。
就在昨日,日本內閣批準了3.5萬億日元(約合291.7億美元)的額外經濟刺激方案,將於2015年1月9日起開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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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斯克和平談判前夕,美國總統奧巴馬警告普京稱,必須抓住此次機會就不斷升級的烏克蘭危機達成一個外交解決方案,否則就冒險承擔後果。
奧巴馬周二致電普京,表達了對烏克蘭危機在深化的擔憂。就在前一天,奧巴馬還首次證實,已要求政府官員考慮為烏克蘭政府軍提供致命性武器對抗親俄武裝分子。
白宮周二在一份聲明中稱,“如果俄羅斯繼續在烏克蘭采取為反政府軍提供軍隊、武器和資金支持等激進行動,俄羅斯要付出的代價會增加。”不過,該聲明並未陳述具體的代價是什麽。
在奧巴馬致電普京之前,俄羅斯安全委員會秘書Nikolai Patrushev指責稱,通過潛在的為烏克蘭提供武器的計劃,美國試圖將俄羅斯直接拖入戰爭。
美國正試圖將俄羅斯拖入國家間的戰爭,通過烏克蘭事件達到其顛覆(俄)政權並最終瓦解我們國家的目的。
他補充道,開始提供武器這樣的援助將是“美國直接參與沖突的又一個證據”。他還警告稱,如果美國邁出這一步,沖突只會“進一步升級”。
據英國《金融時報》介紹,Patrushev 是普京最親密的夥伴之一。他曾是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前局長,也是普京賴以治國的安全大員之一。
該報稱,Patrushev 言論加速敲響了好戰的鼓聲,讓許多俄羅斯人相信,俄領導人正在準備加入到一場更為廣泛的戰爭。
盡管語氣強硬,但俄羅斯仍在尋求與烏克蘭達成停火協議。本周三,普京將與烏克蘭、俄羅斯、法國和德國的領導人在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舉行的一個峰會上,試圖重新簽訂去年9月訂立的、名存實亡的停火協議。
根據聯合國本月3日發布的統計數字,烏克蘭危機爆發至今,已有5358人在沖突中喪生,生活在烏東部地區的520萬民眾面臨生存危機。
美國智庫分支——莫斯科卡耐基中心( Moscow carnegie centre) 主任Dmitri Trenin告訴英國《金融時報》,俄羅斯政府將把美國為烏克蘭提供致命性武器視為“改變了整個遊戲”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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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圖)
最近,國家審計署公布了一個數據,在某項調查中發現有5個市縣已建成的5.75萬套保障性住房閑置,而僅貴州省貴陽市,就有30855套保障房未分配。一些保障房小區房子雖已建好,但是水、電等還不能入戶,配套設施極不完善,老百姓遲遲住不進去。
保障房長時間閑置,一旦成為新聞往往動輒涉及幾萬套。這不是第一次有這類新聞爆光。2013年,山東省審計機關對全省15市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進行審計發現,該省有9個市、40個縣的1.29萬套保障性住房處於閑置狀態。而河南省審計廳發布的2013年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蹤審計結果顯示,河南全省已建成的保障性住房中有2.66萬套空置超過一年。
坦白說,保障房出問題不是新聞,而且保障房出問題將會在未來長時間中不斷冒出來。為什麽?因為一種產權不甚清晰、管理比較落後,同時經由非市場手段分配的“物品”(無法將其歸類為商品),而且是規模極大數量極大的“物品”,出現問題是符合邏輯的。
人們不是傻子,建好的功能齊全的房子不去住。閑置是因為這種房子實在無法住。貴陽的保障房水電沒有入戶,在很多地方,即使水電入戶,保障房的入住率也非常低。很簡單,因為相當多的保障房地理位置偏遠、房屋質量差、小區管理水平低。2013年,筆者曾經去過南京的一個保障房小區采訪。該小區距離市區非常遙遠,周邊沒有公共交通,從主城區到該小區需要近兩個小時,而該小區的周邊甚至沒有一個像樣的市場。總之,環境和管理極差。
有人說,保障房本來就是給租不起房子的低收入群體居住的,能指望好到哪里去。問題在於,即使是給低收入群體,保障房也要有起碼的質量保障和配套標準。我當然不是說中國的保障房質量都如我在南京看到的例子那樣,但顯然,類似的並不在少數。
問題出在哪里?是保障房政策錯誤嗎?可是在香港、新加坡、倫敦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同樣有保障房。建造保障房的大政方針當然沒錯,但我們建設保障房的手段和方式顯然出了問題。我們知道,中央在十二五規劃提出建設3600萬套保障房,也就是五年內要建設這麽多,其中2011年要建設1000萬套。到今年為止,這些保障房理論上已經全部完成了。但回過頭看,很多地方值得商榷。
首先,在短時間內建設這麽多保障房,會對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形成巨大壓力。以2011年的任務1000萬套來看,1000萬套保障房的建安成本(即房屋建築成本和房屋設施設備安裝成本)約1.3萬億元,每套房平均13萬元,按平均75平方米計算,每平方米1733元。1.3萬億元中,約8000億元由社會籌集,即用賣房的方式收回投資,如經濟適用房、兩限房和棚戶區改造的置換等;約5000億元要政府支出,其中中央財政補貼1043億元,地方需要支付4000億元。對於地方政府來說,出讓土地本身就減少了本來可以出讓給商業開發的土地出讓金,又要在一年內承擔這麽高的建房成本,一反一正,地方政府自然壓力山大。此外,地方政府的實際支出並非只有建安成本,還有土地的開發成本、征地拆遷的成本、市政交通配套的成本以及教育醫療配套的成本等等,至少還要包括園林綠化和能源供給的成本。細算個賬,大約還需要翻一倍的支出。保障房土地可以不算錢,但政府的土地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要花錢征用的。試想,地方政府建設保障房的動力事實上不足,這就導致很多保障房建設降低開發投入,或者提供極為偏遠位置的土地。
其次,保障房本身產權歸屬非常複雜。目前我國的保障房是一個大框,什麽性質的都往里面裝,包括廉租房、經適房、棚改房、公租房、兩限房、自住型商品房,大概有近十種之多。這些保障房里,有的完全沒有產權,有的需要達到某個年限才有產權,有的只能租賃,有的需要通過單位申請,總之,各種情形都有。在這種混亂的產權狀況下,一方面,容易出現腐敗,很多比較好一點的房子被各種名義給到非適用群體,還有很多更改產權進入商品房市場;另一方面,比較差的房子沒人住,很多人放棄購買甚至放棄租賃,因為性價比不高。
總之,房屋閑置說白了是人們用腳投票,證明它存在著問題。即使是在房價總體高企的今天,本應該是稀缺資源的房子都會閑置,充分說明,不按照市場的規則配置資源會造成極大的浪費。
今天,全國商品房庫存極高,大部分城市出現房屋供過於求的情況。在這樣的情況下,保障房被市場“嫌棄”的情況可能會越來越嚴重。而隨著時間的推進,保障房的房屋質量問題可能也會越來越嚴重。換個角度想,如果當初保障房少建一點,每年推進的數量少一點,但總體建設質量高一點,產權歸屬更清晰一點,會不會沒有那麽多問題?